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與21世紀的類比差別

研究國際關係的人經常參照比較的背景，是19世紀的英國、美國、加勒比海。他們擔心的是：萬一將來美國把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讓給」中國，就像是當年英國把加勒比海「讓給」美國一樣，則台灣就成為中國的俎上肉。英國當年在加勒比海退讓，是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台灣若是現在越站邊靠美國，將來萬一美國也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撤離西太平洋，我們的處境就極為危險。不選邊，就是避免惹怒地頭蛇。

所有對「未來」的分析都基於一些假設，前述的分析也是一樣。但是在我們檢視這些假設之前，讓我們得先檢視一下「選邊」這個字的現代意涵。1860年開始的英美爭鋒，爭的就是一個「加勒比海地區霸權」。在那個時代，美英相爭的面向相對較窄，加勒比海當年甚至沒有突出的經貿運輸地位，卻有「美國後院」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美中之間的對峙，早已從狹義的「海權」爭議，跳躍到關稅貿易、匯率操控、科技產業、人工智慧、財務融資、智財保護、電子商務、強迫技術移轉、政府補貼、一帶一路、5G與6G規格 ⋯⋯。這麼多的面向，「選邊」一詞要如何適用，恐怕不容易定義。一旦扯進cyberspace，「地頭蛇」三個字根本就沒有意義，因為cyber這個字就完全與「地理」無涉。

例如5G、6G，如果將來市場上有兩種規格（美規、中規），而跨規格之間用前一代4G銜接，則台灣要美規還是中規，能夠不「選」嗎？又如果中規的華為晶片有後門疑慮，國軍擔心作戰指揮系統在關鍵時被癱瘓，那麼我們還有選邊的空間嗎？復如政府補貼、強迫技術移轉、司法偏袒，中國政府也經常用相同方法欺負台商；這樣不公平的商業競爭，幾乎是用國家力量去壓榨台灣企業，我們的政府難道不該要求對岸改變？這種為台商爭權益的事，只是碰巧與美國立場同調，這算不算選邊？

再談電子商務，所有十四億中國人在對岸網路封鎖之下，上不了台灣的momo網採購、上不了Amazon，更上不了成千上萬家用FB或Gmail做聯絡平台的美國、台灣中小企業窗口，但是所有美國3.5億人、台灣兩千多萬人都可以上阿里巴巴、淘寶等所有購物網站，如此明顯的不公平電子商務，美國對中國提出挑戰，台灣呼應就算是選邊嗎？

地緣政治只是考量之一

前述「不要在強龍與地頭蛇之間選邊」，其實是國際政治中「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標準思考，歷史上許多國家都面對過類似問題。但是偏偏，最近二十幾年世界改變非常大，有許多國際政治事務根本與「地緣」扯不上關係。老一輩的學者用自己習慣的「地緣政治」理論去分析事情，就會失之狹窄。以下讓我做一些延伸。

21世紀美中之間的鬥爭，雖然南海海權爭霸與19世紀的英美加勒比海相爭相似，但是如前所述，有其他超過一打的面向，每一個面向都扯上複雜的政經、科技關係，幾乎與狹義的「地理」沒有什麼關係。這樣的局面，與當年英美相爭根本無法比擬。

蘇起教授指出，亞洲國家日韓菲泰澳星，雖然是美國盟友，卻也表示要同時與美中交往；言下之義是：台灣亦應如此。但是這裡的用詞定義有些模糊：同時交往歸交往，但就前述十幾個議題，日韓菲泰澳星恐怕確實有許多面向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

例如歐美日三方宣言明白指斥中國政府補貼企業之不對，那是歐日選了邊；日星韓美等對於電子商務資訊流通的立場，與中國針鋒相對，那是日星韓在這個問題上站了邊；對於華為晶片與設備的購買，東南亞許多國家如果與美國有軍事通訊合作，最後也許也不得不選邊；中國對於智財保護的偏袒，許多東亞國家也深受其害，立場上也與美國同邊 ⋯⋯。凡此種種，都顯示21世紀與19世紀中葉已經無從比擬，現在的爭霸鬥爭，涉及十幾個面向的合縱連橫，絕對不是「同時交往」這麼簡單。

其他國家的廣義選邊

關於歐美日紐澳等的「選邊」決策，如果不從「美中相爭」的角度去看，也許更能有所啟發。大約五年前，日本國內也在討論要不要加入當時歐巴馬主導的TPP。日本的研究指出，TPP雖然有降低關稅、拓展貿易的優點，但是也壓縮了日本若干產業的國內政策空間，政治上也會有阻力與衝擊。最後安倍首相決定加入TPP的主要考量是：將來的西太平洋經貿，大概只剩下TPP與RCEP兩個區塊，一是美規、一是中規。美規的TPP，是一個政府角色少、政治民主、正港市場經濟的體制；中規的RCEP，則是一個政府無所不在、政治極權、市場經濟大打折扣的體制。

安倍內閣認為，到最後不是產業模擬利弊得失或地緣政治的分析，而是國家要擁抱民主體制或非民主體制的選擇。這樣的選邊，其實是個民主生活、營運方式的選擇，而不願融入一個「企業隨時會被國家公權力對付、jaywalking將來可能不准買高鐡票」的非民主、非法制的體制。今天台灣如果選邊，多少是因為民主生活方式的選擇，而不是地緣強權的依附。

我們與前述日韓菲泰澳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從來不准台灣有「同時與美、中交往」的空間。我們即使「自制」我們的國際交往，還是動不動要看中國的臉色。買防衛性武器？不行；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見面？不行；台灣官員進白宮？不行；文件上出現Taiwan Sugar Corporation？不行；大學名稱叫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不行；台北主場APEC會議？不行；台灣加入國際健康防護網？不行；航空公司劃位選台灣？不行；某某國際名人訪問台灣？不行 ⋯。這些，都是台灣人民心中的痛。

我們的問題是：台灣在中國心中是如此的受到鄙夷，這樣不行那樣不行，我們要怎麼有尊嚴地「同時與雙方交往」？如果要妥協一點尊嚴，要妥協到什麼程度？在許多國際場域中，香港的施展空間還比台灣大，只因為他們以前乖乖地接受一國兩制。香港反送中之後，台灣的民意幾乎一面倒地反對一國兩制，我們又怎麼可能有尊嚴地與中國交往？這是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只要求交往，而不談交往的「條件」。

三角形的逐漸變形

前述「與雙方同時交往」的概念，其實也與蘇起的「大三角」論述相一致。所謂大三角，也就是美、中、台之間的關係。蘇起先生曾經指出：90年代，台灣可以把美、中、台關係玩到「一個尾巴搖兩隻狗」的地步，展現台灣在三角關係中的靈活。台灣做政策思考，當然要對國際環境變化的反省與觀照，並做必要的調整。在此我要指出，當下局勢已非90年代可比。

海峽兩岸局勢過去三十年的改變，一方面呈現在美、中、台三方經濟實力的消長，另一方面則是反映在川普上任之後台灣大三角的角色被邊緣化。簡言之，台灣現在能夠玩的槓桿籌碼，比以前少了許多。有些人擔心：如果台灣失去槓桿，只能是美中「雙邊」拉鋸之間的小配角，則我們變成美、中衝突附帶傷害（collateral damage）的機率就會增加。這個看法與前述「不選邊」是一致的。我的看法頗為不同：我認為，台灣失去槓桿角色是必然，但這只是表示我們需要新的戰略定位，而不是「卸除槓桿即無死所」。

我想先從美、中、台三方「經濟實力消長」這一點談起。九二共識是1992年所談，WTO成立是1995年，中國加入WTO是2001年，台灣加入WTO是2002年。由於相關時點太多，趨勢又沒有太大變化，為了簡化分析，我就只分析三個時點。

在1992年，美、中、台三方GDP的占比是91%、5.9%、3.1%。在2000年，美、中、台三方的GDP占比大約是87%、10%、3%；在2017年，三方占比改變為60%、38%、2%。三十年間經濟實力改變的原因卑之無甚高論，就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其年成長率動輒8%、10% 甚至更高。在此期間，美、台的經濟成長率頂多就只有三、五趴。中國與美、台經濟成長率差這麼多，三十年下來當然會產生重大改變。

中國經濟成長快，美國、台灣成長慢

關於美、中、台的經濟成長率差異，這裡要說明三點：一、過去這三十年並不是美國、台灣不爭氣，而是中國成長太快，使得彼此相對版圖產生了重大的改變。二、中國的快速成長，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發展策略有什麼偉大，也不是台灣戒急用忍／大膽西進的政策所能改變。中國原本的經濟基礎相當弱，「基期」數字非常低，只要政治環境穩定、裙帶資本不太嚴重，在經濟發展初期投入驅動（input-driven）與效率驅動（efficiency-driven）的階段，經濟成長率絕對是非常高的。台灣及亞洲四小龍在2000年之前，經濟成長率8% 以上的也非罕見。三、可是到了經濟發展的後續階段，「報酬遞減」法則必定會發揮威力，亞洲四小龍雖然當年威風，現在也無法維持四十年前動輒8% 的高成長率。換言之，越接近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成長率就會慢下來。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投入驅動與效率驅動的階段即將過去，其經濟要持續成長，終究要邁入「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屆時決定中國成長的關鍵因素，是他們的科技實力、創新動能與育成環境。如果要我大膽猜測，美、中雙方的GDP之比例，大概就是收斂到接近五五波，頂多只有小幅修正。至於台灣在美、中、台三邊的占比，在均衡時，大概就只有1.0% 至1.5% 左右。

大家不需要拘泥於以上數字變化的可能小誤差，而要思考這些經濟數字變化給我們的戰略啟示。在二十年前，美、中、台之間 87/10/3的實力，美國還是超級大，台灣大概接近中國的三分之一。當時美中之間的對話劇本也許是這樣的。美國：「老弟，我忙著在對付反恐與中東，希望你不要在東亞給我惹麻煩」；中國：「老大，只要台灣別刺激我，我就不會招惹你」。

在這樣的默契之下，老美定下「秩序」要台灣依循，而在這個大秩序之下，台灣可以適度折衝，甚至左右逢源，做到「尾巴搖狗」的地步。我認為，當年的政經實力決定老美的戰略格局，而這個格局，正是「九二共識」的醞釀背景；那是一個美國默許的「秩序」，也是中國認可的「不刺激」底線，台灣也就可以在美中默契之下「悶頭賺大錢」，賺錢之外可以偶爾槓桿玩一下，但是不能過頭；這就是當年的「大三角」遊戲。

「大國崛起」的Thucydides結構衝擊

但是如前所述，即使當年台灣所有政黨都同意在美中默契之下「悶頭賺大錢」，二十幾年下來，經濟大環境終究還是會改變，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成長初期速度，必定大於美國、台灣的後期成長引擎。前面的台灣、美國車開得慢，後面的中國車開得快，追上去縮短距離是勢所必然。台灣在「大三角」賽局中角色逐漸邊緣化，其實是經濟實力消長的結果。

綜合以上，我們觀察到三十年前的時代背景的三個環節：A．三十年前美國是政經實力的絕對老大，其戰略焦點在中東、俄羅斯；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只是要維持區域穩定，叫小老弟安分。B．當時台灣的實力約為中國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確實有槓桿美、中雙方的能耐。C．中國了解以上，也願意在美國默契、台灣安靜的前提下韜光養晦，努力發展經濟。但是二十幾年之後，A B C的環境都改變了。

就美國而言，在2017年美／中之間已經是6/4的實力比，老美絕對不再是單方的氣氛設定者、規則制定者。美國即使今天還是老大，也得面對老二幾乎明目張膽地挑戰。就中國而言，2008金融海嘯中國扮演世界關鍵角色，給予該國非常大的信心，決定從韜光養晦中破繭而出。習近平一帶一路、亞投行、南海爭霸、2025等計畫，加上「民族偉大復興」的民粹召喚，更是引發修昔底恩（Thucydides）兩強終極對決的普遍疑慮。就台灣而言，我們的經濟實力在2017年與對岸拉到將近相差20倍，也消蝕了我們「左右逢源」的客觀實力。

明乎以上，中國對台灣乃逐漸收緊箍框，只談一中不提各表、鼓吹一國兩制、提出《告台灣同胞書》、奪走台灣邦交國、大力支持親中代言人，步步進逼。中國今天的姿態，早就大異於二十年前。此外，中國今天以40/60的實力直接挑戰美國，美國也沒有什麼必要對經濟實力只有1.5% 的台灣給太多的權數。三角癱塌成為雙邊，不足為奇矣。

失去「槓桿」角色，台灣何去何從？

如前所述，過去二十餘年，因為世界經濟實力挪移，美、中遂進入直接對決的階段。2020年的今天，大三角不見了，變成「美中雙邊摔角」，台灣失去了槓桿的角色，要怎麼辦呢？我的看法是：既然不再有「三角」，我們就不得不在美／中雙邊之間，做巧妙的、關鍵的選擇。中華民國是小國，不可能在美／中角力戰場扮演太多拋頭露面的角色。台灣只能就精確擇定的少數戰場，做好「扭轉戰局」的關鍵角色。所謂扭轉戰局，英文是pivotal，意指小小扭轉當下的角度或切入，期待結構性地大大改變戰局。

大家當然會問：pivotal的角度有哪些呢？我們要怎麼尋找呢？如果中國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則台灣真的很難找到破綻，做pivotal的切入；事實上，如果中國真的自由民主，台灣民眾恐怕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厭惡它。但是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它有許多的制度性缺陷，它也用帝國君臨的嘴臉，四處欺負周邊鄰國，這不但使台灣民眾難以吞嚥，也使得中國必然呈現若干罩門。

例如，中國政府要倚賴網路管制，去遂行其思想檢查、高壓統治。但是這樣的網路封鎖、管制，必然產生許多不合理的貿易障礙、不公平的市場准入、強制資料在地化等缺陷，令許多民主國家十分厭惡。又如，中國堅持司法臣服於黨，就引發了香港的百萬人「送中」示威，也幾乎引起眾怒。台灣如果能夠就這些罩門努力思考分析，必然會找到一些值得切入的戰略點。

此外，以前在「大三角」時代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較少，但是今天美國與中國衝突的枱面化，美中直接對幹，台灣的pivotal角色自然就會出現。例如，中國製造2025計畫涵蓋的科技面非常廣泛，出現一大堆台灣在科技面可能扮演角色的利基；我們如果盤點一下，就能發現台灣pivotal切入之所在。台灣在美、中科技爭覇戰局中要站哪一邊，絕對有關鍵性的影響。

從韜光養晦到大國崛起

蘇起先生分析兩岸地緣政治，認為中國的大國崛起是韜光養晦40年，「練就一身肌肉」後的必然，與19世紀美國崛起相仿。從經貿的角度，我認為這樣的分析也簡化了些。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1979年，如果從那個起算，到2019年確實是40年。但是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阻力不小，真正的全引擎啟動恐怕要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起算。2009金融海嘯之後，中國已經信心大增，為習近平三年之後掌權的「大國崛起」鋪了心理基礎。所以嚴格來說，中國真正韜光養晦練肌肉，只有20幾年的時間。這一身肌肉是否足以與美國展開全面性「自由搏擊」，恐怕是有爭議的。美國與英國的加勒比海衝突是在1860年左右，而美國早在1853年就已經有黑船艦隊侵入日本的實力。美、西開戰，更要拖到1898年。歷史告訴我們，要挑戰霸權，實在是急不得的。

就經濟發展第三階段所需要的「科技創新」動力而言，中國韜光養晦顯然養得還不夠，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大概比理想發動時機早了十年，所以才會在中興、華為等事件後，講出「長征」那麼臥薪嘗膽的感慨。中國太過簡化21世紀的強權鬥爭，以為那只是比GDP數字、比南海填礁的面積、比航空母艦的興建；殊不知21世紀的經貿、科技面向太廣太多，在許多面向中國離美國都還有一段距離。

更何況，經貿事務不是海權、不是民族主義鬥爭、不是「我要取代你，我要當老大」的地緣生死搏命。經貿應該是互利互惠的雙贏，從來就不該是零和賽局。中國以黨國不分的集權體制強力補貼企業，其經濟運作模式與西方市場經濟完全扞格，卻想要在類似「中國製造2025」的這麼多產業中，靠著政府補貼「擊敗」歐美先行者。這樣的太早放棄韜光養晦、這樣的大動作崛起、這樣的多面向開戰、這樣的爭霸戰略，恐怕是個重大錯誤。也幸虧老共犯了錯，台灣才能有更多喘息的空間。

從leveraging改為pivoting

如前所述，在美／中對衝（而非三角）的局勢中，台灣只要仍然掌握相當關鍵技術，中國只要仍然以帝國強權的姿態霸凌隣居，共產黨只要繼續用種種不自由民主的方式做集權統治，我們就有執行pivotal戰略方案的切入點。推其極限，我們可以在關鍵處站邊，技巧性扭轉戰爭方向，達成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三角癱塌成雙邊，已成定局，台灣則必須將三角槓桿改變為關鍵扭轉。環境改變了，台灣卻仍然迷迷糊糊地抱緊二十幾年前的地緣政治概念，是昧於形勢的。

過去500年來，世界從來就沒有擺脫帝國強權的陰影。殖民侵略、世界大戰、冷戰對峙，台灣始終是在強權壓制之下掙扎前行。「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在20幾年前也許是強權勢力之下的生存妥協。但既然是生存策略，當然要隨外在環境改變而調整。「三角」既已塌陷，槓桿即無所附麗。台灣不進入賽局則已，若要入局，則當然要發揮pivotal的影響力。兩隻大象打架，台灣不能只是怕被「波及」；我們是躱不掉的。但是台灣入局並非像是球賽啦啦隊那樣為一邊狂呼口號，而是要冷靜地尋找大象的罩門，全面性發揮我們的專業。

在美、中、台二十幾年前leveraging的賽局中，美國老大基本上想要維持局勢的穩定，老大不希望兩岸「亂套」。可是在現在pivoting賽局中，美、中雙方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彼此不斷衝撞。如果美、中大和解了，在雙方默契之下，台灣就必然承受更大的中國壓力，台灣的壓力就會大增。因此就地緣政治而言，「天下大亂」避免了西太平洋「加勒比海化」，台灣得以調整其經貿戰略。貿易戰只是傳統關稅戰，但是科技戰、資訊戰、5G規格戰、2025產業結構戰，都是一波波新戰場。舉例來說，美中對峙在科技面、產業面的一個極端發展，就是若干領域出現「雙元化」（dual regimes），例如全球有部分國家融入一隻大象，其他融入另一隻大象。果真如此，台灣的產業布局，該是什麼景象？

以上這些戰場，一個個都是台灣的國安戰場。今天兩隻大象打架，他們的兵器複雜而多元。做為觀戰者，我們的選擇絕對不只是「選邊」或「不選邊」而已。

本文摘自《牧羊人讀書筆記》（朱敬一著，印刻文學）。新書訂於5月4日出版。

文/風傳媒記者 陳耀宗採訪報導

來源: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169324)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將於10月1日前往日內瓦就任常駐世貿組織（WTO）代表團常任代表，他22日晚間於台大演講談論「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不公平」，他表示，如果有人說薪資很高，代表他還不夠有錢，台灣最有錢的0.01%富豪靠的不是薪資所得，而是資本所得，佔了近93%；但若把土地增值所得算進去，前0.01%富豪薪資所得將只佔4.51%，土地增值所得反而佔了近25%，原因就在於台灣的土地增值稅較綜合所得稅低，富人賣土地可以賺更多錢。

身為台大校友、中研院院士朱敬一22日晚間受台大邀請進行「我的學思歷程演講」，並以多張圖表數據分析，以所得、財產、土地、報酬率等項目來解構台灣的財政稅制現況，他先是拋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有錢人的所得從哪來？」並將有錢人分為前20%、前10%、前5%、前1%、前0.5%、前0.1%與最有錢的0.01%。

前20%有錢人靠薪水 最有錢的0.01%靠資本

「為何有錢人那麼喜歡土地交易？」朱敬一說，基本原因是台灣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是40-45%，而土地增值稅則為15-30%，因此富人靠買賣土地賺錢要繳的稅較低得多，況且，土地交易現在還是以公告現值為主，可能還比實際成交價少了近一半，讓富人熱衷買賣房屋，也正是造成台灣土地跟房屋上漲的原因之一。

為何你我不去炒土地？「知道帝寶會漲也沒錢買」

「那為何你我不去炒土地？」朱敬一問在場的台大學生，他說，大家都知道信義區會漲、帝寶會漲，但因為市場不是那麼公平，「如果我跟郭台銘去抓寶可夢，他沒什麼優勢，但買房子不一樣。」朱敬一說，就算我們要買帝寶，銀行也不會貸款給我們或是薪水差的人，「會被金管會詢問」，況且買了，就算每年會漲300萬元，光是維護成本200萬，大家也沒有錢能一直付，所以使得市場有點不公平。

前2%有錢人房地產比例下降「可能拿去信託」

最後是在財產的組成上，朱敬一說，財富分為四大塊：土地房屋、股票、儲蓄與汽車，財產組成在98%以後，也就是前2%的有錢人出現儲蓄大幅下降，股票大幅增加，前者很好理解，他稱年收入100萬的家庭可能會留1萬的現金備用、1000萬可能就留10萬，但是夠有錢的人不需要留個1億在身上，因此儲蓄會大幅下滑。

此外，朱敬一也說，房地產（real estate）竟然一路隨著有錢人的比例而上升，最後卻在98%後下降，他猜測，可能的原因是很有錢的人會把土地信託贈與，以符合贈與稅每年220萬的規定，所以看起來他們的房地產佔比減少，其實只是因為有更多比例給信託了，這也可以看出信託贈贈與免稅的缺口。

「不要將軍公教視為既得利益」，朱敬一：18%改革要創造社會氛圍而非對立

文/風傳媒記者 陳耀宗採訪報導

來源: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169470)

準台灣ＷＴＯ代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22日晚間於台大舉行演講，QA時間台大學生問到，若朱敬一是改革者，會怎麼去推動改革？朱回應，改革要讓既得利益者能接受，就是要創造社會氛圍，如同社運在做的事，但絕大多數公務員慣於體制內思考，這才是關鍵原因；對於年金改革與18%，他不贊成把任何群體描述成既得利益者，這樣做除了讓該群體不舒服外沒有什麼作用，若氛圍沒創造，對立起來就會很麻煩。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昨（22）晚受台大之邀進行「我的學思歷程」演講，也釋出多項圖表數據，並以所得、財產、土地、報酬率等項目來解構台灣的財政稅制現況。會後QA時間接受與會學生提問，有學生問到若朱敬一是改革者，會如何推動改革？

對此，朱敬一表示，他的邏輯是越難的改革就越要創造社會氛圍，要讓既得利益者幾乎不太質疑，就像是社會運動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創造社會氛圍；至於為何政府的改革做不出來，也在於社運是體制外而政府是體制內，絕大多數公務員是慣於在體制內思考，不太了解體制外如何形成氛圍，他認為是關鍵原因。

他也以18%年金改革為例，他不贊成把任何群體描述成為既得利益者，因為這樣做除了讓該群體不舒服外，沒什麼作用，政府該做的是創造一個氛圍，讓大家認為都是往台灣好的方向走，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犧牲，一但氣氛沒有創造，對立起來就會很麻煩，但他也說，他並非當局者，沒有辦法詳細去講該怎麼做。

朱敬一：有錢人很有錢沒關係 重要的是底層的人有機會流動

此外，也有學生問到，朱敬一這場演講的許多圖表都顯示台灣社會的貧富不均，到底要怎麼修正這樣的不公平？朱敬一回應，他不會希望要怎樣去修正這些圖表，而是希望這個社會是流動的，今天一個人現在很有錢沒關係，但只要一個雲林鄉下小漁村的人夠努力，下半輩子也可以一樣有錢，他就滿意了，他可以接受一個社會10%有錢人的總財富比佔很高，但底層的人也要有流動的機會。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昨天表示，台灣經濟有大問題，轉型不順，民眾對前景缺乏信心，薪資也凍漲。他提出五點問題，包括部會轄下法人積弱不振、人才缺乏、企業發展被環評嚴重影響、缺乏新創事業所要彈性，及法律獨厚有錢人，讓所得分配不均造成潛在民間衝突。

朱敬一昨出席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系舉辦的「新世代管理科學研討—產業發展趨勢論壇」，他說，台灣經濟搞成這樣，要翻身很困難。他還透露，不久前在朋友聚會上，大家在打賭準閣揆林全可以做多久？顯見當前經濟困難重重。

朱敬一表示，這些因素中，環保署環評審查具備對企業投資開發案的否決權最嚴重，環評制度不斷要求企業補件，讓開發案審查曠日廢時，他直言，「做得晚不如不要做了」，科技產業差一年就差很多，台灣有些案件拖了十多年，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惠當年也是因為中研院要設立生醫園區而回來，現在翁已經退休，生醫園區還卡在建設進度延宕。

朱敬一說，全球已經從勞力密集、提高效率的經濟模式，走向創新驅動經濟，現在很多專家提出的建議都是針對現有產業的轉型建議，不是不重要，但更要看「現在還沒有」的產業，才是創新經濟。

他表示，許多部會轄下都有法人，經濟部更有40多家法人組織，但法人現在積弱不振，失去服務產業與研發單位的角色，以德國的應用科研組織Fraunhofer為例，在全德各地與大學合作，發展在地應用，台灣的工研院當年設立在新竹，接近清華、交大，是著眼資訊產業發展，但現在產業轉變，工研院的地利反而成為限制。

他也指出，過去法人是執行主管機關的策略，例如工研院培養出台積電，但是現在主管機關首長自己都沒有願景和政策看法，法人發揮不了，新事業也就出不來。應推動法人與各地學校結合，開發新應用，鼓勵新創。

朱敬一說，台灣人才缺乏，主因民粹因素。企業找人才本來就是找尋互補，而非替代台灣勞工，但永遠有人反對開放外籍人才，現行規定要招募外籍人才，規定企業的營業額等規模，以舊規範管理就是錯誤，對才剛起步的新創事業更是傷害。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不過各國因有不同歷史背景，社會不平等發展脈絡不大一樣。以英語系國家如美國、英國來說，社會分配不平均很重要來由來自CEO薪水很高，公司肥貓多；歐洲、日本等老國家則是因貴族階級勢力影響大。

至於台灣，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來台時，當時的日本大企業就全都變成國營事業，例如台糖等，變成是政府最有錢，因此沒有貴族留下來的影響等問題。另外，台灣CEO的薪水也不算太高，分配不正義脈絡和其他國家不同。

台灣分配問題 看動態不平等

我認為，現今台灣的分配不平等狀況，最適宜用「動態不平等」分析。在學理上，「不公平」向來有多種意義，比起著重任何一個時點所得分配平均與否的「靜態不平等」，我一直更關注「動態不平等」，舉例來說，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子女若夠努力，仍然沒機會往上攀升。

我最喜歡的廿世紀哲學家Ronald Dworkin說「公平的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 ambition sensitive」，彰顯了動態公平的核心概念。其中ambition 是指個人的努力、拚勁；endowment指無關個人努力的、生下來就給定的資源或機會。

我們若拿一九七○年代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近年台灣的產業政策相較，會發現當時企業家若去找孫運璿，孫運璿都會說只談政策、不談個案，因為他那時代還沒超大企業，所做都是在培育新興產業，不知未來誰大誰小。因此孫運璿的政策就是扶助第一代企業家，和現在的產業政策很大差別是不知對方將會變如何，服務對象可說不特定。

贏家已出頭 政府繼續幫後代？

然而現代的台灣，第一代企業家早已傳到第二、三代，以致政府要扶助產業，對象都很明確，這就不大符合Ronald所說「公平社會應是endowment insensitive」。有些人會說現代畢竟不是威權時代，而是民粹時代，但並沒講到核心：孫運璿做政策的環境盡管與威權有關，但以前要扶助產業是不知對象是誰，現在則是winner已存在，而且還要幫他持續winning。

越有錢的人 越靠房地產賺錢

在世代財富世襲狀況下，若真要做到分配公平，就該搞清楚有錢人所得結構為何，又到底靠何賺錢。例如有資料顯示，越有錢的人，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而且很大比例是靠買賣房地產，不只是股利所得。

現行土地增值稅採分離課稅，是因為一般認為買賣房地屬偶發所得，並非常態；但在這份資料顯示，買賣房地根本是有錢人賺錢的常態性主要來源，難怪曾有電子大亨說做辛苦這麼多年，結果發現賺的錢還不如炒房地產賺錢多。

改善炒房地問題 三法同時走

要改善炒房地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方法。首先是今年開徵的房地合一稅。過去台灣土地是按政府公告現值計徵土地增值稅，增值稅率相對高，以往房地兩稅分開時，有心人士會故意低估房屋價值，藉一稅率高、一稅率低間做手腳，例如把增值高者灌到稅率低者；兩稅合一後，就無處可逃。

政府還該調漲土地增值稅稅率。台灣過去是增值課稅多，但持有稅低，房屋稅和土地稅率都不高；國外則是房屋稅、土地稅等持有稅高，增值稅較低。然而台灣這本來較高的土地增值稅，後來已從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到四十，未來有調整空間。

土地公告現值也該調高。土地公告現值過去是是三年才調一次，但地方政府因怕得罪票源，不願調整，未來政府應設計一些誘因，去反映土地實價。

稅改怎麼改 最好組成委員會

要實踐分配公平等社會理想，政府當然也該實施相關社福政策，但首先會碰到財政問題。台灣目前財政最大的問題就是稅收不夠，又支出太多。以稅收來說，台灣租稅負擔率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三，是全球倒數第五，這不論誰來看，都知道一定要加稅，否則政府未來無米可炊；在支出方面，台灣潛藏負債十八兆，包括各種年金、勞保等，也到改革時刻。

政府若真想解決問題，可以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在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加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出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過去政府說要加稅，總會碰到阻礙，例如說要增加遺產稅，當事人就說錢不回來；說要加營利事業所得稅，當事人就說要把公司移到韓國、把帳移到開曼。正因為所有加稅計畫都有敵人，所以我認為需要委員會、需要大的目標。委員會成員除了找出解決方案組合ABC，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當委員會把資料整理出來，就到人民選擇時刻。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因為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例如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會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列方案 人民從中選擇

在政府支出方面，就拿年金來說，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OEDC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這些客觀數字，用來說服全民。

我們若問全民台灣十八兆負債要不要改，大家一定說要改，但怎麼改？我認為就該由委員會以職業別等來全面評估社會公平問題，研究可能對策，同時要避免激起太高反彈。例如可以調高勞保上限，但不溯及既往，只從一定日期後開始。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一定得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完全不同。

委員會組成 須納工會與弱勢

至於委員會如何組成，我認為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說的，可以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才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保持資訊多元。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完全聽他們的，政策會扭曲。

我也要強調，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總統馬英九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用對溝通方法 台灣人會理性

要克服加稅阻礙，除了設立委員會外，還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還包括政府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我認為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使用社會運動方法激起民意氛圍，其實台灣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也該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我覺得大家不要高估過往的民粹表現，低估民眾理性，有時這可能只是因為過去欠缺社會運動帶領。台灣民眾其實聽得進去小改變，只是要說服他怎麼做。

有權力必遭圍 政府要有定力

長照計畫等社福政策都需要錢，吃幾碗麵，就要下幾碗麵條，不可能沒錢去做長照。然而不論走稅制或保險計畫，錢都來自人民，增加福利一定要增加支出，政府一定要能以說服人民的社會運動方式去推動稅改。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社會問題 個人須當自己問題

人民也該盡責任。個人影響政策的能力或許微小，但都該take the problems personally，將面臨的困境視為切身問題來改變。

例如年輕人面對低薪，即使在環境內會因為改變不了而吞下去，但在心態上該當成企圖要改變的事情，而且不能只在企業內投入力氣，要在大環境裡也投入。面對社會問題，每人都要抱持想改變的正面態度，問題才會改變。

金控法、證交法……政府須注意

此外，我也要指出台灣過去談分配正義沒人看到的許多面向，例如金控法、證交法、公司法、兼業限制問題等。

以銀行來說，台灣現在除了公家銀行，其他私人銀行多是家族銀行，包括吳家、辜家、蔡家、何家等，既牽涉家族、財團問題，就得要有相當規範。

像現在有人建議金管會應幫銀行打亞洲盃，但公家銀行常被認為效率不彰，若幫私人銀行又很容易被質疑到底是幫家族或國家。我認為政府應盡快解決金控法、證交法等的落差問題，否則若一旦推行政策，很容易遭人民質疑公平性。

產金分離問題過去也長期被忽略。以美國來說，他們早就確實實施產金分離，限制銀行實體經營其他事業，以免造成借錢給不同事業間流動的弊端，也易有連動性風險乃至公平性問題。例如若一家銀行、家族集團在擁有全台十分之一產業，大到不能倒，就不符合產金分離原則，也影響世代流動，都須公司法、證交法等規範。

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可是拿Sunstein或Sandel與Ronald Dworkin或John Rawls 的著述相比，我喜歡後兩人多得多。聽說Cass Sunstein文章被引用次數是Dworkin的兩倍。但是我不認為跨領域之間這引用次數有什麼指標意義。Sunstein著作大量引用經濟學裡行為學派的方法，也常與經濟學家合寫文章。由於經濟學文章在社會科學之間引用較廣，且經濟學文章的論文索引置於文章末尾的傳統，也較法學索引置於各頁備註的方式容易計算引用，故法律經濟文章引用次數較傳統法哲學為多，並不稀奇。

我喜歡Rawls 與Dworkin的著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架構宏大、思考完整、論述堪稱圓融一貫。他們勇敢面對大問題、挑戰既有理論、再提出堪稱coherent的圓滿架構。此外，當他們思考理論架構的時候，通常對問題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讀他們的文章很自然地就會被他們的人文關懷所感染，而由此而得到的體驗，其實更為深刻。即使讀後許久，重拾再閱心中都還有感動。這就是他們學術貢獻偉大之處。

在科學方法論的感染下，現在許多社會學科甚至人文學門的研究，都走向輕薄短小的岔路。他們的著作有一些像Sunstein所描述的「司法極簡主義」：處理的問題不要大、分析的層次不要深、涵蓋的範圍不要廣。這樣的極簡主義，敵人比較少、評審比較不會有負面意見、發表的文章數也會比較多，容易升等，也容易得到學術勳章。某日午餐時我向Sunstein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學術極簡主意」，是科學方法論影響下的病態產物。

行為經濟學家用實驗方法、賽局分析、資訊瀑流(information cascade)理論，驗證若干人類「不理性」的行為模式，進而論證政府有時應該用更積極、更干預的方法，去引導不理性的人，讓結果更為有效率。說實話，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論述，也認為如此的推論失之「極簡」。我認為，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絞盡腦汁的「過程」。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最後的研究結果流於淺窄，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

我也認為，政治哲學與法哲學都是幫助我們圓融理解社會的知識架構。司法判決的理論或哲學構思，很像是一個研究的過程，也是極盡馳騁、憚精竭慮。他們最終也許在客觀限制下只能屈居淺窄，但是在事前，我不希望他們極簡，更不希望他們在「留給民主體制或政治智慧解決」的虛幻期待下，被鼓勵走上淺、窄的思辨陷阱。

如果一定要為淺而窄的最高法院判決論述找理論基礎，我認為John Rawls 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似乎更為貼切。司法判決論述之寬窄深淺，其實是決定於不同意見者之間理念重疊的程度。只要重疊的部分能解決爭議，那就沒有必要去牽拖太深太廣卻沒有共識的部分。在我看來，重疊共識是一種有效率的思辨方式，而不是因為我們更信任司法之外的其他民主環節。

我當然不是因為司法極簡主義與學術極簡主意幾個字的字面演繹，而在此探討Sunstein教授的論點。以下我就Sunstein教授一二推論，做一些討論。關於動物權利保障的論述，Sunstein教授認為，動物不應該承受不必要的痛苦；這個觀點大部分人應該都會同意。但是什麼叫做「痛苦」？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我們反對宮刑，因為它永遠剝奪了人的生命繁衍權利與性生活。在歐美，極高比例的寵物是閹割的。當我們對這麼高比例寵物實施閹割，剝奪了他們繁衍的權利與性生活愉悅時，這樣的系統性剝奪權利，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加諸痛苦？這樣算不算侵犯他們的權利？對高比例被閹割的貓狗討論該不該讓他們「痛苦」，我總覺得有點本末錯置。

此外，Sunstein教授似乎也忽略了人類與動物共同演化的歷史。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被人蓄養？什麼時候「動物」開始變成人的「寵物」？有科學家說：狗向人類放棄了他們自由的權利，以換取人類穩定提供的食物，或是換得穩定的生存權。這樣算不算是狗狗事前對人類簽署了「自由讓渡同意書」？如果可以這樣想像，那麼從演化上看，「權利讓渡同意書」的內容大概是什麼呢？事後，狗狗能不能要求修改呢？如果不能修改，怎樣才算是人類毀約呢？

總之，要深刻認識動物權，一定要先了解動物與竉物的演化歷史。這些歷史不但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有極佳論述，也是當今考古人類學家判定遺址演化階段的重要參考。但是Sunstein教授沒有太多探討，就進入「訴訟代理人」的現代觀念。這樣，似乎是容易進入快速寫作、極簡研究的陷阱。

另外一個我想要探討的Sunstein 著作，就是他的暢銷書《推力》。我在幫該書寫導讀時就指出，作者所謂的「推」，是指經由某位資訊優勢者的提醒，而讓人們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但是，作者雖然臚列了許多輕推情境的條件與原則（例如要留給人們相當的選擇空間），卻始終沒有交待「輕推」這個動作的主詞是誰、受詞又是誰？誰能決定自己是資訊優勢者、自己看得比別人清楚、自己可以決定自助餐菜色的排列、自己是智識優勢者、自己能推別人而不是被別人推的人？

在《推力》一書兩位作者所舉的例子中，資訊優勢與理想的選擇方向都非常清楚，此時往哪個方向推，所有人都沒有異議，故輕推一把爭議不大。但是在現實社會中，有時候資訊優勢並不清楚；往東輕推最後會跑到花蓮、往西輕推最後落點在澎湖，那麼輕推的人幾乎就有主宰結論的生殺權，聽起來有些恐怖。

我比較能夠接受的輕推，是一種觀念、一種提醒，而不是一種政策主張或政治哲學。讀者若能從這個角度切入閱讀，當然就能避開前述的「操控」陷阱。導讀（按：《推力》一書）最後，我說「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這就是一本很值得參考的書」，也是一種學術極簡主義式的評論吧！司法與政治之間，我不知道何者更值得信任；但是導讀者與讀者之間，當然更應信任讀者。

遺贈稅是子孫對未知出生家庭的保險機制

從父母親的角度來看，留遺產給子女是他們希望藉此嘉惠子女，墊高他們的立足點。但是如果從子女的角度觀之，想像子女不知道會出生在有錢父母家或貧窮 父母家。若有一個遺贈稅制，能夠把運氣好、生在有錢人家子女的立足點拉低一些，並以其收入協助運氣不好、生在貧窮人家的子女，墊高其立足點，則遺贈稅像是 子女世代立足點的資源重分配，是子女輩在「不知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情況下的一種「保險」機制，是為遺贈稅理論基礎之一。

遺贈稅可矯正能力與資源之間的可能錯誤配置

一般而言，子女創業發展需要資金掖助，而且對能力越強的人而言，資金掖助的邊際報酬越大。由於窮人子女資本掖助少、富家子女資本掖助多，所以窮而能 力強者資本不足，但是富而能力弱者資本偏多。由於家庭財富與子女能力通常相關性不高，故我們常見富二代無效率地揮霍，而窮二代有能力者徒呼負負。國家課若 干遺贈稅進而協助能力強但資本不足的窮小孩，就能改善整體經濟的資本分配效率，是為遺贈稅理論基礎之二。

遺贈稅合乎動態社會公平

哲學家Ronald Dworkin指出，動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多回饋努力、少獎勵機運」，英文是 ambition sensitive, endowment insensitive。父母的遺產贈與對子女而言是天上掉下來的機運，完全與他們的努力無關，是最典型的 endowment。所以從公平的角度來看，應該要對遺產贈與給予若干抑制，此為遺贈稅理論基礎之三。 除了以上這些遺贈稅理論基礎，我也要藉此釐清一些 錯誤觀念。

不能以稅收多少判定該課何種稅率

坊間有所謂「遺贈稅率調到百分之十，才能收到較多稅收」，以此去合理化 10% 的稅率。姑且不論這稅率與稅收之間的因果論述極為薄弱，但即使前述稅率與稅收之間的關係是確實的，這也只是租稅設計的考量之一，絕對不是唯一角度。例如， 服兵役期間越長，人民逃避兵役的動機就越強，但是兵役期之長短，絕對不只是建立在「X 役期能夠使逃避兵役人數最少」這樣的狹隘思考之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國防機動性、戰技培訓、公民意識等複雜考量。租稅設計亦然。

降低稅率吸引資金是腦殘邏輯

另一個關於遺贈稅的錯誤觀念，是說「台灣」稅率降至十趴，大約與「海外」避稅成本相當，資金才會回台灣。這種銀行理專層次的愚蠢觀念，分不清楚吸引 實體投資與金融熱錢的區別。簡單的說，若實體投資有吸引力，全世界的錢都搶著投資，無需政府憂心；若實體投資沒有吸引力，熱錢流入根本沒有好處，只會炒作 房地產與股票。「吸引資金回台」之說，根本錯亂了金融面與實質面，是理專笨蛋的邏輯。當年劉兆玄內閣之中，就有閣員夫人是理專大戶。

資金在台灣與在海外有地域差別

即使要讓台灣人藏避在海外的資金流回來，台灣都不該只把遺贈稅率設為海外的十趴，而該再加上若干趴的「故鄉貼水」(homeland premium)。台灣富豪把錢藏在開曼群島，其子孫使用、消費、安排病床、賄賂官員、打通關節都不方便。但若錢匯回台灣，給他們更多揮灑便利，同樣資金 其子女福利比錢留在海外增加，當然要對富豪課故鄉便利的貼水。故若國外資金處理成本 10%，而故鄉貼水是 15%，則遺贈稅率至少應是 25%。

降遺贈稅不會減少富豪逃漏稅

遺贈稅率不管是多少，都不會影響富豪們逃避稅的動機。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低到只有 12.6%，少數富豪照樣虛報捐贈古董字畫、捐贈 (假) 高價公共設施保留地、捐贈浮報印刷刋物、假捐贈真學費、設定信託贈與契約。這些不要臉的逃漏稅勾當，都是倫理有問題的會計師、律師幫助他們張羅。富豪及其 家臣家奴汲汲為利是常態，他們表現若此，為什麼國家還要費心為他們降遺贈稅？

2009年降遺贈稅與金融海嘯無關

當年強力推動降稅的人最近看到苗頭不對了，就辯稱當年是因為金融海嘯情勢危急才降稅的。這是謊言，也是遁辭。事實上金融海嘯期間歐美銀行危如累卵， 台灣相對安全，故即使不降稅，許多台灣人也都會怱怱把錢匯回避險，故降稅對台灣富豪只是錦上添花。更何況，租稅制度講求穏定，根本不該是因應景氣起伏的工 具。大官現在把事情扯上金融海嘯，只是要幫自己遮羞、規避責任而已。

六年前降遺贈稅的幢幢鬼影

在 2008 年賦稅改革委員會討論遺贈稅時，原本專案委員的建議是「免稅額度調高、最高邊際稅率略降至 35%」，大致與歐美國家相當。但是委員們的建議、討論，劉兆玄內閣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心目中早就決定了將稅率大降至 10%。在某個週三，行政院副院長親自去拜訪一位輩分比他小很多的賦改會委員；同一個週末，副總統透過一位台大經濟系教授聯絡，請另外兩位賦改會委員去總 統府摸頭。這些大官對遺贈稅理論什麼都不懂，卻強力要通過自己口袋裏的大幅降稅法案。大家用膝蓋想想:當年降遺贈稅的政策完全沒有理論支持，大官們如此積 極，背後有沒有利益遊說的黑手？

遺贈稅不只是機會稅、暴斃稅

有些人說，遺贈稅只有對避稅規劃不積極的人、或是暴斃的人課得到。這個說法只能說部分正確。所有的租稅都有稽徵成本，個人也都有逃避動機，嚴格說起 來也只能課到「逃避規劃不力」的人。台灣最難逃避的稅就是薪資所得稅；但是國家不能因為這樣，就緊咬著受薪階級課稅，而放過那些善於逃避的納稅人。租稅設 計有四個考量：分配公平、國家建設、國際競爭、稽徵成本。所謂「機會稅」，只是稽徵成本的片面思惟，不應由此主導租稅設計。

我原本只是想心平氣和的討論遺贈稅，沒想到幾個月前才刊出一篇文章，就接到四面八方的關切，說什麼「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猜想這些關切的源頭，就 是六年前推動降稅的始作俑者，他們不想承擔這六年來貧富差距惡化、房價飆漲的責任。但是，他們做錯了事，傷害了台灣，就是該鞠躬致歉，承擔責難。政客總以 為可以搓掉批評，但是他們搓不掉知識份子心中的是非判斷。

四、前論台灣的福利涵蓋大約比北歐差些，與歐洲大陸差不多。如果「吃幾碗麵就要煮幾把麵條」，那麼台灣含社福的租稅（費、捐等）負擔率就大概要接近35%才夠。就算台灣行政效率比番邦好，所需費用能省下一成，那也得要31.5%左右的租稅負擔率才夠支應。

五、台灣的GDP大約14.5兆一年，故租稅負擔率每增加1%，大概是要增加1450億台幣。如果目前加上全民健保的租稅負擔率18.5%，要增加 到31.5%，那要增加13%的稅或費，大約是一兆八千八百億。簡單地說，要養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就得有這樣的加稅準備，否則長期是入不敷出的。

六、要累積上兆元台幣的新增稅費收入，絕對要有一套論述，坦白地向人民說明、溝通、形塑社會氛圍，尋找適當的切入，分年逐步推動。如果人民認為這樣 的稅費太大，不願意承擔，那麼就得面對若干福利縮減的結果。政客千萬不要騙人，一下健保、一下年金、一下長照、一下募兵，還外加「輕稅簡政」。騙人的後果 就是遺禍子孫：我們這一代亂花錢，子孫輩還債。

七、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一面網（network)，其對應的收入也是一面網。稅與稅之間、費與費之間，都有彼此相連的關係。因此，不應該有「為單一支 出目的找財源」這種片面的、局部的思考，更不該有「先通過某個福利再找財源」這樣的矇混邏輯。用A稅支應X福利支出、B稅支應Y福利支出，是錯誤的觀念。

以上，都是福利國家的基本觀念。要吃麵就得先買麵條，台灣人民要面對，台灣政客更要面對。

為什麼公司治理與動態社會公平有關呢？這需要做一些解說。所謂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內部的監督、管理、檢查、獎懲制度是否上軌道之總稱。如果把公司視為一個國家，那麼公司治理就像是國家的民主制度與營運機制。但是家族企業就像是「帝制」；如果沒有特殊強化的治理規定，帝制是不可能運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結果的。以下，讓我以實例解釋大要。

熟 悉控股公司實務的人都知道，大公司往往有好幾層的架構，從最上層的控股母公司，到子公司、孫公司、曾孫公司等。這樣多層的公司架構，非常容易創造「決策 權」與「現金流量權」的歧異。例如，若公司有n層，每層都由上層擁有1/2的持股，則母公司對n層之後曾玄孫公司仍然有100%的決策控制權，但是其現金 流量則只剩下1/2的n次方，微不足道。一旦決策權與現金流量權有歧異，任何牟利者都會利用其100%的決策權，把好康的交易留給自己現金流量大的公司，把較差的、風險大的交易推給自己現金流量小的公司，是為標準的「損人利己」。公司治理差，則這類損人利己之事就一定多。

由於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是「帝制」，故家族企業膨脹時，必然是家族獲利遠大於公司其他利害關係人，這顯然有害於動態公平。因此，國家基於動態公平與世代流動的考量，對於家族企業的擴張，必須要搭配「公司治理同時改善」的要求。這些要求未必需要立法，而可以用「行政配合條件」的方式處理。

例 如，台灣許多私人銀行、私人大企業都是家族集團控制，他們都希望去中國大陸市場開疆闢土。但是要對岸容許台灣的事業去拓展，絕對需要政府的談判與助力。由 於私人財團拓展的利益未必歸屬全民，故政府可以在應允協助之同時，訂下比證券交易法嚴格許多的公司治理規範，做為協助之條件。這樣，才是較符合動態公平理 念的做法。

總之，要改善台灣的世代不公平，只是看所得稅、遺贈稅是不夠的。只知空談教育的重要，也是不夠的。只想靠立法手段弄個什加薪幾法，是唬弄人的。只曉得抄襲外國的制度，是隔靴搔癢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一些重要問題，但是顯然還有其他面向。

台灣其實是一個「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國家。1945年國民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管治理，日本人的大財團、大企業全都成為國營事業。相對於歐洲大陸、中南美洲、印尼等有數百年家族裙帶勢力陰影的國家，我們七十年前在公平面真的是一張白紙，完全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七十年間從絕對公平快速惡化到今天，我們的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

動態公平比靜態公平重要，而影響動態公平的關鍵制度不在稅法，而在公司法、金控法、證交法、兼業限制之實質貫徹等。這些面向錯綜複雜，需要靜下來做功課。遺憾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或想要從政的人，既靜不下來，更不想做功課。

因此，法人代表制阻絕了財團家族被處罰、被剝奪影響力的管道，當然不利於健康的階級流動。美國公司所有的董事全是自然人董事，誰違規誰就解職，不可能靠法人代表借屍還魂。因此台灣的法人代表董事，讓本該向下沉淪的惡劣富二代居然沉不下去。

在 市場上，所謂的競爭與流動往往呈現於潛在的取而代之（take-over）的威脅。例如甲是阿斗，因為父蔭而在X公司任董事長。由於其經營績效差，所以市 場上乙會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在台灣現制之下，潛在想取代者乙必須要靠徵求股東大會委託書的方式，才能改選為董事。但是現在股東的名冊與聯絡只有現在的董事 長甲知道，乙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拉票，因此極難取代成功。再加上徵求千萬份委託書所致贈的小禮物，往往是X公司出帳，因此乙也很難以個人力量對上甲所代表 的公司力量。整體而言，台灣的制度極有利於現在的掌權者，極不利於潛在的取代者。這當然不利於動態流動。換言之，台灣收委託書的惡劣現況，使得原本該冒出頭的潛在競爭者不容易冒出頭。

在 全球化之下，台灣與世界各國都面臨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惡化。但是雖然各國「不均」的病況相似，其結構性病因卻頗有不同。美國CEO待遇不成比例的高，這是老 美的肥貓症；歐洲大陸有若干立足數百年的貴族世家，這是當地的貴族症。韓國、印尼與南美洲有盤根錯節的政商世家，那是他們的裙帶政商宿疾。可是台灣社會不 公平的病根子，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到病根、了解其株連影響，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方。

原本銀行應該是存款戶的看守者、盡職放款者；可是 一旦產金未能分離，銀行所有人在心理上就另有所屬，即使沒有把存款戶的利益忘記，也不再對存戶「專情」。如果再極端一點，假若銀行所有者除了銀行之外還有 建設、通訊、百貨、保險、電子收費、電子商務、高鐵、醫院、紡織、大學等滿坑滿谷的事業（台灣類比恕我不明言），全是由銀行老闆直接或間接兼任經營，那麼 這個銀行怎麼可能維持中性營運？正因為產金不分最後一定難以避免銀行獨立性的淪喪，所以才會有產金分離的種種上位規範。

美國的產金分離是嚴 格實質面執行的，但是台灣經常只是在形式面敷衍。例如某甲經營A銀行，然後某甲太太的弟弟經營X公司，形式上就輕鬆迴避了產金分離的規範。但是若考慮實質 面，不管甲繞了多少圈，只要主管機關找到一絲絲「實質間接影響」的證據，依美國法律就可以強迫某甲親屬交出A的經營權，只能充當被動的「A銀行股利受分配 者」。

為什麼我要在談動態公平的時候特別提到產金分離呢？那是因為若是棄守了產金分離原則，那麼擁有銀行的家族就太容易利用其財務槓桿擴充 地盤，對社會而言固然是扭曲了銀行的角色，對家族而言卻是使家族經濟實力大幅拓展，非常不利於動態階級流動。讀者試想，如果某家族擁有銀行、保險、高鐵、 通訊、百貨、物流、醫院，幾乎是整體台灣具體而微的2%、3%，那麼除非台灣全部垮了，這個家族怎麼可能垮？產金不分的壞處，就是太容易使財團家族「大到 不能倒」，「大到它等同於具體而微的台灣」，當然也使富二代「富到不能倒」。這，絕對是不符合Dworkin動態公平理念的。換言之，產金不分容易使大富 豪靠金融業膨脹版圖，結構性得穩定其家族財富。

其實不只是銀行，有不少特許事業都應該有兼營其他事業的限制，只是我們平常沒有這樣的思考。 許多事業之所以要特許才能經營，往往是因為其營業的外部性（externality）非常強，或是其所需要的中立性特別重要。例如媒體，它號稱第四權，是 監督所有政治人物、商業操作的，因此我們特別期待媒體的中立性。大財團不是不能買媒體，但是絕對不可以介入媒體的編採評論，否則媒體就喪失了中立。媒體如 果對於老闆事業的報導偏頗扭曲，那就是個爛媒體。雖然媒體與銀行都該保持中立、都應避免財團私心自用，但是銀行倒閉的後果遠比媒體倒閉嚴重，因此各國對於 產金分離的原則較嚴格，但是對於「產媒分離」就有稍大的處理彈性。

有了以上的概念，我們就可以檢視現有台灣的若干制度合不合理、還有哪些面向可以再做改善。累進所得稅的重要性前文已經述及，那麼遺產贈予稅呢？

遺產贈予稅是唯一一項與靜態公平無關、只與動態公平相關的稅制。課遺贈稅的目的，就是要減少endowment sensitivity，相對而言就是要改善個人的ambition sensitivity。

Thomas Piketty 與Emmanuel Saez 等人寫了不少文章分析所得稅與遺贈稅，但是他們還是覺得不夠，還要討論資本持有稅、其他制度設計等，看看要如何才能避免財富世襲。The Economists雜誌2015年4月下旬也有專輯探索家族企業，其重點之一也是在於家族企業世襲的弊端。我以下要從幾個面向檢視台灣公司法與金控法等 相關規定，尋找其中最不利於動態公平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探討「開銀行的家族可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這裡的相關規範很多，在美國統稱為 「產金分離」。產金分離的意涵是：從事銀行事業的，不可以再直接或間接實體經營其他的事業。美國對於這個禁制有些例外規定，但是是用「正面表列」的方式一 一列出，例如銀行可以兼營不動產鑑價、證券承銷、資產管理、契約擔保等十餘種非銀行業務；非在表列者一律禁止。詳細情形可以參閱American Banker Online -Regulation Y, sec. 225.28。

為 什麼要有產金分離的規範呢？為什麼經營銀行的家族不可以再經營其他事業呢？其理念大概是這樣的。銀行的資金其實都是存款戶的，不是銀行經理人的。銀行本身 的浄值（net worth）通常不大，但是由於存款總額極大，故銀行的財務槓桿可以玩得非常大。正因為銀行「本錢小、槓桿大」，所以其存續的關鍵是「信用」。如果銀行經 理人亂放款給親朋好友、關係企業、民代高官，那久而久之一定呆帳累積、信用不良，倒閉的風險大增。

但是也因為銀行存戶動輒數十萬，一旦倒閉社會衝擊太大，所有國家的監管機關都不希望發生銀行破產。所以，事前對銀行的存款準備率、貸款風險控管、金融檢查、甚至金控法54條「有礙健全經營之虞」這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是主管機關介入干預的條件。

對於台灣社會的不公平，我寫了書、發表了文章、到處給演講，但是多著重在分析現狀，對於稅制改革以外的建言，也甚少著墨。現在，就讓我提出一些粗淺看法。

公平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是靜態的，看看在任何一個時點的所得分配平均與否。例如2014年如果台灣最高所得的1%人其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百分比過高、或是最高所得5％與最低所得5%的所得比差距過大，那麼我們就說台灣社會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太公平。公平的第二種意涵是動態的，其意義是希望父母屬中下階層者，只要其子女夠努力，仍然有很大的機會往上攀升；而富有的父母其子女不長進、不努力的，也該有很大的機會一蹶不振。一個動態公平的社會，不應產生Thomas Piketty所批評的「財富世襲」現象，應該是「富不過數代」的。

靜 態與動態的公平觀概念上是相關的，在租稅制度上也有交互影響。例如累進所得稅有助於壓抑靜態的所得分配不公，同時也使得富人父母得以掖助子女的錢減少，所 以亦有助於促進動態公平。但是單純靠所得稅制度未必足夠改善社會不公，因為所得統計資料顯示，即使所有國家都有累進的所得稅制，誠如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所顯示，各國的高所得者所佔的所得比例還是持續在攀升。當富有者的所得份額變大了，當然他們的影響力也會增加，而澤被後世的機率 也會提高，也就不利於動態公平。正因為如此，Piketty才會認為現有稅制還不夠，建議在現有所得稅制之外，再加課「資本持有稅」。

雖說靜態與動態公平是相關的觀念，你若問我，靜態公平與動態公平何者比較重要？我個人更重視動態公平。為什麼呢？這背後可能有一些個人偏見，但也有些道理。對於何謂公平通常言人人殊，但是以下則是少有的一項客觀證據，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財富世襲的不以為然。

有 財務學者做過一個有趣的研究：他把Forbes雜誌上所列全球500大企業中的家族企業挑出來，把他們的股價指數做一圖，橫軸是時間，縱軸是股價。學者觀 察各公司家族CEO「暴斃」時，該公司股價是漲是跌，結果發現：大致而言，如果是家族第一代CEO暴斃，公司股價大跌；若是家族第二代CEO暴斃，則股價 大漲。

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漲跌，反映了千萬股民對公司的評價，大數法則之下應該是公正的判斷。股價在CEO暴斃時的漲跌，代表千萬股民對暴 斃之人治理公司的評價。前述研究顯示，第一代企業家那種斬荊披靡、開疆拓土的氣勢與魄力，通常不會「遺傳」給含著金湯匙出生、生下來小屁股上就包著LV牌 尿布的第二代。因此富二代對於其所繼承企業的貢獻，乃至於富二代對於社會經濟的貢獻，其實是不被普遍股民接受的。

但是即使千萬股民看不起這第二代的能力，家族企業還是傳給第二代了。這種「沒能力的富二代繼續掌握資源」，相對於許多有能力且努力打拼的中產階級子女之機會受限，當然是不公平。

有前述的理解背景，再來看台灣是否該加入亞洲投資銀行的議題，我希望能做一些「抽離情境」的努力。昨天一位立委打簡訊問我「台灣加入亞投行有什麼好處」，大概就是希望我這種不太有意識形態或黨派羈絆的經濟學家，能夠純然就議題面做個分析，而不是立刻跳到親中或反中的結論。

有些人從「台灣加入亞投行能獲得什麼好處」的角度切入，他們認為這個銀行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融資東南亞、中亞若干國家的建設，而台灣是小國，在融資方 面恐怕切入點有限。我覺得這個結論跳得太快了些。融資是財務，而建設是實體；財務與實體之間，有時候是可以互為條件的。簡單地說，亞投行要對某國融資哪些 建設，就決定了這些實體投資在該國的出線機會。

以資通訊佈建、資通訊基礎設施、電動機車網路、農業技術改良、電子化教學、醫療網建置等建設而言，台灣都有非常好的技術與東方文化基礎，真要競標未 必輸給歐美。當然主導亞投行的中國大陸會有發言權，但是東南亞諸國其實對老共與其他霸權的疑慮甚大，許多電子通訊有關的建設他們還未必放心讓霸權國主導。 台灣的優勢之一，就是我們「不可能藉參與建設操控他國」。因此就台灣實體發揮而言，大可不必妄自菲薄。這些機會搶不搶得到當然有風險，但是只從財務面看亞 投行，卻是以管窺天。

也有一些人從中、美互爭經濟霸權的角度切入，認為台灣參與亞投行就是站在老共這一邊。我想這個推理也是跳躍了些。中美互爭霸權是事實、一般人討厭霸 權也是事實。但是台灣加入或不加入亞投行，老實說對於美中之間的爭霸均衡，我們本不該有舉足輕重的錯覺。這就像是TPP與RCEP一樣，雙方的陣勢早就擺 開了，我們主觀上不能期待加減一個小國對雙方有實力上的立刻影響。但是客觀形勢上，兩個強國都不希望中間的小國偎向另外一邊，因為那還是有積聚與聲勢效 果。台灣加不加入亞投，其實不但是一個實際投資利益分析的問題，也是在兩強之間生存的操作問題。

舉例而言吧，如果現在的政府頗得一般民眾信任，那麼它在TPP與RCEP之間該怎麼操作，就不是單純的理論分析，也涉及操作謀略。即使台灣人民普遍 傾向優先加入美國主導的TPP，但是有時候還得刻意表現出對RCEP的興趣與友善，如此才能激起老美的焦慮，降低美台之間的談判門檻，反而促成TPP達 陣。這種操作只能做不能明說，一說就破功。

談到操作，當然不止於初始（申請）階段，還涉及後續一連串的策略、因應、算計、合縱連橫等。就算一開始預估情勢大好，但是若操作不當，還是可能「天 聽打成相公」，最後輸到見底。因此即使加入亞投行對諸葛亮是利多，對於阿斗而言卻是利空。那麼人民的信任與否，就繫於他們對政府的印象。

所以追根究底，即使外交操作有模糊空間，這個空間只能墊基在人民的信任之上；如果沒有信任，那麼一切都免談。亞投行爭議的關鍵問題，就是台灣人民對於這個政府（兩岸）政策的不信任，大概已經很難挽回了。

現在的不信任，來自於以往的諸多不滿；以往的不滿，又來自於以往的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當然，這「操作拙劣、思慮粗疏、論述單薄」十二個 字，恐怕是有慣性的，否則亞投行爭議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論說「財務與實體之間的關聯」。所以，台灣人民的不信任感在可見未來也不會有什麼改變。這樣非常糟 糕，因為兩岸關係非常重要，也不能迴避。許多關乎兩岸經貿的事隨時可以再談，但是亞投行，我們可得想清楚：五十年我們才碰到一次！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