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政與立法缺失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隨著各國加入WTO及跨國外包制度，大量降低商品、資源、資金，甚至人才的國際流動障礙；復以知識經濟時代的興起，人力知識品質在附加價值的創造，遠重於人口數量的多寡；此等外在環境的轉變，皆有利於小國、寡民及資源不豐沛的台灣，但從台灣近年經濟的表現，卻令人失望。

台灣國際競爭力相對下滑

　二○○○年台灣每人所得在全球主要國家中排名為廿四，至二○○五年已跌至三十，且由領先南韓三千六百三十二美元，轉為落後韓國約三千美元；貿易額由世界排名十四跌為十六；外人投資不但是四小龍之末，更居亞洲十國之八；國家債信評比年年下降，而家計負債比卻居亞洲第一。這些數據說明了一個事實，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已相對下滑。

　在財富分配上，據天下雜誌「二○○七年國情調查」，八六．九％的民眾認為貧富差距比以前嚴重，創下六年新高；而台灣每七十五分鐘亦有一貧童產生；近年經濟成長果實，更只有前二○％的高所得戶享受到，使所得分配高低倍數比由二○○○年的五．五五倍，躍升至二○○六年的六．○一倍，低收入戶數亦由六．六萬戶暴增至八．九萬戶。尤有甚者，近年每五個貧窮家庭，就有一個淪入二代貧窮，形成社會階級流動的困難。

兩岸經貿錯誤定位顯現惡果

　造成台灣上述現象，其原因部分來自知識經濟下應然的結果，但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來自於政府及立法部門的政策缺失。台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的原因很多，如產業結構的升級及轉型不夠快及廣、政府資源未能配合產業結構轉型、選舉太多、政黨對立、內閣變動頻繁、貪腐風氣高漲及政府不願誠實面對問題等，其中恐又以兩岸經貿政策的錯誤定位最為明顯。

　大陸經濟成長快速，成為全球經濟引擎之一，其兼具全球的工廠及銷售市場之角色，對享有先天語言文化優勢的台灣而言，具相當互補性及可資運用之空間。尤其現今的台灣，不論製造業為追求高值化或轉型至「微笑曲線」的兩端，以及較不具國際競爭力之服務業市場開拓，皆亟需大陸市場及資源之支應；此外，台灣經濟邊緣化的突破，許多亦需大陸的配合，因此，兩岸經貿的正常化及善意互動，實有其必要。

高度自我設限造成機會流失

　但過去政府一直侷限以「兩岸的角度」，而非以「全球的角度」來思考兩岸經貿，致懼於兩岸經濟規模的懸殊差距，將自己嚇得動彈不得；高度自我設限的結果，只能看著機會的流失，殊實可惜。尤有甚者，隨著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亦反應於兩岸在國際間的政治地位。

　雖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知識經濟下不易迴避的問題，但在台灣，政府卻是所得及財富分配惡化的幫兇。此可由我政府的租稅政策、金融政策，甚至是教育政策，可窺一斑。

財稅政策惡化財富分配

　課稅制度一直是各國政府用來平抑財富差距的重要方法，但我國目前稅制，在所得重分配功能上卻幾無成效。以二○○六年為例，高低所得者的「稅前」毛所得差距為七．四五倍，但經賦稅課徵調整後，僅縮小○．一五倍，反而是靠著社會福利才使差距縮減一．三倍。

　此外，我國租稅主要仰賴薪資所得，對於非勞動所得（如資本利得）多予免稅，使得富者更易累積財富，亦使得我國財富不均程度尤甚於所得分配；以綜合所得達一千萬元以上者為例，其薪資收入只佔其綜合所得的一三％，其至少六成收入來自股利所得，形成富有者享受更多免稅優惠，而中產階級或低收入者，反承擔較重的租稅負擔的不公。

金融政策圖利財團

　一九九九年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初過，且國內金融逾放比過高，為免引發連鎖金融風暴，社會各界同意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成立金融重建基金。時至今日，問題金融機構退出市場，已完全沒有引發金融體系危機的風險，但政府卻不斷以各種理由，將大眾稅金投入問題金融機構。

　此外，「限時限量」的二次金改，政府強力介入，使得圖利特定財團傳言四起，引發「假金改、真圖利」的批判。在政府拼命心向金融財團之際，卻對卡奴視若無睹，並迫使無辜百姓莫名的承擔財團掏空銀行的黑洞，殊不公平。

教育改革使階級流動停滯

　正確的教育政策不但要打造優質的受教環境，更重要的是讓教育能打破知識經濟「贏者圈」的壟斷性，讓每一位學生享有相同的受教機會，促使社會階級流動。可惜的是，過去台灣的教改政策，使得低收入家庭孩童在學習過程中，處於更不公平的立足點，例如昂貴的電腦、網路學習工具或多元入學衍生的各項後門支出，皆非低所得家庭可以負擔。

　　面對WTO、國際外包及知識經濟的興起，整個外在環境對小國明顯有利，但台灣卻走出較競爭對手為差的經濟表現，殊實可惜；其原因包含了錯誤的兩岸經貿定位、放任貪腐尋租高漲、內閣變動頻繁、太多選舉、政府資源配置錯誤及政黨對立等等。

劫貧濟富政府成幫兇

　此外，政府資源過度心向財團，使得我國租稅制度不再成為平抑所得分配的工具，反成為惡化所得和財富分配的幫兇。尤有甚者，政府濫用租稅獎勵政策，致使台灣資源分配不公，國內產業升級及轉型僅只表現在少數產業。在處理金融政策上，不但獨厚金融機構，而苛求於卡奴，政府更在大量的國家資源流入金融財團後，卻以預算不足為由，犧牲弱勢族群的受教權力，讓弱勢族群淪陷在二代貧窮，令人痛心。

　將經濟成果做大，並尊重市場機制進行分配，是任何遵循市場機制的國家基本態度；而政府介入，主要是彌補市場失靈可能造成的不公，使得經濟發展成果能更合理的由全民共享。但回顧過去，我們看到政府的諸多政策，卻是強力剝奪弱勢族群的資源，助長富有者財富之累積。使得原本在知識經濟下，原本就極易產形成的Ｍ型社會，更因我國政府行政及立法不當，變得更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