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引言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

破題

兩岸關係是一個變動的概念。由於國際情勢、國內政治權力板塊、以及兩岸的相對實力，都不斷在變動，因此本文所提出的一些想法，也只是現階段根據想作、應作、能作的種種限制，所整理出的一些思緒，都可能因內外情勢變動而有所修正。

兩岸關係現在在台灣社會，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藍營沒有放棄統一的理想，但因為選舉的考量，而不敢公開提出統一的主張。最後統一變成只是一個選項。綠營沒有放棄獨立的理想，但也知道現階段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雖然選舉時喊得震天嘎響，但信其可行者當也為數不多。最後同樣也只有把獨立變成一個選項。當「統一」與「獨立」都變成只是一個選項的時候，台灣就沒有了有力的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論述。

一般百姓也是一樣，除非有特別強烈的政治傾向，否則在職場中，在學校裡，在弄不清楚對方政治顏色的時候，泰半都選擇避談政治，以免引起衝突。久而久之，兩岸關係變成埋在許多人心中的結，大家都知道重要，但都無法清楚理出頭緒。

這也使得關於兩岸關係的思考，變成真的只是在「管理」或「經營」（manage）現階段的雙邊關係。目的是讓它不要引爆或者失控。至於管理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是該往歐盟方向引導，往邦聯方向引導，還是往獨立方向引導，在政策上完則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今天的討論也是一樣。到底我們是要討論兩岸關係，還是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的解決？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的解決，是戰略層次；兩岸關係的處理，則只是戰術層次。層次不同，發言的高度自也不同。但就實務來講，戰術層次容易在藍綠之間找到交集，戰略層次卻只容易流於各說各話。這也是今天這場討論的兩難之處：要有交集還是沒交集？

不過為使討論完整，我們還是必須從戰略目標談起。

兩岸的分裂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定性：一是為什麼分裂？二是分裂以後，我們在這島上所努力的是什麼？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那就是甲午戰爭台灣被割讓之後的一連串歷史。雖然這裡面還有台灣地位是否未定的爭論，但所引起的漣漪終究不大。在這問題上纏鬥，格局也不夠開闊。第二個問題則涉及我們自我定位的問題：我們在台灣所努力的是什麼？藍營傳統的思維是，我們是在為中國人的前途找一條出路。

清朝末年以來，中國的有識之士都在努力為中國找一條出路，革命黨與保皇黨是如此，國民黨與共產黨也是如此。只是我們認為我們的方法與路線比他們好，我們也願意以台灣的成就，向全世界證明，中國人也是可以實行民主制度的。而既然兩岸在作的是兩種制度的競爭，所以問題的本質就不是台灣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過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治學台北」的口號，就是這種思路的表現。

如今這些口號雖然消失了，但是為中國人找出路的想法並沒有變。只是在權力消長的情況下，藍營的目標變成在整個大中國的環境下，讓台灣扮演反對黨的角色督促中共改變。統一的口號消失（或在政策的優先順序上往後移），敦促中共改變成為主要目標。這些努力雖遭到中共極左勢力的反彈，發起「反精神污染」以抗拒「和平演變」，但「台灣的存在，可以敦促中共當局改變」，卻也逐漸在大陸內部引起相當程度的共鳴。

可是敦促中共改變後，下一步要作什麼？連戰擔任行政院長的後期，曾提出過一個口號：「邁向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個口號其實不錯，但因為給人終極統一的感覺，怕引起反彈，而在曇花一現之後就消失了。其實，「邁向一個統一的中國」的提法，還真滿足了各方的需求：首先，「一個中國」滿足的中共的面子，但是既然要「邁向」，則也隱含承認分裂的現狀，如此亦滿足了台灣的需求。至於「邁向」的速度有多快，我們則可以設法控制。而整個「進行式」的提法，也跟汪道涵當年「中國統一是個進行式」個看法剛好契合。

但這提法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沒說明統一的中國是哪一種形式。中共的一國兩制我們不接受，但我們的對案卻沒有講清楚。李登輝提出的「七塊論」透露出一些邦聯構想的端倪。於是台灣的知識界也開始往邦聯方向思考，所謂「屋頂理論」，就是這一系列思考的產物。邦聯也好，美式聯邦也好，或陳水扁後來提出的歐盟模式也好，都為兩岸關係的最終發展提出一個想像的空間。

可是就算目標提出來了，我們還必須有作法。假設，我們國內有共識，邦聯是兩岸關係最後比較好的解決方式，那我們所有的政策方向，就應該往「塑造一個讓邦聯得以出現的有利環境」去努力。外交、國防、經濟等部門都應該思考：如何營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讓邦聯得以實現？如何引進第三者，為兩岸和談作見證？如何在國防建軍上，滿足台灣最大的安全需求，讓我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敢於和大陸談判？如何在經濟上佈局，迎接邦聯出現之後的新情勢？在這段過程中，台灣一定要將自己利益與國際利益緊密結合，以增加自己力量。這不是要將「台灣問題國際化」，而是讓「台灣國際化」，這樣才能在眾多加持下，結合國際力量與中共互動。

可惜政府過去都沒有這樣做。足以讓我與國際利益結合的亞太營運中心，成為明日黃花。邦聯、歐盟云云，都只成了學者的一廂情願。政府放棄帶領人民的努力，兩岸關係淪為「不獨、不統、不武」的消極踏步。

可是大陸的發展卻沒有原地踏步，這使得兩岸實力的消長，也像太極圖一樣，優勢從我們這裡轉到海峽對岸。這也造成兩岸關係的轉化（transformation）。學者談到國際衝突解決的時候，談到衝突究竟是被暫時壓抑下來（conflict settlement），還是真的找出新的方法，把餅作大，讓大家在滿足需求下解決衝突（conflict resolution），還是衝突發生轉化的質變。

轉化分成五個形式：一是背景轉化。衝突是鑲嵌在社會、區域、與國際背景之中的。一旦背景改變（比如冷戰結束），衝突就可能轉化，消失或發生質變。二是結構轉化。這指的是社會、經濟與國家結構。三是參與者的轉化。新的執政者上台、新的國家介入參與等皆屬之。四是議題轉化，比如有新的議題出現，或新的議題被掛鉤進來交換，或大家決定將議題脫鉤，個別解決，這都會影響到衝突的發展。最後是個人與團體的轉化。比如人們對事情的觀點改變，還是意願改變等等，也一樣影響衝突的強度與方向。

把這幾個形式的轉化攤開來看，我們發現兩岸關係幾乎都面臨這些轉化：冷戰結束、東協加一等，是背景轉化，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和平崛起，是結構轉化。馬英九上台，兩岸關係回春是參與者轉化。兩岸互動頻繁，經濟議題升溫，是議題轉化。全新的情勢，也帶動人們看事情的角度改變、解決衝突意願的改變。這是人與團體的轉化。十年前台灣人或許排斥被派駐大陸，十年後，派駐大陸變成應徵工作的基本條件，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這五個轉化，帶來兩岸關係的質變。但轉化的幅度與速度，卻可能非我主觀所能控制。所以愈是這個時候，我們愈需要及早提出有關大陸政策的完整論述。這個論述必須給台灣帶來前景，也必須保障台灣的基本利益。但這卻絕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不容易的原因是自信心與實力的流失。台灣要想的是，我們現在還有能力，將兩岸關係導引到我所想要的方向嗎？我能夠以我想要的方式與速度統一嗎？或這樣講，我能延緩被統一的速度嗎？如本文一開始所述，兩岸關係處在一個不斷變動的環境下。論述與思維也必須不斷調整。如果我有實力與信心，所提出來的論述自然不同。但是我沒有。我需要爭取更多的時間，增進我的實力，然後提出新的兩岸關係論述，並在國內爭取支持。而爭取更多時間，就回到本題討論的第二個層次，戰術層次：如何管理兩岸關係。

要管理好兩岸關係，我們可以用一個光譜的概念來分析：光譜的右邊是「衝突、挑釁」，我們沒有這本錢。光譜的左邊是「避禍」，這也不行，因為如果我們只是單純想避禍而已，那投降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大費周章？這當然也不是我們想要的。所以我們只能取其中，在挑釁與避禍之間，找到第三條路，那就是「衝突管理」。

衝突管理的基礎，就建築在「一中各表」的基礎上。為了讓兩岸的衝突關係不致失控，我們必須設計一個「蓋子」，讓兩岸之間所有的可能摩擦，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這個蓋子就是一中各表。所以不管有沒有「九二共識」，或「九二共識」等不等於「一中各表」，只要我們認定一中各表對穩定現階段兩岸關係有幫助，編都要編出來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存在。反之，如果我們認為一中各表對我們沒有幫助，就必須一口咬定沒有一中各表的共識存在。所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應該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要不要」的問題。

假如我們現在認為「一中各表」有其必要，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到底是衝突管理的權宜之計，還是轉化衝突，邁向兩岸分裂終極解決的基礎？

主張維持現狀的人認為，這是衝突管理的手段，目的只是避免衝突擴大，或平息衝突（conflict settlement）。至於中國分裂問題的終極解決，非我們現在所能達到，所以先穩住情勢再說。

主張「過程論」的人則認為，過去談到統一都是「目標論」，而鮮有注意過程者。但從現階段的兩岸關係，很難一下跳接到邦聯等終極目標，中間必須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一中各表。以一中各表做為平台逐漸建立互信，累積善意，最後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這個速度不必要很快，但是一中各表必須是動態的概念，而非靜態或消極的衝突管理而已。

第三派則認為「一中各表」裡面包藏的是另一種台獨。因為「一中各表」不一定等於「統一」。所以他們更積極地主張應以「一中同表」取代「一中各表」。這三派涵蓋了關於「一中各表」從靜態到動態的整個意見光譜。

可是兩岸關係是快速變動的，在國內共識還沒形成的時候，兩岸關係又有新的變化。以「衝突轉化」的概念為例，學者指出我們可以用資源重新分配等經濟手段，去轉化衝突，建立和平。過去在兩岸關係上談到這個概念時，想的是台灣如何援助大陸，現在則情勢似乎已經逆轉，跟我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樣了。

再以過去國內「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孰重的辯論為例。過去國內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外交政策應優先於大陸政策，因為只有在外交上廣結善緣，爭取足夠的國際支持，我們才有足夠的本錢與中國大陸周旋。主張大陸政策優先的人則認為，大陸政策是「生存問題」，外交政策是「發展問題」，生存問題自然比發展問題優先。後來政府提出的是設法在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之間維持平衡。也就是說，假設大陸政策是縱軸，外交政策是橫軸，兩者呈九十度相交，則我們要採取的路線，應是一條四十五度角的線，努力平衡兩個政策的需求。

這條四十五度角的斜線當然不好把持，所以它也是動態的觀念，需要隨時微調。但是馬政府上台，採取外交休兵政策後，前面所講的辯論一下子就不存在了。因為現在我們的外交注重深度，而不再於邦交國數目增加上求廣度。中共基本上也還願意與我們共跳一場外交休兵的華爾滋，所以外交政策與大陸政策的緊張關係就降低了。先前的辯論就變得沒有意義了。這樣的發展屬於衝突轉化概念中的「參與者轉化」，其產生的效果也非我們當初所能預期。

既然兩岸關係是不斷，甚至快速變動的，那我們該訂定我們的對策？

第一是要時間。我們需要時間沈澱國內的共識，也需要時間增加我們的實力，讓我們可以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仍然保有一點導引方向的影響力。所以用「一中各表」買時間是必須的。

第二，外交休兵可以節省兩岸不少的資源浪費，但是這不等於不和其他國家發展實質關係。政府應該幫助企業作全球化的佈局，有了宏觀視野與全球化佈局之後，在處理兩岸關係的作法上可能也會有新的突破。

第三，兩岸關係是必須隨時微調的。很多兩岸關係的政策，都是天平，需要主政者隨時微調。比如「一國兩制」，一國重了，兩制就輕了；兩制重了，一國就輕了，這就是天平。「一中各表」也是一樣，一中重了，各表就輕了；各表重了，一中就輕了。李登輝時代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也是一樣，積極開放重了，有效管理就輕了；有效管理重了，積極開放就輕了。這樣的微調，有時單靠一方就可以完成，有時則必須靠雙方的默契與互信。但不管怎麼微調，它都必須有戰略性的整體設計。

最好的作法，當然是先有一個處理兩岸關係的大戰略，作為指導原則。比如我們是要往統的方向走，還是往獨的方向走，大戰略定了，所有的戰術與作法就都是為這個戰略服務的。但是這只是理想。在國內呈現統獨兩極化的分裂、國際情勢非我主觀意願所能主導、以及兩岸關係快速變化的情況下，不管藍綠誰執政，大概都只能努力將自己的主張保持成為「選項之一」而已。也都沒辦法提出足以打動人心的論述。

可是提不出感動全民的論述是一回事，主政者心中有沒有長程的戰略設計又是另一回事。過去或許還可以「以拖待變」，等待有利情勢出現，或等待國內共識出現，但在兩岸情勢變化如此之快的情況下，以拖待變只會讓自己的處境愈來愈不利。以「一中各表」買時間，最多只能買到十年，這十年之內我們必須有積極的作為。但這十年之內，大陸有政權換屆，我們也有總統大選，如何因應這些變動可能對兩岸關係造成的影響，是我們必須預作綢繆的。

不過有一個發展似乎是比較有利的。那就是兩岸關係快速變化，經濟關係整個翻轉，也攪動了國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許多人都在重新找尋觀看兩岸關係的視角，也都在找尋問題答案與自己在大環境下的新定位。這樣的大變動，比過去兩岸關係停滯的時候，容易形成共識。如何把握機會，引導國內形成兩岸關係的共識，也因此成為政府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