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則是國際政治層面，中國早在90年代就已經有計畫地培養輸出國際治理人才進入相關組織並且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國際社會也要數人頭的，就算是美國也只有一票，川普政府越是退出國際組織中國越積極參與、便越有機會填補美國退場後所遺留的權力空缺。而中國透過經貿掌握前述開發中國家票源，在國際影響力上便越有話語權。因此開放國內市場與介入國際政經秩序是未來中國必然持續的戰略。

第二，不要低估中國的科研能力。雖然美國科技出口管制必然遲滯中國科技發展，但中國為了落實科技自主，追趕2025中國製造，實現2035願景目標，中國大陸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只會繼續增加。其中當然不免有濫竽充數跟著政策騙補助的陋習；但日前也有４組中國科研成果同日登上世界一流期刊《自然（Natural）》。因此我們也必須客觀認識，依照中國的現有量體只要有1%成功，那麼中國科技自主就會有顯著的突破。

第三，台灣問題不是中南海的優先政策。經濟政策是五中全會一貫的主題，對台灣工作的著墨本就不會太重，但我們也注意到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就對台工作方面僅以「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15字帶過，相較十八大「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之論述，除了字數減少手段措施也變得籠統。

我們理解中方對台終極統一的一貫立場，但中方沒有採取尖銳言詞而以「和平發展」概括，就算不能稱之為善意也可視之為克制。首先這意味著，北京沒有意圖在短時間武力處理兩岸問題，再者十四五規畫的戰略層級高於台海、南海爭端。不是說台灣、南海不重要，而是十四五規畫不可能在戰爭中實現。換言之北京選擇在全球百年未有之變局中把握戰略機遇而非提早攤牌。

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社會確實因為感受美國對台的重視，也感受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判力道，此皆過去20年所罕見。因而在國內輿論的交互作用中推升了台灣社會的「仇中」氛圍；然而無限上綱的仇視中國大陸和忽略風險的一味對陸親善依賴都會蒙蔽雙眼而錯估情勢。

相對於美中緊張、台美熱絡的歡欣快感，台灣社會以客觀務實的視角「知美」、「知中」把握這段戰略機遇期應更為允當。所謂「知美」是要審慎認識美中亞太地緣戰略競合的趨勢，政治上台灣要團結的是美國政府而不只是特定政黨。更重要的是「 競合」意味著雙方既競爭但也有合作和對話的空間。美中如此，兩岸關係亦然。

因此「知中」便是要客觀認識中國發展趨勢，台灣社會不同陣營各有偏好，但不管視中國大陸為經貿夥伴，或者視之為戰略對手，都必須客觀、務實的認識對方。

對於中國大陸採取審慎態度是適宜的，但同時，台灣也需要持續嘗試維繫兩岸對話與交流的管道並持續養成兩岸事務人才，找到和平解決歧異的可能。

期待台灣把握機遇，以知美、知中取代情緒偏好，實質振興國內產業創新、升級國防實力壯大自己。

（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要強調的是，當前中共對台基本方針仍是以和統為優先，也就是「四個堅定不移」：「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基於這個和統方針，中共涉台機構陸續提出多項吸引拉攏台灣社會民心的措施。

然而，觀察大陸從中央到地方的對台政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或許仍是最大共識；但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究竟是什麼？人民福祉是哪個社會的福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台灣社會究竟有何關係？乃至於中共十九大以後所提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究竟是怎樣融合？客觀來看，這些措施下的兩岸交流乃是以中方為中心的「單邊化」作為，期盼藉此促進兩岸人民社會「心靈契合」恐怕是緣木求魚，遑論「統一」。

有論者主張透過教育和宣傳以建立兩岸間更強烈的文化和情感連結。然而即便文化、血緣相近，美國還是獨立於英國。更何況台灣是在原住民南島文化之上所建立的移民社會，除了大陸漢人文化，也有近百年的日本、美國文化元素；近年來東南亞文化也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台灣文化與血緣已經有自己的獨立性，中華文化與漢人血統是台灣的一部分但非全部，訴諸文化和血緣並不足以成為兩岸統一的強烈理由。

更多人或許認為崛起的中國憑其「國家實力」、「經濟利益」有助於台灣社會心嚮往之，進而促使台灣民眾選舉出親北京的政府並朝統一邁進。但是靠著經濟紅利吸引台灣，為此西進的台灣民眾往往是把自己當作經濟移民。真正誠心認同中國大陸制度與生活方式的仍是少數。當時空環境改變，當美中競爭關係陷入持久戰導致中國大陸市場景氣下行時，台商的美好時光難再複製時，當初為了經濟利益而西進的台商、台幹、台勞一樣會逐水草而居，進行新一波的遷徙。

也有觀點認為，兩岸的統一取決於兩種制度的競爭。哪個政府更能提供善治，可以讓人民賺大錢，人民就跟誰走。中共十九大以後，北京確實認識到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有了改變。當人民已滿足了生活溫飽的基本需求後，隨之而來的是要求更多的非物質的滿足，從要求生活品質、到生態環境、公平正義問題、城鄉發展、政府治理等方面。這也意味著，當人民對政府的要求愈烈，維權運動、不同於政府立場的言論表達都會自然發生。

然而，全世界都注意到，大陸政府面對社會問責時，除了部分順應民意以外，更多時候是透過加強社會控制來壓抑問題。北京對香港問題的處理方式就是「礦坑裡的金絲雀」，北京對宗教的態度亦然。台灣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這就是兩岸之間，乃至於中國與民主世界最大的差異。

今年12月10日是美麗島事件40周年，提醒著台灣社會「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參政權利」是無數前輩先進用生命爭取而來。今日台灣的憲政與法律制度對持有不同意見、不同價值的個人與團體所提供的保障，就是兩岸之間最遙遠距離。

戰爭以外，兩岸關係仍存有和平解決的可能與契機，但北京必須有更多的實踐向世界、向台灣證明「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優越性，足以成為西方模式的替代方案，能處理西方未能解決的問題；退一萬步來說，北京必須證明自己對於多元文化價值的包容與制度性保障，而非膝反射式地用國家力量「控制」和「打壓」來解決問題。兩岸社會民心的距離確實遙遠，但北京或該自問：究竟是和統終究無望，還是長期以來北京對台工作的基本思維出了問題？

（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洪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