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秋在台灣中研院見到的王汎森先生比四年前消瘦許多，他失掉了一些體重，增添了一些責任，比如，2年前由中研院歷史最久的史語所（1928年由傅斯年創建）所長而成中研院副院長。他主要的學術職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

訪問之前，我們有幸參觀了史語所的文物陳列館，看到了珍貴的「居延漢簡」，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考古現場的復原景觀，以及發掘的牛、鹿鼎等青銅器的一部分。橫跨數千年的器物莊嚴、緘默，靜靜坐臥在這個設計精良、恆溫恆濕的所在，成為文明一頁。

王汎森在雲林縣北港鎮長大。據說，當國小校長的父親教子有方，異常嚴厲。王汎森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在中研院工作兩年，隨後負笈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恰遇剛從耶魯轉來的余英時先生，成為繼田浩、黃進興、康樂、陳弱水、吳展良等人之後的余氏一大弟子。因其才氣縱橫、文筆暢達、文章義理高、考據深，常有精妙幽微的洞見，被譽為「小余英時」。

關於王汎森的文采，一位著名媒體人在編《美洲中國時報》副刊時最有感受：他可以同時交出十幾篇文章，署著不同的筆名。王汎森告訴我，他曾用過一二百個筆名，但不包括「王浩」――不知哪位好意在Wikipedia為他寫了一篇短傳，傳播這個筆名。

關於王汎森的用功和博覽，普大教日本史的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劍橋日本史》主編，日本史大家，2000年病逝）頗有發言權：這位來自台灣的學生曾在課上指出荷蘭東方學者高羅佩（Van Gulick）一處誤譯。王汎森說，當時他看了一眼附註的漢文原文——「強圉大荒落」，便知出自《爾雅·釋天》，真正的意思是該文的寫作年代，而不是強大的敵人正從邊境進犯。王汎森也是當年少數幾個每周把日本史指定書目真正讀到六、七成的學生。詹森嘗對同僚言：尤喜之。

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深造的吳以義（現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我，王汎森在美國讀書時，連廚房裡的鹽瓶與糖瓶都分不清楚，現在則是弄不清兩個兒子的年齡。但是，吳以義說，他被認為是最得余英時真傳的弟子，大學期間師徒二人同抽菸斗，神形皆似。中研院院士、現任史語所所長黃進興稱這位師弟「英雄出少年」，中研院院士陳永發形容他是一位天才型學者，而許倬雲先生評之：現在已經不凡，將來能成大器。

王汎森的成名作是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博士論文《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得益於史語所館藏的第一手資料，2000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簽約之後，他看清樣看了近十年之久。這個症狀從小學時開始，帶給他非常大的困擾：不怕讀書，不怕做研究，就怕看稿，因為他喜歡不斷改寫。這本書的中譯本不久前能在內地面市，拜他「沒有看過」。

有許多年，他專注於戴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等書的研究，幾乎能背誦《孟子字義疏證》中的字字句句。雖然始終不曾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但他強烈感受到從太過抽象的「善」出發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尤其是那些「善」的理想如果過度脫離物質或現實生活，會更具危險性――他基本上是個悲觀的人，他的看法染有同樣的特質。

章太炎曾說，學術里也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分。政務官是部長、政務次長，他們負責政策方向；其他人是事務官，主要做專門領域的事情。而傅斯年，是一位典型的政務官。也許受這兩位精研對象的影響，也許放眼東西方學界打量了一番，王汎森將自己的學術疆土由事務拓展到政務，志在「做意義的思考，做整體的、前瞻性的把握」，志在「拔高學術層次，開拓新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占用了他不少的時間，也令一些學術中人持保留態度。

然而，不管多少事務纏身、勞形，王汎森的神態之間沒有一般日理萬機者常有的驃急，他依舊一派斯文、謙虛有禮，既現代又傳統，言行之間流露出一種讀書人向內的、自恰的圓融。

什麼樣的歷史造就今天的我們？

問：70年代，您在老家後院第一次從收音機里聽到大陸「文革」很吃驚，當時台灣也在經歷「白色恐怖」，想聽聽您對二者的感受？

王汎森：我當時住在南部的一個以宗教有名的鄉鎮里，對「白色恐怖」的了解只是來自傳言：一個是北港出過一個當時非常有名的政治犯叫蘇東啟，我小時候就聽人家講蘇東啟被逮捕，關了幾十年；還有一個印象深的是每逢選舉，他的太太帶著全家在十字路口一跪，就高票當選。很有意思的是，近史所也有同事做這段時期政治犯的課題，我發現他講蘇東啟的部分跟我小時候聽到的傳言非常接近。所以這幾年我一直在想謠言/傳言是怎麼一回事――我從未親眼目睹什麼，可能有些細節不對，但是大體輪廓居然接近。

第二個印象深的是：因為我父親當校長，他有一些做校長的朋友，大概其中有一位是在白色恐怖期間被逮捕，於是不斷有消息傳來。這兩件事情都是來自聽聞、傳言，我感受它們帶來的震懾的力量。

聽到「文化大革命」，第一個覺得就是，哇，如火如荼，規模如此之大，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雖然國民黨的宣傳不無誇張。當時學校組織我們去看了很多這一類的宣傳片紀錄片，《港澳浮屍》之類，去年我去香港才聽他們講那是講當年廣西的武鬥。那種宣傳片看起來太可怕了，所以我有很多年不敢再看。還有一個《青年戰士報》，是軍隊辦的報紙，都貼在教室後面，也會報導一些，鬥爭啦，交心啦，批評與自我批評，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啦。我當時的想法是：何以至此？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讓我對近代的威權政治有了一個了解。尤其是後來覺得，「文革」的影響是深入到人的內心/私人世界的，這個無所不在的威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去年因為清理「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篇長文，我突然覺得，我的一部分研究主題其實帶有自傳性。在我年少時，台灣正圍繞傳統與反傳統進行激烈爭辯。當時中西文化論戰雖已落幕，但余煙裊裊，所以我便間接受到這個氣氛的感染――《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這兩本書與此有些關係。近代中國「主義」昂揚，台灣解嚴之前，宣講「主義」是一件頂熱鬧的事，我的兩篇長文《「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即與此有關。去年3月在香港做「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的題目《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則與大陸的「反右」、「文革」有關。

問：您寫過《批評與自我批評》。

王汎森：對。套用謝覺哉的一句話「心光光的」，然後接受一套新東西。

問：很少在您的著述里看到自我抒發的部分，這裡，就有了。

王汎森：兩地有很類似的東西。但台灣是有一個抓一個；「文革」是儘量把所有的人卷進去，我就見識到集權的兩種不同形式。

在我剛進入歷史這個專業時，最感興趣的課題是「近代集權主義的興起」，尤其是那種用一種抽象理想箝制一切的政治運動，我很想了解它的根源。這個野心在許多年後徹底幻滅――1980年代的一個夏天，我在美國一個小學院的圖書館裡偶然看到大半架與近代集權主義相關的書，立刻悟到這個領域恐怕是太擁擠了（而且我慢慢發現學界對這類沉重的問題並不感興趣）。但我的興趣還是在了解：是什麼歷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們？這就牽涉到近世中國。我的「近世」從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

我一直對反傳統的思想心態，以及那種只有一條道路的、總攬一切的意識形態，在近世中國是如何興起的這類問題感興趣。它慢慢將我引向幾個議題：從士到知識分子的轉變；從公理到主義的轉變；從新民到新人的轉變；等等。

問：研究歷史對您個人有什麼影響？

王汎森：讀歷史有什麼用，或者為什麼要讀歷史，這是我演講的很重要的題目。對我個人來說是這樣的：第一個當然是要喜歡，歷史也是審美，是讀取故事的意義。

問：故事的意義跟當下發生關聯會不會更有意義？我讀您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真是論論驚心。

王汎森：當然，這是一種樂趣。除此之外，我覺得歷史是教養的學問，為什麼19世紀德國像德羅森這些人，會把歷史教育看成是教養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因為它把生命經驗的有限性打開。精神或心靈上的經驗是德文教養(bildung)訓練的重要部份。他們認為只有如此，心靈才得以從卑微的形體中提升出來，才得成其偉大，成其為具有人性的個人。讀歷史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擴充，前輩史家柳詒徵一再說讀歷史是為「擴充心量」，是同一個意思。我們不可能親歷劉邦、拿破崙、蔣介石經歷過的事情，那麼通過讀歷史，那些經歷也成為我們心靈資源庫的一部分。此外，讀歷史讓我們有長程的視野，而且對事情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有一種掌握。有一些科學家，他們在看很多事情的時候，沒有很深的歷史感，看得比較簡單，比較原理性，而忽略了它跟實際發生關係時所呈現出來的複雜性。

至少對我個人而言，讀史幫我形成一種視野，對任何事物（包括我現在做一些行政的事情）都採用比較宏觀跟長程的視角，不會局限於當下的一個點來設想。

學歷史，也使得我對傳統的事物有一種珍惜。現在常常在想的一個問題是：一般的人，如何從歷史裡獲得價值跟勇氣，當然不是很機械地獲得。20世紀的史學非常專業化，到最後常常是一般人沒法讀，或是與現實不發生任何聯繫。我覺得史學工作者有責任來好好思考、論證和梳理這個問題。近代史學有強烈的「去人格化」趨勢，總是以歷史寫作中不見人或不見個人為高。此外，目前新的史學論述，大多以能聯結千門萬戶的原因或現象為好，可是究竟何者才是該負責的？何者是有能力的發動者？何者有能力擔負？歷史教訓原先承諾的是給「人」以歷史教訓，可是在新史學風氣之下，沒有個人，甚至也很難有教訓了。現在美國一般百姓，老先生、老太太看的史傳，幾乎都出自非專業史學工作者之手，專業史家不大願意碰這一類主題，這與19世紀George Bancroft等史家不同。將來史學介面臨的問題是：專業史學家寫的書究竟有何功用。

領導人必須要有人文素養

問：這也是今天想向您請教的主題之一。儒家有經世濟用的傳統，想請您從歷史的角度來講講它在近代的演變。

王汎森：西方漢學界一度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譯成英文叫Statecraft。我記得早年在美國開一個「經世」研討會的時候，有一些治歐洲史的學者來，他們不理解Statecraft這個詞。我在美國念書，感覺美國也沒有那麼強的讀書人經世濟用的理念，大部分是追求自己的興趣，把自己的專業知識擴充到極致，忠於自己的職守，對整個社會就會有用了。

儒家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思想是經世濟用，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東西，一個可貴的資源，但同時也是一個負擔。一方面大家覺得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一方面很多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以前的社會相對簡單，大家都讀四書五經，用費孝通對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劃分，四書五經屬於規範知識。西方也是一樣，培養領袖人才，以人文學培養人才的時候，也是讀類似的典籍，古希臘的，羅馬的。這是培養性格、判斷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的學問，跟儒家的四書五經一樣，都是規範知識，是一種教養式的學習，而專業知識是要在此基礎上再去擴充、發展的。關鍵是要透過這樣一種陶冶對事物有一個好的、基礎的、一般的判斷。

這一套傳統之所以現在好像面臨危機，很重要一點是社會變得非常厲害，規範知識跟自然知識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以現今的政治來講，經世濟用需要的自然知識多到不可勝數。不過說到底，領導者的表達、溝通、規劃能力，還有對人的了解與體諒，這些能力還是需要規範知識和人文教養的。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的時候，大學部最大系之一是歷史系。普林斯頓很多歷史系的學生畢業以後是要回家做家庭（家族）企業的負責人，我就問，那不是該送去念管理嗎？回答是：不，管理企業是要領導才能的，要對人類世界的複雜性有非常深的了解，對道德、價值、文化有一定的判斷，所以最好要有歷史素養。

問：在現代人那裡，經世濟用的情結是不是越來越淡？

王汎森：當然淡了。現在總講年輕一代會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意思很多，找不到工作、成為宅男等等，其中有一層意思我覺得是不再有新的希望和意義的來源。以前的讀書人不太會這樣――我有個意義的世界、希望的世界，如果我能夠的話，我要治國平天下。現在越來越年輕的一代，他們的意義、價值、希望的來源是正在形成中的另一種新模式。我的兒子一代沒有經世濟用的想法，因為父母一代的努力和社會的發展，他們可以過很不錯的日子，但也會相當困惑：人生沒有確定的奮鬥目標，因而覺得自己徹底失落了。這個問題會在下一代中越來越凸顯出來。

知與行的齊旋、分離

問：經世濟用的式微引出一個議題：一個人的知和行是可以分離甚至是分裂的。這種分裂的痛苦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比較典型。

王汎森：我覺得近幾百年來，思想的世界跟現實的世界正在慢慢脫軌、脫節。現實世界變化很大，可是思想的世界和相應的政治原理幾乎原地不動甚至還有倒退。像晚明一代，商業發展、城市發展非常迅速，可是思想只有一段比較短時間的變化，到清朝又回到原來以農業為主的、有點輕視商業的、以均貧富為主導的思想，它跟活的、變動的社會形態其實是越來越脫節。

曾國藩面臨的是晚清混亂的社會，既混亂又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性。而曾國藩受宋明理學影響非常大，所以你看他一方面以聖賢自期，也希望所有人都做聖賢；一方面動輒自我反省、自責為禽獸，內心世界的反差非常大。他想像的那個理想社會，他所提倡的毅力、自律，跟他面對的真實世界好像已經分道揚鑣。靠那一套源於宋明理學的理想（他的知），靠規範和道德的力量，可以把晚清混亂的社會勉強維繫住，但是在我看來，他們沒有辦法形成一套貫串思想與現實的政治原理。

問：到了李鴻章這裡，知與行的分離就不那麼痛苦了。

王汎森：這對李鴻章比較不成問題。曾國藩常常責備自己有兩副麵皮，為了成事，只好用另一副麵皮，這跟他做聖賢的自我要求是有一段差距的。而李鴻章認識到現在社會是這樣的，不能硬拉回去，要用另外的方法；從某個角度講，他受傳統的影響和束縛沒有他的老師那麼大。曾國藩們的人生是分兩層的，都有一個invisible world（看不見的世界），它始終在跟現實的visible world衝突著、撕扯著。他日記里那些帶有很強的、嚴格的道德意義的東西，在李鴻章的著作里較少。曾國藩有一個很強大的內在，他能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能做那麼多事情，同時飽受限制和折磨，都來自於他那個invisible world。

問：這以後，事實和價值部分或完全地分開就更加理所當然了吧。

王汎森：在我早期生吞活剝亂讀書的年代，接觸到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手頭沒有這本書，也幾十年不曾再看，我似乎記得書中提到「齊旋」與「解體」的觀念：文明趨向沒落的過程是一邊螺旋上升一邊解體的。近年來「齊旋」與「解體」這一對觀念常在我腦海中跳動，它們似乎可用來描述我觀察到的從晚清以來思想與社會的一些情況：原來有機整體的東西如仁義道德與現實手段、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等等，好像都慢慢分裂開來，然後在無限複雜、變幻的現實中「齊旋」，最後「解體」。

到了「五四」以後，為應付快速的變動，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分成兩股急遽旋轉，一方面是工具理性愈為強大，另方面是過度泛溢出來的道德使命感。毛澤東在處理很多事情時都會這樣想：這麼好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做？「六億神州盡舜堯」，你為什麼不做？當然他的聖人理念已經和傳統的意義不同，是馬克思主義下新的聖人，夾雜著一點曾國藩式的影響――毛受曾國藩影響很大，蔣也受曾國藩影響很大――他不是沒有價值理性，只是它已脫離傳統，而且太過膨脹。這種新的變形的泛道德認知溢出，成為一種新創思維，權力又使得他們有強大的工具理性，兩邊配合著做。

韋伯之所以覺察到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是因為在傳統的比較淳樸的社會裡，這兩個東西是不太能分得開的。而現代社會使得二者齊旋、解體，慢慢分開，直到工具理性發揮到前所未有的極致。

價值理性最初是有的，之所以最後被淹沒，是因為在每天的政治操作跟鬥爭中，慢慢就忘記了為什麼要幹這件事。包括譚嗣同這些人，他們的價值理性慢慢膨脹，到最後脫離了人――人類不可能有那樣的世界，人基本上還是人，家庭中的人，社會中的人，硬把人抽離出來放進一個更大更抽象的「道德團體」，是不可能持久成功的，因為它跟人的本性有距離，人在那樣的環境氣氛里不能生存太久。

問：進一步談談毛蔣的思想同曾國藩這一支的關聯吧。尤其蔣的日記出來以後，發現了一些新東西。

王汎森：這是值得好好講。晚清嘉道咸那一段，一種略有更新的宋明理學復活，重視修身日記傳統，重視聖賢與豪傑結合，這是曾國藩和他的一群師友們很重要的一個思想：聖賢必定是豪傑，我們今天會覺得不可思議，可這是曾國藩的理想。他自己，包括湘軍裡面有名的將領，像李續宜、李續賓、羅澤南等等，都是聖賢復豪傑，早上還在讀宋明理學的書，傍晚就要帶兵打仗。這一群讀書人對清朝考據學很反感，他們要透過對自我道德主體性的強大鍛鍊，造成對國家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毛曾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在《講堂錄》里說曾把洪楊一役收拾得何等漂亮（註：這是曾國藩頗受爭議的事功，是「外王」之體現，年輕的毛澤東持完全肯定態度）。蔣也是非常佩服曾國藩，讀他的日記、家書，據說死的時候陪葬的幾本書里有它們。蔣是真心喜歡宋明理學，他日記里有多處讀到忘了睡覺的記載。我想毛不會真正喜歡宋明理學，他喜歡的是另一套東西。毛非常崇拜胡林翼，潤之也是胡林翼的號。胡林翼的特別之處是實幹能力。毛蔣都是一手哲學，一手軍隊。

毛沒有修身日記，蔣的日記是非常標準的理學修身日記。我做過幾篇關於明代以來修身日記傳統的論文，現在回過頭看，這些士人都忽略了人的主體脆弱性，總認為在理學自我修養的傳統之下，人可以徹底「存天理滅人慾」，透過對私慾（包括愛美、愛任何東西）的不斷滅除，使得自我異常強大；同時，他們也以此要求所有的人。蔣的日記里，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責備自己：我可以做到，但還沒有做到，「小子不才」……抗戰後期蔣非常依賴基督教的支持，請求上帝的幫助。但我在想，如果人沒有那麼大的脆弱性，為什麼還要求神來幫助你呢？

16世紀西方傳教士最初接觸到王陽明的思想非常吃驚，人怎麼可以靠自己而不是神的幫助就能成神？西方比較早就在討論人的主體脆弱性。我是藉此來檢討中國近代這一支思想的影響。

我讀蔣的《省克記》，發現他把全國當作一所大學校，所以他的口頭禪常常是說，如果他自己不能好好修身的話，何以教人？他對政府機關的腐敗不靈所發的言論，往往都是老師的口吻。我當年在史語所整理傅斯年的遺物，發現一張紙條，是傅跟陳布雷的筆談。傅斯年在上面寫著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要求：「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認為「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非對人民之言也。」陳布雷答：「此語我一半同意。蔣先生向來總是以『作之師』的精神講話，其講話之對象，都認為他的學生，不問官民也……」後來我發現，毛也說過全國就是一個學校。可見這是有一些共性的。

我們以為很多蔣的冊子是陶希聖他們寫的。但是《省克記》裡面，蔣往往自喜說他改寫了多少。他對寫成好文章非常重視，這很像以前的舊文人。有一個地方，他還說對《易經》始終沒有讀通，所以影響他對中國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對黑格爾、朱熹非常有興趣；對宋明理學的宇宙論、心性論這兩個部分也非常感興趣，所以花了大量時間讀宋明理學的書，像卷帙龐大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他是排日讀完的；像讀明代胡居仁的《居業錄》時，說「愛之不忍釋手」，這一類的話在《學記》里還有不少。有很多時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殺、好色等。但他舊文人、理學家的那一面，其實非常強烈。他對知識分子是想控制，但沒有能力。蔣曾經表示他羨慕延安整風，可是他畢竟沒有做過，也做不到。

我覺得受宋明理學影響過強的人對人的理解很容易有一個盲點，認為人可以「內聖外王」，可以無限完善，這可以有極大的力量，但是從另一面看，它忽略了人的主體的脆弱性，包括他們自己的脆弱性。我覺得人就是有七情六慾的普通人，現實政治要以普通人為出發點來設計，而不是以聖賢來要求每個人，或以此為出發點來設計。

自由體制下面要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問：但今天的各路舞台已經大變樣了，不再有聖賢的沉重，媒體上多見輕快的熱鬧。

王汎森：台灣也是，原來副刊都可以刊登非常嚴肅的文章，現在慢慢變了。我想現代政治、文化，包括很多東西都愈來愈有娛樂化和表演化的傾向。我常常開玩笑說台灣政治是另一種綜藝節目，是一個表演，這是20世紀的通病，並且帶進21世紀。

表面上看，這一套是近代從西方引進民主政治時一起帶進來的，可是我們恐怕忽略了人家後面還有一個invisible world，有一些內在的約定俗成的東西。比如說西方的校園裡很自由，但西方學校的長官有一種內在的權威。以我的感覺，現在大陸和台灣的校園根本管不住。自由體制下需要有一個invisible的世界，就是有一些起碼的約定俗成――有點像君子協定，但不用寫在紙上，是人心裡都認可的那種。亞當·思密說的「看不見的手」，是建立在許多慣例和共識之上的，從一種文化內部自然生長起來的才會有看不見的規範，移植進來的只是看得見的部分。那些看不見的部分有待用心培養。

以前，政治不幸是黨幹部在操作、壟斷，可慢慢地政治是另外一群人在做。

因為20世紀的政治帶有強烈的溝通性、市場性、甚至綜藝性，能在這個時代從政的是另一種人了。有人開玩笑說在兩蔣時代從政還比較簡單，現在變得很難了。現在是媒體政治，很多部會上班第一件事情是先看輿情匯報。

我的個性沒辦法參與這個樣子的政治，很多讀書人也一樣，這是知識人從政治上「撤離」，我從自己身上看到這種撤離。傳統儒家培養的溫柔敦厚，舊的規範和意義之下培養出來的讀書人，跟這個時代的需求正在慢慢脫節。「天地閉，閒人隱」，這是《易經》里一句話。

問：部分知識分子撤離、噤聲，那麼留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要是誰？

王汎森：今後的政治家要麼必須有非常的抱負、要麼個性極強，才能在眾聲嘈雜中堅立於強勢。從前的士人是向內修身、自我教養，然後經世濟用；但現在必須向外，最好每天都在談話，好壞不論，每天出現在報紙上。還有當然是名嘴了。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名嘴是一個身份，是這十幾年間出現的。社會上很多新的東西在生成，開始不去注意，慢慢的就會變成拿不掉的東西。名嘴就是一例，它使得政治進入一個新的形式。好處是你想了解一件事情，聽名嘴綜合一下就比較清楚了；壞處是沒命地談，24小時在那裡不停地說，干擾你，使得執行政策的人很辛苦――今天在台灣做部長很辛苦。

問：談談您用力較深的傅斯年吧，他的學術和政治報負。

王汎森：他在一個對學術還沒有什麼認識的社會裡面，要建立這麼「豪華」的學術，好比在一個還是三等艙的社會裡建頭等艙的學術。這跟近代中國人要在一個還是三等艙的社會裡建頭等艙的政治一樣，都是很不容易的。「五四」以來提倡民主的人，因為沒有見過西方民主跟自由是怎樣發展出來的，就有很多不切實際的想像，「五四」的刊物裡面充滿了這一類想像，它們把中國近代史拉向另外一邊去了；而另外一群人是完全不知道或者抵制民主體制。所以既要把一批人拽回來，又要把一群人推上去，我想對胡適傅斯年他們來講很難。學術如此，政治也是如此。

問：因為移進來的都是概念，沒有操作，沒有細節。

王汎森：所以有無限的水腫，膨脹的、過渡泛溢的想像。許多知識分子在左右的夾縫中生存，所以儲安平才說我們是第三種人。民主當然不是人類最好的政治，它的流行也就是這幾百年的事情。以前的人也在摸索集權的方式。晚清康有為在《公民自治篇》里講，我們跟西方最大的不同：西方是全國人都在用腦子，清朝只容許幾個大官用腦子，其他人聽就是了，這兩種國家的水平高下立判。照理說有議會有民主，亂糟糟不會更沒效力嗎？結果陳獨秀發現當時強大的國家都是民主體制的國家，這使他有很大的覺悟。我傾向於民主政治是一條較好的路，但裡面有若干問題需要摸索。

采於台北

寫於2012年10月

英文維基百科上的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生物多樣性」有種種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中之一，它是物種的安全保護。1806年，愛爾蘭馬鈴薯歉收，造成一百萬人死亡，另一百萬人移民。而這次歉收是因為當時愛爾蘭人只種兩種馬鈴薯，而這兩種馬鈴薯相當脆弱。

「生物多樣性」不但提供安全保護，也提供優選庫。為了對抗1970年代深深困擾印度稻田的草病毒問題，印度科學家從6273種稻子中，找到了一種有抗病力的品種，將它與其它稻子混種，目前正廣植到各地（《糧食危機：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美）威廉·恩道爾著）。如果生物多樣性消失，這種機會也就不存在了。

至於「文化多樣性」及「學術多樣性」——如果這世界只有一種文化，如果每一個城市的中心地區的建築物都是一個模樣，那麼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思？旅行要看些什麼？「大同世界」之所以可貴，除了有大同之處外，還應該有著文化的多樣性。如果能夠保持文化多樣性，那麼如果有一天主流文化失靈，也還有其他有用的資源填補上去。

記得亞瑟˙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有一篇短文，談到近代資本主義與電影文化，大致是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威力下，好萊塢的電影以大卡司、大製作、大宣傳，大資本席捲了所有市場，原先那些多樣的、小成本的、藝術性濃厚，甚至帶有實驗色彩的電影，被擠到邊緣，甚至消滅。我將這個現象解讀為「藝術多樣性」的消失。

文化如此，學術也碰到類似的問題。近年來全世界的學術界都在追問何以不再出現「大師」？對於這個現象可以有許多種解釋。為了一種應有的謹慎，我只能說說我個人的想法：即近代學術過度專業化，且研究議題過度主流化，而各種指標及影響係數又更加強了這種主流化的傾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連原先幾個比較具有獨立性的地區，如歐洲、日本，也被捲進這一個以美國為主的學術大流中而不自覺。全世界的學者們拼命往大流擠，如果不往大流擠，就怕自己的研究不能生存。而前述現象，恐怕與無大師的現象脫不開干係。

學術發展應該要有明顯集中的議題。世界知名的《科學》（Science）在2005年該刊125週年時，擬出二十五個人類將來最應解決的學術問題，這一工作非常有意義，可以將資源與人力引到幾個最關鍵的問題上進行攻堅。但是如果因此而抹煞了學術多樣性，卻是得不償失的事。

幾個月前，我參加一個歡迎Stanley Cohen教授的晚宴。我曾經在九年前一度與他同席，但並不認識他。然而我知道他在1970年代，因為開創基因重組的關鍵技術，把生物科技帶進一個新的時代。當天晚宴，我問他何以未曾得到諾貝爾獎？他的回答是「你是今天第六個問這個問題的人」、「請到網路上看我的口述回憶」。我因為離這個行道太遠，所以始終不曾上網看他的回憶。然而，在與他的學生談論之後，我逐漸明白他之所以能夠在那個時代有這個重大的學術創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因為他當時不在最主流的領域。Cohen教授的弟子告訴我，在1970年代初期，最熱門的是病毒等領域，而Cohen所做的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領域「細菌質體學」。而在當時的學術條件之下，這個冷門領域，卻反而比較有可能得到機會獲得前述的突破。這個例子說明了一件事實，學術發展要能兼顧主流的集中及學術多樣性兩件事。

接著我還要再舉一個類似的例子。我熟識一位世界知名的醣科學大師。據我所知，在化學的幾個大領域中，醣很複雜、非常難研究，而且功能不清楚，所以是一個冷門的領域。這位世界知名的學者最近在一個演講中提到，他在美國幾十年，因為所做的是冷門的領域，所以碰到許多困難。譬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補助，幾乎是所有生醫研究的主要來源，而他在升任正教授之前卻始終未能得到。所幸他曾被選為美國總統年輕學者，加上其他資源的挹注，才得以支持醣科學方面的研究，並且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隨著2006年人類基因定序的完成，人們對醣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醣變成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而且潛力無限。這個例子又告訴我們學術多樣性的重要。

在任何一個時代，當然要有幾個主流的領域，以便集中人力與資源進行突破。但是，並不是所有重大的學術突破都是線性的，有許多是「旁行斜出」，或是在與別的領域、別的線索互相交流、引會時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把所有的資源與注意力都放在一個時代最受矚目、最主流的議題，並不是最好的理念，應該要部分集中，同時維持學術多樣性。我一直懷疑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地到來，卻極少有經濟學家預見這個危機，與經濟學發展的過度計量化、主流化、一元化，缺少學術多樣性不無關係。

許多很有特色或很好用的東西，因為某種原因（有時候是品質，有時候是時髦，有時候是太貴，而且有些時候可能只是賣得太便宜等想都想不到的理由）被市場排擠到邊緣，甚至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也忘了它們的存在。文化、學術、藝術也是一樣，在「生物多樣性」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觀念的今天，我們不能不為文化、學術的多樣性多說幾句話。

Norbert Elias 1939年在《文明的進程》（U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中這樣說：「生活水準……總是部份地被自己的社會在全球網絡的分工體系中的位置所決定了。」[1] 這段話已經透露了「全球化」的味道，但我們知道這個現象在最近一、二十年變得比N. Elias的時代嚴重不知多少倍，事情不是「部份地」被決定，而是越來越「大部份」地被決定。

從文化上看，全球化與在地化，當然是對立的成份居多，只要看地球上消失的幾千種語言即可知，而且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在資訊與經濟的統合過程中，把兩者之外的大大小小事物也捲進去。現代科技發展出來的訊息傳播及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使得時間、空間的距離似乎不再具有意義，但另一方面，文化重視獨特性、差異性（但不是基本教義式的在地性），所以就文化層面而言，時間、空間的距離仍具有莫大的意義。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思考經濟與思考文化之邏輯不同，也不應相同，這是根本。文化是日常生活實踐的一部份，像是空氣之於人類，平時並不覺得它的重要，可是一旦把空氣抽光了，它的重要性即刻突顯出來。絕大多數的文化內涵都是在地生活的實踐，而生活及傳統中有許多元素並不能市場化（譬如在公車上讀詩，不一定有市場價值），準此，我們如果再回過來思考這個問題時，便有一個輕重之分，不必為了上國際舞台而本末倒置。

但是我們又不可否認，全球化在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方面的支配力愈來愈大，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你不理它，它要惹你，故不能不重視。因此問題應該是雙面的，一方面是如何正視全球化與台灣在地文化之間的問題，並在其中取得足夠的優勢；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化與在地生活分不開，不能「為了核子，不要褲子」，不能為了在全球化的競合之局中力爭一個位置，而犠牲了在地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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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世界與市場的世界可以是單向的，但也可以是雙向的。在地的東西也可能藉著現代科技的平台而闖入世界舞台。重點是在地的文化一定要在市場的意義上強到一個程度，才可能有這方面的契機。另一方面是我們擁有的訊息傳播工具或通路系統必須強大到一個地步，才有可能將在地的變成全球的，這兩者一樣重要。以我們台灣這樣一個規模不大的文化體來說，必須既獨特而又吸引人，才可能契入全球舞台，而且還要經過一個包裝或重新編碼的過程，使得內容與意義是在地的，可是用來表達的語言是國際的。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所能掌握的各種訊息及通路必須夠強，也就是手上的擴音喇叭聲量要夠強。本世紀法國年鑑學派史學曾經引領世界史學的風潮數十年，在它聲名最盛時便有人說：論史學作品水準之高，義大利可能不輸給法國，可是世界文化擴音器握在法國人手裏（包括法國史家著作英譯），弄得幾乎沒有人知道義大利史學家在做什麼。在地文化與全球文化市場之間的競合，也靠這龐大的、內容多樣的擴音器與通路。2002年，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台北演講時好像曾經強調SNG車使得在地的東西也可以成為全球的。但是，訊息及通路世界的操作複雜度遠遠超過SNG車不知多少倍。

事實上應付全球化談何容易。一九九○年代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大力提倡「亞洲價值」來和全球化對抗，結果成效非常有限。最可悲的其實是，所謂「全球化」幾乎等於「美國化」，歐洲國家也被美國弄得口不能言，在人文學這個行道，歐洲、日本昔日原有的榮光漸漸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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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觀察沒錯，對於台灣這個規模的文化體來說，全球化下的文化情勢，常常像是流行性感冒一樣，感冒要來時擋不住，要去時留不住。處在這種情境下，在地文化的主體性要夠強，才能對全球優勢文化的影響有所篩選或調適。

所以台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極具包容胸懷的文化主體性，才能在全球化的局面中自處。但目前談台灣文化的狀況卻是最困難的，因為台灣文化面臨幾個問題：

（一）文化領域嚴重政治化

寫這篇短文時，我曾請助理在網路世界尋找一點參考資料，卻廢然發現過去幾年沒有幾篇相關的文章。在僅有的幾篇中，對於過去、現在或多或少有些看法，對於台灣未來文化方向則大多不敢置一詞。我認為「集體緘默」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十年政治力量對文化產生嚴重的壓迫，文化問題與統獨議題牽扯得太密，如果多說一點中國歷史文化，就會被冠上統派的招牌，如果強調得少，則會被戴上獨派的帽子，政治與文化之間不清不楚，是目前台灣文化狀況的第一個大問題。

在一九九○年代以前，如果有人問到台灣文化的前途，人們最關心的是自由民主或專制威權、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是非往往很清楚，把某一方面痛罵幾句，再對另一方面提掇幾句，便成為一篇過得去的文章。可是今天，原先那些爭論得津津有味的問題，大多失去了現實的關聯性，即使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仍然要問是中國的傳統還是台灣的傳統？

（二）「文化」與「學術」鴻溝加大化

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化界有一個重要現象，即「文化」與「學術」鴻溝加大化，知識份子與現實事務疏離化（the alienation of intellectuals），兩者都與政治的無窮糾葛、及學者高度專業化有關。此外，橫跨學術與文化兩界的刊物也日漸減少（如報紙副刊一度兼有一些跨學術與文化的東西，現在基本上也不見了）。

知識份子從社會政治議題抽身，把政治事務留給政客、政論家，知識份子從文化領域抽身，把文化留給外國翻譯作品來填補。從各處抽身後的學者忙著自己的專業，對學術水準的提升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太過火了，也多少會有流弊。

（三）舊價值已消失，新價值未建立

近十幾年來台灣的知識圈子悄悄發生了一些變化。借用Lynne V. Cheney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一日在美國《高等教育紀事》發表的〈美國人文學狀況報告書〉（Humanities in America -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所說的：「真理、美、善，都不是永恆的問題，而只是為某些團體作為駕馭別人的一種手段和一時的看法。」錢尼的話雖然不一定對，不過我們確實必須承認，過去台灣文化界所珍視的一些基本東西如「知識份子」、「真理」等，現在好像變得有點過時。所有從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余英時先生、許倬雲先生、林毓生先生、張灝先生等等這一輩人作為討論出發點的正面價值，在今天似乎用舊了。確實，台灣的文化問題已變得非常精微、複雜，並非舊觀念所能涵蓋，問題是，新的價值是什麼？

（四）制度的空隙

如果以廣泛的文化議題而言，在政府建置方面，出現了一個三不管地帶。現有部會中與教育、學術、文化有關的，有教育部、國科會與文建會，但我總覺得在上述部會之間，有一個涉及廣泛文化意義及人文精神的部份，不是上述單位支持鼓勵的重點，那麼誰應該挑起這個擔子呢？

涉及文化、價值層次的事情，政府單位不應該管，即使想管也無能為力，不過我認為仍有許多間接性的措施可以著力。以文化市場為例，高度全球化下的文化市場正在無孔不入地編派、篩選我們的文化產業，也正在決定我們的國民教養品質。在過去一、二十年，台灣出版界失去過去的一種特質，即不再大量出版帶有人文意義的教養叢書。我並不認為過去就是好的，不過原先頗有影響力的「人人文庫」、「協志工業叢書」、「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新潮文庫」等等，這些多少帶有教養性質的叢書幾乎已經成了過去式，我們一時也還未看到任何可以扮演類似角色的東西出現。我們的教育、文化單位可不可能透過任何間接性措施調節一下這種偏枯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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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些籠統粗淺的觀察。最後想強調，在全球化的情勢下，如何建立一個偉大而具包容力的文化主體性，是台灣文化界刻不容緩的急務。

[1] Robert van Krieken, Norbert Eli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ge, 1998), p. 108.

王汎森，知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明代中期至1950年代之思想史、学术史及史学史研究，着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和《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专着及多篇论文。

作为复旦“人文振兴计划”支持的首个学术访问项目，王汎森到复旦讲学8天，举办总题为《“执拗的低音”》的四场大型系列讲座，内容主要是他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一些再思考。王汎森认为，在近代中国，当新的思想典范逐渐占据历史舞台时，有不少带有传统色彩的学术论述被推挤到历史边缘，这些思想、论述、视野及方法中，有许多值得重新加以检视。

王汎森的系列讲座开启了复旦的网络公开课。在第三讲结束后，他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有很多创新，不是计划得来的

东方早报：中央研究院是华人世界中学术研究机构的一个典范，您曾说学术独立是中研院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请问这种自由独立而富有活力的学术环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是由近代一群新知识分子集体的心血所创建。第一批前驱者，都有很深厚的传统旧学的素养，同时又深受西方学术的熏陶，对西方近代学术和民主政治比较深入了解。包括像蔡元培，还有以下的许许多多人，基本上都有同样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创建这个学术机构的时候，很自然就维持这样一种精神，坚持一定的学术标准，尊重学术研究的纪律。

他们都认同对知识的追求，像我刚才演讲引用的丁文江，他曾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喜爱引用庄子的一句名言“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之所以突飞猛进，其中一个大秘密，就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研究精神，对不管是自然还是人类世界的问题的好奇跟纯真的追求。

在《蔡元培全集》里，有很多蔡元培为其他书写的序，也有不少他为各种学术团体，或学术活动写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对最基础的学术的浓厚兴趣，只是求真，而不管是否时髦，是否赚钱。他最有兴趣的美学、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史学……都是一种很纯粹的知识的追求。这种追求渗透在中研院的每一个角落里，包括自然科学都是这样。因此他们跟当时的很多传统学者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干部，还有一些比较守旧的学者，他们对中研院这些做法，并不是很能引以为同道，也有很多人想要抵制，可是这个传统毕竟已经坚持下来。

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中研院在创院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是很被看重的。像后来对台湾经济非常有贡献的李国鼎先生，他从剑桥大学读完硕士回来，当时中研院天文所觉得李国鼎太棒了，既能办事又能做学问，就想要直接给他研究员。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就说，不行，以他这样的资格最多就是副研究员。中研院对这项原则坚持了很久，后来李国鼎没有来，他投入了政府，成了台湾经济科技的教父。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研院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学术的标准，不管谁来都一样。

东方早报：您曾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强调学术环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环境与学术研究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王汎森：科学的创新、知识的创新，是非常不确定的，而政府或学术领导机构的管理方式是要计划确定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冲突。当然没有计划、没有轨道，它会乱跑。但是富有创造的东西往往都是未知的、不在轨道上、飘忽且不确定的。许多新知识一开始看起来很稀薄，很不确定，很不稳，很敏锐，一触即散，没办法完全容纳在「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东方早报：您曾撰文《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以英国哲学家伯林为例谈横向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您能结合自身的研究实践谈谈台湾横向学术交流的状况吗？很多学者谈及在上海做研究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型，而在北京，学者群体的互动很密切，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汎森：我其实了解的不是很多，没办法乱下判断。我倒觉得，文化界之间的交流很多，很像1970到80年代的台湾文化界，就是台湾解严前后，那是最辉煌最热闹的时候，最能激发各种可能性的时代。

至于台湾学术界的横向交流也不是很好。比如说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研究风气最盛、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它总是刻意把不同系的人放在同一栋楼好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用午餐。因为它们知道，现在学术专业性越来越强，像十九世纪末维也纳咖啡馆的那种热切的横向交流，愈来愈少。而知识的火花、拼图，很多残缺掉的拼图，很多使得表面看似无用，或表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转为大用的东西，又都是在那种环境下出现的。所以西方很多杰出的大学创造各种条件，用各种方式来让相同学科乃至不同学科的人碰撞在一起，让你自然去交流、去激发。

像去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那两位师徒（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俄罗斯裔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们以石墨烯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做的都很简单又很有创意，比如石墨烯的取得，就是用胶带从石墨上撕起来，那竟然是用最好的机器都做不出来的薄的石墨烯。他们的许多想法都是他们老师每个周末在家里开一个科学狂想派对时想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交流的风气不强，主其事者要尽其可能去创造那样的条件。聆听是很重要的，圣人的“圣”字就是一个耳朵旁。我觉得虽然学术讨论会变多了，但是像世纪末的维也纳那种热切的交流却变少了。现代学者变成寂寞的知识分子。

 人文学科要像养孩子一样

东方早报：您去年底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台湾的知识分子文化似乎渐趋没落，而在大陆，这些年关于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历史的书写非常受欢迎，像西南联大毕业的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风靡一时，能否谈谈对两岸知识分子文化一冷一热现象的理解？

王汎森：对大陆的知识分子文化，我的了解不算多。我在成功大学的论坛讲过一次“知识分子的没落”，没想到下面坐了位《联合报》的记者，回去报道了半个版。隔天，很多人都问及这件事，可见这个问题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关心。「知识分子」有这么长远的历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突然间却没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了。现在台湾一般人似乎觉得自称「知识分子」有点过时，觉得是老派的人。在学生中问有没有以「知识分子」自期的人，似乎也不多。那他觉得自己是什么呢？「知识分子」比专家还要多一点内涵：要有公共的关怀、现实的关怀，要有使命感，要有一种对公共利益维护的责任等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后面，有种气氛及使命在那里。

现在台湾一般学者大多只愿意唱「艺术歌曲」，不再唱「流行歌曲」，也就是大家多专注于学术研究，不太愿意理社会应用或现实关怀的层面。所以原先“知识分子”关心、承担的现实关怀的部分，表面看来有三群人把他分掉了。一个就是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生态的、环保的、反核的，或是维护古迹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另外一个就是媒体的工作者。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取得各种相关的知识，google一下，起码的背景知识都有了，所以谁都可以评论，不像以前要专门学者才能办得到。还有一个就是名嘴，名嘴把知识分子评论时政的部分取代掉了。可这三群人都没有说他们是“知识分子”。

对这个现象，我没有解答。我是个历史学者，我重视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已经有十来年了。后现代主义可能有不小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述，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期许，好像觉得有点过时。后现代主义者觉得带一点冷、一种嘲讽，看起来才帅。知识分子的风格好像跟后现代主义所讲的东西不太协调。

     东方早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21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您也说，台湾有个现象，人文学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您觉得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王汎森：这十多年来，学术界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生物科技光芒四射。基因解码成功以后，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出现，生物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比如治病的方式都可以有不同，像个人化医疗，根据基因特色针对性地用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可以做到了。数理、人文跟社会科学，好像没有这么宽大的新天地，所以媒体整天讲的就是生物科技的新发展，把镁光灯都吸引过去了。不要觉得好像就只有人文感到孤独，数理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

第二，高等学府过度往产业化、商业化的方向走，这也使得人文跟社会科学觉得很寂寞。因为人文学科不易跟产业化跟商品化扯上关系，所以在学校里它随时随地都要说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本来人文学科就像养孩子一样，养孩子，你就一定要投资，不必把利益回收的想法放在它身上。可是因为现在的学校，大部分这些学科都是在一起，所以一个学科的标准就要用到所有的学科上，这也造成人文学科的一定的困境。你要先费尽唇舌地说明自己是谁，才能不太安稳地在那里待着。

     东方早报：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汎森：不好，全世界对人文学科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标准化不是内容的标准化，而是评价的标准化，使得大家都要做安全的事情。但创新本来就是不太安全的。整体来讲，我常用一个比喻——“高原”，就是世界通过种种标准化，把学术推到一个高原，可是高原上面应该还有东西，这是以后要发展的，要怎么样使得这个高原上面的东西还可以向上升发，是我们要用心思考的。

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应该是水龙头理论

    东方早报：大陆知识界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人文科学研究其实并非是遵循历史的进化论，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认为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既有传统国学的背景，又在西方大学和社会充分熏陶过，已经是很难超越的丰碑，有一种隐隐的悲观主义和挫败感。对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怀旧情感，您是如何理解的，台湾知识界有类似的情感表达吗？

王汎森：对年轻一代不要失去信心，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都有一代的面目。我常常觉得，我那些学生写这样的东西还找不到工作，那我们以前简直运气太好了。

东方早报：在大陆，学术人才与科研经费越来越聚集到北京、上海这种大型城市中的重点大学，这就形成了学术资源的分布不均衡。请问在台湾学术界有类似现象吗？还是说台北、台南、台中等地的高校保持一个大体均衡的状态？

王汎森：学术资源是不可能平均的。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的学术要有一定的重点，是没办法完全平均的。

西方是有一些名校集中了很大的资源，可是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来自私人企业的捐款。在华人世界，商业跟企业界对学术界贡献不够，校友的贡献也不够。西方有很多名校并不是在大城市里面，我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就位于一个小镇，所以它并不是因为地域而集中了资源。它是因为学校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因为它的名望，所以校友和其他各方面的捐款自然而然地都奔向它而去。

第二，不久前，我在《南方周末》写过篇文化多样性的文章，意思是我们也不能只看到那些正火红的东西，有时候重大突破是来自旁边的，也不一定是要有那些大钱才能真正做出大东西来。

第三，现在的大学，挖人很平常，美国更是如此，每个人一生中跳好几个学校。但挖人并不是值得鼓励的事情，最值得鼓励的应该是怎么样好好地把你的人从年轻的时候培养成了不得的学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不敢说中研院是怎么样了不得，但中研院把许多刚进来的年青人培养成很好的学者。我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时，适逢史语所八十周年，我们编了一本简介列出八十年来在史语所待过的人，这张名单真是要让人吓一跳。虽然有许多人待了三年、五年就转到大学去，可是史语所对他们的直接或间接培养之功是不能被忽视的。所以应该从制度与环境，为学者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老实说，比起生物或数理科学，人文跟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经费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认为它的资源要像水龙头一样，当需要的时候打开就有，资源要准备在那边等着它。人文社会科学使用资源的方式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一大笔钱砸下去，买世界最新的仪器，马上见到成效。可人文跟社会科学，有时候乱砸钱，反而淹没掉了它原来的工作时间。人文学科最需要的是人才与时间，狂风暴雨似地给它一笔资源，有时候反而害了它，这里面的分寸要拿捏住。

我常常苦劝台湾的一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拿钱比较难，故分配资源的方式要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你应该有一笔专款，类似于基金保留在学校里面，让它们需要的时候就有，不需要的时候，也不要浪费。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应该是水龙头理论，还应该是细水长流，它不应该是狂风暴雨。但是听我意见的学校并不多。

最后我觉得社会价值中对人文学者的重视与否，对人文学的发展非常关键，恐怕跟资源的有无一样重要。

 现在的人文，缺少沉淀跟摸索的文火慢炖

    东方早报：茅海建教授在其《近代的尺度》新版序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发表论文在青年学者成长中的位置。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黄金年龄是50岁之后，之前最好是多看资料多思考，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实同时也是在学术写作中慢慢成长的。对于发表论文与青年学者成长的问题，您怎么看？

    王汎森：史学工作者的成熟期比较晚，可是它所关心的问题，所形成的探求方向，基本上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有些苗头了。而且不管是研究或写作，从年青时就要不停的磨炼。以前教史学方法的老师(台湾大学姚崇吾)讲，“骑马一定要骑在马背上，游泳一定要跳到水里”。在史学研究中，实做是很重要的，要骑到马背上，跳到水里。前面说到很多想考虑的问题，研究的方向，都要比较早地慢慢形成。但现在急于求成，硬要逼着年青学者发表一些论文，比如说一定要写两篇，刊发在哪一级刊物，这太过了一些。

 东方早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是年轻学者不发表论文或者说不多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就无缘于职称升等、课题经费的获取，而年轻人大多数收入偏低，生存的经济压力又很大，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每天忙于写作和发表论文，甚至迎合体制的需要去发表论文，对此现象您怎么看？

王汎森：在台湾，现在年轻的学者也比以前的学者要忙，要紧张，但不完全是为了薪水。严格来说台湾的薪水并不高，比起香港、新加坡算很低的，但经济不是唯一的考虑。主要是现在整个学术的气氛都太紧了，缺乏沉淀跟摸索的这样一个文火慢炖的过程。以前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时规定，年轻人刚进所的几年内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凭情而论，我觉得以史学来讲，傅斯年这个规定是有道理的。

我跟一位同事编过一本《新学术之路》，把史语所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请来写他的学术历程，或是找他的门生来写。我发现，史语所的新进同事往往花一、两年读一、两部重要的史书，因为这些史书份量大，光是点读一遍往往要一、两年的时间。那些书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奇特的，却是你摸索这个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人都回忆说，他们之所以有若干很好的成绩，是因为曾经沉潜而深入地读那几本书。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傅斯年所讲的是有道理的。

    东方早报：现在大陆学院体制内学者的升等、奖励，基本上都是跟学者的科研成果、课题等衔接在一起，而面向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日常教学工作，则普遍不受到重视，这导致很多一流学者不太重视本科生教学，而大学生也叫苦四年大学生活听不到名师的课。请问在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台湾是如何处理的？

王汎森：在德国洪堡德提倡大学改革之前，大学基本上就是教书。洪堡德把它二元化，大学除了教学，还要研究、出版，而且研究出版的还不能只是简单的教科书。20世纪到了二三十年代，又回到了单元体制，这次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型的大学，把大学过度地研究化。

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高等教育界有三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广设大学，让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把原来的专科（工专、商专等）都升格为大学。一旦升格为大学，它们又要模仿那些研究型大学，拼命要老师学生发表研究论文。所以它很多原有的实作上优势就消失了。原来那些专科能力非常好的，像建筑画图、机械实做，几十年来很强的传统，突然间就没人会了。

第二，大家都要研究型大学，大家都认为研究才是唯一的评价，没人在乎教书了。台湾在这方面冲了一、二十年了，可是近几年，有一种反省的声音出来了。因为我是很多大学的校务咨询委员，我在很多地方开始听到另一种声音了，大家又开始想要回到双元了，认为这两者都要同时重视，然而一时还扳不太过来。中研院原来有一位副院长，后来去做了一个极有名的国立大学的校长。他竞选校长的时候就清楚地讲，如果我来做校长，我要把稳“大学原来是为什么而设”这件事情，注意教学，注意学校的公共活动等等。最近他卸任了，大家都觉得他做得很成功，也没有因此就觉得好像这个学校从此在研究上就堕落了。

 学术行政不要过多干预学术研究

东方早报：余英时先生培养了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请结合您个人的经验谈谈余先生是如何造就人才的。

王汎森：余先生所待的都是西方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所以他可以集各地来的菁英而教之，此外还有很多来访问、交换的学生或学者也都受他影响。西方的学校有大量的访问、交换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大陆学术界应该大力鼓励的。

余先生培养学生有两个特点。我记得有一年，普林斯顿学生报评价他的课程，说他把你带到水井旁边，但他从来没有把你的头按下去喝水，他让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喝，怎么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余先生读很多书，见多识广，他常常会在讨论之中给你一个指引，等你经过多少的探索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往往会觉得“哦，原来如此”。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世界知名的教授，余先生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部教师，我猜他是想说那位教授旧书读得太少，没办法深入那个领域的知识跟材料的内部，给你提出一个有价值的指引。

    东方早报：您1993年就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您自己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最大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王汎森：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我教很多课都编有基本材料书，只是我从来没有把它们整理成教案。我上课基本上是要学生阅读那些基本材料，作成一个骨干，然后再尽量地旁及。另外我也要他们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或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我们探索东西，像天线在搜寻信号一样，必须要让学生的天线时时维持在开放搜寻的状态。

     东方早报：您此前担任过国家科学委员会人文及社会科学处处长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现在又担任中研院副院长，但您的学术研究仍然很有建树，您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是如何平衡的？

王汎森：没有平衡，最好还是不要做。行政事务确实很繁重，我常常要熬夜，有时上厕所都要用小跑步才行。不过行政也锻炼我们公共生活的能力，逼迫我们扩张自己的能力与心怀。

学术行政对学术研究不要过多干预，你要维持它自己的空间。你要把水龙头准备好，让它要打开的时候有水，这一点非常重要。现代的学术领导者最好能在最合适的时机给学者一张空白的支票，让它需要cash的时候,有经费可用；它不需要的时候，也不要浪费。这种资源还不仅仅是经济的资源，而是各种资源。

興趣緣起

受到父親的培養，王教授從小就對人文領域十分感興趣，但到高中甚或大學時仍只是比較廣泛地閱讀，之後才漸漸將歷史作為畢生職志。早期閱讀經驗中，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等三本史著（中譯本）的宏觀視野、磅礡氣勢，讓他留下深刻印象，天真的心靈中隱然認為自己將來若以歷史為職業亦應如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嚮往著將來要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寫一本大書。

但是這個天真的夢很快就醒過來，他很快便察覺這種「豪華」的夢想很難達成。因為現今學界的規制已不太容許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撰著一本關照面廣泛的書。其次，他表示自己能力不足，不擅於「綜述」 (paraphrase) 別人的觀點，而目前寫這一類大部頭的書大多得依賴他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早已不做此想了。

不過王教授強調：「這種『豪華』宏觀的史著仍有其價值，我一向覺得不能因那本書是否流行而立斷其評價。」過去西方許多史學家的著作或理論曾流行一時，但也迅速地退潮，猶如風捲殘雲，如今已少有史學系學生閱讀湯恩比的《歷史研究》，或將其視為重要史書。然而王教授說：「有時我回過頭去翻閱，還是覺得裡面有很多好東西，至少這些歷史巨著裡面有許多震動力　(vibration)，從中還感受到歷史工作的莊嚴感，也能刺激思考——我想我已沒有能力從事這種工作，但我從中確實得到研究的動力與刺激，願意將觀照層面拉長。這也就是為何我的研究興趣從明、清一直延伸到民國時期。」

受陳寅恪先生、余英時教授的影響轉往思想史

在台大求學時，王教授原本對先秦到戰國及魏晉南北朝史感興趣，當時深為陳寅恪、錢穆、唐長孺等學者的文章所吸引。而真正投入思想史研究，則主要受余英時等幾位研究思想史學人的影響，尤其當時余英時教授的論著吸引、帶領一代年輕學者，從中獲得啟發，並尋找自身追求的方向。

對明清到民國五百年間的思考學術史的興趣

習慣將研究視野拉長而俯視歷史的王教授，在思想方面，同意南宋以下是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南宋以來儒學的內涵通過《四書》而展現，佛學的影響以及理學的興起，對古代經典形成新的詮釋，影響近世中國文化至深。故清末梁啟超、嚴復等人都曾有「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另成一個格局」的觀點。王教授基本上同意此一觀察，並認為其上承中古、下開近世，又與近世文化交互影響。同時王教授也借用黃仁宇曾經在《中國大歷史》或其文章中提到過的「五百年成一格局」的觀念。也就是明代中期以降到清代以迄民國這五百年間，隱然成一格局。

他說明中期以後，思想上有陽明心學出現，明中葉後社會各層面亦有大變動，隱然呈現一個交互、相關的格局，觀察這五百年光景之變動與其中隱然的關係，特別具有研究意義。但王教授也強調，其間的關係不是單純延續，而是「常」與「變」的交光互影，希望將來終究能將現行的研究範圍上推到南宋以降的所謂「新傳統時代」。

對歷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

訪談中，王教授也提出幾點其由史學研究中，長期體認的心得以及目前主要思索的方向。

首先是對「歷史實作」之反思。碩士班時代，王教授頗沉浸西方史家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脈絡分明、綜覽一切的寫作與思路。柏林往往能聰明地用幾條大脈絡，講出西方近代思想的若干重要歷史問題。不過當自己真正接觸大量史料後，才發現歷史知識與證據的高度複雜性，往往很難以一、兩條清楚的脈絡概括全局。王教授解釋：「人需要在一個複雜情境裡，重新摸索、重新觀看各種證據，再給予解釋。由於歷史材料的複雜性，新的想法往往都是重新摸索各種紛繁的證據而來，通常這個新的解釋，會比原有的從外求索而來的大脈絡更好。」

再則，王教授說明自己反對史學著作太過貼近現代人的想法，也反對過度以現代情境投射回去選擇歷史證據。他認為，若研究歷史只為了滿足現代人的「喜聞樂見」，總選擇現代人喜歡見到的主題或歷史現象，將會造成以管窺豹的失實。王教授說明：「雖然當時社會的那些層面確實存在，但研究歷史是要認知整體時代的現象，主、從為何，如果將主、從倒置，將旁枝末節易為主流的詮釋，那不就失焦了嗎？」

他強調要避免從事歷史研究時「後見之明」的情形。王教授提及，歷史家與歷史事件的發展，兩者最大的差異是「因果組合」相反：歷史事件的發展順序是由A到Z，由已知向未知邁進；而歷史家則從Z到A，由已經知道歷史的結果之後，再倒回去研究它的發展。兩者為截然不同的邏輯順序。王教授說道：「要冒充不知道一件事情非常困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過去那些歷史事件的結局與答案，所以我們在重建它們的歷史時，已經受到這個已知的結局的影響。研究歷史應該試著回到過去那個場景，找出當時情境為何，未來的可能發展選項為何，歷史行動者如何思考、如何抉擇等等。」

其四為西方詮釋學裡的「視域」概念 (horizon) ，或譯為「境域」。王教授說道：「人們如何注意到一件事情？若沒有『視域』，就算看到材料也視而不見，打開『視域』，才會有機會看到以前根本早已存在的東西。」

最後，他強調研究每一個時代的思想，要注意各種思潮互相競爭的現象。以往描述思想、學術史，往往習於歸納出一個主流，而不顧當時還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論述；或是，找到一條與主流論述不同的線索，便引為新說，駁斥原有論述。王教授認為：「每個時代本的思想世界來就是多元競爭的關係，雖然某一時期有一個主流論述，但主流的位置時有更替，其他旁流、支流仍存在並與主流競爭，應從這種競爭並存的角度看待思想學術史、文化史。歷史上從未有眾人想法都一樣，或是只有一個主流的時代。

貳、未來欲開展的研究方向

王教授從美回國後不久便擔任史語所副所長，歷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有段時期更同時擔任史語所所長與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史語所所長卸任後兩個月後，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長期忙碌。未來幾年的研究規劃為整理未定的積稿，大致上有五個主題：

對於明清思想的轉型、晚明文化作一整理

　　王教授對這個時段長期有所關注，認為晚明文化之複雜、有趣、變化萬狀，與義大利文藝復興頗為相似，其間創新與保守，解放與拉回的兩股力量並存競爭。

嘉、道、咸間的思想與學術

　　王教授說，嘉、道、咸時期正是西方變化非常劇烈的時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撰寫（1867年初版）、達爾文《物種原始》均在此時期產生，近代西方文明大受其影響。以往中國研究思想、學術、文化史者卻多不深入探討這一段歷史，在論述乾嘉考據之後便直入洋務運動，彷彿期間未有值得討論之處。此半世紀時期剛好可與西方的發展作對照。

清代的政治壓力對思想文化的影響

　　此為王教授十幾、二十年來斷續進行的一個計畫。今（2010）年一月史語所的講演〈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便是其中一個章節。今年十月，王教授也將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作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紀念講座」的演講主題。

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之所以關注此議題，可以溯源自王教授少年深刻的記憶——1966年大陸宣佈文化大革命。日後他便特別關注文革相關事物，尤其是，人們要不斷自我坦白、自我交代、接受批判，並將他人的批判視為對自我的幫助等等面向，致使王教授關注近代中國逐步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歷史過程。王教授已針對相關議題發表過幾篇相關文章，如明清的省過會等，[1] 都是為舖陳此現象的背景，但未加延伸論述，尤其是近代思想中「主義」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問題等，尚未能統整成冊。

執拗的低音

　　此為王教授近期的構思，「執拗的低音」一詞借自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當下一波漢學轉變浪潮來臨時，他認為應該對近百年來被新思潮所遮蓋或吞沒的許多歷史見解，重新檢視並加以理解。

　　一些隨著新文化思想的當令，而被掃到一邊的歷史見解，其中不少仍深具價值，或較符合歷史本貌。如古人將哲學、經學視為不只是學問，同時也是一種生活的實踐，而現代人則將哲學僅僅當作是學問。王教授說，百年來，我們用力學習西方學術文化，倒遺忘了這些低沉的呼聲 ——「執拗的低音」即為重新思索古代文化研究或歷史的詮釋。

參、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規畫與願景

王教授在今年一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當日，已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未來擘畫做過一些簡單說明。

首先，他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的學風傳承，即「任何在你領域內言之成理的問題，都可專注去研究，沒有人會去干涉」。從1928年中研院建立以來，蔡元培先生所言「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即為當時許多創院者共同的看法，陳寅恪先生也曾說「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胡適、傅斯年也有相同的見解，此信念一直是中研院傳承的精神。王教授說自己在史語所工作二十多年，從沒有人指導或暗示研究方向，他以自己常用的「水龍頭理論」作說明：「當研究人員需要幫助之時，水龍頭打開，水就流出來——在最需要時給予支持，這便是院方、所方要扮演的角色。」

其次，各所每隔一段時間須回顧｢大方向｣，發展有重點、有特色的領域，但並不干涉個別研究人員具體的研究內容。由於中研院研究人員的工作便是研究，比起大學教授的時間多而且完整，故有條件而且應該抓住重要問題，投入長時間深入研究，進行有意義、有挑戰性的耕耘，形成大規模的成果。

學問需長時間下苦功才會有成果，無論人文與科學研究均然。王教授猶記某次與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院士談論學問的方法，崔院士表示一個題目沒有六、七年的研究不可能有重要的impact。王教授舉例說，像嚴耕望先生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或《唐代交通圖考》，前後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累積資料、深入研究，就能對大問題得出重要成果。

在實務方面，王教授有幾個構想。

一是希望近期能辦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專書的獎，希望鼓勵專書寫作風氣，扭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過度偏重論文的毛病。

二為這兩年將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與「第一屆國際台灣研究會議」兩個國際型大會，藉此國內學界得與世界漢學界交流，與這十年內浮現的新興學人切磋。另一方面，藉由舉辦會議能使中研院內與這兩個大會有關的研究單位盤整聯繫。國內先前未曾辦過「國際台灣研究會議」，中研院內研究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學各方面的學者陣容堅強，位居多所，藉此大會不僅能與世界學界切磋連絡，也有助於聯繫院內各所同仁，讓大家更瞭解彼此的議題，規劃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三是規劃人文講座。

最後，王教授表示：「如何能讓院內每個人充分發揮、作出他最滿意的成果，是我們不可迴避的責任。」希望一般研究員視中研院為安身立命之處，但亦須有些壓力，處理一些有挑戰性的議題，方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肆、對中研院明清研究學者的建議

王教授引述張光直院士、杜維明先生的發言。張光直先生當年回中央研究院擔任副院長時，曾表示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漢史學者的地方。而幾年前，杜維明先生曾在學術諮詢總會中說，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明清研究學者聚集在一處的單位。這十多年間全球明清研究蓬勃發展，藉由此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籌備，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更可藉前述本身已有的優勢作為一個基地，與世界明清學人交流。

其次，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應將自己專門研究的優勢發展出「可辨識」的特色，深入掌握史料並以帶有世界史的視野切入、比較與研究。他認為台灣的學者應「找出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獨特的生命力」。他說：「我們一方面要『預流』，同時我們也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來！」

王教授也提及必須注意到「東亞視野下的明清」，即明清研究應放在整個十四世紀以降的東亞來看，其中奧妙就「如同陳寅恪先生論證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般有其環環相扣的聯繫」。[2] 近年來，人們慢慢注意到早期東亞各種來往、文化交流等，這些連環部分正是前人論述不足之處。

此外，他也提到歷史工作者應充份吸收各學科的成果，也要充份關注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成果，從中培養一種視野，進而充分發揮並培養自己的研究特色。目前明清史流行的各種主題，不管是新文化史、物質史……，都應與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等領域結合，不僅只是「復活」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是將所有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研究。

此外，王教授表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學術交流平台。他一直有籌辦明清研究刊物的想法，刊物或可定名為《明清研究》，由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籌辦、主編，一年兩期較為適當，雖然稿源會是項挑戰，但不失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提升能見度 (visibility) 的辦法。

[1]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1993），頁679-712；〈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頁245-294等文章。

[2] 參見陳寅恪，〈下編：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1981）。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19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19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1]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美國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於1987年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於2001年出版了《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這兩本書在西方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不知為什麼，當時居然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尚未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有任何危機。然而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

為了印證這個觀察，我在今年六月初請同事上「聯合知識庫」查詢[2]，結果得到如下的數字：「知識分子」一詞在1951-1960於該資料庫中出現640次；1961-1970年之間出現1100次。它的高峰是1971-1980（1910次）及1981-1990（2590次）。所以1970-1990這二十年是台灣「知識分子」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時代，此後的十年，1991-2000比前十年少了一千多次（1525次）。而最近十年（2001-2010）又比前十年少了約五百次，共有1019次。

我又進一步整理出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發現2001年至2006年之間，「知識分子」出現的次數大約維持在一百多次，可是從2007年開始由三位數變成兩位數──2007年61次；2008年55次；2009年61次，到了2010年6月共有22次。同時，我也發現到「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先前從未出現過，2004年是第一次出現，僅有2次、2005年2次、2009年1次，到2010年6月為止則有2次。可見這個詞的出現是過去五、六年間的事，且出現頻率頗低。

上面這個簡單的統計，當然存在著偏差的可能。但是它卻多少印證了我的直覺，即「知識分子」一詞確實正在逐漸消失中。這個詞的起落，蘊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階層正在消失中。無獨有偶地，在我寫這篇序的同時，我注意到有兩篇文章提出近似的觀察。它們分別是洪裕宏的〈台灣公眾知識分子的末日〉刊登於今年六月號的《當代》（140期），及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的《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2010年7月）一書中的郭力昕〈公共知識分子的隕落？〉。「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有九十年左右的榮景，沒想到卻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逐漸消失了。

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在這裡將我最近幾個月對這個現象所做的初步研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陳述。不過我必須指出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的變化。凡關心社會公義的朋友們都應屏息凝視，密切注意：如何復興「知識分子」的使命？將來「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由什麼樣的階層來扮演？或是將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知識分子」等一連串的問題。（本文節自我為「面對公與義：余紀忠先生百歲紀念研討會」一書所寫的「序」）

[1]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ress, 2000, pp.18-19

[2] 「聯合知識庫」收錄範圍包括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民生報、星報、Upaper，美洲世界日報、歐洲日報，收錄年代始於1951年。感謝陳亞寧替我查詢，查詢時間為2010年6月8日。

　　受到父親的培養，王教授從小就對人文領域十分感興趣，但到高中甚或大學時仍只是比較廣泛地閱讀，之後才漸漸將歷史作為畢生職志。早期閱讀經驗中，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等三本史著（中譯本）的宏觀視野、磅礡氣勢，讓他留下深刻印象，天真的心靈中隱然認為自己將來若以歷史為職業亦應如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嚮往著將來要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寫一本大書。
　　但是這個天真的夢很快就醒過來，他很快便察覺這種「豪華」的夢想很難達成。因為現今學界的規制已不太容許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撰著一本關照面廣泛的書。其次，他表示自己能力不足，不擅於「綜述」 (paraphrase) 別人的觀點，而目前寫這一類大部頭的書大多得依賴他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早已不做此想了。
　　不過王教授強調：「這種『豪華』宏觀的史著仍有其價值，我一向覺得不能因那本書是否流行而立斷其評價。」過去西方許多史學家的著作或理論曾流行一時，但也迅速地退潮，猶如風捲殘雲，如今已少有史學系學生閱讀湯恩比的《歷史研究》，或將其視為重要史書。然而王教授說：「有時我回過頭去翻閱，還是覺得裡面有很多好東西，至少這些歷史巨著裡面有許多震動力 (vibration) ，從中還感受到歷史工作的莊嚴感，也能刺激思考——我想我已沒有能力從事這種工作，但我從中確實得到研究的動力與刺激，願意將觀照層面拉長。這也就是為何我的研究興趣從明、清一直延伸到民國時期。」


受陳寅恪先生、余英時教授的影響轉往思想史

　　在台大求學時，王教授原本對先秦到戰國及魏晉南北朝史感興趣，當時深為陳寅恪、錢穆、唐長孺等學者的文章所吸引。而真正投入思想史研究，則主要受余英時等幾位研究思想史的學人影響，尤其當時余英時教授的論著吸引、帶領一代年輕學者，從中獲得啟發，並尋找自身追求的方向。


對明清到民國五百年間的思考：學術史的興趣

　　習慣將研究視野拉長而俯視歷史的王教授，在思想方面，同意南宋以下是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南宋以來儒學的內涵通過《四書》而展現，佛學的影響以及理學的興起，對古代經典形成新的詮釋，影響近世中國文化至深。故清末梁啟超、嚴復等人都曾有「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另成一個格局」的觀點。王教授基本上同意此一觀察，並認為其上承中古、下開近世，又與近世文化交互影響。同時王教授也借用黃仁宇曾經在《中國大歷史》或其文章中提到過的「五百年成一格局」的觀念。也就是明代中期以降到清代以迄民國這五百年間，隱然成一格局。
　　他說明中期以後，思想上有陽明心學出現，明中葉後社會各層面亦有大變動，隱然呈現一個交互、相關的格局，觀察這五百年光景之變動與其中隱然的關係，特別具有研究意義。但王教授也強調，其間的關係不是單純延續，而是「常」與「變」的交光互影，希望將來終究能將現行的研究範圍上推到南宋以降的所謂「新傳統時代」。

對歷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

　　訪談中，王教授也提出幾點其由史學研究中，長期體認的心得以及目前主要思索的方向。
　　首先是對「歷史實作」之反思。碩士班時代，王教授頗沉浸西方史家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脈絡分明、綜覽一切的寫作與思路。柏林往往能聰明地用幾條大脈絡，講出西方近代思想的若干重要歷史問題。不過當自己真正接觸大量史料後，才發現歷史知識與證據的高度複雜性，往往很難以一、兩條清楚的脈絡概括全局。王教授解釋：「人需要在一個複雜情境裡，重新摸索、重新觀看各種證據，再給予解釋。由於歷史材料的複雜性，新的想法往往都是重新摸索各種紛繁的證據而來，通常這個新的解釋，會比原有的從外求索而來的大脈絡更好。」
　　再則，王教授說明自己反對史學著作太過貼近現代人的想法，也反對過度以現代情境投射回去選擇歷史證據。他認為，若研究歷史只為了滿足現代人的「喜聞樂見」，總選擇現代人喜歡見到的主題或歷史現象，將會造成以管窺豹的失實。王教授說明：「雖然當時社會的那些層面確實存在，但研究歷史是要認知整體時代的現象，主、從為何，如果將主、從倒置，將旁枝末節易為主流的詮釋，那不就失焦了嗎？」
　　他強調要避免從事歷史研究時「後見之明」的情形。王教授提及，歷史家與歷史事件的發展，兩者最大的差異是「因果組合」相反：歷史事件的發展順序是由 A 到 Z ，由已知向未知邁進；而歷史家則從 Z 到 A ，由已經知道歷史的結果之後，再倒回去研究它的發展。兩者為截然不同的邏輯順序。王教授說道：「要冒充不知道一件事情非常困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過去那些歷史事件的結局與答案，所以我們在重建它們的歷史時，已經受到這個已知的結局的影響。研究歷史應該試著回到過去那個場景，找出當時情境為何，未來的可能發展選項為何，歷史行動者如何思考、如何抉擇等等。」
　　其四為西方詮釋學裡的「視域」概念 (horizon) ，或譯為「境域」。王教授說道：「人們如何注意到一件事情？若沒有『視域』，就算看到材料也視而不見，打開『視域』，才會有機會看到以前根本早已存在的東西。」
　　最後，他強調研究每一個時代的思想，要注意各種思潮互相競爭的現象。以往描述思想、學術史，往往習於歸納出一個主流，而不顧當時還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論述；或是，找到一條與主流論述不同的線索，便引為新說，駁斥原有論述。王教授認為：「每個時代的思想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競爭的關係，雖然某一時期有一個主流論述，但主流的位置時有更替，其他旁流、支流仍存在並與主流競爭，應從這種競爭並存的角度看待思想學術史、文化史。歷史上從未有眾人想法都一樣，或是只有一個主流的時代。

貳、未來欲開展的研究方向

　　王教授從美回國後不久便擔任史語所副所長，歷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有段時期更同時擔任史語所所長與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史語所所長卸任後兩個月後，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長期忙碌。未來幾年的研究規劃為整理「積稿」，大致上有五個主題：

對於明清思想的轉型、晚明文化作一整理

　　王教授對這個時段長期有所關注，認為晚明文化之複雜、有趣、變化萬狀，與義大利文藝復興頗為相似，其間創新與保守，解放與拉回的兩股力量並存競爭。

嘉、道、咸間的思想與學術

　　王教授說，嘉、道、咸時期正是西方變化非常劇烈的時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撰寫（1867 年初版）、達爾文《物種原始》均在此時期產生，近代西方文明大受其影響。以往中國研究思想、學術、文化史者卻多不深入探討這一段歷史，在論述乾嘉考據之後便直入洋務運動，彷彿期間未有值得討論之處。此半世紀時期剛好可與西方的發展作對照。


清代的政治壓力對思想文化的影響

　　此為王教授十幾、二十年來斷續進行的一個計畫。今 (2010) 年一月史語所的講演〈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便是其中一個章節。今年十月，王教授也將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作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紀念講座」的演講主題。

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之所以關注此議題，可以溯源自王教授少年深刻的記憶—— 1966 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日後他便特別關注文革相關事物，尤其是，人們要不斷自我坦白、自我交代、接受批判，並將他人的批判視為對自我的幫助等等面向，致使王教授關注近代中國逐步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歷史過程。王教授已針對相關議題發表過幾篇文章，如明清的省過會等，[1]都是為舖陳此現象的背景，但未加延伸論述，尤其是近代思想中「主義」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問題等，尚未能統整成冊。

執拗的低音

　　此為王教授近期的構思，「執拗的低音」一詞借自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 (1914-1996) 。當下一波漢學轉變浪潮來臨時，他認為應該對近百年來被新思潮所遮蓋或吞沒的許多歷史見解，重新檢視並加以理解。
　　一些隨著新文化思想的當令，而被掃到一邊的歷史見解，其中不少仍深具價值，或較符合歷史本貌。如古人將哲學、經學視為不只是學問，同時也是一種生活的實踐，而現代人則將哲學僅僅當作是學問。王教授說，百年來，我們用力學習西方學術文化，倒遺忘了這些低沉的呼聲 ——「執拗的低音」即為重新思索古代文化研究或歷史的詮釋。 


參、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規畫與願景

　　王教授在今年一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當日，已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未來擘畫做過一些簡單說明。
　　首先，他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的學風傳承，即「任何在你領域內言之成理的問題，都可專注去研究，沒有人會去干涉」。從 1928 年中研院建立以來，蔡元培先生所言「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即為當時許多創院者共同的看法。陳寅恪先生也曾說「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胡適、傅斯年也有相同的見解。此信念一直是中研院傳承的精神。王教授說自己在史語所工作二十多年，從沒有人指導或暗示研究方向，他以自己常用的「水龍頭理論」作說明：「當研究人員需要幫助之時，水龍頭打開，水就流出來——在最需要時給予支持，這便是院方、所方要扮演的角色。」
　　其次，各所每隔一段時間須回顧「大方向」，發展有重點、有特色的領域，但並不干涉個別研究人員具體的研究內容。由於中研院研究人員的工作便是研究，比起大學教授的時間多而且完整，故有條件而且應該抓住重要問題，投入長時間深入研究，進行有意義、有挑戰性的耕耘，形成大規模的成果。
　　學問需長時間下苦功才會有成果，無論人文與科學研究均然。王教授猶記某次與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院士談論學問的方法，崔院士表示一個題目沒有六、七年的研究不可能有重要的 impact 。王教授舉例說，像嚴耕望先生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或《唐代交通圖考》，前後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累積資料、深入研究，就能對大問題得出重要成果。
　　在實務方面，王教授有幾個構想。
　　一是希望近期能辦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專書的獎，希望鼓勵專書寫作風氣，扭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過度偏重論文的毛病。
　　二為這兩年將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與「第一屆國際台灣研究會議」兩個國際型大會，藉此國內學界得與世界漢學界交流，與這十年內浮現的新興學人切磋。另一方面，藉由舉辦會議能使中研院內與這兩個大會有關的研究單位盤整聯繫。國內先前未曾辦過「國際台灣研究會議」，中研院內研究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學各方面的學者陣容堅強，位居多所，藉此大會不僅能與世界學界切磋連絡，也有助於聯繫院內各所同仁，讓大家更瞭解彼此的議題，規劃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三是規劃人文講座。
　　最後，王教授表示：「如何能讓院內每個人充分發揮、作出他最滿意的成果，是我們不可迴避的責任。」希望一般研究員視中研院為安身立命之處，但亦須有些壓力，處理一些有挑戰性的議題，方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肆、對中研院明清研究學者的建議

　　王教授引述張光直院士、杜維明先生的高論。張光直先生當年回中央研究院擔任副院長時，曾表示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漢史學者的地方。而幾年前，杜維明先生曾在學術諮詢總會中說，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明清研究學者聚集在一處的單位。這十多年間全球明清研究蓬勃發展，藉由此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籌備，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更可藉前述本身已有的優勢作為一個基地，與世界明清學人交流。
　　其次，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應將自己專門研究的優勢發展出「可辨識」的特色，深入掌握史料並以帶有世界史的視野切入、比較與研究。他認為台灣的學者應「找出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獨特的生命力」。他說：「我們一方面要『預流』，同時我們也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來！」
　　王教授也提及必須注意到「東亞視野下的明清」，即明清研究應放在整個十四世紀以降的東亞來看，其中奧妙就「如同陳寅恪先生論證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般有其環環相扣的聯繫」。[2]近年來，人們慢慢注意到早期東亞各種來往、文化交流等，這些連環部分正是前人論述不足之處。
　　另外，他也提到歷史工作者應充份吸收各學科的成果，也要充份關注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成果，從中培養一種視野，進而充分發揮並培養自己的研究特色。目前明清史流行的各種主題，不管是新文化史、物質史等，都應與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等領域結合，不僅只是「復活」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是將所有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研究。
　　此外，王教授表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學術交流平台。他一直有籌辦明清研究刊物的想法，刊物或可定名為《明清研究》，由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籌辦、主編，一年兩期較為適當，雖然稿源會是項挑戰，但不失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提升能見度 (visibility) 的辦法。

[1]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3.3 （1993），頁 679-712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頁 245-294 等文章。
[2] 參見陳寅恪：〈下編：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1981）。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談的不是上述的問題，而是另一個現象。在大學中瀰漫著一種風氣，希望人文與科技盡量結合。對於這一點我並無異見，譬如在一個電腦研究非常出色的學校，它的藝術系如果能用心發展電腦藝術，並突出成為一個特色，或是在法律方面發展科技法律，管理方面發展科技管理，確實順理成章。而且我個人也深切了解現代科技所造成的掀天揭地的變化，已經大幅地改變了「人文」的地景，逼迫人文學者進行深刻反思。

但是我對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卻不無疑問——即在這種環境之下，人文學科的主要發展目標是與科技結合。人文與科技之間能水到渠成的結合最好，但是那不是人文的唯一目標。

人文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一些基本的東西。如人的主體性及人的尊嚴、人之道德修養及各個方面自我提昇或自我完善的自信與能力，以及人如何增進生命的豐富性等。近代的物質文明，追根究底也是為了豐富人的生命而產生的，怎麼發展到現在變成好像是人文必須要儘可能與科技結合才獲得其意義？而且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把人文與科技過度綁在一起，那麼如果有一天某方面的「科技」出了問題，「人文」的部分該怎麼辦？

事實上人文常常是引導、刺激科技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人類歷史上許多有創新性的探索是人文的興趣與要求促動的。譬如在數位典藏、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技術發展中，有許多最新、最尖端的發展是為了解決人文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以統計學為例，過去總是根據假設模擬，但目前統計學有一個趨勢，是對研究實際問題感到興趣，而社會學領域中所進行的大型社會網絡研究，透過實際、大量的樣本發現人的聯結方式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給物理、統計學者很多新的刺激。

人文與創造力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很喜歡閱讀席勒的詩：「通過美的晨門，我們進入真的領域。」席勒可能是說藝術（如詩歌、戲劇）的經驗更能用來喚醒人們，使其意識到自己的道德本性。但我主觀認為這首詩也有另一面的意義，即通過「美」，也可能更方便地進入創造嶄新知識（真）的領域。

我個人反對單純要求人文與科技結合，或是向科技靠攏，以便取得愈來愈相似的面目；而是認為人文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不斷地問人之所以為人，如何豐富人類的精神生命，以及「人文」究竟是什麼這些重大的問題。這是對科技時代人類心靈最大的滋養，也是對科學創發的重要助力。

套一句日常用語「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我相信沒有人文素養或違逆人文要求的新科技終究行之不遠。即使考慮到產業，凡是涉及市場、涉及消費的部分都與人文社會方面的內涵有關，包括「臉書」（facebook）在內的許多新發展，背後都有強大的人文需求。如果對某個地方的歷史傳統、美感、社會心理了解不深，就很難把商品銷售到那些地方。如果對美沒有感覺，在許多高度競爭性的商品世界中（如手機），就不可能贏得市場。台灣在高科技的生產製造方面雖然傲視全世界，但凡涉及通路、市場、品牌這些方面就拱手讓人，也是因為對西方或其他地區的人文社會把握不夠深入，沒有能力或信心進入這個高附加價值的領域。

總之，人文與科技互為主體，應該處於對話性的關係，而不是任何一方的附屬品。

那天，我们谈起2009年5月5日逝世的高信疆先生，不胜唏嘘。王汎森在十七、八岁时投稿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见报后，“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请他吃了一顿饭。多少年后，王汎森与高信疆成为挚友。高信疆当年可谓“纸上风云第一人”，以“人间副刊”为舞台，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轰动岛内，对一九七○至八○年代的台湾文化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与痖弦主持的《联合报》副刊，势均力敌，相激相荡。王汎森回忆：“我弟弟常常回忆说他在高中上学的路上捡到一张人间副刊，看后觉得内容很丰盛，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高信疆当时连络了一大群在海外的学者，像余英时、李欧梵、杜维明、刘绍铭的文章常常出现在副刊，这对台湾文化的多样性和活泼性有很大的影响。高信疆有三本厚厚的本子，写满了海外学者的地址、电话，当时大家都觉得那是他的秘笈。”

王汎森回忆当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汎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汎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汎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汎森来上课。逯耀东以写饮食名世，王汎森记得：“逯老师对吃非常有兴趣，他有一次上课谈到大陆新出的食谱，感到猪油用得太多──因为人们太久没有吃到好东西。”

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一件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 “我还记得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

读台大历史系时，正是台湾政治将解未解之际，王汎森说：“当时我亲近的老师，都是言论倾向民主自由的先生。那时知识分子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民主自由，大家都批评当时的威权政治。”

王汎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到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故逝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的教诲，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汎森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

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汎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新的境界。

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

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我们多次闲谈，多是学界的趣闻轶事。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汎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问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学问必须是以众部支一部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央研究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

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汎森不无感慨：“我记得1980年代有一次听傅聪弹钢琴，在后台休息时有人问他：你喜欢什么运动？他听错了，说：我怕运动！”我说：“有一次张五常请刘诗昆到香港大学弹钢琴。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听后说：文革究竟浪费了多少天才？”王汎森说：“时间是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人文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汎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经常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巴利奥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观，发现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偶然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的长文原先以《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议》发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评论，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则在书商建议下以《刺猬与狐狸》为标题印成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汎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

 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

  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怎么就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王汎森：那时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19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王汎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您不是1970年代开始写大量中文，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写了大量中文，您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份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

    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西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谣传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

    王汎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材料掌握得那么深。有一次讨论到一位有名的学人，他说这个教授只能教大学，但不大能教研究所，因为那个教授对材料的广度及纵深掌握不够。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我跟余英时先生的谈话有时集中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来也碰到“八九”，不仅仅是学问。

    时代周报：余先生从来不只是书斋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关心。

王汎森：一个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的题目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在普林斯顿跟牟复礼先生熟吗？

    王汎森：熟。他当时好像刚刚退休，半年在科罗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顿，像候鸟一样来去。我跟他谈话不少，当时我正在写傅斯年，他在我信箱放了纸条，说洪承畴的某个后代是史学家，要见傅斯年，傅斯年说是汉奸、叛徒的后代，一概不见。

    时代周报：胡适跟普林斯顿也有一段渊源。

    王汎森：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了一个胡适的展览。胡适在美国做大使的时候，美国大学争相延揽，1949年之前都是这样，1949年之后没有了，原来那些信誓旦旦的学校都不提了。胡先生在美国的时候有些辛苦，后来他到普大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做馆长。我觉得胡适当这个馆长太屈辱了，这个图书馆只是系图书馆，虽然很有特色，可哪里是胡适这一级人物做的呢？他会把看完的书送给图书馆，随手打开书有时会看到他的眉批。

那时胡适先生在纽约很有意思。有一个粉丝住在同一栋楼，常向他表达仰慕之意，胡适跟他很谈得来，每次出去演讲或有论文抽印本，就随手把这些资料投进这位邻居的信箱里，供他保存。后来胡适过世后，《胡适著作目录》西方的部分，很得益于这个人的收藏，这是一个商人。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顿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阶段？

王汎森：当然。最重要是读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其他学科。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一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问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才能更深入揭显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譬如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单位”，如果读過一些劳工关系方面的书，所见一定比寻常的要深。普林斯顿是个老学校，有极其稳重的一面，也有极其新潮的一面，稳重的多一些。我认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处：我没有真正融进美国的生活，比不上胡适那一代，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层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顿的学生很少，有人开玩笑说它是采用“劳斯莱斯主义”，通常研究生一来就有奖学金，直到毕业，同学之间来往很不错，不需要把别人弄倒才能生存。还有就是功课压力太大。我记得我念过一门课，要求看的书我总是看不完。有个统计说，要把老师指定的书看完，需要三倍时间，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实这些书单主要是让你知道这门学问的大致情况，不是要全部读完。

十五世纪以后的中国是多姿多彩的时代。

     时代周报：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时为什么对章太炎感兴趣？

    王汎森：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难读，当时找了一个导师，他说：“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跟革命有关，文章难读，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此外，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对梵文有兴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这符合我当时的好奇。

    时代周报：当时台湾的气氛对旧的思想很反感？

    王汎森：那时台湾爱读禁书。禁书有几种定义，第一种是1930年代的书，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说读1930年代的书，别人就认为你或是左派或是新青年。第二种是重印大陆出的学术书，要改头换面，如顾颉刚要变成“顾刚”，台大门口就有专门卖顾颉刚的《古史辨》。我之所以写《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书有点机缘巧合，我发现有一种学术与政治的内在张力贯穿了道光以后的历史，使得人们对古代的认知有了变化。那时台湾政治、文化正值一个大变动，我当时常在想，究竟一个大的政治变革是否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因为这样的焦虑引导我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从事变法还要做一部《孔子改制考》，提出一个纲领，那本书虽然使用陈旧的语言写的，其实很激烈，对古代信史有极大的破坏，近代的疑古运动系与上述政治、历史、经学牵缠在一起。

    时代周报：那是开放党禁报禁之前各种思想风云际会的碰撞？

    王汎森：对。这是时代的困惑，也是个人的困惑，不知不觉也会影响学问。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留学回来已经开放了？

    王汎森：台湾最大变化是发生在我在美国的那几年。蒋经国去世了，党禁报禁没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先生认为我应该保持对台湾的关注，每天空邮报纸到普林斯顿给我。有几个留学生总问我借报纸看，其实我自己都不看了，功课太忙。

    时代周报：我听说余纪忠先生有段时间想把你拉到《中国时报》任职？

    王汎森：那是我念书时代的事吧。当年两大报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两大报社的董事长都是中常委（大概等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人。余纪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味的报人，用钱很大方，我记得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当时正在办一个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刊物，可是普林斯顿不愿支持。美国的大学很奇怪，把这位老师从剑桥挖进来的时候很慷慨，可是像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有意义，它就是不出钱，后来透过余英时先生帮忙，是余纪忠先生掏腰包资助这个刊物。大概是2000年有一天，老同事王文陆看见余纪忠先生和他的随扈在史语所附近徘徊，说是刚与李远哲院长见过面，想要顺便看看我，文陆兄大为吃惊。因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对我有一种错爱，一直希望我做什么。这些年来，我对他始终感到抱歉，从没为他做过任何事。台湾有一个时期，学术和文化的区分没那么大，都谈得津津有味，以为学术的人可以担当任何重要的责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1980年代当兵的时候，碰到很多老军人，他们都说真正伟大的军事领导者必须是个学者。西方就没有这种思想。

    时代周报：你从普林斯顿回来之后，台湾变成了一个专业社会？

    王汎森：对。因为有博士学位的人很多了，再小的一门学问都能找出博士来，不能乱扯了。我们出国之前，两大报纸上很多是学者对政治、文化的专论，现在回想，那些人虽然不一定都是当行的专家，但是大家很愿意看。开放以后，专家倾向越重，副刊也彻底文艺化了，不再是无所不包。以前副刊登的许多文章，讲究大论点、大叙事，现在人们都不要这些东西。

    时代周报：学术研究也是专家化了？

王汎森：它变得更像美国了，各种审核、认可的制度都跟着美国。但是美国大，不会把整个国家卷进去。有一部分人非依赖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钱不可，但不是全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我从没有菲薄专家社会的意思，在台湾，碰到任何问题几乎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专家来提供意见或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你自己近十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为什么？

    王汎森：我认为，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在西方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和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说过变化中的时代才好玩。

    王汎森：确实如此。可惜我的才力有限，只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这已经让我气喘如牛了。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重点跟张灏先生的研究颇有关系。

王汎森：以前读古书常看到某人从一开始就“遥接三代”，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像张大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遥接古人，而是先受当代的名家影响，然后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关系。

    时代周报：这个转型时代实际上对现代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不仅大陆，台湾也是，变化太快了。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担忧的是主体性。我在一些场合偶然说过，我们受某种历史哲学影响很大，认为时代跟它的各种文化表征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文明，其潜能中便没有科学的种子。所以花各种力气去为传统文化曲证、开脱。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否还需追问这些问题？以台湾为例，物质和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随时可以回去跟传统文化作有机的对话，并不存在明显矛盾。以前讨论科学民主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把它当成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整体，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似乎不必要再拿这种模式来看问题了。因此，要塑造一个文明，不能再局限于1900年到1960年关心的东西。今天不一样，你尽可以大谈庄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碍于科学和民主的生活。今天不再是“豌豆苗长出豌豆”。 

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

    时代周报：不管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总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产生一些现象。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的学术自由有什么样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思想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都是推动台湾的重要力量，在1990年代以后谈的人渐渐少了。“总统”都可以随便骂了，所以人们觉得自由民主没有那个急迫性了。我礼拜六去参加殷海光基金会的演讲会，林毓生先生讲人权的问题，在场几个听众都是香港和大陆的。台湾人不在乎这个了，是可喜，还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个肃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悲的是，我们对人权、民主的深刻内涵理解还不够，而人们已经不感兴趣了。

    时代周报：张灏先生有一次到台大演讲殷海光的思想，来的人寥寥可数。我估计台湾新一代对“殷海光”三个字也是认识有限了，反而大陆对殷海光的兴趣更大。

    王汎森：因为对大陆来讲，自由民主科学还是迫切的问题，还是有热情。

    时代周报：有一位研究台湾的老先生说过很妙的话：台湾对大陆有镜子的作用。

    王汎森：恐怕是这样。我记得一九七○年代后期吧，李敖调侃说，现在国民党党工都穿西装了，说明他们得要跟社会融在一起，不可能高高在上控制了。有一次，台北市长接受议员质询，议员问他国民党建党时间，结果这位国民党籍市长答差了几十年。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二十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二十一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后有过三个大门，分别象征文科的时代、数理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最早的一个大门，两旁是人文学科的几个大所，现在的大门一路过去，两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长，对文科都是很支持的。当然他们风格不一，吴大猷先生带有朴实的科学主义心态，李远哲先生基本上总是帮着我们，他不干涉、打压，只会给更多的钱。翁启惠院长也是一样。生物科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跟时代有关。人类基因谱系解码以后，那个世界太宽了。人文没有碰到一个重大的表述和内容的革命，即使美国、法国也是如此，一九六○年代受现象学、结构、解构的影响，出了多少大学者，但近几年，似乎也比较消沉下去了。这是整个世界人文学科应该注意的问题。1985年，剑桥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书《大理论的复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举了福柯等几个例子，觉得这些人代表大理论的复返，不再是小枝节。但现在又变了，大理论有退潮之势，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样。但台湾有个现象，没有一个人文社科的学者担任学术领导者，这是很不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委和副委都是自然科学的学者，全国的大学校长也几乎没有人文学者，科学家取代了人文学者，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大抵而言，他们不会打压人文，但问题是他们有隔膜，所作的决定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大学里，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辨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时代周报：未来史学研究会不会出现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预测，不过可以确定会有一些新作法。譬如把过去一二十年各种新研究方向，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养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现实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地结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而是多层次地细致地了解古代的思维，或是更多地把历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迴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过，史学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与特质，如何守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大陆五十岁上下的这一代学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他们的上一代最好的年华浪费在运动里，因此新一代可以填补和开拓，特别是以前有很多领域是没有开放的，现在开放了，就有无限的空间。

王汎森：章太炎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学术里面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政务官是部长，次长和其他人是事务官。事务官主要是在做专门领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将来史学研究，碰到的问题是事务官太多，政务官太少。现在电子数据库及网络这么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写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接下来是思考，是拔高层次，是开拓新范围、新方向、新园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担心人们都在做事务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务官的工作。政务官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关于意义的思考，一个是做整体的、前瞻性的工作。将来学术界有什么新方向，应该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相辅相成。学问要有心思才有意义。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学界都是事务官很多，缺政务官。不久前我与一位在美国研究法国史的朋友谈话，她认识一群学者都出身法国史大家Natalie Davis的门下，在专门领域中也都很有成就，但也发现同辈中没有像老师那样的人。我的理解也是事务官与政务官之差。

最后，王汎森谈到他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譬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伯马斯的著作，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谈下来，充分撷取相关的资源。这个情形将来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极不赞成夜郎自大，很多话我不愿多说，是怕给懒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坚持认为不但要充分学习西方，还必须以自己为主体。

高先生當時引進海外的一大群學者、文人為台灣的副刊寫文章，是台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些海外學者與文人為七○、八○年的台灣文化界帶進許多原來沒有的內容與觀點。高先生英文不算頂好，但是在當時居然能與大量海外學者文人取得連繫，而且以最大的努力邀稿，確實是一件極不容易之事。而當時人們對這一個全新的網絡也非常矚目，我記得高先生有三大本地址及電話號碼簿，曾經有一位資深文化人進入人間副刊辦公室看到這三本通訊錄時，大呼「原來秘密武器在這裡」！

一九八一年，我應高先生之邀到副刊當編輯，到班一個禮拜左右，便因研究所課業繁重，開始向高先生請辭。高先生為我的上班時間作了種種調整，事實上等於是半捐助那份薪水給一個正在讀書的年青人，今天想起，依然感到相當慚愧。即使這樣，有一次我還是堅決想走。當時高先生似乎受到報方很大的壓力，要他將副刊通俗化，並交來兩份他不大以為然的小說稿。而我適在小說開始連載時再度提出辭職，我記得高先生問我的第一句話是：「是因為我們最近刊登的小說嗎？」三十多年後回想起這一刻，讓我警覺到當時他在報社的境遇相當不穩，而他又有很強的尊嚴感，未必看得上那兩部小說，所以自然有此反應。

到人間副刊時我很快發現高先生對知識的渴求。當時我正在精讀清代大儒戴震的幾種著作《緒言》、《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正在思考「善」的社會後果與原初意圖之間的出入，或者說是「善的弔詭性」。我當時始終認為《孟子字義疏證》精微的文字中充滿這方面的訊息，而且這個路數是從戴震早年相關著作一路發展過來，宛如一條河流，在《疏證》一書得到最具體的表現。戴震想區分出社會性的、物質性的、經驗性的善，以及過度抽象的、過度超越的而在他看來最終反而沒有實質性的善。這是我當時每天在想的問題，因此不自覺地常與高先生談起。他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而且不只一次鼓勵我將它寫出來，但是很慚愧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曾動手。

有一段時間，我對西域史地興趣非常高，所讀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高先生聽我談起，竟也要了幾本書去讀，記得其中包括一本馮承鈞的《西域地名》。

因為高先生對學問深厚的興趣，我曾一度建議他，時報出版公司應該編一本國際性的中文學報，但每次高先生都苦笑搖頭。後來我每次想起這個提議，就覺得幼稚。這個幼稚的提議其實也反映了一九八○年代副刊的一種氣氛，那種氣氛現在已經不大存在了，那就是文化與學術還同在一個平台上，兩者還不是橋歸橋、路歸路那樣涇渭分明。當時余英時、林毓生、張灝、杜維明等先生的學術性短文（有時甚至是長文），就常常出現在副刊，所以副刊既是文學的，也可以是學術的。

當時副刊的這種獨特風格，使我想起一件佚事。那就是當我第一次與高先生見面時，聯合報副刊正在連載余英時先生〈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文章在當時台灣知識圈中引起極大的震動，人們被它的內容、文筆及表述方式所深深吸引，「反智」這一點又好似針對台灣的戒嚴而發（雖然多年後余英時先生告訴我，他的文章針對的是文革），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副刊正在激烈的競爭中，在「壽而康」的餐桌上，高先生很沉痛的告訴我，因為沒能約到〈反智論〉這篇文章，感到非常洩氣。我覺得在這一波紀念高信疆先生與「人間副刊」時，稍稍忽略了副刊的學術面，事實上當時連篇累牘的大塊文章給年青人的啟發或暗示是非常強烈的，很多年青人透過副刊認識到學問的一個新天地。

當時「人間副刊」舉辦的一系列公開講座空前成功，使人覺得空氣中有一種動盪。我還記得在空軍新生社的一場相當嚴肅的演講，居然吸引了上千聽眾，坐在一旁的陳浩兄說：「這實在很不正常！」我當時對此言感到相當詫異，可是多年之後，當我再也看不到超過百人的學術演講、或是大部份只有十來個聽眾的時候，便開始回味陳浩的那一句話了。

高先生後來投閒置散，開始有許多時間讀書。在他租來的書房裡，我看到數目龐大的書刊，其中有一些我並不熟悉，譬如有一天，他手上閃過一本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家庭經濟學》的中譯本，並告訴我其中所探討問題，我深為震驚。我當時只知道貝克的一些頗為驚世駭俗的經濟思考（譬如說「孩子」是父母的「消耗性耐久財」），真想好好讀一、兩本他的書，沒想到高先生已經先我一步得之矣。

高先生最後八年隱居北京，根據到北京拜訪過他的老友所述，他北京的房子到處是書，我想高先生終於享受「萬卷書海任遨遊」的日子了。這萬卷書中居然還有一本我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而且一如往常的，高先生對此書竟有過份的稱許──這是他鼓勵人們的方式，也是一種激勵的方式。

從我當年親身的觀察，我覺得高先生永遠不以所完成的東西為滿足，內心總是緊張、掙扎、不滿意，時時刻刻在摸索，希望做出最好的東西。我的觀察或許只是片面的，但從這些掙扎，我見識到：一個成功文化人的摸索與努力，和一位偉大的學問家面對研究課題時的奮不顧身，完全是一樣的。

中研院在1949年迁台的机构很少，倒是史语所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中研院”在1949年之前有二三十个所，迁台的时候只有一个所（史语所）和一个图书馆（数学所）。图书馆去了之后，负责押运图书馆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省身，一个是姜立夫。陈省身后来到美国去了，姜立夫后来回到大陆去了，所以数学所从1949年一开始就没有人。我还记得在《胡适日记》里面看到他形容是“筚路蓝缕”，数学所当年要找一个空军少将林治平来做所长，当时空军在办一个学术机构，把这个人调去负责。胡适就一直要把这个人弄来中研院做数学所所长。如果你看《胡适日记》或《胡适年谱长编》，大概在1960年代，一直在跟空军交涉，这个人是个很出色的数学家。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知道，每一个所要经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史语所是迁台的部门中是比较完整的，这和傅斯年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之前他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时傅斯年一度也曾提议说：既然时局如此，大家就解散算了。但是大家都不肯散，也考虑过好几个地方，比如迁到西南啊，后来因为傅斯年长台大，所以决定搬到台湾。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有九位到台湾，十二位到美国，近六十位留在大陆，到台湾的大多数都是史语所的。

在中研院搬迁至台湾南港五十周年时，曾经做过一次展览。当时李远哲院长要我对采访的记者做一段中研院在台湾历史回顾的演讲，我说其实相比之下，当时台湾几所老的大学，因为之前有日本人的经营，物质基础更好。史语所刚到的时候，只能租赁杨梅火车站的仓库和附近几家民屋，暂时放置辛苦运抵台湾的文物、书籍和仪器。董作宾和李济两位院士级人物，也只能合住在一间教室，用白色布幔隔成两间。中研院在五十年之间，能再度占据学术领先地位，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去年我带了一个摄影队去杨梅，想要重新找当年的仓库，刚好在前两年就拆掉了，现在变成停车场了。

傅斯年先生在1927年创办史语所，到迁台之前经过二十余年，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这些传统在1949年之后是怎样被继承并发展的？

我觉得从创所以来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尽可能找到最好的人才，傅斯年有句名言叫“拔尖主义”。在他的遗物里有一份北大当时历史系学生的成绩表，我推测这个跟他的“拔尖主义”有关，就是把里面最好的学生选到史语所来。这个政策一直都挂在所里人的嘴巴上，人文学科如果没有找到最好的人，就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不名一家，不是专门只重一种学问。当时西方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很多的人文学问，包括当时的科学，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他在选拔人才、确定研究方向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优势。我观察“中研院”的各个研究所的发展，不敢说所有，但是大部分领导者一开始树立的风气和传统是对的，才能发展得比较好。而这个领导者，除了他本人本门专业的学问，还应该有比较广泛的学术素养、眼光跟品味。眼光跟品味可能与他自己专门的研究没有大关系，可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很有关系。我们观察傅斯年在欧洲所学，买的书、收藏的东西、所读的东西，确立了这样一个格局，使得他在拔擢人才、制定方向，还有给每个人学问方向的建议的时候，通常都很有见地。

第二点，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新学术尚未完全建立，傅斯年主张充份掌握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问最新的成绩与方向。但是同时他所找来的学者，多有旧学的功底。我的观察是，只有旧学不足以推动新学术，只有新学也不够，只有把两个结合起来才是正路，王国维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傅斯年对当时西方学术有很广泛的掌握，而且持续在关注着，当他1947年到美国时，因为很久没有再到西方了，所以拼命订购各种书，留下了很多购书的记录。他对当时西方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学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也是他要求同仁的。

人才和材料都有充分的准备，而研究的思路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由于史语所这个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在一个路子上长久地做累积性的追求，这也是“中研院”独有的品格。我记得有一年，台湾有个期刊记者问我：为什么中研院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我说有些学问不能浅尝即止的，总是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回想起来，从史语所很多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天才型的学者如陈寅恪先生，但同时有很多人是长期做一个繁复细致庞大的工作，严耕望先生就是一个例子，陈槃先生、劳榦先生也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你如果看我们的档案就会知道，最初是因为傅斯年告诉他说，史语所藏书里有一部杨守敬的《古诗存目录》，史语所买到这个钞本，傅斯年马上看得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潜力，所以他就要逯钦立把它做下去，逯氏以杨目为引导，研治数十年，所成远远超过前人。逯钦立从这个事情开始，一直到中华书局在一九八三年正式出版，前后经过几十年。他还在李庄书的时候，喜欢李庄的一位女孩，傅斯年给女孩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的这部书现在已经就绪，将来如果出版的话，必定洛阳纸贵，身价百倍，“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所以可以放心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说，长期的、抱定一个方向、一整块的做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傅斯年有句名言：“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我想在傅斯年的心目中，专业的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以前中国的学术没法进步就是不专业，他主张在现代的学术中，人们必须做一个专家，他要培养这种专家。他在某个场合曾经说过，有些人天资没有高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做累积性的工作能做得非常出色，长期地做下去，最终跟那些天才所做很精彩的文章一样有贡献。

另外还有一点是严格性，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建立学术研究的严格性，也是一个特征。现在很多人回过头来看之前出版的那些考古报告，都深深被它们的谨严性所震撼。新的学术刚刚在中国生根，傅斯年要树立一个标准，把标准的这条线拉出来，这条线很重要。他不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但是要把标准拿出来。这个标准一直坚守着，一直到台湾也是这样。

史语所在迁台之后，先后分出民族所和语言所，这是学术本身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人事纠葛的因素？

Philology很难纯粹译成“语言学”，傅斯年先生曾经译成“语文学”、“语学”等，philology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后非常流行，其确定范围很难说清楚，笼统地说包括比较语言学、文献考证批判、古文献解读等。Philology非常难定位，我们这次所庆有一场讨论会，除了本地的学者之外，还请了六位对中国、印度、欧洲的philology很有研究的一流学者，其中有几位是研究梵文的大教授。我们请他们来谈，到底philology代表什么。谈的结果，基本上还是认为它有语言学的成分，有训诂、古文献学的成分，其中一位学者认为philology是指能帮助我们好好理解古代典籍的各种学问的加总。十九世纪发达起来的philology，就是用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充分了解古代文献及历史，所以可能是语言学，可能是古文字学，可能是文籍考订等等。在我看来，傅斯年先生留学时期受了欧洲某些philology学派的影响，认为语言学在philology的大范围中，这也解释了史语所从一开始就进行全国方言大调查。到1980年代我进所的时候，语言组的杨时逢先生，才刚刚把他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做好出版，前后约经五十年。全国方言调查花很长时间的工作，留下了很多留声片。但是必须承认，现代语言学，也就是称为linguistics的，越发展越专门，到我进所的时候，每两个礼拜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时，已经听不大懂部份语言组同仁的报告了。所以这种分离也是很自然的事。留在史语所的是古文字的学者。现在世界上把philology和history合称的研究单位，恐怕已经很少很少了，但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并不罕见，兰克就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也可以说是从研究Philology成为史学家的。

史语所在台湾的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

考古从挖掘到出版完整的报告，是一个很长的历程。梁思永先生主持了殷墟的几次重要发掘，史语所到台湾以后，梁思永的学生高去寻先生（1910-1992）花了三十五年时间，把侯家庄的报告做出来，厚厚的十大本（其中有一册是石璋如接续完成的）。可是他实在太谦虚了，他每一本都写“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他只是“辑补”吗？我当时看了很奇怪，高去寻如果只是“辑补”，怎么能当院士呢？后来我亲眼看到所档里，梁思永先生的发掘记录只有一点点，我慢慢才了解，事实上报告的主要工作都是高先生做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台湾以后，虽然没有机会参与大陆的考古发掘，但是一直在做这一类的工作，比如考古报告、研究的整理等等，所以这一条线没有完全断掉。但是，因为没有了田野，有一些本来可能对中原考古有兴趣的，就慢慢转向台湾考古，现在在史语所里面从事台湾考古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中原考古的。学术方向的调整，尤其史语所这么讲究搜寻原始材料的单位，当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

中研院迁台以来，一直以来与政府有很多联系，比如朱家骅、王世杰院长都曾任政府高官，那么史语所是如何保持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的？

中研院成立以来，实际上都坚持“学术独立”，希望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建构现代的学术环境。历任的院长，包括所长，都有这样一个潜在的坚持。事实上中研院有关的事情，政府大多尊重，基本上让你自己去做，你要钱就尽量给你。立法院对中研院基本上还尊重，但是对其它单位就不是这样了。整体而言中研院有这样一个精神，比起1927年北伐以后新成立的很多单位，中研院始终尽力在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从蔡元培以来，胡适、杨杏佛、傅斯年、丁文江等人都是这样。从他们行文的风格，他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出来。但是必须承认，现实是很复杂的，中研院所经历的八十年中，有时政府很有力量，有时民意机构很有力量，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做些妥协。中研院直属“总统府”，直属“总统府”的单位只有三家：中研院、国史馆、中山陵寝管理处，中山陵寝在大陆，所以实际只有两个机构，国史馆的预算是很小的。在李远哲当院长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中研院的预算只要跟“总统”报告，然后交立法院审议，而不必向行政院负责，其它单位就不行了。朱家骅与王世杰两位院长，虽然都是政治上很有地位的官员，但朱家骅也是院士，以前也是北大教授，可是院长代理了十八年；王世杰办武汉大学是非常有成绩的，而且在当时的法学界是很有地位的学者。我个人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在负责中央研究院时，并不因为他们做过政府高官而放弃“学术独立”的精神。

(97.11.18王汎森給大陸《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編輯黃曉峰訪問稿修改版)

「趣味！」「趣味！」

你真果和我最親切嗎？

你為什麼不能說明你自己來？

這幾行詩原是在講西方壓力下的中國傳統學問，但是用來形容今天人文學的處境，似亦合適。人文學的價值不再是不證自明的，而是要「能說明你自己來」。

在十九世紀，有些人文學者還對置身於科學家之間感到不滿意，覺得降格一等；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文學的價值非但不是不證自明，而是需要大費唇舌來為自己辯稱，而且所需要的力道愈來愈強。

此處我想先跳過「人文的價值」這個非常重要而又不容易簡略說清楚的問題，直接對國內人文學界的發展提出兩項策略性的建議，而這兩項建議很大程度受到林毓生先生的啟發。

一、許多年來，林毓生先生與我都在努力建立以國科會的計畫補助人文學者取得「研究性休假」（research leave）的制度。我曾將這個構想在2001年對媒體宣佈，很快即遭到多方的反對。我們的理由是，圖書、設備、助理、出外參加研討會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上述之外，人文學者最重要的是得到「時間」──需要有一長段安靜而不受干擾的時間投入研究或寫作。在西方，人文方面的補助最多是用來buy out teaching time，用來負擔免授課的時間，以便能專心研究；許多有份量的研究專書，都是利用這種「研究性休假」的時間完成的。

我很高興知道近來國科會與教育部在全國選取幾所大學設立校級人文中心，據我所知，中心的任務之一便是接待「研究性休假」的學者，如果將來執行得好，必定是國內人文環境的一個長足進步。不過我還是希望做幾點提議：第一、「研究性休假」的觀念一定要能為各方面接受，學校或系所不能阻礙案件的提出；第二、目前為了防止有名無實的「研究性休假」，所以一定要加入教育部及國科會選定的一個人文中心。目前而言，這當然是一個好辦法，不過長期而言，希望能夠不必如此拘泥。關於「研究性休假」的構想，林毓生先生曾在國科會人文處的《人文科學簡訊》中發表〈人文與社會研究發展芻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二、在兩年前（2006）及這次（2008）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包括林毓生先生、夏伯嘉及我等幾位，都發現我們共同關心台灣人文學界的一個問題：即大量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尤其是留學外國者，往往在回國擔任教授或研究人員之後，急急忙忙趕寫新論文，極少將學位論文改寫出版成專書，形成重大的浪費。許多學者往往發現，在他們畢生的研究經歷中，以四、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研究一個主題的機會，並不是很多。而博士論文往往是三、四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密集研究成果，所以它雖然不完美，但是往往潛力無窮。常有學者在數十年學術生涯之後，回頭發現他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博士論文。依我了解，在西方人文學科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即是由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專書。在西方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得到長聘，往往需要一本這樣的專書。而有許多研究機構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提供一個無憂無慮的環境，讓新科博士能將學位論文改成可出版專書。在過去許多年，我也曾利用各種機會說明這一點，並鼓勵新成立的各種中心（包括國科會的人文中心）把這一件工作列為主要任務。

人文學科的學位論文之所以會閒置，還有一個原因：國內的學術機構對教授學術成績的考核受到一種觀念的影響，認為學位論文已經在申請工作（或升等）時使用過了，所以不管是續聘或往後的升等，都應該用新的成果。即使將論文改成專書出版之後，人們總是想機械地去計算這本專書到底與學位論文有多大的不同，而不願給予更大的肯定。許多新進人員為了因應升等、續聘、評鑒的壓力，也不敢冒險將心力賭在將論文修改成書這件事上，寧可趕緊寫一些單篇論文來因應現實。

我在與人文處廖炳惠處長討論之後，發現國科會事實上已有明文支持這類工作（參見國科會「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作業要點」），其中還特別提出改寫學位論文成為專書之事。所以我想藉著這篇短文為國科會人文處作宣傳：將論文改寫成專書，是國科會所鼓勵支持的範圍；同時也希望在升等續聘的程序時，不要再機械式地計算從博士學位論文到專書有多少新寫的成份（事實上從論文到專書，其改變是無所不在的，很難清楚說明），而要給予更大的鼓勵。總而言之，希望學位論文不要庫存在個人書架上，成為「台灣人文學界最大的一筆浪費」。

從史學發展來講，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與十九世紀末同樣發生鉅大的變化，而且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史學典範動搖情形還比十九世紀末來得嚴重，後現代對歷史學造成根本動搖，幾乎完全否定史學這門學問存在的理論基礎，這是從希羅多德、司馬遷以來史學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

十九世紀末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歷史發展情境下歷史化之後，也就沒有所謂永恆不變的真理，因此導致西方道德、宗教、倫理等基礎的動搖，但那次史學危機和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不能相比。過去歷史危機發動者很少是文學家，但這次發揮重大影響的不是歷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學家與文學家。如果完全承認他們對史學批判，我們所作的史學研究也就沒有意義了。 

二、傳統史學動搖

一八二五年，蘭克寫了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義大利國際外交、權力平衡的書，書後的附錄影響最大。他說在經過種種批判之後，連當時被認為最權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結果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是強調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時是對外交史研究的重視，蘭克曾往來於歐洲各地發掘檔案，特別是教廷。在歐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國大使頻繁進出，蘭克接觸到教廷各種檔案，而開啟了錯綜複雜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號「寫歷史一如它所發生的」，對當時史學界有很深的影響。大概從一八四○年以後，德國史學界已經籠罩在蘭克的影響之下。

蘭克的口才非常差，無法吸引學生聽課，但他首創「seminer」的風氣，也就是歷史研究不再只是講述（lecture），而是一起討論、研討史料的教學方式，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一八七○年以後，蘭克治學的特色，如講究原始史料、重視檔案、嚴格史料批判、專業史學（professional history）等風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亞洲國家如日本有蘭克學生到東京大學教書，影響日本史學界很大；美國早期許多傑出史家也到德國取經，直接或間接受蘭克學派影響。蘭克學生所辦的雜誌是許多國家史學雜誌的典範，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回顧過去的史學史，一個最大問題是太多從里程碑式史學宣言來看歷史風格的變化。里程碑式文獻誠然重要，但歷史風格變化應從實際操作中顯現出來，過去史學史的毛病是太過重視思想性的、指導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後在某種氣氛之下史學著作所反映出來的風格。

其實早期美國蘭克學派的學生很少人真正讀過《蘭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興趣專長，讀個一鱗半爪。產生關鍵影響反倒是伯倫漢（E. Bernheim），他把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哲學（positivism）混合，其《史學方法論》（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一書影響很大，許多人透過伯倫漢的書而接受蘭克史學，如中研院史語所創所人傅斯年被認為創辦了「中國的蘭克學派」，但實際上他一生只提到過蘭克兩次，他的藏書中也沒有蘭克的書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書皮都讀破了。

但到了二十世紀蘭克的史學風格卻遭到挑戰，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紀西方史學》（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書談到二十世紀傳統史學典範的動搖，此書稍嫌簡略，但大致提供了一個輪廓。書中談到蘭克學派動搖的原因之一，是人們不再滿足於政治外交史、以重要人物或以歷史事件為主的敘述方式。人們認為歷史應紮根於更廣泛、非個人的經濟社會基礎的瞭解。德國社會歷史學派、法國年鑑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的歷史基本上均代表對過去史學風格的修正，他們要求歷史的客觀與嚴謹和蘭克是相同的，但是認為歷史應有社會的面目，歷史的理解應奠基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上。

三、年鑑學派

前面提到，德國社會歷史學派、年鑑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之史學，均對傳統史學有過衝擊，而在一九九○年代以前影響全世界最大是法國的年鑑學派。我個人寫過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一書的書評，後來中文翻譯者放入書中作為導讀，其中談到年鑑學派形成過程與發展等大概。

Burke認為一九二九至一九八○年代，年鑑學派經過三次變化，慢慢的從地窖升到閣樓，所謂地窖，是研究歷史底層、歷史結構、歷史整體長時段的變化，但到他們的第三代弟子卻又開始回過頭來研究人物，但他們研究這些人物的方式已與傳統人物史的作法不同。Burke分成三階段來談年鑑學派，有失之簡化之嫌，但不無參考價值。

過去三、四十年年鑑學派影響很大，深入各國歷史研究，如美國、日本，甚至波蘭有一任總理就是年鑑派史家。年鑑學派的主要影響有：

（一）使史學界研究的題目與材料無限擴大，這是它對歷史最大的貢獻。過去被忽視的歷史角落，每天生活都接觸得到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可作為研究題目，如年鑑學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種文明面對死亡的態度、面對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後回頭看二十世紀的史學，年鑑學派的許多主張或許會慢慢流失，但它使史學題目及材料大幅解放，賦予題目及材料新意義，卻有重要影響。

（二）重視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如年鑑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認為應該寫「整體的歷史」，包括從地理、事件到個人，全部寫進去，所以布勞岱寫的《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頁寫最重要的那一場戰役，大部內容是地理、空間、物質文化等，最後才寫到事件；他說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結構」。

（三）布勞岱把歷史時間分成長時段、中時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歷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應還有長時段、中時段的思考。他的這三種時間觀念影響相當大，我認為這將來會成為歷史思考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布勞岱並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種時間有機地結合起來。布勞岱的《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書也因未把三時段非常巧妙地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評。但他以這種時間觀念來看歷史，是過去少見的。不過，布勞岱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開啟無數題目，許多博碩士論文及各種討論會論文題目都可從其書中找到蜘絲馬跡。

（四）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鑑學派研究下層，講究整體（collective）的觀念，是受到法國年鑑創始者布洛克（Marc Bloch）和費夫賀（Lucian Febvre）的老師輩涂爾幹（Emile Durkheim）重視整體（collective）觀念的影響。年鑑學派認為許多材料無法從文獻中獲得，例如廣大人民何時放棄基督教信仰，並無法從文獻中看到變化過程，所以要用各種零星材料，從統計系列中看出歷史發展趨勢。例如一個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過程」，到底法國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基督教信仰才逐漸流失，還是大革命是長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個研究是統計許多遺囑中捐錢給教會數目變化、教堂神像前蠟燭重量的變化、建築空間布置等傳統史家毫無興趣的問題，但這些研究方法確實可以幫助看出長時段演進趨勢。老百姓沒有聲音，必須靠迂迴方式才能了解老百姓心態的變化，建構系列，而得出歷史發展的大勢，年鑑學派把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當精巧的地步。

（五）心態史。將來回顧二十世紀史學，心態史也必然是年鑑學派留下的重要遺產。過去研究重點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視思想家、思想運動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哲學史研究哲學家或重要哲學論題的形成過程。年鑑學派則提出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這與前述的「整體」觀念分不開，認為我們不只要研究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要研究一個時代下階層的百姓心態，如他們對生老病死、對神、對權利、對國王的看法等集體心態。他們認為凱撒時代一定有一些心態，是從凱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擁有的、是整體的。

用心態史角度研究最有影響的是年鑑學派第一代創始人費夫賀，他現在雖然不如布洛克那樣受人敬重，但他其實是年鑑學派形成的最關鍵人物，既有學問，也有政治手腕，善於掌握權力與組織。他有一本重要的書談論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法國通俗喜劇作家拉伯雷是無神論者，可是他由心態史的角度來看，發現十六世紀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問題，因為當時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存在「不信仰」這回事，從整體心態看都沒有後人所爭辯不休的信或不信的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是後來人加上去的。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書，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個人，而是研究一個時代整體的心態，論證的方式相當有意思。這類作品在後來年鑑學派相當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說法國把人分成三層，為什麼大家甘於這麼被劃分，如中國分成士農工商的區分法，這種心態一般思想文獻未提，但透過心態史重構，而了解一般百姓想法，故心態史研究是注重廣大下層人民的。但心態史也有其弊病，其最大問題是難以解釋變化，既然強調的是結構性的東西，持續時間相當長，就難以鉤勒其變化了。

四、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

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也是二十世紀影響重大的史學派別。馬克斯主義史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教條的、官方的史學，按照黨義在寫歷史；一派是接受馬克斯主義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學家多是先受其影響而後修正其思想，如Christopher Hill、E. P. Thompson、Rodney Hilton、Eric Hobsbawm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 P. Thompson，其著作和論文開啟二十世紀下半期許多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響很大。Thompson並非是十分專業的史家，他原先在勞工學校教授歷史，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卻又修正馬克斯主義的看法，最有名的書是《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我到美國唸書後發現這一本書竟然出現在許許多多課的書單內，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本書已經有中譯本。英國的馬克斯主義的史學透過他們所辦的《過去與現代》（Past and Present）雜誌發表，是西方語言世界聲望最高的歷史雜誌之一，和美國歷史學會辦的《美國歷史評論》地位在伯仲之間，只是這幾年目前隨著馬克斯主義史學大師的凋零，而有些式微。

以《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一書為例，他改變馬克斯主義認為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說法，以階級意識為例，他說並非身為勞工即有勞工的階級意識，沒有天生的階級意識，而是靠文化不斷運作而產生，下層經濟結構不能決定上層文化結構，階級意識是歷史、文化、行動等等創造出來的，這大大地改變一般人對馬克斯的看法。當然他的關懷勞工階級形成，提倡歷史要由下而上，這些觀念均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另外，如Christopher Hill主要偏向思想，最有名的研究是《清教思想和英國革命》。他們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歷史是由下而上，要使過去長期被忽略的那些貧窮百姓、勞工等都有其歷史。他們不像一些正統史家所認為的勞工階級文化是菁英文化的乖離，因為過去未把下層百姓看成是主體，所以會把他們的風格文化看成是正統文化的偏離，其實如果將其看成是主體，則其風格文化則是他們的創造，這種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Thompson的幾篇論文，如講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講工人的時間觀念，幾乎都引起很大的迴響。

所以回顧二十世紀的史學，絕對不能排除英國馬克斯主義的史學，他們基本上也是偏重社會史，尤其如E. P. Thompson、Hill、Hilton等馬克斯主義史家的影響深遠，使人們看歷史的方式變了，要由下而上，要正視下層階級產生的文化習慣，不把他看成偏離正常軌道而需要校正，其實下層階級自有其一套風格，與年鑑學派從不同的另一方面改變了歷史的看法。 

五、史學的幾種新視野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二十世紀發展到最後一、二十年，史學界流行的幾種趨勢，以下的內容部份參考《史學寫作的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Writing）。這些新視野提醒我們在二十世紀，有這些新的角度與作法。 

（一）政治思想史

二十世紀下半段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隱然分成兩派，一派以對文獻思想內部精讀，作最深入詮釋與精細的發揮，以芝加哥大學的Leo Strauss及其學生為代表，他們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馬基維利《君王論》，就文獻每個字眼、內容、思想作最精細的推敲發揮；另一派以Quentin Skinner、John Dunn等人為代表，認為思想史要放在歷史的脈絡裡面，兩派中以此派站上風。Quentin Skinner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基礎》兩大冊影響很大。Skinner在二十八歲時曾寫過一篇文章痛批Leo Strauss等思想文獻內部學派，影響亦大。

兩派各有優缺點，他們都做過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研究。Leo Strauss寫成六百頁的書，包括章節安排、任何細微思想均作發揮。可是Quentin Skinner講馬基維利，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聯經西方思想譯叢有翻譯，其中有許多殊勝之處，讓我們覺得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飄浮，而是放進社會政治脈絡中，馬基維利的話不單只是思想的話，而是有所指的，如馬基維利提到君王須知道在適當時候不道德，照Leo Strauss的解釋，可能純從思想去講思想體系概念意義，但Quentin Skinner則會說這句話是有所指的，針對當時義大利的政治環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兩種詮釋方法相當不同，卻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對政治思想詮釋雖然掀起這麼大的波瀾，但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會政治脈絡上看，使《君王論》本身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因為能放在政治社會脈絡的部份並不很多，我們反而要看Leo Strauss對《君王論》的闡釋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豐富、多彩多姿與變化萬端。所以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雖然席捲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東西，如果這些思想家不是因為他思想的豐富與深刻，為什麼還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學派還因一套書《在脈絡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影響非常大。Quentin Skinner曾說你如果要研究馬基維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講什麼，你還要把當時時代的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來，因為他們都受後期的維根斯坦的影響。後期維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語言本身並沒有他超越的、不變的意義，語言是在日常使用中產生他的意義，語言產生的是language convention，一個時代共認的、約定俗成的概念。Quentin Skinner受到這影響，認為要找出思想家在那個時代的地位，必須看在language convention的《君王論》某些思想到底在哪裡。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思想，他們會先把二流三流的書或手冊找出來看，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後，再把思想家放在裡面，看出有多少部份是與那時代的convention是相同的，有多少是他邁越同時代其他人而展現獨特性的部份，如此才能評估時代的思想狀況和思想的特殊性。

（二）小歷史（micro history）

小歷史在西方史學界也有相當影響力，重要的為幾位義大利史家，如Carlo Ginzburg的《乳酪與蛆》（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他們基本上是對美國過去幾十年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或年鑑學派動輒處理幾百年的反撲，認為歷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因為有如從十二樓高看下來的世界，看不到什麼，美國社會科學要找出規律量化曲線，需要用到多少電腦，累積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結論。他們人類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精采性無法從高處俯瞰到，而應該在適當時間把史學規模縮小，所能看到的意義和豐富性有時是其他從宏觀的講整體的幾百年歷史所看不到的。

但micro history也面臨到「零碎化」的批評，因為要處理某世紀某個小鄉村的某個人的世界觀，與整體的大歷史圖像似乎沒有什麼關聯，要用很多過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階層的小規模的如村莊史料很少，例如前進的史學家也希望在中國歷史材料找到非常具有意義的小歷史材料。幾部micro history有名的書所根據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會審判的材料，因為西方在中世紀以來對異端的審判，所問的問題非常細微，從外表生活到內心世界，因此留下許多好的歷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蒙他猶》（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一書中所使用的史料，一九三○年教廷已將它們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它。而且用過去觀點來看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歷史，就審判材料來講，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在審判時，並不一定代表其真實想法。至一九六○、七○年代以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材料，就像田野調查報告，很多micro history史家都用這類材料來重建小規模或下階層的某個人的思想、世界觀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歷史之缺失，但也幫助我們在一個時代大規模過度通論化（generalize）敘述下，去了解細部歷史如何運作。

（三）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

幾十年來西方史學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趨勢為把過去無名的、沒有記錄的下層民眾的歷史作一些研究，而這是過去史學家所比較不注意的層次，馬克斯主義和西方的勞工運動對下層歷史影響很大。有一部很有名的Eric R. Wolf寫的英文書《沒有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 

（四）日常生活史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有方興未艾之勢，年鑑學派後期有些一流的史家轉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Duby編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即是一例（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同時也有一些過去默默無聞的書籍重新被挖掘出來，最好的例子是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所寫《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此書在幾十年前已出版，但在當時學術風氣之下，感覺太平凡、沒變化而且沒有意義，所以不受重視，可是隨著大家對日常生活史的重視和興趣而復活，裡面討論西方文明禮儀如現在那套正襟危坐、餐桌禮儀等如何形成等。其實包括中國歷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們了解很少，其彰顯一個我們過去不重視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無數的，可是過去史學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這方面寥寥可數的書如《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份其實很少。但這方面材料很多，史學眼光改變了，才會從這些史料看到意義。

（五）閱讀的歷史

過去史學界較少人研究閱讀的和書籍印刷的歷史，以前這是圖書館系的範圍，但二十世紀最後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為十分熱鬧的一支，而且近十多年來，已大幅影響到中國史的研究，有幾本受到相當重視的書都與印刷史有關，或至少在背景部份大量運用古代的印刷和書本流通，說明文化學術的關係。美國史家如Robert Darnton一生均從此題目入手，他發現一個十七世紀出版社檔案，有五萬多封通信，鑽研久了之後，看出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對整個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歷史詮釋都有幫助。在法國也有史家像Roger Chartier研究書籍歷史，包括印刷材料、傳單、閱讀的歷史，他的一本《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根源》是大家所熟悉的。回頭看中國古代經典的閱讀詮釋發展史，是很有意思的角度，看詮釋如何形成，如何改變人們對經書的詮釋，形成支配力量，如乾嘉考證形成過程可看其閱讀變化、立下的標準與限制。過去的人不會以這種方式來研究。

（六）婦女史

在六○年代的婦女運動盛行影響下，婦女史先是流行婦女主義（feminism），接著是婦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別（gender）歷史的研究，一波接著一波而來。人們在婦女史研究之後認為history應改為herstory，因為過去婦女沒有歷史，認為如果用婦女史角度來看歷史的話，文藝復興、宗教革命都不會有，而婦女歷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七）身體的歷史（history of the body）

研究為什麼靈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靈就那麼重要，精神也永遠比物質好，這種歷史是如何形成的？研究發瘋這個問題，在弗洛伊德之前和以後解釋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釋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後認為這是精神問題。這些部份在過去很少人注意，但在過去幾十年來成為相當重要的一股潮流。 

（八）敘述體（narrative）的復返

在一九七○年代有人開始反省，二十世紀追求的新史學竟然如此玄妙，寫出來的書沒人讀，裡面沒有故事，從希羅多德以來大家均認為史學家的基本任務為講故事，但是不管年鑑學派、馬克斯主義史學或新經濟史學派等等都沒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Lawrence Stone在一九七九年寫〈歷史敘述體的復活〉（“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震動西方史學界，文章其實並沒有太多創見，但它說中大家心中一件事：專業的歷史著作已經沒人讀了。他批評三派史學：一是年鑑學派的「整體史」，布勞岱建構那麼大的七寶樓台──菲利浦三世與地中海世界，但是除了最後幾十頁外，幾乎沒有「人」在裡面，他的「整體史」與人沒有產生直接聯繫；二是批評馬克斯社會經濟史，也很少「人」在內；三為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派，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獎得主的新經濟史派學者（Robert Fogel, Douglass North）被他嚴厲批判，因為他們花了幾十年用了許多助理作了許多計量工作，但他們的書沒有人看得下去。曾任法國國家檔案館館長的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拉杜里一九七○年代出版了《史學的領域》（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書中提到至遲到一九八○年代，如果沒法設計電腦程式，就不能成為史學家。Lawrence Stone即針對這點批評說，作了這麼多問卷統計，但最後所得答案常常沒有意義。Lawrence Stone寫這篇文章與他個人的研究經驗有關，Stone從牛津大學到普林斯頓，受當時流行的計量史學影響，用了大量助理，統計大量電腦資料，大費周章的研究英國中產階級開放性或者封閉性的問題，結果大病一場，只寫成一本小書。當他在醫院養病時看一些十六世紀的小說、日記、書信集消遣，後來寫了《十六世紀西方家庭的性生活和婚姻》，反而成為很重要的書。他之所以寫了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基本上也是他個人的反省。

六、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是近十年來最當令的史學派別，對新文化史有興趣者可以看Joyce Appleby、Lynn Hunt、Margaret Jacob三人合寫的《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一書，中文翻譯由正中書局出版，解釋為何會有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基本上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種種現象都是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許多我們研究的經典在當時都不是經典。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開始時不是經典，它有一個被經典化的過程，一個文化選擇建構的過程。包括男女性別也是文化建構，西方對女人的要求期望與東方不同，對性別態度也受到文化的建構。所有的界域（boundary）隨時代社會變遷而變化，包括性別、身體、瘋狂或正常、有罪或無罪的看法，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任何約定俗成或以前認為不變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都是流動的和建構的，由此而開啟的史學問題很多。新文化史處理的許多體裁其實在年鑑學派已經處理過，但方式不同，他們重視文化和社會的建構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緊張感覺也都是文化建構。馬克斯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經濟決定的，新文化史則認為一切都是文化社會建構的，既為建構的，就不是永恆不變的，也不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的。

七、史學典範的危機

近一～二十年來，後現代理論對史學的挑戰最大，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文本」。「作品」是人的意圖之下所寫出來的，後現代認為沒有作品，全部都是「文本」，與作者原先的意圖無關，是語言的力量，語言可以顛覆人的意圖，人其實是在語言的牢房裡面。後現代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是十九世紀末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所提出的語言學觀念，認為語言可以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在各種語言中「能指」與「所指」沒有固定的一對一關係，其關係是任意性的，因為文本語言所指的signified無法復原，則在閱讀文本時，每個人的了解是等距的。語言和其所指的東西是任意性關係，百年之後讀此文獻，大家解釋都是一樣的，因為後面指涉的東西無法復原，都是某種程度的物事，所有人都是同樣的對同一東西的再現。既然你的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我的也是再現（representation），那麼我們之間有什麼高下之分？所謂歷史真相到底又在哪裏？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也產生相當影響，書中講西方早期到東方（指中亞或西亞）來的了解都帶上白種人的眼光，無法說他們represent的oriental是真實的，他們的representation只是各種representation中的一種，則何者客觀？歷史的真到底在哪裡？

英國史家Keith Jenkins所寫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這本小冊子，把「過去」和「歷史」截然二分，「過去」無法由「歷史」完整呈現，而且每一個人在呈現過去時都有許多主觀見解夾雜其中，有各種偏見和各種考慮，所以歷史的objectivity是什麼？這個影響一開始只是水壩的一個小洞，只是「能指」和「所指」沒有固定對應關係，變成「文本」，到後來「文本」後面的東西無法復原，到最後是歷史的客觀性是無法追求的。

孔恩（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對歷史的objectivity挑戰也很大，這本書有將近二十年左右期間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很大。談歷史客觀性時有的一個重要模範（model），那便是自然科學。但孔恩的科學革命結構說，科學不是客觀的，而是很主觀的東西；不是具有懷疑精神的，科學家是很保守的；而且科學理論不是如Karl Popper所講的，先有理論，再不斷有事實來測試理論，事實可以修正甚至推翻理論。

孔恩反過來認為是理論把科學事實掃進垃圾桶，是先有理論，然後才把發現的現象「塞」進理論的典範（paradigm）裡面，等到有一天，產生很多非典範所能解釋的變異現象的時候，人們才開始慢慢思考這些典範所不能解釋的變異現象可能必須另尋解釋，於是有人提出新理論，然後透過「科學社群」中的說服工作，慢慢形成新的典範。所以是先有典範，再有科學家在裡面作拼圖填補的工作，而孔恩說典範是由「科學社群」所決定，受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原因的影響，使得人們會放棄原來的典範，建立另一個典範。既然科學也是由「科學社群」所決定，受種種社會政治經濟等現實因素的影響，才能使科學家形成共識，既然典範先於科學家所做的實驗發現，那麼科學的objectivity在哪裡？孔恩說每一個典範都不能解釋所有大自然現象，新的解釋一部份，也丟棄了一部份，那麼客觀性在哪裡？

八、重新思考E. H. Carr的What is History

四十多年前英國的俄國史家E. H. Carr寫了一本《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這本書是所有西方大學歷史系的入門書，雖然後現代史學挑戰那麼厲害，但近年來此書仍經久不衰，可以在美國任何書店買到。在經過四十多年的變化後，人們對歷史究竟產生什麼不同的看法？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如果照後現代的看法，此書可能從第一句錯到最後一句。E. H. Carr在一九六一年寫此書時，絕對不會想到傳統史學會面臨這麼大的挑戰。照後現代角度來看歷史的真相是不可能得到的，連最謹慎的史學家Iggers在《二十世紀史學》最後一章也講，我們雖然不敢說可能得到絕對客觀，但是我們能做到儘可能趨近客觀。E. H. Carr已經是他那個時代相當前衛的史學家，書中有許多部份回顧起來仍然相當新，但他決不會想到後來從文學、語言學跑出一些人對史學做出致命的一擊。如果要從這麼激烈角度來看這本書，它有許多部份仍能站得住腳，但有相當多仍然需要修正：

（一）什麼是歷史事實：

E. H. Carr說歷史事實與一般事實不同，一般事實很多，而歷史事實是歷史學家挑出其中一部份。但E. H. Carr絕對沒想到歷史研究範圍可以如此寬廣，如身體的歷史、圖像史、感覺的歷史、心態的歷史、下層百姓的歷史、婦女的歷史，另外如傅柯（Foucult）所寫的瘋子的歷史、診療院的歷史、法國公共衛生的歷史等等，這些都是E. H. Carr所沒想過的。

（二）社會英雄與個人

E. H. Carr在書中談很多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對此他持調停之見，認為個人和社會都很重要，可是過去幾十年史學的發展，似乎認為個人並不重要，尤其是年鑑學派幾位大師認為個人只是泡沫，個人被整體結構所決定，甚至於如日常生活史、小歷史宣稱要擺脫布勞岱那種超大歷史架構，也未賦予個人太多注意。不過，E. H. Carr在講個人與社會時，重視的是大人物，很少談到下層百姓。

（三）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對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討論，也是E. H. Carr書裡重要一章。他寫此書之前，在史學理論領域中，Isaiah Berlin寫了一篇影響重大、轟動一時的文章──〈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E. H. Carr對這篇文章非常反感，不過現在看起來，Carr對Berlin有很大的誤解，在What is History書中凡是提到Berlin〈歷史的必然性〉時，他總是有意無意地爭辨說Berlin主張偶然論。但閱讀Berlin那篇文章和其他相關著作的人都了解，Berlin只是認為人在歷史發展中有相當大的自由性與主動性，人並不是像馬克斯所講那樣，是歷史定律的囚徒、一定按幾個階段發展。Berlin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左右歷史，但那並不一定就是偶然論。

（四）因果觀念

E. H. Carr提到很多因果觀念，可是他的因果觀念多是一對一的因果觀念，從年鑑學派以來講的是結構和個人的關係，結構式的因果觀在E. H. Carr是沒想到的。E. H. Carr沒有意識到可以有結構和個人的因果關係。

（五）歷史的客觀性與歷史是否一直在進步

人是否能擺脫成見來研究歷史？流行一時的詮釋學或後現代，對人的先入之見或偏見的反省值得注意，尤其如Gadamer的詮釋學認為，若沒有preunderstanding、沒有prestructure、沒有這些先入之見，要了解一個東西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如同笛卡爾的理想中所說的那樣，澄清到如同一面清澈光亮的鏡子般地，去看一件東西。E. H. Carr似乎沒法了解歷史研究要在承認人不能如笛卡爾講的像清澈鏡子的前提下，而且是因為有那麼多先入之見，才能了解歷史。

過去幾十年，史學的發展使人們思考歷史的因果和客觀性都產生巨大變化，對照E. H. Carr的書，許多是他所沒想到過的，所以有很多想法要變。變並不一定是對的，但是可以做為一種對照。

現在批評後現代的書越來越多，如Richard J. Evans的In Defense of History及Keith Windschuttle的The Killing of History: How Literary Critics and Social Theorists are Murdering Our Past。我們不知道後現代史學還會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義，那就是提醒我們，作為一位歷史家，必須承認其有限性。後現代史學提醒我們一件事，史家及歷史著作是這麼多東西下的產物，有這麼多的先入之見、背景、權力、政治、文化社會因素支配他的寫作，所以史家是有限的存在。

從史學發展來講，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與十九世紀末同樣發生鉅大的變化，而且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史學典範動搖情形還比十九世紀末來得嚴重，後現代對歷史學造成根本動搖，幾乎完全否定史學這門學問存在的理論基礎，這是從希羅多德、司馬遷以來史學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

十九世紀末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歷史發展情境下歷史化之後，也就沒有所謂永恆不變的真理，因此導致西方道德、宗教、倫理等基礎的動搖，但那次史學危機和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不能相比。

二十世紀末的史學趨勢或者危機在我看來，可謂聲勢洶猛。我在一九八五年進入中央研究院，八七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從八七年至九二年，我沒有強烈感受到後現代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普林斯頓歷史系可謂大師雲集，不可能對外面的變化毫無所知，但當時卻未深刻感覺到後現代來勢洶洶，可見其時後現代還未能動搖幾個老派的學校，這些學者還相信歷史有存在的根基，他們體現的史學風格與傳統史家不同，比較受人類學者Geertz的影響，傾向帶有人類學意味的歷史題目，完全感覺不到史學的根本動搖，如歷史究竟是什麼，歷史的編纂只能顯現一點點過去，把「過去」與「歷史」截然劃分，這種後現代觀點當時還未感受到。

但近年來，可謂面臨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史學危機，過去歷史危機發動者很少是文學家，但這次發揮重大影響的不是歷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學家與文學家。如果去完全承認他們對史學批判，我們所作的史學研究也就沒有意義了。

二、傳統史學動搖

一八二五年，蘭克寫了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義大利國際外交、權力平衡的書，書後的附錄影響最大。他說在經過種種批判之後，連當時被認為最權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結果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是強調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時是對外交史研究的重視，蘭克曾往來於歐洲各地發掘檔案，特別是教廷。在歐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國大使頻繁進出，蘭克接觸到教廷各種檔案，而開啟了錯綜複雜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號「寫歷史一如它所發生的」，對當時史學界有很深的影響。大概從一八四○年以後，德國史學界已經籠罩在蘭克的影響之下。

蘭克的口才非常差，無法吸引學生聽課，但他首創「seminer」的風氣，也就是歷史研究不再只是講述（lecture），而是一起討論、研判史料的教學方式，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一八七○年以後，蘭克治學典範特色，如講究原始史料、重視檔案、嚴格史料批判、職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風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亞洲國家如日本有蘭克學生到東京大學教書，影響日本史學界很大；美國早期許多傑出史家也多到德國取經，直接或間接受蘭克學派影響。蘭克學生所辦的雜誌是許多國家史學雜誌的典範，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回顧過去的史學史，一個最大問題是太多從里程碑式史學宣言來看歷史風格的變化。里程碑式文獻誠然重要，但歷史風格變化應從實際操作中顯現出來，過去史學史的毛病是太過重視思想性的、史學方法指導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後在某種氣氛之下史學著作所反映出來的風格。一八七○年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蘭克的史學風格在西方甚至在東方有一段長的時間都很有影響力。

其實早期美國蘭克學派的學生很少人真正讀過《蘭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興趣專長，讀個一鱗半爪。產生關鍵影響反倒是伯倫漢（E. Bernheim），他把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哲學（postivism）混合，其《史學方法論》一書影響很大，許多人透過伯倫漢的書而接受蘭克史學，如史語所創所人傅斯年被認為創辦了「中國的蘭克學派」，但實際上他一生只提到過蘭克兩次，他的藏書中也沒有蘭克的書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書皮都讀破了。

但到了二十世紀蘭克的史學風格卻遭到挑戰，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紀西方史學》（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書談到二十世紀傳統史學典範的動搖，此書稍嫌簡略，但可提供一個輪廓。書中談到蘭克學派動搖的原因之一，是人們不再滿足於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歷史事件為主的敘述方式。人們認為歷史應紮根於更廣泛、非個人的經濟社會基礎的瞭解。德國社會歷史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的歷史、法國年鑑學派基本上均代表對過去史學風格的修正，他們要求歷史的客觀與嚴謹和蘭克是相同的，但是認為歷史應有社會面貌，歷史的理解應奠基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上。

三、年鑑學派

前面提到，德國社會歷史學派、年鑑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之史學，均顯示傳統史學的動搖，而其中影響全世界最大是法國的年鑑學派。我個人寫過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一書的書評，後來中文翻譯者放入書中作為導讀，其中談到年鑑學派形成過程與發展等大概。

Burke認為一九二九至一九八○年代，年鑑學派經過三次變化，慢慢的從地窖升到閣樓，所謂地窖，是研究歷史底層、歷史結構、歷史整體長時段的變化，但到他們的第三代弟子卻又開始回過頭來研究人物，但他們研究這些人物的方式已與傳統人物史的作法不同。Burke分成三階段來談年鑑學派，有失之簡化之嫌，但不無參考價值。

過去三、四十年年鑑學派影響很大，深入各國歷史研究，如美國、日本，甚至在東歐即有一任波蘭總理是年鑑史家。年鑑學派的主要影響有：

（一）使史學界研究的題目與材料無限擴大，這是它對歷史最大的貢獻。過去被忽視的歷史角落，每天生活都要接觸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可作為研究題目，如年鑑學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種文明面對死亡的態度、面對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後回頭看二十世紀的史學，年鑑學派的許多主張或許會慢慢流失，但其使史學題目及材料解放，賦予題目及材料新意義卻有重要影響，他的材料包括各式各樣，如圖像、口供、日記、實物等。

（二）重視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如年鑑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認為應該寫「整體的歷史」，包括從地理、事件到個人，全部寫進去，所以布勞岱寫的《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頁寫最重要的那一場戰役，大部內容包括地理、空間、物質文化等，最後才寫到事件；他說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結構。

（三）布勞岱把歷史時間分成長時段、中時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歷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應還有長時段、中時段的思考。他的這三種時間觀念影響相當大，我認為這將來會成為歷史思考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布勞岱並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種時間有機地結合起來。布勞岱的書《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書也因未把三時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評。但他以這種時間觀念來看歷史，是過去少見的。不過，布勞岱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開啟無數題目，許多博碩士論文及各種討論會論文題目都可從其書中找到蜘絲馬跡，他告訴我們一種看歷史的新眼光。

（四）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鑑學派研究下層，講究整體（collective）的觀念，是受法國年鑑創始者布洛克（Marc Bloch）和費夫賀（Lucian Febvre）的老師輩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影響，涂爾幹重視整體（collective）觀念，年鑑學派認為許多材料無法從文獻中獲得，例如廣大人民何時放棄基督教信仰，是無法從文獻中看到變化過程，所以要用各種零星材料，放在統計系列，從中得到歷史發展趨勢。例如一個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過程，到底法國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基督教信仰才逐漸流失，還是大革命是長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本書認為研究方法應從一些日常人們所不注重材料將之系列化，最後再看出其趨勢，因此統計許多遺囑中捐錢給教會數目變化、教堂神像蠟燭重量、建築空間布置等傳統史家毫無興趣的問題，但這些研究方法確實可看出長時段演進趨勢。這是一般老百姓想法，老百姓沒有聲音，必須靠迂迴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態的變化，建構系列，而得出歷史發展，年鑑學派把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當精巧的地步。

（五）心態史：將來回顧二十世紀史學，心態史也必然是年鑑學派留下的重要遺產。過去研究重點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視思想家、思想運動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哲學史研究哲學家或重要哲學論題的歷史形成過程。可是年鑑學派提出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這與前述整體的觀念亦分不開，認為我們不只要研究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要研究一個時代下階層的百姓心態，如他們對生老兩死、對神、對權利、對國王看法等集體心態。他們認為凱撒時代一定有一些心態是從凱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擁有的心態，是集體的、整體的。

用心態史角度研究最有影響的是年鑑學派第一代創始人費夫賀，他現在雖然不如布洛克那樣受人敬重，但他其實是年鑑學派形成的最關鍵人物，既有學問，也有政治手腕，善於掌握權力與組織。他有一本重要的書談論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法國通俗喜劇作家拉伯雷是無神論者，可是他由心態史的角度來看，發現十六世紀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問題，因為當時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在有不信仰，從整體心態看都沒有後人爭辯信或不信的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是後來人加上去的，而他舉例都從一個時代集體心態史角度方法來論證這個問題。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書，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個人，而是研究集體的心態，論證的方式相當有意思，這類作品在後來年鑑學派相當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說法國把人分成三層，為什麼大家甘於這麼被劃分，如中國分成士農工商的區分法，這種心態一般思想文獻未提，但透過心態史重構，而了解一般百姓想法，故心態史研究是注重廣大下層人民的。但心態史也有其弊病，用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則完全不行，與年鑑學派關係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這種方式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結果看起來非常貧瘠，其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解釋變化，既然是結構的東西，持續時間相當長，但變化很少，也難以鉤勒出來。總之，年鑑史學相當豐富，幾代的史學家非常活躍，中間也有許多曲折。 

四、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

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也是二十世紀影響重大的史學派別。馬克斯主義史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教條的、官方的史學，按照黨義在寫歷史；一派是接受馬克斯主義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學家多是先受其影響而後修正其思想，如Cristopher Hill、E. P. Thompson、Hilton、Hopsbawn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 P. Thompson，其著作和論文開啟二十世紀下半期許多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響很大。Thompson並非是十分專業的史家，他原先在勞工學校教授歷史，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卻又修正馬克斯主義的看法，最有名的書是《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我到美國唸書後發現這一本書竟然出現在許許多多課的書單內，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本書已經有中譯本。英國的馬克斯主義的史學透過他們所辦的《過去與現代》（Past and Present）雜誌發表，是西方語言世界聲望最高的歷史雜誌，和美國歷史學會辦的《美國歷史評論》地位在伯仲之間，只是這幾年目前隨著馬克斯主義史學大師的凋零，而有些式微。

以《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一書為例，他改變馬克斯主義認為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說法，以階級意識為例，他說並非身為勞工即有勞工的階級意識，沒有天生的階級意識，而是靠文化不斷運作而產生，下層經濟結構不能決定上層文化結構，階級意識是歷史、文化、行動等等創造出來的，這大大地改變一般人對馬克斯的看法。當然他的關懷勞工階級形成，提倡歷史要由下而上，這些觀念均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另外，如Cristopher Hill主要偏向思想，最有名的研究是《清教思想和英國革命》。他們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歷史是由下而上，要使過去長期被忽略的那些貧窮百姓、勞工等都有其歷史。他們不像一些正統史家所認為的勞工階級文化是菁英文化的乖離，因為過去未把下層百姓看成是主體，所以會把他們的風格文化看成是正統文化的偏離，其實如果將其看成是主體，則其風格文化則是他們的創造，這種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Thompson的幾篇論文，如講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講工人的時間觀念，幾乎都引起很大的迴響。

所以回顧二十世紀的史學，絕對不能排除英國馬克斯主義的史學，他們基本上也是偏重社會史，尤其如E. P. Thompson、Hill、Hilton等馬克斯主義史家的影響深遠，使人們看歷史的方式變了，要由下而上，要正視下層階級產生的文化習慣，不把他看成偏離正常軌道，需要校正，其實下層階級自有其一套風格，與年鑑學派不同的從另一方面改變了歷史的看法。

五、史學的幾種新視野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二十世紀發展到最後這一、二十年來，史學界流行的幾種趨勢，以下的內容部份參考《史學寫作的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Writing）。這些新視野提醒我們在二十世紀，有這些新的角度與作法。

（一）政治思想史

二十世紀下半段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隱然分成兩派，一派以對文獻思想內部精讀，作最深入詮釋與精細的發揮，以芝加哥大學的Leo Strauss及其學生為代表，他們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馬基維利《君王論》，就文獻每個字眼、內容、思想作最精細的推敲發揮；另一派以Quentin Skinner、John Dunn等人為代表，認為思想史要放在歷史的脈絡裡面，兩派中以此派站上風。Quentin Skinner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基礎》兩大冊影響很大。Skinner在二十八歲時曾寫過一篇文章痛批Leo Strauss等思想文獻內部學派，影響亦大。

兩派各有優缺點，他們都做過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研究。Leo Strauss寫成六百頁的書，包括章節安排、任何細微思想均作發揮；可是Quentin Skinner講馬基維利，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聯經西方思想譯叢有翻譯，其中有許多殊勝之處，讓我們覺得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飄浮，而是放進社會政治脈絡中，馬基維利的話不單只是思想的話，而是有所指的，如馬基維利提到君王須知道在適當時候不道德，照Leo Strauss的解釋，可能純從思想去講思想體系概念意義，但Quentin Skinner則會說這句話是有所指的，針對當時義大利的政治環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兩種詮釋方法相當不同，卻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對政治思想詮釋雖然掀起這麼大的波瀾，但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會政治脈絡上看，使《君王論》本身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因為能放在政治社會脈絡的部份並不很多，我們反而要看Leo Strauss對《君王論》的闡釋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豐富、多彩多姿與變化萬端。所以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雖然席捲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東西，如果這些思想家不是因為他思想的豐富與深刻，為什麼還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學派還因一套書《在脈絡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影響非常大。Quentin Skinner曾說你如果要研究馬基維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講什麼，你還要把當時時代的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來，因為他們都受後期的維根斯坦的影響。後期維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語言本身並沒有他超越的、不變的意義，語言是在日常使用中產生他的意義，語言產生的是language convention，一個時代共認的、約定俗成的概念。Quentin Skinner受到這影響，認為要找出思想家在那個時代的地位，必須看在language convention的《君王論》某些思想到底在哪裡。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思想，他們會先把二流三流的書或手冊找出來看，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後，再把思想家放在裡面，看出有多少部份是與那時代的convention是相同的，有多少是他邁越同時代其他人而展現獨特性的部份，如此才能評估時代的思想狀況和思想的特殊性。

（二）小歷史（micro history）

小歷史在西方史學界也有相當影響力，重要的為幾位義大利史家，如Carlo Ginzburg的《乳酪與蛆》（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他們基本上是對美國過去幾十年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或年鑑學派動輒處理幾百年的反撲，認為歷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因為有如從十二樓高看下來的世界，看不到什麼，美國社會科學要找出規律量化曲線，需要用到多少電腦，累積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結論。他們人類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精采性無法從高處俯瞰到，而應該在適當時間把史學規模縮小，所能看到的意義和豐富性有時是其他從宏觀的講整體的幾百年歷史所看不到的。

但micro history也面臨到「零碎化」的批評，因為要處理某世紀某個小鄉村的某個人的世界觀，與整體的大歷史圖像似乎沒有什麼關聯，要用很多過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階層的小規模的如村莊史料很少，例如前進的史學家也希望在中國歷史材料找到非常具有意義的小歷史材料。幾部micro history有名的書所根據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會審判的材料，因為西方在中世紀以來對異端的審判，所問的問題非常細微，從外表生活到內心世界，因此留下許多好的歷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蒙他猶》一書中所使用的史料，一九三○年教廷已將它們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它。而且用過去觀點來看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歷史，就審判材料來講，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在審判時，並不一定代表其真實想法。至一九六○、七○年代以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材料，就像田野調查報告，很多micro history史家都用這類材料來重建小規模或下階層的某個人的思想、世界觀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歷史之缺失，但也幫助我們在一個時代大規模過度通論化（generalize）敘述下，去了解細部歷史如何運作。 

（三）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

幾十年來西方史學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趨勢為把過去無名的沒有記錄的下層民眾的歷史作一些研究，而這是過去史學家所比較不注意的層次，馬克斯主義和西方的勞工運動對下層歷史影響很大。有一部很有名的Eric R. Wolf寫的英文書《沒有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

（四）日常生活史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有方興未艾之勢，年鑑學派後期有些一流的史家轉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Duby編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即是一例（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同時也有一些過去默默無聞的書籍重新被挖掘出來，最好的例子是伊利亞斯（Elias Norbert）所寫《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ation Process），此書在幾十年前已出版，但在當時學術風氣之下，感覺太平凡、沒變化而且沒有意義，所以不受重視，可是隨著大家對日常生活史的重視和興趣而復活，裡面討論西方文明禮儀如現在那套正襟危坐、餐桌禮儀等如何形成等。其實包括中國歷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們了解很少，其彰顯一個我們過去不重視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無數的，可是過去史學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這方面寥寥可數的書如《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份其實很少。但這方面材料很多，史學眼光改變了，才會從這些史料看到意義。

（五）閱讀的歷史

過去史學界較少人研究閱讀的和書籍印刷的歷史，以前這是圖書館系的範圍，但二十世紀最後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為十分熱鬧的一支，而且近十年來，已大幅影響到中國史的研究，有幾本受到相當重視的書都與印刷史有關，或至少在背景部份大量運用古代的印刷和書本流通，說明文化學術的關係。美國史家如Robert Danton一生均從此題目入手，他發現一個十七世紀出版社檔案，有五萬多封通信，鑽研久了之後，看出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對整個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歷史詮釋都有幫助。在法國也有史家像Roger Chartier研究書籍歷史，包括印刷材料、傳單、閱讀的歷史，他的一本《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根源》是大家所熟悉的。回頭看中國古代經典的閱讀詮釋發展史，是很有意思的角度，看詮釋如何形成，如何改變人們對經書的詮釋，形成支配力量，如乾嘉考證形成過程可看其閱讀變化、立下的標準與限制。過去的人不會以這種方式來研究。

（六）婦女史

在六○年代的婦女運動盛行影響下，婦女史先是流行婦女主義（feminism），接著是婦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別（gender）歷史的研究，一波接著一波而來。人們在婦女史研究之後認為history應改為herstory，因為過去婦女沒有歷史，認為如果用婦女史角度來看歷史的話，文藝復興、宗教革命都不會有，而婦女歷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七）身體的歷史（history of body）

研究為什麼靈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靈就那麼重要，精神也永遠比物質好，這種歷史是如何形成的；研究發瘋這個問題，在弗洛伊德之前和以後解釋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釋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後認為這是精神問題，這些部份在過去很少人注意，但在過去幾十年來成為相當重要的一股潮流。

（八）敘述體（narrative）的復返

在一九七○年代有人開始反省，二十世紀追求的新史學竟然如此玄妙，寫出來的書沒人讀，裡面沒有故事，從希羅多德以來大家均認為史學家的基本任務為講故事，但是不管年鑑學派、馬克斯主義史學或新經濟史學派等等都沒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Lawrence Stone在一九七八年寫〈歷史敘述體的復活〉（“The Revival of Narrative”），震動西方史學界，文章其實並沒有太多創見，但它說中大家心中一件事：專業的歷史著作已經沒人讀了。他批評三派史學：一是年鑑學派的「整體史」，布勞岱建構那麼大的七寶樓台──菲利浦三世與地中海世界，但是除了最後幾十頁外，幾乎沒有「人」在裡面，他的「整體史」與人沒有產生直接聯繫；二是批評馬克斯社會經濟史，也很少「人」在內；三為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派，一九八九年諾貝爾獎得主的新經濟史派學者（Joseph Fogel, Douglas North）被他嚴厲批判，因為他們花了幾十年用了許多助理作了許多計量工作，但他們的書沒有人看得下去。曾任法國國家檔案館館長的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勒．華．拉杜里一九七○年代出版了《史學的領域》（The Territory of History），書中提到至遲到一九八○年代，如果沒法設計電腦程式，就不能成為史學家。Lawrence Stone即針對這點批評說，作了這麼多問卷統計，但最後所得答案常常沒有意義。Lawrence Stone寫這篇文章與他個人的研究經驗有關，Stone從牛津大學到普林斯頓，受當時流行的計量史學影響，用了大量助理，統計大量電腦資料，大費周章的研究英國中產階級開放性或者封閉性的問題，結果大病一場，只寫成一本小書。當他在醫院養病時看一些十六世紀的小說、日記、書信集消遣，後來寫了《十六世紀西方家庭的性生活和婚姻》，反而成為很重要的書。他之所以寫了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基本上也是他個人的反省。

六、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是近十年來最當令的史學派別，對新文化史有興趣者可以看Lynn Hunt所寫的《歷史的真相》一書，中文翻譯由正中書局出版，解釋為何會有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基本上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種種現象都是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許多我們研究的經典在當時都不是經典。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開始時不是經典，它有一個被經典化的過程，一個文化選擇建構的過程。包括男女性別也是文化建構，西方對女人的要求期望與東方不同，對性別態度也受到文化的建構。所有的界域（boundary）隨時代社會變遷而變化，包括性別、身體、瘋狂或正常、有罪或無罪的看法，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任何約定俗成或以前認為不變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都是流動的和建構的，由此而開啟的史學問題很多。新文化史處理的許多體裁其實在年鑑學派已經處理過，但方式不同，他們重視文化和社會的建構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緊張感覺也都是文化建構。馬克斯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經濟決定的，新文化史則認為一切都是文化社會建構的，既為建構的，就不是永恆不變的，也不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的。

七、史學典範的危機

近十年來，後現代理論對史學的挑戰最大，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文本」。「作品」是人的意圖之下所寫出來的，後現代認為沒有作品，全部都是文本，與作者意圖無關，是語言的力量，語言可以顛覆人的意圖，人其實是在語言的牢房裡面。後現代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是上世紀末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所提出的語言學觀念，認為語言可以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在各種語言中能指與所指沒有固定的一對一的，而是任意性的關係，他認為語言所講的與所指的東西是無法復原，看到的文本這些語言後面所指的signified無法復原，既然都是讀文本，則我們了解是一樣的。語言和其所指的東西是任意性關係，百年之後讀此文獻，大家解釋都是一樣的，因為後面指涉的東西無法復原，都是某種程度的物事，所有人都是同樣的對同一東西的再現。既然你的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我的也是再現（representation），那麼我們之間有什麼高下之分？所謂歷史真相到底又在哪裏？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也產生相當影響，書中講西方早期到東方（指中亞或西亞）來的了解都帶上白種人的眼光，無法說他們represent的oriental是真實的，他們的representation只是各種representation中的一種，則何者客觀？歷史的真到底在哪裡？

英國一業餘史家Keith Jenkins所寫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這本小冊子，把「過去」和「歷史」截然二分，「過去」無法由「歷史」完整呈現，而且每一個人在呈現過去時都有許多主觀見解夾雜其中，有各種偏見和各種考慮，所以歷史的objectivity是什麼？這個影響一開始只是水壩的一個小洞，只是「能指」和「所指」沒有固定對應關係，變成「文本」，到後來「文本」後面的東西無法復原，到最後是歷史的客觀性是無法追求的。

孔恩（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對歷史的objectivity挑戰也很大，這本書有將近二十年左右期間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很大。談歷史客觀性時有的一個重要模範（model），那便是自然科學，但孔恩的科學革命結構說科學不是客觀的，而是很主觀的東西，不是具有懷疑精神的，科學家是很保守的，而且科學理論不是如Karl Popper所講的，先有理論，再不斷有事實來測試理論，事實可以修正甚至推翻理論。

孔恩反過來認為是理論把科學事實掃進垃圾桶，是先有理論，然後才把發展的事實塞進理論的典範（paradigm）裡面，等到有一天，產生很多非典範所能解釋的變異現象的時候，人們才開始慢慢思考這些典範所不能解釋的變異可能必須尋求另外的解釋，於是有人提出新理論，然後透過「科學社群」中的說服工作，慢慢形成另外的一個典範，所以是先有典範，再有科學家在裡面作拼圖填補的工作，而孔恩說典範是由科學家社群所決定，受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原因的影響，使得人們會放棄原來的典範，尋找另一個典範。既然科學也是由科學家社群決定，受種種社會政治經濟等影響，才能使科學家形成共識，既然典範先於科學家所講所做的實驗發現，如此科學的objectivity在哪裡？孔恩說每一個典範都不能解釋所有大自然現象，新的解釋一部份，也丟棄了一部份，所以客觀在哪裡？

傳統史學的客觀建構的真受到挑戰，不只後現代，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力量的促成，這是我們面臨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  

八、重新思考E. H. Carr的What is History

四十年前英國的俄國史家E. H. Carr寫了一本《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這本書是所有西方大學歷史系的入門書，雖然後現代史學挑戰那麼厲害，但近年來此書仍經久不衰，可以在美國任何書店買到。此書是一九六一年寫的，在準備這個演講時，我第一個想法是我們可以回顧，在經過四十年的變化後，人們對歷史究竟產生什麼不同的看法。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如果照後現代的看法，此書可能從第一句錯到最後一句。E. H. Carr在一九六一年寫此書時，絕對不會想到史學會面臨這麼大的挑戰，所以在書中完全嗅不出這種味道，照後現代角度來看歷史的真相是不可能得到的，連最謹慎的史學家Iggers在《二十世紀史學》最後一章也講，我們雖然不敢說可能得到絕對客觀，但是我們能做到儘可能趨近客觀。E. H. Carr已經是他那個時代相當前進的史學家，書中有許多部份回顧起來仍然相當新，但他決不會想到後來從文學、語言、哲學跑出一些人對史學做出致命的一擊。如果要從這麼激烈角度來看這本書，它有許多部份仍能站得住腳，但有相當多仍然需要修正：

（一）什麼是歷史事實：

E. H. Carr說歷史事實與一般事實不同，一般事實很多，而歷史事實是歷史學家挑出其中一部份。但E. H. Carr絕對沒想到歷史研究範圍可以如此寬廣，如身體的歷史、圖像史、感覺的歷史、心態的歷史、下層百姓的歷史、婦女的歷史，另外如傅柯（Foucult）所寫的瘋子的歷史、診療院的歷史、法國公共衛生的歷史等等，這些都是E. H. Carr所沒想過的。

（二）社會英雄與個人

E. H. Carr在書中談很多個人和社會關係，對此他持調停之見，認為個人和社會都很重要，可是過去幾十年歷史的發展，似乎認為個人並不重要，尤其是年鑑學派幾位大師認為個人只是泡沫，個人是被整體結構決定的，甚至於如後來日常生活史、小歷史宣稱要擺脫布勞岱那麼大的歷史架構的這些史家，其實也沒有真正如E. H. Carr所討論到的對歷史有舉足關鍵的英雄或重要的政治人物。E. H. Carr只在講個人與社會時，重視的是大人物，對下層百姓很少談到。

（三）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對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討論，也是E. H. Carr書裡重要一章。他寫此書之前在史學理論方面有一篇Isaiah Berlin所寫的影響重大、轟動一時的文章──〈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E. H. Carr對這篇文章非常反感，不過現在看起來，Carr對Berlin有很大的誤解，在What is History書中凡是提到Berlin〈歷史的必然性〉時，他總是有意無意地爭辨說Berlin是主張偶然論，但閱讀Berlin那本書和其他相關著作的會了解，其實Berlin只是認為人在歷史發展中有相當大的自由性與主動的角色，人並不是如馬克斯所講是歷史定律的囚徒，一定按幾個階段論發展的，Berlin認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左右歷史，但那並不一定就是偶然論。

（四）因果觀念

E. H. Carr提到很多因果觀念，可是他的因果觀念多是一對一的因果觀念，從年鑑學派以來講的是結構和個人的關係，結構式的因果觀在E. H. Carr是沒想到的。E. H. Carr沒有意識到可以有結構和個人的因果關係。

（五）歷史的客觀性與歷史是否一直在進步

人是否能擺脫成見來研究歷史？但是看過去幾十年流行的詮釋學或後現代對人的先入之見或偏見的反省或批判，尤其如Gadamer的詮釋學認為沒有preunderstanding，沒有prestructure，沒有這些先入之見，要了解一個東西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如同笛卡爾的理想澄清到如同一面光明鏡子般去看一件東西，而E. H. Carr還留在過去傳統中，雖然相當有保留，可是他似乎沒法了解歷史研究要在承認人不能如笛卡爾講的像清澈的鏡子的前提下，而且是因為有那麼多先入之見才能了解歷史。 

過去幾十年，史學的發展使人們思考歷史的因果和客觀性都產生巨大變化，對照E. H. Carr的書，許多是他所沒想到過的，所以有很多想法要變。變並不一定是對的，但是可以做為一種對照。

現在批評後現代的書越來越多，因為在其形成風潮時沒有人敢攖其鋒，反倒是一位澳洲史家寫《The Killing of History》最先痛批後現代，逐漸形成風潮。我們不知道後現代究竟還會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義，那就是提醒我們，作為一位歷史家，承認人的有限性。我們反省近百年甚至數十年來的歷史，後現代提醒我們一件事，他是這麼多東西下的產物，有這麼多的先入之見、背景、權力、政治、文化社會因素支配他的寫作，所以史家是極為有限的，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要時時以此提醒自己，這是本世紀末這麼風行的後現代所要流傳久遠的部份。

2000~2002年之間，國史館學術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