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大四年當中，有三年住過不同學院宿舍，但大三時一起與同學在溫州街日本宿舍賃屋而居，有黃樹民、王中一、陳秋坤、何步正、楊濬哲與王曉波等人。有一天曉波說附近警察局要擺一桌，希望我們能去湊個熱鬧吃頓飯，原來是一位唸政治系的香港僑生甄燊港因頭髮太長，在路上被警察逮到局內，強制剪成平頭。王聞訊後大怒，一個人衝到警局找主管理論，沒想到警局竟然認輸還擺一桌消災。

又有一次我們看到他手綁繃帶，看起來災情慘重，原來是他在台大醫院看護殷海光老師時，走廊上有人大吵大鬧，他出去說老師在睡覺休養請小聲，沒想那人態度惡劣繼續粗魯不理，王一怒就揮出一拳，那人摔倒後，有點受到驚嚇就溜掉了。事後曉波發現手在流血，原來雖然氣勢原在，但太久沒打架了，一打就受傷，趕快去急診室包紮。

之後幾年因為民族主義座談會爆發衝突，衍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他是苦主之一，好在世新成舍我收容，一九七四年後到世新任教多年，在平反之後一九九七年才又返回台大。我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繼楊國樞與瞿海源之後，擔任澄社社長，同年五月以澄社名義舉辦全天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廿周年研討會，當時台大代理校長郭光雄也來參加，邀請當事人陳鼓應、李日章、趙天儀、胡基峻、王曉波、錢永祥前來講述，會中並分送台大哲學系事件始末文件，另由楊國樞、李鴻禧、葉啟政評論，整個討論會就由澄社三位社長共同主持。在該次討論會中很多人提出應由台大主動平反，同年十月廿三日台大校務會議決議成立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陳維昭新任校長期間），一九九五年五月廿八日公布調查報告平反。我那時負責籌畫這件事，心中是有曉波影子的。他對這件事的反應與別人不太一樣，認為自己是為所當為，也知道會有難以預測的後果，與當道不合，在那個時代本就會受到迫害，現在若能回復正義當然很好。這種講法聽起來，是有一點向他母親學習的決心在。

這就是青年王曉波，我心目中充滿熱血的學長王曉波。

他後來花比較多時間參與保釣以及海峽兩岸事務、治法家研究與台灣史，成為馬英九的兄長與導師。我在教育部服務時，他從旁關心高中歷史課綱的調整，認為我們負有歷史責任，必須謹慎修訂。一直到前幾年他進一步成為馬英九的國師，實質參與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引起社會上與史學界學生界重大爭議，這些都已是很後面的事。他在年輕時，應該是比較有強烈台大自由派的精神，但可以感覺出他在特殊成長過程下的沉重基調；中年之後則轉移往更多的民族主義，好像情感有所釋放也變得更為自在。這中間的轉移，應有更多的詮釋，方能得其全得其平，需要有更熟悉他的人來做定位工作，就不在此強作解人。謹以此文懷念曉波，還有那一段年輕時代的過往。

在我們那個時代，都稱呼大學裏親近的老師叫先生而不名，這是一種混合日本式與民國式的流行說法。從當他學生到同事，有一段長時間，楊先生都留平頭，訪客甚多，有慕名而來，有參與或關心民主運動的，那時的他全心研讀心理學，而且什麼都涉獵，主張一個學系要五臟俱全，從生理到社會、從正常到異常、從嬰孩到老人、從個體到集體，要不然體會不出心理學真正精神之所在，我們也都要教多類課程，認為理所當然。當有了總體性的了解後，便亟思真正走入主流之中，或另外走出一條有特色的路後匯入主流。對台大心理學系現代化與本土化卓有貢獻的三公，是劉英茂、柯永河、與楊國樞三人，他們分別推動了中文的認知研究、臨床心理學的在地化、與心理學本土化，其中尤以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最為外人所知，這是因為楊先生的領導魅力，以及其跨領域的關聯性高，有以致之。

台灣的社會與行為科學領域在1960年代，不管是實質上或心態上都還處在相當學術邊緣的階段，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運動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逐漸成形。李亦園與楊國樞（19720）主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時，雖已標舉華人性格與行為之主題及內容，但基本上其研究、分析與解釋方式仍是西方式的；一直要到楊國樞與文崇一（1982）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之後，才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華人心理與行為研究之本土化走向，之後更擴大成為國際性之學術活動，延續至今。本土心理學運動之用語及內涵亦已從中國人與中國化之範疇，擴展成指涉更為廣泛的華人與本土化。

但楊先生並未自限於心理學一端，而他最為國人所懷念的，是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作的貢獻。那一代的讀書人一般而言包容性較高，具浪漫性格，追求信念與理想一以貫之，捨民主法治再無其他。威權及強人的概念，與民主法治的主張，是兩組對比強烈互相碰撞的概念，透過他們的闡釋與實踐，一直是我們當年在戒嚴時期得以獲得啟蒙的柱石。他身為台大自由派四大寇之一（還有胡佛、張忠棟、與李鴻禧），不計毀譽與安全，奮起作為當年黨外及當年台大的守護者，主持大學雜誌，在中國論壇、中時、與聯合頻頻發聲，心繫政黨政治的建立，協助呵護黨外香火，穿梭在街頭，穿梭在各個黨派之間。在那種戒嚴時代，祇有來自勇氣與無私，才會義無反顧去做這些事情的。

楊先生是一位聰明有彈性的人，跟他在一起可以嘻笑怒罵互逞機鋒。至於人情世故的練達，在他那世代並不少見，但很少能像他有那種始終如一的耀眼風格。解嚴之後他與有志之士馬上創辦澄社，在創立澄社集結有志之士頻頻發聲的時代，他的穩健與練達，舖就了一個得以均衡與寬廣論政的平台，瞿海源與我分別接下他的擔子出任社長，確實共同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他雖然參與這麼多大事情，但基本上卻是一位街頭害羞派的讀書人。「知識界反軍人組閣」運動，在新公園台博館靜坐三天，之後他當為代表被告，但從沒聽他說過任何怨言。嗣後在台大推動軍警不得進入校園，經1991年11月校務會議通過，後來寫入學校組織規程：「除校警外，軍、警未經校長請求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不在此限」。在澄社主辦台大哲學系事件20周年檢討會時，他出面協助主持，促成台大成立調查小組(楊維哲召集，葉俊榮是小組成員之一)，做出調查報告，實質平反 。

解嚴之後，有勇氣出面的人愈來愈多，意識形態的檢驗卻愈演愈烈，楊先生是個自由人，從來不是意識形態中人，也許覺得階段性任務已了，他選擇優雅的淡退，回歸同行與學生群中，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研究，培育下一代人才，在兩岸學界聲名日盛，可謂是一代學術人與一代教育家。

楊先生是一位君子型但有堅定看法有格局的教育家。他在台大長久的教育生涯、在參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推動大學教育的宏觀規劃過程中，主張政學不兩棲、教育中立，主張應有培育下一代大儒的完整計畫，都是站在教育與學術的制高點上，倡導大學教育應有宏觀的推展方略。凡此種種充分表現出時不我予的急切，以及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他是我一生在參與公共事務上的思想導師，我常想楊先生一生栖栖遑遑，在學術與民主自由這兩條路上來回奔波，難道祇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特性而造成的？應該也跟楊先生的個性及為人處世風格有關吧，假如不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哪會有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事事關心！他的離去，雖然代表一個時代即將結束，但感謝楊先生，帶領大家穿過好長的風雨歲月，一起向前走，這一段時代教訓點滴在心頭，是永遠忘不了的。

在時代經歷重大變動或者社會做了重大轉型之時，常伴隨有大角度意識形態之改變，譬如中國即在國共對抗之時高舉左派與社會主義標誌而勝出，看起來也是因為契合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但時代與世界形勢不停的變化，社會也會跟著調整，雖然一般人缺乏危機感，總是會在剛開始時忽略掉機會成本 (也就是若執著不改變，則會失去當改變時可能會獲得的更多利益)，而且太過在意失去沉沒成本 (對已經投資建立的過往或成本，在面對新變局時其實已無再予考慮保存或惋惜失去之必要)，但是舊社會在新局面之下慢慢的會找到轉彎的方式，該一現象首先發生在經濟行為上。這就是弔詭的打左燈向右轉，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逐漸轉向，建立起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左燈向右轉而沒發生車禍，當然要有很多配合條件與準備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想看要去建立一套能夠因應現代化與國際化需求的制度，又要不去牴觸但是要想辦法去忽略掉過去一直流行的意識形態，是一件多難的事，但是在經濟上竟然很快就做到了。

教育思想文化則是另一回事，它們常是改革的最後疆域，在改革時間表上，不管是在形式上或者是在實質上，都將是最後才有希望改革的部分。馬克思很清楚的主張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雖然他的本意比這句話更寬廣: 「宗教裏的苦難是針對現實世界中所遭遇苦難的表現，同時也是對這種現實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裏的同情心，是沒有靈魂的處境裏的靈魂。它是人民的鴉片。」至少這段話還承認宗教與人民苦難之間的關聯，與有神無神的論點應該是不相干的。馬克思眼中的無神論是對神的否定，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一般人的無神論並沒有這種思想家的深度，有時甚至是粗暴與殘酷的。當共產主義朝向無神論發展論證時，共產黨員在公開場合是鮮少表達宗教信仰的，越接近政治中心越是如此，因此當中國南方開始香火鼎盛時，北京市郊的名寺還是香火零落。

中國與日本帝都周圍的重要寺廟，如洛陽城外嵩山南麓下的會善寺與少林寺、北京城外的潭柘寺與戒台寺、奈良城外的法隆寺、京都的金閣與銀閣寺，常是離宮或國師所在地，要不然也是歷史悠久名聲顯赫，如「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之類，都是重要的文化財與古建築群。中國帝都之旁的寺廟香火樣態應該是很極端的，在舉國崇信佛教之時，帝都香火絕不落人後；惟政治凌駕宗教之時，帝都香火最多祇是蓄勢待發，當南方開始香火鼎盛的90年代，北京城外名剎古寺仍是山無鳥聲廟無香火來往無和尚。但是祇要人間還有容忍與尊重，信念或信仰不同應該不會演變出毀佛滅法運動，毀佛滅法也不一定要毀棄歷史古文物，至於文化財的盜鑿盜賣更是窮斯濫矣，令人無言。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龍門石窟的

樣貌，是很難不令人感慨萬千的，一般見解是盜賣的多，歷史上幾次毀佛滅法也有貢獻。凡作過必留痕跡，當我與其他觀賞之人一樣，津津樂道盧舍那大佛法像

莊嚴，盡得唐代佛教藝術之妙時，還在很多角落看到了人性在歷史上，留下規模如此龐大的淪落痕跡，不知還要引來多少代人的浩歎。

我在2013年5月得休假之便，略作行走並成詩三首 (洛陽之歌、達摩夜未眠、老和尚走在一片枯葉下)，本為自愉之用，也趁機與幾間歷史名剎對對話，實難謂有微言大義在焉，惟老同學台大歷史系古偉瀛教授不改其歷史考證癖好，一定要在詩作中考掘出所有指涉之意，並在班網中指名完成，只好強作解人，作一些說明，希望有所釐清與貫穿。但所謂詩歌常有私密性糾纏其中，且在文字精簡下濃縮其多重指涉，一路往下書寫時也是想像先行，常有脫離史實與宗教儀禮之處，以致讓想明心見性之人每遇晦澀之處便覺得不自在，我心有愧疚，趕快交代部分思考背景如上。

黃榮村 謹識於6月30日，2013年

假如順著這條路，就可以找到達摩

有人安排我去參加佛醫大會，同時拜見少林寺的大方丈，這在古代一定是不得了的陣仗，嵩山少林更是我們這一代人尋求禪武醫合一的原鄉，心理的戒慎恐懼那是不用說了，也懷著一種歷久而彌新的信念，認為已經走了六十幾年，現在終於比較靠近了，假如順著這條路，應該可以找到達摩吧!

清煙梵唱松林間

越過這山

梵唱乘著清煙

在松風護送下

一路往上

想要告訴山頂上的達摩

山腰上有很多僧眾

與他一齊唱和。

其實山下還有帝王

神色恭謹祈求千年根基

洞中曲曲折折回答的

只是不斷撞擊的風聲。

達摩夜未眠

山洞中坐著睡去都會做惡夢

正在風吹水濺中一葦渡江

岸邊竟已有人架好儀器

等著作大衛魔術解密。

夢中更驚訝地看到

方丈與藏經閣老和尚

姿態柔順的走在

意氣風發的黑髮人後面

果然是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少林寺啊我東來的歇腳處

山中高僧競問西來意

誰知不過數度狼煙

宗教已淪落成人民的鴉片嗎?

達摩一個大翻已是千年身

第一次覺得全身冒冷汗

在松風梵唱中

抖個不停。

一個小和尚

從小就喜歡盯著僧衣看

尤其長袍飄飄在長廊轉彎處

有時形成一股小氣流

激起一堆小灰塵

從下往上看 在小雨紛飛後

在陽光斜照時

就像畫出一道小彩虹

繞在寺廟的小角落。

佛法啊佛法

我小小的心靈

從小就在神蹟下長大。

火燒少林寺

帝王宮闕不過是一根茅草

在陽光下形成的幻影

人間的義理啊

可以從海邊走到高山上

走上一輩子。

縱使一把火

可以從山下燒到山峰

從北一直延燒過江南

但是大火燒得完東邊大海的湧浪嗎?

一批在神蹟下長大的小和尚

騎乘在東邊的海浪上

遠遠看起來

就像是接二連三的達摩

正在掀起滔天巨浪

想要撲滅競起的火焰。

忽然一聲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水火無非虛幻

東西難道就有方向?

火燒少林的這場歷史劫難

就等著達摩哪天願意下山

再來談吧。

原來順著這條路，再也找不到達摩的足跡

有人打趣說，在台灣，大官一定是走在大僧之後，因為在台灣的大官假如不是一生，也很可能是一天信徒，信徒當然不能走在師父前面。但在中國大陸，大官可以是一生信徒，但卻很難是眾目睽睽下的一天信徒，因此大官經常是走在大僧前面的。原來順著當代這條路一直走，應該是再也找不到達摩的足跡吧。已經一千多年了，你真的還想找到那間打坐的山洞嗎? 還不如在夕陽下看看清煙裊繞，在松風吹拂下聽聽梵唱，發發思古之幽情吧。正所謂: 夕陽千古梵唱中，風沙路上萬里行，少林別後風波惡，經史流變一場空。

(2013年5月26日遊嵩山，成詩於同年6月26日)

青山依舊在

北魏以降人間嘗試行佛法，當社會能夠平平安安過日子時，主動的善心顯現在做一生的功德，亂世時則人民四處祈求平安，盛世之際朝廷展威儀，所以石窟連綿佛雕處處，原係全民運動。可惜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伊水左岸的龍門西山石窟歷經風化、唐末毀佛滅法、民初盜鑿盜賣，已非原來面目。惟更大的可能浩劫正在後面追趕，文革初起，破四舊拆佛像，逐漸波及洛陽，白馬寺與龍門石窟差點全面被毀，據當地傳聞，幸賴洛陽農機學院資深紅衛兵組織出面化解危機，逃過一場文化劫難。一千五百多年來，洛陽就像一則被傳誦不停的傳奇。

人間行佛法，流變數千年

當歷史一路依山壁敲打刻痕

就註定有風化漫漶的一天

當歷史亂世崩潰

就見刀斧切割殘石。

最恨石洞依舊在

佛面不知何處去

在伊水河畔的晚風餘暉中

竟來不及

說出一聲告別的話語

走在荒原上，狂歌石窟中

白居易日遊狂歌石窟中

夜臥聽水伊河邊

夢中長恨歌的歌聲

就像餘恨猶在

竟繞不出石窟中一路殘缺

曲折向前的空心小洞。

上下千年來

戰亂一路燃燒

黃昏時光金色的太陽

將帝都挽裙弄姿的仕女

裝扮成走在荒原上的

一縷遊魂。

漫步山之巔

早生華髮，懷著慚愧的心情

進入歷史走一段懷鄉旅程

尋找已經失落的狂熱與信念

走在山壁之旁角落之間

似有四五十年前自己年輕的足跡

閃過曾要拋石削面的殘留景象。

時近傍晚，尚有走不完的西山殘壁

忽然打一個冷顫，趕緊打道回府

就怕黃昏來臨時的陰陽交界

一批殘軀剩面前來索取流失的體面歲月。

在陰陽界線上流浪

半夜，大家都起來了

大殿亮光下，缺手斷臂沒顏面的

向華麗女皇鞠躬作揖

一派太平景象宮廷朝儀

隔著伊河觀史演個上下千年

就怕鷄啼。

白馬䭾經接龍門

佛教流布中土因緣始自不遠處的白馬馱經抵洛陽（東漢），方有佛雕於伊河之濱石窟之中（北魏）。惟歷史流變常有難言之處，當水濱石雕與世無爭仍舊挺立之時，人間來來往往的寺廟已是幾經榮枯，張繼在安史之亂後曾夜宿白馬寺，心情晦暗苦等晨間清光而不可得，他說：白馬䭾經事已空，斷碑殘剎見遺踪。蕭蕭茅屋秋風起，一夜雨聲羈思濃。

原來回首話龍門，畢竟淵源在白馬，有詩為證：居易側臥伊河邊，輾轉長恨不能眠，龍門狂歌難入夢，正是白馬夜宿前。

沒想到千年之後枯榮逆轉，白馬寺興，而石窟遺物難以復原矣！

(2013年5月26日遊洛陽，成詩於同年6月12日端午節)

我本已預定好要出席3月29日在成大醫學院的黃崑巖教授追思會，奈何當天不預期的入院治療，希望能用文字來表達一點懷念之情。

黃教授是醫界前輩，跟他比較熟悉是從2002年初我到教育部之後，那時他受聘為教育部醫教會常委，又負責TMAC事務，當年三月赴美答辯通過台美兩套醫學教育及評鑑可相比擬之審議，黃教授快樂之情溢於言表，並於四月在國賓飯店以教育部名義召開記者會對外宣佈。台大醫學院早期並未能全然認同TMAC實驗階段之作法，但依黃教授本意，我知道他心中實有「台大醫預科」之座標在，以前台大醫科前兩年需住在校總區，並由理學院代訓，所以共同課程與基礎科學訓練，都與我們當時理學院學生前兩年之教育相當，此稱為台大的醫預科(與美式學士後醫學系之pre-med有些不同)。所以台大當時若深入黃教授的內心，其實可發現水火說不定是同源的。

黃教授在醫教會時，也與我一齊促成了台大法醫研究所及馬偕醫學院的成立；在2003年SARS風暴時，由於曾任防疫總所所長的吳聰能任教育部主秘、楊泮池院長任顧問室主任、黃崑巖教授是醫教會常委，所以居間協調整合，在很多作為上包括實地五千多人次的各級學校訪視、在全球張羅進口N95口罩、訂定班級與全校停課標準、安排全國性聯考發燒檢測等項，都走在衛生署前面，不像後來面對流行疫病之作法。

黃教授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在2004年二月時因教育部之推薦，當為總統候選人政見發表會之提問人，他拋出一個其實是很難回答「什麼是教養」的問題，結果真的讓兩組候選人窘態畢露，我想那時阿扁與連戰以及他們身邊的幕僚，一定沒有警覺性來事先準備，再加上政界中人真的也少接觸教養課題，一下子全敗下陣來，不過也因此讓教養議題發燒，黃教授當年趁熱出版「黃崑巖談教養」一書，短短兩年不到就15刷，恐怕是黃教授所未曾預料，也算是兩組候選人對台灣社會的重大貢獻。

黃教授最為人稱道的，除了創辦成大醫學院與TMAC之外，還因為他全力推動的兩個信念，一為「先學做人，再做醫生」，另一則為「教養有如一陣風」。其實這兩個信念應皆有所本，以前者而言至少有三件事與它相關：(1)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已說過「要作醫生之前，必須作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務」。(2) William Osler說「醫師不祇在治療疾病，更在醫治一個獨一無二的人，一個活生生、有感情、正為疾病所苦的人」、「行醫是一種藝術而非交易，是一種使命而非行業，在這個使命當中，用心要如同用腦」。(3) Flexner Report中提出改革美國醫學教育方案中，建議先念大學四年的醫預科(亦即採學士後醫學院制度)，以提升進入醫學院學生的成熟度。台灣採用的不是美式後醫制，所以常需在前兩年來壓縮處理這類要求(如醫學人文課程、博雅教育、基礎科學)，但經常由於醫學院系教師囿於專業本位，學生尚未能在高中階段即有通識啟蒙，以致偶有成效不彰抱怨TMAC之事，希望有志與有心人士能回歸原意回歸醫學教育本質及傳統，不要讓黃教授的一片苦心與期許，真的變成「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至於「教養有如一陣風」，包括SARS時期面臨嚴苛考驗的醫業倫理與醫學教育成果，SARS就像一陣風，風吹樹動，有的是迎風勁挺有的是落葉片片或連根拔起。黃教授引用十九世紀英國女詩人Rossetti「誰看到風」的詩句，類比無形但在接受考驗時即會現形之物，以說明紮根教育與身教之重要，我想他的思慮既深且遠，有不忍人之心。很多人常以「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形容他之淵博好學，其實不如強調他的不忍人之心。

黃教授是一位文雅但堅持之人，文雅是因有教養且觸接傳統，堅持是因有聚焦之理念，關心社會公義事務。他有一次在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一年級生的課堂坐了一整節，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奉獻自己而服務的是基督教醫院裏的人員為多? ...為什麼來台行醫的醫師多半是蘇格蘭來的傳教士，而且是長老教會的屬下占絕大多數? ...」。這個問題與我後來推動「重返史懷哲之路」，也有一些關係，而這類問題黃教授在其一生中一定是多所提問，包括教養問題在內，它們反映了黃教授的品味，也因此影響了整個世代的人。

Elton John曾為Diana王妃的離去，譜唱「風中的燭火」，我畧作修改就當為懷念黃崑巖教授的片斷吧:

風中之燭在你的優雅離去中

逐漸淡退

但你的傳奇仍然乘著熱情的翅膀

飛揚在多雨的家園。

浪漫的求知者不會漏掉向諾貝爾獎得主學習，我當然也沒錯過，歷年與心理學相關的得主我都做成了名單如下：

我有一位臺大動物系的朋友，她到國外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天天都跟諾貝爾獎的得主見面──她講的是唸書，讀的書都是諾貝爾得主系列，或者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作品，所以一直感覺到自己彷彿跟諾貝爾獎在一起，我覺得這種浪漫的態度相當可取。由於諾貝爾獎具有相當的崇高性，因此學生一聽到諾貝爾獎就心生嚮往愛唸書，以前我兒子跟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握過手，他說握手的感覺不同於和一般人，這個就是浪漫。還有一陣子他效法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拍鼓，因為崇敬，所以希望藉由模仿偶像的行為來瞭解對方。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學術成就非凡的學者，都是可以浪漫、效法的對象，學子們應該要特別注意。

因為浪漫，所以從事心理學研究的人開始思考：決定一個人行為的最根本　因素是什麼？想要找到心理與行為的最小決定單位。表面上看起來是科學研究，其實也是來自浪漫。以基因為例，在我的學生時代，行為遺傳學已經在研究人類智能的遺傳性，與環境因素的影響性。我們現在知道人類的基因應該是在兩萬五千個左右，一般認為心理疾病大約都可以找到相關的基因，至於人類的行為，一個秉持浪漫精神的人，通常也會自然地聯想到基因。

基因是生物體上最直覺，也是最基本的單位。當時大家在想或許行為也有基因的基礎，但是人類的心智假如有基因基礎，說不定是透過多基因表現，而不是單一基因或者少數幾個基因。我們知道有幾項疾病確實是由少數基因決定，但行為如果是多基因的話，現在的技術可能找不出來。還有一種人類的心智，比如說一個人認真、一個人懶惰，或者說一個人善良，一個人愛算計，試想看這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很多可能都是後天的性狀。後天性狀會不會遺傳給下一代，這也是克里克（Francis Crick）很重要的貢獻之一，叫做中央法則（central dogma），意思說DNA會驅動RNA，RNA會驅動去製作胺基酸（amino acid），然後製作蛋白質（protein）；反之則不然，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比如說AIDS的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它的RNA被反轉錄到DNA上去。還有一種學術界還不太確定，上次諾貝爾獎頒了一個給發現prion的人，[J1] 他認為prion是可以遺傳的，但是按照中央法則來檢視的話可能還是有問題，所以有點爭議，有人認為prion是一種蛋白質，應該是回不去影響DNA的。現在一般都接受中央法則的講法，一個人認真、懶惰都是被蛋白質決定的，認真與否可能是後天的性狀，所以認真的父親可能生出懶惰的兒子，懶惰的父親可能生出認真的兒子，因為後代依據前人的經驗調整自己的作為。以前遺傳學有一個趨中律，聰明父母生的小孩智商較父母遜色一點，比較笨的父母生出來的小孩卻會聰明一點，才讓人間有了公平正義。這是我的解釋，其實這可能是一個天花板效應，因為他已經夠聰明了，也無法更加出色了。這中間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多基因，一個可能是蛋白質的表現沒辦法遺傳給下一代。

我以前在政大辦的一個高等教育論壇中，負責主持聖嚴師父跟單國璽樞機主教的對談，我代表大家向他們問一個問題。我問說：「假如今天有一群你信得過的科學家，來跟你說基因移植技術已經成熟，想複製一個你，做好的示範，繼續領導下一代的人，你願不願意？」結果他們兩個都說不，他們說：「你做出一個人出來，可能跟我很像，但是絕對不會是我，我腦袋裡面想的他不會這樣想，我每天苦修他不會跟我苦修，我想替人類做一些事情，他不一定會這樣做啊。」就是遵循中央法則的講法，認為後天修養出來的東西，沒辦法轉錄到細胞裡面的染色體、DNA、基因上面。

現在基因學對於人類行為的基因位置還未有定論，像是精神分裂可能的基因位置眾說紛云，所以諾貝爾獎得主沒有一個是研究心理疾病的學者。很多心理系研究者目標在於幫助受傷的心靈，或者病態的心理疾病，不過這些項目都不在諾貝爾獎範圍內，即使心理學領域的人都很聰明，但這個題目本身非常困難，希望臺大年輕的一代能打破現狀。

其他像是研究躁鬱症、暴力犯罪、同性戀的基因位置，很多這類的問題，到最後說不定連拿筷子、上教堂都有基因，說把上教堂人的細胞染色體，拿來跟沒有上教堂的一比，總是可以比出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也說不定研究拿筷子的人的基因，發現都是東方人，所以東方人有一個──筷子基因！最後最好玩的是，「自由意志有沒有基因？」假如你認為所有的行為都要有基因，如此一來人的自由意志應該也有基因？只是一旦承認自由意志有基因的時候，就違背了自由意志的基本定義。因為自由意志本來就不應該是命定的，而基因卻是命定的，所以這個不必做實驗，就可以知道是一個「詭論」。

我們的判斷是，人類智能可能是多基因的，未來技術成熟後總會有找到的一天，至於後天性狀，假如你認為中央法則是正確的，大概你也能找到後天解釋的基礎。用這種觀念去看心理跟行為背後的基礎，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一個做法。為了找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從基因、神經元、神經系統、大腦都有人在研究，譬如說克里克他就做神經系統，提出一個叫作40Hz共振的跨腦區協同運作機制[J2] 來解釋人類的意識等等。

[J1]芸：聽不懂，找不到

[J2]芸：找不到正確詞。

心理學家有沒有辦法藉由研究提出決定性的解決方案？這裡舉擁核跟反核的例子來說，臺大經濟系曾經了解並調查臺電貢寮區核四廠所進行的一個計畫，以一年的時間對民眾進行溝通，但是溝通之前，先明確地知道受試者是擁核人士還是反核人士，再針對他的理念提供訊息，內容包括有：核電廠的風險、回饋金、基金等等。一年後重新測試，結果擁核人士還是擁核，反核人士還是反核，一個都沒有漏掉。重點在於「一個都沒有漏掉」，這是怎麼回事？受試者的思想被什麼東西控制住了嗎？魔咒，這或許是一道魔咒吧！

再談到統獨論戰方面，臺灣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很強烈的「與中國統一」或者「臺灣獨立」的立場，其實社會裡有一群中間人，還沒有確定要走往哪一個方向。但是，如果我們針對已經確定的、統獨兩邊支持者，進行類似核四廠的實驗，可能跟擁核、反核的案例差不多，縱使百般遊說，過個兩年、五年再問受試者，「你支持統一還是獨立？」結果仍然會是一樣的結局。

集體行為的超穩定結構真的是讓臺灣痛苦不堪的東西，裡面牽涉到理性跟感性的互動。什麼樣的東西最容易超穩定？就是涉及公平正義的、弱勢關懷的議題很穩定。為什麼這麼穩定？因為它是情緒面的問題，與公平正義有關的，基本上都是情緒性，而不是理性的東西。所以，以前環境經濟學就說：「假如你要講效率，請經濟學家上台；假如你現在要講公平正義，請經濟學家下台、換別人上去。」意思就是在說明，當你想理性計算的時候牽涉到的是效率，當你講公平正義的時候則牽涉到情緒層面、價值層面的東西，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決的事件。所以針對臺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我們應該探討更深層的理性跟感性互動的問題，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心理學基礎？神經生物學的基礎？我這一群心理系的朋友，他們也都覺得這是心理學家應該要協助投入的方向。雖然這樣的問題最後都要靠政治家來處理，但是做為一位研究人員、一位大學教授，縱使不能協助解決，也應該要在這些議題裡提供研究資料，可以給予相關領域人員當作判斷、參考的依據。

歷史不能遺忘

我們從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核能論戰、統獨論戰裡學到什麼呢？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提出一個「魔咒」，他說「經驗跟歷史教導我們，人跟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或者是以歷史推導出的原則行動」；英國諷刺劇作家蕭伯納也認同黑格爾的說法，但他又踹一腳、進一步闡述「我們從歷史學到的就是──人永遠沒辦法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黑格爾的理論比較婉轉，至少在外面稍微繞一下；蕭伯納的說法卻更加直接，因為他是很會寫諷刺文章的劇作家。

基本上臺大是以浪漫精神為教育方針，所以我們不太願意相信「黑格爾魔咒」，而是相信「歷史永遠不會放棄不想遺忘的人」。人類之所以沒有辦法從歷史獲得教訓，是因為我們經常遺忘，華格納歌劇《諸神的黃昏》中，屠龍的英雄喝下忘情水、背叛了妻子，最後不只自己失去生命，諸神也因此走向黃昏，「遺忘」就是整齣悲劇的關鍵點；羅馬史詩裡尤利西斯（Ulysses）打完特洛伊戰爭回鄉時，沿途遇到很多「忘情水」的誘惑，但他堅決抗拒，終於回到故里。我想分享的的意思在於，只要你不遺忘，那歷史就不會把你遺忘，而我們就能從這裡獲得教訓。

如果要問九二一地震的受災程度，我們可以從重建經費的角度切入。日本阪神地震大約籌措了1.25% GDP的重建經費，而九二一地震方面，房屋全倒約四萬多戶，學校全倒兩百九十三所、受損一千五百多所，重建規模非常大，所以重建委員會原先提列1% GDP的經費，後來再追加一千億特別預算，合計約1.7% GDP，再加上最後真正投入重建的費用，包括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一千億、行政院開發基金提供震災優惠貸款五百億等等，大概總共準備了三千多億。

八八水災是另外一個重建案例。八八水災造成七百多人喪生、一千四百多戶房屋受損、十七所學校需要重建，雖然災情數據小於九二一地震，但它最嚴重的一點是土石崩塌造成河川淤積，若不即時清除淤積將進一步影響水庫供水，只不過這中間還牽涉到遷村問題，工程相當浩大，所以重建工作也非常困難。

美國九一一事件為應付市場波動籌編了1% GDP經費，不過後來沒用上。但九一一事件真正影響的是反恐行動，這筆經費絕對超過1% GDP。卡崔娜（Katrina）風災籌編了差不多一千一百億美元重建經費，約占1.1% GDP。

由上述案件可知，九二一的規模跟重建大概也屬於國際級的災難。我們因為臺灣的人愛心一把罩，民間捐款多，所以九二一地震政府編列1.7% GDP經費，八八水災編了一千兩百億特別預算，還有移緩濟急的錢尚未記錄進去，大致上重建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是心理問題是另一個重點，可以從自殺率（Suicide）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兩方面來討論。

九二一地震初期十個月內，災區月平均自殺率從每個月每十萬人有1.1人升到1.567人，自殺率平均增加42.3%，十個月以後回歸基準線；桃芝風災的時候，臺大溪頭實驗林場、東埔山地實驗農場災情也很嚴重，那些時候不管是媒體批評，或是到災區訪查受災戶遭到責備，也只好代表老天爺讓他們罵，因為他一定要發洩。發洩完可能會覺得不好意思，因為將來重建委員會還要替他做事情，就會反過來感謝你，那就夠了，就解決問題了。所以我以前耐心培養得不錯，本性好像也比較浪漫，所以比較容易同情這些事情。

一九九五年神戶地震以後自殺率降低，所以九二一之後有人預期臺灣也會產生相同的效應，自殺率也會下降。我一直想，怎麼可能災害來的時候自殺率反而降低呢？他們就說「臺灣人比較厲害，打死不退啊！臺灣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所以越受害越健康！」但事實上不可能是這樣的。後來發現神戶地震後自殺率降低是因為高樓都被震倒，原本日本人常用的跳樓自殺管道行不通了，於是降低了自殺率；臺灣早期農藥取得相當容易，後來禁巴拉松的兩年時間裡自殺率大幅降低，因為想自殺的人找不到慣用的方法，而自殺是一念之間的事，你幫他撐過一陣子他就可能不自殺了。所以如果感覺某個朋友狀況不對，要想辦法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一恍神你可能就救回他一條命。

PTSD最出名的案例是越戰退伍老兵，他一睡覺都記憶回溯（Flashback），腦海裡忽然湧現可怕的往事，整個人彷彿將被這些片段吞滅。藍波就是越戰受傷軍人產生PTSD最明顯的典型，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電影《藍波：第一滴血》。國際上的數據也很清楚，越戰老兵大概有17%罹患PTSD症狀，後來研究顯示，九二一產生的PTSD患者由本來的9%降為3%，情況還算在控制範圍內。但是9%在三年內降為3%，這情形在國際的數據較少，臺灣的表現可說是非常非常好的。

由於自殺率與PTSD數據下降，很多人對臺灣很感興趣，覺得臺灣人的心理韌性好像真的比別人都高。真正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因為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全國人民都去關心受災戶，社會經濟條件也獲得改善，除了政府編列三千多億經費重建，民間也有三、四百億捐款，比較起來擁有更多的社會支持，尤其農村的住民又非常堅毅的關係。而且臺灣人很會互相鼓勵，當時在災區很流行鄭智仁的臺語歌《天總是攏會光》，唱歌的人大部分都是從都會區來的年輕人，災民就在旁邊聽。聽著聽著，災民一時悲喜交集，眼淚就流下來，悲的是明明房子還倒在那邊；喜的是你一直跟我說明天天就會亮。悲喜交集就流淚，流了淚就睡得好，然後隔天起來有希望，大家一起往希望的方向走，慢慢走慢慢走，真的希望就在那裡，最後房子也建起來了！這在心理學上叫做「自我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彷彿是一則擁有生命的預言，你只要說「我是好孩子」，就照你的意思慢慢變成好孩子；你預言「我是好人」，我慢慢就變成好人；小學老師說「你調皮搗蛋、不乖，去那邊罰站」，我就越來越不乖。一個人乖跟不乖之間也是一念之間，就隨著那個預言就讓它實現吧。

所以民間團體到災區蹲點、住在那邊，對當地災民幫助很大。我以前看到南投小學生帶客人介紹他的學校如數家珍，應對進退、有禮有節，南投、臺中縣一帶都算是鄉下地方，但他們的表現不會比都會區小朋友差。反而都會區的小朋友長大後跟他講話，「對啊對啊……」一路對過去也不知道在回答什麼；南投的小朋友卻都能講出一套故事出來，「轉個彎，那裡怎麼樣……」，相當厲害。為什麼？因為一個人假如沒有被愛過，沒有被關懷過，原則上就學不到怎麼愛，除非天生異稟。你沒有被關懷過，沒有被愛過，可能就不知道怎麼愛跟關懷別人。像我們的父母那一個時代，受日本式教育影響，都是使用命令式的語句。以前在家裏與父親講話越講越大聲，所以從來學不會小聲跟別人講話，很多人都是這種情形，因為他沒有學到過；一旦被關懷被愛，他也就學會關懷跟愛人。這個人生經驗是非常難得的，因為大家關心，所以他心中沒有怨恨。因為大家的關心，小孩就學到了怎麼愛別人、關懷別人，連介紹自己的學校都非常有信心。

地震後九份二山裡面埋了好幾十具遺體，有一次堰塞湖開挖作業裡發現了其中一具遺體，遺體埋在地底下，出土時皮膚還是乾燥的，亡者的兒子認領時一直摸著媽媽的手，大家一直關心他的情緒狀態。當時距這位母親罹難約有一年時間，兒子心理上還與媽媽保持非常緊密的關連，看到媽媽的手忍不住一直摸著，想念媽媽。看到我的時候：「你要摸一下嗎？」我見這個兒子那麼自然地撫摸媽媽的手，不由自主說：「好啊。」也過來摸一下，感覺也很自然。我覺得就是因為大家都關心他，所以這段親情的聯繫能夠持續這麼久。

因為大家的努力，才發生上述九二一期間的事情，這裡面有一個重要條件──同理心。同理心其實是有心理學基礎的，倫敦大學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J1] 傅瑞斯（C.D. Frith）教授研究團隊，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術（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做了一些相關研究，發表在2004年的Science上。他們找來夫妻檔接受疼痛測試，先用電刺激丈夫，當他感覺疼痛的同時，利用儀器測量腦部相對應的反射部位，發現疼痛反應在前額葉的前扣帶回區（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以及動作區（motor area），這部分是丈夫的第一人稱經驗。接著讓先生目睹太太接受電擊的過程，太太的部分是第三人稱經驗。實驗發現，先生見到太太遭受電擊，也激發了前扣帶回區的反應，動作區[J2] 由於是個人的體驗，所以就沒有反應，這個是第三人稱的經驗：我看到你受苦，產生同理心，於是在同一個地方出現反應。可以知道，人之所以有同理心，一部分是由神經生理的機制自然展現出來的。

捐款是同理心的一種表現，九二一地震時臺灣民間捐款達三百四十億左右，大概占政府投入經費的七分之一；美國卡崔娜風災民間捐款約占重建經費的二十五分之一；日本神戶大地震也是約二十五分之一；中國四川大地震民間捐款比例也很高，大約跟九二一不相上下，不過因為中國政府投入的總經費還不確定，所以數字以後還要再調。多方比較下，我們的民間捐款比例確實突出。

但是憐憫也有殊異性，倫敦大學大學院傅瑞斯教授研究團隊，於2006年在Nature上再次發表研究，男女受試者經由研究團隊安排的第一階段遊戲，對彼此的印象產生了「公平的人」（fair players）與「不公平的人」（unfair players）的感受。第二階段，受試者看到公平的人的受試過程，就像看到親人被電擊一樣，腦島區（fronto-insular）及前扣帶回區都會激發反應；看到不公平的人、壞人、欺騙的人被電擊的話，同理心反應變少了，反而是與報復有關的「獎賞區」（reward areas）激發增加，受試者彷彿品嚐到復仇的快感。這種「利他性懲罰」（altruistic punishment）現象在男性身上特別明顯，女性較不受影響，依舊同情被電者。研究團隊提出「憐憫也有殊異性，會受到公平正義（屬於情緒類別中的一種感受）知覺結果的影響」（Singer等人，Nature，Jan 2006，466-469）。雖然是間接證據，但我們可以合理推論，臺灣之所以能積聚龐大的民間捐款，正是因為我們「把受災戶當成親人」的同理心反應，比其他國家更加強烈，所以說慈善行為可能有人體的內在機制，重點是怎麼樣把它激發出來。

[J1]芸：聽不懂、網路找不到相近音的人

[J2]芸：確認「mortal area」正確名稱後，這裡也要改。 [J2]

在浪漫求知的校園裡，我們不排斥任何學說思想，所有的東西都去接觸，去接受。但是長大後想一想，開始覺得他們互相之間是矛盾的。譬如說行為主義不談內在的生理運作或者心理運作，只講究刺激跟行為之間的關聯，用什麼方式連結，不研究生理機制，也不假設心理層面的運作方式，因為行為主義就是要建立行為與刺激間的直接關係。還有科學哲學，也就是邏輯實證論，它將mind用括號括起來，認為那是虛空的，現在不要研究，研究也沒有用。這跟地下文學、存在主義、笛卡兒、精神分析等等，基本上都是相違背的，但是我們那時候因為浪漫學習，所以都照單全收，即使是工學院的學生，也可以快樂地夾著《莊子》上學。發現思潮之間互相矛盾後，我懊悔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寫一篇《臺大校園內數大流行思潮間之矛盾及其論證》，要不然就可以為那段歲月留一點紀錄。

當時浪漫求知的態度，是老師、學生全校皆然的。我曾修過數論，只因為看到有一句話說數論是「Queen of Mathematics」，便激起了興趣。數論的老師叫做阿博，他總是趴著寫過一個又一個黑板，然後要我們全部都記住，我就埋頭抄啊抄的。一個學期上完後，覺得課程也蠻有趣的，但我們都不太念老師開出來的英文教科書，雖然書小小一本，但課堂筆記比那本書還大，整整抄了差不多快十八個禮拜，後來才發現那是華羅庚寫的《數論》，是一本禁書，不過我也發現以前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是禁書。華羅庚是研究數論的知名學者，早期在大陸與火箭專家錢學森齊名。

畢業旅行的時候，理學院的老院長施拱星也跟我們同行，有時候聊天，施老先生秉持數學老師的職務本能，問我們有沒有修數學課啊？我列出修過的微分方程、高等微積分、數理邏輯、高等統計等等，講了許多，施老先生都沒什麼反應，只是「喔！這樣，喔……」當我講到：「啊！對啦！對啦！還有修到數論。」施老先生精神一振：「啊！真的真的，好好好。」數論Queen級的地位，讓施老先生也沉浸其中。那時候的學生以浪漫的心態學東西，也因此有時不分輕重，選課超過負荷導致不及格也無所謂，大家都是自由自地傾情學習。

我曾在數學系修習拓樸學，居然有一位高中生來班上旁聽，同學問他聽得懂嗎？他回說很簡單啊！讓每個人為之絕倒。直到有一次，機率理論的課堂報告，非數學系的也要上台報告。一個小時的報告時間結束後，老師居然跟我說：「喔！好不容易終於聽懂了一次。」因為浪漫的學習態度，所以能無所畏懼地迎向高深的數學領域，高中生也自己覺得懂，然後上去報告的人他也覺得自己說得很好，這就是浪漫。我覺得這個求知心態很好，因為如此，當時的校園非常活潑，就像現在流行的說法一樣，跟國際學術的思潮「無縫接軌」。

即使當年的老師不如現在的水準，但老師做學問的精神，依然讓人尊敬不已。雖然研究不見得做的很好，但是老師們非常尊重學術，晚上也會在研究室持續工作，碰到學生時也不會多談無意義的事物，總是問「研究做得怎麼樣？書念得怎麼樣？」開學會、年會的時候，老師就坐在一旁聽講，就算內容我想大部分他可能也聽不懂，但他就是很浪漫、全情投入學問。我們因為浪漫所以很想唸書，唸不懂也沒關係，想盡辦法就是要學習。在浪漫中學習是一種樂趣，雖然不見得會做得最有深度，但這反映我們當時校園的狀況。

我以前寫過詩，有兩首詩給各位看看。

〈當太陽下山〉

潑出一大杯咖啡

灑滿一地詩句

歪歪扭扭接成長篇詩行

再用湯匙一一盛起

竟測不出生命的重量。

難道存在只為印證無聊

只好一直靜待天明。

清晨的校園

理想與孤獨一一浮現

親切的沿路招呼

原來生命還有季節風

總是呼嘯在轉彎處。

這首詩是想寫出當年校園的一個面向，那時候的學生流行喝咖啡，然後每個人都要寫寫詩，「測不出生命的重量」就是描繪學子們強說愁的心態，寫了一大堆，把它盛起來根本沒有生命的重量。「清晨的校園」這部分是我真實的體驗，半夜喝咖啡、聊天、喝酒後，凌晨時分就在椰林大道漫步，興之所至，便躺下來看有沒有星星掉落。「理想與孤獨一一浮現」，這裡的意思是說生命非常豐富，也許就在下一個轉彎處，為什麼要去喝咖啡？要寫那麼多東西？不如早上來椰林大道走一走，生命就充實了。

〈屋角閒話〉

當太陽下山

循著這條路

就可以走到那間紅樓。

火爐旁　冬夜在窺視

無常的火焰

切向四面八方

亮出一張耶穌的臉，

湊在窗外　好奇的看著

屋角一堆人正在嘰嘰喳喳

辯論笛卡兒的上帝存在論。

現在臺大的樂學館在舊總圖旁，靠近過去總有很多國手來打球的籃球場，也是台大還有夜間部時上課的地方。我們以前管它叫紅樓，當時有一個叫做「屋角閒話」的讀書會。這首詩在說，沿著通往籃球場的那條路走到紅樓，在寒冷的冬夜裡，耶穌正好奇地看著屋角聚會，聽他們嘰嘰喳喳辯論笛卡兒的上帝存在論。這首詩想像著耶穌本尊看著人們辯論祂的存在，也可以說是反思以前辯論的主題，是不是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不過，反正以前就是浪漫。

聽說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報》（Times Higher Education）已把臺大列入世界前一百大，恭喜恭喜！我們也要建議學校恢復過去的浪漫傳統，尤其對臺大來講，教學不只是單純培養一種人才，而是培養學生成為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假如現代臺大學生能多一點當年的浪漫精神，我相信領導人會越來越多。

我中學時期政府還沒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所以從小學到初中一路都要考試，那時候我家住在彰化員林中學旁邊，因此完全沒想到報考別間學校，就在員林中學渡過初中與高中的六年歲月。高中時候我們在學校裡辦刊物，也陶治了對文學的興趣，所以聯考時祇填了十三個文學院的志願，臺大歷史系就是其中之一，最後也順利錄取。進入歷史系後，開始有了「文理兼修」的念頭，因此想換個系、轉到理學院去。在理學院眾多的學系裡，想想，好像心理系最能夠滿足我，所以就轉了過去。

每個轉系的學生都有不同的原因，事後我幾經思索，發現促使我轉至心理系的動機裡，有兩個最大的理由。高中時候我經常作同一個夢，夢見自己一個人坐在半夜的藍皮柴客上；藍皮柴客是什麼意思？就是早期以藍漆塗裝的柴油客車。我夢見半夜坐在車頭穿越黑夜的田野，在田野裡面一直前進，而且不只夢過一次，而是反覆好幾次。我一直在想，雖然人會做很多夢，但能夠記得的夢其實很少，實在想不透為何會重覆同樣的夢。後來慢慢知道心理學領域有一位解夢大師──佛洛伊德，於是起心動念，也許轉入心理系就讀可以解開這個夢境的謎。

第二個原因發生在大一的時候，有一次凌晨從臺北回員林，車上只坐了我一個人。當時天還沒有亮，我老是覺得看到一道巨大的彩虹，但是那道彩虹卻是沒有色彩的、黑白的。這聽起來不合常理，因為彩虹好像應該都是有色彩的。不過為什麼有那麼強的印象呢？我在想會不會是做了個夢，醒來後以為是實際看到的東西？或者是記憶出現了扭曲？也說不定，是在特殊的條件底下看到了特殊的視覺印象？究竟是哪一個原因形成黑白色彩虹呢？所以我必須要研究「夢」，必須要研究到底是「幻覺」、「錯覺」，還是「記憶」的問題。至於實際上有沒有可能看到這個黑白或灰白虹，則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講得清楚的，請參閱附記1。

以前文學院歷史系轉理學院心理系蠻麻煩的，那時理學院有院必修學分，每一個人都一定要修物理、化學、微積分還有動物學，因此轉系生必須利用暑期補修學分，可能還要補上兩個暑假，所以很辛苦。但要想同時研究夢、記憶、視覺、幻覺、錯覺，也沒有其他管道，好像只有心理系才能做到。可能就是這些原因形成了一股力量，推動我轉往心理領域發展。

作為心理學的研究者，我想接著談一下臺大的生活，透過臺大生活分享人生記憶的幾個小道理。

生命的馬可夫鏈

進入心理系開始涉足夢的領域後，我發現「解夢」還真的很複雜。佛洛伊德《夢的解析》說，人為什麼做夢？人做夢是因為願望不能滿足，當白天殘留的願望或孩童時期被壓抑到潛意識的性期望，無法實踐，便藉由夜晚的夢境一償心願。佛洛伊德夢的見解，係受十九世紀末不成熟的神經學知識，以及當時流行的von Helmholtz「能量守恆定律」所影響。當時的觀念是，神經系統裡的神經元（Neurons）只有興奮而不受抑制。譬如說白天時看到一位心怡的對象，你的神經元就被興奮了，但是又沒勇氣向她表白，興奮的能量就被壓下來；根據「能量守恆定律」，受壓抑的能量不會憑空消失，因此可能會在晚上控制力薄弱的時候跑出來，這便叫做「夢乃願望滿足的歷程」。

很多人說佛洛伊德的理論無法被否證，不過以現在的科學來講，我們已經知道人一天大致上有四、五個睡眠週期，每一週期約有半小時到四十分鐘在做夢。所以，人每晚做夢的時間約在一百五十到兩百分鐘左右，不難想見，每天一定做很多夢，但是一年下來記住幾個呢？而且這幾個夢裡面真正有意義的又有多少，恐怕都不到百分之一吧！現代科學認為夢以「沒目的為原則，有動機是例外」，而佛洛伊德卻認為「有動機是原則，沒目的是例外」，如此一來佛洛伊德的理論也可以被否證了。這部分事涉科學史上重大辯論，請參見附件2。

除了夢的研究外，我進入心理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研究記憶、錯覺、幻覺跟視覺，所以之後對這一區塊也投注不少心力。

我曾為著名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所著《菊花與劍》（桂冠，1974年）寫過一篇書評，這本書的譯者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校友黃道琳博士，他後來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黃道琳博士翻譯此書時，我還是名研究生，當時任職記者工作的臺大校友王杏慶（南方朔）對我說：「你來寫一篇書評吧！」所以我花了點時間閱讀《菊花與劍》，雖然沒有再回頭翻閱，但這本書我一直記到現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對於日本人一心一意效忠國家、效忠天皇，甚至願意執行神風特攻隊自殺式攻擊的精神感到好奇，於是委請潘乃德分析日軍異常之效忠行為。由於戰爭期間不太可能到日本進行第一手田野調查，於是潘乃德利用二手資料，結合當時非常流行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展開日本的民族文化模式研究。

佛洛伊德的理論認為，成年人的性格深受童年經驗影響。他把人生分成幾個時期，其中包括一歲左右的「口腔期」，和兩歲左右的「肛門期」。比如說，普通小孩在口腔期都會含奶嘴，大概在一歲左右便能慢慢戒除，不會一直吃到三、四歲。假如直到三、四歲還有含奶嘴的習慣，表示這一關可能還沒過，就會固著在口腔期，發展出依賴的性格。肛門期也是一樣，假如小時候排泄訓練非常嚴格，稍微有一點失禁，媽媽就要清洗、要包裹，這個孩子就很難順利渡過肛門期，便會固著在那個階段，日後可能因此發展出「偏執狂」（OC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性格。例如有些人上一次廁所後要洗十幾次手，或是放心不下、一再返回家裡確認瓦斯開關，這些偏執的症狀也許是受童年經驗影響。潘乃德根據佛洛伊德的理論，推測或許日本皇軍異常的效忠行為就是一種偏執性格，往前追溯這種性格的成因，很可能就在於童年時未能順利渡過肛門期。

透過這個故事我想說明的是，一個人的所做所為，經常是被前面的一些事件所影響。我記得大學的時候修過一門課，其中講到了「馬可夫鏈」，它提出人的下一步要走往哪裡，差不多都是被上一步決定。「馬可夫鏈」和佛洛伊德的道理有點相通，有興趣的人可以試試，當你走在臺大操場正要踏下一步時，不妨先回過看看，自己的上一步在哪裡？我們未來的事情往往跟過去脫不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