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前，當時的財政部長劉憶如帶領財政健全小組，企圖以大部頭會議凝聚共識，舉著馬總統的三原則大旗：「符合量能課稅、課徵成本不能高過實際課稅、簡政便民」，力推證所稅立法。結果不但會議耗時無共識，各利益團體與政治人物相互掣肘反覆，最後部長請辭，立法院拼裝出了完全不符合上述三原則的法條。執政黨則以「先求有再求好」的說法來自圓其說，許多人都看得出來，不論對於贊成者或反對者來說，這一切只是緩兵之計，未來將擇日再戰。

果不其然，證所稅於去年7月正式完成立法，今年正式施行，在尚未收到一毛稅的情況下，卻已經面臨檢討與修正。回憶當時修法過程的粗糙混亂與最後法條的複雜悖理，不禁令人懷疑如果執政高層指導原則不變、行政立法部門行為模式不變、各利益團體格局不變，我們要如何以過去為殷鑒，避免重蹈覆轍？筆者認為有三項事情是立法成敗的關鍵。

首要是確認證所稅開徵的目的。近日馬總統又強調與上次相似的三個指導原則：「公平納稅、收得到稅、手續簡便不擾民」，殊不知這三原則在邏輯上實難以相容。凡資本利得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結算金融交易獲利且落實歸戶，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執行難度，所以追求公平必陷於繁複，反之追求簡便必有損公平，如要堅持兼顧兩者唯有扭曲資本利得稅的精神（例如所謂的設算制），或者以巧妙的設計使之其名存實亡（如設計交易金額起徵高門檻又不查人頭戶）。故先擱置三原則，以務實的態度面對魚與熊掌的難題，有所取捨之後確定開徵目的，並堅持下去，才不至在立法過程中左右為難，顧此失彼。

第二件事是多問少說。充分徵詢智庫與相關利益團體意見，深入瞭解各方立場，作為斟酌損益的依據，避免以媒體、民調、或少數團體的意見來主導修法方向。同時相關單位在草案規劃完成前不應任意對外發佈未臻成熟的想法，避免引發不必要的力量干擾與市場動盪，例如「8500天險取消」、「散戶免繳」或「大戶不查稅」等等說法皆不適合隨意對外發表。

最後，不必急於在6月定案。證所稅是我國稅制上的重大變革，對於財政長期健全發展與國民財富重新分配影響甚為巨大，寧可費時耗工以求思慮周延，也不要為了迎合政治考量而限期完成，一昧求快容易淪為趕工式的討價還價，殷鑒不遠，望政府慎之。

今年台灣發生許多重大政策議題，從上半年的證所稅，繼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一直到最近的年金財務問題，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事件，其發展過程似乎都遵循著一個固定模式。那就是「多年沈痾再發現」--「輿論圍攻與政府舉措紊亂」--「推出急就章補救政策」--「各方政治力量反撲與妥協」--「拼裝政策出台」。當然就個別事件而言，已有無數論述批評政府舉措之失或是輿論論點偏狹之處，不需多所置喙，而令人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同樣的模式一再令人失望地發生，以及如何才能以理性的方式制定與討論政策？

筆者認為政策討論不斷陷入固定模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庫的角色被政府與社會嚴重忽視，無法發揮應有的智囊功能，才使得政策制定完全由膚淺的政治利益以粗造的手法主導。以證所稅為例，財政部在1個月時間壓力下倉促推出草案，欲以公聽會方式凝聚社會共識產生正式版本。結果草案本身立論不夠堅實，又缺乏事先溝通，因此在公聽會飽受批評，導致各種利益團體趁虛而入，執政黨本身行政立法互相角力，最後法案內容淪為市場式的討價還價，使正式版本中原來的立法美意盡失。另以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為例，可以看出是行政院徵求各部門提供可推行的施政項目之後彙總而成，不論某項目是否完全未經規劃或已經在執行中，不經完整評估即訂出各項數字目標，所以內容異常複雜卻不見大格局政策方向。

在上述二例中俱不見智庫參與的身影，反而公聽會、工商團體座談會、立院協商與政院各部會幕僚作業是決定政策的主要力量。然而公聽會與座談會僅能作為蒐集意見或政策溝通的機會，立院協商也只是解決最後政治問題的步驟，皆無法進行政策的研究與斟酌損益。此外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目前政府公務員系統的體質早就不足以因應21世紀複雜的經濟、財政、金融情勢，幕僚作業結果屢屢發生大方向不明確或內容不切實際的狀況。現在與孫運璿及李國鼎時代完全不同，當時公務員系統儲備了許多的菁英人才，財經政治情勢也相對單純，事務官幕僚即可發揮智庫的功效。

美國是智庫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地方，尤其在外交、國防、經濟、社會福利等方面問題牽涉的廣度與複雜度都屬全球之冠，已經遠超過官僚系統的負擔能力範圍。如果不是知名大學內的胡佛研究所與甘迺迪政府學院、獨立的美國傳統基金會與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單位平常累積的龐大資料、研究成果、完整的政策規劃與人力資源儲備，令人難以想像新上任的國務卿與助理國務卿要如何嫻熟成千上萬重要外國政治人物的來歷與立場，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更遑論制定針對個別國家的細緻外交政策。

國內雖然已經存在許多智庫組織，像是過去貢獻卓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台灣經濟研究院等，現在受限於資源不足，導致菁英人才缺乏或研究深度不足，所以實力與影響力很有限，距離廣泛性地參與政策規劃與理性論政的目標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可以預見的是政府與社會將同時面對許多非常重要的議題，例如國家產業政策、社會福利政策、人口政策、國民教育改革等，都有賴於龐大智庫的支援。期待政府與大型企業正視這個問題，為智庫注入更多資源，聘請最好的人才，成為擘畫良政的堅實後盾，或成為公民理性評論與監督的活水源頭。

日前台積電董事長公開指出台灣的匯率政策是造成台灣廠商出口競爭力低落的主因，並以數據論證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的匯率在近五年來相對於台幣貶值近30%，也就使得廠商成本墊高30%。央行總裁彭淮南立即以韓國曾經歷金融危機、匯率政策不能考慮單一產業、兩國外匯存底的消長、匯率相對波動等等論證反擊。其實央行匯率政策的功過實難以三言兩語下斷論，而且立場不同之下（出口商vs進口商、或普羅大眾vs企業主）必有不同的判斷。但是我們可以針對張董事長的匯率論述，仔細探討其立論是否充份。

首先，經濟學中匯率上的競爭力並不是單看名目匯率，因為即使名目匯率維持不變，通貨膨脹也會帶動出口企業成本上漲，產品價格競爭力下降。較為合理的參考指標應該是「實質有效匯率指數」，一併考慮通貨膨脹效應以及主要貿易對象的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將指數在某時間點定為100為基期，如果指數長期呈上升趨勢，代表匯率實質不利於出口，反之下降就代表有利於出口。所以客觀判斷兩個國家因匯率而造成的競爭力消長，就可以依據兩國實質有效匯率指數的長期相對變化。

附圖為中央銀行網站引用BIS計算的台韓實質有效匯率指數變化，首先可以看出從2007年底（綠色虛線）至今，實質有效匯率只上升不到20%，而非張先生引用名目匯率計算的30%。最重要的是兩條曲線上下交錯多次，如果隨意斷章取義，則看圖說的故事完全不同。例如將基準點取為2008年底（橘色虛線），韓元反而相對升值近20%；如以資料起始點2000年底為基準，韓元在12年中更升值驚人的30%。橫看成嶺側成峰，令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同一組資料可以支持完全相反的結果，片斷的資料解讀，希望僅是一時之不察。不論如何，至少近三年台韓相對匯率是很穩定的，又觀察張先生所提到的宏達電股價，去年還攀上高點，今年股價只剩高點的20%，這真難以令人信服與匯率相關。

其實央行多年以來是台灣電子業的盟友，反而受到如此激烈的批評，著實令人不解。我國央行除了承擔穩定物價、促進經濟發展、監管金融機構等與各國中央銀行一樣的職責之外，還有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每年預算盈餘繳庫。根據央行資料，去年賺2273億台幣，突破政府歲入10%，彭總裁任期14年來貢獻國庫共2.67兆，是所有國營企業（包括外國央行）望塵莫及。試想，央行只不過為國家保管外匯存底，供給貨幣，也不能任意投資風險資產，如何能有這樣龐大與穩定的盈餘？金融操作上可能的作法就是長期壓低台幣利率，使得外匯生息高於央行台幣存單的付息，也就是進行利差交易；同時壓低台幣匯率，使得外匯產生的利息不至於在財報上產生匯損。而且藉由穩定匯率的操作，在台幣相對較低時買進，相對高時賣出，在交易上還能獲利。可以看出一個低利率低匯率與低波動的市場，完全符合追求盈餘的央行的利益，當然這與出口產業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大家在同一艘船上。

如果央行維持的匯率還是遭出口產業抱怨過高，這代表央行正在權衡另外兩件事：一是通膨的控制，一是過低的匯率造成全民財富縮水的影響。凡是以促進出口為重心的匯率政策代價就是全民財富縮水與物價上漲，造成購買力的下降，所以具有制高點的斟酌損益，是央行與政府高層需嚴肅面對的課題。

中國時報9月13日的社論將「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長篇大論已一語道破其精髓，認為是「中長期經濟體質改進，增強台灣產業因應景氣循環能力，且兼顧促進經濟投資及進興出口」的方案，「須俟一定期程時日之後，乃得以實現相關排除障礙」。該方案中洋洋灑灑的許多措施本是良政，與其組成大雜燴式的特殊方案，不足以符合民眾以求速效的殷望，還不如回歸各部會行政專案長期持續地進行。

各國的振興措施其實不出幾種傳統作法，像是以貨幣政策造成寬鬆的資金與弱勢的貨幣、擴張公共支出、減稅、補貼消費，如何互相搭配使用則依各國實際財經狀況而有不同。對台灣來說有效的振興方案也可以依循同樣的脈絡去尋找，至少不能反傳統智慧而行。但是見政府施以加稅與增加油電負擔等等減少民眾可支配所得，以及緊縮公共支出的同時卻倡導民間投資，不得不讓人擔心政府實際的作法正反其道而行，造成政策效果互相抵銷，使任何振興方案終將難以收效。

我認為有效的振興方案必須具備以下三項條件，才能大幅增加成功的機會。

1. 大開大闔的振興措施：凡用藥必有副作用，只得捨小就大，不可因為副作用而揚棄傳統的振興作法。
2. 項目宜少不宜多：明確聚焦，指定能夠專心投入的院級首長依計畫緊盯執行進度。
3. 項目需容易執行：不要把成敗賭在行政效率上，例如推動「三業四化」（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所需執行力的要求絕對遠超過推動稅賦改革或貨幣政策。

可惜的是現有方案並不符合以上條件，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推出後難以令民眾信服叫好。聞過立改是勇氣的表現，建議政府另行提出更有效的新方案，這樣做雖然會一時有損行政威信，然而與政策終落於成效不彰而有損國民福祉相較，孰輕？孰重？

延伸閱讀1：《社論》拚出有感經濟 馬政府，請帶勁兒點！

延伸閱讀2： 政院促進民間投資 每年至少1兆

最近國家人力資源素質下降的問題成為顯學。

主計處甫完成的調查顯示博碩士高學歷者供給攀升迅速，失業率已經超過專科畢業生。經建會也表示，德國處於歐元區風暴之中仍維持極低的青年失業率(7.9% v.s. 台灣的11.8%)，主因是2000年以來為了對付產業結構調整與科技環境變化，大力推行「雙軌制職業教育制度」的結果。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認為台灣進入「人才斷層」期，一方面越來越少人出國留學，一方面大陸以高薪吸引台灣優秀人才，人才養成不足又遇上大量流失，台灣實難以與其他國家競爭。

這些現象令人遺憾也令人著急。令人遺憾的是人力資源失衡的諸多現象已經存在多年，現在才開始重視這個現象說明了過去政府的失職。例如德國大力推行職技教育促使經濟實力大為提昇，在近年來早已成為國際學術與政策研究上一個經典案例；多年來政策上開放廣設大學，導致職技體系被摧毀開始，國內人力資源配置即走入歧途，必然的結果就是大學失業率上升與高學歷低就。台灣人才外流大陸情形近十年來愈趨嚴重，挖角薪資以相同數字但台幣換成人民幣已經成為市場標準，不僅僅是朱主委所提到工研院經理案例，據筆者所確知的金融業高階主管、台政大財經教授、光電產業集體挖角的事件中，多適用此標準。

令人著急的部份是，人力資源的問題實為末，不能純然由人力資源的措施來解決，而國家整體產業政策為本，應該從政策的宏觀視野來著手。南方朔最近於中國時報撰文指出：「一個國家真正重要的，乃是提升國力，創造出讓國民能滿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環境，當每個國民都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家就都可自我發揮，人人都是人才。」此言真是一語中的。當台灣在加工出口區蓬勃發展時代，不覺製造業人才不足，在科學園區蓬勃發展時代，工程師人才也不見缺乏。當大陸、韓國崛起前也不見政府為了人才培育提出什麼太特別的方案，實際上反倒是，只要產業政策正確，少許的政府力量配合市場機制自然會培養出社會所需的人才，而國際人才也會追尋商機蜂擁而至，人力資源問題迎刃而解；反其道而行則徒勞無功。

台灣的產業政策近年來模糊不清，往往在遇到經濟下行時，急就章式的提出振興方案，項目華麗但不收實效，內容不是重申遙遙無期的FTA, 就是將正在執行的措施重新包裝、收短效的出口招商或暫時的進出口減免補貼。國家產業政策牽涉的層面極廣，需要企業界與政府單位集思廣益，宜早定對策。但是為了避免以往振興方案的流弊，筆者認為至少要把握三項重點：一、政策項目少而明確，將國家資源集中。二、國家不要下場主導商業行為，致力營造友善的客觀環境即可。三、政策執行由跨部門的高層親自主導，避免執行部門孤立無援或部門間互為掣肘。

有利國計民生的重大政策必須仰賴遠見與勇氣，有遠見與勇氣才足以興大利；凡事求速效或父子騎驢式的結果必定弊端叢生，終日周旋於除小弊則遠見與勇氣亦日遠，如此惡性循環，何以談到振興經濟？

長久以來台灣的教育政策一直是比較被政府忽視的一環。國教在歷經十多年的辛苦改革過程之後，不僅學生家長與老師的不滿意程度居高不下，學生素質下降與補習班氾濫的情形也未見改善，反而造成近年來台灣所需人力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不平衡的情形。難以想像如此重要的重要政策竟長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政府、立法院與媒體充分的關注。面對即將實施的12年國教，其重要性遠超過美牛、證所稅、油電與林益世問題，而社會討論與關心的程度卻不成比例。12年國教的制度設計上有許多令人擔憂的地方，如果貿然實施，恐無法達到原來政策的美意。

表面上12年國教是將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由政府出資，讓國中畢業生人人有學校可以念，可謂立意良善。但是在制度設計上過份針對消除迷信明星高中的現況，另一方面又妥協於大學入學仍存在激烈競爭的現實，所以在學校申請超額時，採取有嚴重缺陷的比序方法。姑且不論超額比序的項目繁多且各縣市皆有不同方案，使家長與學子難以了解，我們以最簡單的基北區比序方法為例來探討其中之缺陷。國中會考五科成績佔全部總分30%，每科成績分為3等，各得6、4、2分。另外多元學習部份佔40%，包括在學時的記功記過數目與服務時數。最後有所謂志願序分數佔30%，簡單的說就是在選填志願時要盡量猜中對自己最有機會的志願，如果高估自己志願落點就會扣分，。

可以預見，這樣的比序方法會造成許多負面的結果：

一、價值觀扭曲。因為比序考慮服務項目，所以原應本著善念，不求回報的社會服務，摻入了功利的意念，學生將服務當作是升學手段，使得美意盡失，而已經發生一些機構志工人滿為患的變質狀況。有些縣市將擔任班級幹部、科展、才藝競賽列入比序項目，不但帶來鑽營取巧的機會，家長與老師之間的糾紛也會增加。

二、私校明星化。因為私校可以擁有自由的治學方式，所以有經濟能力的家長寧願將孩子送入私校，也不願在國教體系中面對升高中的不確定性，最近許多雜誌對於國教與私校已有諸多專題報導，已見私校的入學競爭日趨激烈，且競爭已向小學入學延燒。如此一來，富有家庭的小孩在大學升學上愈有優勢，以前貧寒家庭可靠苦讀上明星高中，晉升一流大學作為翻身憑藉，未來這樣的例子可能越來越少。

三、弱勢學生更居弱勢。弱勢學生分為家庭背景的弱勢與成績上的弱勢。弱勢家庭無法比照優勢家庭的家長可以對學校施惠或施壓，以爭取較佳的功過紀錄或是擔任學校幹部。這些優勢家長更可以花大錢讓小孩學才藝，爭取參加校外比賽機會，甚至五花八門的比賽名目會因應而生。至於成績上弱勢的學生，因為齊頭式平等需要同成績強勢學生同班競爭，難以達到因材施教的理想。

四、學生負擔加重，但無益於學業。對於大部分國教學生而言，在三級分會考下成績高低已經不甚重要，學習動機低落可期，但又因為其他比序項目重要性高，而需要額外花時間補習或特別經營。

可以看出，不但國民教育公平正義的預期效果無法達到，社會階級差距反而愈加明顯，學生負擔可能會更重。台灣教育需要的關注是質的提昇，並不是延長國教3年的一個數量上的施政成果。我們有許多更重要的議題需付出資源，例如未來國家人力資源的規劃；如何培養師資在職進修，如何提供老師誘因與必要協助以精進教學品質；如何兼顧弱勢學生的照顧，使得人人有權利接受國民教育；以及避免將明星學校污名化，有利於社會精英的培養。最後期望達到先聖先哲所倡言的因材施教，人盡其才。

欣見社會團體在此關頭挺身而出，例如國教行動聯盟舉行「失控的12年國教萬人連署記者會」，其中家長佔了連署人數的36%，成為在眾多教授學者為國教問題大聲疾呼之外的另一種意見表達。在12年國教方案正式執行之前，請主事者切勿抱著「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多多廣納各方雅言，重新思考政策目的與執行細節，才不會使教改美意又徒留抱憾。

大家都了解歐元區的存續仰賴德國能持續援助所謂歐洲邊緣國家，但較少注意到德國的經濟命脈完全繫於歐元區的存在，一旦歐元區解體，將為德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德國在兩德統一時曾付出經濟上慘痛的代價，之後藉著歐元區共同貨幣與自由貿易的優勢，運用強大的工業基礎，賺取了可觀的財富，也使得歐元區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地區，佔出口總額約42%。近幾年的歐債危機又造成了弱勢歐元與超低利率，進一步大幅刺激德國出口，使得德國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一枝獨秀，創造2010與2011年貿易順差皆超過1500億歐元的佳績。如果在歐元區中沒有這些邊緣國家的財經慘況，來「平衡」德國經濟的強勢表現，根據經濟理論，德國絕對不可能維持如此弱勢的貨幣與低廉的借貸成本，同時又不引發通貨膨脹。簡單的說，德國經濟有今天的成就，很大部份是由歐元區這些國家本身的購買力，與犧牲國家競爭力所補貼出來的優質雙率環境所支撐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假使歐元區解體，德國立即恢復馬克會是什麼樣的情境？以去年歐債危機時所的謂避險貨幣為例，瑞士法郎去年7、8月間對歐元升值將近20%，最後瑞士央行無限制拋出法郎才將匯率壓下來，日元相對歐元也在去年中到今年1月的一波走勢升值約20%。考慮德國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匯率，加上市場避險與投機資金的流入，新馬克升值潛力絕對遠超於20%，必重創出口，連帶引發企業倒閉與銀行業危機，潛在損失的金額實難以估計，絕不是紓困希臘的1700億歐元或是西班牙銀行業的1000億歐元能相比較的。

雖然現在還難說歐債危機最終是否緩著陸，但是暫時緩解、以拖待變的作法的確可行。綜觀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財經官員以及許多經濟學家的看法，緩解的藥方不外乎以下三者：

1. 成立歐元區銀行監管機構，負責主持歐元區大銀行存款保障機制及問題銀行的處理

2. 成立財政聯盟，建立財政紀律制度，進而發行共同擔保的歐元債劵

3. 各國共同推出經濟振興方案，適度的修正單純追求撙節的現行作法

不論採取何藥方，都一定有代價，而德國將無法避免地負擔大部分的成本。考量德國的GDP規模約當是西、義兩國總和，如果加上IMF的協助，德國是足以在短期之內負擔這樣規模的成本。德國自己也很明白這點，只不過仍顧忌著這些邊緣國家終究難以自律，希望藉由制度上的設計獲得更多制約權力，避免負擔過重，甚至賠進自身的債信而造成難以控制的災難。

許多人責難德國，將紓困議題泛道德化，不肯共同承擔責任，拖延救援時機。其實德國基於本身的利益有充分的動機協助歐元區，緩解藥方也很明確，且最後一定會執行這些藥方，真正的關鍵在於談判需要過程。與典型的討價還價過程相同，買賣雙方都知道彼此非常需要這項交易，過程中還是反覆故作姿態，威脅交易可能告吹，雙方出價因此慢慢接近而最後成交。雙方談判如果是一對一闢室密談，比較容易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現在德國必須同時且公開地面對希臘、西班牙與義大利，在圍觀群眾的指指點點與紛雜意見之中還要進行務實的協商，立場實令人同情。當初義大利國會與希臘公投決定是否採取撙節方案時，都是遵循相同壓力公式而最後達成共識的。

總之，德國需要歐元區存在的程度可能遠超過我們看到的表象，勢必採取適度的犧牲以換取長遠的利益，而討價還價需要時間，過程中難免造成市場的動盪，但針對短期緩解的對策明確且早晚會達成共識。雖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與史提格里茲等，越來越多重量級人士公開反對單純的撙節，而呼籲採取刺激經濟的措施，將有效軟化德國立場加速談判進行，這仍然是單方面對德國施壓，完全無助於長期問題的解決。

歐洲問題的規模與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德國，甚至歐盟國家整體的能力範圍。如同克魯曼所指出『歐洲貨幣聯盟是一個命中註定的錯誤』，缺乏統一的財政與政治主權的事實，使得歐元區處理自身問題的能力遠遜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期待歐元區自我痊癒的機會實在渺茫。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能如此迅速復甦的主要原因，是有一個兼具實力與使命感的超級強權—美國以驚人的規模與執行力實施馬歇爾計劃，而現在的世界情勢不存在這樣的超級強權，今日的歐洲各國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單一國家的擺佈。在全球經濟活動如此緊密結合的時代，歐洲的問題早已成為全球的問題，任何具規模的經濟體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藉由Ｇ20與ＩＭＦ等國際機構，以更大膽的注入資源與擴大事權，合力調整全球的經濟與金融秩序。

在全球金融快速連動的今天，台灣應該引以為鑑，保有良好的財政狀況與健全的金融體制，同時維持低失業率及控制通膨。

影響股市的因素眾多，除了經濟、財政與貨幣等政策層面之外，還包括經濟景氣循環、產業消長、國際金融市場的互動以及地緣政經情勢。可以說股市是反應以上因素總和的一個櫥窗，試圖以單一因素來操縱股市是絕對徒勞無功的。而政府的財經政策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營造良好的產業與投資環境，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的分配資源，有效的政策必然著眼於國家長遠發展的目標，不能過分受到短期的股價漲跌的影響。只要政策方向正確帶動經濟成長與社會正義，自然促成股市的健全發展；健全的股市擁有理性與公平的特性，將會進一步帶動經濟的繁榮。

反觀國內時常可見政治人物隨時緊盯股市，平常在受訪時將股市漲跌或成交量等數字信手拈來，一旦遇到股市大漲則喜上眉梢，似乎政績因此而獲得肯定，一旦大跌則面露擔憂緊張，積極表示政府對救市的重視。如果執政團隊長期過分關注股市動態，必定浪費大量時間與精力追求速成，治標而無長效，反而排擠政府原可使用於規劃與執行長期政策的資源。

政治與股市關係過於密切的另一個結果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干擾股市。政府官員常針對股市價值或漲跌在媒體上任意評論，更不適當的是在股市重跌時明示或暗示政府將動用資源護盤，企圖增強市場信心，而不考慮投資人（通常是弱勢的散戶）是否會因為這些言論買進而造成未來更多損失。市場中更充斥著政府基金是否進場拉抬股市的傳聞，已經影響到了股市正常的運作機制。政府基金操盤人憑著專業判斷，認為股票價值低估自然應該買進，不需要政治上的指點或明示、暗示，若為了護盤而買進，本就是怠忽職守，各基金的聯合行為更有操縱股市的疑慮，護盤行為本不宜作為政績，猶記當年有財政部長不願護盤進場，掛冠而去。今日政府護盤成為正義、成為施政績效，投資人益加依賴政府的介入，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難以發展健全的資本市場。

導正一個行之有年的文化的確很困難，但考慮國家經濟目前所面臨的艱難處境又非做不可。當國人集思獻策如何提昇股市成交量時，卻見韓國人均所得早已超越台灣，美韓FTA正式生效，且將於今年展開中日韓三方FTA談判，三星手機、記憶體、面板更逼得台廠潰不成軍。韓國人能有今日的成就，絕對需要長遠的規劃，一步一腳印的貫徹執行，絕對不是靠民粹式的情緒、短期的政策倉促堆疊而成。為使財經官員減少不必要的干擾與資源浪費，回歸致力於對國計民生長遠的經濟規劃、有效益的政策推動。期待政治領袖與社會菁英能體認到問題的根本與急迫，齊力導正此偏差的文化。正當政治與股市牽扯不清的證所稅議題將要告一段落之際，讓一切平靜，回歸資本市場氛圍與紀律，讓政治遠離股市，股市遠離政治。

希臘大選結果出爐前，歐洲國家解決問題的劇本已非常明確，首先大量提供歐元區內銀行流動性，其次要求歐盟邊緣國以撙節方案換取紓困金。目的是避免系統性危機立即發生，盡量買時間冀望邊緣國家能自行調整體質進而痊癒。時下「以拖待變」滿足檯面政治人物的短期利益，似成為歐盟基本國策。試問這段時間歐元區的問題與結構有任何改善嗎？絕大國際財經專家都擠不出任何關於情勢改善的數字依據。可以看到的是希臘財政目標屢屢無法達標，民間經濟凋敝導致民怨升高，示威暴動頻傳。接班演出的西班牙背負著大約25%失業率與50%的青年失業率，GDP預計加速萎縮。最近一季的民間住宅房價年跌11%，超越2008/09次貸風暴最烈時的跌勢，使得肩負產業活水任務的銀行系統也陷入更深的困境。種種跡象都顯示西班牙正走向希臘之路，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在這樣的財經主軸氛圍下，冷靜面對新聞揭露的如西班牙政府接管第三或第四大銀行事件，真如媒體報導的如此重要嗎？我的答案是「當然不重要！」就算第一、二大銀行被接管也不應令人張慌失措，因為國際金融市場早已接受這樣情境的可能性，提前漸漸反應。就如當初希臘公債在談判減記方案時的情況，輿論擔心金融機構的損失會不會擴大，殊不知希臘公債價格早就反應減記所造成的投資人損失，就算暫不減記，損失情況也不會改善。再則當去年希臘與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德國協商第二階段援助方案時，市場因為雙方時而強硬、時而軟化造成上下激烈震盪後，當市場逐漸了解這是雙方較勁的過程，也就產生了對壞消息的免疫能力。這些不過是一齣戲的一幕中的抑揚頓挫，不至於影響情節發展的主軸，無關市場的主流。

值得密切觀察的是希臘最新的選舉結果，進一步可能將情勢帶向急轉直下？這代表下一幕的序曲與輿論的看法有差異，希臘政府難產，甚至將退出歐元區，都不具有經濟態勢的影響，市場已有準備。從花旗分析師大張旗鼓主張希臘退出歐盟有75%的可能，及其他金融機構關於希臘退出的預測，都沒有引起市場驚嚇即明顯可見。值得注意的焦距在於歐洲極端主義者的政治支持率是否會在歐洲邊緣國家一發不可收拾，如同茉莉花革命般。在希臘，大舉反對撙節旄纛的左派聯盟在三大黨接棒組閣失敗的過程中，其領導人齊普拉斯被民眾視為護國英雄，該派支持率已經從前日大選得票的16.7%，升高至最新民調的25.5%，已具相當氣勢重新舉辦大選後變為第一大黨。

歐洲民主國家的極端主義者，不論偏左、偏右，一向都是小眾市場，很難主導一國之政。但歷史告訴我們，倘若人民難以生活累積極度不滿之時，極端主義者就有掌權的可能。歐洲久享幾十年繁榮，極端主義者苦無機會爬上舞台，不可不慎。茉莉花革命的發生令人意外，累積已久的乾柴遇上網際網路這樣的超級催化劑。今日看到歐洲人民不滿的乾柴在累積，各國極端主義領導人必定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翻身機會，各種形式的媒體催化作用更是不虞匱乏。如果希臘重新舉行大選之後齊普拉斯大獲全勝，市場必定會開始聯想反應此項憂慮。如再有任何一個歐洲大國的極端主義者選勝，擔心歐洲市場與經濟環境將承受重大衝擊的下一幕。

宏觀經濟學家，素有「烏鴉嘴」之稱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於次貸危機爆發前，準確預測而名噪一時。他最近撰文比喻歐元區邊緣國家和西班牙危機，像一場慢鏡頭中的火車相撞事故，雖然對於可預計的事件不值得過度擔憂，但要開始提防是否有人趁不備按下「快轉」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