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是民意機關，負責監督特區政府，而監督手段之一就是審查預算，難道議員刪減預算就涉嫌叛亂？逼迫特首下台就涉嫌顛覆政權？難道不刪一毛錢預算的議員才是「愛國愛港」人士？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議會政治，真是大開世人的眼界。

何況，刪減預算只是這些泛民人士的初選政見，並非行動，他們當時連能不能當選議員都還八字沒一撇，特區政府就發動大逮捕，繼而進行大起訴、大審判，好像他們已經當選議員，已經將言論付諸行動一樣。退一步說，即使刪減預算並逼迫特首下台屬於罪行，但起訴一項尚未發生的罪行，全世界司法體系絕無僅有，難道這也算是中國特色的預防犯罪？

更荒謬的是負責檢控的律政司，竟主張將四十七人全數收押到五月卅一日，理由是有太多犯罪事實仍待調查。這不是押人取供是什麼？不是「羈押魚肉」是什麼？港區國安法雖是起訴泛民派人士的法源，但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何以基本法不見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也消失了？更重要的是，那些負責檢控與裁判的司法官員，怎麼把他們所學的英國普通法原則，也都忘得一乾二淨？

再談所謂「愛國者治港」問題。香港回歸中國初期，中國政府的治港原則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港區國安法頒布後，香港的高度自治卻變成低度自治；根據「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香港自治勢必將空有其名，變成在北京行政主導下的假自治。

中國政府「愛國者治港」下一句是「反中亂港者出局」，黎智英被關押至今，四位立法會議員被一紙命令褫奪議員資格，四十七名泛民派被起訴審判，都是因為他們被定位為「反中亂港者」。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後，對參選議員的人將有一套審查制度，不與北京唱同調的人，從此不再有參選資格。但誰來定義「愛國者」？林鄭月娥愛國愛港，異言異行的何桂藍、戴耀廷與黃之鋒等人就是反中亂港？立法會議員不刪預算，質詢特首時畢恭畢敬，北京疫苗專機抵達時到機場列隊恭迎，才算愛國者？「愛國者治港」的潛台詞會不會是「愛黨者治港」？

但中國政府何以在香港回歸廿多年後重彈鄧小平「愛國者治港」的老調？其中一個好笑的理由是「泛民派不懂什麼叫忠誠的反對派」，「三權不是分立，而是分置」，「愛國者治港，堅定愛國者領導治港，賢能愛國者治港更是中央的理想期待」，一群不知選舉為何物的人，替香港的選舉制度下指導棋，香港不劇變、不慘變也難。

當然，北京更該想想的是：如果選舉讓反中亂港者乘機作亂，如果立法會經常「阻頭阻勢」，何不乾脆廢了選舉與立法會算了？連根拔除民主人士，不如連根拔除民主機制，何必搞個史上獨一無二的假自治自找麻煩？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再談司法權。大法官應該祇問憲法、不問政治，但大法官這幾年的釋憲表現，卻似乎充滿濃濃政治味。立委兩度針對前瞻計畫聲請釋憲，大法官卻兩度以程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監察院以黨產條例違憲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以調查權不屬監察權而不予受理；高等行政法院多位法官再以黨產條例違憲踵接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作出合憲判決；立委以監委同意權行使違憲而聲請釋憲，大法官也以同意權行使屬於國會自律事項，不予受理。

以監委同意權行使為例。國會同意權是與總統共享的人事權，必須兼具「諮詢」與「同意」雙重條件，而且同意權行使程序既是「敵對的程序」，也是「故意的無效率」，必須讓國會議員，尤其是反對黨議員，可以透過公開且激烈的諮詢程序，去遂行與總統共享這項憲法權力。但立法院的監委同意權行使，卻祇有「同意」而無「諮詢」程序，雖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大法官卻以「國會議事爭議屬於國會自律」而不受理釋憲聲請，替未來的同意權行使立下一個錯誤判例，也讓總統提名權從此可不受立法權的節制。

大法官這些決議與判決，究竟是法理的應然或政治的必然？社會雖有議論，但祇有大法官心知肚明。但司法權，尤其是大法官，有調節與糾正權力分立失衡的功能，台灣憲政體制這幾年明顯出現行政權獨大的趨勢，但大法官卻應為而不為，甚至還替獨大的行政權加柴添火，令人費解與憂心。

十九年前，許宗力在他一篇論文中有這幾句話：「在後威權時代，讓立法權『追回』在威權時代失落已久的權力，以衡平長期以來向行政權一方過度傾斜的政府體制，是可以理解的，並且也是有必要的」，「大法官屢次援引『重要性理論』，高擎法律保留的大纛，替立法院『主持公道』、『收回失土』，就是這一波趨勢的最佳寫照」，「釋字五二○號解釋…又把立法權推向另一個巔峰」，「然而…大法官是否也應該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回首持平檢視一下現階段行政、立法兩權關係，看看主持公道是否有點過了頭」。

許宗力當年憂心「立法國的到來」有違憲法秩序，也不符憲政運作常態，但這幾年「行政國」早轟然而至，威權體制也已隱然再現，大法官何以不「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何以不「回首持平檢視一下」？大法官釋憲雖是多數決，但許宗力若真有心「主持公道」，調節或糾正嚴重失衡的權力分立體制，何以連一篇不同意見書也付諸闕如？

行政權為所欲為，立法權棄權不作為，司法權應為而不為，這就是台灣權力分立體制的圖像；但誰能挽狂瀾於既倒？

但這兩項自由派妄想，後來都預言成真。川普四年任內，果然像個民選獨裁者，他抽乾的不是華府沼澤，而是美國民主的氧氣；川粉在他的煽動下攻陷國會山莊，更讓美利堅合眾國一夕之間變成了香蕉共和國。

按理說，美式民主的憲政機制，不可能讓一個法西斯狂人呼風喚雨那麼多年，也不可能讓國家爆發一場未遂的政變；但川普何以能恣意妄為四年？何以非民主國家經常上演的那種政變，竟出現在民主聖地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給的答案是「姑息讓我們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姑息等同於默許與鼓勵，姑息更是政治強人的興奮劑。過去幾年，川普被姑息的例證多得不計其數：他經常羞辱女性，被姑息；歧視少數種族與穆斯林，被姑息；任意開除閣員與幕僚，被姑息；不斷以人民公敵醜化異議媒體，被姑息；不公布財產並且逃漏稅，被姑息；私通外國，被姑息；說謊成性，被姑息；以「推特上最大酸民」自居，被姑息；將仇恨言論主流化，被姑息；經常讚美「驕傲男孩」等白人至上團體，被姑息；當然，他最近幾個月恣意指控選舉舞弊，更被姑息。

姑息川普，就等於合理化川普的錯誤。他說謊不打草稿，姑息他的人卻說他講的是「另類事實」；他退出國際組織與發動貿易戰，姑息他的人說他是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他開除閣員與干擾司法，姑息他的人卻說他是在「揭發深層政府的陰謀」。

川普一再被姑息卻毫髮無傷，把川普視為彌賽亞的川粉，當然會有樣學樣。白人至上團體在各地興風作浪，QAnon等極右勢力不斷散布無憑據的陰謀論，類似民兵組織的極右團體不但持槍進入密西根州議會抗議，甚至計畫綁架民主黨籍的州長；克魯曼形容川粉在密西根州的這兩次行動，就是川粉持械攻擊國會山莊的彩排。

當然，姑息川普更不遺餘力的是共和黨國會議員。權力分立而制衡，本來是美式民主的常態，但共和黨國會黨團過去四年卻成為白宮的附隨組織，凡事唯川普是從；彈劾川普案在參議院投票時，所有共和黨參議員都投下反對票；即使在川粉攻陷國會山莊後，仍有八位共和黨參議員，以及一百卅九位共和黨眾議員，在對選舉人團進行認證表決時，投下反對票。副總統潘斯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雖在國會認證前與川普劃清界線，但他們姑息川普四年，卻難辭其咎；那些在國會被攻陷後紛紛辭職的白宮幕僚與閣員，祇是在大船沉沒前提前跳船保命而已，最後一刻才割袍斷義，也悔之晚矣。

姑息讓川普變成狂人，姑息讓法西斯摧毀了美式民主，「如果你以為拜登入主白宮後，那些衝進國會山莊的人就會消失，那你是痴心妄想」，這是克魯曼的憂心，「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是時候停止對法西斯分子的姑息了」，這是克魯曼從過去四年總結的教訓；對全球以美式民主為師的其他民主國家來說，美國民主淪落的教訓則是：「這種事能在美國發生，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我相信：媒體對人應該是其是、非其非，對事應該筆則筆、削則削；相信媒體是永遠的反對派，記者是永遠的反對者；相信媒體應該以道抗勢，不應該依附權勢；相信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靈魂，而老派價值是新聞自由的靈魂。

我相信：媒體因為科技的發展，或許有新媒體與舊媒體之分，但價值卻沒有新舊之分，我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在威權時代重要，在民主時代依然重要；在傳統媒體時代重要，在社群媒體當道的後真相年代更重要。

最近幾年，因為教書的需要，我經常重新翻閱胡適編的「獨立評論」與雷震編的「自由中國」，每一次重讀八十多年前、六十多年前那些早已變成古人的前輩們所寫的文章，都會感到非常汗顏，他們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不僅在他們所寫文章的字裡行間，向同代的人證明他們是一群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更向後代的人證明他們也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

因為有道德勇氣，所以他們敢於無所畏懼直面凱撒；因為有進步意識，所以他們敢於不走政治正確路線，不媚俗也不迎合大眾口味。這樣的道德勇氣，以及這樣的進步意識，就是我至今仍然信之不疑的老派價值。

我是一個走過戒嚴年代的記者，非常清楚民主與新聞自由是如何的得之不易，因此也非常憂心民主與新聞自由會在多數人的冷漠中一點一滴消失。這幾年，台灣跟許多民主國家一樣，在政治上都出現了許多「不自由民主」的跡象，不同國家的憲政民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縮，不同國家的新聞自由也碰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

但西方一些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英國的衛報，在面對這股民主逆流的歷史關鍵時刻，不但一再重申他們對老派價值的堅持，同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勇於挺身而出，去捍衛新聞自由在憲政民主體制中應有的角色與功能。例如，紐約時報不斷向它的讀者呼籲「新聞重要，比任何時刻都重要」，華盛頓郵報也在它的報頭下印了一行警語「民主在黑暗中死亡」。

跟西方這些媒體相比，我們台灣媒體是不是應該要問問自己：我們對不自由民主氛圍的逐漸擴大，是不是警覺得太慢了一點？我們挺身捍衛新聞自由應有的作為，是不是做得太少了一點？我們在網紅與名嘴變成領導風潮的意見領袖，以及社群媒體眾聲喧嘩的這個時刻，是不是也把老派價值拋棄得太早了一點？

「專業主義是專制主義的天敵」，這是我一位朋友盧躍剛說的一句話，他是中國非常有影響力的一位調查記者，不久前他出版的一本書「趙紫陽傳」，就是他實踐自己這句話的一個證明；他所說的「專業主義」，其實也就是我所相信的老派價值。

前幾天，聯合新聞網有一篇文章，標題引用了一九二六年魯迅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的一句話：「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句話寫得很悲壯，但在民主與新聞自由都遭逢挑戰的此時此刻，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魯迅這句話，當成是來自於遙遠歷史的一句警鐘？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十一月廿四日獲頒二○二○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獎致詞改寫而成）

再談專業。ＮＣＣ監理廣電媒體，廣電專業應有起碼水平，但在聽證詢答過程中，三位委員所提各項問題，無一不是在設陷阱、埋伏筆，明顯有刻意羅織之嫌，但更可怕的是，這些問題徹底暴露了ＮＣＣ委員對新聞專業的無知。

無知之一是，獨立審查人不可能廿四小時監看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你每天監看幾小時」、「有沒有超過三小時」、「是即時監看或遠距監看」，好像獨立審查人監看新聞時間愈長就愈盡責，否則就是獨立審查人制度失靈，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二是，任何媒體編採作業都是分層授權，再強勢能幹的編輯主管，也不可能鉅細靡遺監看每則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是不是每則新聞都要經過編審」、「為什麼編審只有兩位」，好像編審人數愈多，監看新聞則數愈多，內控機制就愈有效，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三是，新聞有沒有報導價值，要等新聞發生後才知道，全世界沒有哪個媒體會在新聞發生前，就訂定一個機械式的比例原則，來自縛手腳報導新聞。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你認為涉己新聞的比例應該多少」、「對單一特定對象的報導超過百分之八十八比例，是否符合專業」，ＮＣＣ雖負責廣電監理，但監理的並非廣電內容，撈過界指點媒體新聞製作，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四是，媒體人事任用就像所有企業人事一樣，董事長選任總經理，總經理選任其他員工。但ＮＣＣ委員卻問「中天總經理誰決定」、「總監誰決定」、「要不要向蔡衍明報告」、「需不需要旺中集團決定」，好像蔡衍明完全不應插手中天人事，插手愈多就表示干預愈多，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無知之五是，媒體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這是至高無上的理想，但全世界有哪個媒體老闆或大股東不過問經營？而且過問方式有千百種，但ＮＣＣ委員卻問「蔡衍明有沒有加入微信群組」、「總監是不是在群組內」、「蔡衍明多久開一次會」，好像媒體老闆不加入群組、不召開會議，就不會干預新聞事務，但這是哪門子專業？

蔡衍明決定媒體人事、介入新聞，這是事實；中天涉己新聞過多，對特定對象報導比例過高，也是事實，但這些「犯行」足以作為判死的罪證嗎？中天自律內控機制未能阻卻新聞錯誤，有違事實查證原則，更是事實，但立即更正或事後更正，難道不受真正惡意原則保障？司法若處理這些錯誤新聞，難道不會考慮以合理評論原則或合理查證原則，作為阻卻違法的依據？行政處分難道比司法判決對媒體的保障還要更嚴苛？法官判決不能罪不至死而判死，ＮＣＣ的行政處分更應如此。

當然，ＮＣＣ若能拿出確鑿證據，證明中天是中資、是紅媒，蔡衍明也是共黨同路人，則中天不但該撤照，法辦都是必要；但若以旺中控股拿中國政府招商補助作為紅媒證據，連陸委會與國安局大概也不敢茍同。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但台灣的言論自由，這幾年卻屢被侵犯。國安五法與反滲透法，限縮了人民在政治言論領域的表意自由空間；以社會秩序安寧法管制假新聞，也對表意自由產生了寒蟬效應；最近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法，處罰違反國家認同的政治宣傳以及揮舞五星旗的行為，更把象徵性的表意自由也列為政府恣意侵犯的對象。

如果蔡英文「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這句話發自內心，就該落實於政策，形之於法律，民進黨即使不必把總統的話奉為圭臬，但總不能所作所為與總統的政治承諾完全背道而馳吧？既然連道歉都不需要，何以人民還要受到法律制裁？更讓人納悶的是，當民進黨從政黨員一點一滴毀棄她的政治承諾時，蔡英文何以不聞不問？民主其名，威權其實，也難怪蘇志誠要代表李登輝說「你們在衝啥毀？」

民進黨侵犯新聞自由的例證，也是罄竹難書。ＮＣＣ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也違背公司治理原則，干預ＴＶＢＳ董事長任命長達一年之久，以及刁難中天電視總經理人選，都是開新聞自由倒車，比威權時代還更威權；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天換照問題，更是台灣新聞自由被侵犯的一個現在進行式。

電視台的執照並非免死鐵券，政府有權發照，當然也有權撤照。但撤照猶如判決電視台死刑，法官判人死刑不能僅靠心證，更不能憑個人好惡為之，政府判決電視台死刑，當然也應像法官判死一樣，不論認事或用法都必須慎之重之，能不殺則不殺，而非可殺則殺。

中天這幾年的專業表現，被質疑、被批判與被譴責，都是中天咎由自取，但若政府對中天的專業表現進行政治審查，這就是政府對媒體進行「基於內容的管制」，而非「不涉及言論或表意內容的管制」，這樣的政治審查當然是對新聞自由的侵犯。

但從ＮＣＣ擬訂的中天換照聽證會八大議題內容來看，顯然政府對中天換照已有心證，ＮＣＣ也顯然認定中天的新聞內容，都是足以判死的罪證。八大議題中，把換照與國安掛勾，更可見ＮＣＣ認定中天有紅媒之嫌，即使中天負責人在聽證會上窮盡一切可能自證無罪，但其結果就像黨產會召開聽證會一樣，最後有哪個被黨產會認定的附隨組織，能逃掉不被查抄？黨產會與ＮＣＣ的聽證會，其實祇是掩飾政府心證與行政認定的幌子而已。

更讓人對ＮＣＣ聽證會不抱信任的證據是，ＮＣＣ有七位委員，但主持中天換照聽證的兩位委員，偏偏正巧就是總統府外洩機密文件中被指稱可以「配合處理中天」的那兩位學者，這是巧合？當然不是。這兩位學者委員，也許不必迴避換照審查，但連主持換照聽證可迴避卻不迴避，這樣的ＮＣＣ，這樣的學者委員，也未免太明目張膽了吧？

民進黨如果因政治審查而關掉一家電視媒體，蔡英文與蘇貞昌從此就該閉嘴不談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因為他們殺的不是一家媒體，而是台灣的自由民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這九份解釋都被認定是大法官的威權履歷，明顯有政治介入解釋的痕跡，也證明有些大法官確實有侍從思維。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促轉會認為大法官曾是威權幫兇，九份解釋都是為了替威權統治那隻權力怪獸尋找合憲性理由，促轉會基於轉型正義目的，必須要揪出那些替威權服務的附隨大法官。

大法官雖然職司守護憲法，但有些解釋明顯反民主或反人權，卻是事實。以美國為例，在一八五七年的「斯考特訴桑福案」中，大法官判決黑奴不是美國公民，不受憲法保護；在一八九六年的「普利西訴佛古森案」中，大法官判決種族隔離政策並不違憲；在一九四四年的「是松訴合眾國案」中，大法官判決強制日裔美國人遷移並不違憲；在二○○○年的「布希訴高爾案」中，大法官判決佛羅里達州停止重新計票，使得布希贏得當年總統大選。

這幾項判決都被美國憲法學者歸類為「史上最壞判決」之列。但其中有些判決後來被憲法修正案所推翻，有些被大法官以另外的判決而獲得平反，「布希訴高爾案」中支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例如歐康納大法官，事隔多年後更為了她當時決定追悔不已。

從憲政民主發展史角度來看，促轉會之所以要求司法院交出九份解釋文，大概也是認定這九份解釋是「史上最壞判決」的範例。但大法官是合議制，解釋文一旦公布，便祇有集體責任，而無個別責任，大法官雖未公布記名表決紀錄，但誰支持多數意見，誰提不同或協同意見，也隨解釋文一併公布在案，亦即，誰是威權統治的附隨大法官並不難查考，促轉會進一步要求司法院公開大法官評議紀錄的意圖與必要性，也因此難免啟人疑竇。

大法官的評議紀錄，其實就是大法官平常的開會紀錄。但大法官開會本來就非一言堂，過程一定是你說我說他說，然後形成共識作出決議。而且，有些大法官在形成多數意見的過程中，也不乏有所謂的策略性發言，或是扮演魔鬼辯護士的角色，這些發言在事隔多年後很難考據是否可確信為真。何況，大法官的開會紀錄不像法庭筆錄，事後並未經大法官逐字閱讀確認，促轉會若以未經大法官個人確認的開會紀錄，逕行認定誰是威權幫兇，但當事人卻早已作古多年而無法澄清辯駁，其結果是否可能造成冤曲，也不無疑問。

司法院是政府機關，當然要受檔案法規範，促轉會有令，司法院也不得不從。但大法官這次在促轉會祭出轉型正義這把尚方寶劍後，卻被迫要進行自我辯護，被迫陷入如同其他附隨組織的困境，被迫要抗辯促轉會是否擴張解釋政治檔案的認定，當然更被迫要承受行政權以召開研討會方式，向司法權進行外部施壓的體制外挑戰。

當大法官變成轉型正義的對象，許宗力要如何接招？這是他從未預料的一個特殊憲法時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也就是說，即使將來有一天，大法官終於作出解釋，判決黨產條例確實違憲，但婦聯會早已形神俱滅，永無回復原狀可能。但大法官「見死不救」，應作為而不作為，婦聯會雖是首例，卻可能並非孤證。

黨產會自成立以來，對國民黨及其所謂附隨組織，已作過十五次行政處分，每次處分，例必引發一場行政訴訟，其中黨產會有勝有敗。但迄今為止，卻有三件繫屬北高行的行政訴訟，因為合議庭法官認為黨產條例違憲而停止訴訟進行，並且先後聲請釋憲。但三庭九位法官的三項聲請案，卻如同石沉大海，大法官至今未作處理，任憑那些附隨組織因生死未卜而惶惶終日，也坐視黨產會恣意妄為而不聞不問；但等待釋憲猶如等待果陀，等待釋憲而讓政局終日紛擾，大法官豈無責乎？能無愧乎？

大法官職司釋憲，面對各式各樣的聲請案，經常會感到困擾：什麼時候應該表達觀點而管得多一點？什麼時候應該保持沉默而管得少一點？而且，管多管少是兩難，管早管晚亦然。但一則黨產條例是否違憲，具備憲法上原則重要性，大法官當然要管；再則黨產條例攸關轉型正義的民主進程，大法官也當然要管；三則黨產條例關係政黨之存續，應屬憲法保留，大法官也非管不可；四則黨產條例涉及法人團體的財產權是否被恣意剝奪，大法官更當然要管，而且管得越早越好，否則，類似婦聯會那樣的案例，還會層出不窮。

換句話說，黨產條例是否違憲，有憲法原則與現實政治的重要性，也有組織存廢與人民財產被剝奪的急迫性。大法官先是以程序要件不符而不受理監察院的釋憲聲請案，也許還有仁智之見，但三件法官聲請案並無程序要件不符問題，大法官卻遲遲留中不發，視重要性如無物，置急迫性於不顧，讓人不得不納悶：人民在等大法官，但大法官到底在等什麼？等政治風向？等同僚共識或社會共識？等時機成熟？或者要等國民黨與其所謂附隨組織，一個接一個被黨產會消滅殆盡後，大法官才宣告出手？

大法官每年收受聲請案件，約有四百多件，忙碌可想而知，而且案件有先來後到的考慮，大法官依時序選案，也無可厚非。但「刻板的公正即是最大的不公」，黨產條例擾亂政局近四年，國民黨與其所謂附隨組織之財產被行政處分約七百多億，法人團體被宣告死亡也有一例，大法官如果仍然死守依時序辦案的刻板決策模式，而不思重新調控釋憲議程的設定，這就是形式的公正、實質的不公，大法官與法匠又有何異？更何況，法官最早一件釋憲聲請案是在前年六月提出，即使排隊也該輪到了吧？

有人也許會嘲諷，現任十五位大法官，舉目盡是現任總統人馬，要他們宣告黨產條例違憲，豈非緣木求魚？但若多數大法官理解大法官在憲政秩序中的正當角色，也理解他們在促進民主進程中的功能，就必然會有「不要考慮政治後果，無論後果多麼可怕」的認知與作為，那些基於黨派意識而來的嘲諷，不過廢言一句，不值大法官一哂。

根據台北市選委會核查結果，罷免立委蔡正元的連署書中，有四萬九千份合於規定，已跨過罷免成案的門檻，依法將舉行罷免投票。

在北市選委會宣告罷免成案當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也正巧初審通過「選罷法」修正草案，決定刪除第八十六條「罷免案之進行，除徵求連署之必要活動外，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的規定。

但參與罷免連署的南港與內湖區四萬多選民，卻千萬別為此修正而歡欣鼓舞，誤以為他們從此可進行罷免宣傳活動，而不必擔心受罰，因為立法院雖然廢止了 八十六條，但「選罷法」一三一條卻並未同時修正或刪除，這項條文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發布選舉公告之選舉，或已向主管選舉委員會提出之罷免案，仍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

也就是說，罷免蔡正元的案子，屬於「已向主管選舉委員會提出之罷免案」，因此仍然適用修法前的第八十六條規定，想罷免蔡正元的選民，仍然不得進行任何罷免宣傳活動。

選舉可以宣傳，罷免卻不得宣傳，「選罷法」這項規定本來就明顯違背民主常識，但過去二十多年，立委卻從未動過修法念頭。前年民間團體連署罷免吳育昇 雖然功敗垂成，但當時即有人提出修法主張，立法院若能立即回應，「選罷法」八十六條應該早已刪除。但天天吵吵鬧鬧不務正業的立法院，卻拖到一年後才姍姍修 法，以至於無法適用於蔡正元罷免案，這樣的結果，不叫立法怠惰叫什麼？

但立法怠惰的事情，又豈止選罷法一件而已？去年三月，大法官在作出七一八號解釋時， 已明確宣告「集遊法」中有關緊急性與偶發性集遊採取許可制違憲，並應至今年一月一日起失效。但立法院近一年來，卻數度將集遊法修正草案留中不發，任令違憲 條文失效，卻遲遲不願修法回應，逼得內政部最後不得不訂定一項處理原則，以行政命令來規範憲法賦與人民的集遊基本權利。立委視憲法如無物，棄法律而不為，這樣的國會，不但目中無大法官，根本就無憲法。

另一件因立法怠惰而有損人民基本權利的事情，則是刑法誹謗罪至今仍未廢止。戒嚴時期，許多人因言論涉及誹謗而坐牢，但解嚴已過二十八年，誹謗除罪卻至今仍未實踐，以至於才會出現國家元首控告名嘴誹謗，除了提告民事外，竟然還要加告刑事的荒唐結果。

大法官五０九號解釋， 雖然宣告刑法誹謗罪相關條文並未違憲，但五０九號解釋作於十五年前，與台灣目前的言論市場現狀已多所扞格，再則五０九號解釋本來就是一項充滿高度妥協性的 解釋，大法官基於尊重先例原則，雖不宜輕易推翻或變更解釋，但刑法之修正既操之於行政權，亦決定於立法權，行政權不積極作為，已屬行政怠惰，立法權若應為 而不為，當然亦屬立法怠惰；更何況，兩公約變成國內法後，立法院仍未積極修法配套，更屬怠惰。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後，政府雖曾全面翻修或廢止戒嚴相關法令，但蘊含戒嚴餘毒的法令，其實並未完全消失殆盡。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條在民間長期強烈抗爭後才不得不修改，讓言論內亂罪從此變成歷史名詞，就證明政府「蠟燭不點不亮」的惰性。

馬政府執政後這幾年，因為行政怠惰，未修改含有戒嚴餘毒的集遊法、刑法與選罷法等法律，已屬不容寬貸；但擁有立法提案權的立法院，因忙於內鬥而疏於修法，亦屬不可饒恕的立法怠惰。台灣政治因立法怠惰而寸步難進，台灣憲法亦因立法怠惰而形同具文，都與國會為與不為息息相關。

如果立法院能早點主動完成集遊法等修法，憲法精神何至於至今仍未能彰顯？如果立委能早點完成修法，蔡正元罷免案又何至於可能因不能進行宣傳而面臨功虧一簣的結局？

立法怠惰惹的禍，由此可見一斑。換句話說，立法怠惰若不改，不管政府體制再怎麼改，結局都是一樣。

極權國家領導人過世後，人民通常被迫要世世代代紀念他；但民主國家領導人過世五十年後，人民仍然熱中主動紀念他，全世界大概唯甘迺迪一人。

五十年來，回憶或研究甘迺迪的書有四萬多本；有關他的電影、電視與紀錄片也不計其數，他是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永遠不褪流行的主題。在政治上，「甘迺迪」更是一個代名詞或形容詞，柯林頓、卡麥隆以及歐巴馬等年輕魅力型政治領袖，都被人比喻為甘迺迪。當然，他創造的「卡美樂神話」，更像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傳奇一樣，始終被人津津樂道。

但也像神話一樣，甘迺迪的故事其實有很多是虛構與誇大的。他雖是魅力型領袖，但如果他在媒體統治的這個時代當總統，他的愛迪生氏病，他的難以計數的緋聞，以及他的許多決策錯誤，都會被媒體一一挖掘曝光，神話很可能會變成醜聞。

知名調查記者赫許（Seymour Hersh）雖然在十幾年前寫了一本厚達五百多頁的〈卡美樂的黑暗面〉，但跟甘迺迪同時代的記者，卻無一人曾經對甘迺迪有過扒糞式的報導或評論。他跟報老闆、大牌專欄作家與記者，麻吉到彼此稱兄道弟，以至於不但沒有人會報導他的疾病與八卦，甚至連豬灣事件與古巴飛彈危機這樣的重大獨家新聞，也會因為甘迺迪一通電話，讓媒體不是留中不發，就是淡化處理。卡美樂神話的主角雖然是甘迺迪，但「隱藏的書寫者」卻是他那些媒體哥兒們。

後甘迺迪時代的學者與記者，雖然仍有人神話甘迺迪，但有更多人卻發現，甘迺迪「做的成就」遠遠不如「說的成就」。以民權運動為例，他雖然在多次演講中痛批種族隔離是道德危機，也曾下令派遣國民兵處理反黑人入學的白人示威活動。但終其任內，他卻因怯於南方州與國會壓力，遲遲未能完成民權法案的立法，讓呼籲他效法林肯能簽署第二次解放宣言的民權運動領袖大失所望。

但即使是那些反神話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甘迺迪是史上少見的「言說型總統」，他那種鼓舞人心的領導風格，讓身處於最寒冷的冷戰年代民眾，都被感染到他所散發的熱情、勇氣與理想。年輕人在他召喚下，紛紛加入援助第三世界的和平團。他的「新邊疆」主張，也讓許多人對不可知的未來充滿憧憬。他在古巴飛彈危機中表現的決斷，不僅阻止了一場核戰危機，也讓他在偶像式魅力之外，更具備了英雄形象。有人因此形容：「希望的政治」不但是甘迺迪領導風格的寫照，也是他留給後代的最大遺產。

他雖然只當了一千多天總統，但在他任內，內有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正面臨「結束的開始」的關鍵時刻。外有蘇聯擴張主義步步進逼，豬灣危機、柏林圍牆危機以及古巴飛彈危機等，更讓六○年代猶如危機年代，戰爭一觸即發。但菜鳥甘迺迪並未被老狐狸赫魯雪夫嚇到，戰爭引信也被他一一拆除；國內雖有動亂，但仍在控制中。更重要的是，即使國內外情勢險峻，民眾對他仍有信心也有期待。

甘迺迪的神話雖然不可能被複製，但甘迺迪的領導風格，鼓舞人心的風格，帶給人民希望的風格，卻是每個國家領導人都可以也應該學而時習之的榜樣，學習他那種「希望的政治」、「朝氣的政治」；尤其在暮氣沉沉的此刻台灣，更應如此。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