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間許倬雲先生賜寄「過客札記：美國六十年」初稿，這本書既是他客居生涯的回憶錄，也是剖析美國社會病理的診斷報告，更是充滿惆悵與悲憫之情的動人史詩，生動地述說著美國社會與政治體制為何一步步走向衰敗。他與我們分享了在美國1甲子的重要親身經歷，將印象最深刻的人、事、地、物神龍活現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他再把這些人、事、地、物的歷史背景、面貌與本質變化放入一個全方位歷史框架中，來回答一個與他有類似經歷的幾代華人留美菁英的共同疑惑。

他嘆道：「60年前，我滿懷興奮，進入新大陸，盼望理解這個人類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為立國原則的新國家，究竟是否能夠落實人類的夢想。60年後卻目擊史學家、社會學家正在宣告這個新的政體病入膏肓」。他又反覆自問：「如此好河山，如此多元人民，何以境況如此日漸敗壞？」

在字裡行間，我能充分感受他的沉重心情，因為我們這幾代留美的知識分子都曾被美國的開放制度與自由風氣所吸引，都曾被美國的物質繁榮、經濟活力與國際領導威信所折服。與許先生一樣，當我在為美國社會與政治衰敗走勢把脈時，都是抱持一種哀矜勿喜的心情。美國的衰敗不僅意味著整個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將失去最重要的支柱，也可能觸動整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動盪。正如同美國決策者總是懷疑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我們也需要擔心美國是否能和平衰落。

我在1981年夏初次踏上美國，要比許先生晚了將近1/4個世紀。當時水門事件對民主體制合法性造成的傷痕已經消退，但兩次石油危機對美國經濟的重創仍待修復，雷根正以扭轉停滯性通貨膨脹為職志，開始推行一場新自由主義革命。

這場高舉市場萬能而妖魔化政府干預角色的思維變革，在接下來的30多年裡席捲全球，並掃除了所有妨礙資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資回報的人為障礙。一場由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機構驅動的超級全球化，乃以空前的速度推進到地球每一個角落。這場革命既造就了美國經濟的空前繁榮，也為日後美國的社會分裂與政治敗壞種下惡果，如今更面臨全球化受損者的猛烈政治反撲。

美國在新自由主義革命道路上走得最遠，長期由共和黨多數把持的最高法院更不斷為富裕階層打開金權政治洪流的閘門，因此美國社會所累積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也最嚴重，向上社會流動管道趨近停滯的問題也最為突出，社會保障體制日益捉襟見肘的問題也最嚴峻，擁護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衝突也最為尖銳。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最終以選出川普這樣的民粹政治人物而得到暫時的宣洩，但也為今後美國社會的更嚴重撕裂埋下伏筆。

但是川普並沒有紓解美國經濟困局與社會矛盾的良方。相反地，他漫無章法的內政與外交舉措，更讓觀察家擔心他可能是一個加速家道中落的敗家子。他幫富人與企業大幅減稅，必然導致美國財政結構的急遽惡化，2019年的聯邦赤字將首度破1兆美元的大關。他把移民視為導致美國工作機會流失的代罪羔羊，極可能使這個長期以來讓美國經濟得到必要的人力資本補充的關鍵渠道開始萎縮。他透過貿易戰來拆解全球產業供應鏈，必導致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創傷。他推行的「美國優先」單邊主義既粗暴又魯莽，他的國家安全團隊的諸多行徑讓美國愈來愈像一個「超級流氓大國」，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識形態與戰略考量的底線。

新自由主義思維頌揚個人自由，但也同時獎勵自私、自利與貪婪，並鼓勵對物質慾望無止境的追求。美國富裕階層的所得稅率在發達國家中是最低的，而且跨國企業都盡可能將利潤隱藏在國外租稅天堂，他們自私自利到連最基本的社會義務都設法擺脫。這正好可以印證許先生所指出的：「美國的起源是清教徒尋找自由土地，其個人主義的『個人』，有信仰約束，自有分寸。現在，信仰淡薄，個人主義淪於自私。」

短短3個月內，楊國樞院士、胡佛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3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3位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40歲以下的讀者大概對這3位歷史風雲人物沒有太多的印象，年輕一輩也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毫無疑問，這3位之中胡佛院士更是引領台灣民主大潮的第一人。

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從推動審檢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到全面回歸憲政，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進行穿梭、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黨外運動興起，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60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80年代作為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輿論陣地的《中國論壇》半月刊，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的兩位靈魂人物。他為「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的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璿，費希平到林義雄，郝柏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附庸；他看破國民黨權貴之後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民主憲政無所依附；不具備社會主義內涵的保障民生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脫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3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布。

從今年4月開始，具有開創歷史新局意義的幾場高峰會接踵而至，讓人強烈感受到亞洲人撰寫歷史的時代已經到來。

最先登場的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與南韓總統文在寅板門店分界線上舉行歷史性會晤。這是1953年簽署停戰協定以來，北韓領導人第1次跨過38度線。這次兩韓峰會有機會開花結果，而不是曇花一現，一方面雙方展現推進和平協定的強烈意願，另一方面，前有習近平在北京為金正恩加持，後有川普在新加坡準備收割成果，兩大超強都背書了。這次兩韓峰會發表了《關於實現半島和平、繁榮及統一的板門店宣言》，決定「全面停止引發軍事緊張和衝突的一切敵對行為」，並宣布南北韓「將為在半島構建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機制積極合作」。

朝鮮半島的分裂是二戰結束前夕美、蘇密謀與妥協的產物。一百多年來高麗民族更如列強刀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如今，在北韓擁有核武的政治法碼加持下，南北韓第1次取得決定高麗民族未來的發牌權，所以《板門店宣言》高調宣示：「南北韓確認民族命運自決的自主原則」。如果，平壤能夠以全面棄核換取美國解除軍事威脅，並獲得北京的安全屏障擔保，北韓將解脫經濟制裁的束縛，全力發展經濟，而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與南北韓永久和平機制若能實現，美國將失去在半島永久駐軍的正當性。

就在金正恩跨過停戰中線的當天，印度總理莫迪飛抵武漢，與習近平舉行一次規格特殊的高峰會，2天內舉行了6輪會談。這次高峰會意義不同凡響，因為王毅在會前已經透露，習、莫將圍繞「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戰略溝通。這個大變局就是西方中心世界秩序正加速沒落，川普主政下的美國改採蠻橫與短視的單邊主義，全面拋棄國際領導責任，任意破壞與撕裂多邊體制，成為影響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中、印作為兩個最重要的開發中國家，承擔1/3世界人口的生計與福祉，更是各方看好的明日超級大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劇烈變動時刻都感覺到需要超越西方設定的國際政治遊戲規則，以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來釐清彼此的長期戰略關係與合作機遇，探討對全球秩序重構的共同責任。武漢峰會就是中、印建立高層戰略互信的新起點。

在習莫會之後，中日韓高峰會緊接著在登場。3國首腦會在停擺4年後重新啟動，標誌著東北亞跨入新的時代。這次峰會釋放明確的信號，三方將淡化歷史記憶與領土爭議問題，以迎向合作願景作為發展關係的新動力。中日關係也出現全面解凍，李克強使用「新起航」，安倍使用「上了一個嶄新台階」這樣的表述，宣告多年的對立已經結束。李克強在日本的4天訪問，安倍全程陪同，並一路送李克強到專機的登機旋梯口握別，這是川普都不曾得到的禮遇。

讓中日兩國領導人盡棄前嫌，下決心改善兩國關係並建立嶄新的雙邊合作框架，背後最大的推手也是川普。他高舉保護主義大棒，任意退出《巴黎協定》、《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與伊朗核子協議，讓所有傳統盟國陷入痛苦掙扎，不知同盟關係如何走下去，更擔心如果中美貿易大戰全面爆發，沒有國家可以置身事外。作為世界第2大與第3大經濟體的中日兩國，更感覺有需要加速東亞北經濟整合，共同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以預防川普拆解全球化的骨架。

這次中日簽署協議，宣告從6月起啟動海空緊急聯絡機制，讓一個10年懸而未決的重大安保問題得到緩解，這個機制可以有效防止兩國軍隊在宮古海峽與釣魚台水域或上空擦槍走火，為日後深化雙邊軍事互信機制奠定基礎。這次雙方也簽署協定建立官民合作委員會和論壇合作機制，協議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這意謂著中日兩國應該避免惡性競爭，組建聯合體共同開拓國際市場，尤其是在高鐵等基礎設施領域。這也暗示了日本政策大轉向，日本將不再杯葛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而傾向參與開拓沿線商機。

這次李克強提出的「中日韓+X」的創新合作模式，給創建東亞經濟共同體提供了新的戰略思維，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共識也寫入《中日韓首腦峰會東京宣言》。未來中日韓自貿區有機會成為強化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新樞紐，這3國經濟規模可觀，在全球供應鏈中舉足輕重。若能全方位推進「中日韓+東盟」、「中日韓+歐盟」與「中日韓+南亞」等自由貿易區，將可效抵禦保護主義浪潮。

如果朝鮮半島和平協定能逐步實現，中印能建立長期戰略互信機制，東北亞自貿協定可以快速推進，亞洲人就取得了扭轉世界格局的鑰匙。

今晚能夠來到清華大學給大家作報告，我感到非常高興，雖然我與清華大學沒有太多的淵源，但是有很多位清華大學的前任校長都是我的忘年之交，像是毛高文校長，劉兆玄校長，還有沈君山校長。這個系列講座邀請到了眾多臺灣社會各界的精英，我忝列其中，今天來和大家作一些知識上的交流，也算是狗尾續貂吧。

我今天的報告題目是《逆全球化潮流與全球治理改革的新動力》，這兩個命題是緊緊扣在一起的。

一、反全球化浪潮洶湧而至

這幾年全世界一直都動盪不安，仿佛我們過去所熟悉的時代已然走到了終點，歷史進入了舊秩序已被動搖而新秩序尚未破繭而出的前夕，這種變化意味著現有的全球治理架構存在著嚴重的不足。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全世界所有人之間的高度相互依存，同時也伴隨著科技的快速變遷，而現在的全球治理架構已然無法適應這種根本性的改變。

這個場景顯示的是今年7月在漢堡召開的G20高峰會。這個高峰會差一點就流產了，因為漢堡有史以來第一次湧進了來自全歐洲的15萬名抗議者，他們都屬於一些非常激進的抗議團體，他們的口號是“Welcome To Hell”——歡迎來到地獄。這些抗議者當時炸毀了很多警車，還有一些人甚至縱火，抗議行為表現得十分激進，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傳達一個資訊——你們這些制定全球經濟規則的領袖們必須要改變現狀，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忍受！這次抗議活動只是冰山之一角，而近兩年來全世界反全球化社會運動可謂風起雲湧。這裡面當然夾雜著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有宗教問題、認同問題等，不過根本上還是全球化的成果與風險分配極端不均的問題，所以就出現了逆全球化這樣一種社會反撲行為，在工業先進的西方國家這種反撲尤其劇烈。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照片上的事件發生在2016年4月25日，當時西方國家五巨頭——法國總統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義大利總理倫齊、英國首相卡梅倫、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漢諾威召開了一個非正式高峰會。那麼這五巨頭現在的境遇如何呢？現在碩果僅存的只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奧朗德沒有尋求連任，他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體制實施以來，第一位不敢尋求連任的總統。卡梅倫和倫齊在政治豪賭中黯然下臺，他們的脫歐公投和憲改公投都遭遇了失敗。奧巴馬所矚意的接班人希拉蕊被半路殺出的川普打敗，導致奧巴馬的接力棒無法交出手，他第二任的精心之作——TPP（泛太平洋夥伴協議）在川普上臺後被撕毀。作為西方國家的主流精英，五巨頭的權力基礎、合法性以及他們的路線都受到了重大衝擊。默克爾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中流砥柱，一向致力於抵禦排外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民粹政治，但是在剛剛過去的全國大選中，她所帶領的政黨聯盟得票率卻急劇萎縮，到今天為止跨党聯盟依然沒有組成。最激進的另類選擇黨正式崛起，瓜分了將近13%的選票，一個高度排外、高度激進的右翼政黨成為國會中舉足輕重的黨派，這是德國納粹時代結束以後從未有過的。我們把這些事件綜合在一起來看就會發現，它們並非相互孤立的，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共同代表著一種潮流——反全球化。在反球化潮流突起的當下，未來的全球經濟、現存的國際經濟運作模式都具有了很多不確定性。川普上臺後要求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加拿大和墨西哥深感彷徨無措，他還要啟動針對中國301條款的調查，這些都是在反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

二、全球化脚步日渐趨缓

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傳統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川普會不會肢解戰後美國一手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川普的理念可以說十分樸素，在他看來美國過去制定了規則，結果美國人並沒有從這些規則中獲利，至少美國基層人民存在著諸多不滿，所以他要全面檢討，不管以前美國做出過什麼承諾、相信什麼樣的價值理念，現在都要重新予以考慮，一切都要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這種理念的主導下，美國可以拋棄過去所謂的領導責任、政治信用，所有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外交政治框架都可以推倒重來，一切都要以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至上，因此也要把自己手中的談判籌碼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確保給的更少、拿的更多。這就是川普上臺後留給全世界的深刻印象。

過去幾年，西方世界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反經濟自由化、反全球化的政治運動，對各國實際實行的貿易政策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個圖將兩個資料合併在了一起，有顏色的長條圖代表的是片面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WTO成員國，這些國家採取的措施都是不符合WTO規範的。其中深黃色部分表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採取的措施，數量十分巨大。淺黃色部分表示發展中國採取的措施。由圖中可以看到，經過2008年、2009年的金融海嘯之後，各國推出的貿易保護性措施數量急速上升。這些措施都是各國單方面採取的，帶來了很多貿易糾紛，導致WTO仲裁委員會陷入了極端忙碌的狀態中。圖中的折線表示世界貿易增長百分比，在2007年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幅度較大，歷年均在5%左右。到了2008年、2009年增長幅度依次下滑，2010年有一個反彈，接下來便又是逐漸下滑，增長幅度趨近於0。據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統計，2011年到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速度一直低於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這在過去是十分罕見的現象，因為以往都是貿易增長速度大於經濟增長速度，國家與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越來越高，經濟越來越開放。上個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當時全球經濟每增長1%，就會帶來2.5%的貿易增長率。而現在這種關係已經完全反轉過來了，這說明全球化的腳步已經放緩，甚至出現了倒退的跡象。

我們看這張圖，淺紅色的折線表示的是貿易依存度。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貿易依存度一直處於上升趨勢，全世界貿易依存度從最初的30%一直上升到近60%，而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甚至超過了100%。但是從2009年之後，貿易依存度開始持平甚至下滑。深紅色的折線表示國家的境外資產和負債總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國家之間在資金、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關係。過去這個比重一直在不斷上升，而現在卻失去了上升動力。這兩條折線都充分顯示了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在放緩，甚至在倒退。

三、世界正邁向“金德爾伯格陷阱”

以上資料引發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即世界是否正邁向“金德爾伯格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概念是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伊提出的。奈伊最近拋出了一個話題：在21世紀國際關係、國際體系中，中美兩國最後是否會像當年斯巴達和雅典一樣，有一個戰略的攤牌？也就是說，中美關係是否會像當年的希臘悲劇中描述的一樣，掉入“修斯底德陷阱”？一個處於防衛霸權階段的國家，看到另一個興起中霸權國家的實力正在慢慢接近自己，最終就有可能提前出手，以免自己被對方取而代之。過去有很多國際關係學者都在辯論，中國和美國之間是否終究難免一戰。不過奈伊認為這個命題可能是一個假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

奈伊認為今天我們真正要問的是另一個問題，即“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說，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提供者的角色的時候，中國是否有能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財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上個世紀30年代前後世界上曾經出現過這種危機，造成了全世界經濟大恐慌，同進也導致了政治危機，歐洲很多國家出現了政治兩極化，法西斯政權在德國、奧地利、義大利、西班牙紛紛崛起，最後爆發了二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最殘酷的一次戰爭。

這一分析是以金德爾伯格的一部著作——《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為背景的，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金德爾伯格的成名作。這本書出版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那一代的經濟學家都讀過這本書，影響很深遠，很多外校博士生來還特別遠程跋涉到麻省理工學院去旁聽他的課，他在MIT教過的學生中包括後來出任聯准會主席的伯南克，事實上伯南克後來博士論文研究經濟大恐慌時期的貨幣政策，就是受金德伯格的啟發。他書中的論點很簡單，就是支持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認為這一體系能夠為所有國家帶來雙贏、多贏的局面。但是書中同時也認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經濟體系難以長期穩定運行。而要想使國際經濟體系穩定運行，就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以便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財。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將難以避免，並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

一戰之前，英國曾經扮演過這個角色，支撐起了開放的貿易體系，確保了貨幣的穩定。但是一戰之後英國元氣大傷，無力也無心再擔任這個角色。美國參加一戰後全面倒向孤立主義，雖然客觀上有條件、有力量接替英國，但是主觀上卻完全沒有這個意願，於是便出現了青黃不接、領導真空的問題。這正是導致1929年到1939年嚴重經濟危機的原因。危機從1929年華爾街股災之後漫延全世界，金融風暴橫掃所有國家，所有國家都高築關稅壁壘，以鄰為壑，最後世界貿易整體急速萎縮。從1930年到1933年三年時間裡，國際貿易量縮減了40%。試想，如果這種縮減情況發生在現在，新竹高科技園區的廠商一半以上都會倒閉。金德伯格分析說，當年如果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如果能夠做幾件事情的話，也許危機就會得到控制，也不會出現那麼漫長、嚴峻的大恐慌，更不會讓希特勒上臺。

他總結了當時的情況後提出一個非常簡單的架構，即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負責提供兩類國際公共財。一個是經濟合作基礎條件，即和平的國際秩序、跨境產權保障、開放的貿易體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貨幣、穩定的匯率、交易規則標準化，具備了這些條件跨國貿易和投資才能實現。但僅有這些還不夠，他認為世界保持穩定還需要有一個危機管理機制，具體而言，就是要有一個是強有力的國家，在出現危機時扮演兩個角色——最後的購買者和最後的信用擔保者。換言之，當金融危機出現時，這個國家可以為世界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防止世界金融陷入流動性陷阱。當經濟嚴重緊縮時，它不但不會閉關自守，還會進一步開放市場，並且用財政刺激等多種手段維持旺盛的需求和購買力。總之就是要逆趨勢反週期操作。

套用他的理念架構用來分析1945年以後的世界也很適用，因為1945年是一個極為特殊、極為罕見的歷史時刻，美國強大到了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挑戰它的程度，而且當時世界上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因此美國迎來了重新塑造世界的契機。美國重新建構了戰後國際秩序，並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主角，當然英國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戰後秩序涉及很多領域，包括安全、和平維持、貿易、貨幣以及其他的一些領域，還包括一些專業領域，如海洋、航空、外太空等。可以說，這一新秩序開啟了人類近代史上最長的承平和繁榮時期。

戰後出生的我們是非常幸運的，沒有經歷過戰爭，但上溯到我們的祖父輩、曾祖父輩，那時的世界戰火連連，很多人家破人亡，人們經常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生存狀態中。戰後出現了人類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時期和最開放的貿易體系，同時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經濟相互依存關係，雖然中間也出現過一些經濟危機，但是再也沒有出現過1929年那種席捲全球的經濟大恐慌。

美國重建的戰後國際秩序包括安全與武力的衝突管理，以聯合國安理會的集體安全為核心機制，同時與盟國建立了共同防禦體系，排除了把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特別是在國際法中不再承認以武力奪取領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國際社會將集體予以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也會出面干預。同時，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與經濟息息相關的是，以一套多邊機制逐步推動貿易開放體系，提供一體適用的規範和爭端仲裁，其基本精神是普遍性、互惠性、無歧視等。同時也使跨國投資更加便利化，為其提供各種保障。在貨幣與金融方面，美元與黃金掛鉤，提供了非常穩定的匯率。也為面臨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了必要時進行緊急融資的機制，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角色，還為落後國家提供了一套中長期的優惠融資機制，這是世界銀行與區域開發銀行扮演的角色。

這一罕見的國際秩序的形成有著很重要的歷史背景，只有瞭解了這一背景，我們才能夠明白今天危機產生的根源是什麼。從1945年到1980年，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及其盟國推行自由國際秩序，雖然沒有覆蓋全世界，但依然成為了世界秩序的主體。當時很多西方國家都有一套機制與這一國際秩序相搭配，因為這些國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慘痛教訓，認識到了保護主義，不相互放開市場的危害。同時，這些國家也知道放任資本在國際上自由流動會帶來系統性風險，而且不是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能在市場自由競爭中得到生存機會，所以國際上形成了一種共識——以國內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護需求之間的矛盾。否則，維護開放經濟體系的合法性、正當性的社會基礎就會動搖。

所以，當時的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成為了主流，各國普遍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勞動條件管理、市場秩序管理、金融防火牆。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鑲嵌自由主義已經儘量削除了可能產生危害的東西，同時又大力保護應該保護的群體，使國際經濟秩序既能激發市場活力，但又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均，以維持社會內部的凝聚力。這些國家對於自由貿易原則也不是毫無保留地貫徹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門，例如農業，並對這些部門予以特殊的保護，對於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允許短期的進口限制和產業救濟等措施，以便讓社會適應這一開放遊戲規則。

當時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國家都採取有限度資本管制，90年代開才始解除這些限制。之所以會解除限制，就是因為美國出現了產業空洞化趨勢，所以要靠服務業來賺錢，華爾街作為美國政治遊說中最有勢力的團體，它自認為它的金融服務業是最先進的，把所有國家資本市場與保險市場打開，它就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機。另外一點，也是因為歷史教訓已經過於遙遠，美國被蛇咬是幾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遺忘，華爾街也相信自己的避險數學模型已經十分精緻成熟，可以遊說監管機構放心拆掉防火牆，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轉嫁與分散風險，因而才毫無顧忌地以高杠杆從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時此刻我們卻看到了很多不協調現象，舊秩序的根基在眾多衝突中已經開始動搖，國際體系已經進入了秩序重組時期。我個人認為，人類正在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階段，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晰。2004年我就提出過這一觀點，不過當時沒有人肯相信我的說法，而現在相信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因為這種趨勢已經十分明顯。第二個過渡是，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逐漸轉軌到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但是舊秩序不是一夕之間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馬上就能確立，新舊秩序還會並存很長時間，形成一個很長的過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難免的，而我們正處於這樣的時刻。

但是我並不同意奈伊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高度擔憂，我認為他高估了美國對當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構的領導作用，其實美國的作用是正負兼有的，美國霸權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穩定的基礎，也是世界不穩定的根源。奈伊出於愛國情操避而不談美國的負面作用，只是選擇性地談美國的正面積極作用，這樣必然會高估美國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歐國家的建設性角色，以德國為首的歐盟有時也會牽制美國，部分性地填補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現在對於世界上的科技巨獸，尚且沒有人可以解除它們的壟斷權力，美國對它們持一種放任的態度，甚至還在維護這種放任的原則。但是歐盟有時候卻介入其中，給這些科技巨獸制定一些新的遊戲規則，雖然孤掌難鳴，但是畢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奈伊還有一個最大的盲點，他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化的能力和意願。下面我講一下我的一個基本觀察。

在1944年到1946年戰後世界體系建構過程中，美國的確繪製了一幅美好藍圖，而且它也總結了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一戰以後整個西方歷史所經歷的慘痛教訓，因而形成了一個強烈共識：絕不能像一戰之後那樣，要求戰敗國作出巨額賠償，相反，還要幫助這些戰敗國進行重建。實事求是地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超越。當時面對蘇聯集團的競爭，或者說是兩個體制競爭的生存危機，美國更要拿出一個與一戰之後完全不同的戰後重建思路。在總結國聯失敗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超越國聯的國際組織。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成也美國敗也美國。美國重建的國際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出現了各種破綻，美國開始實行例外主義、單邊主義，而且美國對國際規則進行選擇性適用，對美國有利的它就使用，對美國不利的它就耍賴，自己以世界老大自居，嚴重侵蝕了規則的合法性。美國制定的貿易法案其精神根本上就是違反WTO規則的，這是一部典型的單邊國內法，但是美國卻憑藉自己巨大的市場一意孤行地執行這一法案。美國以前之所以表現得很“大方”，那是因為它在每一個領域都遠遠超過了所有國家，而等到它失去了這種優勢之後，也開始變得斤斤計較起來，老大不負責任的一面就慢慢浮現出來了。美國在戰後帶頭創建了多邊體制，而現在它卻成為了第一個違反者。比如，按照國際法規定，沒有安理會授權，一個國家是不能夠侵犯他國領土的，而美國卻繞開聯合國，暫時組建了一個臨時聯盟，以聯盟的名義出兵他國。

然而，儘管如此，自由國際秩序不但維持了七十年，而且還在持續演進。譬如，面對全世界暖化問題、氣候變遷問題，國際需要出臺新的規範，一開始是西歐帶頭制定規範，後來中國、印度也參與進來，美國是最後一個參與的。其實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全球很多新的機制、體制都不是美國帶頭制定的，美國反而成了一個拖後腿的角色，甚至有時還會持否決的態度，這種現象已經十分普遍。總之，所有不是美國帶頭推動的新生國際典則，幾乎美國都予以消極對待或抵制，否則就要求給予它特殊待遇。

戰後前四十年國際社會實行的是一種鑲嵌自由主義，它起到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性、掠奪性與社會保護、可持續性發展之間的矛盾的作用。然而，在雷根與柴契爾宣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之下，這種原有的平衡已經被打破。新自由主義革命也被稱為新保守主義，推崇市場萬能的觀點，把政府說得一文不值，認為政府是一切問題的來源。新自由主義徹底顛覆了政府、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大部分政府的經濟與社會職能被壓縮架空，現在很多政府能做的事情已經變得很少，因為它無能為力，太多的跨國企業、國際組織、國際規範都淩駕在政府之上，而政府卻無力去改變，只能去適應。大部分國家都處於一種政治侏儒面對經濟巨獸的境地，這個經濟巨獸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無形的，無形的就被稱為市場力量，有形的比如Facebook和蘋果公司。在新自由主義之下推行的全球化模式必然導致全球化利益與風險分配嚴重不均，因此便動搖了這一秩序在國內的社會支持基礎，從而讓跨國資本取得了絕對性的支配地位。很多國家的勞工和中產階級在過去30年所享有的基本保障慢慢都逐漸被拆解掉了，而且普遍出現勞工被擠壓到服務業的現象，很多製造業走向了空洞化。中產階級也不斷趨貧，即逐漸接近貧困化。另外，金融淩駕於實體經濟，大量的儲蓄資金進入了虛擬的投機活動中，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巨大干擾。熱錢興風作浪，資產泡沫破裂此起彼落。正因如此，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這幅圖就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川普現象。這幅圖從一戰以後一直統計到2010年，將近一百年的時間。紅線代表前10%的最高所得層的薪資和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藍線代表剩下的90%所占比重。在經濟大恐慌前夕出現了急劇的經濟兩極化，10%的人囊刮了將近一半的總收入，這是醞釀經濟危機的一個基本條件，因為中產階級和勞工失去了消費能力，就會導致總體需求不足。這一趨勢在戰後得以徹底扭轉，很多資本在戰爭中被摧毀，世界經濟得以重新洗牌開始。戰後一開始90%的人可以得到總收入的65%，而且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70年代末。可是自從雷根開啟了新自由主義之後，歷史得以重演，10%的人的收入不斷上升，到2010年占總收入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正因如此，我才認為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它的社會基礎一定會鬆動，這也是出現川普現象的原因。

儘管逆全球化已經出現，美國和歐洲出現了勞工和中產階級的反撲，但是我還是認為新舊秩序交替的歷史階段，“金德爾伯格陷阱”並不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雖然我們還是要關注它。第一，全球化趨勢難以逆轉。包括美國川普在內，他們很快會發現拆解全球化架構的成本太高，所以全球化架構幾乎是不可能拆解的，最終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否則，就等於是經濟自殺。第二，歷史條件發生了改變。當年完全是出於歷史偶然，唯一的絕對超強國家可以重新建構一個自由國際秩序，當時要做到一步到位的確是很不容易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創建可能需要單一的霸權，但是這個秩序一旦建立以後，它的維繫就不一定需要單一霸權了，而單一霸權反而會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削弱體制的合法性。過去30年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展現出適應美國相對衰落、不斷遭受單邊主義衝擊的韌性和彈性，所以說這個體制一直在演進，它並沒有停滯，也不會完全倒退。美國的相對衰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所以“金德爾伯格陷阱”雖然早已出現，但是已經經過了一系列的考驗。第三，中國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而且已經建構了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全球與區域政策協調和深化合作機制，並且正試圖協調所有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化下一個接棒者，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這一趨勢近幾年非常明晰。我認為美國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機修補自由國際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機制，這應該是一個極好的歷史機遇。

四、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正在向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過渡

我前面講到全球化是很難逆轉的，因為現在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的形勢已經有很大不同，當時如果德國要保護自己的鋼鐵產業，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為它的產業上下游都在國內，除了礦砂需要進口，其他都無需外求。雖然這樣做經濟效益會有所降低，但是整個經濟體系還遠不致於崩潰。而現在則不然，經濟獨立選項已經完全消失，因為今天的國際貿易體系的骨幹是全球供應鏈和銷售網路，依靠的是跨國企業建立的綿密的生產分工體系。

比如，一部蘋果手機需要眾多零部件，而這些零部件來自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所有國家，美國也不例外，都已經失去了現代工業產品高度自給自足的能力，除非付出巨大的代價和較長的時間，才有可能做完這樣的調整。比如，美國三大汽車企業對於墨西哥邊境的汽車元件供應鏈已經形成了一種依賴關係，要切除這種關係實在太過艱難，而且這樣的供應鏈也很難再度移回美國。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最大的獲利來源是它與上汽集團合作的合資公司——中國通用，2008年、2009年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獲利來源，通用的處境會更加慘澹。Buick品牌系列汽車的全球銷路80%在大陸市場，20%在全球市場。波音的營收70%來自海外市場，它的供應商遍佈全球。蘋果手機製造基地要遷回美國幾乎就沒有可能。

再者，多數跨國企業的股權結構已經高度國際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台積電的主要股東都在境外。假如世界全球產業分工一夕之間退回到了100年前，那只有一種可能——發生了世界大戰，而出現這種大戰的唯一可能是出現“修斯底德陷阱”，但是這種可能性實在太低了。中美兩國核子武器恐怖平衡，而且美國和中國與當年德國和法國的關係是很不同的，它們之間隔著廣闊的太平洋，沒有核心安全利益的直接衝突，只存在間接的衝突，而且雙方經濟合作利益大於衝突，金融產業相互依存，產業鏈也是難以分割的。再者，美國和中國社會之間還有很綿密的跨國與跨層次精英綱絡聯繫，他們也會起到緩衝作用。兩國在全球性議題上合作空間大，沒有對方的配合都將事倍功半。

美國領導角色退縮並非現在剛剛出現，這是一個漸近的過程，累積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了，甚至可以說，從1970年就已經開始退縮。美國從21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新科技帶動的經濟復蘇，所以在一些新興產業領域處於了領先地位，因而才有信心出臺了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不過，即使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國際自由秩序也依然在不斷演進，而且也在適應美國不再扮演領導角色這一事實。

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和歐洲合作在GATT或WTO框架中就可以主導多邊貿易談判，其他國家則只能聽命於它們。後來美國和歐洲逐漸喪失了這種領導權，中國、巴西、印度相繼崛起，因此WTO多邊貿易談判也隨即走向停滯，難以向前推進，甚至有時還會遭受雙邊或區域多邊協定侵蝕。這就好比世界的主動脈不夠通暢，於是國家與國家開始進行小迴圈，讓次動脈、微血管變得更加通暢，從而有效簡化了貿易障礙。從1990年開始，雙邊和區域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增加，而杜哈回合多邊談判全部停止。世界在適應這種變化，並且有動力參加國際分工，互通有無，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

甚至有人說，其實美國建構的架構有足夠的彈性容納領導權的和平交接，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國當初在制定這些條款時並沒有想到自己有可能被他國取代，但是有些國際規範和條約乃至組織章程中卻留下了這種更替的空間。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的總裁拉加德最近在一次華府會議淂演講中就指出，按照IMF的章程並不排除十年後把總部遷到北京的可能，因為IMF章程中規定，認股權最大的國家首都就應該是總部的所在地。

新興市場國家在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和實力在迅速增長，最後美國可能會被迫放棄自己的高達16.5%的投票權（並享有一票否決）。美國到時是否願意讓出自己的否決權我們無法預測，但IMF的章程本身存在這樣彈性。因此說，既有全球治理體制不見得其本身不能適應新的結構和形勢，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已經跨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在2008年之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協調平臺是G8，後來又變成了G7，因為俄羅斯與西方鬧翻而退出了，但是現在最重要的平臺已經是G20，G7完全失去了原來的主導地位。G20本身就代表著一個重要跨越，第一次G20峰會雖然是2008年11月在美國召開的，但是美國的領導角色卻在不斷萎縮，從去年開始中國在G20中的協調角色不斷強化。去年在杭州召開的G20高峰會是對G20的重新定位，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共識營造者，開始推動G20任務的升級，從危機後應對全球經濟衰退、保護主義漫延及金融不穩定問題的短期任務，向長期任務轉變，著手設計長期世界經濟可持續性增長及全球治理改革議程，這是G20峰會本身的一個重要跨越，同時也充分顯示了原有國際體系的韌性。

當前還有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骨幹，是支撐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進力量，也是未來二三十年全球治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力來源。從2015年以後，中國就取代美國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印度、德國三國在國際貿易總量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而美國相對比重在逐漸減少，歐洲其他國家萎縮得更為嚴重。所以從世界貿易體制來看，各國影響力已經出現戲劇性變化。

我們再來看全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這幾年世界經濟一直在減速，尤其是從2008年、2009年以後，但是還是維持在了3.6%到3.7%增長率。上面這張圖顯示，世界經濟增長來源三分之一以上來自中國（橘紅色的部分），其它則來自金磚五國（綠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灰色），這些加在一起占到了70%以上的比重。也就是非西方國家從金融危機以後已經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下面這張圖表是Price Waterhouse Coopers（全世界最大的會計公司）旗下智庫製作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預測未來全世界經濟的主角將不再是傳統的G7而是E7，就是七大新興市場國家，E7即中國大陸、印度、俄羅斯、印尼、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如果以購買力等值來計算的話，2013年E7的經濟總量已經和G7並駕齊驅。如果從長期趨勢來看，到2040年E7的規模將達到G7的兩倍，因為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變得非常緩慢。將來的世界經濟體排名可能會變成中國、印度、美國居於前三名，德國則會跌出前八名。因此我前面才說，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將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中國以前都是搭便車，從來沒有充當過領導者的角色，更不用說提供國際公共財了。但是近兩年變化非常大，中國已經在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而且跨度與數量都非常可觀，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原來扮演的角色，雖然有些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比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和日本開始合作推動清邁協定，後來又演化成各種雙邊或多邊換匯協定。如果出現外匯危機，或者像索羅斯這樣的金融禿鷹作空某個國家貨幣，各協議國的央行將按照協議提供緊急融資。其實只要有這樣的機制擺在那裡，索羅斯就不敢再有所動作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家都說，再也不想去IMF這個當鋪式的機構去求救了，因為它的紓困方案雖然也能使你免於一死，但是開列的條件實在太過苛刻，讓你經濟幾乎窒息，所以這些國家都開始考慮如何互助，這就是替代性國際公共財的一個體現。而正是在這種變化下，IMF的態度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開始檢討過去的嚴苛作法，這說明在國際多邊體制演進過程中，新舊機制相互之間會出現聯動。

再比如，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需要長期融資，世界銀行與其姊妹機構美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它們的資本結構三四十年已經沒有什麼變化，它們的融資功能也在不斷萎縮，在滿足今天開發中國家中長期融資需求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十分有限。最近十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對拉丁美洲、非洲國家的融資總額已經遠遠超過世界銀行與其他所有開發銀行的總和，現在又開始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都是中國提供補充性或替代性國際公共財的具體表現。

現在全世界深水港貨櫃碼頭大概70%不是中資就是港資，擁有或長期承租，並且負責整體興建、升級、更新。現在中國正在主動推動巨型跨國基礎建設，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還包括為他國構建電子商務平臺、也建立新的電子支付系統、銀聯支付系統，全球銀行轉帳系統，這些都是獨立于原來西方建構的機制之外的。北斗衛星定位系統現在也成為了GPS定位系統的替代產品，而且還具備緊急通訊功能。現在中國正與非盟聯合推進非洲資訊公路計畫，八橫八縱，以高速光纖為骨幹網路，總長度達15萬公里，穿越48個國家、72大城市，這一計畫將促使非洲的數字基礎建設整體上脫胎換骨，這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財，是任何一個非洲國家所無法獨立提供的，也是西方國家不願意提供的。

中國同時也建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協商機制。這個立體機制的頂端設計包含兩個平臺，一個是G20，包括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即西方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產油國家，這是最重要的。與之平行的是金磚五國峰會。原來金磚五國峰會是封閉的，只有五個國家，並不包含E7裡面的所有國家。金磚五國機制運行了九年之後，這次廈門峰會中國主動提議把所有的重要新興市場經濟體都吸納進來，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等國家，成為BRICS+，這個平臺將會使新興市場國家在G20裡面變成主導力量。

北京也全方位與所有區域建立多邊協商平臺，包括中國歐盟峰會、中國與中東歐16+1領導人會、中非合作論壇、中國與東盟10+1峰會、東亞峰會、中國與阿盟峰會、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共同體部長會議、以及今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峰會。此外上海合作組織也將為一帶一路的推進提供安全合作屏障，尤其重要的是上合組織同時接納印度與巴基斯為新成員國，未來還可能接納蒙古、伊朗與土耳其。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九月李克強總理召集1+ 6圓桌對話會，邀集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六大國際經濟機構的負責人，商談如何維護開放，包容與活力的世界經濟，這個角色原來只可能是美國扮演的，而這個新的高端協調機制，居然是由中國啟動與牽頭。

總之，美國逐漸退位帶來了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歷史契機，因為過去三十年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原來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社會基礎出現了動搖，也因而急需修補，以使風險與利益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兩極化導致的合法性問題得到矯正。另外，美國受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限制，在國際公共財提供方面長期處於供給不足、品質欠佳的狀態，很多世界急需的國際公共財美國都不願意再提供。比如，現在有很多避稅天堂，讓跨國企業與富裕階層可以隱藏財富逃避課稅，其實就是美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面對這樣一種情況，國際性的稅制改革本應早就提上了日程，應該設法讓讓富裕階層和企業繳納全球基本稅負，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和避免各國稅基礎財政流失。但是全球範圍稅制改革即始終沒有出現，就是因為沒有大國去推動這項工作。

科技變遷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協調和社會風險控管難題，Facebook一直在搜集個人的隱私資料，但它如何使用這些資料人們卻不得而知。穀歌給人們帶來了方便，但它同時也是最大的數字壟斷平臺。這些企業都缺乏國際監管，而且它們也抗拒國際監管，然而卻沒有國家帶頭處理這些問題。總而言之，現有的全球化治理機制已經跟不上全球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科技變化，無法照顧到廣大非西方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也無法反映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這必然意味著全球治理機制將發生巨大變化。

最後，感謝各位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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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

2017/11/07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_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朱雲漢 中研院院士 /講題：逆全球化潮流與全球治理改革的新動力

沙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更是非比尋常。因為沙國的制衡角色，中東才無法形成主戰的反以色列聯合陣線；同時，美國不僅需要依賴中東石油供給，更需要沙國堅定執行石油交易以美元結算的政策，否則美元霸權就會地動山搖。

在尼克森時代，因為美國棄守美元兌換黃金的承諾，美元地位一度岌岌可危。但季辛吉以提供軍售及安全保護為條件，說服沙國接受以美元作為石油交易唯一結算貨幣的政策，並透過沙國影響石油輸出國組織其他成員。這樣，不但重新鞏固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還可以通過不斷印刷美元，來源源不絕地換取廉價進口能源，並無需擔心天文數字的貿易赤字。

歐元問世之後，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曾經考慮部分石油交易以歐元計價與結算，但美國曾私下以政權安危為要脅，沙烏地只好做罷。很多國際觀察家認為，伊拉克強人海珊遭遇殺身之禍的導火線，就是他開始接受西歐國家與俄羅斯以歐元或盧布結算石油交易。

最近幾年沙烏地與美國之間的裂痕日益明顯。美國的頁岩油氣生產技術突飛猛進，讓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逐年下降，而美國加入石油生產行列，更讓國際油價長期低迷，將所有海灣國家推向財政崩壞的懸崖。歐巴馬與伊朗達成核子協議，解除禁運與制裁，讓伊朗重回國際石油市場，更是觸動沙國的雙重痛處。

現在川普上台，美國外交政策走向撲朔迷離，讓所有美國傳統盟邦都忐忑不安。沙烏地感覺必須調整戰略方向，必須全面加強與亞洲的經濟夥伴關係，而與中國全面提升戰略夥伴關係，更是因應美國政策不可預測的必要戰略避險。

北京全力推進「一帶一路」，自然希望全面深化與海灣石油出口國的合作關係。中國海軍最近也租用了阿曼、沙烏地、阿聯酋的港口作為中繼站，對於北京在亞丁灣和非洲東海岸進行遠洋巡航、護衛與撤僑任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去年習近平首度訪問中東，重點之一就是和沙烏地開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沙國在石油出口戰略上曾經擁日本而放棄中國，現在眼看安哥拉與伊朗搶占中國石油市場，亟欲扳回一城。

沙烏地帶領海灣國家進行戰略調整的時機也更為成熟。現在大陸已經是世界最大石油進口國，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的雙邊貿易從2000年的不足100億美元，快速增加到2015年的1710億美元，雙方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可望在近期完成談判。近年來，中國也成為阿拉伯半島重要的投資國，已經有230家中國大型企業在杜拜自由貿易區設置區域集團總部。中國與海灣國家在近10年間也陸續簽署了高達3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其中包括為沙烏地修建的一條朝聖者專用輕軌鐵路。

中國與沙國更在敏感的核能領域開展合作，這對亟欲最終擺脫石油資源絕對依賴的中東國家而言，是長期發展戰略的必要選項。去年10月中國與沙國更提升軍事合作關係，在成都地區首度舉行15天的反恐聯合軍事演習。

在中國對沙國經濟影響力即將超過美國的趨勢下，這次沙爾曼國王的亞洲行對美國而言將是極大的警訊。如果沙烏地與美國漸行漸遠，而北京與海灣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日益深化，石油輸出國組織遲早會拋棄石油與美元掛勾的政策，改採多種貨幣計價與結算的分散貨幣風險政策，而人民幣必然是選項之一。

當時英國首相卡麥隆還預期自己很快會與大家在9月杭州G20峰會再度聚首。他對即將舉行的脫歐公投信心滿滿，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在場的另外兩位領袖也難逃厄運。法國總統歐蘭德在經濟低迷不振、民意支持跌落谷底的壓力下，成為1958年法國實施第五共和憲法以來第一位放棄尋求連任的總統。義大利總理倫齊想透過修憲公投來擺脫兩院國會體制對經濟改革的掣肘，沒想到這場政治豪賭卻為反歐盟、反財政撙節的民眾提供宣洩不滿的出氣孔。

這4位西方世界領袖遭遇到的政治海嘯，都來自同一個震央，那就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損者正在掀起一場震驚世界的政治反撲，他們大量集中在發達國家，他們的挫折與憤怒透過網路相互感染，在西方社會迅速蔓延。

曾任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的米蘭諾維琪（Branko Milanovic）在2014年出版的《全球不平等》一書早已指出這一連串政治海嘯的共同原因。他把全球所有國家從1988年到2008年的家庭收入調查資料匯總起來，濃縮成為一張曲線圖，因形似大象輪廓，被簡稱之為大象曲線（elephant curve）。

這張圖告訴了我們兩個故事：第一、全球平均實質收入在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前的20年裡增長了24%，但全球化的受益者集中於兩個群體：一是在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大量湧現的中產階級，他們的實質所得幾乎倍增；還有就是全球所得前1%的富豪階層收入增長最快。

第二、在同一時期，富裕國家的藍領勞工與白領階級家庭的實質所得原地踏步，其中還有不少中產階級跌入貧困，這在美國、英國與日本最為明顯。

經濟全球化在先進工業化國家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又因為2008年以後各國政府採行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而雪上加霜。在各國採行的極度寬鬆貨幣政策下，富人的財富因為資產價格迅速回升而水漲船高，但大量的退休族與受薪階層卻飽受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縮水的衝擊。

在歐美社會，全球化的政治基礎已經全面動搖，基層民眾對主流政治菁英已經失去信心，對於他們長期鼓吹的經濟自由化與區域整合處方更是排斥。自從金融海嘯以來，各國政府在國內政治壓力下，紛紛採行應急的貿易保護措施，這些人為貿易障礙正蠶食過去累積的自由化成果。根據WTO去年7月發布的統計，其成員國自從2008年以來共實施了2100多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絕大多數都源自發達國家。而川普的勝選更意謂著美國不但準備放棄推進全球化的目標，還要反其道而行，加速全球自由經濟秩序的裂解。

最近川普延攬《致命中國》一書作者納瓦羅（Peter Navarro）出任新設立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長期主張應該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進口品全面開徵懲罰性關稅，並對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移往海外再回銷美國的作法給予租稅或關稅懲罰。如果他的主張真的兌現，那一場中美間的貿易大戰將不可避免，等於用血淋淋的手術硬將全球最大製造業基地與最大消費市場割裂，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所有被跨國企業整合進入全球供應鏈的大小廠商將無一倖免，過去30年美國所主導的自由經濟秩序也將毀於一旦。

在川普時代，所有開發中國家都將被迫面對逆全球化風浪的來襲，新興市場國家別無選擇，必須在彼此之間搭建更厚實的經濟合作與政策協調平台，強化資本、勞動、資源與技術領域的優勢互補，尤其要擴大長期開發融資的渠道，來突破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瓶頸。

中國大陸的角色將更形突出。大多數開發中國家都寄望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及北京提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架構能早日實現；他們對馬雲在杭州G20峰會期間鼓吹的跨國電子商務平台非常關注，希望這能擴大廣大邊緣性群體與微型企業直接參與全球市場的機會；他們也期待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大戰略所描繪的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願景，能為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

大多數亞太國家都對川普主張的雙邊貿易談判興趣缺缺，因為他們擔心這種完全不對稱的談判會讓自己被剝好幾層皮；更何況川普已經擺明了，從今以後美國要給得更少、拿得更多。

上個星期我應馬來西亞林連玉基金之邀，在吉隆坡與麻六甲分別做了兩場公開演講。聽眾最想知道的是，川普上台是否意味著美國向走向孤立主義，逐漸從亞洲抽身，中國將獨力主導亞洲的安全與經濟秩序。

我建議台下聽眾換個角度來看川普當選的意涵與衝擊。第一、美國遲早將在全球進行戰略收縮，這是大勢所趨。因為長期以來，美國獨自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全球各地頻繁進行政治與軍事干預，早已國力透支、力不從心。而國內又累積了大量棘手而嚴峻的基礎建設陳舊、貧富懸殊、種族對立升高與社會流動停滯等問題。因此，無論是川普或希拉蕊當選，都必須將有限的精力與資源優先處理國內議題，否則未來還會爆發更激進的基層民眾反撲。

第二、如果TPP胎死腹中，無論對全球貿易體系或亞洲開發中國家而言，都未必是壞事。TPP會加速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裂解，導致經貿板塊的割據局面在戰略利益驅動下加速形成。

同時，TPP會迫使絕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全盤放棄經濟主權與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能，並被迫全面翻修自己的環保、勞工、消保、金融監管、智慧權、公平競爭、專業證照等各項法規，以迎合跨國企業的攻城掠地需要。

TPP失去動力之後，APEC架構下的自由貿易協定倡議，因包容度大且加入門檻低，反而會得到新的動力，即使川普政府反對，絕大多數成員國還是有意願加速推進。

第三、川普仍是一張白紙，他的外交政策思惟還有很大的可塑性，不能用他在競選過程中某些聳動言詞，來判斷美國未來的政策取向。過去，美國主流媒體為全力阻擋川普，刻意斷章取義達到妖魔化效果。川普是企業家出身，必然有務實的一面。

他在勝選演說時，已顯示願意學習如何扮演總統角色，第二天美國股市不但沒有暴跌，反而大漲。

第四、中國正快速恢復歷史上的東亞龍頭地位，這個大趨勢已經非常清楚。所有東亞國家都必須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來因應這個形勢，像新加坡這樣在中美間玩弄兩手的做法，並非明智之舉。

所有東亞國家都應思考如何與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的政策、文化、知識領域菁英、公民社會團體及廣大的網民，進行深度交往與對話。中國政治菁英的世界觀與外交思惟，也是有很大的可塑性。

美國總統布希在2008年首度在華府召集G20集團領袖會議，最初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意識到西方國家已經深陷金融海嘯的深淵難以獨力脫身，必須藉助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增長與高額儲蓄，才能及時穩住全球經濟，避免上個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悲劇再現。所以，G20集團峰會最初的任務，就是藉助各國領袖的威信，及時達成對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重整金融機構，以及穩定金融市場措施全球協同行動方案的共識，並強化各國對於履行政策承諾的決心。

在全球經濟逐步走出金融風暴之後，G20集團峰會的關注重心還是集中於如何協調中短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措施，引導全球經濟邁向穩健復甦，適度拉抬經濟增長速度，並以能在2018年前讓全球GDP多增加2%為努力目標。

這次杭州峰會將G20集團的核心任務從偏重應對全球經濟的中短期挑戰，正式提升為謀求全球範圍中長期的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性發展，與維護當代與子孫後代的共同利益，並為此制訂與推動結構性改革行動綱領，以及同步推進全球治理機制的系統性改革。這會是G20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平台的一次歷史性跨越。為此，杭州峰會第1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制定行動規畫，第1次制定「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第1次制訂「G20創新增長藍圖」，並在既有的G20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定期會議外，增加主管經濟與貿易的部長定期會議。

過去多年，G20的政策共識文件深受G7集團主流政策思維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失靈的約束，其著眼點是挽救面臨逆轉危機的既有全球化模式，這個模式讓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的利益極大化，但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

這幾年G20集團內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倡議G20應為全球化找到新的動力與社會支持基礎，一方面要對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系統性改革，要優先照顧到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另一方面要鼓勵各國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結構性改革，以創新帶動增長、發掘網路經濟與跨境電子商務的巨大潛力、扶植中小型企業、普遍提升勞工的技能、建立完善的社會轉移支付及收入再分配機制，大力推進基礎建設投資，以及積極發展綠色能源。

杭州峰會第1次將上述倡議形成完整的論述，公報首次確立「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長程願景；第1次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行動方案的目標，並首度提出支持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合作倡議。杭州峰會也決議針對結構性改革建立具體量化指標，督導各國進度。同時，峰會還針對建設更有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架構，推進一個全球性公平和現代化的國際稅收體系，以及持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股權份額等3項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議題，提出原則性倡議。

杭州峰會的第3個重要歷史標誌就是中國影響力凌駕美國，北京躍升為全球經濟合作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引領者。這次峰會公報將會議通過的一籃子行動方案正式命名為「杭州共識」，不僅僅是為了讓東道主習近平風光收場，更是體現絕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領航角色寄予厚望，期待「中國方案」可以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可以將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帶上可持續發展的坦途。

畢竟，在過去7年裡，中國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近1/3，明顯超過G7的總和。同時，中國大陸在推進產業創新、發展電子商務、加速基礎建設，與發展綠色能源等方面進步神速，不但可以與各國分享經驗，更採取了具體行動，分別與亞洲、非洲、中東歐、中東以及拉丁美洲建立了完整的多邊經濟合作平台與開發融資機制，讓西方國家只能望其項背。

儘管從奧巴馬到默克爾，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到美聯儲主席，從索羅斯到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投票前夕都異口同聲警示英國“脫歐”的嚴峻後果。但這些西方社會主流精英已經徹底失去了基層民眾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說服與柔情呼喚，都勸阻不了心意已決的“疑歐”選民。

一個英國兩個世界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揭曉之後，許多西方主流媒體評論都責怪那些支援脫歐的選民不理性，認為他們根本不理解脫歐議題的複雜性，僅僅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誤導。看來，歐美社會主流精英真的與基層民眾脫節太久，他們事前無法預見公投的結果，事後仍無法理解“疑歐”選民的心思。

英國脫歐公投給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次重擊，這個右派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席捲全球，成為加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指導思想。歷史的逆轉經常以極具諷刺的形式出現。英國是孕育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三十多年之後卻是由英國民眾首先發難阻擋經濟一體化趨勢，柴契爾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難以瞑目。

有三層因素激發英國民眾選擇脫歐。淺層因素是歐洲的長期經濟衰退，難民與非法移民問題侵門踏戶，以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分子趁機而入；中層因素是歐盟體制設計的先天缺陷，以及過去十年成員國擴張過於快速；而深層因素則是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讓所有歐洲國家都面臨社會裂解不斷加深的危機。

其結果是，一個英國分裂成兩個社會。一半的人擁抱歐洲一體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卻先蒙其害。在倫敦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享有優越的待遇與分紅，可以盡情享受倫敦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與異國美食，並充分利用歐洲一體化帶來的便捷與商機。

眾多中低層白領勞工卻被不斷飆漲的高物價與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他們被排擠到距離市中心一個半小時車程距離的遠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舊、常發生事故、票價又不斷飆漲的火車，上下班的交通支出平均高達上班族月薪的17％。幾條鐵路都是在柴契爾時代全面民營化，私營鐵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資回報率，完全無心于更新設備或確保軌道安全。

歐盟作為超主權管轄體制的一場巨型制度實驗，本來就成敗難料。歐盟架構為成員提供單一市場、統一貨幣、勞工自由移動、基本人權規範、生產與消費環節以及環保領域的大量統一立法，但是財稅權、金融監管，以及各類執法權仍歸各國所有。將傳統主權國家的職能進行這樣的分割，並無先例可循。

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亦即“歐洲聯盟條約”）簽署之初，僅適用於共同體十二個原始會員國，其中德、法、英、荷四國為歐盟初期運作的成功奠定基石。這四國經濟體系健全，工資水準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傳統，不需要強大的外部約束，即可自覺維持財政紀律與金融秩序。只有體質較弱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需要西歐拉抬與布魯塞爾的督促。

2002年歐元上路，兩年內就在國際貨幣體系內坐穩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的寶座。歐盟實驗初期的成功，讓歐州政治領袖對於體制設計過於自信。

會員國體質落差大

從2005年開始，歐盟快速擴張，吸納了大量的南歐與東歐國家。但是，多數新會員國的勞動生產力水準與西歐差距懸殊、財政紀律不佳、金融監管鬆弛。在歐元幣值信用與歐洲央行隱性擔保的大傘掩護下，這些國家一度享受到借貸成本大幅降低，投資遊資大量湧入的甜頭。結果是消費信用急速擴張，資產泡沫加速膨脹。等到次貸危機爆發，金融海嘯降臨，體制設計的缺陷就暴露無遺。

歐債危機激化了成員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矛盾。期待債務減免的南歐與堅持維護債權的西歐之間衝突不斷。經濟長期衰退也讓歐盟財政紀律規範難以執行，生硬追求財政平衡，反而導致經濟收縮變本加厲。尤其在被迫進行財政緊縮的國家，反歐與脫歐的聲浪節節升高。

會員國之間，生產力成長速度始終存在嚴重落差，導致歐洲內部結構性經濟失衡問題愈來愈嚴重。德國產業競爭力一枝獨秀，長期獨享巨額貿易順差，撐高了歐元的匯率，卻嚴重壓縮其他國家的潛在成長率。在全球經濟放緩之際，柏林仍一直堅持實施保守財政政策，更不斷加大歐元地區通貨緊縮壓力。

移民議題激化反歐

在各國失業率普遍攀高之際，東歐移民不再受到西歐歡迎；當北非與中東難民大量湧現時，開放邊境政策更飽受質疑；最後，一連串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更讓反移民的情緒瀕臨失控。

英國脫歐意味著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進行方向與遊戲規則都將被迫修正，弱勢群體的需求必須得到更好的照顧。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的排外主張與孤立主義傾向已經讓西歐國家膽顫心驚；在英倫海峽對岸，長期高舉脫歐大旗的法國國民陣線躍躍欲試；在不少中歐與南歐國家，“脫歐”勢力也蠢蠢欲動，歐洲的夢魘正要開始。

歐洲要擔心的還不僅僅是歐盟可能解體的夢魘。隨著歐洲原住人口不斷老化與萎縮，而穆斯林裔居民人口數卻快速成長，帶來層出不窮的歐洲世俗化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融合難題，讓人開始擔心，歐洲文明本身的存續都可能成為問題。

最近各黨團都提出國會改革方案，民間監督團體也提出不少建議，但這些改革方案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這些年來，台灣民主體制運作失靈的主要根源在行政、立法關係嚴重失衡。

立法院慣例 台灣獨創

近年來，一方面立法院不斷片面擴權，將自己的制衡權力無限上綱；另一方面，立法院淪為委員撈取個人資源的政治競技場，多數委員無意投注心力於法案審議。其結果是，立法績效與立法品質極其低落，帶動社會進步與提升國際競爭力所需的關鍵立法長期卡在立法院。個別立委為了滿足背後支持者的要求，動輒向行政機關提出需索或施壓，導致行政權的運作支離破碎。而國家的行政體系資源、精力與士氣又不斷被損耗，社會菁英更普遍不願出任公職，就是因為擔心在立法院受到屈辱。

與歐美民主國家的國會運作相對照，立法院許多議事慣例都是台灣獨創而全世界所無。例如黨團協商機制將正常的委員會機制架空，議長主導下的密室政治，完全違反了代議民主與民主問責的基本原理；又如，採取冗長的總質詢制度，只是為滿足每一位立法委員的問政需求；還有，國會議事經常都是在未足法定開會人數的情況下進行，委員簽到後就可以早退，委員會審議法案時實際在場人數只剩下3、4人的情況非常普遍；此外，只有我們國家允許電子媒體攝影機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議事會場，為了衝收視率的電視台與急於作秀的立委形成緊密共生關係。可悲的是，台灣民眾對這些憲政亂象已經見怪不怪，政論節目也把這種病態視為常態。在不知不覺中，民主治理品質不斷被耗損，台灣更付出鉅額的社會成本。

行政權早已失去對立法的主導權。任何法案除了行政院版本外，個別委員都會提出各種替代版本與修正提案，然後全部併案審查。行政院版本如果有幸進入三讀，也一定被修改得體無完膚，更多的政府法案是胎死腹中。許多財經法案中的關鍵條文經常被抽梁換柱，在這些個別立法委員提出的修正案背後，經常可以看到金主與利益團體的身影。

在歐洲內閣制或半總統制國家，政府提案一定享有優先審查的待遇。在美國三權分立體制下，雖然個別國會議員經常主動提案，但內容一定經過國會法制顧問的過濾，而必要時總統還可以動用否決權。

立法壓行政 明顯失衡

立法院對於行政官員的精力與士氣的耗損更是驚人。全世界沒有一個正常民主國家會讓日理萬機的行政首長耗費如此多的時間與精力，來滿足個別國會議員的政治表演與選民服務需求。在典型內閣制國家，內閣需要赴國會接受反對黨詰問的次數與時間都有嚴格限制，通常每個星期加起來頂多是數個小時。進行總質詢時，反對黨一定是派出擔當影子內閣的資深議員發言，與內閣進行旗鼓相當的政策辯論；絕不可能出現個別議員荒腔走板演出的畫面，絕大多數資淺議員也只能在一旁靜坐觀戰。

對照於美國的三權分立，我們的失衡狀態更是明顯，美國的行政部門首長親赴國會的次數屈指可數。例如，2015年一整年，美國國務卿凱瑞僅僅6次應邀親赴國會聽證，其中4次是分赴眾院與參院，各半天。還有2次是為國務院預算審查而赴眾院備詢。聯準會主席葉倫也僅僅4次赴國會報告與備詢，其中2次是每半年向國會提出貨幣政策報告的法定義務。至於各部會次長或署長赴國會聽證的次數就更少了。

所以美國國會雖然發揮了制衡功能，但不會影響政務的正常推動。部會首長每次赴國會聽證都是重頭戲，準備發問的國會議員都一定做好充足準備，新聞媒體也一定派出有專業素養的資深記者深入報導與分析。我們的很多立法委員問政都是即興演出，電子媒體報導喜歡採集戲謔畫面，相較之下形同兒戲。

過去十幾年來，立法院在院長帶頭下不斷創立新的問政慣例，讓立法委員有機會要脅部會、分食行政部門的資源大餅。席次減半更助長個別委員的威風，少數人可以在委員會裡興風作浪。無分藍綠所有立委都享受到國會片面擴權的甜頭，而且胃口愈來愈大。

少數立法委員可以在總預算審查過程中偷偷夾帶千奇百怪的附帶決議，並動輒凍結特定預算科目，藉此要脅部會。2、3位委員就可以輕率在委員會提案通過沒有拘束力的決議，卻要求行政部門把自己雞毛當令箭。行事風格大膽的委員甚至將部會次長或司長直接約到自己的辦公室，當著廠商與金主面前「喬」事情。

難怪許多企業老闆、產業公會、職業公會都逐漸明白政治獻金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因為透過立法委員可以脅迫行政機關，可以幫自己偷渡條文，或在關鍵時刻阻擋下對自己不利的法案。現在甚至可以透過立委提前施壓，讓法律草案還沒有踏出行政院大門，就已經被迫轉彎。

紀律蕩然 政治馬戲班

我們的立法院一向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立法院早已是紀律蕩然無存的政治馬戲班，各種自律機制形同虛設。我們立法院只缺一棟像樣的國會大廈，但是在委員薪資、特權、辦公費與助理人數配置等方面，均明顯超過所有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即使在美國，也只有聯邦參議員的待遇與配備超過我們立委。但美國的人口是台灣的14倍，國力是我們的30倍。

現在部分立法委員還醞釀立法院擁有調查權，可以任意傳喚社會人士到立法院作證，並對不合作的證人課以藐視國會罪。在台灣這樣一個認同撕裂，民粹氣焰高漲，網路媒體助長社會情緒暴衝的政治生態下，國會調查權很容易被濫用，我們必須記取50年代「麥卡錫時代」美國國會濫用調查權進行誣陷與整肅的歷史教訓，防止其在台灣重演。

要矯正國會亂象的第一步是將立法院的席次恢復到200席以上，而且其中半數以上是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其次是行政權要挺起腰桿，透過樹立新的憲政慣例與大法官釋憲，畫出清晰憲政分際，拒絕違憲違法的國會決議，不容許立法權直接干預行政權運作，更要維護行政官員的起碼尊嚴。還有，電子媒體攝影機必須撤出國會議事場地，改由祕書處集中提供轉播畫面。釜底抽薪之計，是回歸內閣制的憲政設計，讓行政權與立法院多數直接聯結，政黨菁英都進入立法院。

問題是，國會今日已經成為民主轉型除三害之後的周處，我們可以期待食髓知味的立法院洗心革面、自廢武功嗎？（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儘管他的言論不斷衝撞美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底線，儘管所有主流媒體都對他不假詞色，他在共和黨群眾中的支持度始終領先第二順位候選人15%以上。在川普對壘民主黨的希拉蕊之情境下，他在全國民調的平均支持度仍高達42%，落後希拉蕊僅僅6個百分點。

這些民調數據逼使我們必須認真解析川普現象所反映的美國政治隱憂。其實，長久以來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很大政治動能的暗流，這三股暗流再搭配上基督教原教主義，構成凝聚共和黨底層群眾的精神食糧。

由於共和黨的核心主張是維護富裕階層的根本利益，但是單靠富裕階層的選票是無法贏得選舉多數的。所以，過去美國共和黨的選戰策略家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在大金主青睞的候選人中協商出最有機會當選的一位，然後用鋪天蓋地的媒體文宣來塑造其愛國主義面貌以及親民形象，爭取中間選民認同。另一方面試圖透過分眾媒體來激發這些易受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煽動的草根群眾，這樣才能平衡民主黨在少數族群選民中的先天優勢。

例如過去幾年，茶黨候選人就不斷利用社交媒體散播歐巴馬其實是回教徒這樣的耳語，來挑動這些草根群眾的情緒。但在主流媒體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會避免旗幟鮮明地與這三股暗流相呼應，以免嚇跑了中間選民。

川普原本就不可能是共和黨金主屬意的人選，因為他們駕馭不了他。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川普居然膽敢以最赤裸裸的方式，來鼓動這批以中低教育程度白人選民為主體的草根群眾，在他全面挑動之下，這三股暗流全面沸騰起來成為淹沒共和黨初選的洪流。

川普鋌而走險能夠成功，是因為很多選民心理上無法適應國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動。首先，是美國社會結構加速兩極化，其次，是美國霸權面臨中國快速崛起的挑戰，再者，是美國全球反恐戰爭近乎全盤失敗，這三重劇烈變動讓他們失望、挫折、焦慮，甚至恐懼。

他懂得如何利用美國中下階層因為經濟地位下滑與就業環境惡化所滋生的憤恨，以及中產階級對跌落貧困的恐懼。最近20年，美國教育機會日趨不公，社會流動幾乎停滯，美國夢早已破滅。勞工階級因為製造業空洞化而被迫接受服務業底層工作，白領階層因為數位科技與企業組織扁平化而經常面臨裁員或減薪。尤其在這一波景氣循環中，最富裕階層迅速恢復了金融海嘯前的財富，但絕大多數的白領與藍領階層完全感受不到景氣復甦。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的最新調查，美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家庭，不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就是趨近貧困。大量受過中等或中下教育程度的白人家庭不斷跌出中產階級行列，他們下一代更難翻身。這些受到經濟環境擠壓與充滿不安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選民，雖然有部分願意傾聽代表民主黨左翼的桑德斯參議員的主張，但是更多的則是被川普的聳動言詞所吸引。

由於多數美國民眾迄今仍難以接受美國獨霸地位逐步隕落的大趨勢，他善用譁眾取寵的誇張言詞，來挑起選民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並凸顯歐巴馬面對中國的懦弱。他更懂得利用九一一恐怖攻擊以來美國民眾內心揮之不去的恐懼，以及多數人仍拒絕接受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反而將美國帶入更危險境地的殘酷事實。美國為伊拉克戰爭付出高昂代價，卻換得ISIS趁勢坐大的惡果，並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還禍延歐洲。

他把所有這些累積的挫折、憤怒與焦慮導向三群代罪羔羊：墨西哥移民、中國人，以及回教徒。川普現象完全打亂了共和黨的選戰步伐，令美國的歐洲盟邦不知如何對應，更讓美國國際形象雪上加霜。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川普現象就像近年來法國極右派興起一樣，是長期經濟困頓與外部危機四伏形勢激盪下的集體非理性反應，如果繼續受到政治狂熱分子的鼓動，這股洪流最終有可能將美國政治一步步帶向極端仇外與鎮壓異己的民主崩壞道路上。

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評估TPP的政治與經濟意涵。首先這個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如果通過美國國會表決正式啟動，無異敲響世貿組織（WTO）架構下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喪鐘。這個高門檻的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將許多開發中國家長期排除在外。這種具有排他性與差別待遇的貿易體制原來屬於WTO架構下的例外安排，現在美國卻將其樹立為主導性、常態性的安排，等於全面侵蝕WTO的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基本原則。

過去美國大力提倡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意謂著三件事情：第一，WTO已經成為雞肋骨，因為美國在WTO架構內已經無力主導；相反的，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已經取得更大的發言權。

第二，美國單憑自己的市場開放籌碼，已經無法在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中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她需要利用TPP的經濟分量與申請程序，來逼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逐一就範。

第三，美國決策者意識到必須重新部署對北京的戰略圍堵，以因應中國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推動TPP以及推動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可以將美國與傳統盟邦綑綁得更緊，牽制北京推動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企圖，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晉升速度。

但是美國的戰略目標未必能實現，因為多數TPP成員都不可能割捨與中國的巨大經貿利益。只有加拿大與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超過對中國大陸的。以2014年為例，澳洲與美國貿易總額370億美元，跟中國為1281億美元；紐西蘭跟美國貿易總額80億美元，跟中國是154億美元；日本跟美國2010億美元，跟中國是3070億美元。

TPP協定的背後推手是為美國大企業效命的華府遊說團體、大律師事務所與保守陣營智庫。它的指導思想是過去30年美國在全球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根據這個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經濟秩序，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果實由極少數跨國菁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風險，卻主要由經濟弱勢群體承擔，並導致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讓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讓極少數跨國企業菁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取得影響國家政策、主導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其結果是，主權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職能不斷被掏空。更讓在國家層次運作民主政體，普遍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既無法有效維護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應公民的政策需求。

TPP的主要目的就是進一步鞏固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的主宰地位，讓跨國企業的利益可以凌駕各國的經濟、金融、勞動、環境、醫療、食安，網路監管職權之上，並逼迫各國讓渡其立法與司法主權。這是一部精心設計的，鉅細靡遺的掏空主權施工藍圖，將讓跨國企業菁英如虎添翼，可以完全確保他們對涉及經濟安全、勞動條件、所得分配、資訊流通、個人隱私、人身安全、環境品質等現代社會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各種規範與法律之主導地位。

TPP協定中的「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簡稱ISDS）更赤裸裸的剝奪各國司法主權。過去在WTO模式下，外國公司必須遵守投資所在國的法律。一旦發生利益糾紛，所在國擁有司法裁判權。如果外資不服可以上訴到WTO，但外國公司必須通過其母國政府才能上訴到WTO，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權提出訴訟，也只有WTO成員國才擁有解決貿易爭端機制的最終主導權，包括選擇仲裁機構的權利。

但是TPP協議中的ISDS機制則將提出訴訟和仲裁的權利從主權國家手中奪走，未來將移轉給設立在華盛頓或紐約等地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這類機構通常都由傾向維護跨國公司權益的律師或商務仲裁員組成，也不提供上訴機制。因此，未來TPP成員國在執行協定，或制訂相關國內法律時，會動輒得咎，到處會陷入被外資控訴並付出鉅額賠償之風險。這也必然進一步削弱各國政府對於勞工、農民、病患、消費大眾的保護職能。也難怪幾乎所有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都極力反對，連最有希望當選總統的希拉蕊也表態杯葛。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