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轉型思維與挑戰
近代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叫做「轉型」，「轉型」一詞是一九八七年在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年會上正式提出的。因為進入九○年代之後，人類的性別、生態關係，乃至於社會的發展，已進步到電信民主，用網路、手機表達意見是一大趨勢。
此外，整體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愈來愈強調「社區意識」，社區主義變為政策主流。美國學者提出九○年代全球政治進入必須大改變的階段，如何改變？模糊地用一個過程的名詞來解釋，就是「轉型」。
當前各國都在轉型，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台灣卻是一個轉型結果很糟的國家。台灣社會正邁入電信民主，社區主義的意識成型，處理政治要處理的好像大家都是一家人一樣，像一個社區。對於民主，需要新的溝通方式，不同意見不是多數少數的問題，而是要創造出一個社區共識，用共識來解決問題。
全世界正在從事內部政治轉型的時候，有不少國家處理的很糟糕，一個就是美國，總統不聽眾人意見，民主黨或共和黨要和他溝通意見有障礙，屢屢遭到拒絕，台灣也呈現類似的情況。
缺乏先進前瞻轉型，台灣走向退化
台灣社會正在改變，無論政治表達方式，或是對政府人力的強化，必須有一符合轉型的原則。過去七年，台灣仍停留在傳統威權式的想法，不會用社區式的溝通來處理不同意見，動輒以黨紀處理，這也是造成台灣政治烏煙瘴氣的原因。台灣在轉型的過程中，缺乏大思維的先進與前瞻標準做轉型的工作。閱讀西方政治哲學裡的「退化」，台灣是近代國家中少數的退化國家，並還在持續當中。
我不是反中，但我認為ECFA是把台灣變成一個新架構：中國是核心，台灣是邊陲。人、技術及產業持續移出，相關利得卻沒有回流，六○年代西方依賴理論談得透徹，台灣卻選擇進入這樣的結構。
尤甚者，台灣與中國關係愈來愈密切後，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台灣，排廢水、造假油的，康師傅也是把中國的低標準帶回台灣的典型範例。不僅是產業問題，整個社會的標準都在降低。政治社會學中認為最可怕的階段，就是當一個社會在退化的時候，經濟、政治及社會的標準同時在降低，包括社會認同、責任心、社會價值都在持續退化。
面對兩岸，解析統獨紛擾
極具爭議的兩岸政策，許多人將我歸為統派，但我現在已偏向不統不獨。我的「統」跟馬英九的「統」不一樣。處於歷史的軸承裡，談歷史性的決裂，回溯當年英國統治美國大陸，美國人從事印花稅的抵抗，並沒有想要獨立，只想抵抗不公平的印花稅，其實是認同英國的。但發展到後來，軍隊、鎮暴警察陸續出現，美國人愈來愈對英國反感，最後的獨立是被英國人逼出來的。當時在獨立之前，英國偉大的思想家暨政治家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在英國國會如是說：「英國作為一個大帝國，要有大帝國的憨厚，你對你的人民，對殖民地的公民，你要把他們看成一個主體性的人民，對他們特別厚道，不可懷疑他們。」這句話非常適用中國，我承認中國是一個大帝國，應有大國氣度，賦予香港人普選權會造成獨立嗎？台灣對北京是有不信任，但中國應表現其大國包容，以大對小的厚道，國家富強就應有老大的樣子。看待中國，祝福越來越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做為總統的馬英九什麼都不敢講，所謂的「不統不獨」，對獨的人講不統，對統的人講不獨，這是玩一種語言的閃躲技巧。北京充滿懷疑，台灣不知方向。
脫離完全依附的省思，找未來的「型」
經濟上，北京對台灣經濟的安排，是放在對台經濟統戰的架構下。馬英九任內除了依賴中國外，完全沒有轉型。台灣大多數貨物並非本土生產的，台灣已經愈來愈缺乏本地製造業。我特別欣賞最近天下雜誌針對韓國東大門商圈的報導。台灣有五分埔、萬華成衣商圈，過去的四小龍都有成衣工廠，韓國知道成衣業走不下去，進行產業升級，造就紡織成衣設計業。往設計高端走，附加價值提高，周邊的表演事業亦順勢成長。據天下雜誌報導，韓國整體紡織成衣設計業，培養出一萬個設計師，養活六十萬勞工，從此韓國的成衣業不是夕陽產業。反觀台灣，於過去數年間，放棄所謂「夕陽產業」，出走中國大陸、越南，更甚者轉往柬埔寨、緬甸等低工資的地方。台灣的無法轉型，未謀求晉升，遂成一個「夕陽國家」。
我認為台灣必須進入一個新的轉型階段，但「型」在哪裡？我們需要定義未來的「型」是什麼，這是很難的，替未來定「型」的本領很多國家都有，韓國、北歐四小國都是典範。找不到未來的「型」，就無法轉。
過去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六○年代台灣沒有產業，政府就鼓勵年輕人創業。大學生一畢業就能立志，開公司，習技術，開個小工廠，六○年代台灣年輕人充滿動力，每個人動腦筋創業。而現在馬雲來台灣說要幫年輕人，這本該是台灣政府該說的。今天鼓勵年輕人創業，資本額需求要上億，創業門檻高，多少家庭或個人可支付？帶頭創業該是政府來帶頭鼓勵與照顧。我看到政府常言台灣沒有人才，非常不以為然，我可認為台灣遍地是人才。五、六○年代，台灣大學畢業生到處學技術，變成專家人才，這是當時的社會氣氛創造出來。
政府與年經世代的願景
當前政府只談「小確幸」，缺乏大轉變。「小確幸」亦即缺乏願景，當國家缺乏願景，社會就沒有前途。我不是唱衰這政府，然歷經此次九合一的選舉，仍未見政府改革決心，還認為權力太小，這是什麼價值觀？
當前政府的作為於國家仍缺乏方向，領導人還認為他的國家總目標是正確的。台灣的老百姓，應該學習從事更多反省判斷及提出反對。有正面想法，不妨一一提出來。台灣需要轉型，台灣有學問、有想法的人，要貢獻他的意見。一旦有了大的方向，摒棄小確幸心態，台灣才會有未來。各位在座的與年輕的一輩，好好努力吧！
]]>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市場做大，整個華人社會到處是油水，看起來金光閃閃，因而貪腐、奢侈、財大氣粗的土豪風氣也大盛。
這次我想談的則是與「鍍金年代」配對的「強盜公侯」（Robber Baron）這個概念和歷史現象。「強盜公侯」是指在鍍金的年代，有錢的超級豪商，憑著他們的金錢勢力，收買政黨政客，為所欲為地聚斂財富，市場和法律的運作都向他們傾斜，他們以類似於強盜的手段，成了現代的公侯爵爺。
這不是強盜公侯，什麼才是？
近年來，台灣的工安、公安、食安風暴不斷。「日月光」的亂排工業廢水，「李長榮」的罔顧公共安全，到了最近則是「頂新」的食用油風暴，這些公司的負責人都不是阿貓阿狗，而是台灣排名前面的大富豪，頂新甚至是台灣第二大富豪。這些黑心不良的超級富人，不是台灣的「強盜公侯」，又是什麼？
美國在 1865 年南北內戰結束，國家統一，市場做大，原有的地主小商人勢力衰退，野心勃勃的新一代生意人遂告興起。他們在市場做大的這個新時代，的確各憑本領大賺錢。在鍍金年代的初期，大家對他們只是佩服羨慕，但久了後，他們巧取豪奪、坑矇拐騙的黑心行為逐漸被人知曉，於是 1903 年左右，兩位評論家亨利．勞易（Henry D Lloyd）及卡爾．舒茲（Carl Schultz）遂發明了「強盜公侯」這個名詞來稱呼他們，替他們定性。
這些「強盜公侯」做起生意來，心狠手辣，官商勾結，強徵民地，打壓異己，公開大膽的剝削工人，欺騙股東，獲取黑心暴利。今天美國還有專有名詞「抓耙子」（Pinkerton），意思就是說當時的「強盜公侯」為了打壓異己和工人，顧了一名叫作平克頓（Allan Pinkerton）的私人偵探，專門從事鎮壓告密的活動。因此可知「強盜公侯」的厲害，他們綁架了行政、國會，以及地方勢力，再加上「抓耙子」的骯髒手段，將國家的利益獨占。
後來研究美國商人史的學者認為，正因為 19 世紀末強盜公侯的黑心胡為，所以 20 世紀初才出現反巨富的新價值，許多強盜公侯也自覺良心不安，死了無顏見上帝，所以 20 世紀初，許多強盜公侯才會拿出錢來辦慈善事業。美國企業家的捐款辦慈善，到了今天已成了一種好傳統，很少人知道這種傳統的起源，其實是和強盜公侯的良心不安密切相關的。
美國的鍍金年代早已過去，現在由於中國崛起，一個更大的鍍金年代已在華人社會興起。由於中國生產條件的標準，或消費的標準都較低，它遂成了許多大台商趨之若鶩的地點。
由於在中國生產，中國對環保的規定極鬆，亂排廢水根本無人聞問，中國政府對勞工的勞動條件也規定不嚴，台商前往設廠，當然可節省成本，利潤大增。 由於中國對民生消費品的管理也是後進，標準當然也極低，只要不像賣奶粉一樣吃死人，中國官方當然也都馬馬虎虎。
因此，隨著中國這個世界最大工廠及最大市場的形成，台灣當然出現了一大群台商新富，但這些靠著低標準、低生產條件而暴發的富人，由於習慣於中國的低標準，遂把這種低標準也帶進了台灣，而最可悲的，乃是台灣的無能政府也受到商人的左右，暗暗的降低了台灣的生產及消費標準。
走紅兩岸的這些紅頂「強盜公侯」，利用中國的低標準反饋回台灣，這乃是近年來台灣的工安、公安及食安問題不斷，而違法的都是走紅兩岸的大公司和大商人的關鍵。這些黑心大商人已將兩岸的標準拉平；換言之，也就是台灣的工安、公安和食安已開始自動倒退！而他們因此得以在兩岸大賺黑心錢。
黑心大商人所鬧出的案例不斷，現在已鬧到台灣第二富的頂新魏家，頂新一年營業額 4000 億元，他們已不只是穿西裝、皮鞋，而是有自用飛機的超級富豪。錢多到如此程度，一般人總以為他們會乾淨一點，但美國思想家米爾（C.Wright Mills）曾經指出，富人的良心大小和他們財富的多寡成反比，而不是成正比。許多超級大富豪，其實是沒有良心，只有黑心的。米爾的這個論點，我認為對描述台灣的富豪非常貼切，台灣這些黑心巨富走紅兩岸，利用其金錢權力，既欺負中國人，又欺負台灣人，對這些新時代的強盜公侯，我們難道還要繼續縱容嗎？
]]>─「美國經濟危機的基礎乃是一種道德危機，美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公共美德日益凋零。一個市場、法治和有選舉的社會，如果富人和有權的人，不能以值得尊敬、誠實而又憐憫的態度去對待別人和世界，則是不夠的。美國已發展成世上最有市場競爭力的社會，但美國的公共美德卻一路敗壞。如果不能恢復一種社會責任的風氣，則有意義、可持續的經濟復甦將不可能。」
沙克斯教授乃是當代主要的總體經濟學家，他出身哈佛，他是前代經濟學家宗師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的徒弟輩。薩繆爾遜早就指出了市場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只靠市場是不夠的，政府的責任、政策的領導與調控、社會的共同責任感也同樣重要。但近年來美國經濟學家將市場神話，政府的責任退位，當沒有了政府角色，市場就變成了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沙克斯教授遂指出，政府角色退位，市場弱肉強食，乃是美國經濟惡化的主因，他的整本書遂以搶救政府為主題。
在讀了沙克斯教授的近著後，我覺得他在該書中的論點對台灣也同樣有效。沙克斯認為，經濟學應是綜合的人的科學，經濟學家應有深層的社會關心，但近代以來，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他們什麼都不會，只要一談經濟問題，就把「市場」、「自由貿易」這幾個口號當做萬靈丹掛在嘴上，並把「鎖國」、「保護主義」等口號當成黨同伐異的武器。因此沙克斯遂用了一個很重要的字批評這種政策制定人是「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Acolytes），足見他在寫這本書時是很有火氣的。
沙克斯乃是當代主要總體經濟學家，他沒有囿於某種教條，而是用接近常識的古典標準，認為經濟這棵大樹，是要靠很多力量才可以支撐起來的，經濟要靠市場，但更要有政府的積極作為，才可能校正市場之弊。
因沙克斯的著作，我就想到近年來被公認為是世界上超級模範的北歐四國：芬蘭、丹麥、瑞典、挪威。今年二月份《經濟學人》就曾以這四國做為封面專號。這四國雖然都是蕞爾小國，但因為政府領導有方，企業夠爭氣，它們不但在農產畜牧、鋼鐵精工、資訊電子、製藥化學，甚至文化產業上都高踞世界的龍頭地位。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北歐四國列強環繞，競爭與開放的壓力從未停止過，但他們的政府勇於帶頭創新，並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條件；當開放使得某些人的職業被替換掉，政府就立即透過進步的制度設計，將失業者再訓練，可以找到更有未來性的工作。北歐四國加起來的人口規模和台灣相當，但它們社會的團結度、幸福指標、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卻世界第一。而毫無疑問，政府的彈性與有效的領導為主要的原因。
北歐四國的經驗甚至已間接證明了沙克斯教授的論點。在這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市場與開放當然很重要，但企業的進步創新、政府的有效領導和遠見同樣重要。因此《經濟學人》遂幫這四國講出這樣的大話：「生為北歐人，是生命過程中，中了第一張樂透彩！」如果北歐不是企業爭氣、政府有能，以北歐的地理與環境，怕不早就成了歐洲強大經濟體的附庸經濟體了！
因此，在讀了沙克斯火力很強的近著後，我真的很同意他的論旨，經濟問題檢討到最後，其實乃是知識理論上的思想問題，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最怕的就是那種「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這種二流小和尚只會喊口號，用口號治經濟、用口號治國、用口號黨同伐異。而真正厲害的大和尚，會自己找自己的經來念，會念出像北歐四小國那種不一樣的未來！
]]>─「美國經濟危機的基礎乃是一種道德危機，美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公共美德日益凋零。一個市場、法治和有選舉的社會，如果富人和有權的人，不能以值得尊敬、誠實而又憐憫的態度去對待別人和世界，則是不夠的。美國已發展成世上最有市場競爭力的社會，但美國的公共美德卻一路敗壞。如果不能恢復一種社會責任的風氣，則有意義、可持續的經濟復甦將不可能。」
沙克斯教授乃是當代主要的總體經濟學家，他出身哈佛，他是前代經濟學家宗師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的徒弟輩。薩繆爾遜早就指出了市場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只靠市場是不夠的，政府的責任、政策的領導與調控、社會的共同責任感也同樣重要。但近年來美國經濟學家將市場神話，政府的責任退位，當沒有了政府角色，市場就變成了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沙克斯教授遂指出，政府角色退位，市場弱肉強食，乃是美國經濟惡化的主因，他的整本書遂以搶救政府為主題。
在讀了沙克斯教授的近著後，我覺得他在該書中的論點對台灣也同樣有效。沙克斯認為，經濟學應是綜合的人的科學，經濟學家應有深層的社會關心，但近代以來，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他們什麼都不會，只要一談經濟問題，就把「市場」、「自由貿易」這幾個口號當做萬靈丹掛在嘴上，並把「鎖國」、「保護主義」等口號當成黨同伐異的武器。因此沙克斯遂用了一個很重要的字批評這種政策制定人是「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Acolytes），足見他在寫這本書時是很有火氣的。
沙克斯乃是當代主要總體經濟學家，他沒有囿於某種教條，而是用接近常識的古典標準，認為經濟這棵大樹，是要靠很多力量才可以支撐起來的，經濟要靠市場，但更要有政府的積極作為，才可能校正市場之弊。
因沙克斯的著作，我就想到近年來被公認為是世界上超級模範的北歐四國：芬蘭、丹麥、瑞典、挪威。今年二月份《經濟學人》就曾以這四國做為封面專號。這四國雖然都是蕞爾小國，但因為政府領導有方，企業夠爭氣，它們不但在農產畜牧、鋼鐵精工、資訊電子、製藥化學，甚至文化產業上都高踞世界的龍頭地位。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北歐四國列強環繞，競爭與開放的壓力從未停止過，但他們的政府勇於帶頭創新，並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條件；當開放使得某些人的職業被替換掉，政府就立即透過進步的制度設計，將失業者再訓練，可以找到更有未來性的工作。北歐四國加起來的人口規模和台灣相當，但它們社會的團結度、幸福指標、社會的民主化程度卻世界第一。而毫無疑問，政府的彈性與有效的領導為主要的原因。
北歐四國的經驗甚至已間接證明了沙克斯教授的論點。在這個全球化競爭的時代，市場與開放當然很重要，但企業的進步創新、政府的有效領導和遠見同樣重要。因此《經濟學人》遂幫這四國講出這樣的大話：「生為北歐人，是生命過程中，中了第一張樂透彩！」如果北歐不是企業爭氣、政府有能，以北歐的地理與環境，怕不早就成了歐洲強大經濟體的附庸經濟體了！
因此，在讀了沙克斯火力很強的近著後，我真的很同意他的論旨，經濟問題檢討到最後，其實乃是知識理論上的思想問題，一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制定人最怕的就是那種「人云亦云的二流小和尚」，這種二流小和尚只會喊口號，用口號治經濟、用口號治國、用口號黨同伐異。而真正厲害的大和尚，會自己找自己的經來念，會念出像北歐四小國那種不一樣的未來！
]]>每個時代的政治學課本，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主要趨勢。在一九六○年代之前，世界主要國家天災戰亂和經濟的動盪不斷，天災有一九○六年造成廿多萬人傷亡及流離失所的舊金山大地震，有一九二三年造成十四萬人傷亡的日本關東大地震和大火；經濟上則有經濟大蕭條；政治上則有反法西斯的二次大戰。因此那個時代，人們需要的是政府來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以及過太平日子的權利。
我保存了一本戰後初期的政治學教科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李普森（Leslie Lipson）所寫的《政治學的主要論題》，該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談政府的保障職能。政府要保障人民免受外侮、免受各種自然災害，最後則是要保障人民各種抽象價值權利不被剝奪的恐懼。
只是，政府的保障職能後來已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它已不再是問題，因此一九六○年代以後的教科書，已不再把政府的保障職能列為重點；六○年代以後的教科書已將重點往人民的參與和多元民主這種方向移動。
因此，當我們讀外國教科書時，一定要有自主判斷的標準。西方先進國家，在它們國家發展的初期，的確將政府的保障功能列為重點，強化政府的能力。前幾年，英國近代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編了一本論文集《傳統的發明》，他在該書中指出，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為了創造認同及效率，即發明了今天已被視為傳統的典章制度，這種典章制度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它即確保了政府及社會應付各種危機及威脅的能力與效率。
因此，我們今天回頭來看西方政治及社會的發展，最應該注意的當是它的國家保護職能的建立。西方和世界所有的國家相同，在文明發展的初期，政府只管抵禦外侮和國家基本的秩序，它對人民的保護根本缺乏了知識和能力。十四世紀瘟疫橫掃歐亞，歐洲人死了四分之一，只被視為上帝的懲罰；一六六六年九月二日倫敦大火，整個倫敦幾乎全被毀滅，也被認為是天火焚城；但到了十八世紀後，開始科學萌芽，國家在面對自然災難時，已能採取科學觀點、揚棄宗教觀點，因此現代的公衛和現代的建築管理遂告出現，政府的保障保護職能遂告形成，並成為整個國家重要的上層建築之一。就是靠著這種上層建築，近代西方社會在有震災、水災和疫災來襲時，遂只付出極小的代價。相對的，乃是一些新興國家，如中國、中東、中亞、非洲及中南美，它們的國家幾乎完全沒有國家的保障職能，一有重大的自然災害，例必死傷慘重或造成人民極大的驚恐。對這些國家，如何確立政府的保障及保護職能，乃是最迫切的工作。
在理解了近代國家的保障職能後，我們即可回頭來看近年來台灣日益敗壞的政府能力，尤其是政府保障人民生存權益的能力之衰敗。廿一世紀的此刻，世界的自然災害已趨嚴重，每個國家面對這種新情勢，已需強化它的保護職能。但從八八風災已來，我們的統治者及整個政府在這方面卻麻木無知，遂造成許多無必要的慘痛付出。八八風災的巨大傷亡，即顯示出政府防災的整個上層建築的無能。
從八八風災後，最近舉國關切的核四問題及Ｈ７Ｎ９禽流感問題，無不顯示出政府只知道搞政治，但對保護人民權益的工作則完全廢弛。
以核四問題為例，政府的核能單位，對核四的設計一改再改，對核廢料的處理完全沒譜，核四是個攸關人民生存條件重大的案件，但台灣卻只是在搞政治，對核四安全這種基本的問題完全未做任何努力，台灣對防止核災的沒有能力，怎能讓人安心？
再以Ｈ７Ｎ９禽流感為例，近代人都知道病毒乃是突變快速的分子，因此防範病毒肆虐，唯一有效的方法即是在病毒突變前做好防疫的預備，這必須有極強的研究及統籌能力。但因台灣在處理傳統市場禁止生宰家禽上的不能配套，找一個土壤化學專家來當防檢局長，這完全是風馬牛不及的兩種行業，將來台灣對Ｈ７Ｎ９要如何研判及統籌？一個沒有能力保護人民的政府，難道要人民天天去祈禱！（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先從近代兩個偉人說起：
第一個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是神學家及道德哲學家，也是亞當斯密的老師，後人都尊稱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他最傑出的乃是對教育思想的貢獻。他認為神學、哲學、科學與美學都是在探討世上道理不同方法，並不互相牴觸。因此在他的教育課程裡，神學、倫理學、修辭學與詩學，以及數學、物理學、醫學和機械學都等量齊觀，開創了現代教育的新境界；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了現代科學發明及工業革命的新時代。
第二個是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他是英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和道德哲學家。由於聲名在外，一七六八年初，美國的普林斯頓學院特請他擔任校長，於是他偕妻子搭乘輪船，走了十一個星期，當年八月到了普林斯頓。他的到來，是美國教育史的里程碑，他把哈奇森的教育理念帶了進來。學風自由、努力求知、鼓勵創新等新的方法進入美國，使普林斯頓人才薈萃，政治家和科學家輩出。
由於普林斯頓傑出的表現，於是當時美國東岸的哈佛、耶魯等全都仿效。這種努力求知、探求根本的態度，從此以後，成了美國國民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威瑟斯朋在校長任內，基於他的道德良知，他也是美國獨立立憲時，教育知識界重要的領導者。
因此，可以說，哈奇森和威瑟斯朋這兩個教育界的偉人，真的掌握到了現代知識的樞紐。現代社會從十七世紀就已進入了知識社會的階段。而所謂的知識，並非只是哪一種技術，而是做為一個神聖個人，理解自己、社會和自然世界統一整合的思想方法，這乃是做為一個「全人」的人生目的。這種對人生目的之追求，不只是正式教育的目標，也是個人非正式教育日常閱讀的關鍵。西方世界雖然由於時代的變化，庸俗的成份有在增多，但西方社會那種拒絕庸俗的知識人口仍然強固的存在。這也是它們的出版界仍然旺盛，社會創新的潛力也仍然繼續的原因。根據我有限的訊息，英美每年出版品裡，來自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即占了十五％左右，這些出版品裡多少都有些知識含金量，這也是我幾乎不是英美大學版社的書就不買的原因。
但台灣無論正式教育或非正式的閱讀，卻顯然離開這種知識社會的要求極遠。台灣的正式教育和職業訓練班無異。台灣的大學教育不重視每個學科的學術史啟發，不關心思想方法和興趣的培養，也不關心廣泛的人文與自然科學基本素質提高。這遂成了台灣重文憑、但人們除了教科書之外即不閱讀的習性。
除了正式教育缺乏了那種鼓勵人們對知識好奇的欲望之外，更糟糕的乃是台灣居然是個不閱讀的社會。台灣的國民平均每年閱讀兩本書，平均每年每人購書的金額只有一五三六元。今天台灣的人愈來愈聰明靈巧，大家都很會上網找資訊；當別人呼什麼口號時，我們也很快就學會這種口號。但資訊與口號畢竟不是知識，一個只看資訊但不閱讀的社會，就只能註定是個代工型的社會。台灣缺乏了創新的潛力，只會人云亦云的學舌，這真不是沒有原因的。
啟蒙時代的大師們鼓吹一種知識時代的新價值，就是要對各種人文及自然世界的知識充滿好奇和探究根本的熱情。就小處論，可以透過根本的反省，打磨個人的品質；就大處而言，可以反省社會和政治，創造更好的未來；而對自然世界的道理好奇，即可在科學上有所突破，克服自然對人類強加的限制。這種新價值影響到了整個時代，縱使沒念過什麼書的瓦特，也深受哈奇森啟發，發明了蒸汽機，對人類文明產生了重大的貢獻。那個時代，大家對社會及政治的根本問題都很關心，也造成美國的獨立建國和英國的社會政治大改革時代。一個大家都重視知識的時代，小者有助於個人幸福的創造，大則可以開創整個進步的時代。
但像台灣這樣的社會，人們不思不讀，對社會、政治的根本問題不能產生新的想法，因此對專制和民主的劃分，到了現在還在糾纏。整個台灣在程度上無法有真正的改革，而在經濟及產業上，別的國家都在快速的進步，台灣卻仍原地踏步，台灣不思不讀，這真是致命的文化疾病啊！
一九五○年代乃是人類學術思想鉅變的年代，科學的地位首度凌駕哲學形上學，後來的人文學開始成為人文科學，社會政治學也成了社會科學。人類思考問題的方式已和古代不同，概念必須更加清晰，手段和目的必須更加精準。這種科學的哲學最先的掌門人乃是維也納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席立克（Moritz Schlick），他是物理學家出身，他即有論文指出，未來的人必須更加的就事論事，必須硬著心腸分析道理，解決問題，凡事馬馬虎虎耍手段、搞陰謀的時代已必須成為過去。
半個多世紀前，「維也納學派」所謂的「硬心腸」，我最近看到了一個成功的例證，那就是近年來北歐的瑞典、丹麥、挪威、芬蘭這四國已成了全球的「超級模特兒」。這幾個國家，政府透明有能力，企業在全球有競爭力，而且社會福利也是全球第一。春節之前的《經濟學人》雜誌以這四國為封面，它在分析這四國的成功時，就特別指出這幾個國家的兩大特點。第一點是就事論事的「實用主義」，它們已經擺脫了過去的左右之爭，經營政府就像是經營一個成功的公司，所以政府的管理效能日益進步。近年來西方國家對政府的信任度普遍都降至三○％左右或以下，但北歐四國的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卻可以高到五、六成，人民的幸福指數也是全球最高；而且產官工合作良好，企業在全球擴張，工作卻都在國內成長，這是舉世所無的現象。
另一個特點，則是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有一種「硬心腸」（Tough-mindedness）。這是指北歐已能充分的就事論事，而不再有過去的包袱。由於人民「心腸硬」，政府已沒有了唬弄的空間，所以政府的改革自然必須全力以赴。《經濟學人》雜誌會把人民的「硬心腸」特別強調，真不是沒道理的，一個國家的人民心腸很硬，政府就沒有了唬弄做秀操控民意的空間；當人民心腸很硬，自然而然就會逼迫出來政府改革的創意。近年來北歐諸國，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勞工改革與社福改革，在全球都排第一，「實用主義」和國民的「硬心腸」的確是重要的關鍵。
一九五○年代西方的科學哲學興起，人類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也跟著起了重大的變化。當時維也納學派的掌門人席立克提出「硬心腸」這種說法，實在是掌握了民主進一步發展的訣竅，民主要走向更深刻的方向，一定要國民有著一副就事論事的「硬心腸」。當人民有「硬心腸」，政府就沒有玩手段的空間，北歐四國就是人民「硬心腸」，政府和企業的改革才能夠舉世第一。一九五○年代，維也納學派初起時，台灣的自由主義先驅如陳伯莊、殷海光等人也不落人後，他們辦了一份《現代學術季刊》，要為新時代的思考新方法及民主文化扎根，但很可惜的是那份季刊並不長久。這也是後來台灣的民主發展少了思想底蘊的原因。一個良好的民主，必須它的國民有就事論事的「硬心腸」，如果這個國家的人民都凡事馬虎，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識形態包袱，那麼政客就永遠有操弄的空間，真正的民主共識就永遠無法形成。
早年我在大學求學時，正是西方科學的哲學興起的時刻，當時我對大師席立克所提「硬心腸」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春節之前我讀了《經濟學人》雜誌，察覺到該刊在推崇北歐四國時，居然把「硬心腸」特別突出，這使得我對民主的發展有了更深的認識。一個國家的政府要有能，一定要國民有就事論事的「硬心腸」；如果國民都是是非不分的「軟心腸」，統治者就會非常好混。今天台灣的改革改得坑坑疤疤，完全不能和北歐四國相比，真正的關鍵乃是台灣的民主少了最重要的「硬心腸」。
北歐四國的民主已非常深刻化，它已不是過去的社會民主制，它的政府管理已更加的右傾，整個政府就是極有效率的公司，凡事透明，因此北歐人民都可拿到任何想要的政府資訊；由於凡事透明，北歐的政府清廉舉世第一，北歐的社福改革也舉世第一。台灣的民主和政府差得遠了，因為我們的心太軟！（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以前的世界雖然沒有多好，但每個國家至少權利義務清楚，「量能課稅」、「共體時艱」這種稅務價值也被人服膺。一九四四年是第二次大戰最艱困的一年，美國透過修法，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級距調整為九四％，美國富人在共體困難的精神下，也還是照章納稅。
但這種納稅的普世義務觀，在二戰之後卻逐漸的加速崩壞，原因是：
一、乃是以瑞士為首，世界上出現「避稅天堂」。根據瑞士前代國會議員齊格勒（Jean Ziegler）在《瑞士真相》一書中所述，小國寡民的瑞士為了抽吸歐洲鄰國的資金，以低稅祕密為條件展開金融運作，於是歐洲的富人、全球的貪腐獨裁者、黑道及特務機構的洗錢，都透過瑞士為之。以前歐洲的德法義西等國為了抓逃漏稅，都派出稅務間諜到邊界的瑞士銀行分行去站崗，對進出的人祕密攝影，以供做為追稅之用。美國小布希總統任內就是受不了瑞士銀行替美國富人避逃漏稅，才向華爾街徵召了一大批銀行及會計專家抓證據，抓到了證據後遂脅迫瑞士銀行必須交出美國人的帳戶資料，這乃是今天所謂「肥貓條款」的起源。
二、二戰之後，經濟學界的「三腳貓經濟學」當道，他們拚命的在非法化國家的集稅權，而國家入不敷出怎麼辦？他們即合理化國家的增債，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布坎南（James H.Buchanan）畢生最反對的就是這種「把債當成了稅」的不負責任的經濟學。在這種「三腳貓經濟學」掛帥下，近代各國莫不在減稅上做著競爭。這乃是近代國家的集稅權日益崩壞的原因，避逃漏稅則成了一個市場。
但用減稅來吸金，或把債當成了稅來花用，都只能收效於一時而不能長久。今天的歐豬之一的愛爾蘭，靠著減稅來吸引投資，吹出了繁榮的大泡沫，泡沫很快就破裂，把舉債當成稅來花用，久了後難以為繼，就會出現今天法國及美國的困境。
今天的法國總統歐蘭德就職不久，他面對法債危機，只有增稅一途，他要把富人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提高為七五％，但對低稅已成了習慣的法國富人，這簡直是不得了的大事，於是他們就像遊牧民族般的向外奔逃。法國首富ＬＶ老闆阿諾特要逃比利時，「大鼻子情聖」傑哈．德巴狄厄則逃俄羅斯，其他的大富人如家樂福老闆，也多人不要再當法國人，也入籍比利時。現在已是個富人無祖國的時代，國家的選擇無關乎認同，只和稅多稅少有關。全球的富人少繳稅早已成了一種他們視為天經地義的習慣，政府要加稅已愈來愈難。
法國要加稅，富人則拚命要逃，整件事鬧得沸沸揚揚，法國政府當然加稅有理，而富人逃稅逃國，雖然沒理，但也說得好像很有理，稅務乃是今天的世界完全沒有共識的一個領域，舊的納稅共識已經完全瓦解，無論怎麼說都可以扯出一堆有理沒理的道理，別的國家也把這種事當做一個鬧劇。法國富人大規模的放棄法國籍，各國都在那裡說長道短。
但其他國家也必須警覺到，法國富人逃亡潮這種事早晚也會發生在自己頭上。法國剛剛鬧完，現在就鬧到了美國。美國為了解決財政懸崖危機，最後也必須回到加稅減稅這種最基本的方向上，今天美國富人的加稅級距很小，完全不能和法國相比，但美國富人低稅也成了習慣，現在要加稅，當然也是只有逃，臉書創辦人之一沙弗林早已逃到新加坡，香港武打明星甄子丹，從中國逃美國，現在不知道逃到哪一國。美國富人的逃亡潮裡據說有很多是台灣美國人，可見台灣富人的逃亡潮早就出現了。
現在是個全球化的新時代，有本領的人可以永遠遊牧，永遠逃，國家只對沒有本領逃的人有意義，他們必須繳稅服兵役，對這個權利義務已崩壞的時代，我們只能夫復何言！（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殘景凋年，臘鼓頻催，再近把月就要過年了。
而這個年對大多數人的確不好過。二○一二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在保一的上下掙扎。如果扣掉「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出口貿易，台灣事實上已嚴重的衰退，這也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無薪假甚至已上升到華航這種等級企業的原因。二○一二年台灣受僱者的所得退回到十四年前，由於大家都沒錢可花，整個消費零售業也開始負成長，台灣的受僱者有四八％拿不到年終獎金，整體平均年終獎金已由去年的一．一三個月減少到一．○五個月。今年的過年氣氛，鐵定會比以前清冷許多。
但老百姓今年難過，卻有一種人是「別人皆瘦我獨肥」，可以肥滋滋的去過他們的大肥年。這些人就是國營企業、國家特許而成立的法人機構和特定的政府組織。中油可領卅三萬年終，台電可領廿六萬，農業信保基金每人獎金四二萬，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可領卅六萬，中央存保公司每人獎金卅九萬，中央造幣廠獎金卅一萬，中央印製廠卅萬，更不必談這些機構的董事長可領近百萬了。近年來台灣財政日益崩壞，他們如果還有點良心，至少也應該少吃一點，以示與民共苦，但他們可吃的絕不鬆口，照這種吃法，這個中華民國不被吃垮也難。
於是我就想到了前代哈佛著名學者穆爾（Barrington Moore,Jr）的那本經典名著《不正義：服從與反叛的社會基礎》。他在書中指出，一個合理的政府就應該基於社會的相對義務，審度情況，擬定分配正義和各種關係。但非常不幸的是，人類歷史上有太多「掠奪性的政府權威」（Predatory Authority），它永遠只為它的那一群少數服務，總會做出使人民產生義憤的錯誤。因此穆爾教授遂指出，一個政府一定要有「相互性」（Reciprocity）這種最基本價值認知。他所謂的「相互性」，將它譯為台語最能表達，那就是政府做事要「互相」，要「差不多一點」。只有政府做事「差不多」，不要「太超過」，人民對政府的同意才可能維繫；如果政府做事「太超過」，即難避免人民的反抗，甚至爆發出革命的怒焰。今年台灣的「人民皆瘦我獨肥」，就是政府吃人民吃得「太超過」。
穆爾教授的那本名著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他是用古典的正義標準看政府的所為及當為。但到了一九八○年代，世界的政治已出現了一種怪胎，那就是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最先指出，後來被義大利思想家英格勞（Pietro Ingrao）正式命名的所謂「三分之二社會論」。它的意思是在說，現在有一種政府，它可以透過宣傳、利益輸送與服務等所有的支配方式，只要能掌握到三分之二人口，即可為所欲為，永垂不朽；至於那另外的三分之一，他們去死去活甚至他們搞革命，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會。反正三分之一是什麼事情也做不出來的。正是因為近代許多統治者都相信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所以許多政府對社會上真正的弱勢遂愈來愈不理會，看你們能奈我何！英格勞這種「三分之二社會論」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成了「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只要我以各種方法掌握了五一％的選票，剩下那四九％的人完全可以不加理會，縱使想要革命也可以輕鬆的用各種力量壓制下去。
因此，基於歐洲的「三分之二社會論」及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一社會論」，我們已可看出現代的政治已變了。以前的政治還有古典的正義準則，有權力的人還必須在正義的標準下知道做事必須有節制，凡事不能太超過。而現在時代已變了，反正我有宣傳及財政的籌碼，我只要掌握住有錢人以及軍公教及他們的親友，大概就已穩穩的掌握了五一％，我的核心人馬過年猛吃年終獎金又怎麼樣？四八％的人沒有年終獎金又怎麼樣？權力的樂趣本來就是「一朝權在手，便把錢來吃」，反正過年吃個幾十萬百萬，中華民國也不會說垮就垮，至少還有好多年可以繼續吃。現在是個不吃白不吃的時代，吃得太超過又怎麼樣？（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上星期五，承蒙花蓮縣長傅崐萁先生好意，邀我到花蓮縣政府演講，講題內容之一是「常識治國論」，因為我認為當今的台灣已很悲哀的走到了「反常識治國」的錯誤方向。由於這個題目涉及了思想史，因此在演講中我只能簡單提到，不能從學理上加此申論，願在此引申。
任何研究政治史及文明史的都必然知道今日的文明，是開始於十八世紀的啟蒙精神，後來的科學與工業革命以及制衡式的民主政治都由此而發生。
而要理解那個時代，就不能疏忽了當時蘇格蘭的道德哲學家里德（Thomas Reid），他後來做到蘇格蘭格拉斯高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在他之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及亞當.斯密的老師哈奇遜都坐過這個位子。在那個時代，哲學思想充滿了各種玄奧的理論，他認為這對人類文明的進步意義不大，於是他遂提出「常識哲學」。他認為科學與道德事實上都有自明的經驗法則存在，人類本身就帶了真理之光，人對甚麼是對錯，甚麼是真假是非，都不難判斷；因此他主張人們要追求不離開經驗的系統化科學，要去追求常識的公平正義。他的「常識哲學」沒有太多學術上的空談，對那時的蘇格蘭和英格蘭科學上飛躍的進步，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有個美國留學生拉什（Benjamin Rush）在愛丁堡大學就讀，他對里德的「常識哲學」極為崇拜，他就把常識哲學介紹給了他的美國作家朋友潘恩（James Paine），並建議他寫的政論以常識為名出版，這本著作對美國的獨立革命起了很大的領導作用，拉什學成後，自己也是開國元勳的一代，他甚至是美國醫學科學的先驅。
里德的「常識哲學」，除了影響到潘恩外，同時也影響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起革人傑佛遜，獨立宣言中提到人民的正義乃是「自明的真理」概念，就是常識哲學最核心的前提。後來傑佛遜成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美國民主的制衡民主就是傑佛遜以常識治國所首創。
因此，「常識哲學」起源於蘇格蘭，使蘇格蘭成為現代文明及工業革命的始源地，以常識的公理正義治國，後來在獨立後的美國發揚光大，美國開國元勳那一代都不談至高的學理，而重視經驗上的常識。當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所著的經典之作《美國的民主》裡，就推崇美國開國的那一代具有一種特質，那就是他們有著一種「正確理解的私利」，人們在追求自我的利益時，也能重視公共利益，這就是常識上的平衡。這種尊重常識和常識上顯露出來的平衡人性，不只成了治國的要素，也成了批評的主要價值。常識是一個社會自動形成的是非標準，統治者不能違背了常識而遂行其統治意志，違背了常識的統治，就等於是把革命權還給了人民。例如，二○○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z）最近在新著《不平等代價》中，即重申托克維爾的「正確理解的私利」概念，他的意思就是在說美國政商勾串造成的不平等，已嚴重到違反常識的程度。
因此，「常識」是重要的，「常識」是一種自然神學的概念，它相信一個社會的正義標準和民心的向背，都有自明的道理。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統治者要按常識的標準來治國，而常識治國就是「以天下人之心為自己的心」，然後以這樣的心來治國。十八世紀新興的美國就是以常識來治國的成功範例。但今天的世界，包括台灣在內，統治者都是按自己的意志和黨派利益治國，整個統治方式愈來愈違背了常識；它不是以常識治國，而是以拖延的口號或空洞的禮貌等顧左右而言他的社會控制手段來治國。當整個統治的方式愈來愈反常識，常識的民怨就會更加沸騰。
近年來，我專門研究十八世紀西方社會飛躍式的進步，啟蒙時代的常識革命和以常識治國的政治革命實在是關鍵因素。英國殖民政府的反常識，使得美國人民以「常識」為理由，革命成功，並開始了常識治國的新頁。常識太重要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上星期的專欄我提到當代主要經濟學家薩傑士的新著，最近又剛讀了二○○一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新著《不平等的代價》即將由天下出版的中文譯稿。這兩位頂尖大師級的人物，他們共同關心的焦點之一，乃是當今政府無能及失能，最後使得整個國家失去了方向。足見政府的無能失能，所造成的失速失向是多麼的嚴重。
而研究政府無能失能問題的學者都知道，各國的無能失能有不同的類型，美國的無能失能是特殊利益團體牽著政府走；而中國則是專制造成了貪腐無能。而像台灣這種半民主半專制的社會，則是另一種無能失能的型態。台灣式的無能失能，就讓我想到一九八○年代英國學者比爾（S.Beer）所謂的「停停走走政治學」（stop-and-go politics）。
一九七○年代後期至八○年代，英美的民主開始深化，媒體政治的時代也告到來，於是產生了一種新舊夾纏的奇怪領導人；有些事他有專制的特色，但更多事他則是個嚇破膽的人物，他沒有意願和膽識在許多事發生之初就站定立場。於是他的政府就成了一個亂七八糟，「走走又停停」的政府，完全看不到一個方向感。專制與懦弱的兩種缺點都在他的手上集其大成。美國學者加德納（John Gardner）甚至表示這種國家機器其實是「時開時關」（on-again, off-again politics）。
這種型態的無能失能，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困境：
一、在大方向上，它仍有專制的遺傳，但在這個時代，專制已必須用民主來包裝，因此這種政治必然會有很多欺騙的成分，甚至有許多屬於知識詐欺、語言遊戲的成分。對於這種半專制半民主的欺騙，人們當知之甚詳。
二、而在許多具體問題上，美國學者喬尼斯（B.D. Jones）即指出：「由於政府缺乏意願和方法來抗衡別人的競爭性需求」，於是它只好東躲西閃，讓下面的人自己去打。馬是一個喜歡動輒祭出黨紀的人，但像退休軍公教慰問金的問題，他則不搞黨紀這一套，而是讓行政院與立法院自己去打。黨紀或不黨紀，完全沒有客觀的基礎，只是一種視權術需要而玩的手段。一種唯權術的政權，怪不得它的整個政府運作愈來愈癱瘓錯亂了。
三、這種政府由於專制起來就任意而為，膽怯起來就諸事都不為，它自然不可能有國家長遠的目標與規畫，只是隨波逐流。無能失能最後一定走到迷航失向的結果，這乃是今天台灣最大的困境。
今天整個台灣洋溢著迷惘不安的氣氛，有的人是無端的憤怒，有的人則只求得過且過，但就是沒有一個有方向感社會才會有的社會積極性。我甚至認為在無能失能這個問題後，台灣的學術界應準備去研究社會與國家的退化問題了。
一個社會與國家，最重要的是要維繫住社會與國家最重要的公平與正義，當有了公平與正義的最低限標準，至少這個社會與國家的基本認同不致於渙散，然後可以逐漸形成新的方向感，可以替國家保持元氣。我最近讀薩傑士及史迪格里茲教授的新著，已明確的感覺到，他們都共同的關心當今的政府無能失能問題；而且都共同主張，降低社會不公平的程度，從事經濟與倫理人心的革新，乃是讓美國重獲繁榮的不二法門。
在讀了他們的新著後，我油然有感的是，台灣政府的無能與失能，其實在程度上是比美國嚴重了千百倍，但台灣的統治者對自己政府的無能與失能卻是完全無感，仍然藉著台灣社會的藍綠矛盾，在玩弄著他的權謀遊戲，而對台灣迫在眉睫的經濟停滯膨脹，退休軍公教的不當非法特權，以及國家未來的財政危機，仍在以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繼續唬弄拖延。
對危機的麻木，是在替更大的危機做著奠基的工作。最近這幾天，政府對退休軍公教慰問金問題又再拖延，而在拖延中國民黨自己內部又鬥成了一團。行政院的慰問金是假改革，假改革造成的內鬥是無聊的假內鬥。而台灣的真改革何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最近，我花了兩個長周末，讀了當代主要政治經濟學家之一的薩傑士（Jeffrey Sachs）教授的新著《文明的代價：衰退之後的經濟學和倫理學》，該書淺白易懂，但字裡行間洋溢著對美國前途的憂慮與關切。該書指出，整個美國幾乎已需要重來一次，要從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變成一個「有心有感的社會」（Mindful Society），而政府也要結束被特殊利益團體綁架所造成的方向混亂，重拾早已失去了的公平正義，改善貧富的嚴重不均，重建政府的公共責任和重獲繁榮與幸福。
該書最獲我心的是第十二章〈高度效率政府的七種習慣〉。他所謂的七種習慣是設定清楚的目標和水準點、動員專家、形成長期計劃、關切遙遠的未來、結束被公司利益團體綁架的現狀、恢復公共管理、權力分權化。而最重要的乃是必須認知到有效率的政府必須是個誠實的政府這個鐵則。但薩傑士教授也指出，政府的改革絕不容易，政府早已有了惰性，而且既得利益者也會反擊，因而所謂的改革常會愈改愈糟。他在書中特別引用了前代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的那句曠世名言：「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乃是它要改革的時候。」
薩傑士教授乃是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他以前集中研究全球化的貧窮問題，近年來則擔任哥大地球研究所主任，也是健康醫療政策教授，關心環境與公衛經濟學的問題。他在該書中指出，近年來美國經濟一切向錢看，鼓吹消費主義和全球化，這已造成了美國產業的空洞化和競爭力的衰退以及社會的貧窮化。他除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烈質疑外，對過度消費造成的假性繁榮不滿，認為這種社會看起來金光閃閃，但那只不過是鍍金的閃亮，整個社會並沒有多少均富平等創新的真金含量。因此他認為美國已需形成新的均等平衡共識，他也主張政府應加強教育、環境、醫療照護和能源這種具有未來性的投資。經濟的發展不是以消費為目標，而應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為目標。
因此，在世界景氣依然未見好轉，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好轉的此刻，我讀了薩傑士教授這本觀點相當另類、企圖心也很大的著作，心裡實在很有感覺。薩傑士教授當過許多國家的發展顧問，二○○二至○六年間他甚至當過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的個人特別顧問，他在本書裡的許多觀點，我認為對今天的台灣政府亦極有價值。
由薩傑士教授的新書，我就想到《經濟學人》十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那一期的「真正的進步主義」封面故事了。對《經濟學人》台灣的統治者可能很感冒，但這份雜誌卻無疑的是世界頂級的雜誌，它經常都能以認真的研究、預見興衰且能帶動時勢。在十月份的那一期，它就以極有學問的分析，為當今各國的貧富不均發出呼號，該刊指出，人類有兩次鍍金年代，都造成貧富的強烈不均；第一次鍍金年代促成了第一次進步主義，而今天的世界拜金消費主義大盛，貪汙腐化和貧富不均比第一次鍍金年代更甚，因而該刊主張這個世界現在應到了第二次進步主義的時候，應停止劫貧濟富的國家政策方向。該刊那期的封面專題，與薩傑士教授的新著，真可謂是在相互呼應。
言至於此，我還是要重提薩傑士教授新著第十二章的觀點，他認為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失去了方向，政府的失去方向造成「混亂的社會」（Distracted Society）。政府也被少數公司綁架，專門會做出圖利大公司而為害勞工與人民的政策。因此薩傑士教授主張，政府一定要誠實的面對問題，不要搞「謀略欺騙」（rig），趕快確定政府的公共責任，將國家的資源做出最有效的運用。政府應在還來得及之前趕快做出真正的大方向政策。今天台灣的政府已出現了嚴重的正當性危機，馬政府的不滿意度已首次超過七成，在這個時刻，請大官們把薩傑士新著找來拜讀一下吧。
二○一○年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辦了擴大的公與義學術討論會，會議的全程後來輯成厚厚一大冊「實在年代」，該書出版時的新書發表會上，我應邀演講，我即表示該書極有時代價值，它相當於一部當代台灣一切重要問題的小型百科全書。舉凡台灣的政治、經濟、人口、環境、財政、住宅、綠能，沒有一個沒有觸及，而且都提綱絜領，討論的相當深入，不但對一般讀者有益，對當政者尤其有價值，因為它其實已為台灣的轉型定出了藍圖。
但該書出版迄今之，業已近一年，但令人非常扼腕的，儘管有了那麼好的改革框架，但台灣卻仍在原地踏步，「天下」雜誌已明言，台灣是四小龍裡唯一沒有轉型的。在政治上，台灣領導的平庸化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而政治鬥爭的卑鄙化和邪惡化則已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無能的責任可以很容易就以藍綠惡鬥為名推給了在野的對手。當領導無能，整個國家遂失去了方向感，於是國家認同日益混亂，國家施政也毫無章法，就以經濟而論，台灣目前已成了亞洲出口衰退幅度最大的一國；今年甚至連成長率能不能保二都有問題。至於社會經濟，則是國民的薪資每下愈況，大學畢業生只有台幣二萬五的水準，當台灣薪資無法增加；當然是還有點生產力的中級技術人力開始往中港星韓等地外流，比較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則成了沒有希望的一代。一個政府的責任乃是去創造良好的社經條件，讓國民滿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目標，但台灣的統治者們在最近一年多卻在散布台灣無人才之論，好像台灣經濟的崩壞不是統治者的責任，而是台灣沒有人才的責任。當今的台灣，似乎已不再有別的可資炫耀的事務，只剩下鳳梨酥和小吃。今天台灣在這個全球分工的時代，已沒有甚麼核心的製造業，只剩低科技的觀光及食品加工業。難怪已有愈來愈多人看壞台灣，認為台灣已菲律賓化了。面對台灣的困境，政府雖宣稱有「中長期振興經濟藍圖」，但至今談來談去都只是一些老生常談，而且議而未決。要期望台灣改頭換面，似乎真的不容樂觀。
因此，從「實在年代」出版迄今，已證明了「實在年代」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當想到「實在年代」未發生作用，我就想到公與義的學術討論會儘管規劃周詳，但一定疏漏了甚麼最重要的課題。當想到這裡，我就不得不講幾句可能會冒犯到一些人的話，那就是那次討論會明顯的疏忽了當代日益重要的「新癱瘓政治」(new political of paralysis)這個課題。當政治癱瘓、領導無能，你給他再好的建議，他也不會採納和不敢採納。當別人的話全都白講，「實在的年代」當然因為無用，而成了「不實在的年代」!
近年來，我在許多演講場合都提到過當代政治的一種向下沈淪。在古奧時代從柏拉圖開始，一直到廿世紀中葉，都知道政治領導的重要。政治領導是一個國家的舵手，有了好領導，國家才會有方向。這也是現代化進步的國家得以循序漸進的主因。可是廿世紀，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俄國出了個史達林，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們無疑的都是極壞的領袖，於是政治學家及現實的政治人物遂怯於自談領導。談領導就會被認為是在搞人治；而廿世紀後期，由於媒體的發達，民主的深化，人人都有話就說，進入所謂的「多元民主」階段，於是大家只談民主和民意，而不再談領導，並把政治表演和如何討好民意視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工作。於是只做秀不做事，只會講漂亮的空話以討好每一種人民的平庸無能人物遂告崛起。二○一一年七月份的「經濟學人」雜誌，就以「新的癱瘓政治」和「領導的缺席」做為封面故事，來談近代國家只是拖延問題，甚麼改革也不做、也不敢做的現象做了詳細的討論分析。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二○一一年上台，日本媒體即稱他的內閣是個「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就是在表示他的內閣之平庸無能。這種平庸無能的現象，其實非常普遍。台灣現在的內閣，就是個典型的「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對於這個內閣的經濟政策，已有評論家指出，它乃是「黑板經濟學家」的內閣，它對於教科書的經濟學很熟悉，但對產業這種實在的問題完全外行。難怪台灣經濟要每下愈況了!
除了不懂實務、只懂教科書外，當今的政府也完全的缺乏了主體性的思想，就以ECFA為例，我是從頭開始就反對，政府的打手還對我不斷人身攻擊，我認為ECFA完全缺乏了主體思維，只會把台灣的經濟被掏空；而且讓台灣在全球經濟秩序裡被邊緣化。現在我的觀點已被證明為真，但政府仍兀自在替ECFA大肆宣揚，認為ECFA是多麼偉大的政策，錯到底還不知道更改，台灣又怎麼會有未來?
當代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界已怯於談領導，於是「不領導的領導人」遂可以尸位素餐，而領導學遂往企管學轉移，這反而促成政治界出不了領袖，領袖往工商企業界移動的現象，企業界的執行長了解現實、敢做決斷，反而能夠產生真正的領袖。台韓對比，韓國的李明博了解問題、有目標、有方法，能把韓國帶到轉型的新方向，台灣則只有說空話、會做秀不會做事的政治表演家。「實在的年代」反而得不到任何實在的成績。
因此，此刻的台灣，百孔千瘡，有百科全書式的「實在年代」，卻做不出任何成績，因為人們已疏忽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即就是民主形成不了國家的新方向，新方向的尋找需要有好的領袖，而台灣正好少了這種領袖。當沒有領袖，就甚麼也沒有。也正因此，公與義的討論，可能就需要補辦一次「重新尋找領袖」的討論吧!
]]>資訊取代知識 政府缺乏創見思考
也就是說，近代一個曾創造時代改變自己命運的經驗，發生在蘇格蘭。大英百科全書是在蘇格蘭編印的，印證那時代蘇格蘭是個了不起的地方。蘇格蘭改造自己，影響美國，如電報電話之父貝爾、鋼鐵大王卡內基。世界稱頌的常春藤教育，也是由於蘇格蘭牧師在愛丁堡大學畢業後把蘇格蘭的系統帶到美國東岸普林斯頓，完成的菁英訓練養成系統，造就了許多總統、菁英。
不同於知識菁英造就的時代，今天全球化資訊化下，由於資訊太容易取得而不消化。這時代是「知識凋零，資訊氾濫」！資訊不等於知識，「知識」會誘導你去追蹤問題的本源與解決問題的方法，「資訊」告訴你很多事情，但不會促使你思考。特別是這幾年，資訊取代知識，八卦新聞主宰社會，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八卦化。當國家不關心知識，連政府寫的報告，都充斥各式各樣的資訊，找不到方法、策略。所以政府什麼都知道，缺乏創見與思考，不足以服眾。尤其面對台灣的藍綠衝突，做領導者要以化解衝突為任務，政治人物不誠實與名嘴利用矛盾，是社會的不幸。
這次的研討會，中華經濟研究院張榮豐所長一針見血：「施政需在關鍵時刻做好該做的事，時不我予，否則後續將有嚴重的骨牌效應。事有主從之分與輕重緩急，每個時間點的重點並不相同，不能一鍋大雜燴。那是什麼都有，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訊息很多，可是方向是什麼呢？要先解決哪一個問題？哪個是真問題？哪個是假問題？完全沒有判斷，這是近代政治最大的問題，現在全世界政府，用政治學界流行新語詞平庸（mediocrity），指的就是當代政治人物問他什麼話都會講，但完全沒有方向、沒有概念。因此，知識欠缺是現在政治越來越平庸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大英百科全書熄燈帶來的感慨。
「志氣」引領創新
近代的人不關心知識，就不會去整合知識，沒有去真正解決問題、創造問題的能力。最近我鼓吹個觀念叫「志氣經濟學」。經濟學是針對已出現的現象，但創造的人是怎麼創造出這些理論，是教科書不會告訴我們的。因此，這幾年我不喜歡談理論，喜歡談實務。追究在國家方向上有帶頭作用的人，他們的志氣是怎麼來的？福特創辦人在發明汽車前，就立定志向，想要一台不用馬拉的車，便將蒸汽機的道理帶進製造汽車，再整合法國冶鋼技術，第一部原形車就出現了。福特在志氣的引導下，拼命整合技術創新，化不可能為可能。在研究每個領域時，原創人怎麼立志？怎麼無中生有？才是最了不起的核心關鍵。
最近這幾年，韓國很了不起，已是世界科技大國。韓國的都市更新，清溪川整治也為各地爭相效尤，民進黨的治河經驗也參照有加。發展美食不像台灣做小吃，而是搞大吃，把韓國料理竟推成全世界第五大料理。以前韓國是弱國，被別人看不起，現在完全站在未來的高度上，立下志氣推動國家建設。這就是李明博拼了命的帶動搞未來，韓國企業家也有拚命的精神，凝聚這股志氣推動科技，日本已不在眼下，直接與美唱對台，這就是人家的志氣。
相對於韓國，台灣真的很沒有志氣。我們政府的領導階層只看現在，日子可以過就馬虎過，發展觀光產業，盡在搞小不搞大，小吃很好吃推廣也容易，就不必去規劃其他了。相對其他亞洲國家，台灣最早也最多留學海外，台灣人很聰明，外國有什麼我們抄什麼，那時代，韓國、馬來西亞都不夠看，抄的最快的就是我們。現在不一樣，台灣會抄，外國抄得更快。韓國後來也很會抄美國，現在連東南亞其他國家也跟進，模仿出心得和創造力，韓國創造力就此應然而生。
中國也在抄西方的模式轉型。值得注意的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對內壟斷，雖讓民間企業沒有與其競爭與發展的空間，但大型的中國國營企業卻計畫性的對外代表國家與西方企業競爭，在壟斷外扮演企畫經濟下開發產業的領頭羊。中國資訊產業最厲害的就是華威公司，在二○一○年全世界申請國際專利最多，它拚命搞專利、搞研發，於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同時加強研發能力。中國國營企業在既有的國際經貿遊戲上和跨國大公司拚競爭，進行企業併購、市場開發，甚而到第三世界國家包土地、種糧食。
可惜台灣國營企業就只在搞國內壟斷和風險投機。我以前是念農業的，當時就體會到台灣要發展生技產業實屬台糖最有本領，台糖如果有志氣整個生技產業早就應該以台糖作為領頭羊開發帶領產業起步。但是台糖現在做的是養豬、做貢丸這類小東西，與民爭利。現在新興經濟體：墨西哥、南非，都在模仿中國國營企業的模式，內部仍是壟斷，外部扮演國家經濟領頭羊的角色。
現在的經濟學大多是有能力的人所拓展的經濟學，這些人有錢、有技術，可以在全世界跑來跑去。可是任何一個社會，沒有本領的人占最大多數，沒技術、沒錢，所以應該有一套不能移動的經濟學照顧大部分民眾的利益。在全球化整套理論下為能夠移動的人才技術在運轉時，許多國家地區都有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的事實。台灣政府、學界應面對民心所向呈現的社會住宅正義、分配正義、所得正義，嚴肅而負責的對話與規劃。美國出現一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到了二○一二年之後日子會越來越難過，亞洲國家快速整合中，整合過程中跑的越快的人，累積的速度就會差更多，台灣不追趕，就要落後更多！
「轉型」（transformation）是一九九七年美國政治家學會所提，現在全球都在轉型，科技、政治、法律一切都在談轉型。目前天下雜誌專題「亞洲之轉型」指出，轉型第一名是韓國，第二新加坡，香港居第三，亞洲四小龍台灣殿尾。往日台灣引以自豪的教育水準、島嶼景色、人情味，因缺乏國家的大方向與志氣。很多模仿外國機制的亞洲國家，漸有心得與轉型架構，新加坡，立志要成為亞洲金融的hub，與全世界連結。連馬來西亞，也宣稱要成為亞洲現代化教育中心，與美、英著名大學連絡開分校。再過幾年，馬來西亞人不會來台灣念書了，反而是台灣人到馬來西亞念書，因為念完就等於拿到美國歐洲的學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定位角色，台灣原本在亞洲國家中，是隨西方腳步最快的地方，現在則是最慢的角色。台灣混著過日子，全世界都在變，台灣就老神在在，以不變應萬變，這怎麼得了。
一九四九年來最艱困挑戰 領導菁英要面對
最近幾年政治學不談領導，僅有商學企管談談領導學。從啟蒙至今崇尚自由民主都重視政府的領導人角色。領導人要有氣魄，決定國家方向。當政治界不談領導後，近代美國學者認為甘乃迪後，沒有好領導，為什麼？是平庸化！ 台灣和美國一樣，蔣經國後就沒什麼了不起的領導人。多元社會紛爭多，任何問題各種聲音不斷，領導人採取的立場、作的決定，總有人罵，領導人必須有不怕被罵的定力，敢於拍胸脯、扛責任的魄力，雜音才會愈來愈少，甚至不敢也不會輕易發聲或哄鬧。
反之，不做決定，不拍板負責，因循之下，小問題吵成大問題，大問題吵成危機。好的領導人應該整合專家與經驗者，依據已有的籌碼與規劃，凝聚方案拍板負責。台灣處於一個危機挑戰接踵而來的時空環境，危機管理與政府的信任需要踏實而寬宏的領導人風格與意志。
菁英們要學習和大眾對話，一起解決問題，現在台灣一談問題就對立，政府也專門喜歡搞這把戲。民主社會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主人，知識分子應該是透過各種管道了解大眾的想法，從大眾的想法抽離出一些共同的概念。在批判與探究的過程中跟社會產生有機互動，跟老百姓有互動才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千萬不要認為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追求地位與權力。
近幾年來國民黨以九二共識推展下的兩岸和平發展，北京的策略是等著把台灣經濟逐漸整合入中國的經濟系統中，兩岸都在應付對方。我認為和平反獨後，應是和平促統。中國在亞洲經濟的整合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北京與美國的壓力下台灣的空間越來越小。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不應閃避問題，讓百姓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明白台灣的選擇很少。台灣這幾年恐怕是一九四九年之後面臨最艱困年代的開始，如何揪合一群知識分子，面對現實問題的種種，透過講實話、作實實在在的事，越來越迫切。
資訊取代知識 政府缺乏創見思考
也就是說，近代一個曾創造時代改變自己命運的經驗，發生在蘇格蘭。大英百科全書是在蘇格蘭編印的，印證那時代蘇格蘭是個了不起的地方。蘇格蘭改造自己，影響美國，如電報電話之父貝爾、鋼鐵大王卡內基。世界稱頌的常春藤教育，也是由於蘇格蘭牧師在愛丁堡大學畢業後把蘇格蘭的系統帶到美國東岸普林斯頓，完成的菁英訓練養成系統，造就了許多總統、菁英。
不同於知識菁英造就的時代，今天全球化資訊化下，由於資訊太容易取得而不消化。這時代是「知識凋零，資訊氾濫」！資訊不等於知識，「知識」會誘導你去追蹤問題的本源與解決問題的方法，「資訊」告訴你很多事情，但不會促使你思考。特別是這幾年，資訊取代知識，八卦新聞主宰社會，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八卦化。當國家不關心知識，連政府寫的報告，都充斥各式各樣的資訊，找不到方法、策略。所以政府什麼都知道，缺乏創見與思考，不足以服眾。尤其面對台灣的藍綠衝突，做領導者要以化解衝突為任務，政治人物不誠實與名嘴利用矛盾，是社會的不幸。
這次的研討會，中華經濟研究院張榮豐所長一針見血：「施政需在關鍵時刻做好該做的事，時不我予，否則後續將有嚴重的骨牌效應。事有主從之分與輕重緩急，每個時間點的重點並不相同，不能一鍋大雜燴。那是什麼都有，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訊息很多，可是方向是什麼呢？要先解決哪一個問題？哪個是真問題？哪個是假問題？完全沒有判斷，這是近代政治最大的問題，現在全世界政府，用政治學界流行新語詞平庸（mediocrity），指的就是當代政治人物問他什麼話都會講，但完全沒有方向、沒有概念。因此，知識欠缺是現在政治越來越平庸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大英百科全書熄燈帶來的感慨。
「志氣」引領創新
近代的人不關心知識，就不會去整合知識，沒有去真正解決問題、創造問題的能力。最近我鼓吹個觀念叫「志氣經濟學」。經濟學是針對已出現的現象，但創造的人是怎麼創造出這些理論，是教科書不會告訴我們的。因此，這幾年我不喜歡談理論，喜歡談實務。追究在國家方向上有帶頭作用的人，他們的志氣是怎麼來的？福特創辦人在發明汽車前，就立定志向，想要一台不用馬拉的車，便將蒸汽機的道理帶進製造汽車，再整合法國冶鋼技術，第一部原形車就出現了。福特在志氣的引導下，拼命整合技術創新，化不可能為可能。在研究每個領域時，原創人怎麼立志？怎麼無中生有？才是最了不起的核心關鍵。
最近這幾年，韓國很了不起，已是世界科技大國。韓國的都市更新，清溪川整治也為各地爭相效尤，民進黨的治河經驗也參照有加。發展美食不像台灣做小吃，而是搞大吃，把韓國料理竟推成全世界第五大料理。以前韓國是弱國，被別人看不起，現在完全站在未來的高度上，立下志氣推動國家建設。這就是李明博拼了命的帶動搞未來，韓國企業家也有拚命的精神，凝聚這股志氣推動科技，日本已不在眼下，直接與美唱對台，這就是人家的志氣。
相對於韓國，台灣真的很沒有志氣。我們政府的領導階層只看現在，日子可以過就馬虎過，發展觀光產業，盡在搞小不搞大，小吃很好吃推廣也容易，就不必去規劃其他了。相對其他亞洲國家，台灣最早也最多留學海外，台灣人很聰明，外國有什麼我們抄什麼，那時代，韓國、馬來西亞都不夠看，抄的最快的就是我們。現在不一樣，台灣會抄，外國抄得更快。韓國後來也很會抄美國，現在連東南亞其他國家也跟進，模仿出心得和創造力，韓國創造力就此應然而生。
中國也在抄西方的模式轉型。值得注意的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對內壟斷，雖讓民間企業沒有與其競爭與發展的空間，但大型的中國國營企業卻計畫性的對外代表國家與西方企業競爭，在壟斷外扮演企畫經濟下開發產業的領頭羊。中國資訊產業最厲害的就是華威公司，在二○一○年全世界申請國際專利最多，它拚命搞專利、搞研發，於帶動國家經濟發展同時加強研發能力。中國國營企業在既有的國際經貿遊戲上和跨國大公司拚競爭，進行企業併購、市場開發，甚而到第三世界國家包土地、種糧食。
可惜台灣國營企業就只在搞國內壟斷和風險投機。我以前是念農業的，當時就體會到台灣要發展生技產業實屬台糖最有本領，台糖如果有志氣整個生技產業早就應該以台糖作為領頭羊開發帶領產業起步。但是台糖現在做的是養豬、做貢丸這類小東西，與民爭利。現在新興經濟體：墨西哥、南非，都在模仿中國國營企業的模式，內部仍是壟斷，外部扮演國家經濟領頭羊的角色。
現在的經濟學大多是有能力的人所拓展的經濟學，這些人有錢、有技術，可以在全世界跑來跑去。可是任何一個社會，沒有本領的人占最大多數，沒技術、沒錢，所以應該有一套不能移動的經濟學照顧大部分民眾的利益。在全球化整套理論下為能夠移動的人才技術在運轉時，許多國家地區都有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的事實。台灣政府、學界應面對民心所向呈現的社會住宅正義、分配正義、所得正義，嚴肅而負責的對話與規劃。美國出現一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到了二○一二年之後日子會越來越難過，亞洲國家快速整合中，整合過程中跑的越快的人，累積的速度就會差更多，台灣不追趕，就要落後更多！
「轉型」（transformation）是一九九七年美國政治家學會所提，現在全球都在轉型，科技、政治、法律一切都在談轉型。目前天下雜誌專題「亞洲之轉型」指出，轉型第一名是韓國，第二新加坡，香港居第三，亞洲四小龍台灣殿尾。往日台灣引以自豪的教育水準、島嶼景色、人情味，因缺乏國家的大方向與志氣。很多模仿外國機制的亞洲國家，漸有心得與轉型架構，新加坡，立志要成為亞洲金融的hub，與全世界連結。連馬來西亞，也宣稱要成為亞洲現代化教育中心，與美、英著名大學連絡開分校。再過幾年，馬來西亞人不會來台灣念書了，反而是台灣人到馬來西亞念書，因為念完就等於拿到美國歐洲的學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定位角色，台灣原本在亞洲國家中，是隨西方腳步最快的地方，現在則是最慢的角色。台灣混著過日子，全世界都在變，台灣就老神在在，以不變應萬變，這怎麼得了。
一九四九年來最艱困挑戰 領導菁英要面對
最近幾年政治學不談領導，僅有商學企管談談領導學。從啟蒙至今崇尚自由民主都重視政府的領導人角色。領導人要有氣魄，決定國家方向。當政治界不談領導後，近代美國學者認為甘乃迪後，沒有好領導，為什麼？是平庸化！ 台灣和美國一樣，蔣經國後就沒什麼了不起的領導人。多元社會紛爭多，任何問題各種聲音不斷，領導人採取的立場、作的決定，總有人罵，領導人必須有不怕被罵的定力，敢於拍胸脯、扛責任的魄力，雜音才會愈來愈少，甚至不敢也不會輕易發聲或哄鬧。
反之，不做決定，不拍板負責，因循之下，小問題吵成大問題，大問題吵成危機。好的領導人應該整合專家與經驗者，依據已有的籌碼與規劃，凝聚方案拍板負責。台灣處於一個危機挑戰接踵而來的時空環境，危機管理與政府的信任需要踏實而寬宏的領導人風格與意志。
菁英們要學習和大眾對話，一起解決問題，現在台灣一談問題就對立，政府也專門喜歡搞這把戲。民主社會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主人，知識分子應該是透過各種管道了解大眾的想法，從大眾的想法抽離出一些共同的概念。在批判與探究的過程中跟社會產生有機互動，跟老百姓有互動才是知識分子的角色，千萬不要認為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追求地位與權力。
近幾年來國民黨以九二共識推展下的兩岸和平發展，北京的策略是等著把台灣經濟逐漸整合入中國的經濟系統中，兩岸都在應付對方。我認為和平反獨後，應是和平促統。中國在亞洲經濟的整合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北京與美國的壓力下台灣的空間越來越小。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不應閃避問題，讓百姓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明白台灣的選擇很少。台灣這幾年恐怕是一九四九年之後面臨最艱困年代的開始，如何揪合一群知識分子，面對現實問題的種種，透過講實話、作實實在在的事，越來越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