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無限制跨國流動是個失敗的實驗
保羅·克魯格曼 — 2013年03月28日無論塞浦路斯危機最終如何收場——我們知道肯定不會好看；只是不知道這種難看會以什麼形式呈現——有一點是肯定的：接下來的日子裡，這個島國將不得不對資本的出入動向實施相當嚴厲的管控，可能要持續數年。事實上當你讀到此文時，管制措施可能已經就位了。除此以外，隨着局勢的變化，塞浦路斯人的資本管制可能還會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肯定，此前該組織就支持過冰島的管制。
那將是天翻地覆的一步。它標誌着塞浦路斯一個時代的結束，過去10年這個國家給自己樹立的形象是，想逃避稅賦和審查的富人可來此地，他們的錢在這裡是安全的，沒人會問這問那。但同時這也標誌着，某個更廣泛意義上的時代，至少已經開始離我們越來越遠：資本的無限制流動將不再是一種舉世嚮往的準則。
這種傾向並非一直都有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20年，對現金跨境流通的限制普遍被認為是好政策；這在相對較窮的國家裡多少是通行的做法，在富國中間也存在。比如英國直到1979年都在限制國民作海外投資；還有些發達國家的限制政策持續到1980年代。連美國都在60年代一度限制資本外流。
然而這些限制政策後來漸漸失寵。一定程度上這反映了資本管制本身是有潛在成本的：它們會帶來額外的文書工作負擔，它們會給商業經營帶來困難，傳統經濟分析認為它們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很難量化）。但同時它也反映了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崛起，這種意識形態假定，如果金融市場想把錢轉移到境外，那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官僚們不該多管閑事。
這樣一來，那些堅持限制資本流動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在1998年發佈了資本外流禁令——幾乎成了唾棄的對象。它們公然藐視市場諸神，當然是要被懲罰的。
但是意識形態信徒們大概很難面對這樣一個現實：資本的無限制流動越來越像是個失敗的實驗了。
在二戰後的三十多年裡，基本上沒有發生過我們現在已經習慣了的這種金融危機，這在現在想起來是不可思議的。而從1980年開始，我們手裡有一份很嚇人的名單：1982年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1991年的瑞典和芬蘭，1995年又是墨西哥，1998年輪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韓國，2002年再次輪到阿根廷。當然還有最近的幾起災難：冰島、愛爾蘭、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
這一集集的危機大戲有什麼共同的主題嗎？慣常的思維把問題歸結為財政揮霍——但這一長串名單里只有一個國家符合標準，希臘。其實，銀行家失控是個更好的解釋；從智利到瑞典再到塞浦路斯，這個因素在危機中起了作用。但危機最鮮明的預測指標是大量外國資金湧入：我前面提到的所有案例里只有少數例外，都是大宗外國投資倏忽進入一個國家，然後又突然大舉撤出，從而形成了危機的基礎。
當然，這種全球資本自由化和金融危機頻發之間的關聯，並不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哈佛大學的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早在1990年代就大聲疾呼了。不過直到最近一段時間，我們有可能辯稱，這類危機僅限於窮國，較富裕的經濟體似乎對國際投資者始亂終棄的反覆打擊有免疫力。這是個寬慰人心的念頭——但是歐洲的苦痛證明此類說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不只是歐洲。過去10年里美國也經歷了外國資金滋養出的大量房地產泡沫，泡沫破滅後產生了相當糟糕的後遺症。由於我們的借貸用的是自己的貨幣，對危機的破壞有減緩作用，但這依然是自19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一次危機。
接下來呢？錢應當隨時隨地自由流通這種觀念，我不會指望一夜之間被全面否定。不過應該會有一個慢慢動搖的過程，伴隨着的是政府開始干預資金流入流出的速度。可以說全球化資本主義在實質上變得沒那麼全球化了。
這沒什麼。目前看來，錢不能輕易穿越國境的糟糕舊觀念還是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