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敬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是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中國經濟發展加快轉變

“為什麼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成為未來發展的主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因為現有的增長模式的弊端凸顯，造成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氾濫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吳認為，宏觀經濟兩難困境下，一方面要採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加快向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而轉型能否成功，則有賴於能否形成新的改革共識，加快全面改革，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建立有利於發揮創新精神的體制機制。”吳指出，這種“新改革共識”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我們原來改革共識的基礎上存利去弊，向前推進。

如今，2012年已經接近尾聲，離實現在202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還有七年多一點的時間，基本上到“十三五”就要完成這一目標，任務重，時間緊迫。

為了實現這一設想，吳敬璉認為除了要儘快形成改革共識，在改革策略上，要更加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並注意與從下而上的改革試驗結合起來，實現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的良性互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線

《21世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是什麼？

吳敬璉：目前對於什麼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為什麼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眾說紛紜。近代以來，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轉變增長模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就是從前一種增長模式轉變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

中國為什麼要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根本的原因，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起，中國就從蘇聯承襲了史達林稱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的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經濟社會矛盾的日益嚴重。這些矛盾包括：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

1994年實施人民幣深度貶值和匯率並軌，支援了出口貿易的大發展，一方面使得我們維持了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外匯結餘不斷累積，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發行大量貨幣來購買外匯。貨幣超發的後續效應顯現，通貨膨脹壓力增加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成為宏觀經濟的常態。

中國經濟出現的上述問題，在本世紀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且不說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即使滯後期較長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也從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國政府不得不從2008年2季度起採取緊縮政策，防止惡性通貨膨脹的爆發。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2009年，政府採取了注入海量投資和貸款的措施來“保8。2011年通貨膨脹再次抬頭和再次實施緊縮政策。

今年以來GDP增速下滑超出預料。現在許多人呼籲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來阻止增長率下滑。其實正像我在兩年前已經說過的那樣，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陷入了既不能“緊”又不能“松”的兩難困境。只能採取標本兼治的“兩手對策”，一方面採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不致發生嚴重通脹或經濟崩盤；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上。

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相似。日本、韓國、臺灣、馬來西亞等東亞經濟體通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曾經取得了二十來年高速增長的優良成績，但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宏觀經濟大問題。在危機發生後，東亞各經濟體表現各異。其中，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重的衝擊，但是他們一方面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一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改革措施，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現在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創新都達到了世界級水準。

這幾年中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盡其所能，採取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穩定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經濟經常處在非常緊張的狀態，稍有閃失就會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機。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時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了，中國的底子還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準還很低，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根本的出路還在於是解決增長模式的問題，或者如“十二五”規劃講的，“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障礙

《21世紀》：至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並不理想，您認為，為何會出現這種問題？

吳敬鏈：首先，是因為存在認識方面的障礙。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都是由大規模的投資支撐的，因為按照史達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基本原理”，積累（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是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雖然每一次增長的“大躍進”，都帶來了大災難，但直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大規模投資支持GDP高速增長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其次，是因為存在體制方面的障礙。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遇到的體制性障礙，歸納為四條：第一，政府保持著對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銀行信貸）的配置權利。第二， GDP增長作為幹部業績主要的標準。這兩條加在一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努力運用掌握資源的能力營造GDP增長政績。第三，現行財稅體制使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去追求GDP。從財政收入看，一半的財政收入是來自生產型增值稅，而生產型增值稅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依賴於物質生產部門GDP的增長；從財政支出來看，很多應該由中央支出的責任（在中國叫做“事權”）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籌錢才能夠承擔起他的支出責任。結果，地方政府必須努力提高GDP的增長速度。第四，從計劃經濟沿襲下來的生產定價制度通常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助長了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投資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還得益於以下因素：改革開放解放了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使大量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通過對外開放和引進國外先進裝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資源投入和效率提高雙重驅動，其中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左右。與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較，這自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進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好勢頭。

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製造業技術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然而，當中國產業的技術水準愈是接近外國產業技術的一般水準，中國企業靠進外國裝備和技術實現所謂“適應性創新”的空間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創性的創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趕進行創新的步伐，中國企業就無法保持自己的發展勢頭。

改革開放以來效率提高的另外一個因素，即勞動和土地資源由於產業結構轉換帶來的效率提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以勞動力從低效產業到高效產業的轉移，即獲得所謂“人口紅利”而論，由於農村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繼續通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轉移來提高效率的潛力已經不大。而且，隨著勞動力供應趨緊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簡單加工業的低工資成本優勢也將風光不再。

總之，我們已經不能指望繼續沿用前30年的老辦法來提高經濟效率了。據一些經濟學家報告，近年來效率提高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升反降，就是上述問題已經出現的明證。在中等收入的發展水準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我們就可能會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用改革推動發輾轉型和產業升級

《21世紀》：實現從適應性創新到原創性創新的轉變對我國的經濟轉型至關重要，那麼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政府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吳敬鏈：過去我們常說，由於中國缺乏技術人才、缺乏技術積累，經濟增長方式只能十分粗放。但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受過訓練的技術人才數量目前已經居於世界第一位。技術發明也數量眾多，而且有些發明已經接近甚至突破世界前沿。現在的問題在於，新技術的產品化、產業化步履維艱，許多新技術死在搖籃之中，即使勉強轉化成了產品，企業也長期做不大，新技術拖成了舊技術，企業也成了“小老頭樹”。癥結在於缺乏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環境。

現在政府需要主動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首先要牢牢樹立“創新的主體是企業”的觀念，不要去插手自己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同時，要把注意力轉向自己應當管的事情，並且把它們管好。其中，首要的是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搭建公平競爭的舞臺。在這個方面，政府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以起不好的作用。創新的動力來自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得到的回報的一致性。政府對少數“重點企業”的政策傾斜，往往損害了眾多一般企業創新的積極性。

對於創新，需要做更寬闊的理解，不要一提創新，就想到高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或者“戰略性新興產業”拔地而起。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創新方式，可以直接帶來利潤。

正如前面說到，目前的生產力發展在內還面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而言要打破“諸多體制性障礙”，唯一的辦法是切實推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體制改革。所以“十二五”規劃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發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才能建立有利於發揮創新精神的體制機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是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21世紀》：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明確提出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現在為什麼要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

吳敬璉：中國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是做出過頂層設計的。不過，當時不叫“頂層設計”，而叫“目標模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在再次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現在不少人認為中國改革從來沒有明確的目標，一直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二是近年來有些人摸到了另一塊“石頭”，要求採取有別於市場經濟的另一種“頂層設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即是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21世紀》：那麼如何理解前三十年我們設定的頂層設計？

吳敬璉：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陳雲和鄧小平都提出過，中國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這一口號的呢？那是在“文革”浩劫之後，社會瀕臨崩潰的邊沿，亟需採取措施挽救這個國家。但中國理論界已經和世界隔絕了幾十年，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不知道應當如何著手，所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當時中國政府派出了許多代表團到國外參觀訪問，瞭解別國的經驗。當時最有吸引力的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四小龍”的經驗。

但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發現經濟體制是一個繁雜的大系統，只進行這樣局部的、枝節的改革，而沒有明確的目標模式和系統設計是不行的。1984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初步確定了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不過，“有計劃”和“商品經濟”之間是什麼關係，“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除了《決定》裡講到的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和價格要反映供求兩個特點之外，具體是怎樣的系統，也並不十分清楚。所以，在“頂層設計”（目標模式）明確以後，還需要“從上到下”地制定改革的總體規劃。

1986年，國務院組織制定了一個價、稅、財、金、貿配套改革的總體規劃，準備在1987年推出，但後來整個改革因故被擱置了。經過1989-1990年的曲折，1990年12月和1991年3月，鄧小平在和一些領導人的談話中，兩次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的意見。中央支援改革的領導人根據鄧小平的這個提示，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對市場經濟通過什麼樣的體制和機制去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行了深入具體的研究。在深入研討的基礎上，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講到當時關於建立新經濟體制問題的三種意見，他“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這一講話的精神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採納，大會決議明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樣，就確立了改革的目標模式，即頂層設計。

接著，就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50條》）。這個決定，對市場經濟各個子系統，包括財稅體系、金融體系、外貿體系和外匯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國有經濟等子系統的改革方案，各個子系統改革之間的配合關係和時間順序，做了較為細緻的安排。從1994年開始，中國根據《50條》的規劃進行了大改革。除此之外， 1997年中共十五大關於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總體規劃也有重要意義。這些規劃的發展，有利於國力的增強，有利於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都可以而且應當充分發展。

當然，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這個框架仍然是初步的。正如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的，現有體制在許多重大方面“還不完善”，“生產力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使之逐步完善起來。

開創改革發展新局面

《21世紀》：有人提出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立的另外一種“頂層設計”。那麼您怎麼看待另一種頂層設計？

吳敬璉：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就不斷受到來自支持舊體制和舊路線的人們質疑。21世紀初期以來，隨著改革的停頓不前，尋租活動不斷強化，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更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口號忽悠公眾，提出另一種“頂層設計”提供了機會。

比如，一些人把以“強勢政府”控制社會為主要特徵，依靠巨型國企和天量投資實現GDP高速增長的經濟模式提到“中國模式”的高度，聲稱由於這種模式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得“高鐵建設”和一些地方超高速增長等“奇跡”能夠被創造出來。

這種模式，實質上是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和社會活動、壓制市場作用和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前幾年聲勢顯赫，對我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脅，但近來卻顯出頹勢，因而出現了重振改革勢頭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

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有兩方面理由：一、通過近幾年的理論探討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有著長期專制主義傳統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大半會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二、一度被吹捧入雲的某些“奇跡”真相正在逐步暴露，這使人們懂得靠“強勢政府”、壟斷國企和天量投資支撐的超高速發展和短期“政績”，到頭來，只是肥了一小撮貪官污吏，留給國民的則是高額的債務。

近來朝野上下推進改革的呼聲高漲，形成“新改革共識”有一定可能性。這種“新改革共識”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我們原來改革共識的基礎上存利去弊，向前推進。

正如“十二五”規劃所指出那樣：“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胡錦濤總書記在201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也重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21世紀》：注重改革頂層設計的同時，是否意味著否定從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和改革試驗？

吳敬鏈：近幾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和公眾的呼聲，已經在市場經濟頂層設計的框架內採取了主動行動，進行了不少積極的改革探索。比如：從2010年開始，上海市國資委開始進行行業調整收縮的工作，計畫用3年時間把國有資本涉及的行業由79個減少到54個。廣東省2011年的民間組織無主管設立改革和今年的簡化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都是具有全域意義的改革探索。

對於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和廣大群眾的改革倡議，我們應當熱情支持，認真研究。對於已有的改革試驗，應當及時總結，適時調整，興利除弊，加以推廣。只有把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結合起來，實現它們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能順利地開創改革發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