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疫情資料，美國最糟糕的情況是發生在今年年初。1月10日美國國內單日確診超過31.2萬人，新增死亡病例則發生在2月14日單日超過5,156宗，都是最高紀錄。5月29日新增確診病例只剩11,976，也是自去年3月23日以來最低的病例數。6月2日新增死亡病例只有110人，不僅少於去年初夏單日約520人的紀錄，更寫下疫情之初以來新低；另外5月底住院人數全美共有24,115名病患，少於4月底的近4萬人，更遠低於1月中高峰的14萬餘人。

為何美國會有這麼強大的對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當然就是打疫苗。美國聯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4日數據顯示，全美63.2％成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52.3％成人已接種完畢；65歲以上長者中，接種一劑和接種完畢者分別占86.1％和75.2％。這代表美國的全國廣泛性施打疫苗防疫政策，已經看到效果，不僅美國民眾的染疫率大幅降低，許多州也逐漸重新恢復日常生活。現在力拚7月4日獨立紀念日以前，達到70％成人至少接種1劑新冠疫苗的目標，拜登總統2日宣布名為「行動月」（month of action） 的計畫，各州祭出各式獎勵誘使美國民眾加速施打，其中包括免費啤酒、100萬美元的樂透彩券；也有公立托兒所幫忙照顧小孩讓父母去打疫苗或提供民眾可以免費搭乘優步（Uber） 或來福車 （Lyft）去施打處。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政府帶給人民的信心。美國總統拜登競選時「重建美好未來」的政見逐步落實。3月中簽署了1.9兆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紓困法案。《紐約時報》把它描述為詹森總統「偉大社會」 （Great Society）以來最重要的扶貧法案，《華盛頓郵報》則稱其為「半個世紀以來最為深遠的進步立法」。此外，拜登政府現在還推動八年2.2兆的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包含基建和經濟復甦項目，並搭配課徵企業稅等預算平衡措施，及十年1.8兆的美國家庭計畫（American Families Plan） 搭配課徵富人稅，都凸顯未來拜登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角色。

然而現在美國經濟不是沒有問題，就業市場顯示了一些跡象。最新美國5月份非農業部門新增就業人數為55.9萬，雖高於上一個月數據但低於市場預期。5月份失業率仍比去年疫前2月高2.3個百分點；失業人數比上個月下降49.6萬至930萬，但仍比去年2月高360萬。美國勞動參與率則比上個月下降0.1個百分點至61.6％，仍比去年2月低1.7個百分點。同時，失業超過27周的長期失業人數雖降至380萬，也比去年2月高260萬，佔總失業人數的0.9％。5月總就業人口仍較疫情前的水準仍短少760萬，而且還有約930萬勞工還在待業中。

失業率下滑是因為愈來愈多待業中的勞工找到工作，由此顯示經濟持續復甦。然而開缺工作雖多，薪資水準也上漲，不過美中不足的是仍未吸引一些離開就業市場的失業勞工返回職場，美國勞動市場恢復仍不完全。但從回穩速度及拜登的政策企圖心，未來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還是高居龍頭。

螞蟻的前身就是阿里巴巴集團裡的小微金融。早期支付寶、餘額寶，都是它的旗下相關的熱門商品，後來又拿到網路銀行執照而開創強大事業版圖。螞蟻不同於傳統金融機構。當傳統銀行卯盡全力地挖掘高資產客戶，螞蟻反其道而行，反轉「八二法則」成「二八法則」，致力開拓社會上，那八成被傳統金融思維拒於門外者的一般低資產者，從學生、攤販、小老百姓、農夫等，都成了它要服務的主力客，真是以螞蟻雄兵的力量建立螞蟻帝國。

阿里巴巴集團於1999年創立，2003年投資1億元人民幣建立網路購物平台淘寶網。支付寶的由來是解決淘寶網網購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催生的第三方支付工具。目前，支付寶已經從單一的支付工具，發展為提供支付、生活服務、政務服務、社交、理財、保險、公益等多個場景並逐步覆蓋全行業的開放性平台。

餘額寶據說其初衷就是成為大家一個零用錢的管理工具，當發工資的時候，消費者就會放錢進來。由於與支付寶互補，資金可隨時轉入轉出。餘額寶又與天弘基金合作給予遠超過銀行定存的報酬，僅發布一個月後，其資金規模就超過百億元人民幣，帳戶數目超過400萬戶。演變成大陸最重要的理財商品之一。

而老百姓在阿里集團的淘寶、天貓等交易過，擁有良好的交易紀錄，就容易申請螞蟻金服的小貸融資。最高上限是100萬元人民幣，他們喊出「三分鐘填表、一秒鐘獲貸」口號，透過手機勾選，貸款過程完全不需人工審核，就能將錢借到。

有了支付工具、理財商品，再加上貸款業務，螞蟻的金融版圖幾乎與金控公司無異。傳統金融業所受的監理非常嚴格。而真正支撐螞蟻的這些業務是背後集團共享的雲端計算、大數據和信用體系。然而這些要如何監理與維護公平競爭，大陸主管機關可能還沒搞清楚。

上交所作出暫緩決定是基於《科創板IPO辦法》與《科創板上市規則》。上交所履行自律監管的職責，要為資本市場作好把關工作。另外，我們也可從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局長郭武平近期發文的論點來理解：「從消費者服務角度看，螞蟻的花唄、白條、任性付等產品，內核與銀行發行的信用卡沒有本質差別，也具有信用供給和分期付款的功能，消費者支付的利息與費用是盈利主要來源；再如「借唄、金條、微粒貸等產品，與銀行提供的小額貸款無本質差別；…，花唄與銀行信用卡業務基本相同，但分期手續費高於銀行，與其普惠金融理念不符，實際上是普而不惠」。

外界認為螞蟻的暫緩上市，與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10月24日在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的演講，尖銳批評大陸金融監管問題而惹火上身有關。但如果把馬雲的「失言」當作此次IPO暫停的理由，這樣的推論太天真。因為公平競爭與金融監理是何等重要的政府大事，容不得差錯。

螞蟻現在大陸有5億多用戶，這個數字占了全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強。螞蟻使用人太多，金流洶湧，稍有不慎真可能「動搖國本」，這是現在大陸金融監理不能容忍的最主要原因。如果面對未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問題被引爆而危及金融系統穩定，或許「暫停」是表較好的選擇。等一切競爭規則與監理搞清楚，再來也不遲。

降息影響經濟，理論上是靠貨幣供給增加將利率下降，影響家計單位與廠商之消費及投資決策，達到刺激總合需求的目標，進而使經濟轉好。這是傳統貨幣學的主要訴求及貨幣政策傳遞管道。但是顯然現在對經濟提振有限，且副作用倒是不小。

為什麼經濟提振有限？凱因斯很早就提出「流動性陷阱」。他認為當利率水平降低到接近於零時，此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會下降，也不能夠使銀行貸款、商業投資、消費真正運作起來。利率太低，人們寧願持有現金，最後擴張性貨幣政策失去了作用。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無窮大。

當今美國Fed操作的聯邦資金率區間為1.50%～1.75%，雖然不像金融海嘯後非常接近零，但在歷史上也是相對非常低的水平，加上在世界經濟混沌，缺少良好投資機會下，能夠提振的經濟也就有限。

我們的央行總裁楊金龍於去年7月的演講中也提到：傳統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愈來愈有限。「人口老化會影響儲蓄行為與投資需求，可能拉低實質利率，使得降息以激勵需求與提高通膨的政策困難度增加。」為何實質利率會被拉低？關鍵在於年長者通常握有更多資產，借款需求較少，對利率高低及信用鬆緊較不敏感，也因此減弱了利率、信用等貨幣政策主要傳遞管道的重要性，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力。

其次是低利率的環境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加深貧富不均。富人本來就有較多機會參與股市、固定資產或私募股權投資（PE）、創投（VC）、槓桿併購、大宗商品、藝術收藏品等另類投資。在低利率的環境，更多的貨幣也釋放出來，貨幣要尋求好的報酬都會往有價值的商品跑，因此財富與金融資產價格藉此機會加速膨脹，而受薪階級薪資增長相對緩慢，金融資產積累少且無法獲取利息，從而使貧富差距擴大，加劇全球民粹主義傾向。

當資產價格大幅上升，吹大資產泡沫，就放大風險偏好和貨幣政策傳導的風險承擔，也增加系統性風險。而且利率過低還將影響銀行盈利，降低保險公司、養老金機構的收益，加大養老體系負擔，導致金融資源形成不利公平社會的配置狀況。

利率過低扭曲了價格訊號作用，弱化了利率政策傳導效果，也不利於國際政策協調，容易引發競爭性貨幣貶值和金融動盪。另外，低利率讓應該被淘汰的僵屍企業苟延殘喘，低增長的連鎖效應持續下去，打壞景氣循環汰弱留強，損害整體資源配置功能。

甚者，令人擔心的「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可能來臨。明斯基認為，在長期繁榮時期後，投資人承擔越來越多的風險，直到貸款超過借款人可以從其收入中獲得的回報。當過度負債的投資人被迫出售即使是投機性較低的部位來彌補他們的貸款，市場將螺旋式下跌並產生嚴重的現金需求。社會就進入一段不穩定的調整時期。

雖然商業活動是從人類有交易行為就開始。但是了解社會商業整體的運作是經濟學，經濟學還算是一門很年輕的科學，其中研究股市運作的財務金融學或是貨幣利率關係的貨幣銀行學都是1970年代才逐漸發展。準此，貨幣銀行學的理論尚未完備，需要集思廣益，讓理論與實務結合起來。政策要避開風險，尋求創造社會繁榮進步的新做法。

資料來源：中時及作者提供

傳統的貨幣政策是使用利率的調控來影響資金成本，進而調整經濟。之後美國聯準會（Fed）到12月中再降一次利率，就幾乎到零的水準。當利率已經接近了零，就沒有利率政策，Fed再引進量化寬鬆，也就是非傳統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復甦及就業。

量化寬鬆的具體實踐是央行從公開市場操作，把從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國債、房貸債券等證券購入，使商業銀行在央行開設的結算戶口內的資金增加，為外部的銀行體系注入新的流通性，這可視為「無中生有」。其中「量化」指創造出指定金額的貨幣，也被簡化地形容為間接「印鈔票」，而「寬鬆」則指減低銀行的資金壓力，就是不良資產的認定放寬。因此前Fed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柏南克的名言「量化寬鬆帶來刺激效果」，就可以進一步地實現，支持了整體經濟運作。

美國自2008年以來到2014年，執行3輪量化寬鬆措施，這讓Fed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8000多億美元，一度劇增至4.5兆美元。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開始膨脹資產負債表，共釋放約2兆美元。美國結束QE後，換日本和歐洲央行接手實行寬鬆：日本央行自2013年起，共釋出3.6兆美元用於購債；歐洲央行則於2015年啟動QE，亦釋放2兆美元資金。因此整體來說，美、中、日、歐4大經濟體過去10年共釋放12兆多美元，接近中國1年的GDP（13兆美元）的水準。

低利率的借貸環境，加上氾濫的資金。資金會選擇有報酬的地方去，資本市場就吸引大量的資金，形成股市持續創新高。蘋果、微軟、Alphabet、迪士尼、沃爾瑪、應用材料均創佳績，股價站上歷史高位。美股3大指數更一直突破歷史紀錄，道瓊指數最近已經衝到28000點。日股最近也再回到24000點的高峰，台股則是衝到11800多點，離30年前的歷史高點頗近。

在亞洲，除了日本，普遍房地產稅制不完備，加上普遍認為有土斯有財，因此也都造成了不動產市場價格的高漲。這個現象在華人世界尤其不陌生。根據國際房地產投資顧問機構「萊坊」（Knight Frank）的統計，2013～2018年，全球「住宅房價」漲幅最高的10個全球主要城市中，亞洲城市就占了一半。而全香港（包含港島、九龍與新界）的平均住宅房價，這段時間就漲了3倍，如果以2003年的低點起算，15年來更漲了超過5倍以上。

台灣從2003年SARS之後，房價開始上漲。2008年金融海嘯剛發生時，經濟也受到嚴重衝擊，房市有略微向下修正，之後政府大量調降遺贈稅吸引約5000億新台幣資金返台。因為缺少產業投資前景，不動產反而成了資金最佳去路，房價持續飆漲到2014年後才開始緩解。

但最近萊坊公布的2019年第3季最新「全球豪宅指數」卻指出，儘管政經環境詭譎，全球豪宅走緩，年漲幅1.1%，不過台北年漲幅卻達8.9%，傲視亞洲，這也解釋了資金行情，台灣的房價難以大幅下修。

整體而言，富人一般擁有較多資產，如股票、不動產物業等，窮人的資產卻是微不足道。在這10年的量化寬鬆政策下，股市、房市屢創新高，已經為富人帶來極可觀的進帳，富人還可利用低利率借錢來賺錢，創造更大財富。但退休人士，以及倚賴養老金、儲蓄所得過活的人，只能賺取微薄的收入，他們也都成了輸家。10年下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貧富不均更加嚴重，也助長了社會的對立，造就世代鴻溝的日闊，也讓主張反貿易、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風起雲湧。

（作者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同20191216中時專欄_十年資金行情引發全球動盪）

（經作者回覆原著標題為十年資金行情讓全球貧富不均更嚴重）

其次，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TIP）是美國的大戰略。但是在貿易大國中，惟有中國被排斥在外。甚者，TPP將構建新貿易規則。在WTO協定生效的18年前，網路尚不發達，新興經濟體的發言權仍然很小。環境、勞動、投資、政府採購、技術標準以及國有企業地位等領域過去都沒有共同規則，貿易問題很多。隨著世界的改變，美國希望主導建立新的規則。只有搶先團結更多夥伴、建立起具有實際效果的多邊協定，才能主導貿易規則的新標準。中國已有體認若被排斥在TPP之外，不僅影響出口，還影響外資在陸設廠的計畫，因此現已有積極參與TPP的聲音。可是中國若想加入，台灣就有可能又被排在其後面，如當年兩岸加入WTO的順序安排。因此我必須審時度勢，注意發展，掌握機會。

不過，在大國博弈中，外在因素不是我們能夠影響的。我們更應在內部做好準備，一旦有契機，馬上可以順勢而為。不要缺乏準備，錯過好的機會。因為TPP標榜為高品質及高標準協定，所有部門均須納入，議題範圍超越WTO，並納入超出傳統自由貿易協定的新興議題。缺乏準備，可能動彈不得。

未來要對等開放市場給別國，產業衝擊不可避免。這其中有麻煩的農業議題，例如我國不但有約71%的農產品仍有關稅，平均關稅亦達16%左右，稻米、香菇、花生、液態乳亦有關稅配額或特別防衛措施，加入TPP後勢必取消關稅及非貿易障礙，造成大量國外農產品叩關，而美豬的開放與否又被認定是台灣自由化決心的展現。以含瘦肉精美豬進口而言，不僅會對我國畜牧產業帶來影響，亦會對食品安全產生疑慮。服務業部分，可能會被要求開放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具爭議的智慧財產權、國營企業、容許投資人向地主國提起投資爭議訴訟等課題，也都不可避免要被挑戰。政府更要解除不必要的管制措施，例如修正外人投資條例及企業併購法等，以建立符合國際規範的貿易環境。

這些準備工程相當浩大，有些表面上屬於經濟議題，其所牽涉的部會卻很多。過去講到跨部會，經常跨了部會，什麼都不會。因此，行政團隊必須要充分溝通，提出解決配套措施。談判過程也應全程與立法院互動，避免要立院事後不甘願背書的窘境。

除了政府本身，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更是重要。據報載，為了推動台灣加入TPP，不再重蹈「黑箱疑慮」，經濟部國貿局將成立「TPP溝通辦公室」，負責向社會大眾說明什麼是TPP、TPP對台灣的影響，以及政府為了加入TPP的準備工作。TPP溝通辦公室將著重於年輕朋友族群，並且依照產業別、公協會、公民團體及一般民眾等不同目標，進行說明與回應。

我認為不同於過去的溝通方式，政府應該打破以廣播、電視、研討會、說明會、公聽會等過去傳統溝通的管道，靈活運用網路的臉書、LINE等社群媒體管道或具有創意的網路平台，讓民眾有更多的管道與機會可以接受政府資訊。

「TPP溝通辦公室」更應作成一個大溝通平台，除了有效蒐集、整理，展示社會賢達、學者專家以及各政黨智庫的相關意見，並要加以回應。政府也要鼓勵任何問題都可以到平台發問，甚至嗆聲。而回答的不是只有談判辦公室或經濟部負責官員，而是各部會相關局處，只要是相關業務都應該上平台說明，作有效溝通及政策辯護。最終才能達成政府資訊透明，減少雜音，杜絕黑箱的疑慮。（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大陸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占比幾達四成。檢視ＥＣＦＡ已生效之早收清單內容中，僅涵蓋五三九項貿易商品，目前雖然是零關稅。但還有高達八十五％項目數的產品，需面對大陸的高關稅，尤其是紡織成衣等傳統產業。

以鞋子為例，目前面對大陸平均為十六．八％的關稅，影響台灣產品在大陸市場的競爭力。透過貨貿協議的簽署，如關稅取消後，對產品行銷大陸將更有幫助。而且這不只是針對主力等出口產業，連傳統中小企業也都可以取得更廣大的市場，對我國就業及薪資都有幫助。

具體的數字，政府最近重新以ＧＴＡＰ經濟模型更新版進行模擬，結果顯示在「台灣農工產品關稅調降，但排除管制性農產品，大陸農工產品關稅全降」的假設下，兩岸貨貿協議，我國ＧＤＰ將提高一．六三％（六十四億美元）、總產值增加提高三．一四％（二八五億美元）；總出口增加五．三四％（一四六億美元），總進口也將增加七．三九％（一五六億美元），可以大大幫助突破目前的悶經濟。

雖然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我們很高興看到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已經持續依據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規定，進行國內溝通及協商，以爭取社會的共識。

由於雙邊貿易協定內容必有得有失，相信國人對於此原則也能夠接受。因此，政府必須汲取簽定服貿協議時之經驗，與國內可能受害之產業加強溝通，利用早已匡列的九八二億元支援及救濟方案，及新增列的一百億產業發展基金幫助升級轉型，讓貨貿協議在簽署後順利生效執行，才不致讓我國陷在愁雲慘霧中，錯失提升經濟的機會。

要靠創業解決失業問題，邏輯並不是那麼直接，或者說，如果要失業的人直接去創業，這根本很困難。一般而言，失業者往往是被雇用者，因為雇主事業失利，造成解散或裁員的結果。被雇用者比較守成並不具備創業者的人格特質：衝鋒與冒險的創業精神。然而創業成功，可以帶來就業的機會，的確可以解決社會的失業問題。因此創業成功者，除了本身的喜悅，也帶來經濟的「外部性」，幫助弱勢的失業者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創新創業政策最終還是可以幫忙解決失業問題。

創新創業最重要的目標在幫助國家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創造高附加價值，突破經濟成長瓶頸。如何促進創新創業？新思維最重要。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訓練，可以順利進入職場，甚至不用幾年很快地成為創業家。因此培養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學生，而不是填鴨式教育下只會講光超、背多分就很重要。創業是有訣竅的，可以模仿的。在學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另成立創業育成機構及支援機制、鼓勵大企業參與新創事業培育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等。

目前大學在科研評價及導向上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重成果輕效益等現象，對科研產出成果能否及時轉化或產生效益不關心或關注度不高。而科研成果商品化及市場化條件的不足，產學也沒有適當管道的結合。企業自己摸索，對這些成果進行「二次開發」的積極度更不高。因此緊密產學合作，並推廣技轉，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此才能有利於科研與生產、市場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進而提高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效率。

另外，有兩種人，我認為政府應該放寬規定，破除體制機制約束，來釋放創新創業能量。

首先是各級公立學校體制內的教師或優秀科研人員。有些人有好的想法，又經驗豐富，對政策導向清楚，看得準市場機會，如果能讓他們加入到創業潮中，將會大大提高創業成功率。但目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規定，只能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畫申請上市（櫃）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另外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是可以擔任董事，也可以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我們應思考放寬兼職規定到單位認可的公司，或者對於新設立的創新創業公司，應該可以比照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優惠。

其次是對於各級公務人員，應放寬其留職停薪的規定，讓他們能離職創業。目前的留職停薪辦法可以說相當嚴格，雖然是不支薪的長假，但基本上均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可是很多公務人員服務多年後，可能還懷抱創業夢想，或想轉換跑道，卻又捨不得目前的鐵飯碗。因此修改條文，鼓勵公務人員離職創業，放寬年限，並增加但書在若干年內保留其職缺。如此對萬一創業不成，日後想回任者給予保障，免除其後顧之憂，就能增加創業的嘗試，就能為社會增加活水。

政府亦應有創新性的思維來致力推動創業協助政策，如設立資訊平台，成立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財稅上做租稅減免誘因，提供創業投資基金；金融方面提供創業資金，方便取得、幫忙貸款信用保證。市場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掃清制度障礙，給創新創業留出空間。政策上，提供創新獎勵與補助，投資新創事業及免費提供新創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作法上，政府亦應引進國際大型創業活動、選送團隊出國參賽或進駐國外育成中心，增加國際交流，積極協助強化國際能量，以在全球的創新創業版圖讓台灣勝出。

基建投資不足或老舊基建不及更新，已成為阻礙經濟成長的瓶頸因素。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研究，2010～2020年，亞洲的基建投資需求高達8兆美元。而有限的公部門預算不可能滿足這麼龐大的需求，當前的潮流係強調發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引導私部門資金投入基建發展。

APEC自從2013年起，成立「基建發展與投資多年期計畫」，大幅提升基建議題在APEC的位階。在2014年APEC中國年的接續經營下，此議題儼然與「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並列為APEC的戰略性目標。

然而中國大陸深刻布局「基建外交」，從「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加上籌設「亞洲基建投資銀行」（中國大陸稱亞投行）的過程中，順利吸引到歐洲大國的參與，致美、日反受孤立。美、日則各自動員世銀與ADB的金融資源，並利用G20成立「全球基建中心」以促進供、需間的媒合。亞太地區海、陸強權間的地緣經濟與戰略競爭，使得基建發展議題急遽政治化。今年APEC在菲國主辦之下，基建議題的重要性明顯降低，未始沒有基於上述戰略形勢所做的考量。

根據台經院仿照EIU所開發的「PPP完備度指數」（PPP Readiness Index），我國的基建PPP環境在亞太地區名列前茅。同時，亞太各國的基建PPP模式多元發展，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當前我國的基建PPP模式過於單一，難以適合所有的基建案件，為了吸引私部門參與，乃擴大案件中商業開發的成分，遂衍生不必要的爭議，甚至發酵成「弊案」云云，殊為可惜。

今年APEC在菲國所提的「宿霧行動計畫」之下，依然留有基建議題的發展空間。我國若積極利用「宿霧行動計畫」，持續與各會員體交流，推介我國的PPP環境優勢，並引入他國經驗，必然有助於突破國內基建PPP的瓶頸，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投資於我國基建發展，甚至為我國基建相關產業創造打「亞太盃」的條件。如此一舉數得的機會，唯有善用APEC平台方能獲致。

有鑑於過去大量壽險資金投資國外金融商品，金管會推動「金融進口替代」方案中，去年6月開放壽險業可以投資在櫃買中心掛牌的國際板債券，並可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又因國際板債券利率明顯高於政府公債，造成壽險資金自然的轉向。國庫署就將長期公債無法足額發行的問題歸咎於櫃買中心國際板太吸金。

其實，在目前低利率的環境下，壽險業面臨嚴重利差損問題，預估目前仍有1％左右的保單利差損風險，而利差損包袱制約壽險業資產配置策略，加上目前公債利率偏低，使得壽險業在公債投資比重的配置上，已經連續7年下降。2012年個人壽險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為2.25％（2002年平均4％，1992年約7.11％），壽險業投資報酬率約為3.54％，但同期間長天期公債（10年、20年及30年期）之收益率均低於2.00％。因此就理論看來，增加長天期公債並不能提高投資組合收益，也無法緩解整體資產負債表負利差所帶來的衝擊，甚至連新商品平均預定利率2.25％都無法負荷。所以壽險資金減少投資公債，其來有自。

再者，公債與國際債均為壽險業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公債具有低風險（或稱零風險，保險業RBC風險係數為0）、期望報酬低的特點，所以是居於效率前緣的最左端。但國際債券因具有發行人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提前贖回風險及再投資風險等特質，一般不會被認定為低風險的投資商品（專業板債券已限制專業投資人才能購買），其相對報酬率亦較高，兩者區隔性高或替代性應該非常有限。因此不應有國際債券排擠公債市場。

公債無法足額發行另有原因。我們認為是國庫機關設定依舉債成本及接受度所訂定的公債截標利率過高所致。我國公債市場今年1至8月已11次標債，發生3次截標的情況。在2014年7月國際債券市場熱絡以前，即有多次因市場利率超過國庫機關忍受水準而導致公債截標的情形 （例如2013年有4次截標、2014年1至7月亦有2次截標），因此公債不足額發行，絕不是國際債發行熱絡才有的，而是當投標利率小於或等於底標利率之標單數量，就產生不足額發行。比較合宜的作為是對政府應進行管理債務結構的政策或以市場行為互動的合理性進行經驗評估，訂定合宜的截標利率。

另外，依財政部國庫署2015年8月18日之新聞指出，我國年度債券淨增加數已從2010年度之高峰4,105億元，降至2015年度1,692億元；融資財源占收入之比重，由2009年度之21.51％，逐年下降至2015年度之11.61％，顯示我國財政穩健且逐步縮減財政赤字，因此在財政部較不急迫缺錢情況下，為有效管理政府舉債成本，當可透過底標機制，更為主動控制發債的價格（利率）與數量，才能產生足額發行。

我們應合理看待壽險業與金管會的努力，肯定金融進口替代政策。讓壽險業有更多投資選擇，提升其資金運用效率，提高保險業經營績效及保障保戶之權益，絕對是有利保險業資產配置合理化及投資保值作為。金管會順勢引導壽險業者連年成長的國外投資需求，增加發展我國國際債券市場，不但創造在地化的金融服務與就業機會，更可以增加國內金融產業的競爭力，對打亞洲杯及進軍世界杯做出貢獻。

財政部日前公布全國賦稅收入統計，今年前7月稅收為1兆1,919億元，年增5.6％，創下歷年同期新高。但「土增稅」課徵件數則比去年同期減少2個百分點，7月土增稅更是衰退18.2％，已連續兩個月負成長。顯示政府推動「房地合一」的政策未演先轟動。最近地方稅務局寄出調查可以享用自住稅率房屋1家戶只能3間的「住家用房屋」回復單，更已經引起市場上賣壓風潮。然而推動「房地合一」所涉的稅制改革工程浩大，需有妥適的規畫與相關配套，才能順利成功。

置入債務預警  落實財政紀律

立法院進行中的公債法修法，舉債計算基礎與國際接軌，兼顧經濟規模、財政強制還本與資訊透明化等措施，將政府債務預警概念置入，有助財政紀律與健全台灣財政，自籌財源部分，對強化財政誘因具鼓勵作用。然公債法與財劃法修正牽涉資源分配，各直轄市、縣市競爭，不易有共識。修法尚未完成前，有些觀念值得討論。

一，總債限由前三年GNP平均數48%調整為GDP50%與國際接軌外，應考量國際間〈歐盟、IMF、OECD〉債務定義，讓債務計算與國際接軌，提高政府債務及預算透明度。

二，千萬不能放寬舉債額度。歐債危機引以為戒「借錢容易，還錢難」，何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長期財務困窘有結構性因素，一再舉借只會陷入債務無底洞；加上選舉制度，必然將新增加的債限流入討好選民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政策與無益蚊子館等。

三，落實「財政預警制度」與「強化債務管理」。 公債法修正案不僅規定地方債限達百分之九十時，應提出債務改善計畫及時程表，送監督機關備查，進行債務改善管理。同時也責成地方發揮財政負責精神，增訂強制還本規定，且若強制還本以舉債支應者，應計入年度舉債，並針對未依監督機關規定期限改正，或償還舉債者「減少或緩撥其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以提升債務監督成效。這些規範僅適用地方政府，未來修法或許能針對中央政府亦進行相關規範。過去中央政府藉特別條例，將特別預算向外舉借金額排除於外，讓債務規範大打折扣，甚至讓公債法15％之舉債流量限制形同虛設。

藉此釐清，公債法修法對台北市不利引發立委、市民擔心捷運萬大線與的信義線和松山線緩建或停工。事實上依公債法規定，興建捷運工程具有自償性的舉借，不納入債限計算。

拉近不動產稅基與市價落差是健全房市當務之急台大經濟系教授、財政金融組召集人 林建甫財政金融組助理研究員 彭思遠 關鍵字： 實價登錄 居住正義 實價課稅 過去幾年以來，政府努力打造優質的環境，調降遺贈稅吸引台商資金返台，簽訂ECFA提高陸資外資來台投資誘因，以及央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都帶領台灣走過國際金融風暴，並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值得肯定。不過資金的湧入，卻也帶來了都會區高房價嚴重問題。 
馬總統積極導正房市炒作的問題，落實居住正義。為了抑制短期炒作，政府推動了奢侈稅；為了保障青年與弱勢的居住權益，持續提供優惠貸款，並推出合宜住宅、社會住宅、平價住宅等；更為了決解高房價稅制不公的根本問題，全力護航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的「地政三法」修正草案的通過，並指示財政部研擬「實價課稅」的推動，以期能改正我國房市價格的扭曲，健全房市發展。 
課稅基礎與市價脫勾，助漲炒房風氣 
我國不動產稅賦制度之分類與國外不同，依法將不動產課稅基礎分為土地與房屋兩大部份，並依法課徵持有稅以及移轉時所產生的資本利得稅。 
在土地方面，屋主每年依據公告地價繳納地價稅，並依土地各別使用情形，適用不同優惠稅率，例如自用住宅0.2%、工業用地1%、公共設施保留地0.6%。而在土地移轉時，則需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持有期間的漲價總額課徵土地增值稅。一般用地係依漲價倍數按20%、 30%、40%稅率課徵，自用住宅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按10%稅率課徵。 
簡言之，目前民間土地的價格共有公告地價、公告現值與實際交易價格(市價)三種，其中公告地價是做為地價稅徵收的依據，地方政府之地價評議委員會每3年重新公告地價一次。而公告現值則是買賣房屋後課徵土增稅的依據，每年公告1次，但由於現行公告現值遠低於市價，而公告地價又低於公告現值，公告地價與土地公告現值不能合理反應土地價值，造成土地的持有成本極低，無形中增加買地炒屋的誘因，而且投資客往往在1年內多次移轉或炒作土地，藉以逃避土地增值稅。 
另外，房屋稅制亦有相同問題。在持有方面，房屋稅依法定使用情形而有不同，多介於1.2%至3%，各地政府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公告之建造成本、房屋折舊、地段率等事項，再由稅捐稽徵機關據以核計房屋現值。但這項標準價格一直停留在民國73年水準，已逾28年未曾變動。僅台北市及部分直轄市在100年時，針對部分豪宅房屋的路段率進行調整，高價住宅房屋稅因此略微上升外，全國多數房屋的課稅現值均遠低於市價。 
其次，在個人房屋的移轉係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此項規定雖有所得稅概念，但亦由於房屋標準價格遠低於市價，大部分的申報人皆選擇房屋評定現值之固定比例課稅，無法發揮實際效果。 
雖然，地政局統計指出，目前台北市公告現值與評定現值接近市價87.6%，也是全國公告地價與市值最接近的城市，因此內政部訂下3年內可達市價9成之目標。不過民間房仲業自行設算加計土地公告現值後，發現官方公告的房屋總價遠低於市價，指標住宅多有3、4倍，甚至7、8倍的落差，官方認定價格和市價落差大，原因之一就是官方缺乏實際成交行情資訊。 
且以九十九年度資料來看，全國地價稅稅收630億元，房屋稅稅收582億元來看，分別占地價總額及房屋現值總額1.07% 及1.27% ，以公告地價及房屋評定價格占市價百分比推估，該二稅目稅收占市價百分比約為0.23%及0.25%。遠低於先進國家一年課實價的1%至4%房地稅稅率。 
在台灣「有土斯有財」的理財觀念根深地固，且我國長久以來不動產稅負偏低，經營事業、賺取薪資都要按實繳稅，但持有及投資不動產卻不必實價課稅，炒房成本極低，形成房市投機炒作的溫床，加上近年來遺贈稅下調，低利率環境等因素，有錢人理所當然將資金移轉至房產，加上大環境炒作，更多投資客買來的房子就空著，待機轉手賺取高額的資本利得，嚴重侵害一般民眾的居住權與幸福感。房價如此反覆的創新高，台灣都會區房子早已經不是一般老百姓買得起的，而是有錢人投機賺錢的工具。 
當然房地產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亦有正面助益，一個健康發展的房屋市場，有助於帶動投資以及相關行業發展，支持經濟增長。但政府亦不可不防房地產泡沫積聚，最終破滅，對實體經濟的深遠打擊。日本90年代的房產泡沫崩潰，造成了二十餘年經濟不振，嚴重傷害日本經濟。美國的次貸風暴，造成2008 年的金融海嘯，也是受房地產泡沫的影響，形成海嘯席捲全球。而現在上演的歐債危機，其中西班牙與愛爾蘭，房地產價格被吹脹後，打回原形，嚴重影響該國的經濟，甚至造成主權債務危機。因此，讓房地場市場健康發展是政府不可推託的職責。 
給政府的幾點簡單建言 　 101年8月1日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可作為各地方政府評定地價、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標準價格之參考基礎，亦可作為財產交易所得課稅之客觀依據，反正扭曲已久的不公稅制，不動產稅制改革已經開了第一槍，期許政府此次推動稅改，能讓房價合理化，讓一般青年與中產階級買得起、租得起。是以針對「實價課稅」之推動與落實提供幾點簡單的建議，期能作為政府施政參考依據。 
一、將實價資訊納入課稅基礎 
我國土地稅制獨步全球，系依據國父遺教，憲法第143條明訂土地漲價應歸公，須繳納土地增值稅，因此要推動土地實價課稅，就必須要修改憲法，推動全面性的實價課稅有一定的難度。 
但現今全球不動產稅制度，也有許多國家非以實際交易價格做為課稅基礎，而以評定的價值課稅，只要評價機制合理就好。政府可參考國內外不動產估價鑑價制度，按物價水準建立估價模型，並將實價登錄之資訊納入，拉近與市價的落差，必能達到與實價課稅相同的效果。 
二、縮小打擊面，減輕自用住宅負擔 
實價課稅推動可能會讓房價認定的提高進而導致房產稅負加重，衝擊現有的自用住戶，因此可行的配套措施至少有二；一是針對自用住宅的稅賦，以不超過目前繳交的稅賦為原則，維持或修改成較低的稅率，讓真正用於自住的房產，保障小老百性的居住權益。 
或是自用住宅部分，暫時仍維持現行課稅規定，非自用的則以實價及標準稅率課徵，這樣做可以有效提高非自用住宅的持有及炒作成本，甚至房越多，稅率再累進計算，以糾正房地產不當得利的現象。 
三、評議委員會應以符合市場為目標 
現行「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以及「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係每三年才召開一次會議，是以公告價格完全無法跟上市場波動。建議未來應以建立符合市價的鑑價機制為最高行事準則，引進專業人士擔任常設委員，定期定時檢討不動產價格，並以更為科學化的方式進行評議，透過計量模型，運用特徵函數針對如：地點、坪數、建材、據捷運距離、周邊成交價…等變數來考量，而隨著實價登錄系統資料庫的建立，提供給市場買賣參考並作為政府進行課稅標準。 
「實價課稅」落實「居住正義」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長邱大展說，日本一棟新台幣2億元的房子，每年至少要繳170萬元的房屋稅；但台北「元大一品苑」1戶1年房屋稅和地價稅只要4萬元，比豪宅的管理費還少，連日本官員都讚嘆「台灣人真幸福」。 
財政部長張盛和反問，「台灣人幸福不對嗎？」而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則說，應該是說台灣「有錢人」真幸福！口水戰的背後顯示台灣房屋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難怪炒房盛行，高房價成為民怨之首。 
因此，房產稅制的改革勢在必行，「實價登錄」只是第一步，只要房產稅賦制度的不公平優惠繼續存在，投機炒作就不會終止，惟有推動「實價課稅」才能真正打擊房市投機行為。我們真心期許政府此次推動稅改，落實「居住正義」、「租稅公平」，勿讓稅制改革流於口號。  
(本文刊載於2012年8月26日中央網路報)

創新創業最重要的目標在幫助國家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創造高附加價值，突破經濟成長瓶頸。如何促進創新創業？新思維最重要。在教育上，我們要改革教育制度，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訓練，可以順利進入職場，甚至不用幾年很快地成為創業家。因此培養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學生，而不是填鴨式教育下只會講光超、背多分就很重要。創業是有訣竅的，可以模仿的。在學校開設創業相關課程，另成立創業育成機構及支援機制、鼓勵大企業參與新創事業培育以及強化創業教育等。

目前大學在科研評價及導向上普遍存在重理論輕應用、重成果輕效益等現象，對科研產出成果能否及時轉化或產生效益不關心或關注度不高。而科研成果商品化及市場化條件的不足，產學也沒有適當管道的結合。企業自己摸索，對這些成果進行「二次開發」的積極度更不高。因此緊密產學合作，並推廣技轉，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此才能有利於科研與生產、市場相結合，加速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進而提高科技研發和創新的效率。

另外，有兩種人，我認為政府應該放寬規定，破除體制機制約束，來釋放創新創業能量。

首先是各級公立學校體制內的教師或優秀科研人員。有些人有好的想法，又經驗豐富，對政策導向清楚，看得準市場機會，如果能讓他們加入到創業潮中，將會大大提高創業成功率。但目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規定，只能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畫申請上市（櫃）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另外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是可以擔任董事，也可以持有公司創立時10%以上之股權。我們應思考放寬兼職規定到單位認可的公司，或者對於新設立的創新創業公司，應該可以比照對於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的優惠。

其次是對於各級公務人員，應放寬其留職停薪的規定，讓他們能離職創業。目前的留職停薪辦法可以說相當嚴格，雖然是不支薪的長假，但基本上均以2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年。可是很多公務人員服務多年後，可能還懷抱創業夢想，或想轉換跑道，卻又捨不得目前的鐵飯碗。因此修改條文，鼓勵公務人員離職創業，放寬年限，並增加但書在若干年內保留其職缺。如此對萬一創業不成，日後想回任者給予保障，免除其後顧之憂，就能增加創業的嘗試，就能為社會增加活水。

政府亦應有創新性的思維來致力推動創業協助政策，如設立資訊平台，成立單一窗口一站式服務，為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財稅上做租稅減免誘因，提供創業投資基金；金融方面提供創業資金，方便取得、幫忙貸款信用保證。市場上，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掃清制度障礙，給創新創業留出空間。政策上，提供創新獎勵與補助，投資新創事業及免費提供新創事業發展顧問諮詢。作法上，政府亦應引進國際大型創業活動、選送團隊出國參賽或進駐國外育成中心，增加國際交流，積極協助強化國際能量，以在全球的創新創業版圖讓台灣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