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少數的個案，最近越南電子錢包公司MoMo（不同於台灣的momo）完成D輪融資，總共募集1億美元，該公司成立於2013年，高盛為A輪股東。此外，南韓金控韓華投資新加坡租車平台Grab的FinTech子公司Grab Financial，A輪金額即高達3億美元，代表其一成立即為獨角獸。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東南亞最大的互聯網平台，先後展開佈局大動作，首先是新加坡租車平台Grab，四月時宣布透過和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合併，達成在美上市的目標，Grab成立於2012年，目前業務已不再只是叫車而已，還延伸到外送和電子支付。

在Grab完成上市後，印尼最大的叫車平台Go-Jek亦宣佈和當地最大電商平台Tokopedia合併，打造一家超級巨大的GoTo，計畫年底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估值據說也高達400億美元，先前其估值只有180億美元。合併公司的股東包括谷歌、臉書、軟銀和阿里巴巴。這個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印尼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而當地數位經濟成長驚人，根據估計2025年時會達到3,000億美元，較現在成長3倍。

未來東南亞將有三個互聯網巨頭，除了Grab、GoTo以外，還有蝦皮母公司SEA，目前其在6個東南亞國家都是電商龍頭，市值高達1,300億美元。這三家形成的格局，很像中國大陸BAT三巨頭（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他們之所以成長那麼迅速，在於瞄準6.5億人口的東南亞市場，而非只是單一市場。根據統計，2019年東南亞網路使用者達3.6億人，且新增使用者年齡大多介於15～19歲。

大家都知道一個名詞「獨角獸」（Unicorn）,意指市值10億美元的新創公司，但未來的東南亞新經濟三雄為「十角獸」（Decacorn）, 代表市值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超級獨角獸，實力驚人。預期他們將複製中國大陸的BAT和日本軟銀模式，以併購為主要成長手段，快速推動新經濟產葉的整合。

由最近這些投資案，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大趨勢：

第一、東南亞整體是一個大市場。東南亞有6.5億人口，但並非以國家為導向，必須用『區域化』角度來經營。Grab和Go-Jek最初雖然從新加坡和印尼開始，但後來都走向跨地域、跨領域模式。

第二、電商平台將帶動實體商業活動進展。傳統零售由線下發展到線上，但東南亞發展類似中國大陸，先透過大型電商平台快速搶佔市場，再形成O2O『新零售』全通路模式，就像阿里巴巴併購大潤發。

第三、資本運作是市場成長重要推力。一年以前，東南亞商業看起來還相對單薄，但在『十角獸』三巨頭形成後，將進入大爆發的新階段，未來有很多併購，而且會創造出許多新業務，如電子支付、物流、醫療、教育、娛樂等，如同過去騰訊和阿里巴巴的經營模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台商還是依循以往單打獨鬥的商業模式，恐怕沒有成功的機會，連要進入市場都相對困難。

目前台商在東南亞佈局以生產製造為主，最主要的國家是越南，大部分為電子業，近期印度和越南疫情加重，對於供應鏈由中國大陸遷移到東南亞增添不少變數。台商應趕快將注意力轉到東南亞內需市場，採取策略聯盟打群架的方式，並且搭配新經濟互聯網平台，才不致錯失下一波商機。

本文希望政府能提供一個打疫苗的環境：想打國產疫苗者打國產疫苗，想打國際認證疫苗者也能打得到，此為人民需求的基本福祉。

雖然目前疫情從平均每日五、六百確診數，降至平均三、四百例（包括校正回歸數），但重症人數與死亡人數有日趨嚴重的情況。同時，各種變種病毒日益嚴重，有很多人希望能打國際認證的疫苗。然而目前衞福部取得之具國際認證疫苗的數量，包括：輝瑞、莫德納、ＡＺ或嬌生，遠遠不足人民的需求；而台灣有打疫苗的人口比率是相當低的，因此要擴大打疫苗人口、且如果國產疫苗有通過二期試驗，接下來就是面對：是否要打國產疫苗（高端、聯亞）？

由於疫苗議題在媒體、網路有很強烈的討論，疫情指揮中心與蔡總統強調國產疫苗是依國際科學標準進行，若二期臨床試驗符合標準與取得政府許可，即可讓國人施打，也對其安全性掛保證。然而打疫苗是直接注入人體，有一定程度的風險，每位人民必須深思熟慮，那麼國產疫苗與國際認證疫苗差在那裡？

日前國產疫苗高端公司説明，執行中的二期臨床試驗依衞福部規範執行，解盲後結果將交由主管機關審查，在安全性及有效性符合標準並取得核可後，才能施打。高端也說二期臨床結果如符合預期，將執行符合國際規範的三期試驗，以取得國際認證為「目標」。所以代表我們在八月開始打的國產疫苗並未獲得國際認證，純粹是我國許可的疫苗。

疫苗開發的臨床試驗，共分成四期：人體藥理研究、治療探索、治療確認、治療使用。二期是「探索」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而三期在設計上一般以隨機分配、雙盲及對照試驗等方式進行，主要「確認」藥物療效及安全性，作為上市前的依據。目前獲得國際認證的疫苗，是在三期試驗「期中報告」後，取得各主要國家的緊急授權，這主要的考量是新冠疫情嚴重的權宜措施。而目前國產疫苗是以二期臨床試驗符合標準，即規畫一千萬劑給台灣人民施打，其目的除了上述彈性作法外，當然就是扶植國內產業政策。補充說明這二家國產疫苗公司是純粹民營，而已上市的那家在政府採購訊息確定前，股價飆升達十倍！

國產疫苗二期試驗的受測人數大概是三千多人，相對而言人數比較多，疫情指揮中心創造一個新名詞：加強版二期。而國際認證的疫苗三期試驗受測人數平均大約三萬人，而重點在「確效（保護力）」；當然這些疫苗是通過初步要求的期中報告，而非完整的三期試驗。

如果國產疫苗有通過二期試驗，其與國際認證疫苗是否等同，每個人看法有異。如同本文一開始的期望，希望檢討相關法規的合適性，讓政府、企業、慈善團體一同努力增加國際認證疫苗的採購數量，而政府扮演「檢驗、分配」的功能，盡量讓國人依自己意願選擇施打疫苗的種類。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資管與財金系教授）

隨著新冠肺炎疫苗在先進國家及中國逐漸開打，各界對全球經濟景氣之恢復轉趨樂觀。如影隨形而來的問題是：各國央行多年來極度寬鬆所營造的資金氾濫，在景氣復甦下，是否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揚，即通貨膨脹？或是由過剩資金所堆疊而成的資產泡沫萬一破滅，是否將引發衰退與商品價格下跌，即通貨緊縮？

不論是通膨，或是資產泡沫破滅導致衰退與通縮，皆非世人所樂見。所以識者很自然地期待，各國中央銀行應在通膨尚未引燃，或是資產泡沫尚未太大之前，及早將貨幣政策改弦易轍，開始收錢，以免重蹈貨幣政策「不是太遲就是太猛」之歷史沉痾。

然則，寬鬆退場說易行難。一是時點的選擇，各國央行的鴿派與鷹派見仁見智，難有共識。二是資金氾濫的最主要根源，是歐美日的量化寬鬆（QE）。此為非傳統的創新性寬鬆手法，故如何在不導致經濟硬著陸的前提下，反向有序、順利退場，這些國家欠缺前例可資依循，在作法上可能必須「摸著石頭過河」。三是先進國家釋出的大量貨幣，許多成為國際投機熱錢，在進出新興經濟體時，多嚴重干擾其匯率與金融之穩定。

QE若擬退場，如何避免新興經濟體因熱錢反向流出，以致貨幣大幅貶值，對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央行將成為嚴厲的挑戰。在2013年底，美國聯準會才宣布將自次年起實施QE減碼，迅即引發印度貨幣大貶。曾為芝加哥大學知名教授及國際貨幣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時任印度央行總裁的拉詹（Raghuram Rajan）2014年一月即嚴辭批評美國是造成全球金融動盪的罪魁禍首。

由於以上因素之羈絆，吾人對寬鬆貨幣在短期內迅速、順利退場，實難以抱持樂觀的期待。不是時間拖延，就是過程顛簸，全球貨幣金融隨之動盪。

然而退場愈拖延，全球經濟愈可能會走向通膨復燃，以及資產泡沫破滅、導致衰退與通縮此二悲慘結局之一。若是前者，攀高的物價等比例推升了對貨幣之需求，也就消除了資金或貨幣供給過剩的問題。若為後者，資產泡沫破滅，個人、家庭與企業等眾多投資者皆蒙受到資產的重大損失，原在銀行的存款必多因投資損失，或被貸款銀行追償，而大幅萎縮，貨幣供給（其定義包含各式銀行存款在內）隨而大減，資金氾濫的問題也自然解決。

以上二種情況可能就是當前全球資金氾濫問題之解方，大家都不樂見。如何避免，正考驗各國央行的智慧。

企業全球布局，一般來說有三種考量；製造、市場及研發。台商布局大多偏製造，舉例來說，電子大廠近期在東南亞大手筆投資，只不過是將工廠從大陸搬到越南。但台積電不同於鴻海，其中國工廠是為供應當地市場，如同其美國布局，符合全球「短鏈」趨勢。

然而台積電美國廠還有研發定位，將發展五奈米高階製程。老美居心很明顯，就是要台積電移轉技術，培養美國在地化製造能力。未來台積電將會派很多台灣優秀人才赴美，因為創辦人張忠謀指出美國人才不如台灣。

人才如同水、電，對台灣而言是稀缺資源。台積電剛在日本成立研發中心，未來人才也需國際化，與其硬拉外國人來台，台灣不如在史丹佛、MIT等名校成立「半導體學院」，在海外培養人才，在當地工作。

台灣也應透過資本運作和策略聯盟加強全球布局，其中最值得學習的對象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半導體做不過台灣，便把特許半導體賣給阿布達比主權基金，和AMD廠合併，如今格芯已成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商。新加坡淡馬錫投資遍布全球，台灣最好的新創公司如沛星和Gogoro均有其資金。

台灣企業全球布局，有三個重要觀念：第一、多利用外部成長。最近國巨、環球晶圓、聯強國際均有海外併購，提高產業地位至世界級。第二、多組成策略聯盟。近期三星和聯電探討以資源互換形式合作生產，便是一種生態系資源整合。第三、多思考海外市場，把工廠、市場和研發結合起來。

台灣有種錯誤的思維，只想「引進來」，不會「走出去」，把什麼東西都放在台灣，最後撐垮生態系統。台灣從來就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打造全球連結後，台灣自然會成為中心，台積電、ARM和艾斯摩爾都是例子，現在台灣的問題是頭重腳輕。

「經濟學人」最近宣稱台灣是「地球最危險的地方」。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把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放在台灣，台灣會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請用外國人的角度來看。二○○一年章家敦寫了一本書「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事後證明完全錯誤。台灣絶不會崩潰，但如果「衝突」和「混亂」不斷，那「危機」也並非不可能。

面對全球浪潮，我們必須準備面對「游牧人生」！

不過，對央行的此一試煉，近期似將展開。隨著新冠肺炎疫苗開打，與各國經濟逐漸復甦，過去先進國家長達十多年的寬鬆貨幣政策所累積的大量資金，是否將推升CPI，即通膨是否再現？以及歐美央行是否即將調整貨幣政策？已成了世人關注的焦點。

惟面對世人對通膨的憂慮，先進國家央行卻似老神在在。美國聯準會三月中旬召開時，認為美國近期物價上揚，主要是去年基期較低所致，不足為慮，故決議維持利率在接近0%的低點，且將持續購進債券。聯準會主席鮑爾甚至表示，直到2023年都不會調升利率。曾任聯準會主席的現任財長葉倫，也同樣對通膨抱持不需憂心的看法。歐美央行在穩定CPI方面，是否有能力破除「太遲或太猛」之魔咒，或許近期內即可見真章。

另一方面，物價除了民生物價之外，還有股票與房地產等資產的價格。由於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多與資金過剩難脫關係，因此吾人可將資產價格飆漲定義為「廣義的通膨」。不過，長期以來，各國央行多只關切CPI上漲之狹義通膨，輕忽資產價格上揚的廣義通膨，因此，國內外央行的貨幣政策在因應廣義通膨方面，所創下的「太遲且太猛」紀錄，可說是斑斑可考。

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錢淹腳目」所造成的股價與房價飛漲，最終在央行大幅提高應提準備率、貼放利率與郵政儲金轉存央行比例等強烈緊縮措施下，導致股市在1990年二月至十月大跌八成。

美國的次級房貸風暴是另一顯例。聯準會在2001至2003年期間大幅降低利率，並維持百分之一的低利率長達一年，助長了房價的快速攀升。其後聯準會雖連番升息以抑制房價泡沫，已難以遏止房價的持續上揚；最後於2007年引爆了次貸風暴，進而擴大、衍生出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由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危害之烈，世人可充分意識到資產泡沫破滅所可能造成的嚴重衝擊。近幾年，各國資產價格在過多資金之推擁下，早已呈現嚴重的廣義通膨。歐美央行應正視當前的資產價格飆漲問題，並及早妥為因應，以矯正貨幣政策太遲且太猛之沉痾。

（作者：許嘉棟／東吳大學暨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隨著規模變大、產品或服務的多元、經營範圍的國際化，家族企業本來就會雇用非家族成員擔任經理人，一開始是企業功能的部門主管，之後晉升到總經理、執行長或董事長的位階。然而，真正要探討的重點是原本的控制家族是否真的退出經營？是否仍擁有足夠的股權？並且要討論此時公司的治理品質和股市是否存在監督機制。

首先，去家族化要討論的基本問題是原本控制股東是否真的退出經營？由於台灣的公司法允許法人代表董事，因此有可能控制股東不做董事長，而擔任集團總裁、主席、創辦人等非法定職務，讓專業經理人以法人代表身分擔任董事長；如此安排可隨時改派法人代表，被批評為控制股東以影子董事掌握決策權，同時只要設計巧妙，也可避開法律責任。

其次，許多評論提出的去家族化，如果原本控制家族也出清持股，那麼其實是多變的局面。此時公司屬於股權分散，引發的根本問題是誰來監督經營團隊！我發現過去有不好的作法是經營團隊透過集團的交叉持股，或與其他集團相互持股，擁有公司的控制權，進而掌握董事會，使得傳統的監督機制失能。

再者，我再以日本的集團企業發展來闡述。二戰結束，盟軍占領日本，為消滅軍閥，提出弱化財閥的作法，藉以避免兩者結合侵略其他國家。原本家族集團的控制股東被迫賣出持股，而經理人藉由集團旗下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使集團企業之間相互購買股票，形成交叉持股的系列企業。由於經理人根本沒什麼持股，為了掌握集團控制權，形成管理團隊的派閥體系。對於不同派別經理人，即使有好的發展方向、新產品研發構思，也想方設法不給予支持和資源；繁衍下去，不同派別間彼此鬥爭、相互牽制，讓集團的競爭力日漸下降，而輸給台灣、南韓之優秀企業。此項問題被認為是日本自一九九○年代末之「消失廿年」的成因之一。

有論者可能會提出股權分散公司，績效必然不彰？此倒也未必，重點在於公司董事會與股市的監督功能。亞洲企業有可能董事會即使設了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各種功能委員會，監督效果也不佳；而亞洲股市也缺乏機構投資人的積極監督功能，也未存在敵意併購的懲戒功能（做不好就換人）。因此，比較適合股權分散公司存在的環境，例如：美國股市，內部有著董事會、外部有著機構投資人和敵意接管的監督功能。然而股權分散公司的經理人也有可能為了自身的薪資酬勞，存在短視的經營行為，忽略公司的長期發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去家族化不是一項審慎的論點。我的研究發現，在面對日趨激烈競爭的產業環境與風險日增的經營狀態，控制家族仍直接擁有一定的股權，而聘用適合公司的經營團隊，讓專業經理人以自然人身分擔任董事長或董事兼執行長，並在董事會架構監督經理人的機制，或許是亞洲家族集團可選擇的治理模式之一。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資管與財金系教授）

什麼是公司治理？簡單的講，就是探討如何治理公司，而治理的目標之一，就是以公司整體價值為念，讓大股東或管理階層公平、合理對待外部股東。過去大股東或管理階層為了自身利益，透過安排相關交易，損害公司的價值。這些手法比較直接，首先，與公司進行土地或重大資產交易，表面安排成非關係人，但金額重大、交易條件明顯不利於公司。其次，公司以明顯較低的價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而大股東或管理階層利用人頭帳戶認購，並適時轉換成普通股獲取價差，傷害其他股東的權益。

再者，經常有上市公司把一些新產品部門分拆成立新公司，一開始原公司持有新公司全部股權，然而在新公司不斷增資的過程中，母公司（原公司）的持股越來越少，新公司或母公司管理團隊以個人或海外帳戶名義低價認股的情形越來越多。而在新公司上市後的股價增資利益，明顯地由新公司或母公司管理團隊獲得，傷害母公司所有股東的權益。

上述的手法，有一些現在已大幅減少，但有的仍然存在。近來所發展的手法是隱藏在細節裏，並不需經過董事會與各功能委員會的同意。例如：當公司大股東面臨市場派的威脅，為了鞏固自己的經營權，持續花費公司的大筆資金，對市場派進行相關訴訟、拚廣宣企圖避免不利於大股東之法規的修正通過等。然而，如果這些支出是為了鞏固大股東個人利益，則可能傷害公司的價值。這些支出可透過分批、分案的設計，而不會碰到需要提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門檻。公司的支出，理應為了公司整體的價值與發展，而不能僅為了個人或小部分人的利益。

再者，有關員工認股權、分紅配股的發放，發現領取的對象有董事長、長居國外之大股東家人，以及司機、保全、祕書名列十大名單，令人懷疑是否圖利私人或相關報酬之最終去向。只要董事長、大股東家人有身兼或被認定為員工，自然可領取，而員工的認定範圍是公司自治事項，由董事會決定之。但是員工認股權、分紅配股的發放會稀釋股東的權益，因此相關制度有需要再討論。目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的薪資報酬，需先提薪酬委員會，再經董事會通過；非經理人員工薪酬則由管理階層決定之。

從公司治理的原則，員工認股權、分紅配股的「主要發放對象」應該是其決策會對公司有長期、重大影響者，或者是公司營運的關鍵人物，為了留才而給予誘因。為了讓這些人的利益與股東趨於一致，以及考量公司長期價值，因此讓他們領取與股票連結的薪酬，並且限制股票處分的期間。在國外，上述稱為高階主管或管理者股票連結薪酬制度，並非針對全體員工。而第一線員工領取的薪酬，則主要是薪水、團體績效獎金之現金型薪酬。

既然公司治理的問題仍然明顯，因此主管機關與相關單位要思考修改相關規定，讓這些有問題的交易要送董事會、功能委員會的決議，並做資訊公告。再者，再度呼籲包含上市櫃公司的吹哨者（公益檢舉人）保護制度盡快制定，方能降低上述問題的發生。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資管與財金系教授）

金德柏格是著名的國際經濟學者。他在多年前為文指出：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及二次大戰之所以爆發，主要是因當時的美國不願肩負起國際領導者之職責所致；故而他認為國際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行，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群，提供「國際公共財」。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的哈佛教授Joseph Nye,Jr.目睹中國崛起後，美中經濟實力與國際領導地位的相對變化，在二○一七年一月引用金德柏格之說法，警告全球可能陷入「金德柏格陷阱」。

所謂「國際公共財」，指的是可供全球共享，具有強烈外部性的資源、服務、國際組織與體制等，例如自由貿易體制、穩定且高效率的國際金融市場，以及防止衝突的安全機制等。二次大戰之後，全球即因美國承擔了提供國際公共財的領導角色，全球方得以享受六、七十年大致繁榮安定之局面。

然而，前幾年Nye清楚見識到美國經濟地位衰退，在川普主政後，又自國際領導者角色上後撤；而崛起的中國尚未具備國際公共財提供者之能力，故而憂心全球治理可能陷入領導真空，導致全球經濟混亂、安全失序，此即陷入金德柏格陷阱。

此陷阱既然涉及國際公共財的提供，討論即有必要由「公共財」無以規避之問題－「公共財提供成本的分攤」談起。公共財具有的可共享性與外部性，使之難以防止未付費者免費享用，故消費者多有不願支付費用，只想「搭便車」之心理；也因此，公共財通常多由政府提供，並以稅收支應生產成本。

國際公共財同樣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因此，該由哪個國家或哪些國家提供，以及提供與維護所需要的成本應由誰負擔，或如何由各受益國分攤，即成為全球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

著名國際經濟學者金德柏格（Kindleberger）多年前提出，國際經濟體系的順利運行，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或領導群，提供「國際公共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伊始，美國經濟力量強盛，以國際唯一霸權的地位，提供或倡導許多國際公共財，並慷慨地承擔了大部分的成本。隨後，各國經濟改善，美國透過國際協商，將國際公共財之提供與維護成本轉由享用成員分攤的比率逐漸提高。

惟近期，美國經濟地位式微，對費用負擔日益計較。美國前總統川普主政後，作風更蠻橫；在美國利益優先之口號下，多未經妥適協商，強行要求歐日韓等盟國大幅增加協防的軍事費用負擔；並減少對不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組織之經費支持，甚至恣意退出或掣肘，對象包括WTO、WHO、巴黎協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

如今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入主白宮，雖然各界預期他將努力修補與各國及國際組織的關係，但是美國的經濟力量衰退乃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已難以繼續獨力扛起提供國際公共財、支持眾多國際組織，以及維護全球之安全與秩序的國際領導大國之重責大任。因此，全球治理的領導班子勢須重組。

然而，不論如何重組，提供國際公共財以及維護國際安全與秩序之相關經費，如何由所有受益國合理分攤，仍是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的確，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順利運行，以及國際安全與和平的維護，需要一個可信賴的強國領頭倡導，或由幾個大國或集團共同協商、合作維護。目前具有強烈外部性、全球共同面臨，亟須共謀解決的重大問題，除了迫在眉睫的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遷，以及美中對抗導致的供應鏈分化之外，還有各國貨幣競相寬鬆，透由資金跨境流動，干擾新興經濟體匯率與金融穩定；先進國家為了吸引投資，競對資本所得減稅，惡化所得分配；以及分配惡化，進一步引發的民粹盛行與反全球化風潮等。

然而，當今的全球治理領導情勢是：美國的領導能力式微；中國大陸雖然亟欲取美國而代之，但實力猶有不足，且難獲先進國家的信賴。復以美中爭霸仍熾，雙方欠缺互信，期待美中兩強和衷共濟，領導全球合作，共謀上述諸多重大問題的解決之道，並協商國際公共財經費的分攤，恐係緣木求魚，希望渺茫。

是以，全球治理的領導真空或紛擾，在可預見的未來似乎難以避免。從而，全球如何免於落入金德柏格陷阱，還真成了時下全球眾領導人必須面對之重大挑戰！

從王道思維來看，所謂的利害相關者，除了生產者（企業）與消費者外，其實包括社會及地球環境也都是很重要的利害相關者，只不過他們不會自己發聲，但一旦發聲時，就會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目前政府主管機關已對企業經營者提出要求，必須在企業年報中也納入有關ＥＳＧ（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報告，同時也呼籲投資人要重視企業對ＥＳＧ的承諾，並做為投資股票時的重要參考。

除了政府與投資人要重視企業的ＥＳＧ表現外，我也要呼籲，消費者基於社會發展及環境的永續，更要重視這些隱性價值，並用實際的消費行動來按讚，讓企業供應商也重視隱性價值，進一步形成正面的循環，相信將更能達成聯合國所訂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消費者要付諸實際的行動來為「無形、間接、未來」的隱性價值埋單，讓社會與地球環境能永續發展，這就是「消費者新保護主義」，也只有消費者參與行動，才能真正落實永續的目標。

以台灣的水電價為例，台灣缺乏能源及水資源，但相對台灣的水電價在世界各國中又偏低，長此以往將無法永續。

不過在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為了選票的考量，大家不敢碰觸水電漲價的議題，長期供應便宜的水電給全民及企業，在顯性價值與隱性價值之間沒有達到平衡，永續的機制無法建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有所突破，長期下來吃虧的還是民眾。

因此，從消費者的新保護主義出發，消費者就要能同意提高台灣的水電價格，同時養成節約水電的習慣，不浪費，才能為台灣的環境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其次，台灣此次在全球新冠疫情中防疫相對成功，關鍵就來自全體人民的配合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全民一起配合，大家才能過相對正常的防疫新生活，這也是一種消費者新保護主義的實際行動。

又如台灣的健保體系可謂世界第一，但大家如果不願意調漲健保費用，又浪費健保的資源，如果健保長期虧損，健保制度也會垮掉，這對全民都不利。

因此，健保制度的收費費率要能做到收支平衡，必要的調整費用，全民要給予支持，這也是一種消費者新保護主義的行動。至於對少數負擔有困難的民眾，社會則應有福利制度給予補助，如此才能維繫全民健保制度的永續發展。

（作者為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台積電之所以被譽為「護國神山」，除了大家熟悉的創辦人、經營團隊及其他特殊因素外，其中有三項重要因素：首先是投資優質人才，無論量與質，較多的優質人才始能實現技術、願景與使命；次則年年投資發展先進製程技術，例如2020年研發費用約29.59億美元，占營收8.5%；三則年年投資專利申請、維護、組合管裡甚至購買優質專利以及建構嚴密的營業秘密保護措施。

這些主要因素成就了台積電成為「護國神山」，亦即它具有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及價值鏈的市場地位以及實質影響力。

反觀，這三項因素對於資通訊、半導體、光電、生技、汽車、機械等產業業者就相形捉襟見肘，而對於傳統產業及金融產業，則更難矣。但筆者認為沒有悲觀的理由，只要任何產業業者（包括幾家新創業者），在過去40年台灣積累的基礎，亦有機會從小山或大山成為高山，再聚為群山。

而要將小山、大山和高山聚成「護國群山」，當然要務實紮根於下述三項因素：

投資人才：包括研發、國際銷售、國際經營、商業模式設計、數位化等人才，而這些人才不僅足以勝任今天的轉型升級，而且也能勝任明天的各類業務跨國營運。但真正優質人才是在全球逐水草而居的，若企業沒有足以吸引人的真實願景，以及也具備養育用留的優質環境與薪酬福利條件，仍繼續維持現有低薪結構，有實力或潛力的鳳凰豈肯飛往。

投資技術：除極少數企業涉及應用研究外，台灣企業就技術的投資，大多是跟隨者，侷限於已問世產品的產品發展與工程、設計。因此，台灣企業須認真看待基礎研究與運用研究的投資與耕耘，而不能再短線淺碟式對待技術的發展。

此外，投資前瞻技術，並不意味者凡事都自己來，而是要將投資技術的模式，擴及到投資併購海外有新技術、新產品的公司以及運用開放創新模式委託海外第三方研發或者從第三方獲取技術移轉或智慧財產授權。

投資專利及營業秘密保護：台灣企業在各國申請專利為數不少，但只有數量，而沒有可以「撼動產業」並「咬人」的高品質高價值專利，事實上現有專利投資大多是浪費的。

再者，台灣企業大多數是沒有投資建立專業且嚴密的營業秘密保護措施，也導致許多寶貴的營業秘密隨者人員流動而流失，或者隨者業務往來提供給客戶和供應商。

三者，台灣企業對專利業務涉及的，幾乎限於初階的申請、維護或迴避設計業務而已。因此，台灣企業需要進入到高階的專利生命周期管理、專利組合布局管理、專利風險管理、專利品質與價值管理、運用AI數據分析等新一輪的深度才行。

（作者是孚創雲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鴻海前法務長）

（孚創雲端公司：www.inquartik.com.tw）

立法會是民意機關，負責監督特區政府，而監督手段之一就是審查預算，難道議員刪減預算就涉嫌叛亂？逼迫特首下台就涉嫌顛覆政權？難道不刪一毛錢預算的議員才是「愛國愛港」人士？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議會政治，真是大開世人的眼界。

何況，刪減預算只是這些泛民人士的初選政見，並非行動，他們當時連能不能當選議員都還八字沒一撇，特區政府就發動大逮捕，繼而進行大起訴、大審判，好像他們已經當選議員，已經將言論付諸行動一樣。退一步說，即使刪減預算並逼迫特首下台屬於罪行，但起訴一項尚未發生的罪行，全世界司法體系絕無僅有，難道這也算是中國特色的預防犯罪？

更荒謬的是負責檢控的律政司，竟主張將四十七人全數收押到五月卅一日，理由是有太多犯罪事實仍待調查。這不是押人取供是什麼？不是「羈押魚肉」是什麼？港區國安法雖是起訴泛民派人士的法源，但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何以基本法不見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也消失了？更重要的是，那些負責檢控與裁判的司法官員，怎麼把他們所學的英國普通法原則，也都忘得一乾二淨？

再談所謂「愛國者治港」問題。香港回歸中國初期，中國政府的治港原則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港區國安法頒布後，香港的高度自治卻變成低度自治；根據「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香港自治勢必將空有其名，變成在北京行政主導下的假自治。

中國政府「愛國者治港」下一句是「反中亂港者出局」，黎智英被關押至今，四位立法會議員被一紙命令褫奪議員資格，四十七名泛民派被起訴審判，都是因為他們被定位為「反中亂港者」。香港選舉制度修改後，對參選議員的人將有一套審查制度，不與北京唱同調的人，從此不再有參選資格。但誰來定義「愛國者」？林鄭月娥愛國愛港，異言異行的何桂藍、戴耀廷與黃之鋒等人就是反中亂港？立法會議員不刪預算，質詢特首時畢恭畢敬，北京疫苗專機抵達時到機場列隊恭迎，才算愛國者？「愛國者治港」的潛台詞會不會是「愛黨者治港」？

但中國政府何以在香港回歸廿多年後重彈鄧小平「愛國者治港」的老調？其中一個好笑的理由是「泛民派不懂什麼叫忠誠的反對派」，「三權不是分立，而是分置」，「愛國者治港，堅定愛國者領導治港，賢能愛國者治港更是中央的理想期待」，一群不知選舉為何物的人，替香港的選舉制度下指導棋，香港不劇變、不慘變也難。

當然，北京更該想想的是：如果選舉讓反中亂港者乘機作亂，如果立法會經常「阻頭阻勢」，何不乾脆廢了選舉與立法會算了？連根拔除民主人士，不如連根拔除民主機制，何必搞個史上獨一無二的假自治自找麻煩？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約廿年前農委會曾邀請我演講，當時我就提出農業長期發展策略，關鍵是要建立台灣農產品的自有品牌。從微笑曲線看，農業已擁有曲線左端很強的科技能量，研發能力強，但較缺少曲線右端的自有品牌。

雖然台灣水果名氣大，但「台灣」是公共財，大家都可借用，包括台商或是來自台灣的技術（不管是否合法）等，大家都可宣稱是台灣水果，因此需要各項目經營者，如農會或企業長期經營私有財的自有品牌，才能對品牌有所保障。

其實日本整體形象，是靠包括Sony、Panasonic、Toyota、Honda等企業優質產品，在國際累積出優質高位形象；而台灣整體形象也來自包括Acer、Asus等消費品牌，以投資人及相關商界熟悉的TSMC等品牌，一起提升台灣在國際的整體形象。

由於台灣土地及人力成本相對較高，農業面對全球巿場時，為了將農產品普及到當地巿場，策略上可在當地就近生產供應，因此建議可由台商在當地投資，引進台灣的農業科技在當地契作生產，如此可降低生產與運送成本，提升農產品在巿場當地的競爭力。

重要的關鍵是，要能長期掌握不斷創新的農業科技，加上巿場上塑造優質農產品品牌形象及知名度，最創新的高價農產品仍由本地生產，而較成熟的農業技術則可轉進世界各地生產，由台商掌握品牌及技術。

至於農業政策要照顧農民，就要朝高單價精緻農業發展，只要能在國際建立台灣高位的農產品形象，就能有助台灣農產品外銷。就好像汽車，有些是在巿場當地組裝，不過來自德國或日本製造組裝的，消費者還是願意付較高價格買。

台灣農產品如果能在巿場建立起高位品牌形象，不只農產品會廣受歡迎，農民還可受邀到各地去參訪，分享經驗同時進行技術移轉，幫助當地農業發展。

惟這策略要有效落實，需要政府有關部門願意長期投入，要能開花結果往往更需要投入廿年以上。

所謂「危機就是轉機」，此次大陸暫停進口台灣鳳梨，讓台灣意識到分散巿場的重要性，另外，農產品在未來也要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才能拓展更多新巿場。

在推廣外銷農產品之際，另一個可努力的空間就是掌握研發新種苗，一方面種苗可以直接外銷出口，加上種苗體積小且附加價值高，運送成本相對低，如能以「Intel Inside」B2B2C的行銷模式，強化台灣形象，並將種苗在當地育成花卉及水果，輔以台灣ICT相關智慧農業科技，相信將能為台灣農業開創出新的未來。

（作者為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與解方在於「需要CEO採用的新指標及其配套措施來營運專利」，始可輕易辨識、評量研發與專利活動並下達有意義的新指令，CEO即可有效驅動專利投資效益，並有條件提問關鍵問題及要求改變。據此，筆者介紹三類專利營運新指標給CEO們：

一、以「專利品質與價值」新指標取代「專利數量」舊指標：專利需有品質與價值，才能體現高毛利率、高市占率、貨幣化率等技術與市場價值，而無需聚焦於專利數量，因為即使布局相當數量專利，但卻沒有品質，也就沒有價值可言；反之，縱使專利有價值卻沒有品質，該專利也將被無效。因是，用此新指標，就可解釋為何大部分台灣權利人以數量為指標營運專利，要享有高毛利率、高市占率，或享有來自專利交易的貨幣化效益，是難以實現的。

過去主要是權利人基於數量並依賴因人而異的主觀各自表述專利績效，但現在新創業者根據各國專利實務，建構「專利有品質才會有價值與價格」的新原理，發展AI和優質數據，瞬間即可客觀透析所有權利人的專利品質與價值等級並提供專利品質的微觀分析，例如Quality/Value Ranking、Quality Insights、Due Diligence。CEO採用此新指標下達指令，即可以比較並究竟自己和競爭者的專利業務成效，進而採取新方法、工具及大數據革新專利活動模式，而無需再虛擲資源用專利數量襯托門面，蓋沒有品質與價值的專利只是紙老虎，當然保護不了自己，也難有市場和技術地位。

二、以「專利風險可預測控管」新指標取代「專利風險不可測」舊指標：台灣企業的開發屬於產品發展與工程性質，少有基礎與運用的研究，而研究機構雖有基礎與運用的研究，但因週期短、預算低、延續性不足等因素，導致前瞻研究難有破壞式創新成果及優質專利組合來驅動創業並支持產業。這些情況就導致企業近40年來持續在主要國家被告侵害他人專利、被追索鉅額權利金、被迫和解支付買路錢或甚至被迫放棄產品與市場。這也說明了過去認為的專利風險不可測而付出巨大代價，而又難以演化什麼。

如今拜賜大數據、新演算法和雲端協作平台，任何企業均可輕易建構特定產業的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及運用結構，於雲端平台持續監測控管來自第三方的專利風險威脅，例如Patent Search、Design Search、Patent Vault、Quality Insights。CEO採用此新指標，即可及時採取法律、技術及商業手段斷滅專利風險，進而減免高額律師費、賠償金及權利金，同時無需投入龐大資源應付專利訴訟，也不會搞得人仰馬翻。

三、以「專利生命週期為基礎的專利組合管理」新指標取代「一件件的專利申請」舊指標：全球大多數權利人的專利佈局是用一件件的專利申請來堆砌專利資產，而不是以專利生命週期（Patent Life Cycle Management，PLCM）為基礎，在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及運用結構上，管理自己和競爭者的專利組合（Patent Portfolio Management，PPM）以及管理費用與效益。其結果就是花了錢，卻未能帶來專利投資效益。CEO採用此新指標，不僅可以觀照全局並帶來效益，可以大幅減少專利申請與維護費用，並從過往苦厄深淵解脫。

台灣近幾年所面對的新台幣升值壓力與總體經濟情勢，跟一九八○年代中期有許多雷同之處。在這兩段期間，美國皆因國人儲蓄率偏低，且政府有大量財政赤字，以致產生鉅幅貿易逆差，故而在一九八○年代強迫對美享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近幾年則密切監視其是否操縱匯率。而台灣在兩段期間，則因內需不振，超額儲蓄過多，故貿易順差占ＧＤＰ比率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以及二○一四以來都超過百分之十。又由於一九八○年代的順差絕大部分來自美國，因此台灣成為美國要求開放市場與貨幣升值的主要對象之一。

新台幣自一九八六年起在美國壓力下開始升值，但央行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第一季初是採取緩慢升值之作法，甚至有一段期間維持每天升二分或三分。這種升值方式自然引發投機性炒匯，廠商藉提早出口、延後進口，以及自地下管道引入外匯拋售等方法賺取匯差。此類投機炒匯作法加重了匯市的賣壓與新台幣的升值壓力，故而央行最後不得不自一九八七年第一季末期起，改為快速升值的策略。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各界普遍懷有升值之預期時，阻升或緩升必導致投機炒匯。對比當年，在外匯管制已大幅放寬之今日，投機炒匯管道比當年增加不知凡幾，抓炒匯對遏抑匯市賣壓恐難收實效。

再者，若讓國人持續持有升值預期，央行與金管會擬藉開放資金流出以紓緩台幣升值壓力的期待，也必將落空（因資金匯出將蒙受匯損）。因此，央行宜慎思所守的匯率水準是否適當。

其次，當年新台幣該升而不升，使貿易連年出現鉅幅順差；而央行將出超賺取的外匯大量買進，導致國內資金氾濫、金錢遊戲盛行與資產泡沫，央行應引以為戒。

最後，與其呼籲國人共同守匯，不如建議政府仿效當年，採取擴大公共支出之政策，藉擴大內需，縮減國內超額儲蓄與貿易出超。

再談司法權。大法官應該祇問憲法、不問政治，但大法官這幾年的釋憲表現，卻似乎充滿濃濃政治味。立委兩度針對前瞻計畫聲請釋憲，大法官卻兩度以程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監察院以黨產條例違憲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以調查權不屬監察權而不予受理；高等行政法院多位法官再以黨產條例違憲踵接聲請釋憲，大法官卻作出合憲判決；立委以監委同意權行使違憲而聲請釋憲，大法官也以同意權行使屬於國會自律事項，不予受理。

以監委同意權行使為例。國會同意權是與總統共享的人事權，必須兼具「諮詢」與「同意」雙重條件，而且同意權行使程序既是「敵對的程序」，也是「故意的無效率」，必須讓國會議員，尤其是反對黨議員，可以透過公開且激烈的諮詢程序，去遂行與總統共享這項憲法權力。但立法院的監委同意權行使，卻祇有「同意」而無「諮詢」程序，雖有「不待調查即可發現之明顯瑕疵」，大法官卻以「國會議事爭議屬於國會自律」而不受理釋憲聲請，替未來的同意權行使立下一個錯誤判例，也讓總統提名權從此可不受立法權的節制。

大法官這些決議與判決，究竟是法理的應然或政治的必然？社會雖有議論，但祇有大法官心知肚明。但司法權，尤其是大法官，有調節與糾正權力分立失衡的功能，台灣憲政體制這幾年明顯出現行政權獨大的趨勢，但大法官卻應為而不為，甚至還替獨大的行政權加柴添火，令人費解與憂心。

十九年前，許宗力在他一篇論文中有這幾句話：「在後威權時代，讓立法權『追回』在威權時代失落已久的權力，以衡平長期以來向行政權一方過度傾斜的政府體制，是可以理解的，並且也是有必要的」，「大法官屢次援引『重要性理論』，高擎法律保留的大纛，替立法院『主持公道』、『收回失土』，就是這一波趨勢的最佳寫照」，「釋字五二○號解釋…又把立法權推向另一個巔峰」，「然而…大法官是否也應該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回首持平檢視一下現階段行政、立法兩權關係，看看主持公道是否有點過了頭」。

許宗力當年憂心「立法國的到來」有違憲法秩序，也不符憲政運作常態，但這幾年「行政國」早轟然而至，威權體制也已隱然再現，大法官何以不「稍微煞車一下停聽看」，何以不「回首持平檢視一下」？大法官釋憲雖是多數決，但許宗力若真有心「主持公道」，調節或糾正嚴重失衡的權力分立體制，何以連一篇不同意見書也付諸闕如？

行政權為所欲為，立法權棄權不作為，司法權應為而不為，這就是台灣權力分立體制的圖像；但誰能挽狂瀾於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