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選過程，雙方陣營論辯的焦點包括防疫、種族平權、能源、地球暖化等問題，美中貿易問題並非焦點。川普指責過去的民主黨政府，對中國太過軟弱放縱，才會養虎貽患，並暗示拜登父子在中國有重大利益，如果拜登勝選，等於中國勝選，每個美國人都得學中文。拜登反指川普才在中國賺大錢，自己若當選，一定會對中國強硬，他抨擊川普和中國簽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隱晦不明、老生常談、難以落實。」

拜登主張對中國的貿易問題要用國際規則解決，也就是回到多邊主義的道路，不贊成川普的雙邊主義。回到多邊主義的道路，就得先改革世界貿易組織（WTO），川普也有相同的主張，只是光說不練，因為他認為改革緩不濟急。拜登如果當家，WTO改革有希望進入實踐階段，各會員國也都有改革的心理準備，包括中國在內，只是如何改革，各方看法南轅北轍，進度將十分緩慢。

任何總統在施政上都會有貿易政策的短期目標，拜登最可能設定的目標是重返「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美國退出後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畢竟這是歐巴馬時代（拜登是副總統）最重要的亞太戰略，雖未明言，這也是圍堵中國的戰略。

TPP的優惠性貿易安排，將形成一個串連東亞各國的新供應鏈，和目前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相抗衡。川普的貿易戰已使許多原在中國製造的商品，轉移至東南亞生產，但仍繼續使用中國供給的原物料。TPP的關稅安排，將不利中國的供應商，可推進川普所要的與中國脫鉤的目標。

至於川普留下的貿易戰，拜登還是得打下去，無法草草結束，如果要宣布戰勝而收兵，必須拿出戰利品。中國在第一階段協議所承諾的內容，本來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川普拿協議的數字來誇耀戰果，達到助選的目的，中國則視協議為緩兵之計，希望熬過川普任期再說。

在這個不務實的協議中，幾乎只有中方的承諾，沒有美方的相對讓步，如此不平等而有利於美國的條約，拜登口頭上批評，實務上不可能輕易廢棄，最好的對應方法是在原約束的基礎上，重啟談判，獲得一些具體可收割的成果。

白宮易主，但貿易戰不會休兵，只是拜登的戰略會改變。對台灣最大的影響，是TPP死而復活，變成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軸，台灣的貿易戰略，也必須從雙邊談判的思維，回到區域合作的道路。

本文原刊自天下雜誌第599期

大學念的是電機，出國後轉念經濟，鑽研國際貿易。陳添枝是經濟學家中，少數懂產業、科技、甚至技術的學者。他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擔任官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扭轉了中經院的體質。

二○○八年，他出任前總統馬英九上任後的第一位經建會主委，發消費券度過的金融海嘯。國際評價，台灣限時消費券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國前來取經。

今年六十三歲的他，差三個月就可以從台大經濟系退休，卻被行政院長林全徵召，在最後一刻出任國發會主委兼政務委員。跟林全一起合著經濟學教科書，陳添枝是林全口中，行政院最核心的經濟幕僚。

當務之急：阻止投資再下滑

今年，又是金融海嘯後最嚴峻的一年，陳添枝又在同樣的位置，他提出診斷：「現在就是景氣循環跟結構問題都攪在一起。」

陳添枝開宗明義，要解決這些問題，得規劃長期與短期的任務。

他診斷，國際經濟情勢短期難以改善，振興出口有限，內需還算平穩，救經濟的切入點就是振興投資。目前投資只佔GDP的二○％，能拉高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千六百億到一千七百億，這是未來六個月的當務之急。「投資不能再下滑，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有什麼好投的，要讓外界對台灣有信心，」他說明。

長期的計劃得靠解決法規、土地、勞動市場與產業轉型等結構問題。「頭已經很痛啦！」他笑說。那笑容，有壯士斷腕的沉重：「挑戰很大。」

這位熟悉實務的經濟學家將如何振興投資？以下為專訪摘要：

問：台灣經濟很悶，請問你對台灣經濟的診斷？

答：現在是景氣循環加上結構問題，這波景氣循環要恢復的時間比較長。結構的問題很嚴峻，挑戰大。

目前規劃短期跟長期計劃。短期至少六個月，希望拉抬投資，恢復投資人信心；長期就是改善台灣結構性問題，改變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

我們基礎不差但投資很遲緩，而且不斷下降。如果不遏阻下滑的趨勢，現在要改革結構是困難的，而且我們禁不起這樣的壓力。

現在企業對新政府迫切期待，你要先有起色，讓大家有信心。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讓民間企業對台灣的投資環境重新產生信心與興趣。

問：為什麼提出三駕馬車的戰略？

答：第一駕馬車是「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一千億，鼓勵台灣現有企業投資在結構轉型。

第一駕馬車：企業轉型基金

政府出錢　把經營權留給企業

企業有很多轉型方式，包括重組、合併、拓展新事業、國外併購或引進新技術。政府可以跟民間基金合作，如果企業轉型需要新資金，國家就去投資。

傳統國發基金是創投基金，投新創，不投上市櫃公司。但現在這個基金不一樣，要做結構轉型。

任何產業在台灣有新投資就可以做。如果舊企業想要投資，去銀行借到的金額有限，想對外募資又怕股權被稀釋，可用轉型基金。政府最終會出場，企業不會因為害怕喪失經營權而不投資。

問：現在的環境去運作基金的挑戰是什麼？

答：比較大的挑戰是投資後續的管理。不是給完錢企業就會轉型，應該提供轉型上的技術指導和經營輔導。

問：過去三年，因為許多老闆怕失去經營權，導致本土私募基金不容易找到案子。國家來做會比較好嗎？

答：因為國家的錢，最後非退場不可，我們不會要企業的經營權。我們會在投資初期就設好退場機制，很明確地跟投資人說我會退，而且有明確的期限，比如說五年或十年。最後會想最終退場辦法，例如強迫公司解散。如果不知道怎麼退場，這案子我們不會投。

我們不排斥跟私募基金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們想照顧要轉型的中小型公司，私募基金對這些公司可能沒有興趣。國家基金除了商業考量，還要考量整體產業發展，承擔風險。

這也是國發基金跟民間創投不同的地方。目前政府投資希望投資單一公司，股權控制在兩成，絕對不會超過五成。

問：企業面對生死存亡，自己都知道要轉型，為什麼政府還要拿這麼多錢去做這件事？

答：企業知道不轉型就很難生存，但它碰到很多障礙。

我們關注的不是聯發科、鴻海這種現金很多的企業，政府期待做中小企業。很多小公司沒有財務實力，投入新的事業勢必增資，找合夥人又擔心經營權被稀釋，政府可以協助。也有中小企業面臨接班問題，我們可以找新人或是協助跟其他公司合作轉型。

基金目標希望把錢投在有意義的案件，點火國內投資。資本形成目前佔GDP的二○％，至少要回復到二五％，提高這五個百分點，就會多八千五百億，這挑戰很大。

第二駕馬車：五產業帶動內需

串連上下游 才有機會救出口

問：政府選的五大創新產業是你的第二駕救投資馬車，但這些行業都不大。如何用這五大產業帶動投資？

答：這五個產業主要利用內需市場誘導新的投資。

比如說綠能，現在台灣太陽能幾乎百分百出口，產業鏈只有電池。現在農委會開放地層下陷或不宜耕種農地一千公頃來做太陽能發電工廠，創造內需。有內需做槓桿，讓產業有新的投資。

國內太陽能產業鏈除了電池，也可以往下游整合到模組、電廠，甚至電廠管理。向下游整合就能產生服務的內涵，提升產業價值。如果這塊做得好，我們就可以出口。

國防工業，我們希望漢翔航空將來可以變成旗艦型廠商，整合台灣航太產業，也用軍機的機會讓它練兵。

「亞洲矽谷」軟硬整合，則是利用在國內市場應用的機會來做系統。五大產業的邏輯都一樣，讓國內市場需求協助產業做系統性整合，改變出口型態，帶動國內產業向下游整合，創造服務價值。

問：依照過去進口替代的經驗，譬如：家電、汽車，台灣從來沒有練完兵後再外銷的成功案例，為什麼這次國內需求導向的練兵，就有國際競爭力？

答：因為這幾個領域都是跟世界同步，不是模仿。要創造的系統不是國際上已經存在的。

比方說因應食安問題，創造一套追蹤化學品的資訊流系統，追蹤流向，這是物聯網。這在國際上不存在。我們希望新創廠商把系統做出來，別的國家也會有類似的需求，就有應用機會。

在國際貿易規範下，我們不能用自製率。可能是用創新的採購方式，採購目前不存在於市場上的服務跟設備政府的好處是掌握需求，讓產業為我們量身訂做。

問：你提到重點是恢復投資的信心，最快有成效是哪部份？

答：物聯網已經有基礎，國內產業每樣物聯網的應用都很新，所以我覺得很快。綠能也會，因為太陽能產業很樂意看到內需的機會。

智慧機械投資機器人跟無人機，利用現有精密機械基礎加上資訊通信科技。國防產業創造對智慧機械的需求，帶動新的開發，把內需帶進來，產業就有新的機會。

問：以前是小政府讓大家自由發展，現在是政府帶頭？

答：很多人說回到大政府。不諱言，至少在產業轉型、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上，政府會扮演積極角色，因為這也是企業的期待。但政府會把最後資源的配置交給市場，政府配合投資。

這套機制是做前端燒火的工作，後面要不要投，民間企業決定。我們不會創造另一家台積電，至少現在不會。

第三駕馬車：國家級投貿公司

拚數位服務 專攻東南亞市場

問：第三架馬車－－國際投資貿易公司，又是什麼呢？

答：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主要是找尋跟創造重要投資案。預算一百億，角色像當初中華開發的計劃評估與協調的部門，加上大貿易商。

國家投貿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促成大型的國內投資案。比方說風電公司，投資貿易公司可以設計資本金額、股東組合去規劃募資，把這家公司組起來投資海上風電。一百億資本，所以公司也有錢也可投資，國發基金也可以注資。

另外就是整廠輸出。台灣的廠商規模太小，無法做整合型海外行銷。投資貿易公司的基本功能就是創造案源，讓國內產業提供協助。

比如說到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這些有興趣發展太陽能發電的國家，他們不知道怎麼做，也沒錢。這家公司就要有能力去安排，這樣整廠輸出就可以成功。

所以說國際投資貿易公司與南向政策是有關的。這一次的南向是要攻內需市場，尤其是著重在數位。

台灣現在發展數位經濟非常不利，因為數位經濟贏者通吃，規模愈大愈有優勢。但台灣先天國內市場太小，所以搞數位經濟的公司都看不上你。台灣需要在大市場卡位，但絕對不是中國，機會在東南亞與印度。

跟這幾個國家合作可以發展出數位經濟的服務，這是南向政策最重要的策略性涵義。

你要證明這模式可行，最好先做系統，在東南亞跟印度就有應用機會。系統性輸出需要公司整合台灣的力量，最終還是要利用系統建立未來的數位產業。

問：東南亞競爭很激烈，台灣利基在哪？

答：台灣一向比較開放，願意讓當地人參與，也可以跟其他國家合作。因應環境創造跟別人不同的體系，找到當地需求。

比方說，韓國和日本通訊軟體滲透東南亞市場，但安全性很差。工研院研發的通訊軟體台灣揪科（Juiker）為公司或是政府設計通話的網絡，安全性比較高。東南亞國家有興趣，因為揪科把通訊數據留在當地，他們覺得安全。

未來在網路經濟發展上，都要有這樣的思惟：先建小系統，再擴大到大市場，用規模經濟撐起競爭力。

問：中國跟香港還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國，你如何看兩岸的經濟？

答：我預期，台灣對中國與香港市場的依賴，隨著台商撤出，依賴度會降低。

未來經營中國市場愈來愈困難。一方面是兩岸政治環境，二方面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在改，改為以內需為主。

在內需市場，他優先輔導國內產業，增加了貿易障礙。而且中國要找合作伙伴也會找國際大型公司，將來台商在這個市場會很困難，所以要投注在其他國家市場。

服貿、貨貿如何繼續，我不該談。但我認為，不管政治，兩岸經濟還是有互利。台灣可以協助在大陸經營很久的台商，在大陸市場結構轉型時，一起創造國內產業新生的力量。

問：台灣社會對政府機關很不信任，你覺得政府基金與投資公司能順利運作嗎？如何處理信任問題？

答：一千億基金的問題不大，國發基金運作滿多年了，重要的是審核過程要公開透明，還有投資效益。

比較大的挑戰是，國際投資貿易公司是私人企業，可是政府有資金。所以這家公司的公司治理要嚴謹，包括利益迴避、專業經理人的選任，還有投資對象跟內部管控。

問：處理短期投資問題之後，還要做什麼事？

答：接下來是處理結構性的轉型，會優先處理數位經濟世代需要的法規，再來是解決生產要素的問題，現在缺土地、缺人，又缺水缺電。

土地就包括使用的方法與規範；勞動市場就是延攬高科技人才或高階白領。結構是很大的問題，要解決就需要從法規上改善。

台灣服務業的產值占GDP的68.7%（2011年），占民間就業的58.6%（2011年）。如果服務業不能持續成長，則經濟成長將停頓；如果服務業不能提供好的就業機會，失業率就會上升。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偏好服務業的工作，如果服務業的薪資不能提升，年輕人也就難以擺脫低薪的苦日子。此外，由於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未來退休年齡勢必不斷延後，老年人留在職場的需求將提高，服務業比較能提供適合老人的工作機會。換言之，不論就台灣的產業結構或人口結構來看，服務業的發展對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都居關鍵的地位。

可惜台灣近年服務業的發展雖然快速，但品質不高，因此無法提供好的工作機會。在2000～2011年間，服務業的平均每月薪資由44,210元提高到47,058元，十一年間只成長了6.4%；在同一期間，製造業的薪資成長了11.9%。在服務業的各行業中，具有專業技術的行業如金融、資訊、醫療、專業服務等，平均月薪都高於5萬元；但專業技術不顯著的服務業如批發零售、不動產、娛樂休閒、住宿餐飲等的薪資則普遍低於5萬元。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最可能進入的行業正是後面這種專業不顯著的服務業，因此低薪的夢魘揮之不去。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薪資取決於勞動生產力；薪資偏低正是勞動生產力低落的表徵。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受兩項重要因素的影響：第一是投資，第二是規模。在投資方面，又可分為研發投資和設備投資兩種。台灣的服務業在研發投資、設備投資和規模三方面均有嚴重不足的現象，因此勞動生產力低迷不振。

首先來談研發投資。台灣產業雖然近年來整體研發投入增加快速，但絕大部分的研發投資發生在製造業，服務業的投資微不足道。根據國科會的資料，台灣的企業部門在2010年投資於製造業的研發經費總計為2,594億新台幣（不含政府經費）；但投資於服務業的研發經費只有204億新台幣，不及製造業的十分之一。服務業的產值在製造業的兩倍以上，但研發投資如此稀少，如何能帶動服務的創新？沒有創新，生產力也就難以提升。

其次來看設備投資。服務業最重要的設備投資是資通訊（ICT）相關的投資。ICT投資是增加服務業技術含量、提高勞動生產力最有效的手段。在先進國家，ICT普遍被應用於運輸倉儲、批發零售、休閒娛樂、住宿餐飲、教育、專業服務（如會計、法律）等服務業，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我國雖是ICT的生產大國，但對ICT的投資甚為稀少，對ICT的應用甚為落伍；在服務業方面更是如此。

最後是規模的問題。服務業的生產力和規模息息相關，一道美食的創出，如果只讓一人獨享，其價值有限；若能讓百萬人共享，則價值無限。我國因為國內市場規模小，因此服務創新的價值低；小市場侷限了創新的誘因，也侷限了ICT的投資。因此研發不足、設備投資不足也可歸咎於規模的不足。

總之，若欲提升台灣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以提高年輕人的薪資，首要之務就是要解決規模的問題。唯有設法擴大服務業的規模，服務業的創新誘因和設備投資的意願才能水到渠成。我國國內市場狹小，若欲擴大服務業的規模，唯一的方法是設法讓服務業出口，走到國際市場上去。過去政府對服務業的市場保護太過，總認為服務業是弱勢產業、是中小企業，不能和國際競爭，因此儘量避免開放國內市場。然而服務業和製造業相同，若不走到國際市場上，只會慢慢萎縮死亡。我們必須要改變產業保護的政策，積極鼓勵服務業的出口，就像1960年代台灣的製造業由貿易保護政策勇敢走向世界的舞台一般。一旦走出去，就會發現世界如此寬廣，機會無所不在。最近台灣的中小型美食業者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市場開疆闢土，展現驚人的活力和魅力，相信可以給尚未走出國門的服務業者很好的鼓勵。

服務業出口不是拚價錢便宜，其實愈便宜的服務（也就愈沒有特色）愈不易出口。服務業出口拚的是特色和價值，兩者均來自本土的創新。例如台灣美食出口最成功的鼎泰豐，賣的是具台灣特色的小籠包，搭配其自創的餐飲服務模式；既不是麥當勞，也不是港式飲茶。因此服務業是最「愛國」的產業，若無本土的特色，服務業無法行銷世界。

服務業出口以在海外展店提供服務為最主要的模式，也就是文獻上所謂的「商業據點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這種出口模式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複製能力，一是海外人才。服務若無法在海外複製，即無法出口；鼎泰豐若無法在海外複製十分接近台北本店口味的小籠包，出口無法實現。複製能力必須靠人員的訓練和資本（含ICT）設備的利用才能實現，因此服務業的國際化必然帶動大量人員訓練的需求。此外，服務的提供必須靠人；在海外提供服務，就需要海外的人才。訓練的必要性和海外人才的需求，意味著台灣若要推動服務業的出口必須要有嶄新的人力資源計畫，以培養海外經營的人才，和過去製造業的發展不盡相同。

總之，服務業出口不僅需要在理念上突破，也需要政策的配套。我們目前還在理念爭辯的階段，必須先走過這一關，才可能在政策上耳目一新；正所謂「革命先革心」，觀念不改，政出無門。

台灣的每人GNP在一九九○年時是八千三百三十九美元（以當年物價計算），二○○○年時是一萬四千九百○六美元，二○一○年時是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美元。如果扣除匯率變動的因素，則在一九九○年至二○○○年間，台灣的每人GNP增加超過一倍；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則成長僅二○％。如果我們說台灣在二○○○年以後的經濟成長遭遇了瓶頸，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九○年經濟體質 未老先衰

經濟學原理說，若各國的技術條件相同，則各國的每人GNP最終將趨於一致。也就是說，低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快，高所得的國家經濟成長率較慢。因此台灣無法持續過去高經濟成長的年代，理論上可以理解。但與其他新興國家相比，確實很低。台灣每人在GDP似乎停頓在一萬五千美元左右，就遇到這麼大的瓶頸難以突破，則不是正常的現象。文獻有所謂要「中度所得陷阱」的問題，謂一個國家有沒有可能還未達到高水準所得時，便遇到障礙，使經濟無法再成長，台灣明顯是碰到「中度所得障礙」韓國很早就談論這問題，將自己「未老先衰」形容為九十年後期的經濟現象。

台灣經濟在一萬五千美元的每人GNP水準時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發展未能有所突破。服務業在一九九○年時占GDP的比重達五七．○％，到二○○○年時達六七．五％，此後一直維持這個比重上下，在二○一○年占比為六七．一％。換言之，自二○○○年起台灣有三分之二的生產活動是屬於服務業的範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如果不提升，每人的所得不可能大幅提升。

製造業成長 服務業遲緩

數據顯示，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台灣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仍不斷進步，但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則進步甚少。這是為什麼這段期間每人所得進步有限，大學生的初任薪資完全沒有變動的真正原因。許多人把過去十年薪資的停滯怪罪於製造業的外移，其實是找錯了對象。製造業確實外移甚多，但在二○○○年至二○一○年間，製造業占GDP的比率卻由二四．六％提升為二六．三％，製造業的雇用人數也由二百六十五．五萬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六萬人，足足增加了二十萬人。因此經濟成長龜速的真正原因不在製造業，而在服務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停滯不進的原因有三：分別是1.缺乏投資 2.缺乏創新 3.缺乏出口的拉抬。三者相互關連，茲分別說明如下：

1.缺乏投資：和製造業一樣，只要增加資本，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就會提高。台灣在服務業的硬體投資不足，服務業不一定是蓋房子，軟體投資不足。一九九○年代以後資訊科技（ICT）的發展，對全球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有巨大的影響。文獻顯示，在先進國家ICT對躉售、零售、物流、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等產業貢獻卓著。可惜的是，台灣雖是全球ICT的製造大國，但卻是ICT的應用小國；ICT導入製造業生產十分普遍，但導入服務業者則甚為有限。缺乏投資，使服務業的生產力無法提升。而業界欠缺導入ICT的原因主要是規模不足，而規模不足又和缺乏出口能力有關。

2.缺乏創新：台灣自二○○○年以來對R&D的投資不遺餘力，但大部分的資金投入於製造業，投入服務業的R&D微乎其微。在二○一一年之前，投入服務業的R&D甚至沒有租稅抵減的權利。R&D投資的不足，使服務業缺乏創新，因此也就無法提升價值。如果仔細看台灣服務業的發展，重要的銷售業創新，如量販店、便利店，都是由外國引進的新商業模式。在二○○○年之後少數令人矚目的創新如高速鐵路的通車、3G通信的開通，也都是由國外引進現有技術的應用。我們幾乎看不到發自本土的服務業創新，這是研發不足的後果。

3.缺乏出口的拉抬：台灣的製造業發展是採取耳熟能詳的「出口擴張」型式，但台灣的服務業則幾乎走不出國門。但走出國門就要創新，現在亞洲市場興起，是台灣走出去的好機會。台灣一直到一九八○年中期為止，服務業的大門仍緊緊關閉，連外人投資都嚴格加以限制。一九八七年以後，服務業逐漸開放外人投資，可是本質上仍未走出「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如果製造業可以因出口而帶動經濟成長，則服務業也應該有相同的功能，可惜我們一直未認真思考服務業出口的問題。細數世界上高所得的國家，幾乎每國都有某些重要的服務業出口，尤其是小型的經濟體更是如此。新加坡和香港已經從製造業的出口轉型為服務業的出口，因而使國民所得達到高水準。台灣的服務業因為保護太過，因此從未有出口的念頭。無法出口，即無法擴大規模，生產力也就難以提升。缺乏規模也使服務業引進ICT技術的動機不足，投資於R&D的誘因低落；出口中國，我們的服務業不必走太遠，因為文化與地理上的相似性，台灣應該有非常好的機會。

服務業契機 百倍挑戰 千倍機會

綜合上述三個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理由，最關鍵的還是缺乏出口的能力，因此若要提升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要促進台灣服務業的出口。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不同，它不能靠低廉的價格，更無法靠低廉的勞動成本，而是要依靠高品質的服務、新穎的服務或者獨特的服務型態。而這些「高新」服務的出現，又必須靠創新，因此創新又是出口的先決條件。有創新才有出口，有出口才有規模，有規模才能帶動創新。這裡有「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但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最好的方法是先投入創新，有了創新的產品，就有出口的機會。所幸中國和東南亞這些新興市場對「高新」服務業需求若渴，若能掌握這個契機，則台灣服務業出口應大有可為。但在推動服務業出口之前，先要放棄服務業的鎖國政策。台灣的製造業在一九六○年即打破鎖國的政策，勇敢的走向世界的舞台。這個「開國」政策，開啟了五十年的經濟榮景。五十年後的今天，似乎是服務業接棒的時候了。希望民國百年，也是服務業開國之年。施振榮先生說，服務業的出口和製造業出口相比是「百倍的挑戰，千倍的機會」；若有千倍的機會，則即使有百倍的難度，也應勇往直前。

中國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兩岸之間的產業即呈垂直分工關係。台灣出口上游的零組件、材料到中國大陸進行加工，加工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市場。中國對外的出口愈多，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愈多；中國對歐美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也有巨大的貿易順差。當2008～2009年的次級債風暴發生時，中國對外出口急速衰退，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跟著衰退，而且愈處在上游的產品衰退的幅度愈大。兩岸產業的垂直分工形成對外貿易的依存關係，使台灣得以在國內工資大幅上漲後，維繫其在全球加工出口產業的生命，而且利用中國的生產基地，把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衝上史無前例的高點。例如台灣的筆記型電腦，全球的市占率在九成以上，但大部分的生產組裝都在中國東部沿海進行。兩岸產業的合作，充分發揮台灣管理製造生產的優勢和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使中國的「全球工廠」地位得以確立。

但這種兩岸分工的關係，現在面臨非調整不可的處境。中國政府已經明確宣示將揚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改採「內需拉動」的發展策略。這個轉變原本不意外，中國的每人所得在2009年時約為3,700美元，如果不考慮物價的變動，這個水準已經超過台灣在1985年的每人所得（3,290美元），接近台灣1986年的水準（4,007美元）。台灣的加工產業在1985～1986年之交就走到了歷史的分水嶺，失去了「勞力密集」國家的優勢，製造業開始外移。中國的人口雖遠大於台灣，而且工作人口的比率正在歷史的高峰，然而因為一胎化的關係（現在32歲以下的勞動力都是一胎化下的子女），年輕勞動力的成長速度已經趨緩，加上嬌生慣養的生長環境，願意踏入工廠或從事3K產業的年輕勞動力可以合理推測正在快速減少中。在這樣的勞動供給條件下，即使政府不改弦易轍，中國加工出口產業勢必也已走過了黃金時期，往後都是下坡路。最近中國沿海城市缺工的現象正是勞力市場質變的表徵。農民工會繼續存在，但他們正逐漸衰老；台灣製造業所需的年輕勞動力則逐漸變成稀有財。

經濟既已走到不能不變的關卡，中國也有良好的條件把經濟轉轍到「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中國2009年的GDP已經達4.91兆美元，與日本的GDP僅咫尺之隔；今年可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於所得分配的不均，估計全中國已有3億的人口其年均所得已超過1萬美元，擁有購買任何現代化產品的能力和意願。這個龐大的消費新力量，足以撐起一個和美、日相抗衡的消費市場，因此內需拉抬經濟成長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這可由去（2009）年中國的汽車消費量一舉跨越1,000萬輛的大關得到驗證。其實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1998～1999年）發生時即嘗試「擴大內需」，但因為個人所得尚低，成效有限，只在房地產領域有些具體成果，並未使經濟結構真正轉型。目前的時點，因個人所得已高，因此不可同日而語，轉軌成功的機率已經大為提高。

台商在中國的經營向來以加工出口為主軸，徹底體現「兩頭在外」的營運模式，原料來自境外，產品也出口到境外。大部分台商蟄居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特區中，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等，自成一個體系，和區外的廠商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這個生產體系和國際緊密接軌，但和國內產業完全不接軌；真正是「一國兩制」。未來這個加工生產體系若要轉型進入國內市場，將和中國本土的大型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系統，產生巨大的矛盾，而台商要跨過國企這個路障，成功機率渺茫。

不過這些年來也有一些經營內銷市場有成的台商，它們著力在消費性的商品，尤其是在食、衣、生活必需品這些領域，也有專注於通路經營的。中國的國營企業比較注重「厚重長大」的產品，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工業」意涵的產業，這些產業比較容易得到政策的支持；相對的，中國政府對消費性商品較不重視，國企也著力不深，留給台商和私人企業發展的空間。「內需導向」的發展模式顯然必須以消費品為核心展開，因此台商仍大有可為。這個領域的台商大多數被定位為「傳統產業」，這些年來在台灣的發展面臨困境，台灣政府也缺乏對他們政策的照拂，或許現在是轉運的時候了。

台商向來擅於生產，不擅於行銷，因此拓展中國的內銷市場，雖有機會，但難度頗高。台商本來不擁有國際品牌，因此也無法像國際品牌廠利用品牌的外溢效果取得競爭的優勢。台商若欲在中國行銷，首需建立品牌，其立足點與中國本土廠商相同，因此沒有先天優勢。目前少數成功的案例，如康師傅、旺旺等，乃是早期引進台灣的成熟商品，因為領先市場、創造風潮而獲得成功。如果現在這個時點才想要建立品牌來經營中國市場，恐怕為時已晚。因此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於在台灣已擁有本土品牌、但尚未走出國門的企業。

本土品牌尚未走出國門，大部分是因為品牌的資產價值不高，難以承擔跨國經營的風險；而品牌價值不高，可能侷限於本國市場（home market）的狹小，也可能是產品普及性不足（例如泡麵很難賣到歐美市場）。中國內部市場的興起，無疑提供台灣本土品牌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的市場夠大，足以支撐一個品牌所需的經濟規模。更重要的是，因為文化的接近性，中國消費者的偏好和台灣品牌定位相容的可能性極高，因此提高了成功的機會。康師傅和旺旺的成功，無疑都是因為它們正確把握了中國消費者的口味。由食品業成功的案例，可以推論在飲料、服飾、鞋、清潔化妝（personal care）等領域也適用相同的邏輯。也就是具有台灣特色的品牌有機會在中國找到新的消費群，無須像高科技產品一樣經歷一個「去台灣化」的過程，塑造了全球品牌的形象，才有機會「反攻大陸」。在食品、飲料、服飾、清潔化妝等領域，「區域品牌」十分蓬勃，而亞洲地區的區域品牌過去是以日本為主力，中國市場的興起將提供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

不過，在兩岸產業合作中，潛力最高的應在服務業的領域。中國官方估計其服務業占GDP的比率只有40%左右，雖然數字恐有低估，但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後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政府若欲刺激消費，提高消費在GDP的比率，鼓勵服務的消費最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雖然在加入WTO以後大幅開放服務業市場，多國籍公司也蜂擁進入中國市場，但迄今為止，看不出中國的服務業市場有本質上的改變。多國籍公司既未取得很高的市占率，也未帶給中國服務業革命性的變化，即便像McDonald’s或Starbucks這些在西方十分平民化的服務，在中國也僅能滲透到都市的少數客層，未能成為庶民文化的一部分。

服務和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它有明顯的文化內涵。商品全球化的速度快、滲透力很強，其需求主要受經濟因素的影響，甚少文化的障礙；山寨商品在中國的流行即顯示經濟因素的重要和文化因素的不存在。相反的，服務業的創新和普及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左右，文化是服務業滲透最大的障礙，因此台灣的服務業在中國有足以和西方多國籍企業競爭的本錢。兩岸在服務業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和龐大的潛在利益，可以由創新、實驗到推廣，一條鞭的進行合作。

台灣本來擁有多元文化的浸透背景，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風格，有利於創新活動的進行。晚近服務業的創新常以資訊科技（IT）的技術為平台或輔助；台灣又擁有強大的IT能力，有利於服務的創新。台灣缺乏的是市場的推力，因此即使創新也僅止於單點突破、孤芳自賞，甚少有複製、推廣的野心。服務業的創新可大分為產品創新、生產方法創新、服務模式創新三種，台灣服務業的創新以前兩者居多，第三種甚為少見，這和市場狹小有關。創新的服務若無法複製推廣，其價值有限；而新興的中國市場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台灣的服務業應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積極從事服務模式的創新。

在各種服務業中，特別值得提起的是在公私領域交錯的服務業，如醫療健保、老人照護、教育、通訊、影視等領域，兩岸均有合作的空間。以醫療健保為例，台灣有全球公認最好的健保制度、優越的醫療技術，這個服務模式如果可以在醫生不移動的前提下輸出到中國大陸，不僅對中國民眾的福祉有益，而且可以創造龐大的商機。

兩岸在服務業若能合作，將徹底改變台灣服務業在小國寡民下的發展思維，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累積，使台灣的服務業走上一個新的高峰，使目前低生產力、不事研發、無力出口的台灣服務業改頭換面。這是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關口，台灣最應該掌握的契機，也是兩岸產業合作分工最有潛力、最容易切入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