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齡少子及城鄉失衡的當下，地方創生的確重要，因此如何透過「留鄉、返鄉、移鄉」的人口移入，推動「創意、創新、創業」的創生，以達到2022年地方人口移入等於移出、2030年地方人口回流、最後實踐「促進島內移民，達成『均衡台灣』」的地方創生目標，便是大家必須反思的。但如果沒有清楚梳理地方創生意涵，地方創生會不會成為外漂人口回不去的「鄉愁」（nostalgia），而返鄉築巢的人的「鄉痛」（solastalgia）？

雖然回家，卻不在家

大家都有深刻經驗，一旦離鄉背井求學或就業，常常會掛念著家鄉的林林總總，這時心中浮起的是一股淡淡的「身處異鄉的鄉愁」。鄉愁通常是指人們對家鄉故土或依戀客體懷有愛意及渴望，因而覺得痛苦或抑鬱。而2003年，澳洲環境哲學家Glenn Albrecht提出了solastalgia這個新詞彚，則是指「身處家鄉的鄉愁」或「鄉痛」——由於家鄉故土的環境生態變遷、社經結構遽變，或文史傳承中斷，以至於人們雖然身處家鄉，卻覺得與家鄉的鏈結斷裂了。

對離鄉背井的遊子，或許還能從對家鄉故土思念的鄉愁中獲得一絲慰藉。但如果遊子返鄉，卻發現家鄉已非昔日故土，成了無法辨識的「不具地方感的地方」（placeless place），自己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就可能產生屬於「心土病」（psychoterratic disease）的「鄉痛」。

某種程度上來說，鄉愁可能是暫時的，也具有心理療效，因為內心深處有個聲音一直告訴自己，總有一天能回得去。但一旦回去了，卻產生「鄉痛」，則其喪失感可能是永恆的——你站在原生土地，看著一切都變了，那尋回的希望或心理療效也隨之破滅。就此而言，如火如荼的地方創生，如果引動人們回到故鄉，究竟這些人是消弭了鄉愁？還是增添了鄉痛？

地方創生的三種提案方式

近半年來，筆者有機會接觸全台各地推動地方創生的案例，有些機制必須釐清，才有助於不同利害關係人透過異業結盟，提出「接地氣」的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發揮綜效，以成就地方創生的美意，重新找回家鄉或新故鄉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國家戰略計畫明確指出，地方創生事業提案方式依地方發展狀況，如果是以鄉鎮市區為單元，採由下而上的形成與推動提案；如果是跨鄉鎮市區範圍，則採由上而下之政策引導方式。而提案作業流程採二階段，第一階段的「尋找DNA、凝聚共識、形成願景」由鄉鎮市區公所主導，一旦規劃完成後，到第二階段的「形成提案階段」，產官學研社等利害關係人便扮演著參與、協助、媒合的角色。

從各縣市推動地方創生的實戰經驗，除了公所主動積極提案外（官），還可歸納出三種類型的提案方式：在地企業主導型（產）、在地社群主導型（社）、學術研究團隊主導型（學研）。

1. 在地企業主導型：通常是由地方經營多年的企業體率先響應，由於對故鄉（或新故鄉）的深厚情感，積極投入地方創生計畫，期望以企業體經營理念結合在地社區力量，為地方永續發展建立基石。

    

    

2. 在地社群主導型：則是由社區團體或民間組織協助彙整，透過社群／社區力量，從不同面向找出地方DNA，例如農產食品加工、在地工藝產業、長照醫療保障、教育文化推廣、長者智慧學院等面向的梳理。更有意義的是，在地社群組織可協助公所成立「地方創生推動辦公室」，除了延續地方創生民間力量，持續推動地方創生事務，更扮演地方媒合平台，協助公所提出接地氣的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

    

    

3. 學術研究團隊主導型：是由學術研究單位結合在地居民、社群組織及大學社會責任團隊，協助公所提出地方創生事業計畫。

在清楚勾勒地方DNA後，由地方首長帶領，與產官學研社等利害關係人交流溝通，逐步形成共識願景及團隊媒合。指認出地方人口結構及產業類型外，由學術研究單位協助整合不同利害關係人（地方頭人、地方企業、地方社群等），並與公部門利害關係人（公所、縣市政府及中央部會）共同商討地方創生計畫內容。

共識願景形成後，公所彙整相關創生事業構想，有硬體及軟體的需求，包括資訊平台建構、交通串連計畫、循環經濟農業、社區長照體系及部落創生事業構想等。臚列出事業構想後，公所應彙整這些創生事業需政府協助的事項，例如確認是否符合國土計畫內涵、盤點環境生態資源、協調地方行政部門配合、輔導土地使用及建築執照合法化、整合社區產業及地方企業、協助社區合作社或社會企業設立等。

一個好的地方創生事業企劃，應該包括這些內容

地方創生事業構想可整合出合宜的KPI（例如青壯人口回流數量、長照醫療產業就業人員數量、培育各類青年人才數量等），然後依據這些KPI，提出創生事業構想及協助媒合的需求。例如，某個地方創生事業提案，需要適當空間設立部落酒廠，那麼提案內容至少應該包括：確認土地權屬及用地別、確認使用權、空間整（修）建費、酒廠設置費、中央廚房設置費、釀酒設備與場地、專職人員費及未來營運方式等。

原鄉部落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傳統酒，透過分析傳統酒的風味來源，確認各種酒精度的發酵製成，然後結合轉作雜糧的特色啤酒或日常生活飲食的甜酒釀等，最後以釀酒為核心，帶動部落周邊稻作的契作與雜糧的轉作。易言之，酒廠經營不僅提供部落全新的就業機會，更延伸出複合式旅遊業及服務業。

要落實此類創生事業計畫，公所可邀請酒麴技術開發與酒廠籌備的民間團體及社群組織協助；至於酒廠用地的取得則可以有不同取徑：假設是利用部落既有土地，而酒廠設置也符合法規允許的土地使用類別，則實施者可與土地所有權人洽商合作開發事宜。如果此方案不可行，應尋找合宜的替代方案，然後依相關法令規定（例如財政部「農民或原住民製酒管理辦法」或農委會「農村酒莊輔導作業要點」等），協調土地使用變更的合法程序。

最後，要落實產業社區化並創造在地企業投資，未來營運方式可成立社區合作社、社會企業，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採取股份募集，讓社區居民自由入股或由國發基金投資建設經費。

上述內容說明，地方創生事業計畫如果只是便宜形式或抄襲複製，也不瞭解創生重點，更忽略社區文史特色及空間紋理，那麼即便獲得補助，終究無法讓有心的企業體落地生根／深耕。這就是「鄉愁」與「鄉痛」的分界——如果有落地生根的周延計畫，經過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不同專業／企業體的協助，勢必能產出「接地氣」的社區產業或企業體，才能實踐地方創生的真意，進而成為吸引人口回流或移鄉的最佳詮釋。

「官」在地方創生中扮演的角色

不管是哪種類型，鄉鎮公所在推動地方創生時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但我們也必須深切反思，台灣368個鄉鎮市區公所的能力建構，是否足以承擔此重責大任？地方政府不僅公務龐雜，人手往往不足，因此在推動地方創生時，公所人員及地方首長的培力便迫在眉睫。這時，國家戰略計畫所指稱的利害關係人「學、研、社」便可扮演重要的推手。

在地學校（尤其是大專院校）或學術研究機構，可協助公所盤點地方DNA，透過相關計畫（例如學校本位課程、大學社會責任或科技部計畫等）、特色課程、研究主題或社團活動，協助公所培力，一方面傳遞國家戰略計畫的意涵，一方面發揮整合能力。

在地社群的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也可協助整理地方DNA，透過在地組織梳理地方文史涵構及空間紋理，惟有建構具「真實性」的社區產業／地方企業，才不會成為抄襲的文史地景或不具地方感的地方。

另一方面，根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縣市政府主要任務在研擬跨鄉鎮市區的地方創生計畫，協助創生事業提案媒合地方資源，以及成立地方創生專戶。因此針對希望提出跨域發展的公所，縣市政府便應主動積極協助。如果鄉鎮市區公所不積極，但企業體或在地社群希望積極推動地方創生，縣市政府也可利用跨鄉鎮市區的地方創生計畫手法將公所納入，如此便能透過多元管道落實地方創生的願景目標。

我們要的未來，會不會來？

雖然在一個地方長期居住，能夠加強對該地的地方認同，但在一個後現代、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當代社會中，城鄉空間的創新設計也可有效促使人們產生地方認同感。所以，地方創生的「留鄉、返鄉、移鄉」便強調：不管是否是本地出生的居民，只要認同地方，只要對地方有感情，便能產生認同感，「他鄉日久變故鄉」。因此，地方認同感的塑造是地方創生重要的一環。推動地方創生時應包容更多元的不同族群，並鼓勵各種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

地方創生同時包含了當代時間與空間的焦慮，但誠如法國社會學家傅柯所言：「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係，比之與時間的關係更甚。」二戰以來，台灣因為人口結構轉變及產業結構調整，造成當前城鄉嚴重失衡的窘境。在人口紅利不再、經濟發展遲緩的當下，如何有效整合產官學研社的各方力量，精準回應人口減少及發展失衡的台灣現況，才能讓「我們要的未來」真的會來，也才能讓地方創生不會成為回不去的人的鄉愁，回去的人的鄉痛！

根據統計，台灣年降雨量雖為世界平均值的2.6倍，但降雨時間及空間分佈極不均勻。年降雨量8成來自梅雨與颱風，一年之中枯水期也長達6個月。此外，台灣河流短、地勢陡、腹地狹窄，攔蓄利用之逕流量僅佔年總逕流量的2成，其餘大都直接奔流入海，在世界上被歸類為缺水國家之一。從趨勢觀察，颱風降雨所占年總雨量比例從1970年代的15%提高至2000年代的30%，顯見季節降雨越來越不平均，雨季留不住水，且增加洪水風險，而旱季缺少降雨補助的情況也日益顯著。

此一趨勢意味著，無論天下之雨豐枯，地上之水終究短缺的日子已經勢不可免。因為極端的降雨變化，造成水資源取得與管理更加困難，尤其在台灣以水庫蓄水為主要水資源涵留方式，豐枯差異的增加，水庫供水及減洪能力皆受到影響，缺水風險提高。且一旦遭遇暴雨衝擊，不僅威脅水庫等供水設施安全，造成供水困難，而洪水、土砂與浮木等結合產生的複合型災害風險，也會導致缺水危機。民眾對此切身感受固然是無水可用或洪水成災之苦，但對於植物、作物的生長以及河川自淨與容受能力降低的影響，更是一連串複雜且趨於惡化的連鎖效應。

因應極端氣候的來臨，水資源課題需要以新思維突破舊問題的窠臼，而其中的關鍵即在於改變當代社會將水資源視為一種商品的性質，而重新回到水為萬物之源的自然法則。改變水與人的關係，也是改變供給與需求的關係，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生活模式與生活價值的創造。從此出發，水資源課題將不再只是一個「從水庫到用戶」的課題，而至少涵蓋以下三個必須努力的方向：

● 以流域治理健全水文系統

水資源課題不僅僅在於降雨多寡，更在於水文系統的健全與否。因此，以流域治理方式進行水資源保護，確有其必要性。針對高海拔、坡度陡峭之地區或鄰近特定水土保持區、地質災害敏感區、土石流危險溪流之地區，應做好水土管理與土地利用之原則，順應地形地勢整地，採用生態排水，利用原生種深根性植被綠化，避免土石流及崩塌危害聚落居住安全。針對跨區域的水域生態系，以河川流域作為生態治理單元，評估不同區位、生物條件之河段發展特性，界定城鎮地區自然度、人為活動強度及角色定位，建立系統化空間與功能結構，作為流域治理的指導原則。而為避免各區域「擁水自重」，中央政府應以國土規劃的角度進行討論與協商，而非以各重大建設計畫或產業計畫進行水資源的規劃與分配。

● 以環境空間檢討水資源消費

「環境空間」係指在不危及支撐現世代及未來世代地球的容受力情況下，人類可使用的資源與可釋出的污染量。環境空間的模式基礎，在於對一個國家永續資源的用量進行計量的評估；同時以全球或區域性觀點為基礎，強調每一個國家都應享有相等的環境空間，並透過對環境空間的實際使用量與容許使用量的比較，得出為達到永續目標的「投入減量配額」（input reduction quota）。環境空間採用「預警原則」來作為消費之管理標準，正好能提供水資源未來能朝向「改變需求以適應資源供應潛能」方向努力。而水資源環境空間除能檢討以經濟為發展導向之水資源開發政策，另一方面，亦能提供有目標之策略性建議。此外，對於水資源基礎資料的建立，亦能建立一調查方向。

● 以生態工法取代工程工法

目前台灣對於水資源的規劃、開發、管理大致上可劃分為治水、用水、親水三個方向。但是對於自然的尊重，則往往遺漏於工程的思考模式之下。然就生態向度而言，地球上12%的動物物種，生存於僅佔地球表面積1%的淡水生態系中，這些生存在淡水生態系中的物種，至少20%會在近幾年內滅絕、瀕臨滅絕或遭受嚴重威脅。因此，惟有摒除「快速見效」的工程工法，回歸生態模式的處理方式，以生物的生存空間為主要考量，達到對自然生態最小之破壞，才能創造最有利於生物生存空間。這也是過去以經濟效益見長的水資源管理政策，所應加入的新面向。

老子名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意思是說，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水之性至柔至弱，故曰不爭。然而當「善水」變成「惡水」，當「水不爭」變成「爭水」之時，人類要做的是更謙卑地尋找與自然和解的方式。

本文由李永展教授授權刊登

氣候變遷的風險

氣候變遷的二大策略為「減緩」與「調適」，然而，無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能否減緩，未來百年內全球氣候的變化將是人類的重大考驗。脆弱度與韌性的探討著重於評估人類社會受到災害衝擊時可以繼續運行及衝擊後復原的能力。不見得每個地方都存在衝擊，靠山有山的問題，海邊有海的問題，潛在衝擊若調適的好，便可減低脆弱度，最怕的就是自然脆弱度和社會脆弱度同時發生。

氣候變遷風險為脆弱度、危害及暴露三個因子構成，必須把風險觀點作為核心，風險造成衝擊影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風險也影響氣候變遷的因素，從二氧化碳排放、土地利用改變，都會增加或減弱對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若能減少危害和脆弱度，就能減少風險，這就是創造韌性城市最具體的作法。

韌性端視社會、經濟、環境容受力

韌性為系統對於危險、趨勢或干擾，其社會容受力、經濟容受力及環境容受力可給予之反應、重新整合以維持其必要機能、本體、結構；同時維持其適應、學習及轉型容受力。而韌性城市係指當系統遭遇外來擾動後仍可維持主要功能、不會整個崩潰的能力；愈能承受大規模擾動的系統，其韌性也越強。

調適和特定且預期的壓力有關，災害風險減輕傾向於較短期程且強調「眼前風險」，這些和社經系統（強調非線性系統動態）著重在驚訝及不確定性是不可免的韌性思考之「未來取向」作法明顯不同；驚訝及不確定性可經由因應氣候衝擊計畫之備用、彈性及持續學習的特性來加以管理。

紐約重建經驗

紐約市在桑迪颶風發生前數年便已開始在兩方面提升韌性，一是發展任務小組，另一是進行研究報告。紐約市的氣候調適流程，從市長、市府官員成立辦公室、專家平台和利害關係人任務小組，指認出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協調、專家提供知識，最重要的是跨領域小組整合。

颶風發生後，紐約發現必須和州、聯邦合作。並進行「紐約市重建及復建特別倡議行動 (SIRR)」，對於城市的基礎設施、社區重建、經濟復甦及韌性規劃，作具體勾勒。

在2013年更出版「更堅強更韌性的紐約市」一書，提到極端風險的鄰里。其中最特別的是，社區層級也提出社區韌性計畫，包括社區組織、社區產業、經濟復甦計畫、創造為社區量身訂做的韌性倡議行動、公眾推廣及教育等。

韌性建構、營造反應力回復力

韌性使社會環境預先防備及對於災害快速反應及回復的容受力，韌性應成為都市發展之中長程投資規劃、都市治理及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城市在環境開發上，應迴避開發高風險地區，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增加環境遭受災害後回復力，而在治理層面，應增加災害風險管理及認知，以達受災後能使災害降至最低。

韌性的城鄉重點在於多元及跨界的合作，綜合十個關鍵特性：高多樣性、有效治理及機制、與不確定性及變遷共事的能力、社區參與及善用地方知識、對干擾的準備及規劃、高社會及經濟公平性、強有力的社會價值及結構、體認到不均衡的動態關係、持續且有效的學習、採納跨尺度的觀點。建構韌性城市至少需有四個要素：

第一，對都市規劃、都市政策與都市設計方面，以有效的都市規劃及土地利用政策，引導開發往保護人民及遠離危害的結構發展；升級基礎設施之整合政策，建構跨區之韌性；都市設計可平衡地方特色的保存及城市降低風險之間關係；城市提供適當誘因促成達成韌性目標之行動及投資。第二，治理面向則著重跨鄉鎮、跨縣市、跨區域的治理。第三，是知識及能力的建構，加強知識及能力能幫助城市利害關係人遭遇緊急狀況時有預備，政府之相關危害暴露資訊可提供有利的證據。第四，資金投資方面，支持韌性基礎設施投資必須有適當的財務機制，所有規劃應以長程來評估，以符合大部分基礎設施資產之生命週期。

決勝在於低風險高韌性  社會調適能量

擬定韌性計畫的時候，要強調系統思考、複雜性及跨部門合作。縣市政府必須具備多核心、透明性、彈性、包容性；提供都市服務空間及經濟多樣性。若都市能滿足提供基礎設施及服務的責任，便能更妥善因應未來氣候變遷的衝擊。

我們的世界正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多重壓力，這些多重壓力會因不同的韌性造成未來世界的不同發展。若內部社會韌性做的好，即使外在衝擊存在，決勝點在於邁向低風險、高韌性的社會目標，藉由適當調適策略、降低各區域脆弱度及增加民眾風險認知管理，以增強社會的氣候韌性。營造韌性的永續台灣，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氣候變遷的風險

氣候變遷的二大策略為「減緩」與「調適」，然而，無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能否減緩，未來百年內全球氣候的變化將是人類的重大考驗。脆弱度與韌性的探討著重於評估人類社會受到災害衝擊時可以繼續運行及衝擊後復原的能力。不見得每個地方都存在衝擊，靠山有山的問題，海邊有海的問題，潛在衝擊若調適的好，便可減低脆弱度，最怕的就是自然脆弱度和社會脆弱度同時發生。

氣候變遷風險為脆弱度、危害及暴露三個因子構成，必須把風險觀點作為核心，風險造成衝擊影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風險也影響氣候變遷的因素，從二氧化碳排放、土地利用改變，都會增加或減弱對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若能減少危害和脆弱度，就能減少風險，這就是創造韌性城市最具體的作法。

韌性端視社會、經濟、環境容受力

韌性為系統對於危險、趨勢或干擾，其社會容受力、經濟容受力及環境容受力可給予之反應、重新整合以維持其必要機能、本體、結構；同時維持其適應、學習及轉型容受力。而韌性城市係指當系統遭遇外來擾動後仍可維持主要功能、不會整個崩潰的能力；愈能承受大規模擾動的系統，其韌性也越強。

調適和特定且預期的壓力有關，災害風險減輕傾向於較短期程且強調「眼前風險」，這些和社經系統（強調非線性系統動態）著重在驚訝及不確定性是不可免的韌性思考之「未來取向」作法明顯不同；驚訝及不確定性可經由因應氣候衝擊計畫之備用、彈性及持續學習的特性來加以管理。

紐約重建經驗

紐約市在桑迪颶風發生前數年便已開始在兩方面提升韌性，一是發展任務小組，另一是進行研究報告。紐約市的氣候調適流程，從市長、市府官員成立辦公室、專家平台和利害關係人任務小組，指認出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協調、專家提供知識，最重要的是跨領域小組整合。

颶風發生後，紐約發現必須和州、聯邦合作。並進行「紐約市重建及復建特別倡議行動 (SIRR)」，對於城市的基礎設施、社區重建、經濟復甦及韌性規劃，作具體勾勒。

在2013年更出版「更堅強更韌性的紐約市」一書，提到極端風險的鄰里。其中最特別的是，社區層級也提出社區韌性計畫，包括社區組織、社區產業、經濟復甦計畫、創造為社區量身訂做的韌性倡議行動、公眾推廣及教育等。

韌性建構、營造反應力回復力

韌性使社會環境預先防備及對於災害快速反應及回復的容受力，韌性應成為都市發展之中長程投資規劃、都市治理及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城市在環境開發上，應迴避開發高風險地區，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增加環境遭受災害後回復力，而在治理層面，應增加災害風險管理及認知，以達受災後能使災害降至最低。

韌性的城鄉重點在於多元及跨界的合作，綜合十個關鍵特性：高多樣性、有效治理及機制、與不確定性及變遷共事的能力、社區參與及善用地方知識、對干擾的準備及規劃、高社會及經濟公平性、強有力的社會價值及結構、體認到不均衡的動態關係、持續且有效的學習、採納跨尺度的觀點。建構韌性城市至少需有四個要素：

第一，對都市規劃、都市政策與都市設計方面，以有效的都市規劃及土地利用政策，引導開發往保護人民及遠離危害的結構發展；升級基礎設施之整合政策，建構跨區之韌性；都市設計可平衡地方特色的保存及城市降低風險之間關係；城市提供適當誘因促成達成韌性目標之行動及投資。第二，治理面向則著重跨鄉鎮、跨縣市、跨區域的治理。第三，是知識及能力的建構，加強知識及能力能幫助城市利害關係人遭遇緊急狀況時有預備，政府之相關危害暴露資訊可提供有利的證據。第四，資金投資方面，支持韌性基礎設施投資必須有適當的財務機制，所有規劃應以長程來評估，以符合大部分基礎設施資產之生命週期。

決勝在於低風險高韌性  社會調適能量

擬定韌性計畫的時候，要強調系統思考、複雜性及跨部門合作。縣市政府必須具備多核心、透明性、彈性、包容性；提供都市服務空間及經濟多樣性。若都市能滿足提供基礎設施及服務的責任，便能更妥善因應未來氣候變遷的衝擊。

我們的世界正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多重壓力，這些多重壓力會因不同的韌性造成未來世界的不同發展。若內部社會韌性做的好，即使外在衝擊存在，決勝點在於邁向低風險、高韌性的社會目標，藉由適當調適策略、降低各區域脆弱度及增加民眾風險認知管理，以增強社會的氣候韌性。營造韌性的永續台灣，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iVoting」做為「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實現，其立意原本是希望將人事與政策的決定權透過線上投票的方式廣徵民意，乃至做為政府取捨決策的依據。然而從遴選官員以及公館徒步區二個案例的爭議可以看出，「iVoting」若缺少配套的SOP，其效果將只是網路上的民意調查，其結果除了不僅無法充分落實公民參與的真義，反而會導致更大的民意黑洞。

以公館徒步區存廢為例，儘管被定義為以iVoting方式所進行的小型公投，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所進行的二階段投票，第一階段開放全民登記參與線上投票，第二階段由當地居民與商家實體投票，而第一階段的投票結果僅做為參考之用，存廢與否還是以第二階段當地意向為依據。最後投票結果，第一階段贊成續辦者占76%，反對占22%；第二階段贊成續辦占29%，反對為71%。二個階段呈現截然相反的民意趨向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原來這二階段設計已將顯然會有不同立場的關係人區分為二。只是令人遺憾的除了第一階段一般民眾投票所表達的意願並沒有真正的被「參考」之外，更值得深究的是，難道所謂的全民參與只是贊成與反對之間的多勝少負而已?

現行的iVoting與各種形式的網路投票相較，除了有比較複雜的登記投票程序之外，基本上與一指定江山的隨興所至並沒有太大區別。在沒有充分資訊公開與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民眾在選擇的當下所憑藉的，大多僅是根據自身立場、觀點、感受、偏好的表態，而這樣的表態其實往往缺乏公共性。因為參與不僅僅是選擇，更是理解與對話；而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更多市民的自覺與認知，負起做為公共領域一份子的權利與責任。也就是說，iVoting要做為實現「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媒介工具，它必須升級具備平台的功能性，而不能只有櫥窗的裝飾性。

在這個升級版的平台之上，一個結構化的程序設計將有助目標的達成。這個程序的核心價值在於將審議式民主的精神納入。所謂審議式民主一方面強調決策過程應該經由公開討論、集體溝通，以產生經過彼此同意的決定；亦或是透過對話，進行檢視或修正不合理的論點，以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則是藉此過程培養負責任的公民，使其在決策過程中能夠清楚瞭解討論的議題，以及體察其他不同團體的立場，發展具公共性的思考與決定。

審議式民主的參與模式包括公民會議、願景工作坊、學習圈、公民陪審團與開放空間等等，這些參與模式具有不同的參與規模與強度，其中以公民陪審團的嚴謹度最高。其進行方式首先是選定欲審議之議題，並發展成問卷，隨後經由隨機抽樣，從社會母體中選取出一群具代表性的樣本，作為代表社會的縮影。而後針對該樣本進行面訪，並邀請其參加議題審議會議。讓他們在滿足面對面條件的情境中互動，以代替整個社會的審議互動。而這些陪審團代表人在會議期間能夠獲得與議題相關的充分資訊，會議中由具有專長或代表利害關係人的專家證人提出意見，並在程序公正的保證下，陪審團代表人透過詰問證人以及代表人之間相互的討論協商後，產生決議或提出建議，最後以公民報告的方式呈現。

有關審議式民主的操作，近年來藉由學界的引進，許多NGO團體、社區、社區大學甚至在網路社群以及街頭抗爭現場都曾經運用這套方法，針對各自所關注與訴求的議題進行公共討論與共識形成，但因為缺乏制度性的銜接，使得這些公民自發性的公共建議，難以轉化成政策形成與決定的依據。因此若能將上述的公民審議程序納入iVoting的SOP，在線上投票之前進行公民審議，並將其過程與結果透過網路平台充分公開，以提供做為投票的參考，如此將能彌補現行iVoting的不足，從網路民意調查升級為公民參與平台，藉由iVoting2.0共同實現一個更好的台北。

本文由作者授權並同時刊載於天下獨立評論

脆弱度（vulnerability）及恢復力（resilience）的評估，即可讓人們更了解到環境壓力與人類行為對人們所居住的環境在面對自然災害時的承受力，與災後重建的反應力，以作為「永續調適」（sustainable adaptation）能力的參考依據。理解脆弱度和恢復力議題，是當代城市規劃者和管理者的一項關鍵要求（Khailania, 2013）。脆弱度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民和地方置於風險中，以及那些減少人民和地方應對環境威脅能力的狀況（Vogel et al., 2007），並提出調適治理的策略因應。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學家Robert Putnam (1995) 將社會關係的凝聚力及品質界定為「社會資本」。對人們而言，要合作來達到社會共同的目標社會資本是相當重要的。凝聚力是從共同目標的分享與願意犧牲個人來達到這些目標而來，這些犧牲可以被認定是理性的，而且在維持社會和諧及保護環境上對個人而言是長期有利的，而這也正是社區營造的重要精神。

一、脆弱度：暴露度、敏感性及適應能力之函數

國內外研究關於脆弱度之定義雖不盡相同，但大致可歸納出天然災害的「自然脆弱度」與社會經濟因素所影響之「社會脆弱度」。氣候變遷及其它風險的衝擊會影響脆弱度不均衡地分佈、也具有社會差異性（Jabareen, 2012）。

在氣候變遷背景下，脆弱度是「一個系統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適應能力之函數」（CCC, 2010:61），Pelling (2003) 認為天然災害的脆弱度由三個部分組成：暴露、抵抗力（resistance）及恢復力。Vogel et al. (2007) 也指出脆弱度包含了風險結構（暴露度）、危險、恢復力、不同的敏感度及恢復／減緩。Cutter (2006) 則認為現在複合學科性質的脆弱度理論導致脆弱度的定義和範圍特別寬廣而沒有共識，它被認為是災害和人類的脆弱度之相互作用，也是暴露度、應變能力和調適能力的綜合結果。此外，脆弱度為一個跨時間、空間與尺度的動態過程，若無人打斷其發生，脆弱度將持續發展而不間斷（Khan, 2012）。

李婷潔、李永展（2012）歸結在當前對脆弱度的討論中，多半將脆弱度分為兩種類型：「物理化學脆弱度」及「社會脆弱度」。前者指的是因特定氣候或災害事件對一個系統所產生災害的程度，後者則是指一個系統在遇到災害前就存在的狀態。社會脆弱度的內涵是在災害發生前社會系統本身就存在的狀態，也就是探討社會系統受災害影響程度的結構性因素，這種研究取向認為社會系統的脆弱程度乃是從系統內部的結構性特徵中所衍伸出來的，也因此被稱為社會脆弱度（Adger et al., 2004）。

二、恢復力：將損失轉為機會的能力

恢復力的概念早期從力學領域發展而來，Holling (1973) 將其引入生態學的領域，並定義恢復力為一個系統經過短暫的擾亂回到平衡狀態的能力。Zolli & Healy 借用生態學及社會的詞彚，將恢復力定義為個人、企業或系統，在面臨巨大的環境變化時，維持核心使命與完整性的能力（李振昌譯，2012）。Jabareen (2012) 認為恢復力是一個複雜、跨領域的現象，集中探討單一或部分變因，在某現象不精確的結論或謬誤中，是否會造成其影響的原因。Folke et al. (2011) 則主張恢復力是動態且複雜的系統，其特徵為複雜的發展路徑、逐漸及快速變遷的交互影響期間、回饋及非線性動態、發展路徑的轉換，以及這些動態關係如何在時間及空間尺度上交互影響。

此外，由於氣候變遷的範圍廣泛，其對地球環境的衝擊也包括人類社會快速全球化與互相依賴的交互作用所影響的結果，為了減少潛在威脅的風險和衝擊，並增加居民的居住安全與福祉，城市及社區必須更具有恢復力才能正面準備應對措施（Folke et al., 2011）。而具有恢復力的城市在遭遇災難事件後較能快速恢復基本服務及社會、制度及經濟活動（Jabareen, 2012），對環境變遷也較有調適的反應能力；易言之，恢復力同時也是環境系統在經歷擾亂及維持運作中，整體容受力的表現（Gunderson & Holling, 2001）。

三、脆弱度與恢復力之關係

當代脆弱度研究的演變，已經從單純評估地方社會脆弱度以企圖彰顯人類面對災害時的能動性（agency），逐漸轉變為對被生產的脆弱度知識和決策間關係的關注，前者被歸納為知識生產，而後者則可歸納為知識應用的過程。之所以脆弱度研究會有這種焦點的移轉，主要是因為專家學者察覺到近來大量累積的脆弱度研究成果並沒有如期地讓各種減緩策略與措施發揮作用（Cutter et al., 2008; Turner et al., 2003）；換句話說，即是當前脆弱度知識生產與應用之間所出現的斷裂關係，阻礙了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的運作，這個現象若置於當前氣候變遷的趨勢下來看，可能成為影響社會難以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 (Turner et al., 2003)。

脆弱度、暴露度、抵抗力及恢復力（或暴露度、敏感度與適應力）迄今尚未有一套可適用於各種領域及系統的定量分析或評估方法與工具。在評估的尺度上，亦有國家、都市、區域、鄉鎮與社區等不同的層級，因此，指標未來運用的空間層級，將會決定指標之內容，而為了因應脆弱度與影響評估之需求，應該以定性的方式就組織、領域或系統之特性發展各自之評估方法（李永展等，2014）。面對日益不穩定的環境與社會條件，都市恢復力在經由各項環境變因、人為治理之下，將會影響整體脆弱度、預防機制、都市治理、永續規劃之間的連結關係（Jabareen, 2012）。Pulselli et al. (2008) 認為沒有單一指標能含括所有面向，因此必須和其他指標共同使用才能針對問題得到更精確、更充份且更及時的評估結果。

早期探討脆弱度的文獻，主要集中於災害衝擊與環境敏感之間的議題，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已被視為加劇災害發生頻率與程度的主因之一，國際上的研究趨勢逐漸由傳統環境衝擊研究取向，轉為脆弱度與恢復力（即「靱性」）的探討，著重於評估人類社會受到災害衝擊時可以繼續運行的能力，以及衝擊後恢復的能力。脆弱度分析為衝擊本身與恢復力的整合研究，在衝擊評估下，分析現有或未來可能的恢復力，評估氣候變遷對該地區實際的衝擊危害。其中可透過地方各領域的氣候變遷暴露程度評估、氣候變遷衝擊的敏感性評估、潛在衝擊分析、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的能力評估，整合分析出特定領域的脆弱程度，從而建構靱性社會。

四、從脆弱度研究邁向靱性社會

人類生存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傳統人類看待環境的方式，主要是基於征服、侵略及開發的角度，這種價值主導傳統人類以「衝擊」的取徑來預估環境的變化。衝擊取徑主要是分析物理性災害的潛在風險及其變遷，傳統的環境變遷模式與人口預測等模型都是為了檢視人類社群或社會系統在特定災害發生下的暴露風險機會；也就是說，環境衝擊取徑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自然環境災害的發生，藉此分析在特定地理範圍內人類社群遭受環境變遷所帶來的災害事件之潛在風險（林冠彗、吳珮瑛，2004）。

然而潛在風險的範圍包含氣候變遷導致的災害，而人類的社福制度即是隱性恢復力的第一道防線。恢復力對社會實質面評估的層面就是了解人類對脆弱度的敏感性，社會學家更強調恢復力的範圍需包含大眾的社會經濟恢復力、民眾精神恢復力、硬體建設及基礎設施的實質恢復力，以及整體都市系統的生態恢復力（Khailania & Pererab, 2013）。因此，面對詭譎多變的自然環境時，也不可忽視社會經濟條件所建立的應變災害機制及恢復力應對能力，Andrew & Neema (2011) 甚至主張社會脆弱度取徑應將「人」置於氣候變遷調適及恢復的核心。

社區層級的能動性是矯正社會變遷過度採納由上而下觀點的重要補救辦法，而不論是要求（制訂或執行政策時的）參與、社區投入（engagement）、或公私合夥及分散式治理，都共同體認到創造改變的能動性往往存在於超越政府且橫跨「異質地景」（heterogeneous landscapes）的不同行動者之間。另一方面，將社區納入治理過程，可對公共政策產生明顯的效益：減少交易成本、避免錯誤、創造品質較好的政策構想及過程（Eversole, 2011）。因此，研擬政策時應納入使用者的真正需求，這也回應了Warwick-Booth (2007) 所指出的：政策計畫必須將社區參與、賦權及社會資本等議題納入討論的主軸。而利害關係者參與到全球環境治理（尤其是民間團體及公民社會）已成為全球治理的典範模式（Najam et al., 2007）。

研究指出，只要有強大的社群關係，便可發展出強大的社會恢復力，而具恢復力的社群多半仰賴非正式的網絡，彼此間有強烈的信任感，共同對抗失序並且撫平創傷。其中，信念、價值觀與心智習慣；信任與合作；認知多樣性；堅強的社群、轉譯領導人（translational leader）與調適治理，都是促成社會恢復力的重要元素。大體而言，當代的永續發展運動通常將紓解風險作為主軸，但是在面對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的挑戰時，調適風險的思想逐漸抬頭，恢復力便成為其中的焦點（李振昌譯，2012）。

地球上有許多重要的系統（包括濕地、珊瑚礁、企業、金融市場等），都呈現出「堅弱」（robust-yet-fragile）系統的特質，他們可以抵抗「正常」的失序狀態，但一旦遇到罕見又意料外的挑戰，就變得很脆弱（李振昌譯，2012）。就台灣社會而言，不同社區當然有不同的議題及挑戰，例如高齡少子、獨居長者、新移民、產業凋零、易淹水、地層下陷及環境污染等，這些議題有些是社區本身內部的議題，有些則屬於更大尺度的社會經濟結構性問題，但都是社區呈現出「堅弱」系統的特質，也是進行社區營造及城鄉發展時必須注意的面向，如此才能建構脆弱不侵的靱性社會。

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且成為全球各界關注的焦點，世界各國都積極提出因地制宜的具體作法來回應，台灣也在不同層面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如何儘早指認出高脆弱度地區進行恢復力（靱性）及調適作法，將氣候變遷的衝擊減至最低，是台灣應重視的議題，而脆弱度研究正可應用於此，以利於指認重建恢復力及建構靱性社會的重要區位。如果各縣市能儘速指認出脆弱度較高的地區，然後以這些地區作為優先推動減緩計畫及調適行動的地區，並透過氣候變遷教育讓公私部門認知到此議題的重要性，從而適時適地給予必要的經費補助及具體協助，這些地區便較有可能建設成脆弱不侵的靱性社區。針對高脆弱度地區提出調適計畫及行動方案，不只可減低其脆弱度、符合永續發展的真諦，更能透過「調適治理」的作法，整合正式機制與非正式網絡，共同回應氣候變遷危機，然後將調適計畫及行動方案逐步推動到脆弱度較低的地區。果如此，便能從脆弱度的研究、脆弱地區的指認、調適計畫的規劃及行動方案的落實，逐步落實「靱性社會、調適國土」的永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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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政府文化部門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一方面著眼於台灣民主政治轉型的必須，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日益蓬勃的民間社會力的回應，其所宣揚的「新故鄉運動」、「生命共同體」，對台灣社會本土意識、人本意識、共同體意識的奠定有其推波助瀾的效應。爾後以「社區營造」為名的政府施政，不僅限於文化部門，更拓展出多元的社造面向：諸如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境生態等等（六星計畫）。又如針對突發性或議題性的重大事件或社會趨勢，例如九二一大地震、八八風災與農村再生、藝術介入、都市更新等，社區營造的概念也扮演了一個整合的平台，讓各種不同的需要、匱乏、衝突與矛盾，在這個平台之上進行協調與對話。

2014年的此刻，當我們階段性總結這二十年社造政策的發展，雖然這二十年來的社造理念在台灣各地的確改變了社區發展制度、內涵及樣貌，但是從人、文、地、產、景等面向的現地觀察及訪談，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檢討與釐清：

人（人才培育與自主治理）：社區缺乏自主性及社區願景；社區人口老化，缺乏青年人力及新移民的落地生根；社區學習力與創造力停滯不前；社會資本無法累積，多元網絡無法串連；老中青世代經驗傳承不足；缺乏法制化以落實地方自治及地方治理。

文（文化保存與發展）：全球化削弱地方性及在地認同感；缺乏社區自明性；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未妥善管理維護；族群文化無法保存；缺乏貼近社區需求的創新想法及作法；地文文化及地方記憶的污名化。

地（友善且宜居環境）：社區無法因應失序且驟變的災難；社區環境不友善且不永續；社區環境無法負荷高齡少子化的社會新型態；安全社區的共識不高；無法有效監督與評估社區防救災工作。

產（社區產業與社會企業）：區域發展不均，貧富差距拉大；社區產業與在地連結薄弱；針對高齡與新移民社會，如何發展新型態經濟模式；社福醫療資源未社區化；社會企業責與社造化未落實；缺乏都會與鄉村跨社群網絡。

景（社區空間及地景）：社區地景單調一致化；社區公共空間缺乏管理；社區過多的人工設施物；居民很少參與社區景觀營造；社區缺乏永續經營理念及作法。

回顧社造二十年來所遭遇的議題與瓶頸以及因應已經發生並且必然加劇的變局，我們必須綜整出一個新思維：社區營造應透過社區力量建構「靱性社會」（resilient society）；也就是在全球化及全球暖化的雙重壓力下，社區面臨不同（且往往是嚴重且迫切）的挑戰時，如何透過社區力量，建構具恢復力的永續社會，從而可以在災難、危險及反常現象發生後，快速的恢復、再生，並回到正常運作且永續的社區。

恢復力的概念早期從力學領域發展而來，係一個系統經過短暫的擾亂回到平衡狀態的能力。也有學者借用生態學及社會學的詞彚，將恢復力定義為個人、企業或系統，在面臨巨大的環境變化時，維持核心使命與完整性的能力。恢復力是動態且複雜的系統，其特徵為複雜的發展路徑、逐漸及快速變遷的交互影響期間、回饋及非線性動態、發展路徑的轉換，以及這些動態關係如何在時間及空間尺度上交互影響。

此外，由於氣候變遷的範圍廣泛，其對地球環境的衝擊也包括人類社會快速全球化與互相依賴的交互作用所影響的結果，為了減少潛在威脅的風險和衝擊，並增加居民的居住安全與福祉，社區必須更具有恢復力才能正面準備應對措施。而具有恢復力的社區在遭遇災難事件後較能快速恢復基本服務及社會、制度及經濟活動，對環境變遷也較有調適的反應能力；易言之，恢復力同時也是環境系統在經歷擾亂及維持運作中，整體容受力的表現。

而脆弱度研究的演變，已經從單純評估地方社會脆弱度以企圖彰顯人類面對災害時的能動性（agency），逐漸轉變為對被生產的脆弱度知識和決策間關係的關注，前者被歸納為知識生產，而後者則可歸納為知識應用的過程。之所以脆弱度研究會有這種焦點的移轉，主要是因為專家學者察覺到近來大量累積的脆弱度研究成果並沒有如期地讓各種減緩策略與措施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即是當前脆弱度知識生產與應用之間所出現的斷裂關係，阻礙了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的運作，這個現象若置於當前全球化及全球暖化的趨勢下來看，可能成為影響社會難以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

潛在風險的範圍包含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導致的災害，而人類的社福制度即是隱性恢復力的第一道防線。恢復力對社會實質面評估的層面就是了解人類對脆弱度的敏感度，社會學家更強調恢復力的範圍需包含大眾的社會經濟恢復力、民眾精神恢復力、硬體建設及基礎設施的實質恢復力，以及整體都市系統的生態恢復力。因此，面對詭譎多變的自然環境時，也不可忽視社會經濟條件所建立的應變災害機制及恢復力應對能力。事實上，某些社區能從失序反常中迅速恢復，便是得到有效的社會網絡之幫助及公私部門的支援。

地球上有許多重要的系統（包括生態系、社群及金融市場等），往往具有「堅強但脆弱」（robust-yet-fragile）的特質，他們可以堅強地抵抗一般的失序反常現象，但一旦遇到罕見又意料外的問題，就變得很脆弱。我們在台灣各地社區的第一手現地觀察及深入訪談，也證實了許多社區也呈現了堅強但脆弱的特質：一方面深信社區已具備面對各種挑戰的能力，因而把「危險當風險」，認為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議題（危險）不見得會發生（風險）；另一方面，社區一旦面臨罕見且意料外的衝擊（例如氣爆或強降雨），便呈現出失序、脫軌、群龍無首，且互相推諉的脆弱現象。

不同社區當然必須面對不同的議題，這些議題有些是社區內部的議題（例如公共空間管理、社區經營手法等），有些則屬於更大尺度的社會經濟結構問題（例如高齡少子、產業凋零、環境污染等），但都是社區堅強但脆弱的面向，也是社區營造時必須注意的課題，如此才能建構脆弱不侵的靱性社會。一般而言，系統如果是複雜的、集中的、外生的及同質的，往往會擴大其脆弱度；但如果系統是合宜的、分散的、在地的且多樣的，便可以增加恢復力。就此而言，系統之所以能快速恢復，就在於有活力、意志力及生存力，因此，如何讓社區更有活力、更具意志力、更具多樣化、更能信任合作，便能建構一個靱性社會，這也是社區營造未來應戮力以赴的新方向。

此一看似追究責任，反而導向每個人都有責任，所以也都可以不負責任，是因為尚未認知我們所處的是現代化下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亦即：在這個時代所引發的任何危險，往往無法歸責於個人，不是「你」、「你們」，或「我」，而是「我們」。若我們無法共同承擔「責任」，勢必要共同承擔集體作為甚或不作為的「後果」。

從一定意義來說，人類是與風險共存的，人類的演進過程也可以說是迴避、面對，乃至克服風險的歷史。現代化之後，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徵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代社會伴隨著資本主義「掠奪式的自利」、自由主義「無負擔的自我」及個人主義「非社會性的人權」，產生現代意義的「風險」並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

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論述背景，即在於反省全體人類所面臨的新挑戰，不是來自於大自然自身，也不一定來自戰爭的威脅，而是來自我們每日所依賴的現代科技！這些現代科技蘊含的風險能量，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範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主導。

風險社會另一個特徵則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現代社會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實現的環境及規範性的框架，亦即制度運轉失靈的風險，不但無法將風險制度化，反而轉變成制度化的風險。

就此而言，高雄氣爆可說是現代社會中風險結構與特徵的典型。石化工業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石，但也同時製造出更多充滿不確定的風險；在每一個制度性的環節，每個權責單位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由於我們對於所處「風險社會」的無知，使得一個制度性的錯失、一絲心存僥倖賭一個不發生的機會的心態，最後導致非意圖性的後果—沒有人預期它會實現的風險，往往是終將發生危險。

在頻繁且巨大的災變之中，無論是氣爆、空難、工業汙染、核能災變，甚至傳統被認為是天災的地震、颱風所衍生的崩塌、土石流、水患、疾病等各式各樣危難，我們必須體認我們所處的風險情境，是天災與人禍的複合體，其中更多是人類主導卻未預期其風險所致。

這些災難是現代性的反挫，更應該帶給我們的是人類在追求無限成長與享受物質便利後的反省。反省性現代化的啟動關鍵，是喚起「命運共同體」的「社會連帶」意識，更是個人與組織基於風險的考量，透過認知、學習與溝通而採取「責任倫理」的行動取向，沒有人可以逃避休戚與共的責任要求，因為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延續的必要條件。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有一個台灣，這一次是一個區域型的災難，災區之外的你我或許沒有直接承受苦果，但是下一次如果發生的是核能災變，「我們」之中的誰，又能置身事外？

這個人口與台灣相近、土地是台灣6.6倍、而人均所得大約只有8千多美元的國家，儘管沒有所謂重要的國際戰略與經濟地位、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傲人的所得表現，但羅馬尼亞的大大小小城市都以自己的歷史及文化自豪。例如提米索拉在介紹自己城市的魅力時，便引用美國幽默作家Arnold H. Glasow的座右銘：「未來是過去經由另一扇門重新而來。」強調提米索拉如何透過歷史及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現在及未來，並且致力於城市的文化保存，全力爭取成為2021年的歐洲文化首都。

反觀台灣，這島嶼的歷史縱然有著不同的坎坷，但我們似乎選擇走向遺忘與捨棄之路。對台灣的城市發展而言，過去不是通往未來的門戶，追隨全球化／去地方化的潮流，追求量大卻不見質美的價值才是。以最近台北市極具爭議性的國有土地開發案──華光社區（日據時期的台灣監獄及光復後的台北監獄及法務部職員宿舍）、台北機廠（日據時期的鐵道部台北工廠及光復後台鐵主要的車輛維修與改裝基地）及空軍總部（國共對抗時期重要的空軍指揮中心）為例，便可突顯出執政者不尊重城市的過去，也不珍惜歷史留下的文化遺產，而純然以經濟發展與土地價值為導向的心態。

日據時代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進行社會控制，將台北城內的清朝參府衙門略加修改，建造成台灣總督府台北刑務所，即台灣監獄。當時關押的人犯，除了治安罪犯也包括當時的政治犯，抗日人士羅福星即於此被日人絞殺。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此地，延續日據時期台灣監獄舊有用地，做為台北看守所和台北監獄。而原先的附屬日式木造平房，則做為安置法務部職員的宿舍，形成華光社區。2007年底，行政院提出四大金磚計畫，欲開發華光社區為「台北華爾街」，2012年又提出所謂「台北六本木」計畫（後又傳將轉以空軍總部為基地），這些計畫儘管目前仍是空中樓閣，卻已由內政部通過都市更新案，並以侵占國有地與違建為由對居民採取強制手段要求住戶遷屋還地。在此過程中，產權糾紛、都市更新與土地開發是主要爭議與關注，但華光社區做為台北市城市發展過程中之權力空間及歷史空間之見證的文化意義卻被漠視不見。

至於台北機廠則是台北市內僅存的規模完整的工業遺產，它興建於1935年，占地19公頃，由總督府鐵道部速水和彥技師主導設計。當時台鐵因原本塔城街的台北鐵道工廠已近飽和，因而在松山增建新的廠區，直到2012年6月因機廠遷至桃園富岡，長達77年的歷史才告一段落。台北機廠的火車調度場係採平行軌道的方式來設計，和彰化扇型車庫完全不同，這也是台鐡在台灣南北各有一塊完整且具特色的機廠，值得作為歷史及文化保存的目的。彰化扇形車庫已被指定為縣定古蹟，是全台少數碩果僅存的火車調度場之文化資產。而台北機廠則見證了另一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景觀，不只應保存核心的古蹟及歷史建築，更應包含機廠的整個基地，才能符應「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的文化景觀意涵。

台北機廠目前正在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變更工業區的主要計畫，因此還來得及在主要計畫階段便決定是否要全區保留作為文化保存區，或僅保留部分其餘則利用「修復-經營-移轉」（ROT）的方式來開發經營。由於台北機廠南側便是松菸文創園區（台北文創）及大巨蛋，這兩個開發案都屬於高強度的商辦旅館使用，台北機廠是否有必要只保留部分文化資產（雖然是核心的古蹟及歷史建築），其餘則採委外經營的方式便值得商榷。

若我們把城市歷史視為城市有機發展的連續性動力，那麼便不能把台北機廠當作部分保留、部分委外經營的一般土地開發案。由於台北機廠原有的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因此變更為非工業區使用的土地，便應採用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如果台鐡局要開發台北機廠土地而採全區保留，則基地內沒有用完的容積，便可利用容積調派的方式來進行。如果台鐡局在台北市沒有其它台鐡局土地可作為容積接收區，則應由交通部所屬各單位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的評估（不是只有台鐡局的國有土地）；如果交通部也沒有適當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則應由國有財產署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因為這是重要的國家文化資產，應該由國家整體觀點來思考更妥適的土地使用；易言之，應該保留作為文化保存區的便應全力保留，然後再由國有財產署從國家角度來思考未用完的容積該調派到那些國有土地。

空軍總部現在正分別由國發會及台北市在作先期規劃，目前還只是在討論階段，尚未定調，但可以利用上述二個國有土地開發案例，作為未來發展的借鏡。簡言之，台北市已有西區的西門町及東區的信義區，再加上其它許多大型開發案，因此，空軍總部是否一定要變更為商辦大樓，還是要有更詳細的討論及分析，不能一味只從一般土地開發案的角度來思考規劃。

提米索拉在羅馬尼亞加入歐盟後更積極地倡議歷史價值及文化建設的主軸，台灣呢？如果在仍可轉圜的討論、規劃或審議階段無法讓更能建構地方特色的作法來回應全球化挑戰的話，那我們便會走入一條被全球化征服的不歸路。這條不歸路最可怕之處在於，如果這個發展模式只是不斷地複製與模仿，我們不僅將失去屬於這城市的過去，也無從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雙年會期間，主辦單位特別選了提米索拉正教大教堂（Orthodox Cathedral）人行軸線正對面的歌劇院（Opera House）舉辦歡迎晚宴，在歌劇院聽著卡門的現場演奏，以及一幕幕令人動容的羅馬尼亞歌劇表演，不僅體會了羅馬尼亞雄厚的歷史及文化底蘊，更證實了「歷史是現在進入未來的鑰匙」──如果抛棄歷史便等於放棄未來。文化保存不是懷古，是沉澱、再出發的過程、是我們在詮釋與尋找需求、傳承的過程。因此台北不應該也不可能變成山寨版的「紐約華爾街」或是「東京六本木」，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台北，一個包容自己的歷史、珍惜自己的文化、並擁有自己的風格的城市。

這個人口與台灣相近、土地是台灣6.6倍、而人均所得大約只有8千多美元的國家，儘管沒有所謂重要的國際戰略與經濟地位、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傲人的所得表現，但羅馬尼亞的大大小小城市都以自己的歷史及文化自豪。例如提米索拉在介紹自己城市的魅力時，便引用美國幽默作家Arnold H. Glasow的座右銘：「未來是過去經由另一扇門重新而來。」強調提米索拉如何透過歷史及文化來豐富自己的現在及未來，並且致力於城市的文化保存，全力爭取成為2021年的歐洲文化首都。

反觀台灣，這島嶼的歷史縱然有著不同的坎坷，但我們似乎選擇走向遺忘與捨棄之路。對台灣的城市發展而言，過去不是通往未來的門戶，追隨全球化／去地方化的潮流，追求量大卻不見質美的價值才是。以最近台北市極具爭議性的國有土地開發案──華光社區（日據時期的台灣監獄及光復後的台北監獄及法務部職員宿舍）、台北機廠（日據時期的鐵道部台北工廠及光復後台鐵主要的車輛維修與改裝基地）及空軍總部（國共對抗時期重要的空軍指揮中心）為例，便可突顯出執政者不尊重城市的過去，也不珍惜歷史留下的文化遺產，而純然以經濟發展與土地價值為導向的心態。

日據時代日本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進行社會控制，將台北城內的清朝參府衙門略加修改，建造成台灣總督府台北刑務所，即台灣監獄。當時關押的人犯，除了治安罪犯也包括當時的政治犯，抗日人士羅福星即於此被日人絞殺。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此地，延續日據時期台灣監獄舊有用地，做為台北看守所和台北監獄。而原先的附屬日式木造平房，則做為安置法務部職員的宿舍，形成華光社區。2007年底，行政院提出四大金磚計畫，欲開發華光社區為「台北華爾街」，2012年又提出所謂「台北六本木」計畫（後又傳將轉以空軍總部為基地），這些計畫儘管目前仍是空中樓閣，卻已由內政部通過都市更新案，並以侵占國有地與違建為由對居民採取強制手段要求住戶遷屋還地。在此過程中，產權糾紛、都市更新與土地開發是主要爭議與關注，但華光社區做為台北市城市發展過程中之權力空間及歷史空間之見證的文化意義卻被漠視不見。

至於台北機廠則是台北市內僅存的規模完整的工業遺產，它興建於1935年，占地19公頃，由總督府鐵道部速水和彥技師主導設計。當時台鐵因原本塔城街的台北鐵道工廠已近飽和，因而在松山增建新的廠區，直到2012年6月因機廠遷至桃園富岡，長達77年的歷史才告一段落。台北機廠的火車調度場係採平行軌道的方式來設計，和彰化扇型車庫完全不同，這也是台鐡在台灣南北各有一塊完整且具特色的機廠，值得作為歷史及文化保存的目的。彰化扇形車庫已被指定為縣定古蹟，是全台少數碩果僅存的火車調度場之文化資產。而台北機廠則見證了另一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景觀，不只應保存核心的古蹟及歷史建築，更應包含機廠的整個基地，才能符應「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的文化景觀意涵。

台北機廠目前正在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變更工業區的主要計畫，因此還來得及在主要計畫階段便決定是否要全區保留作為文化保存區，或僅保留部分其餘則利用「修復-經營-移轉」（ROT）的方式來開發經營。由於台北機廠南側便是松菸文創園區（台北文創）及大巨蛋，這兩個開發案都屬於高強度的商辦旅館使用，台北機廠是否有必要只保留部分文化資產（雖然是核心的古蹟及歷史建築），其餘則採委外經營的方式便值得商榷。

若我們把城市歷史視為城市有機發展的連續性動力，那麼便不能把台北機廠當作部分保留、部分委外經營的一般土地開發案。由於台北機廠原有的土地使用分區為工業區，因此變更為非工業區使用的土地，便應採用更審慎的態度來面對。如果台鐡局要開發台北機廠土地而採全區保留，則基地內沒有用完的容積，便可利用容積調派的方式來進行。如果台鐡局在台北市沒有其它台鐡局土地可作為容積接收區，則應由交通部所屬各單位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的評估（不是只有台鐡局的國有土地）；如果交通部也沒有適當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則應由國有財產署的國有土地作為容積接收區，因為這是重要的國家文化資產，應該由國家整體觀點來思考更妥適的土地使用；易言之，應該保留作為文化保存區的便應全力保留，然後再由國有財產署從國家角度來思考未用完的容積該調派到那些國有土地。

空軍總部現在正分別由國發會及台北市在作先期規劃，目前還只是在討論階段，尚未定調，但可以利用上述二個國有土地開發案例，作為未來發展的借鏡。簡言之，台北市已有西區的西門町及東區的信義區，再加上其它許多大型開發案，因此，空軍總部是否一定要變更為商辦大樓，還是要有更詳細的討論及分析，不能一味只從一般土地開發案的角度來思考規劃。

提米索拉在羅馬尼亞加入歐盟後更積極地倡議歷史價值及文化建設的主軸，台灣呢？如果在仍可轉圜的討論、規劃或審議階段無法讓更能建構地方特色的作法來回應全球化挑戰的話，那我們便會走入一條被全球化征服的不歸路。這條不歸路最可怕之處在於，如果這個發展模式只是不斷地複製與模仿，我們不僅將失去屬於這城市的過去，也無從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雙年會期間，主辦單位特別選了提米索拉正教大教堂（Orthodox Cathedral）人行軸線正對面的歌劇院（Opera House）舉辦歡迎晚宴，在歌劇院聽著卡門的現場演奏，以及一幕幕令人動容的羅馬尼亞歌劇表演，不僅體會了羅馬尼亞雄厚的歷史及文化底蘊，更證實了「歷史是現在進入未來的鑰匙」──如果抛棄歷史便等於放棄未來。文化保存不是懷古，是沉澱、再出發的過程、是我們在詮釋與尋找需求、傳承的過程。因此台北不應該也不可能變成山寨版的「紐約華爾街」或是「東京六本木」，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台北，一個包容自己的歷史、珍惜自己的文化、並擁有自己的風格的城市。

每個地方的魅力不僅來自於人為的形塑，更根植在其所賦有的自然環境特性。花東地區因為山脈、縱谷與海洋的鋪陳，限制了發展的強度與密度、從而形成一個步調和緩，但深具自然風味及人文特色的地方。換言之，花東的特色就在於低密度且高品質的生活方式，也是以質取勝的樂活最佳場域。但適性發展的前提之一在於交通模式，以及因為交通產生的質量變化。如果一味冀望快速且大量人潮引入的觀光消費，而忽略了營造在別的地區或國家無法取代的生活模式，則一旦快速的交通設施引入，便會成為無法形塑在地深度旅遊的發展模式。易言之，如果要透過觀光旅遊提高當地所得水準，與其吸引低消費、高人潮且以市場導向的掠奪式觀光模式，不如吸引高消費、低人潮但尊重當地特色的深度旅遊。

往北行進入蘭陽平原，連接北台灣與東台灣之間的宜蘭，在台灣早期的區域計畫架構下屬於東部區域（宜花東），但近幾年的發展（尤其在北宜通車後）使宜蘭逐漸被吸納成為北北基一日生活圈的區塊，而成為「鄉城」（rural urban）的新格局。所謂「鄉城」就是介於城與鄉之間的區塊，原本扮演緩衝區的功能，使城的高密度發展不致於快速介入鄉的生活樣態，這樣的空間角色其實在台灣一向是模糊且不容易維持的。原本蘭陽平原因為交通的不便與空間的阻隔，尚未成為大都會「不具地方感的地方」（placeless place）的發展模式，但近年發展的趨勢，似乎使宜蘭逐漸「台北化」；易言之，林立的高樓（尤其是飯店、溫泉會館）使原本「宜蘭厝」試圖建構的宜蘭特色風貌逐漸走了樣。

至於基隆的角色更是曖昧不明，雖然行政區劃上獨立於台北市及新北市，但一直以來都扮演著台北都會區的「卧城」（bed town）角色，也早就是台北市空間區塊的延伸，使得基隆的發展一直無法形塑出具山城及雨都的城市風貌。如何藉由基隆港與台北港的雙港合作，凸顯基隆作為一個港灣城市的特殊性，以及提升北北基的全球競爭力是值得各方關注的，不過，這個議題便會牽涉到中央與地方「港市合作」是否可行。

雙北一直以來就是台灣的發展核心，也是都市建設的重點區塊，如何藉由新北市的升格，透過地理板塊的整合及人才資源的厚實，作為台灣迎接全球化挑戰的窗口，然後透過財稅制度及社會福利來分享全球化的效益（或承擔共同的負擔），應是雙北空間發展扣接社會發展並帶動國土發展的機會。綜言之，如果能找出上述不同空間的鄉、鄉城、城的合宜發展模式，應該也就是台灣未來城鄉發展的最好取徑。

這些空間發展的模式應該是城與鄉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步調及生活樣態，而不是一味地從硬體空間的改善及「台北化」作為惟一的選擇，否則只會造成交通節點衝突及特色風貌流失，這可以從二個面向來討論。首先，如果北宜高通車對宜蘭人文及自然地景改變的經驗無法被嚴肅面對且妥善處理，那麼北宜高延伸至蘇花高，甚至串接台東及屏東，這種快速流通且齊頭發展所帶來的衝擊無法不令人擔憂。

其次，北宜高的通車如果沒有從根本的城鄉發展及空間模式去處理，而只從硬體交通建設的改善來作文章，便會衍生出倍受爭議的北宜直鐵是否值得興建的議題。不管是更早版本的北宜直鐡，或是今年4月才拍板定案的新方案二（避開翡翠水庫集水區），都只是屈服在「大量生產、快速流通、大量消費」的消費主義思維下的作法。沒有從地景特色及空間機能來塑造的城鄉發展模式，所犧牲的不只是生活步調的改變，更大的衝擊將是人文風貌及自然特色的消失，使台灣各地的發展「台北化」、東部地區的發展「西部化」，而無法成為慢活、樂活、悠活，甚至減速生活的可能。

如果北宜高延伸接軌蘇花高，使花蓮成為環島快速路廊的一個節點，讓花蓮甚至台東成為一日生活圈的一部份，便可能複製了西部走廊的發展窘境（水泥化的空間、冷漠化的生活），使花東失去了讓人流連忘返、細膩品味的區域魅力。如交通部評估，北宜直鐡的效益是節省18分鐘的路程，但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投資成本500億，其對於生態及環境帶來無法預知的衝擊、無法回復的地景及依附在這些地景上的生活方式及地方特色的損失將難以估計。

這五個半小時的自強號之旅，隨著火車的推進，沿路所看到風景，猶如一幕幕變換的電影。這電影記錄著台灣東海岸及東北海岸的紋理與變貌、人在土地上的生活與足跡，以及因為放緩的速度造成的差異。如果這些都不復存在，那麼台灣的城與鄉勢必變成快速流通的冷漠空間、齊頭發展的單調城鎮、以及面目模糊只剩下名字的地方──速度，你要帶我們去哪裡？哪裡是還有區別的這裡或那裡？

台北市是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時位於環境相對脆弱與敏感的盆地地形，大屯火山群（活火山）分布於市區北邊與新北市接壤處，整個山系於市區內大致向南延伸並趨緩，直抵圓山、大直與內湖等地；而淡水河流域與基隆河或形成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或蜿蜒流經台北市境。整體來說台北市是建立在一個極度變動的自然環境中的都市，也因此慈濟基金會欲在內湖保護區內設立「社會福利園區」所引發的變更爭議雖尚未定案，但所突顯的問題值得吾人深思。

1997年慈濟基金會購買內湖保護區土地，嗣後向市府申請保護區土地變更，希望蓋一棟高10層樓、可容納2000多人的「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園區」，其中設置國際志工發展中心、救災調度與訓練中心及社會教育中心，提供慈善、教育、文化等社會福利事業。該計畫區位於內湖區大湖公園北側，計畫面積約4.6公頃，分為南、北二基地。由於此設置計畫位於潛在順向坡、斷層、集水區、湖區、以及諸多不利開發的保護區土地上，因此此案提出後即引發居民和環保團體的疑慮並展開長期抗爭。

不可諱言的，此變更案的爭議性在於極具公益慈善形象的慈濟所規劃的「慈善事業」是否大於保護區所保護的「友善環境」，以致能夠因為其變更目的的良善而改變保護區劃設的原意？就此而言，我們反而必須釐清的是，這二者所主張的價值並不能等同比較，因為前者主張的善是對人的救助，而後者所保護的善是人以及萬物所寄居的土地。前者的善的執行沒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後者的善的實踐則依存於所保護的環境。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沒有對土地的大善，那麼對人的小善也只是事後救濟。因此歸根究底此案最根本的核心，還是應該回歸都市計畫保護區劃設／變更的必要性與適法性。

就都市計畫保護區而言，我們首先應該問的問題是：「如何讓保護區真正被保護」，而不是急著找「如何變更保護區」的解套答案，簡單來說就是保護區如何更妥善地被保護。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所以，如果真的要變更保護區便應透過通盤檢討而非採個案變更方式，至於通盤檢討的內容最好是整個縣市範圍內保護區的通盤檢討，萬不得已才是併入各行政區主要計畫進行通盤檢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原意是要從全面且整體的角度，來檢視主要計畫各種分區土地使用的供給與需求，並檢討變更是否對環境會造成衝擊。而是否對環境會造成衝擊則應從縣市、跨縣市，甚至區域的角度來檢視，也必須彚整中央各種環境潛勢災害或環境敏感區的圖資才能進行詳盡的分析，這些也都不是個案變更會考慮到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保護區要變更，那變更的「適法性」為何？都市計畫法第27條接著指出：「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也就是說，除非屬於緊急重大災難或公部門認定的重大設施才能採取例外的個案變更方式，否則仍應回到通盤檢討的變更方式。而其中「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的認定，更應從嚴審查，甚至必要時應由中央來認定，否則容易淪為浮濫的空洞性規定。

許多保護區變更的理由都會提到永續發展，也都強調會同時重視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並且經常以「善經濟」或「綠色經濟」作為訴求。但善經濟的前提是「對環境友善」，而綠色經濟的前提則是「永續發展」，因此如果真的是提倡對環境友善或邁向永續發展，便不應該輕易變更保護區。如同「沙郡年記」作者李奧波所言：「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存生物社區的完整、穩定及美麗的話，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因此，都市計畫保護區變更與否便應採取更嚴謹、更嚴格、更嚴肅的作法來處理，保護區應以妥善保護環境並讓它變得更永續為最根本原則，因此不應輕易變更；而如果真的有需要變更，除非透過通盤檢討來進行宏觀且全面的檢視，否則就不應透過個案變更的方式逕行變更。

關於本案，慈濟的良善動機或許無須質疑，但若此良善的因可能導致毀壞的果，那麼筆者必須要說的是，請給土地溫柔的慈悲，這才是真正大愛的體現，因為我們在土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會回報於人類與後代自身。就如證嚴法師所言：「人的心地是一漥田，土地沒有播下好的種子，也長不出好的果實。」人心如是，人於土地的心亦如是。

台北市是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同時位於環境相對脆弱與敏感的盆地地形，大屯火山群（活火山）分布於市區北邊與新北市接壤處，整個山系於市區內大致向南延伸並趨緩，直抵圓山、大直與內湖等地；而淡水河流域與基隆河或形成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或蜿蜒流經台北市境。整體來說台北市是建立在一個極度變動的自然環境中的都市，也因此慈濟基金會欲在內湖保護區內設立「社會福利園區」所引發的變更爭議雖尚未定案，但所突顯的問題值得吾人深思。

1997年慈濟基金會購買內湖保護區土地，嗣後向市府申請保護區土地變更，希望蓋一棟高10層樓、可容納2000多人的「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園區」，其中設置國際志工發展中心、救災調度與訓練中心及社會教育中心，提供慈善、教育、文化等社會福利事業。該計畫區位於內湖區大湖公園北側，計畫面積約4.6公頃，分為南、北二基地。由於此設置計畫位於潛在順向坡、斷層、集水區、湖區、以及諸多不利開發的保護區土地上，因此此案提出後即引發居民和環保團體的疑慮並展開長期抗爭。

不可諱言的，此變更案的爭議性在於極具公益慈善形象的慈濟所規劃的「慈善事業」是否大於保護區所保護的「友善環境」，以致能夠因為其變更目的的良善而改變保護區劃設的原意？就此而言，我們反而必須釐清的是，這二者所主張的價值並不能等同比較，因為前者主張的善是對人的救助，而後者所保護的善是人以及萬物所寄居的土地。前者的善的執行沒有地域的限制，但是後者的善的實踐則依存於所保護的環境。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沒有對土地的大善，那麼對人的小善也只是事後救濟。因此歸根究底此案最根本的核心，還是應該回歸都市計畫保護區劃設／變更的必要性與適法性。

就都市計畫保護區而言，我們首先應該問的問題是：「如何讓保護區真正被保護」，而不是急著找「如何變更保護區」的解套答案，簡單來說就是保護區如何更妥善地被保護。都市計畫法第26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所以，如果真的要變更保護區便應透過通盤檢討而非採個案變更方式，至於通盤檢討的內容最好是整個縣市範圍內保護區的通盤檢討，萬不得已才是併入各行政區主要計畫進行通盤檢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原意是要從全面且整體的角度，來檢視主要計畫各種分區土地使用的供給與需求，並檢討變更是否對環境會造成衝擊。而是否對環境會造成衝擊則應從縣市、跨縣市，甚至區域的角度來檢視，也必須彚整中央各種環境潛勢災害或環境敏感區的圖資才能進行詳盡的分析，這些也都不是個案變更會考慮到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保護區要變更，那變更的「適法性」為何？都市計畫法第27條接著指出：「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也就是說，除非屬於緊急重大災難或公部門認定的重大設施才能採取例外的個案變更方式，否則仍應回到通盤檢討的變更方式。而其中「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的認定，更應從嚴審查，甚至必要時應由中央來認定，否則容易淪為浮濫的空洞性規定。

許多保護區變更的理由都會提到永續發展，也都強調會同時重視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並且經常以「善經濟」或「綠色經濟」作為訴求。但善經濟的前提是「對環境友善」，而綠色經濟的前提則是「永續發展」，因此如果真的是提倡對環境友善或邁向永續發展，便不應該輕易變更保護區。如同「沙郡年記」作者李奧波所言：「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存生物社區的完整、穩定及美麗的話，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因此，都市計畫保護區變更與否便應採取更嚴謹、更嚴格、更嚴肅的作法來處理，保護區應以妥善保護環境並讓它變得更永續為最根本原則，因此不應輕易變更；而如果真的有需要變更，除非透過通盤檢討來進行宏觀且全面的檢視，否則就不應透過個案變更的方式逕行變更。

關於本案，慈濟的良善動機或許無須質疑，但若此良善的因可能導致毀壞的果，那麼筆者必須要說的是，請給土地溫柔的慈悲，這才是真正大愛的體現，因為我們在土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會回報於人類與後代自身。就如證嚴法師所言：「人的心地是一漥田，土地沒有播下好的種子，也長不出好的果實。」人心如是，人於土地的心亦如是。

國民黨立委30秒通過服貿揭發了台灣民主法治體制的脆弱與虛假，雖有號稱五權分立的制度設計，但當總統汰選與約制的唯一力量是四年一度的選舉時，第二任總統任期可說是無拘無束「任我玩四年」，如此制度保障甚或是制度保證的放縱，無疑是造成獨裁統治的溫床，而這可說是獨裁進化的一種形式。長期觀察世界各個獨裁國家運作的記者William J. Dobson，在其所著作的《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即指出：「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起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很大的模糊空間。…他們有一個根本的目標，那就讓人民保持冷漠，不想參與政治。但若統治無方，人民開始串連集會時，獨裁者往往會露出真面目，放棄之前的政治騙術，改採嚴厲的做法。」

對於專制統治（台灣與中國）的惶惶威脅是引發反黑箱服貿浪潮的內外因素，而面對中國崛起以及與其關係改變的疑慮則有著更龐雜的理由。中國可說是世界各國中專制統治進化非常特殊且「成功」的典型，從又紅又專的共產極權轉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所帶動的大幅度的經濟發展，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經濟自由化並未導向政治自由化，反而透過將國家資本主義、政治壓迫與開放市場的緊密結合，中國建立了一個比從前更穩固、更進化、更高階的專制統治形態，一方面挾著強大的經濟優勢，吸納各國與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一方面壓抑國內人民對環境災難、城鄉差距、貪污腐化、貧富分化、黑心商品橫流等等的不滿以及對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爭取；同時在「處理」它所界定的國家統一問題時，則成為最有力的籌碼與最不著痕跡的介入和同化方式。因此無論是與香港簽定的CEPA（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或與台灣簽定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以及此架構下的服貿、貨貿，它雖以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為名，實則在使其與之建立更難割裂的依附關係。而過度單一的依賴，當全球化成了中國化，台灣恐將反而喪失了與全球化接軌的勝敗關鍵：專業機能、地方特色及空間性格。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過幾次危機與再結構階段，不斷速化的社會與經濟過程。此時，加諸人、資本等的空間限制，拜資訊網絡之賜而大舉掙脫；時間的限制更因為全球網絡的蓬勃發達而完全消除。從資源集中與控制的角度而言，中心與邊陲的鴻溝似乎正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不斷擴大。儘管如此，然而社會並非順從結構支配的消極組成，全球化是各種過程的複合，其影響是斷裂，也是統一；它創造了新的分層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方或城市產生相反的結果。全球化影響可能摧毀行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響的人們會對這些情境進行反思性重組，於是全球化，在各地反而導致了「對地方的重新強調」。在經濟領域裡，全球化不僅意謂著解地方化，更是需要以「再地方化」為先決條件；在政治的範疇中，因為全球化所導致之國家統合能力的崩解，也促成個人被迫覺醒，或團結形成公民社會力量，或由更廣、更直接的全球個人行動來撼動風險結構的轉型；在文化層面上，地方社會是從領土上加以界定的，必須保護它們的個性，建立其歷史根基，而不管其經濟和職能是否存在著對資訊空間的依賴。

換言之，在全球競爭的時代中，一個具有識別網絡與組織力量的「地方」或「城市」或許可以突破國界的藩籬，擠身全球舞台，但也可能因為缺乏競爭能力而在與全球接連的過程中失落，並且因為國家政治行動的選擇或者分配能力的弱化，而造成兩極分化情形擴大。因此，顯而易見的是，當台灣選擇與一個經濟規模大小懸殊、在政治上敵對互不信任、在政體上專制獨裁、在文化上同中有異的國家進行如此緊密且全面性連結的時候，無疑是將台灣得以在全球化中的致勝利器自行繳械與自我拋棄。因為經濟活動影響的不僅僅是所得、消費、GDP，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與城鄉的關係、與土地的關係；隨之改變的是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生活方式、城市風格、環境氛圍乃至於土地紋理；於是在經濟、社會、生態、文化一連串的影響與改變之下，這世界上將不再存在一個足以自我定義的台灣，而是一個高度依附中國而終致面目模糊的台灣！

總言之，服貿的問題不能僅從經濟的觀點看待，經濟發展更不能迴避對永續性的責任，若我們僅將焦點擺在經濟上，將使跨國經濟體在不需承擔社會、環境責任及土地、居住正義的同時，擴張了資源競奪的強度，導致生態資源的迅速耗竭及城鄉發展的急劇失控；另一方面則由於國家自主性因全球化而削弱，使得社會衝突、生態衝突、城鄉衡突升高之際，可以減緩這些衝突的政治組織及社區網絡卻已瀕臨崩潰。永續發展是人類任何一個文明進程的前提，意即「滿足當代之需要，而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太陽花學運正是面臨經濟剝奪、社會剝奪、生態剝奪及空間剝奪的青年世代對於未來能否永續的不安與抗議。而在此劇烈的變局之中，每一步都將決定下一秒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