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定位

今年是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冥誕百年，在這樣有紀念目的的日子裡舉辦研討會，名之為「再談台灣社會發展與變遷」，格外具有意義。余創辦人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該是個「舊時代」的人。他出生於清末民初，當時的國家民智未開、顛沛困頓，絕對稱不上是現代社會。余先生後半生居住台灣，但他的民族情感與救中國的情懷始終未曾消逝；這樣的「外地」情懷放在最近事事講「本土」的社會，恐怕也不夠新穎。余創辦人從中國大陸的剿匪抗戰的背景中一路走來，長期處在戰爭、戡亂、戒嚴、管制的大環境裡，心境上恐怕也不易產生自由民主的實際憧憬。但是儘管如此，絕大多數熟悉余先生的人都會同意，在許許多多的面向，他卻是最跟得上台灣社會脈動、甚至領先台灣社會的「新」人。

隨順而轉改變逆境

是什麼樣的關鍵態度與信念，使得一位舊時代出生的老人家，能夠成為領先社會的新人呢？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描述，余先生是一位非常能「隨順而轉」的人。所謂「順」，是指順應時代大潮流，不去做負嵎頑抗的蠢事。所謂大環境與大潮流，不是消極被動、苟延殘喘，而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所稱的社會情境與文化背景。順應環境幾乎是「生存」的必要條件，當然也是終極能對社會人類做出貢獻的必要條件。在《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描述了大菩薩的「十大願」，而其中「恆順眾生」一項，就是我此處所說「順」字的意涵。

但是，單單一個「順」字當然不足以刻劃、也不可能實踐任何成就。所有在擾攘社會中苟且殘生、載沉載浮的人，都是順應時代潮流之人。而真正能分辨庸碌者與卓越社會領導者的分際，卻在於那個「轉」字。轉就是改變的意思，而這改變的方向，當然是要使社會向善向上。如何能在一個原本停滯不前、甚至有可能向惡向下的社會中，一方面大致不違逆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卻又能在關鍵時刻抓住機會，做出決定性的改變，那就是「隨順而轉」的積極意義。能同時做到順與轉二字的人，歷史上並不多見。而時代大潮流越強，做好隨順而轉就越不容易。

為什麼要把隨順而轉的概念放在這次「全球化」的主題下談呢？理由非常簡單：因為全球化就是一個廿一世紀的大潮流。台灣是個蕞爾小國，注定沒有能力去阻擋、改變這個潮流與趨勢，只能隨順其勢、待機而轉。遺憾的是，我認為台灣在心理上與行動上都還沒有做好隨順而轉的準備。要剖析這一點，就得從全球化的成因開始談起。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大概歸納出形成過去卅年全球化風潮的三個因素，一曰運輸革命、二曰資訊革命、三曰板塊連結。且讓我們逐一來談。

全球趨勢隻身難抗

運輸革命是指實體運輸載具、技術與安全的突破。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提及他某年某月從紐約上船，回到台灣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後的事。但現代社會不但旅客運輸一日千里，就連嬌嫩脆弱的花卉，都能跨國運輸，匆匆在僅有的七日花期中漂洋過海，可見運輸技術的突飛猛進。台灣人民迎接運輸革命，心中了無罣礙。至於資訊革命，是指非實體位元（bites）的傳輸技術突破，而這主要是拜電腦與資訊工程的快速進展之賜。台灣在資訊革命方面不僅跟得上潮流，甚至還能領先潮流。我們的ICT技術往往是各種三C產品元件的領航者，而台灣代工的電腦甚至占全世界電腦產量的九十至九十六％，足見國人在資訊技術與接觸上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台灣人民真正在全球佈局上落後的一塊，則是全球化的第三個因素：板塊連結。資本主義的全球拓展固然有一部分是靠網路完成、是在雲端，但絕大多的生產、消費、交易、運送等，都還是得在地面上完成。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這一塊原本市場「走不通」的地方，轉變成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地盤。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與後續一連串蘇聯解體、東歐轉型等過程，又使東歐諸國劃入市場經濟範圍。這兩件事合起來，使歐亞大陸形成一塊廣大的、新生的、待開發的資本主義新世界，而全世界的市場活動也進而豁然開朗。台灣雖然坦然接受資訊革命與運輸革命，卻顯然無法坦然面對前述「板塊連結」的變動。究其原因就是：中國大陸對台灣而言不只是一個板塊，背後也有糾結難解的恩怨情仇。

如果從市場上下游價值鏈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這塊新生的資本主義地盤有許多層面的意義。就下游市場來看，中國大陸十三．三六億人口在許多產品方面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二○○九年全球最大汽車銷售國就是中國，全球知名品牌BMW甚至願意單獨為中國生產一款「長軸」版5系列轎車，可見該國市場魅力之大。由於汽車算是高價消費品，故汽車消費量的躍居全球第一，意味著其他中低價的非耐久財與消費性電子產品，中國更是全世界的消費大宗。

中國版塊加值完整

從加值鏈中游的產製代工來看，中國不僅在成衣、製鞋等輕工業早居世界龍頭，近年來其百貨連鎖、電腦代工等行業亦早已規模宏大。不僅如此，中國近日已能向國外搶標高速鐵路的建設工程，可見其產製能力已不限於低階產品，而已經邁向中、高技術的製造業。就加值鏈上游的研發而言，中國既有發射衛星、製造航空母艦、高速鐵路的能力，當然也就表示其技術研發的實力。此外，有些技術的系統工程需要以廣大的市場或製造環境做腹地，將研發初胚予以育成、練兵。這一類的研發拓展，中國顯然也具有後來居上的實力與優勢。

在全球化的時代，由於資金、技術、機器、人員的移動都很便利，中國大陸其土地與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其廣大市場的胃納量與運輸成本的減省、其育成技術的寬廣腹地，都會形成全世界各國前往投資的致命吸引力。這樣的磁吸作用不只對台灣發威，也對亞太周邊的新加坡、香港、韓國、日本等地發威，甚至連歐洲與美國的大廠，也難以阻擋。此外，當各區域貿易協定紛紛簽定之後，其「原產地規定」或「自製率規定」，也將進一步逐漸促使各國將工廠甚至研發單位移往中國。研究資料顯示，在二○○六年外國在中國大陸的獨立法人研究機構僅有九百八十家，到二○○七年則暴增一倍，達一三八七家，成長近五十％。我們預期，這樣的趨勢還會持續。

當產品加值鏈的上、中、下游都往資本主義的新板塊移動時，對國際經濟情勢就會產生一定的衝擊。原本，世界各國貿易的發展大致符合赤松要（Akamatsu）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theory），認為美、日等國是先進技術的帶頭大哥，而台灣、韓國等則是系統工程、技術純熟化的中間銜接者，至於中國與越南等低工資、低地租區，則是雁群的後緣。但是，技術與代工外包（outsourcing）等日益普遍之後，雁頭與雁尾早已互相關連。而當世界各國為了育成腹地、技術練兵、市場就近、區域貿易組織等因素，而將研發單位也移往中國大陸時，則以「國家」為單位所組成的雁群就已經解體，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大陸、印度等大國的國內，就同時存在雁頭、雁身與雁尾。西方國家自居雁首的定位優勢，已然不再。

雁行理論大幅修正

我們要注意的是，前述雁行理論在全球化時代的改變，促成中國大陸產業加值鏈的「全面」發展，是市場經濟的自然推論，而與台灣的政策無關。不論台商是否積極去中國大陸投資佈局、建置市場，整個市場機能都會被誘因所牽引，而中國大陸的大市場、大育成、大練兵、低成本等特質，都不會因為台灣政府或台商的作為或不作為而改變。簡單地說，這是一個台灣無法螳臂擋車的大環境、大潮流，我們只能順；順才能維繫生存的命脈，再圖其他的發展。

既然全球化打亂了原有雁群的陣勢，自然也就打亂了國家試圖在泛稱的產業加值鏈中，定位自己為「上游」或「中游」或「下游」的可能性。在雁群大亂之後，國家不再是單位、產業定位不再是單一落點，而必須要一個產業一個產業個別切入來看。假設經濟社會中有一百個產業，假設各產業加值鏈上各有五個關鍵環節，則整體而言，經濟社會就面對五百個環節點。此時，所謂產業政策，就不再是在整體產業中攻佔上游或中游的泛論式佈局，而要分別在這一百個產業的五百個關鍵點上個別重點佈局。佈局或許是比較文雅的說詞，更白話一點的講法，則是要在這五百個關鍵點中適當的「卡位」。

比較經濟利益的法則告訴我們，雖然中國在若干方面佔到了全球化佈局的地利優勢，但他們畢竟不可能在五百個關鍵點皆盡佔優勢。台灣或任何其他國家，相對於中國大陸也都有相對優勢。我們要如何善用我們的分析能力，確實掌握到新產業與新經濟的先機，是我們能否順利因應全球變局、順利「轉」型的關鍵。這就是在全球化概念下隨順而轉的意義。

當然，在我們談論全球化、中國優勢、產業佈局、台灣定位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全然站在狹義的金錢面或效益面錙銖計較；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或忘對岸板塊「恩怨情仇」的心理約制。這就涉及一個態度面的問題，或許也是當今台灣兩岸問題難解的根源。

台灣有些人相當著重在經濟面剖析兩岸產業交流的效益，完全不理會對岸也對台灣這一「小板塊」有其民族情緒與政治期待，這當然失之天真。也有些人太過強調對中國板塊的恩怨情仇，卻幾乎忽略了全球產業發展的大潮流，也不願誠實面對台灣產業機會的流失，這也失之閉塞。我認為，這兩種態度都有調整的空間，也都不該是分析的全部。

積極因應轉化危機

哈佛大學教授 Alan Paul Martin 曾經把我們對得疾病的態度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置之不理，靜觀其變，英文是 Laissez Faire。第二類是視病痛為給定的條件，病人只能尋求止痛藥的抑制，被動「因應」疾病，英文是 focus on relationship。第三類是積極處理法，希望能解決病因，試圖以抗生素等方法治療，英文是 focus on substance。這種做法企圖尋找積極的解決之道，但在經貿討論中對於無法改變的大潮流，恐怕效果有限。最後一種因應態度，則是 Martin 稱為創造性積極（proactive）的做法。此中的邏輯是：我們對自己的命運負完全的責任，而不去責怪任何外在的機運與遭遇（例如中共謀我日亟、國際打壓等）。我們設法掌握現有的機會，將面臨的負面困難與挑戰，都視為我們能掌握、該掌握的機會。簡單地說，創造性積極是一種極具韌性的正面態度。

我之所以要在兩岸關係與台灣產業戰略上強調創造性積極，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我們面對的大潮流是難以抵擋的；台灣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只是吃止痛藥，更不可能「根治」掉對岸的恩怨情仇。我們有必須要順應潮流的極大壓力，不順就有邊緣化的大危機，擔待不起。第二，在「順」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要看清楚週遭的情勢與變化，化危機為轉機，尋得關鍵卡位優勢，這就是「轉」。換言之，創造性積極，就是兩岸關係與全球化下「隨順而轉」的戰略。

余紀忠先生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許多關鍵時刻，都發揮了關鍵「隨順而轉」的力量，分寸掌握絲扣入時，這是大智慧、大決斷、大修為的表現。余先生百年冥誕，我們在此「再談」台灣社會發展與變遷，當然不是為了回顧以往，而是要論述未來。時代對台灣的挑戰不曾稍歇，而為台灣思考因應新挑戰的智者、引領我們隨順而轉的賢者，又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