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國民生產毛額（GNP），在看不見的手之下，產生了諸多外部性、社會成本或「富裕中的貧窮」現象，其中也成為踐踏環境看不見的腳，因此GNP也被稱之為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大抵此種單視野發展不會有環境友善的考量，特別是地球環境所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未被列入價格中，無價居然成為兩者的分水嶺，當環境價值對上經濟的價格時，一路敗北，產生出今日瀕危地球的成績單。共生的格局方能決定地球的結局，GNP成長典範已無法與地球共生，有必要轉變成如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幸福典範，創造「地球如家」的幸福結構，包括自然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納入。思想上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到生態中心主義，包括「像山海一樣思考」的生態哲學觀，行動實踐上由全球化轉變為在地化，在生活上推動能與地球共生的綠領與野孩子運動等，包括土地友善耕種、低碳食物旅程、社區發電廠、山海守望產業、生態創意產業等，並進而串連在地全球化（glocalized）沒有國界的三生有幸鏈：生活、生產與生態共生的幸福鏈。

環境社會學主張環境破壞三大家為：國家、資本家與住家，國家領土的概念將環境視為內政問題，正是加劇全球變遷問題的主因之一，地球才是唯一的生命共同體，顯然聯合國也無能為力，United Nations 因而被戲稱為 United Nothing。雖然世界上超過200個國家，就環境主權而言，許多國家都不能稱之為獨立自主國家，以台灣為例，糧食主權、能源主權及碳主權皆無法自主，生態足跡超過自己的國土數倍。許多國家與跨國企業正在進行內部與外部的環境殖民，不但生態與生靈塗碳，環境難民與氣候難民也已成為主流難民了。此外，人類社會中一些地球不友善的文化，例如進補文化，扭曲了生物多樣性，有違共生原則。

雖然號稱：環境是向後代子孫暫借的，而不是繼承自祖先，但這一代所作的選擇卻違反永續發展，讓下一世代的福祉備受威脅，解鈴人還需繫鈴人，人類必需從謙卑改變起，展開與地球共生的新典範，自覺：人不是由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上站起的爬蟲類，全球變遷急需變遷全球，人類你準備好了嗎。

在面對氣候變遷嚴峻的挑戰下，臺灣如何在既有的環境法律中納入氣候變遷議題，並引導決策方向，是個重要課題。尤其是當台灣進入六都的空間佈局，地方政府應該如何更有效率執行環境法令，甚至做好地方的環境治理，更凸顯問題的急迫。然而，長期對環境議題較少著力的法院，在近年來在一連串的司法判決中，逐漸展露出其對於環境議題的處理量能，對環境法律的執行與監督，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值得正視。台灣環境法正面臨挑戰，但也蘊含生機。

二、      環境立法與執行

2002年立法院三讀通過《環境基本法》，第一條便明白揭示該法目的在於「提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維護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環境基本法的立法模式和一般管制性法律不同，性質上已超越個別環境議題的管制，而具有高度的政策導引性。此一立法格局相當高，如何發揮其應有的政策導向功能，必須多加關注。尤其是，當前環境問題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更具有大空間尺度、長時間跨度、又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對環境管制與法律實踐產生衝擊。其所帶來的挑戰，不是單純的溫室氣體減量的管制性問題，而是如何提升國家因應氣候變遷制度量能的問題。從程序面觀察，近十多年來，臺灣社會已經歷許多變遷，包括社會民主化、公民社會的成熟、人才的養成、人民的價值觀等，都有不同於以往的樣貌。因此，民眾參與的監督機制以及資訊透明公開相關規定更顯重要。

除了立法層面的問題外，真正的癥結仍在於相關法律執行赤字嚴重。對於執行赤字的問題，政府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政府要有足夠的政治決心，尤其是面對管制大企業是否符合環境標準等相關規定時，政府要能切實的執法。例如曾經獲得「臺灣企業永續獎」的科技大廠日月光，直至2013年10月1日，高雄市環保局才發現日月光K7廠抽引自來水至採樣槽供主管機關採樣，而將沒處理的強酸廢水直接排入後勁溪，並早已嚴重污染後勁溪下游的農田及魚塭。這樣的案件正凸顯政府在面對大企業的污染管制上的不積極。而這也帶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地方政府執行能力提升。隨著六都（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縣為準院轄市）的形成，地方治理的權力也隨之增加，然而執法量能仍有提升的空間。

三、      環境司法：法院在環境議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近年來，法院在環境議題上，已經越來越有著力點，也越來越有視野、勇氣與智慧。例如，在臺東美麗灣案中，地方政府配合開發廠商先重新分割幾個地目，再重新整併，將開發面積改成〇點九九七公頃以規避開發面積達一公頃就必須進行環評的規定。民間團體對美麗灣案透過技術規定逃避環評，提出公民訴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令民間團體勝訴。法院在美麗灣判決中，表面上看來是介入了開發行為，但法院真正要做的，並非決定開發行為是否應進行，法院真意在護衛環評制度，不允許應該進行環評的案件規避環評。再如中部規劃的科學園區第三期（后里基地七星農場）、第四期（二林園區）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所引起的一連串高度爭議，法院也接連做出非常關鍵的裁判，包括撤銷中科三期環境影響評估結論的判決，以及後來針對中科三期與四期停止執行的裁定。法院在裁判中針對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環評問題進行討論，並認為不能因為執政者認為開發案要盡快通過，就不顧事實，急於完成第一階段環評。法院所強調的是，在行政機關違反程序的規定時，必須暫時停止開發；在沒有切實進行環評，或開發行為對於生命、環境與健康的顧慮還沒有移除前，開發行為不能繼續。法院並未越權，而是謹守著司法應有的分際。

上述兩個例子都在在說明了法院所捍衛的是環評制度的尊嚴，而非介入決定開發行為的實體決策。法院在判決中認真地論證，對環評制度的內涵以及法院的角色反覆思考，由此觀察到法院已經具備處理環境問題的觀念、想法、知識與視野。這樣的發展是值得國人，不管是農民或產業界、政府或民間，也不管是哪一個政治立場的人，都應該感到欣慰的。

四、      結論

當今臺灣所面對不再只是傳統的環境議題，更面臨著時空大尺度且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氣候變遷的挑戰。也因為氣候變遷課題和過往的環境議題不同，具有全球連動的性質，因此無論立法、行政、司法系統都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進一步體會與思考，以提升政府的氣候變遷決策量能。

卡遜女士的鉅著，「寂靜的春天」，或如恆鑣兄所譯－「無聲的春天」，是1962年，亦即她逝世的前兩年所出版。彼時，個人甫入讀台大，甭說對「環境保護」字眼未曾聽聞了，甚且對就讀中的「土木工程」也一樣地糊裡糊塗，直要等到四年後畢了業，當重返南部優美的糖廠鄉野環境，那時這本翻閱過的「閒書」才猛然自腦海裡跳蹦而出：可不是嗎？故居的鳥語花香若一旦消失，那該有多悲哀？！

確實，全美甚至全球的環境意識（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確是由當年的這本小書所啟動的。試想想，若美國國徽中的老鷹真被DDT農藥所滅絕，那對素喜自豪的美國人言，豈還了得？！於是乎，這項當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藥物自1972年起即被禁用，且六0年代末七0年代初，全球各國政府紛紛立法設置環保機構，而民間的環保組織與運動亦也自而風起雲湧。

同一時期內，因海外各大學也逐一設出環境科工系所，並每以我所就讀的土木母系為起點，既如此，個人便有了這份可研習新知的就近時機。而更難得的機會是：返台任教前自己所就業的環工顧問公司，當時正拓展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的新業務，這下一個新進的小工程師就幸運地可邊做邊學，漸漸瞭解到：「預防勝於治療」原則為何在污染防治工作上是那麼的重要，也難怪過去缺乏環境影響思考的傳統工程師們，每常要背負起是自然環境破壞者的罵名了！

那知轉眼間，四、五十年的學生與教師歲月說過就過，在個人的後段生涯裡，所教者不論是專業或通識課程，自己向同學所推荐的必讀書籍中，頭一本就必是這冊「『寂靜的』或『無聲的』春天」。我認為，靠說理是喚不出現代人早埋封於心底的環境意識的，唯有依賴感受的力量始能重新叫醒大家的記憶，好好去關切這顆已大受傷害的美好地球－不論從台灣、或美國、或從其他的我們的棲息地。是的，我想聖嚴法師生前所一再倡導的所謂「心靈環保」，應該也就是必需選擇個「正確」的工作起點的意思罷了！

環顧當今圍伺著我們的所有環境危機，本文實無一一予以遴列的篇幅，更何況法師所言的「心靈」兩字，不早就直指現代所有環境問題的關鍵所在了嗎？！所以，我們究竟有那些環境議題需要改善絕非重點，若我們的心靈仍與半世紀前相同、甚至更加倍地對天地的感受冥頑不靈，那麼禁絕了DDT類農藥，當然仍禁不止現今所冒現的更多樣更劇毒的新生產物；且不談毒性物質也罷，連「二氧化碳」這項從來就是你我空氣中，早即長存著的天然物吧，但打從工業革命起迄今，誰曾料到過它竟搖身一變，成全球目前最顯眼的頭號「通緝犯」，引得國際間年年爭議，誰該率先來緝兇？科技界則熱烈附和以各種「藏兇」式的所謂「封存手法」的研究。當然，與工業革命年代同樣久遠的「資本論」者，當哪個熱門議題出現，他們所提出的千篇一律解決之道即是：「市場市場市場…」，「別的方法靠不住，『碳交易』絕對有效！」他們說。

嗟乎，筆者在文末突憶起了英國天才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名言，他認為若地球環境問題無解，咱們如此聰明的人類即應斷然地遷往其他星球去！沒錯，咱既自命為「智人」，絕對比較咱們的恐龍祖先聰明，牠們遇難無處可逃，而我們未來可供選擇移居的新星球還多得是呢！

是嗎，這樣做對嗎？！如果宇宙間也有史筆記載，個人真擔心：我們這個族種，除了會背負「地球殺手」的罪名外，說不定更要被戲稱為：具有十足劣根性的「宇宙惡房客」哪！

系統性的環境規劃與管理以完整的生命週期思維來考慮環境問題，整合跨領域的政策工具，建構完整的環境法規管制制度，並將環境議題融入各類政策的決策過程中，調和組織與行政程序，以促使政策在研擬及履行過程，均朝永續發展方向做全面性的提昇。這種「環境政策整合體」概念的落實，首先必須透過各部門組織及其目標的整合，使經濟、環境與社會目標間的綜效最大化，同時，使公共與利害相關人適當地獲取資訊與參與決策。其次為確立環境成本與效益的量化，使其內部化於政策工具之中，並全盤檢討有害的補貼等政策工具，進一步營造具創造環境效益的誘因機制。其三便是對於不同層級政策、計畫、方案的規畫與制定，採行適當的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並推動有效的產品與服務計畫，促使生態效率最大化。

其中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為現行制度中，最具可針對上位政策進行預防性評估的機制。政策環評的首要目的，係整合環境面的考量於政策制定過程，以提供高層次的環境保護水準，並在參與環境決策的相關利益團體、個人之中，作為強化溝通的有利工具。作為公共政策的決策支援工具，台灣的政策環評制度仍有諸多制度性的缺陷亟待改進。實際上，可視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為一整合不同環境評估工具的決策程序，如以物質流分析鑑定引發環境問題的關鍵物質及其在經濟與環境系統間的流動；以風險評估量化人體健康之影響；或採用生命週期評估同時分析一政策對環境涵容能力、國民健康、自然資源、溫室效應等潛在衝擊。藉由此類整合，可提昇政策環評評估結果的可信度以及決策支援之應用，以達成環境整合體概念中，確保將環境議題在各決策過程納入考量之目的。

在評估之後的規劃程序首重方案選擇，可透過決策方法，尋求最適方案。其後的環境管理則藉由行政、法律、經濟、教育和科技等各種手段，以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使社會經濟發展在滿足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所需要的同時，防治環境汙染和維護生態平衡。環境管理的手段，包括法令與控制、經濟誘因、技術與資訊，以及社會教育與倡議等作為。

環境規劃與管理涉及複雜的資訊、知識與決策程序，值得社會整體在其間的歷程中，不斷學習與成長，這是我們腳踏實地，逐步邁向永續的必經之路。

其實輭性學門興起得晚是有其緣故的。首先，以傳統環境工程為例，雖然它的主題如「污染防治」亦在其工程流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中亦涉有規劃與管理步驟，但字樣間固相同，但其工程哲理卻始終未曾引發過太多爭議，那便是「預防勝過治療」這句古老的名諺。

相對而言，若專論「環境規劃與管理」此一新組別，那麼這位新生代的統領場域、以及未來的研教發展走向即顯不清不楚，一直要捱到廿餘年前，總算有個公認的國際性詞彙的出現：那便是「永續發展」或「可持續性發展」。自彼時起，爭議中的塵埃終於落定，搞科工的人也願意有志一同了，他們試圖為這個詞彙的文字性定義予以數字化、系統化以至於最終的工程化。

「環境涵容量」、「碳足跡」等等一系列的新名詞，其實全都是由環境規劃與管理學界在這段發展期間內所提出。確實，從永續發展詞彙的信仰到實踐，若無有數字化的依據與標的，那將全屬空談，成不了事的。所以大至「氣候變遷」，終有人提出了攝氏2度的警戒線；小至於個人日常生活中所謂標準排碳量的計算，若是人人都能逐步做到這些數值的規範與管理，那麼家庭、工廠與社區的所謂「節能減碳」才不會成為奢望！

也在約廿年前後，筆者所在職的台大環工所正式成立了環境規劃與管理組別，那時正巧也結識了從事國際「物質流」研究的歐日學者，他們咸認為台灣幅員是最適合從事國家物質流計算的所在，而且咱校內各路人馬齊備，若能組得團隊並恒常為地區物質/能源流貢獻力量，既能對自己國家未來的節約前景最有利，更能類似當年美國的Biosphere 2計畫那般－不論計畫本身成敗－為國際提供出一個示範性實作來！

時至今日，當年那份大有為的構想雖仍停留在藍圖階段，但總算還有後起的師生在分別或零星地執行著，想想或許是來日方長，通盤的思考與作為尚待合適機緣的來到吧。

圖1.  臺灣年雨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水利署楊署長簡報資料）

知天

過去水資源系統之水利設施或是管理措施均是以歷史資料為基礎，並考慮其特性不變。然近年來的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環境會自然變遷，也會因為人類不當發展而改變。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往往超過原來人類或自然系統可以處理的範圍，導致嚴重衝擊。我們或許無法真的知天，但卻也不得不努力了解自然變遷之本質與趨勢。為能清楚掌握水資源環境除了強化現有監測系統，更重要的是發展未來氣候、水文、水資源環境之推估能力，以達到政策規劃與行動法案推動與修正之預警功能。

順天

永續發展之精神在於確保生態環境承載力不退化，與管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之負荷不超過承載力，並兼顧社會與世代之公平正義原則。惟有了解環境變遷下的承載力， 方能避免經濟社會過度發展，進而帶來環境持續退化，最終反撲限制了發展。因此，必須建立區域水資源供水與災害防治承載力評估方法，並有合理風險管理與考量不確定性的決策機制，確保不超用系統服務的承載總量。氣候變遷會同時影響供水承載力與累積需求負荷，必須建立評估機制，瞭解可能面臨問題，並擬定適當調適策略予以因應，以達順天應人。

樂天

臺灣面對艱困的環境挑戰，過去多注重於短期的防災，缺乏積極的營造有品質的生活環境。變動環境除了帶來挑戰，同時也帶來發展的機會。除了面對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發展的防災與調適科技可進一步擴展為產業，此外，環境衝擊也帶來改變的機會，未來可以區域規劃之系統整合為框架，以社區為推動執行單元，並且開始結合環境友善與美的工程，創造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一個接著一個社區去降低暴露災害的風險與脆弱度，也強化其從災害受損的回復能力。例如，環境保護署應將低碳城市的推動擴大，進一步在未來新的環境資源部架構下推動具有低脆弱度與高回復力之永續生態社區或韌性社區，強化低衝擊開發之友善工程，如綠屋頂、雨水花園、雨撲滿、生態池等，不僅可容納暴雨逕流，亦可提供連續不降雨時之非接觸用水，此外，綠屋頂與生態池等設施可美化環境與降低環境溫度，達到美觀與節能之目標。分散性的社區系統可減輕集中式的區域系統的負荷，隨著環境變遷，可以一個一個社區強化，同時提高社區與區域系統之調適能力。

變遷的環境帶來挑戰也帶來機會，但要掌握機會就必須掌握資訊與知識，然後以謙卑的心順天應人，並具有智慧的樂觀積極進取，發展有品質與美的新生活環境。然未來問題尺度大，因此，會有跨領域的複雜度，必須能跨領域思考問題與提出解決方案，方能在不同領域間降低互斥與提高互利效應。面對持續變動與極端化的環境，提出的規劃與調適措施也必須能系統整合，結合不同空間尺度的方案與整合不同層級的治理機構。「周易」知天、順天、與樂天之古代智慧正是未來水資源政策與民眾行動之重要依歸

誠如在本書的「環境教育的推廣及普及化」一節中所言，目前環境教育雖受到普遍的重視，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首先，「環境教育」的定義，或說「意義」與「範疇」，仍未獲得一致性的共識。在許多文件與論述中，「環境教育」仍被當作「環境知識」處理，但事實上，「環境教育」是價值教育，以知識為基礎，以行動為目的，但並非僅限於知識層面。簡而言之，環境教育的目的在於解決環境問題，而提昇國民的環境素養是重要的過程，而這環境素養及包括了知識、態度與技能各個面向。

此外，環境教育究其實是「為了環境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environment)。因此，所有能夠支持環境品質提昇、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教育過程均屬環境教育的範疇。因此，與環境或永續相關的各種學術、政府、社會領域均為環境教育相關領域。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環境教育，讓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成為社會的普遍價值，就得強調環境教育的跨領域與包容性，使所有具有能力與興趣者，都有參與的途徑。

在書的全文中，我們提出了看待環境教育的新思維，並且提出了六個基本原則：秉持科學精神、強調自我學習、善用媒體傳播、鼓勵公民參與、採用雙向溝通，與全面擴大參與。這六項基本原則各有其重點，譬如：對於環境相關科學與議題的學習與尊重，是環境教育者的必要功夫，也是環境教育客觀性的重要來源。台灣是資訊開放的社會，可以獲取環境教育的相關資訊與參與的管道相當充分，若我們有開放的態度與積極的態度，則自我充實的機會不虞匱乏。傳播方式的革命是環境教育者必須面對的現實，善用傳播科技與新的媒體運作方式，可以事半功倍。環境教育立基於開放的民主社會，公民的參與也是促成社會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此外，社會各界看待「環境教育」時，亦有對於「教育」二字有單向或權威的意涵有不同的意見。在本文中，我們特別說明，「教育宣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教育的雙向溝通性必須強調，不宜建立「上對下」的姿態與氛圍，而是提供一種「教育的機會」，讓大家能夠共同成長。最後，必須提昇環境教育的「友善度」，使環境教育本身有趣、具體化。譬如，環境教育的媒介不見得僅是「教材」，也可以是遊戲或其他具體的硬體或軟體。以永續性的角度來看，環境教育必須產業化，使環境教育成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專業，如此所有的專業與創意便可注入環境教育，讓我國的環境教育走出一條海闊天空的道路。

我們智人喜歡愛智的哲學，總是在變遷的自然環境中，找出變通的求生方法，而逐漸衍生了在不同時代異同的環境思想。我們喜歡鬥智，總是在變遷的社經環境中，找出謀生方式而又在不同國家地區衍生了異同的習俗文化。這些都是影響人類環境文化的多變量驅動因緣與際會。

古今中外人類對地球環境的結構，思索探究未曾終止，而迄今規論為地球涵括了自然環境的自然生態系統 (簡稱自然)，以及人文環境的人類社會系統 (簡稱人文)。在面對國家區域環境問題中，人類挑戰災害防救的科技極限，也反思到許多環境問題，歸咎於人類的埋因造禍。在人類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廿一世紀，我們共同看見全球環境災害頻仍事件，層出加遽的尋常與異常。簡言之，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同樣的在全球氣候變遷的極端環境中，我們與地球共榮共存的生活、生產、生態的環境文化，正隨著我們的環境價值觀、態度與生活方式而蛻變著。

值得回顧的是美國製片《明天過後 The Day After Tomorrow》，於2004年上映後，引起許多國家、社群，有關環境與人的省思與討論。值得關注的是，我們台灣齊柏林先生編導拍攝《看見台灣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於2013年在台灣上映後，影片獲得第五十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肯定；更關鍵引起台灣民眾普遍的迴響。這些迴響內涵著台灣環境的美麗與哀愁，超乎台灣居民的平常想像。很顯然的，《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透露出台灣環境與人民衍生的環境倫理與糾結的環境問題，而有待環境教育的終身學習。

人在地球中求生存，並與環境互動衍生了共同生活特有的習俗與規範。這種習以為常的文化在環境思潮中逐漸形成，又漸進式的蛻變。這種建構於人類對環境生態的認知和價值觀的環境倫理，是人與環境的生態關係與相處之道。我們人類生活在變遷的環境中，我們生活之道，理當順應自然而情當處之泰然。我們人類與環境互動的生態關係與環境倫理，是我們環境思潮的因緣，際會的是我們衍生的環境文化，而可改善的是我們與環境共榮共存的可持續方式。人類的環境文化演進與蛻變的過程，在時空環境、生態情勢、人類生存發展需求，以及環境倫理信念相互作用下，演進成自然、經濟、生態等三種文化類型。這樣的蛻變，在臺灣可從早期以經濟為導向的海鮮文化，轉變為現在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海洋文化。

生物在環境中的適應與演化，是自然並存有偶然變因，但也終必然變動演替。人類的思潮在環境中的涵養與衍生，常慣性演進，但也需蛻變而突破困境。台灣在2011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正式實施了《環境教育法》。其第一條開宗明義的指出：「為推動環境教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這是許許多多生活、生產、生態在台灣的民眾、媒體、專家學者，於數十年來的環境文化思潮典範與期許。台灣的環境資源多樣，涵括自然的森林、湖泊、溪流、濕地，以及人文的城鄉、水庫、埤塘等生態系統及棲地，交互促成了我們特有的台灣生態環境文化。在寶島台灣的環境中，萬物眾生皆有其存在價值與特色，我們要維續這環境與人共榮共存生態友善的環境文化。

台灣地狹人稠，在過去五十年來，由於政府與全民的努力，隨著國際化與現代化的腳步，工業發展且經濟繁榮，創造了傲世的經濟奇蹟，但因追求經濟發展並未兼顧環境保護，使得環境遭受到嚴重的破壞，環境品質惡化，產生環境危機。回憶民國70年代，台灣的環境狀況，大體可以簡單的這樣形容－那根煙囪不冒煙？那條河川下游不發臭？那個縣市不是隨時可能爆發垃圾大戰？歷經近30年的努力，各項環境議題已逐漸建構本土化的處理機制、法規、標準及作為；雖然當前台灣環境的現況，汚染改善和資源保育，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但是空氣、水質、垃圾清理等大環境明顯的進步，仍然是有目共睹。同時，在思想和論述的層次，不論在官方、民間、學界、業界，環境保護已然成為最重要價值的選項。

鑒於過去以汚染之介質，空氣、水、廢棄物、毒化物為分類方式的標靶療法，其邊際效益已日益遞減，且因質能不滅，汚染物在各介質中的流竄，如不以系統整合方式管理，終難竟其功。另以，物質的有利運用與其對環境的危害，端視其是否適得其所，國際上對永續資源管理的概念朝向於資源使用過程中，減少環境負面衝擊、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保育自然資源並將成本效益與國際社會公平納入考量，最終在循環型社會體系下使維持穩固經濟發展與環境負荷之關聯性徹底脫鈎。因此，未來以環境保護、資源保育為核心價值的環境教育的成敗，將是決定吾人走向永續發展或破敗毁滅的重要關鍵。

地球生態圈是浩瀚的宇宙中，至今僅知可供人類安身立命之所在，維護生態圈健康平衡的永續發展，是所有人類無可旁貸之職責，這是20世紀人類最大的覺醒，也是21世紀人類如何旋乾轉坤最重要的關鍵。台灣面對資源短缺及多變的環境問題，期盼國人無論產、官、學、民在環境工作領域能同心協力，牢固以減耗、省能、去毒、循環、共生的核心價值，將環境保護、資源保育做為最重要價值，並落實於生活及工作之中，則人間淨土即現眼前。如何成就地球永續．台灣永續，就看吾人如何選擇和作為。

一、 傳統性汙染源與風險性事件所造成的環境災害

台灣在 1960 到 1980 年代的 20 年間，工廠四處林立；石化產業則自

1968年建一輕到 1990 年代初期的五輕與六輕；電力供應在這段期間由 100 萬千瓦左右急速上升到近 2000 萬千瓦。因此所造成的外部不經濟（或稱外部成本）相當明顯，這種負面的外部成本就是累積性的傳統汙染源。台灣真正全面性且較落實的環保工作，係自 1980 年代以後才算開始。之前長達約 20 年的「汙染假期」，既無有效的政策又兼戒嚴期間，居民雖曾表現反對與不滿，但收效甚微，以致慢慢形成「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從歷次經驗中學習到反正做了也沒用，就不再作積極與主動式的反應。

惟在 1987 年解嚴前後兩年間，民間集體行為的自由度增大，團體參與決策時認為若失敗大家可一齊分擔責任，則可因此減低失敗的恐懼，而形成「冒險偏移」（risky-shift），眾多的自力救濟案大概就這樣發生 了。若有更系統化的環境理念引導，則會產生具規模的環保運動，如這段期間的鹿港反杜邦二氧化鈦廠運動，以及其後反五輕、六輕、核四等更大更久的系統性環保運動。 反核（尤其是核四）則是另一性質不同之行動。核一於 1970 年興建，核二與核三則分別於 1972 年與 1978 年興建， 1991 年開始有大規模的反核（與反核四） 遊行。反核人士傾向悲觀式的風險知覺與恐懼情緒，是很難用溝通方式來打開所謂的心結的，亦即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最近則因 2011年日本東北地震與海嘯所引發之福島核災事件，全世界重新檢討核能電廠之安全性，反核之議又起，台灣亦面臨核四公投的困難問題，目前尚無解套方式。

二、 天然災害下的心理反應

過去十餘年的大規模震災與水災（如 921 大地震、桃芝風災、八八水災等），帶來了環境崩毀與土石流肆虐，對大範圍區域內居民的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以及生計影響巨大，又難以搬遷，在復原與適應之間備感為難，居民與國人的心理反應， 都有迥異於一般環境災害之處，約如下述：

1. 面對大型天然災害的悲劇性事件，非當事人很容易觸發「同理心」，深入解讀受害同胞所遭遇的痛苦，因此快速作出憐憫與慈善行為（包括大量捐 款），並進入災區從事蹲點的志工工作。

2. 自殺與 PTSD（災後壓力異常症候群）。災難之後常見的心理反應，一為沮喪一為焦慮，若沒有處理好便有可能衍生自殺與 PTSD 的後果，但由於台灣社會支撐災民的力量夠 大，且災民大部分是具有較高「堅毅性」且有較好社區支援網絡的農家， 因此能夠比較快的恢復常態。

3. 控制錯覺與認知失調。「控制錯覺」係認為自己雖處危險之地，但早已有經驗可掌握這些風險，當然也能趨吉避 凶。另外有的人是既然已住在風險之地，為了避免認知失調，就說服自己 也想說服別人說，自己所居住的處所其實安全無虞，可不必擔心。所以縱使在大災難發生之前或之後， 危險地區很多皆已標定出來，但在之前的撤離行動或之後的遷村安排，都碰到很大的困難與抗拒，很少成功的例子，不過近年來該一跡象似有好轉 趨勢。

三、 台灣在全球氣候變遷下之環境災害治理問題

台灣在面對全球增溫時， 則有島國的相對劣勢，必須比其他國家優先處理海平面上升與土地利用問題。底下試舉二例說明：

1. 台灣西部沿海已有嚴重地盤下陷、海水入侵與廠房民居林立的過度開發問

題。依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 委員會（IPCC）2007與2013年的評估報告觀之 ，台灣已是高危險群國家之一，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經費來做海岸治 理工作，且需有策略與行動方案做分年治理，但迄無明顯可行之規劃與財務籌措。

2. 台灣在海平面上升對西海岸之分區影響上，已有可資參考之模擬成果，因此重點在於如何治理。除了有效之海岸治理策略之外，尚有遷移一途。 但台灣有史以來從未能做好災害下遷移的工作， 撤離與安置涉及土地及財產轉移所產生的權利與責任，亦有就業問題。有些抗拒搬遷則涉及對居住地的情感與其他社會文化障礙。這些困難在台灣 是屬於非常巨大的問題，需先制訂具共識性之國家機制，否則模擬分析將只 是帶來引起焦慮的警告，而無具體效果。同樣的，工廠與產業之遷移，則是全國 經濟與產業政策必須及早考量之重大課題，其衝擊之幅度亦不下於民居之遷 移。

凡此種種可看出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威脅非同小可，若干結構性的問題 如電力供應、海岸治理、災害下之遷移與安置，實在不是口號、書面作業與 枝節性的調整所能應付，雖然我們尚有幾十年時間可資因應，但現在不開始 具體行動可能就為時晚矣！

台灣地區2002/12/11公布實施環境基本法，之前環境影響評估法已於1994/12/30公布，主管機關的環保署更早於1987/8/22由行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2014年計畫改制為資源環境部。我們未來的環保政策能更順利運作施行嗎?環境保護未來有無可能成為我們生活文化的一環?

這是一個太嚴肅的問題，我們的制度確實比半世紀前完整，國民的觀念也有一定程度的建立，然而似乎都趕不上環境的變化，是否我們的方法太過保守，只是嘗試解決眼前的問題，而沒有石破天驚的膽識與狂想。

Tesla的創辦人Elon Musk從很年輕起就有三個夢想；網際網路，清潔能源及太空。這三個夢想實質與環境保護緊密相關，清潔能源不必多說，網際網路所能節省下的資源與能源更是可觀，而太空則是人類地球外的淨土，1992年起他就認為這是深刻影響人類未來發展的關鍵。

2003年31歲的Musk創立了Tesla實踐他的清潔能源理想，電能無法有效儲存到21世紀初仍是環境問題最大的關鍵之一，使我們深陷在尖峰、離峰及核電的爭議中，也是海洋熱污染的最大來源，我們發了卻用不了的電，都成了熱廢水，更遑論不過30-25%熱效益的發電工程會帶來多少廢熱!

Musk在史丹佛念研究所時，研究目標就是研發出超級電容器能夠給電動汽車提供足夠能量，讓電動車真的能取代燃油車，而不是過去各大汽車公司所發展出不具備的長續航里程的模式。Tesla真正被注意已是2008年Tesla Roadster量產後， 2013他又提出現在看起來還似科幻小說的Hyperloop交通系統，從洛杉磯只要30分鐘就可到舊金山，使Tesla在《MIT Technology Review》發表的2014年全球最聰明的50家公司排名中，拿下第二名。去年還在的蘋果和Facebook則未入榜。Tesla的資本額約蘋果的1%（2.4/207 billion），在美國算是小公司，但他計畫下一步超級電池的研發與生產，對全球環境都會有決定性的影響，不要太多的錢就能做大事，是對事情看法的清晰。

這類等比級數式的思考與實踐，可能是我們與日益惡化環境問題對抗真正有效的方法。

至此，國際社會已經發展得到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環境、社會與經濟是永續發展平行並重的三大支柱的概念。但是一直到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出版《Our Common Future，我們共同的未來》（United Nations，1987），才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詞及其定義為「滿足當代發展的需求，又不損害後代人的發展需求」，此定義之重點在於跨代公平正義與外部性（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justice, and externality）。接著，1992年起迄今，每隔十年聯合國召開一次地球高峰會，通過若干國際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協定。

大家都很清楚以上這段歷史，但是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國際協同推動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四十餘年以來，情況是否有所改善？

在此我引用兩個重要的全球風險評估報告，一是長期風險評估，2009年Rockström 及其合著者提出「地球邊界」限制條件（Planetary Boundaries）的研究成果指出人類已成為改變地球自然環境的最大趨動力，使地球已由為時萬年之久的全新紀（Holocene），進入一全新的地質紀元-人類紀（Anthropocene）。該團隊基於韌度（resilience）理論，鑑別出關鍵的九項瀕危的地球系統運行程序（Earth System Process），並量化其涵容能力的上限，試圖描繪出未來人類文明的安全生存空間。該九項地球限制條件包括：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氮循環、磷循環、平流層臭氧濃度、海洋酸化、全球淡水耗用、土地利用變遷、空氣污染、化學物質污染等（圖1）。而依據其分析，目前在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以及氮循環上，已遠遠超過其限制條件。而在磷循環與海洋酸化上，亦已逼近限制條件，而且自19世紀以來，此九項限制條件的情況都是愈加惡化，從未因國際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之推動有所改善。

另一是一年期風險評估報告，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與數個研究伙伴機構包括賓州大學風險管理研究中心（Wharton Center for Risk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自2004年起每年一月發佈當年世界風險報告（Global Risk Report），表1為2008-2014年世界風險報告提出的前十大風險，由此表可知環境資源有關的風險項目愈來愈多，包括氣候變遷、水資源、生物多樣性崩壞、糧食危機、天然災害等，此外，社會與經濟系統的風險也很高，包括就業問題、所得不均、與國家財政危機等。

因此，根據此二風險評估報告以及其他很多研究報告，我們可以說國際推動永續發展四十餘年以來的結果是失敗的，或是尚未成功，因為情況更加惡化，未來世代人類生存風險愈來愈高。

接著，我們要問為什麼有此悲觀的結果？其根本原因可以分為自然界的限制條件及人為的制度因素兩類。

首先，就自然界的限制條件而言，於19與20世紀，雖然全球人口高速成長，但是全球經濟高速成長，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使得許多人脫貧，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但是進入21世紀後，情況改變了，世界能源、糧食、金屬等基本原料價格都維持高檔且變異甚大，全球環境資源危機包括氣候變遷、能源稀缺、農地地力衰退等等，都影響世界能源、糧食、金屬等基本原料的供給能力。此乃由於人類在19、20世紀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將邊際效益高且邊際成本低的土地、天然資源、能源、水資源等生產要素都已經開發利用殆盡。Cowen（2011）稱邊際效益高且邊際成本低的資源為低垂的水果（low-hanging fruit），是人們搶先享用的對象。雖然環境與自然資源等自然資本存量逐漸減少，且品質降低，然而自然資源價格提高產生的節約誘因，及自工業革命以來大幅度的科學技術進步，發展出來替代與節約自然資源之技術，以及世界各國之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政策，使得環境與自然資源等自然資本存量的「馬爾薩斯限制」（the Malthusian constraint）得以不斷地被突破，以致於全球人類長久以來享受價格維持低檔且充裕供應的基本原料與經濟成長的果實。然而愈來愈明顯，長久以來我們用以解決全球環境資源「馬爾薩斯限制」的主要對策─研究發展─亦不能免於邊際效益遞減、邊際成本遞增的定律，以致於我們可能難以再依賴科學與技術去突破全球環境資源的限制條件（Cowen，2011）。

綜合而言，21世紀的全球社會經濟系統已經且將面臨更嚴峻的兩個「馬爾薩斯限制」限制條件：（1）環境資源，包括可再生與不可再生天然資源、能源、土地、環境品質、全球氣候變遷等等，（2）研究發展的邊際效益遞減、邊際成本遞增。

其次是人為的制度因素，國際社會自1970年代以來就開始推動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政策與制度，但是成效不佳，人類社會生存安全風險愈來愈高，此乃由於過去各國政府為了討好當代當時的企業界與消費者，因此各國實際執行的永續發展政策與策略多屬治標策略及短期救急策略，仍以提升GDP成長率為重，只在推動經濟成長之同時，加上提升能源效率、碳排放效率等等策略，如：我國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韓國綠色成長計畫，認為只要效率提升就可以達到經濟成長與污染排放脫鉤的雙贏效果。但是，沒有預想到的是，這種策略的結果雖有更大的經濟規模，但也有更多的污染排放量與能源消費量，因為每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量降低，加上常見的節約能源與污染防制補貼措施，降低了單位能源與排污成本或價格，誘使消費者使用更多的能源與排放更多的污染物，這就是具有很清楚的經濟理論基礎與甚多實證研究的反彈效果（rebound effect）。這種策略被稱為綠色成長策略，事實上只是比較綠色的策略（greener approach）。

各國政府採行這種比較綠色的策略之根本原因在於長久以來經濟學指出的市場失靈與治理失靈。就永續發展而言，主要的市場失靈是外部性，包括當代人之間的外部性以及世代之間的外部性，尤其是世代之間外部性經常受到忽視，以致於世代間資本與資源配置不當，造成後代子孫生存危機，但由於後代子孫無發言權，當代人的政府與社會發展出來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制度對於當時、當屆或當代的經濟成長率之重視甚於未來世代的幸福，而將各種成本、環境債與國債外部化，留給後代子孫，這就是治理失靈與政治失靈。

另一個根本原因是，現代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都深深依賴經濟成長，也就是被經濟成長所綁架了，若經濟成長趨緩或負成長，則各系統都將陷入危機，例如金融系統的利率與經濟成長率高度相關，社會安全系統高度依賴經濟成長，因此政府不得不持續推動經濟成長，不顧未來世代的生存。

展望未來，預期至2050年全球人口將再增加20億人，達到90億人左右，在此情況下，如何管理與維持自然資本的存量與能力，以維持此大量人口的生存及其生活水準，將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若我們無法維持自然資本的存量與能力，則很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也就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成長果實以及未來世代尤其是窮人的生活水準將可能無法維持。

根據以上分析所得永續發展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提出以下四個治本的綠色策略（green approach），亦即綠色經濟政策的核心觀念，用以取代過去的比較綠色的策略：

1. 政府政策必須採取長期跨代的觀點

政府政策必須注重跨代公平、正義與外部性，這就是《Our Common Future，我們共同的未來》所關心的未來世代的幸福（United Nations，1987）以及追求恆久且安全的生活。具體做做法包括於憲法增列未來世代福祉條款，代議機關與行政機關都設置後代委員會，代表後代發言，保障與提升後代的權益；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改為永續發展影響評估制度。

1. 認識到環境資源限制條件

認知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系統永遠在環境限制條件之內運作，只有保育與強化自然資源的基礎條件才能夠永久地消彌貧窮（United Nations，1987），做法包括反映環境資源完整成本與效益（消除有害環境補貼、外部成本內部化、外部效益內部化），資源開採率不得高於其再生率，廢棄物產生速率不超過自然界同化速率。

1. 注重代內公平

永續發展必須消彌貧窮（Bruntland，1987）及恢復中產階級，做法包括提高高所得者所得稅及課徵資本利得稅，同時降低低所得者所得稅。

1. 社會系統與經濟系統必須具有韌性

社會與經濟系統需要具備面對風險與衝擊的回覆能力，做法包括發掘被經濟成長綁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然後推動制度改革，使之與經濟成長脫鉤。

綠色科技之推動，是希望在提高生產效率或優化產品效果的同時，能夠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有毒物質的使用與廢棄，注重可回收與重覆使用的設計，以減輕對環境的污染負荷與改善環境品質。因此，各科技領域都可以，也有必要去推動綠色科技，分析與瞭解科技發展與經濟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衝擊與風險，才能針對各項問題，進行技術之革新與製程之改變，達成綠色科技之推動目標。

台灣地狹人密，能源多仰賴進口，近年更以發展科技島為目標，因此，綠色消費科技與綠色生產科技均不能偏廢。綠色消費科技方面，與能源耗用相關者應優先發展，例如綠色能源、綠色食品、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綠色照明、綠色材料與綠色家電產品；綠色生產科技則應優先推動高科技產業的清潔生產技術、綠色化學製程、綠色產品規劃與設計，以及傳統產業的減廢與回收再利用技術。

綠色科技的發展涉及國家產業結構規劃、企業經營策略與生產製程技術三個不同的層次。國家的產業規劃應從永續發展原則和地區環境狀況做一衡量，以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各國所推動的「21世紀議程」(Agenda 21)，即是希望預先將綠色科技思維，納入國家發展規劃中。

其次，企業經營策略層次，應將企業的商業策略與環境策略結合，執行整體的環境品管計畫，對產品設計、原料與能源選用、製程改進與管理最佳化等融入綠色的評估。最後，生產製程技術層次，應推行清潔生產技術，包括節約原料與能源，不用有毒原料，並減少排放廢污的量與毒性，減少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對環境的影響。

除了「產業綠化」(多以清潔生產及節能減排為目標)之推展外，各國政府也開始試圖定義其之「綠色產業」，分析及評估國家或地區綠色產業發展態勢，據以規劃未來綠色產業發展策略與藍圖。2007年，國際綠色產業聯合會(International Green Industry Union)曾定義綠色產業為：「如果產業在生產過程中，基於環保考量，藉助科技，以綠色生產機制力求在資源使用上節約，以及污染減少的產業」。我國則有「狹義」與「廣義」的綠色產業定義，前者指「限於低污染、低耗能的行業，或能資源再生及廢棄物資源化等回收再利用產業」，後者稱「綠色產業可擴及農業、工業及服務業三大產業，舉凡低污染、低能耗的行業；或能提供、運用環保技術及管理工具，以大幅降低環境污染及地球資源使用者均屬之」。

是不是高科技一定屬於綠色科技？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高科技產業目前最缺乏的是「綠色規劃與設計」，清潔生產及節能減排雖為綠色科技之基本要求，但對環境友善的整體規劃與設計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圖一所示之各種手機與電池為例，不僅不同廠牌的規格完全不同，即使同一廠牌的不同型錄也不能相容，所有功能的進展也不斷推陳出新，使前後型錄完全不適用，必須全部拋棄而成為數量龐大的電子廢棄物。要改善這種錯誤，除政府及國際組織應發揮誘導產業自醒自覺的效能外，消費者的綠色消費反制，也是有效的工具，正確教育消費者(特別是青少年)拒絕消費誘惑，讓缺乏綠色規劃與設計的假綠色產業無利可圖，才能嚇止假綠色科技的歪風。

潛在影響人體健康的環境污染可能包括各種不同的形式，除了一般認知的化學性污染外，包括輻射、噪音、熱、以及生物性污染也都可以影響人體的健康。其中化學性污染物質的種類及數量特別受到注意，目前使用中的化學品中只有極少數物質的毒性與潛在健康風險經過詳細的評估。生物性污染物的數量更難量化，這包括各種細菌、病毒、原生動物等微生物以及其代謝過程釋出的影響健康物質。這些不同類型的污染物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暴露途徑接觸到人體而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都市化的結果，暴露於不同環境污染物的族群也逐漸變大，這意味著污染程度惡化時可能影響到的族群規模及產生的相對風險可以導致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潛在污染物質的使用及排放，可能增加大眾暴露於不同污染物的機會，特別是類似內分泌干擾物等新興污染物質，可能終身影響人體的健康，因此對於各種污染物暴露的認知及所需採取的不同因應策略是政府及民眾必須關切的課題。

儘管近幾年世界衛生組織及各國政府都努力透過人口健康狀況的評估，嘗試瞭解不同環境污染和其他環境因素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危害，但評估結果常因環境議題的複雜性而有不同的結果。由於議題複雜，多數情況下都需依賴專家會議加以判斷，透過死亡率或發病率數據評估污染事件對健康的影響，並藉此決定管制策略的優先順序。透過發展不同形式的環境品質指標及民眾健康指標，或許可用來評估不同地區環境衛生狀況，並可配合污染物質暴露及健康風險評估來瞭解環境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影響。環境衛生狀況可被用來聯結環境品質及其健康影響，透過污染程度與公眾健康間的關聯，使用污染物暴露評估來研析潛在的健康風險，配合公眾健康狀況之評析，可用來評估污染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性，進而評估污染導致疾病的貢獻。儘管如此，由於缺乏明確的環境污染物風險評估所需參數以及對應之疾病分類，加以環境污染導致疾病的因果關係不明確、風險評估所需參數及環境污染物背景數據不足等因素，有關環境污染事件所導致公眾健康危害的評估常無法有效完成。

為了解不同環境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影響，並藉以評估環境危害因子和疾病的關連性，必須整合環境品質監測及疾病監測資料，透過相同類型數據和資訊來源的分析，針對環境污染對公眾健康影響的不確定性加以探討，並加強監測數據之蒐集，才能確保管制策略的最佳化。為達成此目的，政府部門必須制定明確的策略來評估不同環境危害因子和疾病間的關連性。目前進行此項策略評估所需的數據極為欠缺，而此種數據蒐集及資訊系統建置需要跨政府部門並結合跨領域研究人員才有辦法達成。

環境與人，是我們生活、生產、生態的永續發展議題與環境教育課題。生態，是生物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而人在環境的生態主要概括了自然生態及人文生態兩大層面。保育，是人類明心見性的了解環境資源的特質與生態，而合理利用環境資源，並智慧的維續生態平衡。面對地球自然內在的作用力及人類外附的影響力，地球氣候變遷與人類文明發展正面臨極大挑戰，而其中許多環境問題，歸因於環境生態根本，而亟需生態保育。歷年來在台灣出現許多環境事件，不僅突顯出社會大眾關心的環境議題，也成為台灣生態永續發展的挑戰課題。回顧台灣近百年來的重大災害，其中921大地震 (1999年)重創中台灣，及莫拉克颱風88水災 (2009年)重創南台灣，深化了台灣人民對於生態環境災變的憂心與關注。《看見台灣》的紀錄影片，透視及反應著美麗台灣歷經社會經濟發展衍生的環境問題，而有待於我們對環境生態保育的調整與作為。

我們生活的環境，是洋溢水水的台灣，涵養著各式的自然生態系統及棲地，孕育著多樣的自然資源與生物多樣性。生活在台灣土地的居民，營建了城鄉、農田、水庫、工業區等各樣的人文生態系統。台灣在人文與自然的交錯互動中，形成了社會經濟繁榮景象，但卻也衍生出自然環境的生態危機。面對我們生活環境中，密佈大小河溪的台灣，很顯然的台灣今後生態環境問題的挑戰，其核心與軸心都密切關連著河川流域管理。河川流域匯整的集水區，是自然與人文交會的生態圈，也是我們的生活圈。近年來台灣從多次重大的環境災變中，嘗試以滾動式檢討管理機制，學習採取教育、植生、疏導、隔離、攔阻、迴避、縮小、減輕、補償、改善等生態保育措施，做為集水區整治計畫的落實行動。從我們近年來在水庫及其集水區保育治理實務經驗中，台灣今後生態保育方向，可從環境治理與管理有關的永續發展視界、政策計畫層面、推動策略動線、落實方案焦點以及環境教育關心的「界面線點心」方向思考，並兼顧社會公義、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透過計畫、願景與執行等具體作為落實。

值得慶幸的是，台灣在2011年正式實施了《環境教育法》；其中，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即為第一條名義的開宗。在我們歷年來的生態保育問題及主管機關，分散於諸多不同部會機關及諸多法令。我國在2010年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條文》，我們政府及民眾試圖透過「環境資源部」，將環境中水、土、林、生物、海洋等資源管理組織，以及《環境基本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森林法》、《水利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環境教育法》、《濕地保育法》等法令結合，俾便有系統及效能的兼顧台灣環境的自然及人文永續發展。值得學習的是，我們要基於尊重自然及保障人類福祉的生態哲學與環境倫理，講求維護環境生態平衡與資源合理利用。我們要持續落實應用於台灣環境生態系統及棲地保育，這不僅是自然環境資源的生態保育，並可深入人文社會的多元環境文化發展。

回顧過去、檢視現今、展望未來台灣生態環境的保育、教育課題和議題，針對台灣自然與人文交會的生態環境特質，我們可以從永續發展的生態保育機制 (環境正義與社會公義、生態檢核與評估、棲地生態保育等)、環境生態綜合管理 (生態安全系統評價、集水區保育治理、流域管理、棲地生態補償等)、生態資訊整合的環境教育 (自然與人文環境教育資源整合、環境教育基地發展、政府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環境教育平台交流等)之生態保育具體作為，落實台灣生態永續環境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