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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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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對於財稅改革的認識的來看，當前民眾對於通貨膨脹率、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生僻的貨幣金融概念已經不再陌生，而以預算為核心的財政歷來給人的印象是“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不清”，雖然一些財稅專傢具有較深的理論造詣，但能夠洞悉中國財政運行的專家為數不多，財稅改革的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的脫節難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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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如何應對美國升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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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的美國加息，終於在上周三變成現實。當天美聯儲自2006年來第一次升息，將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上調25個基點，至0.25% - 0.5%的區間，一舉結束了美國利率長期接近零的局面。美國的利息走向，從來是國際金融市場重點的關注。惟此次美國加息，特殊之處在於同中國經濟有緊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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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動美國走向金融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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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中國新華社發表評論稱全球“脫美國化”的時機已經到來，它呼籲建立一個不依賴於美國的“新的全球金融體系”。對於業內人士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央行自信貸危機爆發後就一直在呼籲結束美元時代。2009年，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打造“一個獨立於各個國家的並能保持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他的邏輯是通過將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特別提款權可以作為一個真正的超國家貨幣取代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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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司高負債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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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截止去年底，中國私人部門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131%。盡管遠低於美國和英國（兩國的這個數字約為200%），但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個數字已經非常高了。發展中國家的正常水平約為50%。
更令人憂心的是債務增長的速度——這是出現財務問題的重要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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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解讀「年內資本項目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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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長周小川22日在參加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時透露，今年作為“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將努力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周小川的講話，明確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時間表，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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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降準能否引領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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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民銀行而言，降準一直是貨幣政策放鬆的一個最主要的常規工具。近期外匯占款的持續下降，以及國內經濟走低，工業生產品價格持續47個月通縮，央行降準的壓力在春節前便一直存在。然而，歲末年初，人民幣存在大幅貶值壓力，這使得中國央行對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不得不採取頗為謹慎的態度。直至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各國提出提振全球增長，避免競爭性貶值的共識，中國也承諾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緩釋，結合當前資本外流渠道有所收窄，央行才再度開啟常規寬松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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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QE隱然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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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央行5月10日再度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5個百分點，同時也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從基準利率的1.3倍調整為1.5倍，這是近半年內第三次，凸顯當前大陸經濟形勢嚴峻，雖然符合市場預期，但宣布的時間點仍然出乎一般預料，而且由於宏觀經濟下滑的壓力猶存，市場預期大陸還有可能進一步寬鬆政策來穩增長、抗通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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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QE或是美國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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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能看出的中國經濟減速，對於美國來説，正在逐步成為頭疼的因素。人民幣匯率下跌，成為美國過分袒護美元導致美元升值的因素。已經開始出現如果中國加入貨幣量化寬鬆的隊伍，將出現何種局面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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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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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悖論”最初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上世紀60年代末提出，這個悖論與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標有關。簡單來說，無法同時追求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只能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中國有固定但可調整的匯率，想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還承諾放開資本賬戶。這三樣裡面肯定得舍棄一樣，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不得不將註意力放在貸款的快速增長上——今年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再次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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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賭博：刺激增長和調整結構可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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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寬鬆政策意味着更多債務，而目前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及決策者擔心中國經濟的總槓桿已經遠遠超過經濟產出。不斷增加的債務或許會幫助政府實現今年的增長目標6.5%-7%，但代價就是銀行為苦苦掙扎或者實際已經破產的公司提供更多貸款，因此承受更大負擔。該政策還可能淡化領導層的一項承諾，即關閉那些正在生產沒有銷路的工業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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