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主與市場的反思：一個政治學者在21世紀開端的沉痛思考

從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這一整年時間，全世界人類都在迎接兩個重要的歷史新階段：一個是新千禧年，一個是21世紀。我還記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國際換日線的島嶼，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們聚集在海邊，通過架設望遠鏡、攝影機來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道陽光。在那個時點上，似乎人類有一個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個大的群體，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歷史紀元與架構之下。決大多數的人們對於新世紀充滿著樂觀的憧憬，期望這個新的世紀是一個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紀，是一個合作互助、永續發展、良好治理的世紀。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元首聚集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發表〈新千禧年宣言〉：

我們各國元首和政府首長，在新的千年開始之際，於2000年9月6日至08日聚集

於聯合國紐約總部，重申我們對聯合國的信心，並重申〈聯合國憲章〉是創建

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公正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依據。

同樣的，西方的知識分子也普遍對未來高度期待。這種樂觀是建立在20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所發生的劇烈的、席捲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軸是民主化與市場化。西方一些志得意滿的知識分子甚至預言，人類正走向歷史演進的終點，也是文明的極致……即人類最後的、最高的社會體制，不存在超越這種體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現這種體制的社會，也無可避免的要向它靠攏與接近。福山在他的《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

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型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在這種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分子有這樣一種假設：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可以帶來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可以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 (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會心平氣和地接納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民主化秩序的龍頭。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幾乎是南轅北轍。當然中間發生了911攻擊事件，讓美國所扮演的全球霸權角色出現更戲劇化的轉折。然而，即使沒有這個意外事件的發生，在21世紀的開端，美國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徵兆已經昭然若現：新興民主國家紛紛陷入嚴峻的治理危機、政治亂象重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個角落，市場萬能、自由化萬靈的神話開始在消退；在東歐地區，經過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後，很多前共黨又以左翼或社會勞工黨名義重新執政，並試圖修正前段時間全面私有化的變革；在拉丁美洲，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遭到普遍的質疑，親美的右派政權紛紛下台，左傾的執政黨開始摸索更均衡、更自主的發展策略；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勞工、農民、環保團體，以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每年的WTO部長會議成為全球社會運動團體總動員的練兵場。因此，美國在伊拉克所點燃的中東戰火，只是讓這個原本已經不平靜的世界，顯得更為荒謬與血腥。

從更深一層角度來思考，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在於，「民主」與「市場」——這兩個被很多政治領袖與知識分子定義為架構21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兩大支柱——正遭遇嚴重的變形與退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與市場之實際運作不但未能達到人民之期許；兩者反而成為21世紀世界秩序動盪的來源。

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國過去二十多年來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這個新的秩序讓美國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資本在全球範圍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與市場兩者都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全球資本主義使得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影響國家政策、支配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

金融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給他們最大優惠的地方，讓資本家不再需要遷就其他階級的政治要求。美式資本主義解體了許多國家的社會凝聚力，衝擊了歐洲國家許多調和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基本設計，例如福利國家與勞工權利保障。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嚴重傾斜，並導致國家機構經社職能減縮與維護公共福祉能力退化。不僅如此，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的市場體制，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巨大的風險。

在美國社會意識型態領域取得主導地位的新保守主義，試圖將這種圍繞全球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移植到全世界，並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的宰制結構永久化。美國的民主本身，就成為這場新保守主義革命的受害者，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民主程序遭遇扭曲、勞工與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被大幅壓縮。而美國民主政治品質的退化具有感染性，成為全球民主品質退化的最大感染源。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陷阱。因為，一方面在意識型態領域中民主被樹立為普世價值、唯一的選項(the only game in town)；另一方面美國的這種「變形民主」又被普遍模仿，而且在模仿過程中經常是變本加厲，其結果是讓多數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因為，如果劣質民主的源頭仍在進行錯誤示範，其他國家的民主體制就更難產生自我矯正的改革動能，人民只能逆來順受民主包裝下的惡質政治，因為似乎民主無可替代。

許多第三波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許多民選政治人物為拉選票，挑動選民的情緒，掩飾執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認同、宗教與族群議題，製造仇恨、兩極對立與社會裂解，甚至引發種族暴動與內戰。而且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爭奪執政地位與維護黨派利益壓倒一切，憲法的權威遭到踐踏，選舉過程遭到扭曲，司法無能解決而淪為政治鬥爭工具，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污腐化橫行。此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後殖民社會)，相比西方國家，這些國家的體制原本就發育不全，黨派間的惡性競爭就更加削弱國家機構的治理機能、獨立性與公平性，剝奪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民選政治人物的決策傾向短期回報，為了眼前的利益交換與可分配資源極大化，而向未來透支，經常導致財政結構惡化或外債高築的結果。在許多轉型社會，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同步推進，更帶來嚴重的國有資產被掠奪與社會分配兩極化問題。

這些民選政府領導人搜刮的財富與他們這些國家的長期貧困，構成「民主」最大的諷刺。舉例來說，1997年以後印尼鄉下百姓最常問的問題是：那個叫「民主」的玩意何時會結束？阿根廷的「民主」出現財政崩潰、國家破產，至今無法脫離以債養債的困境。洛杉磯、三藩市、紐約、邁阿密和休士頓成為眾多拉丁美洲權貴子弟的匯聚地，紐約中央公園旁和邁阿密海灘邊動輒兩億台幣的豪宅裏，住戶鄰居們講的都是西班牙文。這些都是拉丁美洲成群輪番執政政客的親屬。

在東亞，即使在民主轉型相對平順的臺灣與南韓，民眾對於民主的實施經驗也有很大的保留，民主的實踐經驗也給社會大眾帶來很多疑惑。根據「東亞民主動態調查」2003年的資料，南韓只有49%的公民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33%的人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威權體制比較好」，還有17%的人「不在乎民主不民主」。臺灣的民眾只有42%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24%認為「威權有時比較好」，還有25%的民眾「不在乎民主或不民主」。在拉丁美洲，民選政府普遍無力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嚴峻經濟社會問題，導致許多民眾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根據「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2003年的資料，在這個地區有53％的公民同意「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不在乎一個不民主的政府上台」，在巴西、墨西哥、秘魯同意這個看法的受訪者分別是65%、63%與57%。

1990年代的民主化是伴隨著市場體制改革而來。經濟與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一體之兩面。在經濟層面，也出現了很多令人反省的現象。俄羅斯的「市場改革」，在1990年代導致少數人鯨吞全民資產，進行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財富重新分配，至少有4000億美金的資金遭席捲到國外。這些攫取國有資產的大亨，用低廉的價格把資產賣給跨國企業，現金則透過地下管道拼命移往海外。在英國，不少上億美金的古堡豪宅、甚至連英國的職業足球隊，也被俄羅斯大亨買走。這些逃亡海外的資金，是全體俄羅斯人民幾十年來辛勤勞動的結果。從社會層面來看，俄羅斯的「市場改革」把俄羅斯打回到幾乎比第三世界國家還落後的狀態。由於醫療保障體系崩解，再加上俄羅斯中年人大量失業以及酗酒，男人的平均壽命劇降10歲，彷彿回到二次世界大戰。

在拉丁美洲國家，在「華盛頓共識」指導原則下進行的所謂「自由化改革」，讓原本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在經濟增長與經濟開放過程中更形惡化，階級流動性下降，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資本國際化，使得拉丁美洲富人的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任何一個稅率最低或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地方，讓資本家不再需要遷就國內其他階級的政治要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由於全球化給拉丁美洲弱勢群體帶來巨大的經濟風險，這5年來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反思自由主義神話，並改變自己的政策走向。「華盛頓共識」遭遇到全面的批判，從阿根廷、巴西、智利到波利維亞，大多數執行新自由主義的右派政府都失去政權，被左傾的政黨所取代。在委內瑞拉查維茲政府的帶頭下，少數拉丁美洲國家開始公開抵制美國推動的「美洲共同市場」架構。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讓東亞地區的勞工與農民團體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原來引以自傲的「均富」分配結構，也開始迅速褪色，在過去10年，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的實質所得不是停滯不前就是倒退。同時，在金融危機後，東亞國家開始意識到無節制的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也體認到今日國際經濟秩序十分偏頗，完全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甚至完全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利益為中心，導致管制熱錢流竄的全球機制嚴重不足，亞洲國家開始積極建構區域性的政策協調機制，來防堵國際金融與匯率風暴的肆虐。

以上所描繪的民主化與市場化困境，雖然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背後的基本故事都是一樣。從冷戰結束後，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指導下所打造的新全球秩序，讓「民主」與「市場」雙雙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兩者都圍繞著全球資本主義的邏輯而運作。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主導下，國家機構的經社職能全面削弱、維護公共福祉的能力大幅退化。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宰制下，民主日漸成為一個空殼子，既無法維護公民的福祉，也無力回應公民的需求。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個以「國家」為範疇的政治體制，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主要權力行使者，卻可以跳脫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與節制。而今日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品質可以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主產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使主體，例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經濟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從英國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時期開始啟動的新保守主義革命，不但逐步在全球範圍內打造了一個窒息民主的外部環境，而且也在體制內部埋下了腐蝕民主的因子，並在最近十年形成一個民主品質全面退化的全球趨勢。讓我們追溯一下美國民主退化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非常複雜，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美國的民主遭遇了市場原教主義與基督教原教主義的雙重侵蝕。特別是美國共和黨，使得這兩種意識型態推動的激進變革，導致嚴重價值衝突與政治對立。價值衝突讓墮胎問題、同性戀婚姻、學校教授演化論等問題變得非常尖銳。當信念衝突越激烈，政治競爭手段乃日趨下流，選舉程序受到操弄，選舉結果爭議不斷。此外，在美國的政治運作過程中，政客高度依賴所謂的「政治顧問」，這批謀士最擅長的是政治包裝、形象打造、抹黑對手、操弄選民的情緒、散布假資訊、遙控媒體。例如，最近媒體揭露的布希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就是典型人物。這些政治人物不去思考國家的前途與未來，不花心思去謀求施政績效，而是去網羅最專業的政治顧問，因為這些顧問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讓政治人物不必為自己的無能、失職與貪腐付出代價。

民主品質退化的一個明顯指標，就是美國所宣揚的人權與自由在911事件後嚴重倒退。過去，美國的法院一直是維護人權、保護少數群體的堡壘。但是，近年來共和黨任命很多強烈保守意識型態的人擔任美國聯邦法官，讓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完全背道而馳。保守意識型態的法官盤踞聯邦法院體系，對於言論自由的範圍進行壓縮，並放任國家機關對個人隱私進行監控。前段時間，美國幾個大報的記者披露政府幾個密件，被美國法院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要求記者交代消息來源，否則記者遭遇牢獄之災。這種判例在1970年代的美國根本不可能想像，否則「水門事件」的結局會很不一樣。目前，布希政府正以「反恐戰爭」為名，打造美國式警察國家，國土安全部對電話與郵件進行全面監控，並任意發布警示，製造大眾惶恐；執法機關可以不經法院審訊對可疑人士進行盤查與拘禁，並在全球各地設置秘密監禁場所。也難怪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政治理論教授Sheldon S. Wolin評論道：「某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正在取代我們的民主。」

美國民主品質退化的另外一個明顯指標，就是酬庸政治與裙帶政治大行其道，雖然這不是美國民主的新問題，但從20世紀初期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如此荒唐的局面。過去，雖然美國總統有相當大的人事任免權，但還是要重視官員的背景與資歷，而且還必須經過參議院確認。但最近幾年來意識型態純正、黨派忠誠無限上綱，操守與能力退位。最戲劇化的例子，就是因Katrina風災而辭職的美國聯邦政府救災總署署長布朗。這個重要的位子居然是由一個完全沒有行政能力的人充任。布朗在出任聯邦要職之前，唯一的資歷是奧克拉荷馬州阿拉伯賽馬協會的會長。他之所以能位居要職，只因為他是布希2004年總統大選競選總幹事的暱友。

類似的例子屢見不鮮。美國《時代》雜誌在去年9月一篇專題報導中評論布希的用人，指他安插資歷淺薄但黨性堅定的人擔任聯邦要職的範圍與層次，都達到前所未聞的地步。

美國民主品質退化的更深層原因，是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在過去20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多元政治步入歷史，金權政治登上舞臺。代表企業利益的利益集團在美國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地位，而抗衡企業政治影響力的其他社會力量日益萎縮。

首先，美國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原來就不高，最近20年更不斷下降，從1983年的20.1%下滑至2004年12.5%。近年來，最大的企業雇主，例如渥爾瑪，都在打壓工會的發展。其次，代表企業的遊說組織資金驚人的豐沛，在2004年企業遊說組織的預算是21億美元。同時，廣告收入馴服了電子傳媒，不敢碰觸敏感或爭議性議題，其主要功能退縮為娛樂視頻。由共和黨修法大幅鬆綁傳播事業的控股規定，傾向共和黨的控股集團透過兼併與收購，將美國絕大部分的地方電臺與報紙均納入其旗幟下，只剩下少數東岸自由派報紙，還維持對時局的批判力道。最能代表大企業對美國政治主導力量的，莫過於美國媒體所謂的「六人幫」(Gang of Six)。「六人幫」包括全國製造業協會、商業圓桌會、獨立企業主聯盟、全國餐飲業協會、全國批發與通路商協會、以及美國商會。這六大工商協會基本上主導操控了美國國會立法議程，他們更是布希政府1兆3500億(幫富人)減稅方案的主要推手。凡是阻擾他們立法議題的國會議員，就會成為他們全力打擊的對象，在2004年大選時，這個權力集團就聯手動員選票與政治資金，硬將民主黨參院領袖達謝爾(Thomas A. Daschle)拉下馬來。

這場將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導向極度不平衡的變革，可以視為一場新保守主義革命。這場革命的起點要回溯到雷根政府啟動一場敵視「政府」、醜化「國家」、神化「私人企業」、崇拜「市場」的激進革命。在1990年代興起的新保守主義，更將這場革命帶向極致。「新保守主義」是自由市場原教派，新保守主義推動的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場機制中的「弱肉強食」、「劫貧濟富」的傾向。過去20年，雖然美國經濟繼續增長；但是美國97%新增加的所得，卻都落在前20%高所得的那一層。2002年美國最富的1%家庭，即享有全美財富的39%。美國最底層4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財富的0.2％(因為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債務大於資產)。

小布希任內，美國貧窮人口增加了17%。再舉個例子說明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1990年，在紐約市曼哈頓區，所得頂層20%的人，平均收入是底層20%的32倍，$174,486與$5,435之別。到了2004年，頂層的所得增長到底層的52倍，變為 $365,826與$7,047。美國的醫療支出占國民所得毛額的14％，為全世界最高，但卻有將近4700萬的國民(約占人口的16％)仍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在此同時，美國政府的財政稅基嚴重流失，稅負集中在中產階級，財政結構急速敗壞。大多數的美國社會菁英，對於國內存在的巨大社會鴻溝漠不關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人對於全球極度貧富不均問題麻木不仁。

這正是我們所處時代一個最弔詭的現象：美國以世界民主模範自居，但卻向全球輸出劣質民主。美國自命為推銷民主的急先鋒，但經常採取雙重標準。正因為世界上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將美國視為標竿，美國民主品質的退化，就必然具有傳染性，必然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菁英以及他們身邊的幕僚，正是從美國政治人物的身上學習各種惡質的政治競爭、民意操弄手段與技巧。美國不僅提供錯誤示範，而且還向世界各國輸出這些政治伎倆，活躍於美國政壇的政治顧問，更開始大量向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提供他們的專業服務，在所有涉及美國戰略利益的其他民主國家的大選活動中，都可以看到這群政治魔法師的身影。同時，美國在國際上推行民主，經常採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準。只要一個政權採取親美路線，儘管這個政權靠舞弊當選，或人權記錄極差，仍舊可以獲得美國的背書；只要一個政權反對美國政策，即使享有堅強的國內民意基礎，仍舊會遭遇美國的蓄意杯葛以及刻意醜化。

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被新保守主義挾持時，天下也就難太平。911這場空前的恐怖主義攻擊事件，給了新保守主義分子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推動醞釀已久的「中東戰略版圖改造計畫」。如驚弓之鳥的美國民眾，願意接受新保守主義陣營所開列的任何國家安全政策處方。該處方的核心主張就是先發制人、變更政權，以及「民主帝國主義」(democratic imperialism)願景。通過偽造的情報與蓄意欺騙，編構戰爭的合理性，一個只有短短兩三百年歷史的國家，向一個擁有幾千年古老文明的國家發動了一場不對稱的戰爭，這場戰爭激發全球的反美情緒，並讓美國深陷泥沼。但是，美國的「民主」並沒有讓任何關鍵決策者為他們的蓄意矇騙國會與選民負起政治責任。布希總統仍舊連任過關，錢尼、倫斯斐、萊斯等這些主戰大將仍舊大權在握。由這樣一個「民主」來主宰世界秩序，天下是難以平靜的。

美國盛世下的「不太平」，有多層的不安定因子。布希的單邊主義已經讓全球多邊衝突管理機制形同癱瘓，並嚴重削弱聯合國機能；布希的先發制人、更換政權的安全戰略，讓戰禍綿延中東與東亞；美國國防部正全力研發微型核子武器，準備打破傳統戰爭與核子戰爭的界線；美國的鷹派勢力正積極將軍備競賽延伸到外太空，並鼓勵日本廢棄〈和平憲法〉；美國的貿易赤字、聯邦赤字以及家庭負債，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不定時炸彈。

美國盛世下的「不太平」的最大隱憂還在於：美國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旗幟下所建構的全球資本主義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巨大威脅。就資本主義對環境威脅而言，Katrina颶風就是一個警訊：全球暖化問題已經開始讓人類面臨越來越頻繁的巨大天災。我們釋放二氧化碳的速率，已經是海洋和陸地吸收速率的3倍。許多科學家都提出警告，全球暖化的效應已開始反噬。按照這樣的速率，到21世紀中葉，全世界的森林與漁業資源將會以更快的速度耗竭。而面對如此嚴重的環境威脅，與能源產業利益緊密掛鉤的布希政府，仍肆意妄為地壓制聯邦科研機構的科學家發布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證據，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並放寬機動車耗油、能源開發等環保標準。

就對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破壞力量而言，全球資本主義讓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風險。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系，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擴張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世界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的崩解。經濟活動一旦緊縮，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就會出現巨大的振盪。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都變成極少數的跨國銀行、投資機構、對沖基金賭桌上的籌碼。全球資本主義也讓人類社會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貧富差距、加速所有國家內部的財富重分配、加劇市場經濟對弱勢團體的排除作用、並撕裂社會內部的凝聚力。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讓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控制國家、支配社會的無比權力，也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全球化正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低能的空架子。

全球化讓人類社會失去了駕馭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因此資本主義在驅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對社會與環境進行前所未有的侵蝕。資本主義的弔詭在於，其「效率」有如雙刃利劍：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而言、對追求最大物質慾望滿足的消費者而言、對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社會而言，資本主義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而言、對掠奪第三世界資源、對剝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資本主義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說，資本主義可能是最浪費的制度，因為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占有性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刺激沒有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人為建構的虛榮價值。在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邏輯下，全世界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滿足地球上少數人的物質需求。但為了滿足這些少數人無止境的物質慾望，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將地球上有限的資源轉換成無法再利用的廢物。在此同時，全球資本主義卻將第三世界國家中多數人擠壓在這個交換體系的邊緣位置，他們生活範圍內的大多數生產資源都被劃歸私有，導致這個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也打破了民主與市場之間的均衡關係。從海耶克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多主張，民主是依據公民主權的原則運作，市場是依據消費者主權的原則運作，兩者都尊重個人的意志與選擇，所以在理論上兩者的基本精神是相互呼應的，而且兩者都可以達到保障多數人利益、滿足多數人需求的目的。他們通常假定個別的經濟行動者與個別的選民都是理性的，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也都深信市場經濟最能有效保障個人自由，而最好的市場經濟是徹底私有化、充分尊重個人自由選擇、獨立自主運作、自我調節的市場機制。但是這個理想得以實踐的三個前提是：

第一、民主與市場的參與者的立足點要大致平等；第二、民主與市場的競爭機制不受扭曲；第三、個別的公民與經濟行動者能理性判斷，有足夠的資訊，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是從歷史經驗來觀察，這三個前提在現實環境下經常落空。民主與市場經常變質為「強者恆強、富者越富」的遊戲，民主與市場中的參與者在通常在地位、資源、知識上極為不對稱，實質上的不平等扭曲了表面上的權利平等。資本家總是企圖透過規模經濟與聯合壟斷來追求超額利潤，並試圖扭曲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代議民主所提供的選擇通常非常局限，形成政黨間的一種聯合壟斷。

此外，消費者或選民的情感、資訊與價值都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是經常不斷的被精緻的宰制機制所俘虜。一般民眾，即使形式上擁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如果缺乏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資源，就很難發揮政治上的作用。所以，一個社會即使形式上具備民主，資本家也可能取得影響國家決策的主導地位，並藉此鞏固他們在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支配地位，從而顛覆了民主與市場保障平等與維護自由的真諦。其實，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與布勞代爾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析，早已指出資本主義不但具有「反民主」的本質，也具有「反市場」的本質。因此，必須為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市場經濟建構有效的平衡、節制與監理機制。缺乏有效管理與民主監督的資本主義，會對社會權力結構產生巨大的扭曲，反而讓多數人失去真正的自由與自主。?

熟讀歷史的政治經濟學者，都對無節制的全球資本主義在過去二十多年的迅速擴張非常憂慮。無節制的全球資本主義，尤其是無節制的跨國金融活動，曾經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來到高峰，結果是以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悲劇落幕。1911年宣統年間，滿清政府還在紐約、倫敦、蘇黎士等世界各地發行湖廣鐵路的債券。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雖然資訊技術不發達，但金融全球化已經非常發達。

二戰後西方國家記取教訓，對於國際貿易與跨國金融活動建立嚴格的管理機制，來駕馭市場對於社會秩序的破壞力量，建構一種John Ruggie所稱的「鑲嵌式自由主義體制」(embedded liberalism)。但1980年代以後，歷史記憶淡忘，自由市場神話再度抬頭，在華爾街利益集團的驅使下，美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打造了「華盛頓共識」。

過去二十多年，大多數的西方知識分子都沉浸在市場萬能的神話裡，而忘記了卡爾‧博蘭尼在他《鉅變》一書對資本主義發出的歷史警語：「那個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烏托邦是不會持久的，不然的話，遲早將摧毀社會的人與自然之本質，必然會摧毀人類，並將我們的環境化為荒漠。」

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對下列這些嚴峻的課題：

一、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其兩極分化傾向，並妥善利用其積極性，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文化、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如何建構維護經濟弱勢團體權益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讓廣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參與與監督機制，維護其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並讓社會各階級與集團間維持權力平衡？

三、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移轉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官僚體系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

在回應這些嚴肅的課題上，過去西歐國家(比如瑞典、法國等)有些不錯的經驗可以學習，但是現在歐陸國家原有的調和階級矛盾與節制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與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法團組織(統合主義)、共識型民主等，在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下，欲振乏力。這意味著，任何國家要憑一己之力回應這樣的嚴峻課題並不容易。很容易被美國與跨國企業操弄與支配的中小型國家，更難自主選擇社會發展模式。中小規模的新興民主國家，更容易掉落「分而治之」的陷阱。因此，只有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或掌控戰略性資源(例如石油)並具備較高政治統合能力的國家，才有機會走自己的道路，並扶助其他國家擺脫外部制約。像中國、印度這樣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國家，有機會走自己的道路；而且他們也只可能根據自己的國情與歷史條件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中國與印度都步上美國式資本主義後塵，人類的前途將十分黯淡。

很明顯的，國家層次的民主已經不能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亟需在全球層次建立新的民主機制。要有效回應上述的嚴峻課題，發展中國家必須透過集體的力量，試圖在全球層次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利害與共的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的管理，才能徹底控制資本主義的風險與破壞性，才能有效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傾向，才能全面建構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的規則。也只有用全球範圍的民主管理機制，才能改造當前全球權力運作場域的不合理宰制關係，讓主導資訊、知識、意識型態生產的機構回應人類社會最大數人的生存發展需求。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學與智庫、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等等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內權力行使的主體，尤其應該受到民主監督。建構全球民主管理機制、公民社會組織與弱勢團體的跨國連結與動員、發展維護第三世界廣大人民生存權利的全球公共論述——這三件工作，必須攜手並進，密不可分。

朱雲漢：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並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並同時兼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研究領域包括民主化、東亞政治經濟與方法論，目前主持「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

本文發表於思想 第三期 「天下、東亞、台灣」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