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農、工、民用水談水價與水效率

今天的氛圍是大家不敢談水價，是政治風暴。不談水價，就沒有節水的產業，思考邏輯都是政府補貼，每一次都是從農業調水，農戶休耕。農戶有補貼，但農戶後的產業鏈造成民怨。水調去工業用，工業賺錢，但錢沒有回到農戶，是不公平的。

台灣農業用水將近七成，是合理的用水。若農業用水調出兩成，並不缺水。要調農業用水，就要談農地釋出。若計劃釋出兩成農地，就會移轉兩成的水。這工作並非農委會、水利署來做。釋出農地若和都市計劃結合就會變成高價值建地。地主擁有土地，土地價值增加是天經地義。同時政府也要掌握一部分利潤，政府把利潤拿來建設精緻農業、建設最好的學校、基礎建設，還可以補貼願意回鄉種田的都會區年輕人，保障有和都會區一樣的收入。其他壓力會隨之減少，台北房價問題、農村社會問題、隔代教養問題都可解決。

民生用水合理的水價，我估計一度二十五到三十元間，現在賣七到十元不等，政府每賣一度水都在賠錢。國際水協會二○○九年統計，台北人一天耗水量三百五十二公升，荷蘭人一天耗水量一百二十八公升，丹麥人一天耗水量一百二十公升。我們根本沒資格談缺水。每天每人用水量二百五十公升，一家四口一天在一千公升以內，就保障水價；超過一千公升，一度就收二十幾元。營建署可以說，明年開始新建案沒有用節水設施，不發使用執照；老建築物五年內換成節水措施，中央政府出五十五％，地方政府出三十％，一般民眾出二十五％，這二十五％還可以減稅、貸款。

工業用水，以台積電為例，一天用水量三十萬噸，相當於一個彰化縣用水量。四年多前投資五千萬，水回收近九成，一年省下的水費超過一億。台積電的例子說明，工業局應開始規範新工廠要九成水回收，否則不發執照；舊工廠三年內也要水回收九成。但別擔心，有銀行貸款、有工研院協助。荷蘭一九七○到一九八○年就要求工業水回收到八成，同時間荷蘭的工業產值增加三倍。技術台灣都有，關鍵就在水價。水價上不來、產業不願投資，這口飯我們沒賺到。台灣的研究少，科技部幾乎沒有經費投入。科研沒有投入旱的領域，是最根本的問題。政府提出完整的配套，一般民眾或工廠就不會跳腳。胡蘿蔔外還要有棒子，道德勸說外要有法律，節水產業出來，有省水，有就業，這就是以色列和新加坡在做的。

農、工搶水 繫於國土承載

竹科、南科只要缺水五十%，一天的損失都是二十億、三十億。缺水不但不便，也會對經濟產值造成很大困擾。水是國家的命脈。很多工業區設在不對的地方，與農民搶水，這都是國土規劃的問題。

水利單位辛苦清淤，但清淤的效果，只是讓水庫淤滿的速度延後。台灣水庫到二○三○年剩下一半的庫容，籌碼越來越少，旱災頻率越來越高。我希望政府組一個委員會，提升到副院長層級，各部會定出短、中、長期目標，真正地整合協調。目標定在一百二十年，是對自己太好。希望下次缺水時，我們已經做好萬全準備。

首先，必須認知兩個不爭事實：一、台灣是多雨卻缺水國家；二、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的影響。

前者，台灣山高水短、地形陡峭留不住水，一遇乾旱，久之就有水情警報；後者極端氣候下，造成三年一大旱兩年一大雨情勢恐成常態。但最重要的是，生物都需要喝水、用水，工業農業需水量更大；面對這些，供給面卻日漸匱乏，我們準備好了嗎？

面對水荒，在應急上，政府提出休耕、限水、節水三部曲是當然的；民眾和產業共體時艱，隨時隨地節約用水，是應該的。然而，政府不僅要處理缺水，更應針對未來子孫不虞匱乏的用水問題，提出結構性做法。

在此，我想就需求與供給、開源與節流面向建言：

全台一年需水兩百億噸，其中農業用水約一百廿億噸，約占六十％最大宗，其次民生用水卅五億噸，約占十七．五％，第三工業用水卅億噸，約占十五％，保育用水最少約十五億噸，約占七．五％。

用水供給面，來自全台水庫約五十億噸，約占廿五％，地下水源約四十億噸，約占廿％，其他約五十五％的水全仰賴河川水，但河川水量在雨季和乾枯季節相差很大，碰到乾旱年，就有缺水危機。

在全球極端氣候成常態的當下，看天喝水吃飯，已不能滿足民生和國家發展需求，得另謀永續之道。

我認為應善用每天產生的二百八十五萬噸生活與工業廢汙水。所謂水就是財，即使是廢汙水，那可是很大量的水，善用之也是可觀的財水。

全國現有四十六座汙水處理廠，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做法是使用物理、生物或化學方法，分離固體汙染物，降低水中有機汙染物，減低對環境危害，淨化後放流到河川或外海。以汙水回收再利用看，大可「點水成金」，將廢汙水變成有價值的水。

內政部長任內，我曾開啟「公共汙水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分別在高雄、台南、台中、及桃園等地規畫八座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廠，完工後可提供高雄臨海工業區、台南南科、台中中港特區和中科、桃園觀音工業區和桃園航空城用水。

在處理上雖複雜又花錢，但看在它是珍貴新水源的份上，除了應該不厭其煩盡心力外，還應儘快推廣到其他汙水處理廠。只要一半轉供工業使用，騰出自來水為民生用水，就能全面解決缺水危機。

其他，如推動工業「清潔生產」機制，立法要求工業處理自己生產的廢水，回收再利用；以國土規畫手段，重新省思有效使用農業用水於精緻農業區和糧食生產區，如此用水可降低一半，這些都足以降低農業、工業用水需求的結構性變革。

經濟部水利署推估，廿年內，全台將出現一百四十三萬公噸缺口，相當石門水庫一天供水量。為政者能不加快改革用水結構乎？

眾所周知，台灣水價非常低，是全世界第四低，僅次於馬拉威、南非、塞爾維亞。水價平均一度十元，台北市一度七元，政府蓋水庫、開發原水成本一度約廿元，國人用水卻只付十元，形同賣一度水至少要貼十元。要珍惜水資源，調整合理水價，成為必要的配套措施。

有水當思無水之苦，希望國人一起來參與這場水世界的改革運動。

李鴻源（前內政部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非常驕傲，新北市在防災方面，是全世界城市規模中做得最好的。這其中重點在於新北市政府運作文化與其他政府不太一樣，新北市跨局處的整合做的非常好。剛談及土地容受力、公民參與，新北市不只提到甚至落實，這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件。歐洲人在談防災時會講到的三個關鍵字：「整合、協調、執行」，這些在新北市的身上看到影子，希望能把這個經驗拉到國家層級，一起努力。

針對土地容受力  人口、產業須妥適安排

第二個成功要件則是新北市與台灣大學在防災方面一直是非常好的夥伴關係，如何找到智庫為政府運作提供分析，也是成功要件。但有一些議題必須釐清討論，首先土地容受力部分，新北市計算一一五年土地容受力人口有四百三十五萬，有沒有人想過新北市若只有兩百多萬人，屆時整個規劃概念又會不同。以國家規模來看，台灣的國土計畫與土地容受力算出來後，如何與人口、產業做妥善的安排，這牽涉到法令、法規制度，以及要花多少錢來做這件事。國家的層級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再次，台灣需要防災型的都市更新。新北市、台北市和台南市是台灣土壤液化最明顯的地方。新北市山腳斷層主要經過地方有：新莊、三重、五股、泰山與蘆洲。這些資訊都有，該怎麼應對？

第三，幾十萬戶的老舊公寓該怎麼因應？新北市最大的困擾是那一批鐵皮屋怎麼辦，這還牽涉到違章、消防公安問題。要解決這些鐵皮屋，若不與都市更新綁在一起，經費就無法來。面對、處理這些問題，也是我對新北市很大的期許。

進而沒談到的，就是執行面。防災與氣候變遷，目前政府運作能否控制？中央跨部會的整合沒有做得這麼好、法令法規需要檢討，例如災害防救法，政府運作、法令的彈性，都需要討論。新北市的防洪做得很好，大台北防洪是我們非常驕傲的專案。如何用都市設計手段來處理都市淹水問題，若中央能把這模式推及全國施行，會有明顯的成效。

至於調適部分，新北市較少談，這也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談的。新北市推動清潔生產、降低碳足跡困難原因在於，所有的法都是中央法。調適策略從中央到地方力道一直不強，這也和油價、電價、水價不能談有關。新北有三座核電廠，核電廠發生事故該怎麼疏散是一件事，但別忘了討論這三座核電廠何時能慢慢退役，不談退役，替代能源永遠上不來。國家能源政策在哪裡，找到立基點，能源產業才能出來，自然核電就會找到出路。

新北市做得很好，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如何規劃願景落實到市政，才是最大的挑戰。

不只是東石、布袋，從台灣頭的宜蘭算到台灣尾的屏東，

西部平原十分之一都陷落在海平面之下，一切還來得及嗎？

雪山隧道還沒有通車前，我寫了封信給當時的宜蘭縣長劉守成，提醒他，要在雪隧通車前先做好土地規劃，並運用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訂出開發準則。

所謂的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是荷蘭人在做土地開發，或是國土規劃時相當重要的工具。當時雪隧即將開通，通車之後的宜蘭不是不能開發，而是要事先訂出準則，做好明智開發，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仍能保持一定生態和優美環境，以及棲地萬一被破壞，又該如何做好補償等。

雪隧通車了，宜蘭桃園化

當時的宜蘭，是全台灣離台北最近的淨土。水稻田遍布的蘭陽平原，不但滿是濕地，河口還是重要的野鳥保護區，生態保育做得非常好。

對宜蘭，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關切，因為宜蘭過去曾經是養殖水產盛產區域，長久以往造成地盤下陷，即使後來養殖業已經停擺，土地仍然陷在海平面以 下，加上本身的排水條件不佳，單是一九九七年就一連淹了五次大水，時任台灣省政府水利處長的我，還曾陪同省長宋楚瑜一次次到災區現勘，想要找出解決辦法。

在給劉守成縣長的信上，我告訴他，如果不先根據景觀生態決策支援系統進行土地規劃，訂出開發準則，宜蘭將走向「桃園化」。

屆時雪隧一通車，從台北到宜蘭只要半小時，台北人會爭相到宜蘭買地「種」房子、蓋農舍，就像在綠地貼膏藥，一塊、一塊又一塊，造成農地破碎，無法種植農作物，最後棲地和濕地都不見了，宜蘭還是宜蘭嗎？

我之所以有這麼深的感觸，取名為「宜蘭桃園化」，就是因為親眼目睹桃園的改變。從小住在泰山的我，在五十多年前看到的桃園，擁有上萬口埤塘，放眼望去一片綠油油的稻田，間或夾雜幾間農舍，是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後來，高速公路通了，中正機場蓋起來了，工業慢慢進駐，從台北縣一路擴展到桃園，處處可以看到過去便宜行事的痕跡，一片片都是鐵皮屋，有些是工廠，更多是違章工廠，不但毫無美感，更對公共安全造成威脅。

為了爭取更多的土地進行開發，桃園的特色—埤塘，從上萬口逐漸萎縮，被填到如今剩下兩千口左右。這些消失的埤塘，被填掉後再也不可能回復。

在台灣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或許我們不應該要求桃園為了保持農村景致，而犧牲經濟發展的可能，但在拚經濟的同時，如果能考慮到生態保育，同時保有自己的特色，這才是城市發展的關鍵。

遺憾的是，雪隧在二○○六年通車之後，到現在即將屆滿十年，我當時的預言逐一實現。十年折騰下來，披著「農舍」外衣的「別墅」一棟棟蓋起來，鯨吞蠶食似地攫食良田，優美的環境正在快速消失中。這一塊在台灣經濟奇蹟背後好不容易留下的淨土，似乎也沒能守住。

下一個遭破壞的淨土，或許是花蓮。隨著蘇花替代公路的完成，都會人可以快速到達的地方，都會面臨相同困境。鐵皮屋和農舍林立，全都是台灣人習慣便宜行事下的產物，不但景觀破壞殆盡，也為國土帶來無可回復的傷害。

過去，交通引導開發的腳步，現在，隨著交通愈來愈方便，道路開發到哪裡，破壞就到哪裡。我們不禁要問，交通發達是好事，還是壞事？

凡是到過英國鄉間旅遊的人，會看到道路從中世紀後就這麼窄，窄到只能勉強容得下兩部車會車的寬度，日本鄉下的道路也是，始終保存原來的鄉村風貌，不會為了觀光旅遊，將路愈開愈大條。

凡道路經過，面貌全毀

但是在台灣，走一趟西濱快速道路，可以發現「台灣特色」正在消失中。從八里過去是下福，下福原本是純樸的漁村，現在已經不見了，旁邊蓋了林口火力發電廠，沿路的漁村和鄉村風貌只有留在記憶中，轉而看到的是一處又一處用來養蚊子的工業區。

一路開到嘉義縣的東石、布袋路段，西濱加上輔助道路形成六線道的筆直大馬路，就像用巨大斧頭剖過鄉村的醜陋刀疤。大馬路上絕少看到車，卻徹底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鄉下的老先生、老太太連過個馬路，都可能要了他們的命。農村、棲地破碎，人際關係也跟著改變。

這就是盲目建設的結果。從外表看起來像是國家注意建設，實際上卻是讓台北人能四通八達，在最短時間內到每個角落，即使到日月潭也只要三個半小時。這正意味著從台北出發，在三小時半內就可以到台灣任何地方，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都大大縮短。

然而，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凡是道路經過的地方，幾乎是面貌全毀，這是台灣人要的嗎？我們犧牲了多少？得到了多少？更聚焦來說，道路所經之處的城市和鄉村有受益嗎？

宜蘭人有因為雪隧通車而受益嗎？若拉大尺度，放入時間的長河去觀察，我心中不免浮現極大的問號。當然，會有一部分人因此受益，但得失之間，又要如何衡量？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利益更大？這是宜蘭，甚至全台灣都要思考的。

從桃園到宜蘭的城市發展經驗，我所要陳述的是，我們不是不要建設，但建設要有指導準則，要有補償機制，對人以及對生態的補償。

一直以來，台灣在國土治理上，強調硬體建設、一昧追求經濟成長，卻缺乏指導準則的無限制發展模式，讓台灣早已承受始料未及的惡果，卻仍不自知。從工廠四處林立、養殖漁業興盛，違法超抽地下水，造成北從宜蘭到中南部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就是最好的例證。

搶救高鐵大作戰

過去，因為地層下陷多發生在沿海區域，一般人除了在颱風或豪雨時，從電視上看到汪洋一片的慘狀之外，多認為和你我沒有太大關係。但這幾年，經濟部水 利署的監測數據證實，不但地層下陷有往內陸移動的趨勢，而且高鐵經過的地區從彰化溪州到雲林土庫，最嚴重的地方每年以八公分的速度在下陷。

高鐵從二○○七年通車之後，沿彰化、雲林的路線到現在已經下陷七十公分，嚴重威脅行車安全。二○一一年，我剛到行政院不久，四月參加行政院會，由交通部高鐵局報告因應措施，讓下沉幅度趨緩，以確保高鐵安全無虞。

當時報告的高鐵局副局長胡湘麟是我在建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問他：「下一步呢？」他說，下一步沒有了，依照當時情勢，推估高鐵頂多只能再撐十年。

當時我就斷言，高速行駛的高鐵，絕不可能允許一年沉陷八公分，長期下來，十年內一定會斷。

當著主持會議的行政院長吳敦義的面，我主動請纓，要求這件事情交給我處理。院會中做成決議，為確保高鐵永續經營，由我邀集交通部、農委會與經濟部等部會積極研議，提出具體方案，避免地層下陷影響高鐵正常營運。

我為何有把握敢請軍令狀，不是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而是因為我擔任過省政府水利處處長，具有相關專業背景，同時也對地層下陷區域有相當了解。於是，我先把水利署同事找來，請他們就地盤下陷區域和抽水井位置、抽水量，做關聯性分析，確認是哪些井造成地層下陷。

過去在處理地層下陷相關議題時，最複雜也最難處理的，是當地農民灌溉用的十八萬口淺水井，有九九％都是違法開鑿。但以往每次談到要封井，農民絕對會跳起來跟你拚命。尤其，十八萬口井牽涉的可能是四、五十萬張選票，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敢碰。

因此，我們必須先要用科學的方式，論證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和水井的關聯性，再來談下一步。

事實上，當初行政院給了我根「雞毛」，我卻把它當成「令箭」耍，最後用四次會議，就解決了這攸關國家重大建設高鐵存廢的重大議案。

我以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身分，召集公共工程委員會、農委會、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及國科會等相關部會，開始進行研商。

政治議題成為技術問題

第一次會議，透過水利署所提出資料，我們當場確認，造成地層下陷原因主要是雲彰地區九百六十七口深水井，與農民的淺水井無關。把可能發酵的「政治」 問題，變成單純的「技術」問題。然後，我們找出這將近一千口深水井的使用單位，包括自來水公司、農田水利會、學校、台糖公司、監獄和工廠等。

緊接的會議，我們把深水井的使用單位全請來，逐一解套並尋找替代水源。以自來水公司來說，設置深水井主要是因為當地地面水源不足，必須抽地下水處理 後供應自來水使用。但興建中的雲林湖山水庫預計在二○一四年完工，二○一五年開始啟用，我要求水公司提出封井計畫，在二○一五年前將深水井全部封完。

其次是農田水利會所有的五百九十口深水井。過程中我們發現，水利會抽地下水灌溉農田，但灌溉渠道的漏水率高達五成之外，還有水可以賣給中部科學園區使用。

我親自去拜會農委會主委，說明古時候農民晚上要去巡田，每滴水都要充分利用，現在沒人巡田，水也嘩啦啦流走沒人關心，這其中有太多可以節水的空間， 但這是農委會的專業。為了表示尊重專業，我請農委會幫忙訂出封井計畫，交給水利會執行，同時協助水利會修補灌溉渠道降低漏水量，也不要再將水賣給中科。

至於中小學校為何抽地下水，我委實想不通，於是將雲林縣、彰化縣教育處長找來，問他們是不是水費預算不夠，學校只好抽地下水。不料，兩個處長都大喊冤枉，因為每年編列學校水費根本都沒有申請完，年終時總剩下許多結餘款。

經過幾波周折，我們才知道教育部訂出的「校長教學績效評鑑辦法」中，其中一個指標是學校有沒有節約用水，而識別依據就是水錶，校長為了讓水錶的數字漂亮，只有抽取地下水。要徹底解決，唯有請教育部對在地層下陷區學校網開一面，刪掉這項評鑑指標，學校自然而然樂於封井。

最麻煩的是工廠所擁有的深水井。因為我們找來主管的國科會、經濟部工業局，並翻遍法令，居然沒有一條容許我們進入工廠，了解工廠內所挖深水井的抽水 狀況。最後還是利用多重管道，威脅利誘終於讓一家中部地區大廠封井，這家廠因為耗水量大，距離高鐵又近，封井之後，彰化溪州的地層下陷問題也因而解決大 半。

在此同時，我們也協調經濟部水利署、工業局和國科會，成立專案小組，巡查輔導工廠所訂出封井計畫，是否落實執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除了跨部會之間需要整合協調，同部會也需要橫向聯繫。最典型的是在研究高鐵地層下陷時，我們發現高速公路局當時在雲林建一條國道 引道，但因為路堤所使用的填方重量太重，造成局部地層下陷非常嚴重。非常諷刺的是，不論是興建引道或是管理高鐵，同樣都屬於交通部，卻缺乏橫向溝通，以至 於各做各的、各行其是，甚至出現相互扞格的局面。

為了徹底解決，由我職掌（擔任主委）的公共工程委員會，邀集專家制定高鐵沿線三公里的「新建建築物重量管制作業規範」，在高鐵沿線周邊三公里內的新建建築物，如高鐵站、路堤或高架橋梁等等，在申請建照時要同時審查材料，進行重量管制。

對於建築物重量的管制規範，不但特殊，在台灣工程史上也是絕無僅有。譬如國道引道不是不能蓋，而是所用的填方必須用輕質材料，其次是高鐵在興建彰化站和雲林站時，要特別慎選建築材料，避免重量太重，造成高鐵周邊地層，下陷情形愈趨險峻無解。

跨六個部會的協調整合

算一算，前後只開了四次會議。我最終的目標是要解決高鐵沿線雲林、彰化地層下陷問題，確保高鐵安全無虞。我力求每一次開會都要有具體進度，並由相關單位訂出封井計畫，預計在二○二一年前，將九百六十七口深井完全封閉。

根據水利署給我的資料，雲林地區地層下陷幅度現在為每年六．八公分，預計到二○二一年可望趨緩降低為每年三公分，彰化地區則可以從現在每年沉陷五．三公分，提早在二○一六年縮小為三公分。

在四次會議結束後，我也完成搶救高鐵的協調整合工作，之後即交給經濟部地盤下陷執行推動小組，並要求每半年監測一次，若有達到預期目標就繼續往前推進，若沒有則要檢討行動方案。

即使到內政部履新，我仍持續關心，私下拜託水利署，因為這是經濟部的權責，我不方便過問，但若有任何重要訊息，請務必讓我知道。

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搶救高鐵封井計畫仍往健康的方向前進，達到每階段設下的目標，高鐵安全應該已經得到確保。

但是，從這次的經驗，我想大家可以發現，搶救高鐵事涉至少六個部會，更不用說底下的局署處和附屬機關多如牛毛，中間的利益相關人更是不計其數，在過程中需要很強的「計畫經理人」（Project Manager）去做跨部會的整合協調。

但我只用四次會議就解決，這也說明，治理國土，政府的運作方式不能再一成不變。

然後居民抗爭的模式，而要伸出手，

邀請在地公民、社區規劃師、耆老藝術家一起來「跨領域對話」。

一百場對話造就中港大排美景

城市翻轉，在台灣幾乎已成為縣市行銷的代名詞。所謂的「翻轉」，除了是改造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有人犧牲、有人得利，但誰該犧牲？誰又願意犧牲？該如何補償受害者？這一直是現代城市治理中的難題。

都市更新理論上是對的，讓破敗的老舊社區，藉由都市更新的手段，重現新風貌、新氣象。但這絕不是建立SOP（標準作業程序）就能成功，因為都市更新要更新的不是老房子，而是處理人的問題。這中間有太多的利益相關者必須面對，從社區、住戶、建商到政府，不同環節層層相扣。

說穿了，每一次的城市翻轉，關鍵不在硬體，而是在軟體，也就是在人。但政府（不論是中央或縣市）面對民眾時，往往從一開始就沒有從這個最重要的角色切入，反而將政府最需要的合作夥伴推向了對立面，成為施政過程中的阻撓力量。

水溝只能是臭的嗎？

看到一些原本立意良好的政策屢屢受挫，令我有很深的感觸。回過頭看看過去走過的軌跡，我認為我在台北縣服務期間所推動的中港大排整治，之所以能獲致今天的成果，若說有任何秘訣，或許正是全面擴大公民參與。

任何人只要經過新莊中港大排，會發現它不只是一個公園、一條運河，而是有很多藝文活動，就在水岸之間流動。這水岸是活的，有活動、有生命，不只是一幅靜止的「掛圖」。新莊住民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

看到今日的美景，很多人卻渾然不知，幾年前這還是條長達二．三公里的排水溝。北新莊的住戶每天日常生活所排出的汙水，進入附近的水溝後，全都流入中 港大排，因為排水斷面不夠大，一旦阻塞就成為一灘死水，也因此終年又髒又容易淹水。二十多年來大家習以為常，因為在台灣人的觀念中，水溝本來就是臭的。

但我們說臭水溝、臭水溝，水溝就該是臭的嗎？過去，我從台北市要回泰山老家時常經過中港大排，當時我就在想要如何讓這地方改觀，並憑著我的水利專業，開始構思工程腹案。

沒想到，機會真的來了。我到台北縣擔任副縣長的第一個星期，請來包括水利局、環保局、城鄉局、交通局和衛生局等五位局長一起開會，明白告訴他們，我希望四年內把這條臭水溝變成一條乾淨運河。除了跟局長們分享願景之外，我特別提出要利用這案子做試驗，改變傳統決策方式。

所謂傳統決策方式即從上而下，政府找學者專家定出方案，交給設計公司，設計公司畫圖之後，再交給建築包商，包商找來一群工人，怪手一動就開始施工， 抗爭也隨之而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只要是抗爭力道夠強，工程即被迫停擺，少則一、二年，多則無限期停下去，這已經是工程界說不出口的痛。

但我下定決心，這次要和過去不一樣，雖然同樣是台北縣政府規劃大方向，但所有決策要由下而上，「做到真正的公民參與。」我當場告訴五位局長。’

因為整個計畫跨越好幾個局處，我成立「縣政規劃小組」，並在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的推薦下，從台北市政府找來梁世興先生擔任縣政規劃小組召
集人。

在了解我希望推動改變的構想後，他們設計超過一百場公聽會，和民眾直接面對面溝通。但公聽會只是形式，重要的是讓民眾站在相同立基點展開對話，中間扮演橋梁的非「社區規劃師」莫屬。

因為一般人對都市計畫、城鄉規劃，以及治水和水處理等名詞都很陌生，何況還要讓不同教育程度、專業訓練，乃至於從事不同行業的人，可以針對同一個議題進行討論，這時候即需要社區規劃師從中穿針引線，搭起溝通平台。

你們來告訴我怎麼做

在過程中，每個人的想法一定都很發散，所以我們要將民眾引導到同一個方向，讓討論議題慢慢聚焦。我開始思考要從哪裡著手，當時我所能想到的是中港大 排周遭的六所小學，我們稱為「幸福六小學」，因為校長、老師都是知識份子，和家長也都建立良好關係，或許可以透過他們成為改變社區的媒介。

於是我們開始辦公聽會。我要求縣政規劃小組，每次開會要全程錄影，做完整的影像紀錄。

第一次會議，邀請的對象是當地里長以及社區意見領袖。我一開口就告訴他們，我們計畫整治中港大排，要把這條加蓋的臭水溝打掉，「你們住在這裡，我不住在這裡，你最好比我還關心，有意見請直接表達，」我說。

望著在場沈默的參與者，我繼續說，這是屬於新莊市民的計畫，而不是台北縣政府的計畫，因為站在縣政府的立場可做可不做，「要不要做，由你們來決定，要做，你們來告訴我怎麼做。」

這時候，台下還是一片寂靜，沒有太大反應。「打掉這條加蓋臭水溝後，很抱歉，這裡會少掉四百個停車位，」我的話語才剛落，現場立即一片譁然，全場一片反對聲浪，人人都堅持車子要停在家門口。

我試圖動之以理，告訴他們未來新莊捷運通車後，根本不用開車，此外再過三十六年全世界的石油也會用完，但他們根本不聽，還有人嗆聲：「不用說了，我就是要把車停在家門口。」

為了安撫大家的反彈情緒，我請交通局在附近幫忙找出四百個停車位，拜託他們多走五分鐘的路程，整個計畫才得以繼續進行。這中間就花掉兩個月的時間。

在此同時，我持續和六所小學溝通。先跟校長、老師和家長會面對面，談永續發展、談環境意識，並帶領他們去宜蘭天送埤濕地參訪，也引進荒野保護協會以及社區大學的力量，和他們共同合作，為扎根而努力。

去地藏庵聽老人說故事

除了傾聽在地聲音、灌輸環境意識，我們還去新莊地藏庵聽耆老說故事。我在歷次的演講中談到這一段，很多人問我，為何要去找老先生、老太太聊天？他們能給我什麼？

事實上，他們給我的是一般建築師無法給我的資訊，就是他們記憶中約六、七十年前的中港大排。這些在書面資料上付諸闕如，由這群老人來補足缺口，對建築師在意象規劃上，具有相當啟發。

他們告訴我，那附近以前稱為中港里，中港大排雖然是「大排」，卻有船隻航行，沿著河可以通往大漢溪、淡水河。聽完之後，我這個在新莊出入多年的半在地人，才知道中港里名稱的歷史沿革，原來真的是有船、也有港。

我也去拜訪文史工作者，試圖了解新莊的原來面貌，慢慢地知道新莊的傳統技藝中最有名的是鼓，而製鼓廠又以「响仁和鼓藝工坊」最知名：以泉州木偶搬演，北管音樂為後場伴奏的「小西園掌中劇團」，則是目前台灣最具號召力的古典精緻布袋戲團，這些都是新莊的文化瑰寶。

當時我們和文史工作者談、和廟宇耆老談，了解到要設計公共藝術，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也趁這機會，邀請對方一起參與合作，希望能凝聚新莊社區意識，大家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

沒多久，建築師給了我第一版的設計圖，我看一眼，上面是個大大的荷蘭風車圖，我連翻都還沒翻開，就退了回去。我說，風車屬於荷蘭人，和新莊人沒有關係。

他問我，那他要畫什麼？

「你要去問新莊人，不是問我，」我告訴他。但我仍給了他線索，例如鼓和布袋戲，雙方才慢慢聚焦，有了更為具體的意象。

我們不僅要融入在地元素，也要對外發聲。整個中港大排上有十座混凝土橋，當初興建時只強調功能，而忽略美感。但橋一定是這樣嗎？我當時有個構想，何不比照塞納河，讓沿路經過的每座橋，從橋墩到橋上建築物都各不相同，也塑造出城市不同的風格。

於是我們決定，向全國設有建築系的大專院校公開徵圖，邀請學生一起參與。從過程中不但可以看到學生無窮的想像力，引起建築界的關注，同時日後也是建築師規劃時的參考依據。

資訊全面上網對外公開

我不僅開放，邀請所有公民參與中港大排整治計畫，同時試圖改變公務員僵化的思維。

身為計畫經理人，我固定要和縣府內十幾個局長開會，包括交通局、水利局、環保局等，局和局之間有許多介面無法銜接，需要靠這個會協調整合。因此，我 一開始就告訴局處長，你們和我不熟，但我開會有幾個原則，不准講廢話，帶問題來，我幫你解決。其次是，以王建民每場球賽最多只能投一百球，我開會也限定兩 小時，而且一定要有結論，不能重複老問題、老話題。

為了推動工作，開會必須要更有效率，各局處間逐漸養成習慣，在開會前先進行溝通，介面之間無法解決，有矛盾或無法達成共識之處，再進入會議商議裁決。這對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公務員是相當新奇的經驗，但也帶動一股新風氣。

接下來，我更要求整個計畫要擴大參與，建立資訊溝通平台。我要求水利局做一件當時全中華民國以及縣市政府都還沒做過的事情，建置「夢幻之河網站」，將所有資料上網，對外全部公開。

這也是我們和民眾之間的溝通平台，因為即使縣政規劃小組規劃了一百場公聽會，還是有許多漏網之魚，並非所有市民都能接收到相同訊息，所以我要求水利 局，除了工程細節、進度規劃、每場會議的會議紀錄需齊備之外，只要有人上網問問題，都必須在七天內答覆，方便民眾獲得最新消息。

這或許是全中華民國唯一用網路操作的施政計畫。現在回想，當時在縣議會備詢時，常有議員問我中港大排的計畫進度，我只有回答，請議員上網看，所有資訊都公開，沒有任何隱藏。

因為我們伸出手，邀請公民參與，從計畫成形到執行，都和民眾站在一起，因此即使中間需要拆掉十座橋，造成人車通行不便，也從沒有傳出抗爭，因為當地人充分了解，更清楚這段交通黑暗期結束後，會帶來什麼樣的美好願景。

到現在，即使工程已經完工多年，我仍持續關心。去年，我好奇地問當地居民和工作夥伴，工程都已經完工了，大家現在在忙什麼？我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因為想要給孩子一條安全騎車上學的路，所以他們正在討論，拒絕外車進入中港大排附近社區的可行性。

這些話聽在耳裡，我心中有一絲絲的驕傲。這些夥伴從一開始斤斤計較，堅持車子要停在家門口，今天卻完全改觀，他們開始有了社區共同意識。

工程完工了，人也成長了，不論是當地居民、文史團體或是縣政府公務員，他們改變了過去的觀念、行為模式，有了新的認同，建立新的關係。

新莊中港大排vs首爾清溪川

中港大排在過程中逐漸從醜小鴨，蛻變成為美麗天鵝，為新莊的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很多人看到中港大排全新的面貌更是為之讚嘆，有人以台北縣政府複製韓國首爾清溪川來形容，並稱呼這是新莊的「清溪川」，但我跑遍世界許多國家，唯獨未去過韓國，對清溪川更是毫無所悉。

這樣的說法，觸動我著手研究清溪川。我必須說，從兩邊的工法看來，我們的做法更為永續，因為韓國採用的方法是設置抽水站，將漢江水抽到清溪川讓水活化，但中港大排卻是以廢水回收再利用，連維護費用都比清溪川還要低。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建築學院院長Rosemann教授來看我，問我在忙什麼，我簡單告訴他有關中港大排的概念，他邊聽邊瞪大眼睛問我，「你知不知道這是歐洲建築界最新的觀念？」

他接著說，他很欣慰這樣嶄新的觀念能在台灣實踐，但他也很傷心，居然是一個完全沒有受過都市規劃訓練的水利工程師所做出來。

過了六年，我才有機會將夥伴政府模式，複製到其他縣市。二○一二年，我轉往內政部服務，以台北縣中港大排整治計畫為例，鼓勵各縣市政府勇敢提案，規劃經費由我們來協助。

第一個成功的案例是桃園中壢的老街溪。老街溪的棘手處在於，整條溪就像條加蓋的排水溝，市場就蓋在排水溝上。這正是因為城市未經適當規劃，在發展過 程中變得漫無章法、不斷蔓延所致。理論上，縣政府早就應該動用公權力逕行拆除，但因影響範圍太大，不管任何人當家，都免不了投鼠忌器，大家都動不了。

當時的桃園縣水利局長李戎威，是我在台大的學生，我在台北縣政府時，他也是水利局局長。他不但全力推動中港大排整治計畫，更曾經為了整治大漢溪，強力拆除三十座違規砂石場，局長還因此得罪黑道，收到子彈。

他的表現，我全看在眼裡，離開台北縣後，推薦他到桃園縣擔任水利局長，全力發揮他的長才。沒想到峰迴路轉，過了幾年，在公務上我們又再度碰面。

李戎威二話不說，把中壢多年的沈痾，搭建在老街溪上的違章市場一舉拆除。水溝蓋打開了，猶如揭開灰姑娘的神秘面紗，中壢人才恍然大悟，老街溪不但不是死水，還充滿生命力。縣府更在兩年的時間內，打造出和過去截然不同的水岸美景。

事實上，我也不斷提醒桃園縣，不要忘了公民參與。縣政府應該把改造老街溪做為翻轉中壢的關鍵，鼓勵民眾參與並積極表達意見，不但能藉機喚醒他們的環境意識，更有機會針對老街溪兩旁老舊社區進行更新再造。

第二個成功案例是屏東縣萬年溪。曹啟鴻縣長對環境一向關切，加上屏東的環境團體和文史工作者的行動力超強，當縣府提出計畫後，很快就把覆蓋在萬年溪上的水溝蓋全拆掉，水質也逐漸改善。

屏東縣政府還別出心裁，發動縣府局處長和議會議員，每人認養十公尺水體負責維護，讓這些公僕在實際維護時，對萬年溪產生認同感以及成就感，達到另外一種形式的公民參與。

回想那些年在中港大排所做的努力，所花的每一分、每一秒，如今看來都很值得。

這一切代表著，當從中央到各縣市都在大談翻轉城市時，或許要先翻轉的，應該是政府的腦袋。邀請公民參與，進行跨領域對話，建立夥伴政府關係，自然就會和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大家忙著找醫生，拿一堆藥拚命補，卻造成身體的負荷更沉重，

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康。

今天的台灣，整個社會都在關注食品安全、房價到教改等各式各樣問題，但所有討論都只看到問題表象，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法令、制度和政府運作方式，其實才是關鍵。

每次去幫高級文官上課演講，我都會提醒同仁，看到人家進步不要羨慕，而是要學習他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決策？他們的法令和制度規章跟台灣有何不同？其他國家的公務員平均學歷沒有台灣高，為何可以有新觀念？

國家制度是造成無法進步的幫凶

這當中非常重要是政府運作的彈性。台灣的公務體系沒有彈性，公務員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不被鼓勵，甚至不被允許。因為採購法、人事制度等法規全綁死，好人才在僵化制度中無法發揮，好創見在層層框架中被磨得消失殆盡。

過去，外國記者採訪國土規劃相關議題，新聞局都會安排到我的辦公室，當我談完之後，他們都覺得沉重，問說：「李教授，是否可以給最後的評論？」我的最後評論是，「我們的國家被自己的民主制度給綁架了。」

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經過二十七年的民主發展，但走到今天，大家開始產生懷疑，這樣的民主是民主嗎？真正的民主是這樣運作的嗎？台灣到底是民粹、還是民主？台灣社會有足夠公民意識，以及建構公民社會的基礎嗎？

從我過去在政府服務的經驗，我可以想像，不論是立法院或行政院，當我們談「台灣要如何成為一流國家？」他們沒有興趣，因為官員和立委要做的是明天、後天，一年後可以看到成效的事，若三年後還沒有成果的議題就不碰，因為這是下任的事情。

人人都想要立竿見影，不願抬起頭看看未來，以至於愈小的事情，愈用顯微鏡去看，愈大的事情愈沒有人在意。這才是台灣的最大危機。

民粹治國 只見選民服務不見長遠視野

國家制度往往造成國家無法進步。有沒有人想過立委選舉採用小選區制度，對國家造成的傷害？按照現行制度，立委的選區比市議員還小，以新莊來說是三十萬人選一個立委，但看看新北市議員選區，單一個選區就涵蓋新莊、泰山、五股和林口。

小選區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要更專心做選民服務，關注的都是選區內事務，如此一來，誰還願意談國土規劃、談能源政策，或是水 的回收再利用？對立委來說，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談這些沒有選票，也不會有人支持，造成立法院內談的不是攸關國家長遠發展的政策，視野也愈來愈限縮在眼前事 務。

我常說「台灣是民粹治國」，從能源政策更可以看出脈絡。在台灣有三樣東西永遠不能談，油價、電價和水價。記得我曾在好幾次的演講場合，談到合理水價應該是每度二十二元，相較於現在平均水價一度十元，價差超過二倍之多。

隔天，經過媒體報導之後，不僅名嘴修理、立委也修理，說這人贊成調高水價，我們要替百姓看緊荷包。結果是水利署談節約用水談了三十年，民眾的概念仍停留在馬桶內放寶特瓶，工廠廢水回收也沒有變成產業。

眾所周知，台灣資源缺乏，政府必須用高價格對外買能源，卻又採取補貼措施，補貼民眾也補貼大企業，結果造成企業愈來愈沒有競爭力，不願意花錢投資研發新能源，進行清潔生產。

政府一昧補貼電價，讓業界用便宜的電費價格去生產太陽能板，台灣的太陽能板產量占世界前三名，但又因為電價太便宜，民眾和企業都不願意改用替代能源，業者只好賣到歐洲。

當歐洲用台灣生產的太陽能板取代燃煤發電，將碳足跡降下來，再回頭指責台灣製造的產品碳足跡太高，甚至在可見的未來，可能對我們的外銷產品徵碳稅，進行抵制。

小國卻用大國邏輯思維

這是非常諷刺的事，偏偏卻真實發生。台灣明明是小國，但所有思考都是大國邏輯，凡事以「為了照顧人民」為藉口，以致油、水、電價都無法反映合理價格。

如果油價、水價、電價都不能談，無法進行調整，台灣就無法產生循環經濟，不論是小水利發電，太陽能、風力發電，在台灣都做不起來。因為電價低，台電收購電價更低，以小水利發電而言，台電只願意以一半價格買，這樣的不平等條約，根本無法鼓勵業界投入。

當哪天台灣的門被迫打開，世界各國都開始執行《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我們可能才愕然發現大企業在國際沒有競爭力，因為所製造出來產品的碳足跡太高， 歐美各國不會買。但要大企業去投資研發、採用替代能源、做水回收再利用，他們又不願意，因為水、油、電價都便宜，沒有必要花大成本去做。

這等於是全國都在吃迷幻藥。我們就像是蹲在鍋裡，等著被溫水煮的青蛙，等發現情況不對時，可能已經跳不出來。

反觀同樣沒有資源的小國新加坡和以色列，他們雖然是缺水國，卻也是水回收再利用的技術輸出國，將全然的劣勢變成獨特的優勢，人家做得到，我們為何做不到？

回到根本面健全民主制度

台灣該做的是回到根本面，不要停留在問題表面，從法令制度、政府運作方式以及形成決策方式，以民主精神真正落實。

當根本面弄通，其他自然水到渠成。事實上，假如台灣的民主制度健全，立法機構自然會認為以上所談議題，攸關國家長遠的發展和未來，就會落實在立法過程中。只要建立法制，行政單位就會照做，當然就水到渠成。

現在的台灣如同一個罹患重症的病人，大家忙著救命，從各器官著手想努力治好，找一堆醫生，拿一堆藥拚命補，卻讓身體的負荷更沉重，忘了只要人的體質調好，自然就會恢復健康。

這也就是說，只要能把民主制度和價值，反應在法令制度和政府運作的方式上，我以上所提到的新觀念、新潮流就會變成立法精神，變成政府運作的指導原則，以台灣的民間力量之強大，和國民普遍具有高教育水平，應該很快會回到正確軌道上。

政府運作方式的改變，在於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間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在執行上強調強而有力的整合和協調，另外是法令制度和人事制度更有彈性，就能讓這部國家機器慢慢一步步往前走。

即使當前千頭萬緒，我們仍是要回到最根本。

卻缺乏全方位訓練和國際視野的培養，

沒有扎實的養成過程，人才很快陣亡。

台灣要到哪裡找政務官？

算一算，單一個直轄市就需要二、三十個政務官，六都需要將近兩百人，再加上中央部會，至少需要三、四百個政務官。這些攸關國家治理的人才，要到哪裡找？

今天不論是哪個政黨執政，都深切感受到政務官的培養是個問題。在台灣，經常找不到適合的人擔任政務官。其實台灣不乏人才，如科技業人才濟濟，這些人在民間單位表現優異，入閣後卻完全施展不開，顯然是受制於政府體制，以及政府運作方式出問題。

博士內閣讓全民失望

同樣地，社會大眾對博士內閣怨聲載道，懷疑國家用這麼多大學教授進入行政體系，表現卻不如預期。下台的政務官也抱怨，在內閣無法發揮，最後落得不歡而散。

大家都懷疑，是否還要從學界尋覓政務官。

事實上，學者具有一定的學養和能力，在學術領域上多是佼佼者，但在轉換位置的過程中，卻從來沒有機會歷練，了解行政實務。

部分內閣官員即使上任前已有實務經驗，但資歷多是縣市首長、副首長或是局處長，對市府規模雖然熟悉，對國家層級政策卻全然陌生。他們的能力再強，眼界也只有縣市政府層級。

這就是台灣所面對的難題。從陳水扁政府時代延續到現在，拔擢的政務官都有類似背景，人人都是一時之選，卻缺乏全方位訓練和視野的培養，沒有國家甚至是國際的高度。

若要比照歐美國家，轉而從國會中尋找適當人選，好像也有困難。因為台灣的立委選舉採取小選區制，為了爭取支持，再專業的立委都要花大量時間回選區做 選民服務，而選民請託不外乎換路燈、清水溝等等。立委關注議題的範圍愈來愈小，國家大議題反而沒有人關心，因為沒有選票、也沒有市場。

行政院推出的任何政策，都要費盡力氣說服立委，也不見得能獲得支持。在這樣的氛圍下，當然見不到政府部會願意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重要的法案更是根本沒人提。

給我方案：水利工程該怎麼辦？

但回顧台灣政壇，並非一直如此。

對政務官的培養，過去省府的運作或許可以做為今日的借鏡。賀伯颱風重創台灣那年，我在台大土木系教書，寫了一篇文章，對政府處理賀伯颱風多所批評，同時提出許多建議，包括水利工程、水利組織和相關法令要如何具體改善。

當時的省長宋楚瑜先生把我找去，說你有這麼多意見，「是否能提出具體方案，告訴我該怎麼辦？」

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草擬出水利組織應該如何調整。因為當時掌管水利的單位位階太低，都是屬於建設廳轄下的單位，除了水利局之外，每個水庫還有水庫管理局，而水庫管理局和水利局卻是平行單位。

另一方面，河川流域從上游到下游的管理，分散在不同單位，第一無法制定完整政策，第二位階錯置，造成水利單位永遠被視為技術單位，無法指揮曾文水庫，無法指揮石門水庫，職權各自分散、事權無法統一，連建設廳長對水利工程也無法全盤了解，無法指揮調度。

我提議將水土林整合成水利處，也就是今天環境資源部的邏輯，把水土林整合在一起；其次是修法，包括林是森林法、土是水保法，水是水利法，當時分散三 部不同法令，不過一旦牽扯到修法，通常會拖延甚久，所以最後決定土、林還是留在原來的架構下運作，只把水利相關單位整合成為水利處。

宋省長接受了我的建議。他再度把我找去，直言中央先不要談，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將省府建設廳轄下所有水利單位，全部整合成為水利處，由我銜命進行規劃，而這就是台灣省政府水利處及後來經濟部水利署的由來。

水利處建置期間，宋省長請我當省政委員，他說：「你沒有行政經驗，當省政委員可以幫忙盯水利處。」就這樣，陰錯陽差讓我成為省府的一員。

三個月的省政委員生涯，主要工作在協助籌畫水利處。有一天，省政會議結束後，我開車回台北途中，接到省府電話，宋先生請我回去，我只好從新竹折返台中。「我找不到適當的人來擔任水利處長，你能不能來接？」宋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

我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和建設廳水利局接觸，相關水工模型試驗多由我指導完成，和河川局、水利規劃試驗所也相當熟悉，自認對業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於是點頭說，「假如沒有更適合的人選，我願意承擔。」

從此開啟我和省府團隊因緣。但即使自信對業務和人事熟稔，進入水利處後，我才發現公務行政和學術理論有相當大差距。

第一個難題：公文要如何批？

政治現實逼得我從零開始摸索。第一件面臨的難題是「公文」。因為公文的簽呈和批示，蘊涵倫理關係，其中還有潛在規則。其次是「會議」，什麼層級召開的會議要派什麼人與會，什麼會議要自己參加。第三是省議員找你，何時要說可以，何時要拒絕，都需要從頭摸索學習。

更複雜的是，水利處每年有超過四百億元預算，直屬公務員多達兩千多人，還要兼管自來水公司以及十五個農田水利會，組織和預算異常龐雜；水公司、水利會和水利處雖然都是水利單位，但文化差異性非常大，管理難度非常高。

尤其是水利處內部分成多重派系，當年涉及鉅額利益的砂石，就是水利單位管轄，內部人員和砂石業者、民意代表的關係千絲萬縷，一層又一層，層層包裹牽扯不清。

可以想像，當時的我既年輕，只有四十歲左右，行政經驗完全空白，加上到省府不久後省議會即開議，每個人都等著看我笑話，因為很多人覬覦水利處長這個位置很久，最後竟然是個毛頭教授出線。

面對即將到來的艱困挑戰，我只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學習成長。首先，我不斷請教前輩有關內部生態，並找來具有豐富行政經驗的人擔任主秘，以補充我的不足。

其次是請同仁把重大工程資料全部整理出來。在最短時間能走到就走到，來不及走訪就全背起來，如「大甲溪堤防」不是只有五個字，沿岸還有豐洲堤防、客庄堤防、火焰山等；還有過去從未聽聞如高雄鳥松坔埔排水、彰化石笱排水等等，我將地名、位置和工程內容全部背起來。

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在省議會備詢時，不會被省議員的氣勢嚇到。因為省議員在質詢時咄咄逼人，我認為絕對不能露出任何破綻，讓他們有攻擊的機會，也讓水利處同仁和省議會放心，處長雖然是台北來的年輕人，對狀況還是有所掌握。

你對我負責，下面的人對你負責

但要領導水利處如此龐雜的官僚組織，卻要靠分層負責、充分授權。我把內部一級主管全找來，告訴他們，我是政務官，你們是事務官。什麼是政務官？就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方向、大原則我掌握，但工程細節不要報上來。

由於水利系統在水利處成立前，屬總工程師當家，所以我授權總工程師，直接告訴他，工程相關公文由你處理，人事也遵照過去傳統，升遷懲處由你決定。

對其他主管，我則強調，我只有兩項要求，工程進度和工程品質。雖然我不會逐一檢查每項工程，但如果到工地視察時，察覺不對勁，把工程圖調出來比對發現有任何閃失，一定鐵腕辦到底。

即使我已經公開說明，還是經常有河川局長問我，「處長，下面有課長出缺，你有何意見？」我一律說：「你對我負責，下面的人對你負責。」

我要建立的是一個權責相符、分層負責的水利處。因為我很清楚，若管太多細節，會讓下面主管凡事請示，不願做決定，要培養出願意負責任的文官，就要尊重他的專業。

記得在一九九八年，我要離開省府時，經濟部政務次長張昌邦監交，水利處同仁列隊歡送，女同事們哭成一團，沿路我可以叫得出每個人的名字。張昌邦好奇地問，李處長來多久？我說不到兩年。他很訝異，直說怎麼可能只有兩年就和他們這麼熟？

一直到今天，十七年過去了，我和當時的省府同仁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夥伴關係。

回想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並沒有比現在好多少。我接受省府任命時，已經確定要凍省，整個省政府淒風苦雨，大家都知道這艘船即將沉沒，尤其是一九九六年的賀伯颱風過後，水利單位好幾個工程師及主管都吃上官司，士氣非常低落。

但我在水利處的兩年期間，帶領他們一起往前衝。台北防洪的洪水預報系統以及台灣省水利處水情中心等，都在我那個時候建立起來，水利系統的士氣也隨之 昂揚。在省府最低迷的時刻，我們水利處從一支猶如被打敗的部隊，脫胎換骨成為省府最強的戰鬥部隊（TOP GUN），每個人都幹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省府時代結束為止，沒有任何人中途脫逃。

盡忠職守到最後一刻

這樣的熱誠，勇於任事的態度，在今日的台灣官場正在逐漸消失。當時的水利處水政組組長，後來的水利署副署長王瑞德在我的歡送會上說，我們每個人就像是鐵達尼號上的小提琴手，即使知道船即將沉沒，仍在自己的職位上拚命拉，拉到最後一秒鐘，拉到船沉為止，這就是「省府精神」。

今天台灣碰到的最大問題是，省府不見了，缺少了人才培育和轉圜的空間。

不可諱言，彼時的省政府也是中央政府最好的人才庫。那時候的人事調動幾乎都遵循相同邏輯，在中央部會表現好的次長，先調到省政府當廳處長，經過一段時間歷練，再回到中央當部會首長。

而省府因為掌控全國九成以上的工程建設及預算執行，和地方縣市政府的關係密切，廳處長自然因此更能掌握縣市區域狀況，即使回到中央，也不至於和地方脫節。

這樣訓練的好處是省和中央是重疊的，從省府廳處長再到部會首長，面對整個台灣的格局，第一是政策面會清楚，第二執行面會清楚，第三是地方需求清楚，連地方語言都清楚。

但現在的閣員受到的訓練有限，從民進黨到國民黨的政務官，即使有經驗也僅止於各縣市政府，永遠有盲點。北部人不懂南部，南部人不懂北部，問題不清楚，也不了解中央政策在地方執行時會碰到哪些問題，結果制定出的政策眼高手低，無法落實，大家一直在抱怨。

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懷念前經濟部長李國鼎、孫運璿等人，但以今天的立法院生態，相信即使他們處在今日的大環境，也很難有發揮空間。另一方面，即使是優秀人才，如果沒有經過扎實的訓練過程，在現今時空背景下，還是會很快陣亡。

將有潛力的人送出國受訓

離開省府後，我有持續十幾年時間在荷蘭和歐洲參與各項學術計畫，眼界開了許多，但也更深刻感受到，台灣不只是面積小，更甘於自我矮化，視野也愈來愈小。

台灣政府常常怪「中共打壓」，但這不是台灣變小的關鍵，真正的原因是我們習慣以中共打壓為藉口，不去參與國際事務，愈來愈自我設限，不去面對國際化、全球化帶來的改變，永遠只會談本土化。

政府要培養人才，就要建立平台，將有潛力的人送出國受訓。

一九九八年左右，我跟宋先生說，我們應該要開始注意防災。於是他派我和消防署長趙鋼到美國防災總署受訓，我和防災也就此建立不解之緣，把防救災的觀念帶回台灣，並且逐步建立機制。

省府過去有「千里馬計畫」，由首長鎖定值得栽培的中級幹部，送往歐美進行為期一至兩年的訓練，從成本效益看來絕對划算，但現在經費愈來愈少，還常遭汙名化為出國受訓只是在觀光旅遊。

反觀從宋楚瑜、連戰到錢復等老一輩政治人物，都在台灣尚未退出聯合國時代被送出國訓練，格局和視野都非常人所能及，他們有機會和國際交涉，也知道如何進行國際協商。

這才是國家閣員該有的訓練，不但拓展視野，更有利於和國際接軌。

這是當政府以光鮮亮麗的數字，告訴社會大眾，在莫拉克風災時空勤總隊出勤達五千五百七十八架次，創下歷史紀錄的同時，隱藏在數字背後的陰暗面。

年輕的生命因為救災而消失了，留下的是殷殷期盼他們再回來的老父母，年紀還小的子女，以及靠太太獨自撐起的偌大家庭重擔。

我在不忍之餘，開始仔細探討空勤總隊的體質，發現這根本是支東拼西湊的「雜牌軍」。機隊中有越戰時期的U機（UH-1H）、有B234，還有向法國買的海豚機。除海豚機外，機齡普遍老舊。面對台灣的高山地形，竟只有兩部B234可以進行高空救援。

再看看報表，飛機的妥善率（指一支機隊中飛機可以正常飛行的比率）並不高，原因在於維修備料貨源不足，維修經費編列也不夠，令我相當擔心，於是更進一步去研究人事狀況。

結果發現懂飛行的人不在管理階層，管理階層對飛行也不在行。空勤總隊的總隊長和副總隊長都是消防體系出身，底下的飛行兄弟則是從陸空軍退伍後轉業來 的，他們必須通過高考以成為正式公務員，然後才有一步步往上爬的機會。這對退伍的飛行弟兄來說並不容易，因此多只能擔任較沒保障的約聘雇人員，不但待遇比 一般軍方飛行員還要差，而且要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執行救援任務。

即使要做任何改變，也被人事制度和預算編列完全卡死。我的同事冒著生命危險在執勤，長久以來，沒有人幫他們爭取應有權益，即使替他們爭取也沒有用，因為現行法規將一切都綁死。

我們用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和僵化的文官系統，去框住一支作戰部隊。因為經費不夠，部分飛機維修工作必須靠自己，但同仁的專業能力是否具足？同時因為備料不夠，有幾架飛機必需停飛，以便「割肉」來充當其他飛機的料源，這是非常昂貴且沒有效率的營運方式。

黑鷹來了就能高枕無憂

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莫拉克風災過後，社會開始討論機動救災的必要性，馬英九總統更一口承諾要移撥十五架黑鷹直升機給空勤總隊，全面提升空中救援能力。

表面看來，這是「德政」，社會也會給予掌聲，但黑鷹進來了，就代表空勤總隊執行救援任務所向無敵嗎？我必須說，這其中還有極大的模糊空間。因為黑鷹 直升機是向美國軍購的精密戰鬥武器，維修及備料全都掌握在美軍手中，人員也要送到美國重新訓練，更重要的是，黑鷹每次出任務的成本非常昂貴，飛行一公里所 耗費的油料成本高達兩萬元，絕非經費拮据的空勤總隊所能負擔。

一支老機隊，面對新飛機，絕不是黑鷹來了，就能高枕無憂。我開始去請教加拿大貝爾直升機公司、美國軍方及國內專家，研究如何管理一支直升機隊。

經過詳細研究後，我決定首要工作是將空勤總隊的管理專業能力提升。

當時空勤總隊第三大隊的董大隊長，曾經是陸軍輕航部隊少將指揮官，不但是優秀的飛行員，也是機隊管理專家。我請他到辦公室來，告訴他這可能是空勤總 隊改造的最後一次機會，部長願意一肩扛起責任，破格拔擢他三級跳晉升總隊長，我們一起改變空勤總隊的體質，他思考三天後同意了。

同時，我也跟原來的總隊長說聲抱歉，告訴他，為了弟兄生命安全，以及空勤總隊的健全發展，我必須進行這項人事調整，畢竟這不是他的專業。

人事調整後，我緊接著向國外專家請教，一個規模如同台灣大小的國家執行救災飛行任務，一年應有的規模和預算，並深入了解其他國家的狀況。他們給我的 答案是，大部份中小型國家的非軍用直昇機業務，多半採委外經營。以台灣的規模根本不需要自己養一支機隊，只要全數委託專業公司，單純購買服務﹂即可，粗略 估計只要現行預算規模的一半就可以做到。

不久後，我將研究心得向總統和行政院院長報告。其一，為了要讓空勤業務健全發展，我破格找了位適當的人選來負責；其二是建議行政院認真考慮救援飛行任務委外的可能性。但這一切，隨著我的去職，最終都不了了之。

回頭來看，擔負救援任務的空勤總隊，只要將機種全部汰換成海豚直升機就很完美，而且可能只要低於購買黑鷹四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做到。內政部需要海豚，國家卻給黑鷹，就如同我只需要豐田汽車，你卻硬塞給我法拉利跑車或是勞斯萊斯。

黑鷹根本不該用來救援

因為像黑鷹這樣精密的戰鬥直升機，原本就不是設計來執行救援工作的。

我們接收後，必須先將機艙改裝，機上的重武器拿下來，還要裝上探照燈以利於晚上出任務，每項看似簡單的換裝工作，都是用「億元」為單位在計算。顯見當初沒有人做仔細的幕僚作業，給總統具體的評估報告後再做決策。從這案例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決策過程中，缺少的是一顆「腦袋」。

等全案到我手上時，所有決策已經完成，我只能在既有的框架內做損害控制。很遺憾，整件事情我也只能做到一半，未竟全功就離開了。我希望後面的人要繼續往前推動改革，不然問題只會繼續發生，未來還會有更多無謂的「犧牲」。

而空勤總隊的問題，絕非個案，它普遍存在政府的每一個機關、每一項決策。

過去政府透過制度的設定，讓台灣從貧窮落後，創造出如今的一片榮景。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是更艱鉅的國際競爭，還有全球化和全球氣候變遷等無可逃避的難題，我們身上穿的這套衣服、這套制度足夠應付嗎？

這套已經沿用六十年左右的制度，是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下，根據防弊和齊頭式平等的前提所訂定的。用到今天，我們才突然發現，當遭遇食品安全、氣爆、社會住宅、能源政策、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等複雜又跨領域的難題時，整個國家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中，看不到一絲曙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其他國家大步邁前，而我們卻 焦急地在原地踏步。

只有對立，沒有對話

關鍵在於我們習慣的政府治理模式，已經無法解決今天發生的問題。所有官員都忙著解決昨天的問題，對今天的問題幾乎是束手無策，更何況未來因全球化和極端氣候所帶來的更大挑戰。

要做到真正的治本，我認為必須檢視幾點：政府的運作文化是否需要改變？體質是否需要改變？法令制度是否需要改變？是否需要有更多的彈性？台灣有可能 成為一流國家嗎？我在本書中所提及案例，都是啟發性個案、它們的共同點是強調跨領域對話、跨部門整合，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夥伴關係、地方和民間的夥伴關係。 當文化逐漸改變，人民才有機會從「國民」，慢慢變成「公民」，培養出公民意識。當公民意識被喚醒，從政策面、制度面積極介入參與，所有的答案自然水到渠 成。

很可惜的是，台灣社會近二十年來，只有對立、沒有對話。我們所遭遇的問題中有九成是政治問題，卻常常被當成技術問題在處理，只談枝微末節，不從根本著手。

縱觀政府運作過程，看不到企業精神，更沒有財務規劃的概念，舉債及編列特別預算是我們處理危機的慣用模式，於是國家財政赤字日趨嚴重，哪有餘力負擔不斷擴大的社會福利支出，以致民怨日日升高。

擺在我們眼前的未來，絕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在等一個簡單的答案。台灣要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別無他法，唯有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

但要如何改變？第一、必須體認政治需要很強的專業支撐的事實，所有決策都要有科學做依據。第二、政策要非常明確。各部會一定會有本位主義，但要解決重要議題往往需要協調數個部會，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介面整合和政策協調。

第三、鼓勵具有創意的商機。每個危機都是轉機，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會創造商機，帶動新產業、新經濟的出現。

最後也是最重要，但最常被忽略的就是「公民參與」。不要害怕及迴避公民團體及非政府組織，將他們納入變成夥伴，成為政府決策及運作的一部分，大家共同面對問題。

在走向明日台灣的過程中，不論政府或民間，都要謹記三個關鍵字，整合、協調和執行，態度上更要保持正向思考，跳出框框看問題，利用對話取代對立。

我相信，台灣大有機會邁向真正的一流國家。

本書的完成，要感謝余紀忠文教基金會以及董事長余範英女士。希望有愈來愈多人的參與和耕耘，一起讓台灣邁向一流國家之路。

＊作者為前內政部長。本文為作者新著《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時報出版）之自序，原標題為：〈政府決策過程中，缺少的是一顆「腦袋」〉。

隨著時間巨輪的轉動，同一場景在不同時代、不同畫家的筆觸裡，呈現了不同的面貌，堤防建了，房子多了，或晴或雨，或早晨或黃昏，各有不同的味道。過去四十多年來，我曾在不同時間、不同氣候，不同季節下，從觀音山、大屯山、七星山頂鳥瞰淡水河，看著大漢溪這條巨龍從桃園台地向台北奔來，一路聚新店溪和基隆河的河水，終成淡水河。一衣帶水，孕育了兩岸的所有生命。

淡江夕照從清代開始，就一直是台灣八大美景之一。所幸百年來，除了在天際線上出現幾支台北港的吊車有點突兀外，味道並未有太多的變化。

根據清初郁永河所著裨海記遊的記載，台北還是個大湖，我們習慣稱它康熙台北湖。康熙三十三年發生一次大地震，打開了甘豆門（關渡）的隘口，湖水退去，才有了今天台北盆地及淡水河的面貌。三百年對一條河川來說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還沒有足夠的功夫去彫塑它的性格，因此同一河系的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河川坡度相差非常大，基隆河的坡度只有大漢溪及新店溪的十分之一，因此它的泥沙粒徑也較其他兩條支流細很多。同時因為坡度較緩，淡水河是台灣少數感潮段非常長且長年有水的河川，內河航運曾是百年前非常興盛的運輸手段。根據十九世紀初西洋人的遊記記載，淡水河的兩岸多是原始林，平埔族原住民生活在其間。遠方高處可看到漢人的聚落。但隨著大量的漢人移入，開山墾荒，於是原始林化成了一塊塊的茶園及一畝畝的良田，水土破壞的結果，造成河床淤積，於是淡水河從最早船運可達大溪，節節敗退到新莊、艋舺、大稻埕，現在只有在大潮時，在關渡橋以下的河口段，勉強還可以維持正常航行。而且貨運功能已完全消失。我們總愛用滄海桑田來感嘆世事之無常，但從淡水河的歷史來看，滄海桑田正是伴隨人類過度開發的必然現象，也是土地超限利用的代價。

在民國五十年代，只有少數幾條橋連接著淡水河兩岸，新海橋還沒蓋，到板橋全靠幾艘渡船，人、貨甚至自行車，從新莊老街的碼頭上船，船夫利用一支長竹篙，不一會功夫就到了現今板橋浮洲里的沙灘上。接著就是一段漫長的徒步，才能到達板橋街上。那時工業並不發達，家庭污水藉著河川的自淨能力，已足足有餘，因此河水清澈無比，各式的魚蝦在渡船的兩岸悠閒的游著。農業時代，每個人都忙於生計，因此也看不到悠然垂釣的釣客。印象中的台北橋還是條像西螺大橋般古樸的鋼橋。桁架的意象透露著時光的刻印及歷史的滄桑。曾幾何時，隨著時代進步，這座老橋被一座沒有個性的鋼筋混凝土橋給取代了，跟著消失的是兩岸的碼頭意象及特有的台北大橋頭文化。

近五十年來的淡水河發生了幾件重大事件，徹底的改變了它的命運。首先是石門水庫的興建，攔住了大漢溪大部份的水及泥沙，造成三峽以上的河道的嚴重沖刷，五十年折騰下來，河床上泥沙已蕩然無存，僅剩祼露的岩盤。

接著翡翠水庫的興建，又對新店溪河系帶來致命的一擊。水庫的興建固然解決了缺水問題，帶來了富裕，減少了洪患，但對河相及生態的衝擊卻不是工程手段可以彌補的。是身為水利工程師的我，心中最大的拉鋸。在大台北防洪工程未完工前，淹水是台北盆地最大的夢魘，小時候每年都有那麼兩三次水會淹進家裡來，好在那時我們家已是磚牆，耐得住泡水。但隔壁的土埆厝就在一次淹水中倒了。當時尚有美軍協防台灣，根據美國陸軍工兵團專家的建議，認為關渡的隘口太窄，造成退水不易，是淹水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議將隘口炸開。但萬萬沒想到淡水河感潮段非常長，在颱風時潮差可高達三米，這一舉措不但沒解決淹水問題，反而造成大量海水倒灌，關渡及五股地區的大量良田一夕間全泡在鹹水裡，成了今天的紅樹林及五股垃圾山。從現在的水利專業知識看來，感潮河段的海水入侵最根本的常識，關渡隘口固然是排水的瓶頸，但相對的也是防止海水入侵的屏障，如此重大決策，必須經過非常仔細的水工模型試驗論證，方能定案，為何仍犯如此大錯，百思不得其解。

淡水河中下游河幅平均約四百公尺，但在台北橋附近突然縮為一百五十公尺，成為阻水的瓶頸。當初在研議台北防洪方案時，有考慮將這斷面擴充到四百公尺。但三重已是人口稠密的商業區，這方案必需進行大規模的拆遷及徵地，將會對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因此退而求其次決定在二重地區闢建一條新的河道，即二重疏洪通，希望在大洪水來襲時，部份的洪水可以藉由疏洪道直接排入關渡橋附近，可降低台北橋附近水位，舒緩兩岸的淹水潛勢。二重埔雖然沒有三重埔那麼般的人口密集，但也是一個具備相當規模的城鎮，因此也需要大規模拆遷。據參與執行的水利署同仁回憶，在拆遷的執行過程，被遷的住戶和執行拆遷的公務員都抱頭痛哭。更不可原諒的是這些拆遷戶的補償及配地作業，是將近二十年後，我擔任省水利處處長時才完成。造冊完畢後交給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執行，又拖了好多年才完成。但許多長輩已等不及看到這些微薄的補償，含恨抑鬱而終。

1987年一場琳恩颱風，造成台北東區嚴重水患，當時認為基隆河在內湖、南港的河道過於蜿蜒是造成淹水的主要原因，於是開始規劃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贊成及反對雙方經過多次辯論，最後贊成方獲勝，台北巿濱江街一帶才得以擺脫過去雜亂無章的陰影，同時造就了大直及內湖新的都會區及大片的河濱公園。接著就是中山橋要不要拆除的難題，在古蹟保存及河防安全兩派長達數年論證，再加上水工模型試驗的再確認，最後為了河防安全考量，忍痛拆去中山舊橋，改造一痤樑底較高的新橋，才有了今天的面貌。

從六、七零年代開始，淡水河是台灣公共建設主要的砂石來源，河上有許多抽砂的船屋連著長長的管子，因為長期的超抽砂石，造成河床嚴重沖刷，十多年折騰下來，中興橋終於在一次洪水事件中斷了。經過水利局第十工程處仔細測量，發現沿河的橋樑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局部沖刷，其中剛完工的關渡大橋附近已沖出一個近三十公尺深的大洞，已嚴重的危及橋樑的安全。但砂石業者背後多有強勢的民意代表撐腰，令十工處進退維谷。我和十工處的許時雄處長商量的結果，由十工處委託台大水工所針對淡水河進行一個完整的分析，再根據我們的結論，將淡水河的砂石全面禁採。如此才將包括關渡大橋在內的所有橋樑搶救下來。但砂石業迅速的往中南部的河川漫延，不出幾年將濁水溪從一條嚴重淤積的河川變成沖刷性河川，印象中二十多年來頭前溪橋，里港大橋，高屏大橋就斷了許多次，甚至一度危及中沙大橋的安全。但相對的目前淡水河所面臨的卻是大量的淤積，除了對河口段的航運造成影響外，也對花巨資所完成的台北防洪計劃的效果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水污染過去一直是淡水河最大的痛，一部份河道甚至已達重度污染，1986年剛回台大任教時，曾在環保署擔任好幾年的顧問，那時正在籌劃一項非常時髦的計劃，叫海洋放流工程，將淡水河中游的污水直接透過系列的截流站送至八里污水處理廠，經初級處理後，再利用放流管排入台灣海峽。根據現在的觀點，這是一項非常昂貴且不永續的方案。因為將污水截走處理完後海放，困然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淡水河裡仍有大量未被截流的污染源，水質仍然不佳。同時大家忽略了，淡水河是感潮河川，當上游的來水量減少後，海水自然會隨潮汐上溯，造成鹽分入侵。更遑論海放管的長度是否足夠將初級處理後的水排入夠遠的海域？這些水會不會被潮汐再帶回來？會不會因此影響了台灣海峽的水質？這些非常複雜且跨了好幾個專業的問題，在當時並沒有仔細論證，就貿然施工了。

2003年左右，我應台北鳥會及關渡自然公園之邀，嘗試利用生態的方法，改善穿過公園的兩條小溪，貴子坑溪及水磨坑溪的水質。我們設計了八公頃的人工溼地及一座礫間廠，成功的處理了5000 噸一天的生活污水，只花了1300萬台幣的工程費，這費用大約是一座集中式污水處理廠十分之一不到的價錢。更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溼地和自然公園完全相融且處理過的水又再流入河道，成為景觀用水。經過多年的研究，人工溼地及礫間處理已具備非常成熟的設計規範。我在台北縣服務這幾年，我們總共建了三百公頃的人工濕地及礫間廠，一天可處理30萬噸的生活污水，節省九成的工程預算，同時製造了三百公頃的公園交給學校及社區做環境教育。

再加上鐵腕拆除了近三十座的砂石廒，幾年努力下來，淡水河的大部份河段水質終於降至低度污染，許多指標性的魚種，如和尚魚，再現蹤跡，還給它應有的生命力。

淡水河的潮汐週期約十二小時四十五分鐘，二十多年前我們受十工處委託，進行了三場全潮測量，量測整個潮汐週期水位、流速及鹽度的變化，範圍從新海橋、中正橋、百齡橋到河口，總共動用了十七艘舢舨及數十位同學。大伙結結實實的在船上待了十三個小時，感受漲退潮過程的水位及流速變化，日出時第一道陽光灑在水面及觀音山上，伴隨陣陣暖風撫面，心理頓時洋溢著幸福的感覺。日落時看著一輪暗紅的太陽消失在地平線上，觀音山美麗的夕陽餘暉逐漸被黑色的山影取代。此時海面吹來陣陣充滿著肅殺氣息的涼風，強烈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所幸不久兩岸逐漸燈火通明，由船上遠眺，又是另一番朦朧的美麗。淡水河一天，一年，十年，百年的變化可以如此巨大，可以如此美麗，也曾如此污濁，可以帶來巨災，也同時灌溉著千畝良田，滋養兩岸的黎民。相信千百年後，河水仍會持續的流著，我們要在與它共存的數十年間，留下什麼樣的足跡，後代子孫在看，上天在看，自己的良心在看，可不慎乎？2014。10。13

不去瞭解土地使用標的與極限相衝突，利用再多的人為手段，也無法避災，這就是土地容受力。國土計畫法應根據災害潛勢圖的精神訂定，不開始把在不安全地方的人或設施慢慢汰換出來，再多經費和工程都無法解決。根據不同災害等級檢討都市計劃及區域計畫，需要長時間方能做到。

這次高雄氣爆要如何面對？是重建復原就好？還是趁這個機會給高雄和石化專區一個新的面貌，我們必須討論防災型都市更新。事實上台灣很多都會區，像這樣的老舊建築存在幾十萬戶，如何面對？災害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機制，以防颱為例，內政部花了三年的時間，建立中央到地方的指揮系統和窗口，讓該有的資源從中央一路下放到社區，所以在防颱方面，已經做到不管發生任何事情、在多遙遠的地方，地方都有能力自救七天。這套系統歷時三年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內政部是防颱的全國總指揮，當然需要很多部會的協助，我們做了七千八百三十五份社區防災地圖，每個村子都有屬於自己的防災地圖，更重要的是要讓村民和村長瞭解這張地圖，平常能夠演練。莫拉克颱風損失七百多人命，現已降到個位數。防颱三年苦功，由二個國家研究所支撐、所有部會一起努力，現在台灣發生任何一次颱風，災害都還能在控制的範圍。但如不是颱風，像這次氣爆，就會有很多surprise。

災害防救體系 不能學美日一半

我們把每一個災害分到不同的部會處理，內政部管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經濟部管理水災、旱災、公共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農委會管理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交通部管理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但部會是專業的主管機關，不是防災的專業單位，由於防災專業與主管專業完全不同，遇到不同災害時，就出現問題。採取單一特定災害管理方式，而非如美國共通管理架構方式（all-hazard approach）立法，導致無法整合各種災害之整備與應變機制。

且現有遭遇多是複合式災害，權責歸屬複雜，如化學災害、工業災害、營建工程災害、坡地災害等，牽涉到國營事業單位管理、工業安全與職業災害、環境保護、交通運輸、消防安檢、山坡地與建築管理等多重業務，尚無法依據「災害防救法」訂定業務計畫。很多災害發生找不到負責單位，更不用說訂定因應計畫。也沒有支持的訓練計畫，現有系統欠缺全國性的災後持續運作計畫和風險評估與減災方案，一旦發生都會區災害，就易造成中央與地方各種難以協調的狀況。今天就以美國、日本的例子來分享，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FEMA)組織與任務

美國的FEMA成立於一九七九年，組織特性是全災害管理、災害共通應變架構(all-hazard)，是一個準部級的單位，分工非常細，編制為國家整備、災害應變與復原、國家災害保險與減災、應變任務支援、消防署、十個地區分署，從中央、各分署和各州政府一條鞭管理。

組織設計包括：國家事故管理系統（災害管理系統的標準化規範）、國家應變架構（全國統一因應各種緊急事件提供政策架構、作業協調及標準化規範）、國家應變中心（遇緊急事件時，可透過機制積極協調，整合聯邦、地方、州和NGO）和聯合現場辦公室（現場負責聯邦資源進退場、管理協調和地方與民間支援整合，亦如台灣為前進指揮所），是綿密的系統，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定義清楚。

有災害管理學院、各式各樣的訓練基地，做防災自主學習教育，對一般民眾設計學習課程和訓練計畫。

日本的災害防救法律體系

日本防災使用「災害對策基本法」，配合特定的目的與特定的災害，包含對災害的預防法、應變法，構成綿密的法律系統，復原重建的法律也都定義清楚。

二○○一年起組織再造，將原本於國土廳下之「防災局」提昇至內閣府，由特任防災專責之防災擔當大臣為首，以及各項災害類別專責之參事官，統整處理各省廳防災工作，以解決防災行政層級多頭馬車的問題，並強化提昇防災效能以確保所有防災對策的總體性和統一性。

日本使用的標準和作業方式處理，我們較易學習。日本的防災層級很高，總理之下就是防災擔當大臣，相當於我們的行政院秘書長，日本有一百七十個幕僚支援防災擔當大臣，處理所有的政策、經費預算和訓練計畫。

總言之，從防救災的法令制度、架構、到國土規劃的檢討和落實，不要忌諱有問題，要訂出短中期目標，專業有計畫地解決問題。

二次大戰後的一次大水，奪去了荷蘭一仟捌佰多條人命，此傷亡人數甚至超過二戰戰火的荼毒，於是他們開始策劃舉世著名的三角洲工程，用系列的防潮閘門、海堤、抽水設施將荷蘭的西部低地做了徹底的保護。這些鉅大工程的施工難度，在三四十年前是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海象、潮汐及河川水文水理的了解與掌握，現地施工技術之突破，都是史無前例的。於是他們投入了龐大經費從事水利相關的基礎研究，成立了數個至今仍舉世聞名的研究單位及學校。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三角洲工程完成了，徹底解決了荷蘭的水患，同時練就一身工夫，成了世界上治水技術的主要輸出國。開發中國家的學子及公務員絡繹於途，過去中國大陸每年約有超過百名的水利官員在荷蘭修習碩士學位，也曾是台灣省政府水利局及自來水公司陪育人才的主要伙伴。於是透過教育，他們即可技巧地主導世界的水利議題及巿場。把一個危機轉化成轉機，進而變成商機，就是這個國家的生存之道。

自邁入二十一世紀，氣候變遷成了人類生存與否的最大挑戰，如何因應與調適，世界各國無不列為優先政策。荷蘭約在2003年即開始進行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的論證，從科學研究、産業轉型、組織改造、法令制定到國土規劃等各個不同面相切入。首先定義何謂氣候變遷？為什麼引發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會對社會帶來多少衝擊？現有科技是否可消弭這些衝擊？要花多少錢來辦這些事？最後誰來執行此一艱鉅的工作？因為這政策的制定會影響到所有的土地使用標的及大部分人的生活，涉及各級政府的運作及法令的修訂。為了讓民眾能充分了解及意見表達，他們總共用了兩年時間，進行了將近四仟小時的對話，取得大方向的共識後，再進行細部的規劃。政策的擬定需要專業的支撐，他們投入大量經費(在2004到2012年間共投資3.5億歐元折合約140 億台幣)整合全國各主要大學及科研單位，從事全面的研究及分析。再將研究成果與對話預案相互印證。於是分歧逐漸消弭，最終達成多贏的共同目標，然後再交由相關部會逐步落實。

因為氣候變遷，荷蘭必需承擔所有河萊茵河集水區增加的水量，河川的通洪能力已不是傳統的工程手段能解決的。因此他們的主要調適策略定位為與水共生(room for water)，利用土地使用標的改變及都市設計的手段增加行水及貯水空間。包括35個子計劃，總預算23億歐元（約1000億台幣），預計2015年完成。除了將空間還給自然，增加河川的滯洪空間，降低隣近城市的淹水風險外，同時涉及遷村、安置及地方政府財務等，結合沿岸城市的都市計劃，打造水岸空間。我們去參訪了鹿特丹附近的一個案例，他們從八年前就開始規劃要拆掉Dorech 城附近萊茵河的一段堤防，將一大片在八O年代屯墾的牧場轉變成滯洪池。但這塊地上已有許多的農戶，剛開始配合意願不高，且意見相當分歧。他們共花了兩年的時間和農民對話，願意搬走的，政府協助他們在荷蘭東部取得土地，重建家園，不願意離開的，政府協助他們將房屋及牛棚建在土丘上，平時他們可如常的使用土地，但在洪泛期間仍有避災的空間，達到雙贏的目的。施工期間幾乎沒有抗爭，目前計劃已接近完工階段。更值得一提是，荷蘭在積極面對氣候變遷挑戰的同時，同步成立一個跨國的三角洲聯盟（delta alliance），希望透過這一聯盟的運作，將荷蘭經驗輸出到世界各國，共同面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敵人。同時也爭取他們在這一項目的發言權及主導權，當然背後有無其他商業考量，自然不在話下。

台灣和荷蘭一樣都是地狹人稠、資源缺乏的國家，也差不在同時開始規劃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在三角洲聯盟草創之初，他們對台灣表達濃厚的興趣，因為台灣在水利相關科技的能力，是亞洲國家中的佼佼者，而且台灣有許多荷蘭所沒有的挑戰及技術。希望透過這一機制，除了一方面解決台灣本身的問題外，更能進而能將技術輸出，協助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他們政府相關的職能（capacity building），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很熱心的邀請荷方主要的負責人，拜訪當時藍綠政府的高層官員，我們也表達高度興趣，可惜十多年來研討會辦了不少，知名專家絡繹於途，但主要關鍵工作一直沒有落實，錯失一個可以積極參與的國際平台，也失去一個新觀念引進的暢通管道。每年三角洲聯盟都會在世界各地舉辦各式各樣的研討會，也都會邀請我這位老朋友參加，但我一直都不敢與會，因為我無法向他們解釋為何台灣當初的承諾都沒有兌現。看著人家有計劃有節奏全方位地在面對他們的問題，而且已逐步落實。十多年下來荷蘭的政府改組了，相關法令修訂了，國土計劃的觀念改變了，甚至連學校的學程都不一樣了。我們卻還在原地踏步，還在用最傳統的思維方式在面對一個未知的巨大變局。其心情豈是徒呼負負四個字可形容。另外荷蘭的公民參與全民對話是此政策能落實的最大關鍵，我不禁要問透過兩年的對話來弭平爭議尋求共識，我們的政治人物及媒體是否有這樣的耐心及決心？不要羨慕荷蘭的成就，而是要學習人家形成決策的過程及真正民主精神的落實。在面對氣候變遷這部份我們已落後了十年，我們還有多少十年可浪費？當下一波災難來臨時，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醒醒吧，台灣！

讓生物多樣性成為工程設計的要件

問：請問您會怎麼看待生物多樣性？

答：生物多樣性對我們工程師而言，是如何營造一個友善的環境，讓整個生態系統可以健康地發展，那是我們對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切入點。以前我在學校有一段時間研究「生態水利學」，就是要在工程與生態學之間達到一個平衡點，研究如何利用工程的語言，把生物多樣性變成工程設計裡的要件，試著對生物多樣性不只做定性描述，而且還要做定量描述。

復育櫻花鉤吻鮭、規劃新北市300公頃人工濕地並結合環境教育

問：請問您的學術或從政生涯中有什麼與生物多樣性特別有關係的經驗？

答：多年前我還在台大專任的時候，為了復育櫻花鉤吻鮭把七家灣溪的一號攔砂壩拆掉，這是臺灣第一個有計畫的拆壩工作。拆以前先做生態調查、斷面調查，了解水流狀況與底床變化，接著做水工模型試驗，利用數值模擬預測攔砂壩拆除後的河床變化，弄清楚之後才決定拆除方式，拆的時候也先把櫻花鉤吻鮭移走，拆完後再放回去。

後來海洋大學的張清風校長提醒櫻花鉤吻鮭有近親繁殖、基因多樣性太低的問題，這樣下去有一天還是會滅絕，我就跟他道謝，因為我們工程師不會想到這個東西。因此，後來在內政部時，就跟張校長討論如何解決櫻花鉤吻鮭近親繁殖的問題。

我以前在台北縣政府擔任副縣長的時候與荒野互動非常好，當我們要設計人工濕地的時候就有請教他們，後來陸續完成了包括鹿角坑濕地、浮洲濕地、新海濕地、五股濕地、八里濕地等等共300公頃的人工濕地，一天可以處理30萬噸的生活汙水；此外也結合中小學環境教育，我們在八里設立了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同時把中小學的校長、老師帶進來，告訴他們濕地的重要性，協助他們推動環境教育、規劃課程活動、編輯教材，讓環境教育在新北市是「活」的。

學會妥協、互相了解、專業

問：過去您長期扮演工程界與環保團體之間的對話橋樑，請問在促進雙方對話時有什麼要點？

答：我覺得對話時要能夠傾聽、互相了解。過去跟很多環保團體的對話常常不是很愉快，像是「你們就是在搞破壞」、「你們就是環境的殺手」…假如對話前就已經預設立場，或是使用比較暴力的語言，這樣要達成雙贏就不太可能。第二，要從共同點開始談起。以水利為例，我們都不希望淹水、我們都同意要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都覺得環境的生態保育是非常重要的。

接著從大家都同意的價值當中看看有沒有平衡點：哪些是非做不可的？哪些是可以不要做？非做不可的部分有哪些工法可以選擇？哪些是可以對生態衝擊比較小得替代方案？如果實在不行、非做不可，就要談如何來彌補，例如在濕地法有一個補償機制，如果某塊濕地非動到不可，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做出一個相同或更大的棲地補償。

所以總結而言，第一要學會妥協，第二互相了解，最後要非常專業。

國土規劃就是土地的明智使用，與生態絕對是雙贏

問：幾年前知道老師非常關心「國土規劃」，能否請您談談國土規劃的進展？

答：我想國土規劃是台灣最重要的工作。國土規劃就是「明智使用這塊土地」的，最重要的是了解土地的容受力，這包括三個限制：有多少資源、災害的危險程度，以及生態衝擊。

在這3個限制之下，如何明智地使用這塊土地，當中需要詳細的計算，例如：臺北可以住多少人？假如台北塞800萬人進來，還想有生態多樣性是不可能的！大家會抱怨房價太高、空氣汙染、淹水、交通堵塞，問題是把800萬人塞在這裡，這就是結果。再以高山為例，你讓高山超限利用，你把那麼多民宿塞在清境農場，再做任何補救措施都沒有用！

所以，國土計畫就是讓我們的人口和產業很聰明地分散在這塊土地上，讓所有人都可以有好的工作、好的學習環境，而不會一定要擠到都會區。我最喜歡舉的例子是荷蘭，他們1700萬人、4萬平方公里，全國沒一個城市超過100萬人，而且每個城市周邊都有大片的綠地。

因此，我到內政部之後，就開始計算土地容受力，訂出我們的精緻農業區、生態保育區、人住在哪裡、工業區在哪裡，並且找出災害潛勢，再利用這些資料去修國土計畫法，修過後把圖資公告、改變土地使用標的，然後每個部會就能根據這個改變工程的設計原則、位置，然後再來談生態保育：生態保育區裡面哪些地方是不能動的、在灰色地帶我們需要做補償機制、在工業區以及要住很多人的地方就要有不一樣的設計，以港口為例，為什麼我們小小的島需要300個港？如果不必要的港口廢掉，這些港口所在的海岸線就會變健康、變得生態多樣。我只是很遺憾我沒有辦法把國土計畫法通過，但是我相信我們的事務官同事會繼續推動，因為他們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希望你們去呼籲，國土計畫與生態絕對是雙贏！

問：請問對於想要透過進入公務體系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學，您有什麼建議？

答：公務體系有它的文化與政策，不能太天真。進到公務體系，部會首長有他的政策、每個單位有它的政策，因此只能照著長官的交代去做該做的事，所以還是回到根本面—我們的國土計畫法、我們的土地容受力。我們在上位把整個國家的土地利用、工程建設都訂清楚以後，任何同學在民間在公家，生物多樣性都會是我們的優先項目之一，現在生物多樣性不是優先項目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是開發導向的思維，除非當了部長、營建署署長，才有可能改變政策，一般事務官很難做到改變政策。

因此，如果能把生物多樣性放在我們的法裡面，讓上面卡住了，下面就可以水到渠成。我們要回到根本面，現在大家都忽略了法，我們是在法上、在政策上出了問題，而不是執行面的問題，因此要回到最根本面，透過網路媒體發酵給立委及政府壓力，才能水到渠成。

用功、務實、溝通與關心

問：最後想請您用簡單的一兩句話，對所有關心環境、生物多樣性的同學勉勵？

答：我想所有關心生物多樣性的人與團體，都有一顆很好的心、都很善良、都很想付出，我認為很好，但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對話與溝通：多去了解其他不同領域的人，讓我們的意念可以植入他們的腦袋，讓他們成為「我們」。另外，身為一個學生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功、務實，要跟著世界上新的潮流，多關心政策面，給立法委員足夠的壓力與專業支持。所以，我給同學的期勉是：用功、務實、溝通（不要用暴力的語言）與關心。

※ 本文轉載自無限期支持生物多樣性-台大生物多樣性日系列活動

在三、四十年前那人定勝天的時代，台灣像大部份的開發中國家一樣，急著擺脫貧窮的枷鎖，試著從每一寸土地擠出每一滴乳汁，於是人有計劃的往高山移居，中橫、新中橫、縣道、鄉道、農路，如開腸破肚般的興建，集村、民宿林立，同時種滿了溫帶水果、高冷蔬菜及高山茶葉。當我們還沈醉在享受美味的溫帶蔬果及頂級的高山茶葉時，水土已在不知不覺中流失了。記得在一九八六年初回台任教時，土石流還是少數專家在討論的專有名詞，只有在大陸拍攝的黑白記錄片上看過，曾幾何時台灣連五歲的小孩都知道且甚至經歷過土石流的洗禮。當然極端降雨是因素之一，但更關鍵的因素是土地的超限利用，人們居住到土石流盛行的區域。同樣的我們的西部平原也因為經濟活動的趨使，一畝畝良田變成了一塊塊魚塭，造就了台灣養殖王國的奇蹟，我們能養出最好的蝦、鰻及石斑，也確實賺進了不少外匯，但因長期超抽地下水，造成嚴重的地盤下陷，計有十分之一的西部平原（約1400平方公里）低於海平面，最嚴重的地區現在已位於海平面下三公尺，且還在持續下陷中。這結果除了造成看的到的嚴重淹水損失，甚至危及高鐵的安全外，更因海水入侵地下含水層，中南部部份的沿海縣巿正面臨著嚴重的土壤鹽化問題，對作物的生長及糧食安全的確保已造成鉅大衝擊。全球暖化所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又將使沿海土壤鹽化的問題雪上加霜，亟需我們更積極的面對。

除了以上可以用眼睛察覺的變化外，因為快速的工業化，人口高度的往都市集中，造成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過多不必要的基礎建設，造成農村的聚落的破碎，喪失了原有的美麗及悠閑。短短的海岸線塞滿了三百多個使用效率並不高的漁港，於是防波堤、消波塊取代了美麗的沙灘。同時因為防波堤的突堤效應，破壞了沿海泥沙運移的平衡，造成了無以數計的海岸流失，北起桃園觀音，南至高雄旗津。上了年紀的朋友一定還記得，三、四十年前，在那反共抗俄口號叫的震天價響的冷戰時代，台灣西部海岸線上，佈滿了海防碉堡，每座碉堡距海水還有近百公尺的美麗沙灘，現在不但沙灘消失，碉堡更全陷入海中，只剩零星殘存的幾座，半埋在沙丘裡，供人憑弔。遺憾的是這些都不是利用工程手段可以挽回的。

一部紀錄台灣美麗與哀愁的記錄片-「看見台灣」上映後，引起了極大的震撼及迴響，喚起了大部份國人的危機感及環境意識。但面對這些不能不面對的嚴峻事實，我們除了哀愁外，更要省思的是如何從政策面、法令面及執行面提出具體行動方案，更謙卑的學習與這塊土地共存。

首先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台灣這塊土地的容受力問題。

就是在資源（尤其是水資源），災害潛勢及生態條件限制下，（更嚴格的說，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考量下，甚至連碳足跡都要列入考量），仔細評估台灣北、中、南、東部，山區，海岸及離島各能住多少人？可容納多少工業區？農業區應該坐落在何處？山區及離島的定位是什麼？適合哪些開發行為？如此我們方能在開發及保育間尋求平衡點，明智且永續的使用這塊土地。不致像今天將百分之六十多的人口集中在都市（尤其台北及新北），政府一邊忙著解決高房價，高物價，淹水，缺水，交通堵塞，水污染等問題，另一邊卻窮於應付因城鄉差距加大所衍生的老人安養，隔代教養，農村年輕人的失業及就業問題。每個縣巿都爭取蓋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但從未仔細評估水資源到底充不充足？甚至在圈地過程引發農民抗爭，付出慘痛代價。更遑論萬一一場重大災害發生在北部兩都，對國家安全所造成的衝擊將是無法評估的。

計算土地容受力的基礎就是一個完整的地理資訊系統，內政部在過去兩年已將散落在各部會的圖資整合成一朵TGOS 雲，主要內容包括人口及產業分佈，各種災害潛勢區位置及重大基礎建設配置等。接著就是要讓TGOS 成為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才不致發生主要道路通過順向坡，重大建設座落在活躍的斷層帶，從南到北到處是閒置的開發區，但卻又不斷的推出各種不同名目的土地開發計劃等不合理的現象。要達到此目的，資料擷取（data mining）及決策資源系統（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的建置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透過專業的分析，讓資訊說話。接著進行預案的模擬及分析（scenario  analysis ）工作，主要評估項目有經濟評估（economic impact），社會評估（social impact）及社會經濟評估（social-economic impact）等。將評估結果提供決策者，在不同方案中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多贏政策。這是一項跨部會，跨專業領域的複雜工作。在工作過程中不會有掌聲，而且也不會有立即的績效，甚至做好後一般民眾也不會察覺。聰明的台灣政治人物是不會冒險做這樣投資的。反觀許多先進國家，這項工作都是投入龐大經費由智庫長年進行著。但很遺憾的是台灣這樣的機制並沒建置完備，於是國家重大決策取決於民調之高低，媒體之評論。政府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到底是要做對的事情呢？還是要做討好民眾的事情？一直是每位首長最難拿捏的分寸。

其次，將土地容受力評估資料反映在國土計劃，區域計劃及都市計劃上。重新檢討土地的使用標的及使用強度，將居住在高危險潛勢區的民眾及公共建設有計劃的移轉到安全地帶，將已超過土地負荷的經濟行為及公共設施進行適度的調整。在調整過程中，都市更新，尤其防災型都更，成了不可或缺的手段。民眾參與，資訊的對等，執行過程的透明度及完善的財務規劃，都是都更計劃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當然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解編及閒置國有土地之活化，也可一併納入，讓政府在政策推動上有更多的籌碼。這是一個全國土地翻轉的百年大計，也是最大的振興經濟方案。操作得宜的話，台灣將一勞永逸的解決目前大家所垢病的居住正義的問題，讓我們聰明和這塊土地和諧共生。更值得再強調的是，透過地政及都市計劃手段，政府不但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甚至可以從中謀得鉅大利潤提供社會福利之所需。

第三，落實低衝擊開發，平衡開發與保育。

在國土規劃的執行過程中，會有大量的新巿鎮建設，舊巿區恢復，生態敏感區之復育工作，此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落實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的精神。低衝擊開發在許多國家已是行之有年，擁有非常成熟的技術及政策。但在台灣因政策沒要求，低衝擊開發說的很多但落實的很少，不排除有一兩個亮點，但幾乎沒有全面性且大規模的方案。低衝擊開發的主要精神，就是如何在開發與保育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降低開發行為對環境的衝擊。以都市排水設計為例，傳統的思維是利用龐大的下水道及抽水站系統，將雨水迅速集中，然後快速的排入河川。但隨著都市的快速發展，透水面積大量減少，造成集流時間減少，逕流量急速增加。於是下水道建設的進度永遠趕不上逕流量増加速度，經費投入愈來愈多，但淹水的問題卻愈來愈嚴重。根據低衝撃開發的原則所設計的都市（亦可稱為海綿都市），道路、停車場、公園、機關、學校都是透水的，操場及公園兼具滯洪池的功能。暴雨時將部份的雨水滲入地下，可大量的減少逕流量及延長集流時間，再配以適度的下水道系統，即可有效的解決都市淹水問題，省下大量工程經費，同時讓都市一片綠意盎然。推行低衝擊開發最大的困難在於跨局處的協調及跨專業的對話，但這些都不是我國政府所熟悉的運作方式。預計今年底內政部即會頒布全國的低衝擊開發手冊，期待此一政策的落實，一方面可以徹底的舒緩台灣都會區的淹水壓力，同時藉著政策的推動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及文化。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千百年來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幾十年的揮霍，我們已將耗盡了後代子孫的資源，再加上全球暖化所引起的極端氣候變化，使得這問題益形險峻。一部紀錄片喚醒了大家的覺知，如何看清問題的本質，腳踏實地專業的去面對問題，我們還是有機會駕著這百孔千瘡的船，安然渡過這場風暴的。年初雖已卸下內政部的重擔，但放心不下的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與憂心，殷切期盼國土計劃工作之繼續推動與落實。

記得二年多前受陳冲院長之命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轉任內政部部長也是這初春的時期，從一個小部會轉任這號稱天下第一大部的內政部，確實是項挑戰。不論是立法院的備詢或平日政務的推動，非得要有三頭六臂方能游刄有餘。所幸內政部在歷任部長調教下，是一支有著優良傳統，同仁素質優秀的團隊，二年多來我們完成了許多關鍵性的政策與計劃，贏得社會的認同與長官的嘉許，在一片低迷的民調中，我們永遠一枝獨秀，獨佔鰲頭，為此我要深深的一鞠躬，謝謝你們的努力與付出，讓我有機會帶著一張不錯的成績單畢業。雖然大家都能如數家珍，但我還是不厭其煩的舉幾個典型的例子來和大家分享。

一 治安持續良好，強力打擊犯罪及取締酒駕，大大減少了傷亡人數。

二 建構綿密的災防體系勿與網路，建立中央及地方夥伴關係，深耕部落，大量減少颱風人命傷亡。

三 建構TGOS 全國地理資訊系統， 為國家建立重要的網路基礎建設(cyber infrastructure )

四 建置完成全國災害潛勢圖，除了具有防災避災用途外，更據以修正全國區域計劃及做為未來國土計劃推動的依據。

五 積極推動公設保留地解編，除解除民怨外，更可為國家創造財富。

六 積極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預期可達到老舊巿區重建、城市翻轉、振興經濟及居住正義等多重目標。

七 推動新住民火矩計劃，協助外籍配偶及其子女早日融入台灣社會。

八 完成不動場實價登錄，有助於抑制房價之哄抬。

其他如空勤總隊之轉型、替代役制度之推行、宗教沃土計劃、綠建築之推動、、等，我就不再一一詳述。

當然我們也留下一些缺憾，譬如目前還在努力解決中的全國戶役政系統更新方案，或因規劃不盡週詳、或因同仁監督不夠週嚴謹、平行壓力測試不足、或因廠商間分工協調不清，造成國人不便，嚴重影響國人對政府信賴，我更要深深一鞠躬，代表內政部概括所有的責難。希望同仁能記取教訓，不要再犯同樣錯誤，同時也相信在陳部長的領導下，內政部定能儘快讓系統穩定，恢復服務品質，重拾國人對政府信心。

我個人一直以諸葛孔明的「澹泊以明性 寧靜而致遠」當做人生座右銘。因為淡薄，所以無我，因為無我，自然能夠察知自己的本性及天命。既知本性及天命，再加上無我，心理自然寧靜，思路自然清晰，自能掌握全貌，避免許多冤枉路，故能致遠。這也就是我常掛在嘴巴上的「跳出框框看問題 out of box thinking 」的具體實踐。我曾向位大師求此墨寶，他笑說：你是首長不能澹泊，所以只肯替我寫下半聯，近兩年來一直掛在我辦公室，時時提醒我，鞭策我。從現在開始，我卸下首長職務，可以好好地澹泊明性，重回校園，伏案苦讀，立足台灣，放眼天下。思索著在全球化及全球暖化衝擊下，台灣及人數的未來。這貼方子大致可分成四大部份：

一 相信科學（trusted science）

二 政策明確（informed policy）

三 創意商機（motivated business ）

四 公民參與（engaged public）

等我有了更具體心得，如蒙不棄，定當傾囊相授。

即將遠行，我試著瀟灑地學習徐志摩在康橋的餘暉裡揮一揮衣袖，但沒帶走任何雲彩，只帶走了滿滿的友情，同時也留下了深深的祝福。相信在陳部長的帶領下，內政部定能部運昌隆。最後祈禱台灣年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珍重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