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情勢與藍綠對策

摘要

1986年民進黨組黨以來，由於受到1. 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動；2. 兩岸經濟發展的消長；3. 台灣國民意識的上升；4. 全球化對兩岸經濟社會的衝擊，不只台灣藍綠政黨，乃至中國的兩岸政策都在衝擊之下，不論1. 國家定位；2. 兩岸關係法制化；3. 兩岸經貿政策；4. 兩岸政治協商；5. 藍-綠-紅政黨間關係各個政策領域都有不同幅度的調整。

迄今兩岸之間雖然仍摩擦不斷，但各政黨政策從比較長久的軌跡來看，仍然是理性化的程度大於非理性化。並且在法治上走向分立，但在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反而又走向整合的趨勢，至於政治談判則在幾度波折之後，目前陷入停滯。

在紅、藍、綠三黨中，政策甚至立場變化最激烈的，反而是被認為最溫和的國民黨。在經貿政策上，早期亞太營運中心是一個兩岸經貿主導者的立場，到了2008兩岸共同市場則是一個徹底依賴者的立場；在政治方面則從一中各表、兩岸對等，到一中不表，中華民國成準附庸國，從堅決反對地位未定論到實質上完全是未定論的「不統不獨」……。

至於其他紅綠政黨也有相當的政策調整。

一、未定論下的兩岸法制

儘管馬政府逼使說出台灣地位未定的日本代表齋藤正樹辭職回國，但其實一點也沒有改變日本、美國乃至國際社會採取未定論的立場。美國和中國建交，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但以曖昧的字眼不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在維繫台美關係的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中規定國家、政府等用語適用於台灣，但所有涉及政府承認的用語都不適用於台灣等等，都只能從地位未定論去解釋。

現在美國雖仍採在韓戰以後的未定論立場不變，但在處理策略上仍有兩個根本的不同。其一是在台灣退出聯合國前未定論是公開說的，並且努力以台灣獨立或中華民國獨立的途徑促使台灣脫離未定論；在中美建交後，從不說未定論，但反而強力要求台灣「維持未定的現狀」。

然而中國和台灣的藍綠，對台灣和中國的分立，以及台灣只被國際當做事實上的獨立國家而不予國際法承認這一個持續了超過一甲子的「現狀」都不滿意，希望對這現狀予以改變。

對未定的現狀來說，追求統一就是要改變分立的現狀；追求獨立就是要改變台灣不被承認為主權國家的現狀。因此中共和台灣綠營的戰略便分別是：

民進黨前身的黨外，早期基本上與對台灣友好的國際社會立場一致，就是台灣地位未定，但應站在這樣的基礎上透過住民自決追求台灣獨立脫離未定狀態。1991年蘇聯瓦解,東歐中亞數十國脫離控制成為獨立國家,再加上天安門事件才剛發生,於是民進黨認為明晰化立場的國際條件出現,通過台獨黨綱。               此後對主權議題形成了穩健、激進、保守三種路線，分別在不同階段成為黨的主流：

一、  台獨黨綱通過，尤其民主化之後，民進黨主流屬穩健看法：從國內法上來看，台灣人民已經透過國會改選、總統直選組織自我統治的政府，等同已行使了自決權, 因此非常奇特地，因就國內法上來說認為：台灣主權在法律上已只屬於台灣人民而非13億中國人，而成為最清楚地離開未定論的立場，不像國民黨對台灣主權究竟屬於2300萬人或是13億人一直說不清楚，處於未定立場。大抵這路線主張：1,主權獨立立場清晰；2,對中國態度力求善意；3,政策彈性務實。

二、民進黨在國際法上是兩岸三黨唯一承認各國的確以未定論處理對台關係的政黨，在執政初期，陳水扁宣佈三不，走上不統不獨的保守的，全面放棄改變現狀的路線。

三、陳一水扁執政後期則積極想透過公投、制憲等手段脫離未定的現狀的激進路線，而和當前國際立場尖銳衝突。

四、在後陳水扁時期迄今，路線並不明確。

至於藍營變化更大，變化的甚至不只是路線，甚至恐已觸及基本立場。

早期和中共一樣防獨促統，手段也同樣是戰爭，只是一方叫解放，另一方叫反攻大陸。到了蔣經國時代，統一的口號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他晚年，一方面開放探親，一方面解除戒嚴、解除黨禁，讓明知其目標在追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成立，並自稱「我也是台灣人」等等措施，無論如何，恐怕難以否認有承認分立永久化的傾向。

再演變到今天，成了「不統，不獨，不武，一中各表」，「擱置兩岸主權爭議」以及追求對等尊嚴，維持現狀……等等主張，充滿了以拖待變的色彩。實際上已從民進黨把未定論當成現狀，進一步走到把未定論當成立場了──當時強烈反對國際上未定論的國民黨，如今反而和國際的立場最接近了。而在馬執政初期放棄了一中各表（如陳雲林來台時，警察取締國旗），甚至被批評有走上北京附庸國之嫌。

三方面任何一方面對現狀的改變，直到現在都做不到，但是我們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仍然將看到兩岸三方在政策上逐步務實地往現狀的方向大幅度的調適，調適的第一步當然就是國共雙方從積極「武力解放」和「反攻大陸」改變到和平統一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在長時間中最重要的，在於主觀上對分立現狀逐步的「承認」：包括對雙方管轄權的承認乃至於對分立事實的承認。1990年代末汪道涵建議中共承認「未統一」的現實，北京方面直到2005才接受，並確立「兩岸未統一；但同為一個中國這事實從未改變」的立場。

這些調適使兩岸三個主要政黨對兩岸發展終極目標固然仍天南地北，但在現狀的認定上，「未定論」的色彩卻愈來愈濃厚。

國民黨「不統，不獨」、「一中各表」，和中共「兩岸未統一，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都同樣呈現未定論的色彩。至於綠營雖然台獨黨綱中確立的主張並沒有被放棄，但在1990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已經階段性地接受「中華民國」做為國號的現狀。

在終極目標不變，但又承認現狀的條件下，由於兩岸自1987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以來迅速發展出在經貿、社會交流上的緊密關係，雙方為了不讓往來處於無政府秩序之下，不得不逐漸透過片面立法和雙邊協議，對對方的法律管轄權予以承認，以解決法律衝突並進一步發展出司法協助的關係。

這轉變，雖然過程很波折，但在特定的範圍意義非常深刻。

1993第一次辜汪破冰之會，目的在為兩岸往來的正常化鋪路，簽了文書驗證等四項協議，但此後進一步協商漁事糾紛、共同打擊犯罪等協議，卻很快地一一觸礁，其關鍵在於中國無法在文書上承認台灣法律管轄權。

文革之後，中國百廢待舉，經濟上，其對外貿易總額竟還比台灣小。在發展是硬道理之下，為招台商，甚至在法規上，規定到中國投資台商比照外商，到中國停泊台輪比照外輪管理；至於人員入境商品進口程序都比照對外國人、外國貨品的通關程序，但這些都屬片面立法，要雙方在文書上一齊簽下同樣的規定則困難重重。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有一度頓挫，但1992鄧小平二度南巡重新定調，並隨著在1984人民幣貶值45%，雖導致97的亞洲金融風暴，但立刻造成外資迅速轉移投資中國。相反地，台灣則因台幣80年代末被迫升值，廠商外移兩岸經貿以驚人的速度擴張。雙方急待處理法律管轄衝突，以免往來陷入無政府狀態，但在協商上膠著不前。從辜汪會後兩岸進一步協商迅速擱淺來看，並無蘇起所描述的兩岸在會後形成九二共識從此一直維持了相當時間的良好關係的蜜月期這件事──兩岸根本是沒有蜜月就起勃谿，而其關鍵既非李登輝之康乃爾行，也不是兩國論，而是另有所在，首當其衝的就是法律管轄承認與否的爭執。

其次，一方面天安門事件使中國被當成邪惡帝國，1990年初中國威脅論一時盛行;另一方面蘇聯瓦解，西方各國聯中制蘇策略告一段落; 加上台灣民主化，經濟成長又「大得不能忽視」，這些優勢李登輝運用以推動務實外交, 世界各國紛紛提昇對台關係，其中最典型的是94年柯林頓對台新政策，這一切都結構性變化都使中國處於長期的憤怒之中(2001中國向國際正式抗議 186次,其後各年分別為56,61,28)。因此被蘇起認為兩岸的蜜月期的90年代初期，反而是退出聯合國之後，在外交上最緊張的時期，連陳水扁迷航外交期間恐怕都比不上。(因對陳水扁,北京有華盛頓做依靠,但90年代初華盛頓立場站在台北這邊)於是重要性比美國對台新政策和軍售遠遠不如的康乃爾之行終於成了中國試射飛彈的導火線。換句話說結構性的磨擦才是衝突的根源，而不是像康乃爾之行這種單一，獨立的個別事件引起的爭執。

1997民進黨縣市長選舉大勝，第二年中國開始正視台灣民意變遷的問題，接著中共舉辦擴大對台工作會議，積極鼓吹三通，並開始強調把兩岸關係改善「寄望於台灣人民」。陳水扁2000的上台固然對中國產生強烈衝擊，但在陳扁採四不一沒有和經貿「積極開放」政策時，北京則審慎地「察言觀行」，真正積極展開新策略很意外地是要到2002年7月陳水扁宣布一邊一國之後，當時錢其琛強調兩岸間三通不必一定要定位為國內航線或國際航線，定位為「兩岸特殊航線」就好。這無疑是對分立現狀合法性的否定有所鬆動的第一步，然而最重要的定位是2005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時宣佈兩岸「尚未統一但同屬於一中的事實也從未改變」同時規定動武三條件，這等於承認未出現三條件的「現狀」是合法的了。

有了這樣的定位，加上兩岸的民間往來實在太過密集，因此，最後，連司法協助的協議都簽署了。這意義非同小可。因為1972年東西兩德在簽署基礎條約時，既：

1. 以兩個國家之名簽署；

2. 承諾在國際上互不代表對方；

3. 承認最高法權僅及於己方領域。

這在國際法上已形同互相成認為外國了。但西德仍認為刑法主權是最後，最高的統一象徵，必須維持，所以在名義上主張西德刑法管轄權及於第三帝國全境，擁有對東德人民管轄權，在這樣的立場下，雙方簽訂司法協助協議根本是不可能的。

至於台灣方面，憲法增修條文雖規定大陸地區人民應屬中華民國特別法規範的對象，但衍生的《國安法》則屬入出境管理法和移民法性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則屬國際商法性格，和中國前述法規互相呼應。當雙方愈來愈不得不走上未定論時，由於均愈來愈承認現狀的合法性, 單邊立法或協議，在在均使雙方法域疆界愈呈現「分」的性格。但這種對「分」的追認的法律，又往往牴觸其統派意識型態，故往往冠以稀奇古怪的名義，如台灣《國安法》; 或在法律中以文字強調其名不符實的「國內」精神，如中國船舶管理辦法，最後《反分裂法》列出動武三條件後，基本上認定台海分立現狀等於合法狀態，根本性地處理了法域劃分的基礎。

兩岸經貿人員往來後透過通關、交涉、協議、課稅、兌換貨幣、船舶灣靠…等等進行交易交流的行為，也等於在正式官方互相承認之前，雙方透過頻繁的日常生活實踐, 在法律上進行了社會、經濟體、政治管轄，乃至文化領域疆界分立的界定。[1]

二、兩岸經濟整合

在未定論成主流的狀態之下，彼此法域界線雖愈來愈明，但社會文化交流則反而急速發展，經貿關係急速走向整合，呈現法域愈分法域衝突愈能解決，則經貿文化交流愈盛；同樣的經貿文化交流愈盛，則愈需要法域劃分的正向回饋。

1990年之前，兩岸經貿微不足道，1990年後迅速發展，固然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四小龍為師，在珠三角、長三角和廈漳泉設經貿特區採東南西北傾斜發展是關鍵，但也和李登輝的兩岸經濟戰略息息相關。

中國既然以四小龍為師，而當時兩岸經濟發展程度極為懸殊，例如，在1990年13億人口的中國，其經總體GDP不可思議地才日本的1/8；台灣的1.35倍，佔全球只有2.1%。這時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和徐小波都建議台灣採取以中國為腹地的「亞太營運中心」的產業策略，被李登輝欣然接受，並積極進行規劃推動。李登輝還主張在農業上，台灣可以對中國技術援助（這就造成了此後許多農委會官員和農會幹部的西進與農技外流），在當時剛因國會全面改選而大舉進入立法院的民進黨，對這政策原則上是支持的──這和現在社會認為民進黨一向反對兩岸經貿交流，尤其是三通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其實在建黨前後，在深藍基於恐共經驗仍然維持三不（蔣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時，本土出身的民進黨和李反而對中共較無戒心，不只在三通上如此，以開放探親來說，在老兵和軍警衝突的運動階段，民進黨是全力支持其老兵的抗爭的, 甚至因此後來還有位返鄉運動的老兵成為民進黨的不分區國大。

深藍在蔣經國去世後一直沒有改變對李的深刻疑慮，剛開始，他們分裂成兩股力量，一部分的少壯派支持李登輝，但很快地，他們全對李既積極推動本土化，又和北京交往產生強烈焦慮，在其間最擔心的是李和北京的「秘使往來」。

1995年李登輝亞太營運中心正式上路，李登輝發表李六點，正式宣佈將以中國為台灣經濟發展腹地。

然而很快地李發現中國貨幣貶45%後產生經濟的磁吸效應，台灣產業迅速出走，於是180%度轉向戒急用忍，採取南向政策平衡西進。李雖然採取戒急用忍政策，卻沒有完全放棄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雖在對中國投資上進行管控，卻仍想借「間接直航」發展亞太海運中心，1997，高雄港開放境外轉運，但當時中國經濟仍只在崛起初步，台灣經濟奇蹟威風仍在，這種以台灣做軸（hub），而以中國為輻（spoke）的亞太營運中心在2009正式三通後雖已被證實完全不切實際，但在當時則令北京戒慎恐懼，予以抵制。

李這種轉變，民進黨內部意見不一。有部份人跟進，但許信良和陳水扁則否，他們因為有中小企業支持的背景，是西進派。1998年民進黨舉行兩岸政策大辯論，陳水扁沒興趣參加。辯論中許信良接受新潮流的主張，達成「強本西進」的共識。

這個主張固然不支持毫無限制的「大膽西進」，也不支持李登輝的戒急用忍，除在經濟上強化台灣產業升級的原則之下西進外，在雙方關係上反而希望建立「廣泛」健康、平等、漸進的雙邊關係。

2000在民進黨中國政策大辯論中保持緘默的陳水扁當選總統。

這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由上升到日本的1/5，尤其是台灣的3倍，在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只有台灣1.35倍時，國民黨政府認為以台灣領先的技術將兩岸經濟整合則可以中國為腹地,主導兩岸經濟發展，此所以叫亞太營運中心。但這時台灣不只成長減緩，又受網路泡沫重大影響，相反的中國成長迅速，規模之大不可同日而語，於是在兩岸經貿定位上從早期的主導發展到李登輝戒急用忍，現在又把李逐出藍營後進一步轉變到台灣應依附中國市場的立場。

陳水扁個人也傾向這樣的主張，於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宣佈四不（不宣布台獨，不公投，不兩國論入憲，不更改國號），另一方面，相應地推動積極西進政策。在網路泡沫，台灣經濟衰退之後，他已不相信自己內閣經濟閣員的能力，認為蕭萬長、江丙坤才是他應重用的人才。於是而陳水扁尊蕭之下召開經發會，將「戒急用忍」政策改為「積極開放」，開放小三通、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縮小中國人民來台限制、放鬆對中國各項投資限制…..,但他大膽的計劃一方面受到蔡英文、陳博志等的調整，在積極開放之外加上「有效管理」，使路線維持一定的穩健；[2]另一方面他的計劃既受阻於中國的掣肘；再一方面國民黨在逐出李登輝後，包括本土藍深藍全面調整到全面西進路線上，因此陳水扁的開放幅度雖然不能說不大，但仍被政策急轉彎走上傾中的國民黨批為「鎖國」，從而在民間形成民進黨反三通的刻板印象。

90年代國民黨在製造產業上，強調兩岸分工，想像的分工地圖是台灣科技業、中國傳統產業，然而其所謂科技業內涵其實只是代工組裝業。[3]2000時經建會主委陳博志上台才對國家產業政策做巨大調整；轉而採知識經濟策略，以研發創新高階製造、文化創意和全球運籌做為昇級轉型方向，以留住企業在台發展。

到了扁政府晚期走上激進台獨路線，隨著要求中國經貿要進行積極管理，但對扁的緊縮要求內閣則以有效開放加以平衡，對過度的戒急進行風險控管。同樣也使路線維持一定的穩健。

然而無論是90年代的戒急用忍，或2001年後知識經濟，2005年後的「積極管理」，都無法阻擋製造業迅速的失血外移中國。在2000國民黨政權被輪替前夕， 資訊硬體產業留在台灣製造的已經不到50%，到了2005 年竟只剩6.8%，而在中國生產的高達81% 的驚人比例。

隨著台商外移，台灣對中國（含香港）出口依存度如今超過四成，更是世界第一，高過韓國的20%足足一倍。兩岸經貿整合的程度極為驚人。蘇州是中國第一大科技城，其2009外貿20,145億美元，佔江蘇59.5%，全國9.1%實在極為驚人。更驚人的是蘇州出口企業中，台商不只囊括前三名，且在前十大中佔了七大。 [4]這情形是在陳水扁開放NB西進後就開始持續了好幾年的現象。

從1987到2008台商對中國的投資佔對外投資的53,66%，估計已達1500~2000億美元。創造出口總額達1.8兆以上，佔同時間中國對外貿易12.74%，雇用勞動力約1500萬，幾近台灣的總人口。向中國繳稅超過1000億美元。[5]

由兩岸產業高度整合的情形來看，藍營上下批評台灣前幾年經濟不振是因為對中國鎖國完全是無厘頭，面對中國，台灣已屬全球最不鎖國國家。

2008中國GDP總額逼近日本，接近台灣10倍。在這時上台的馬總統有這樣的判斷：美國受金融風暴重擊走向衰退，但中國崛起後，經濟發展將和歐美低迷的狀況脫鉤，因此台灣經濟上可以依賴崛起的中國而不受金融風暴的影響，因此台灣可以站在這大巨人的肩上而成為小巨人。

尤其近年來，台灣對中國動輒有數百億出超，對美則僅數十億，這事實更使馬蕭相信台灣已搶佔了依賴中國的先機，因此如進一步強化兩岸經貿整合，則633支票的兌現根本不成問題。在成為小巨人的想像下，馬政府加快三通談判，並大幅向中國招商，尤其寄望於中國4000億家電下鄉來台採購。但經過一年半的考驗後，證明是過度的期待，是一廂情願：

（一）七月台灣來自中國的訂單年成長率首度降到個位數，八月更衰退8.86%。九月份的貿易統計總體出口，比去年同期降1.6%，其中對中國、香港出口大降16.3%。至於馬蕭劉團隊最看衰的美國，台灣的出口都還增加了12.4億。到了十二月對中港出口更陡降5成，突兀的數字使馬寄望對中國的依賴首度落空。

（二）寄望三通後海空港能發揮亞太海空運中心的國際效應，但因被江丙坤談判成國內線，優勢盡失，2009年上半年高雄港的衰退幅度反而在東亞各港中名列前茅。[6]

（三）寄望中國家電下鄉搶攻中國內需，但中國固然大量採購液晶面板等零組件，解救了面板業燃眉之急，但，台灣的品牌廠如宏碁、華碩、櫻花等也一併被排擠，結果在數以千億計人民幣的家電下鄉交易中，台灣品牌廠迄今才得到微不足道的一億。

上述三項，指出了在全球化架構下，兩岸經濟整合的幾重深刻意涵：

（一）兩岸經濟戰略的衝突

首先，對中國出超是建立在中國台商對美出口的業內貿易上，因此一旦美國減少對中國進口，台灣對中國出口也重挫；這一點直到2008,09之交馬才察覺。於是積極推動對中國經濟整合以求移轉依賴對象，加速三通協商。

然而，北京的國家戰略必需從13億人的利益出發，其結果固可能和台灣從2300萬人出發的戰略有利益重疊的地方，但也勢必有多所牴觸的地方。因此2008三通談判時中國仍延續1990年代抵制亞太航運中心的戰略立場，逼使江丙坤同意基本上把兩岸航線定為國內線，以此策略倒轉台灣海空港成為spoke，中方為hub，致使台方無論政商利益、海空港都大受其傷。

接著馬政府對中國家電下鄉再寄厚望。

中國以13％的補貼推動家電下鄉，一口氣實施4年，將創造近兆人民幣商機，並宣稱將優先對台採購。2009第一季中國採購面板，購自韓國的佔46.2％，台灣35％，中國採購團陸續來台後第二季台灣躍昇到56.5％，韓國剩29.7％。

這件事韓國人很緊張，把China和Taiwan合拼成Chiwan，象徵兩岸企業合作造成了對韓國的排擠。馬政府十分得意，認為終於證明他把前途全踩在對中國依賴，「站在中國巨人肩膀上」的策略是正確的。

然而對台面板採購，除了統戰（在此，依北京價值觀,並未對統戰賦予負面意義）外，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戰略目的是養大中國自己的品牌廠，以打擊擁有面板的韓品牌廠和包括台灣在內的外國品牌廠，於是台灣品牌廠銷售金額幾近於零。

其次，由於台灣和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規模雖大小懸殊，但中國要挹注台灣而有重大成效，和他挹注其國內落後地方大有不同，因此馬政府的期待不得不一再落空。現在雖仍寄厚望在ECFA上面，但態度雖積極，而期待值的估量已謹慎得多了。

（二）Chimerica 連體嬰/ Chiwanrica

中美雙方在美國主導的美元本位全球經濟體系下關係已密不可分，史家佛格森創複合字Chimerica比喻雙方簡直是單一經濟體。投共經濟學家林毅夫則從另一個角度說：「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也是近年來推動全球經濟繁華的源泉。」

美國過度操作金融遊戲，過度消費，才讓中國可以在對美國鉅額出超下迅速成長。結果是雙方固然摩擦愈演愈烈卻又愈加難分難捨，中國匯率既死盯住美元不肯放，對美債也不敢不大買特買，Chimerica便像彼此「是一對或一個」痛苦地分不清的連體嬰。在痛苦中美國為了維持國內消費能力，於是採取信用擴張策略，撐大金融泡沫，終於玩出金融毒品泛濫成金融海嘯；另一方面，中國在過度投資之後有毒工廠製品也一樣泛濫成災。兩者根本不像馬蕭相信地可以「脫鉤發展」,所以風暴來臨中國必需以不可思議的4兆人民幣挹注內需以補救對美出口的巨幅下滑。

美中成了Chimerica連體嬰，而中國對美出口中，台商佔到前述難以想像的高比例，於是Chimerica應改成Chiwanrica才是真切的完整的稱呼。

離奇的連體嬰，台商成了連結其間的主動脈。因為結構如此，便發生了美國國會議員要對中國紡織品以301條款處理時，台商急急到美國遊說的情形。這種連體效應對台灣國家政策的影響如何，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有趣題目，但目前至少可以合理推定：這樣一個高度整合、互賴的結構，勢必產生對各方行動選擇上強大的限制作用，並產生對「現狀」的鞏固作用，也使得各方在兩岸政策上更難脫離未定論。

（三）Chiwan

有了Chiwan，台灣站在巨人肩膀上把韓國在中國的市場搶到手了，但不幸台灣半年來的經濟成績卻遠遠落後沒有Chiwan的韓國。

2009上半年台灣出口衰退了三成多，韓國才兩成，2009年6月台灣出口仍然-30.4%，但韓國已縮小到-11.3%；至於液晶裝置，上半年台灣大幅衰退，韓國反而成長5.5%！

韓國例子充分說明了Chiwan不是萬靈丹。

中國廠商對Chiwan非常有興趣，認為可以進一步合作，甚至共同設定規格，一起打天下。馬團隊十分高興。

直到現在國際上電子資訊和通訊業主要規格都由歐美日大廠掌控收取天文數字的權利金，而台灣、中國都只能在那規格下做利潤微薄的代工。由於產業規格要由一套有效的系統專利組成，因此在研發技術不如人的背景下，台、中廠商雖委屈卻莫可奈何，但現在隨著中國內需市場的迅速、大幅擴大，和兩岸日漸提昇技術水準，共創標準的確是一個應該追求，也可以追求的目標。[7]

問題是從家電下鄉的作法來看，中國的Chiwan戰略非常清楚，那就是讓過去做為美商的代工廠的台商，未來成為中國的代工廠。不只提供面板零件，也在中國研發能力有限之下，成為掌握規格制定權的中國的「研發代工廠」。這非常荒唐，因為向來掌握先端研發技術的就掌握規格制定權。[8]

台灣在1997的幸運竟成為大幅被韓國超越的關鍵，如今有Chiwan依賴的幸運又將是使台灣下一階段被中國鎖定而進一步落後韓國的關鍵？

全球化之後，跨國投資盛行後，各國之間經貿高度走向整合，台灣和中國就因此在美元本位體制之下形成產業的連結鏈，而被一併整合進全球經貿體系中。其中形成的極度複雜的利益衝突和互賴關係，強力地限制了台灣藍綠和對岸紅軍涵蓋政經軍不同領域的政策選擇空間，也形塑了台灣藍綠的政策內容。

三、政治談判

兩岸最早提協商和平的是中國人大《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建議兩岸「商談結束敵對狀態」。1995《江八點》進一步提「和平統一談判」。2002江澤民《十六大報告》再提可以談「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問題」。2005《反分裂法》規定「兩岸平等協商和談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2000之前國民黨對北京持續性的協商攻勢反應零星，直到1991年才在《國統綱領》中呼應「兩岸解除敵對狀態，在一中原則下，和平解決爭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提法中都沒正式提到和平協議（或協定）四個字。

正式回應《告台灣同胞書》並鼓吹兩岸商議簽訂和平協定和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是陳水扁，他領先兩岸政界把這兩項主張擺在《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和《國防白皮書》中。國民黨直到下台後才正式跟隨在陳水扁之後提兩項主張。中國則到了2004年517聲明才以一中為原則正式接受互信機制，再到了2005胡連會後才兩項主張一齊正式接受。

2008年3月中美舉行布胡會，白宮發表文稿說，胡認為兩岸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對此馬非常興奮，認定這表示胡已接受了一中各表，上台後認真地等待胡把這句話正式搬到兩岸之間對台宣佈，以便馬上進行兩岸政治協商。不料08年末《胡六點》發表，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完全否決一中各表的可能性，失望之餘馬總統對和平協議開始遲疑。此後北京擔心馬聲望重挫之後政權不能延續，而急於逼馬進行政治談判，只是北京愈急馬則愈加退縮，2009他的國防部在《國防報告》強烈質疑，中國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推動和平協議動機，純粹是為「瓦解台灣軍隊士氣」。《國防報告》轉而把政治協商方向集中在軍事互信機制(CBM)的建立上。

2009為胡錦濤規劃了和平崛起，國際和平、社會和諧、兩岸和平大戰略的中共理論家鄭必堅銜命率團來台參加兩岸一甲子學術會議，為推展兩岸和平協議施加力道還一併驗證他的理論。接著北京又邀台灣學者參加孫子兵法學術研討會，在這兩會中在台灣學者為北京圓場說中共並不認為和平協議是統一協議，不料被中方學者嚴厲糾正。在這兩會中，中方軍事背景學者又都主張要建立兩岸CBM，台灣必須斷絕和美國軍事上的準結盟關係，同時在南海問題上和中方合作──也就是共同面對以美國為背景的東協各國。這些講法把藍軍學者嚇壞了，甚至右翼的聯合報也發表社論嚴詞批評中國只有「我吃掉你」一個版本。

從此，馬政府對兩岸CBM也只能戒慎恐懼。

然而，兩岸真的需要一個和平協議來「終止敵對狀態」嗎？

台灣精研戰略的退役軍官傅必先大潑冷水說，「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不是議題……就像卅年前中共主動宣佈停止砲擊，以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同樣的，1991台灣終止動員勘亂都不需兩岸協商。」

事實既然這樣，那麼儘管民進黨的版本再漂亮，一旦跟著「以和平協議終止敵對狀態」這一條路走，實際上已和國民黨一樣落入中國把已半世紀沒有戰爭的兩岸界定為「內戰持續狀態」的陷阱中，在這樣的陷阱中，雙方不需協商卻硬協商，問題很大；而台灣軍方建議在建立CBM時台灣「保證不率先攻擊」，也一定被中方認定不值一文錢，便不足以交換中國的不武，因此若任何協議都是利益交換的話，那麼無論和平協議、停戰協定、軍事CBM中，台灣便得找中國認為有價值交換的，那自然只有台灣的主權了。

四、內外分際與一中各表之棄與守

大抵在1990年代台灣藍綠之間勉強能守住藍綠之爭是一國之內的黨爭，而中共是對台有主權野心的外部敵手的內外分際。

在李登輝總統時代，民進黨政治領袖在出國訪問時，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經常會認真地進行各項協助，起初雖有民進黨立委斥責國民黨進行凱子外交，但後來卻和周陽山等新黨及國民黨立委在外交委員會做成決議，認為在接受充分的國會監督之下，國家的外交預算應該適度增加到總預算3%的比例。又如民進黨高雄市議員在中國東北不幸遇害身亡，北京認為獲得了一個分化台灣朝野的機會，宣佈民進黨可以派代表前往處理善後，但海基會則不可以，當時民進黨中央宣佈海基會理所當然是民進黨高雄市議員林滴娟法定的代理人，這些事例都說明了在90年代台灣內部雖然有主權「認同」的歧異，但在面對外部時還能嚴守內外的分際。不幸這樣的分際在2000年朝野猜疑不斷昇高之後，不再存在。

一方面外交被陳水扁強烈操作成「出口轉內銷」以進行黨爭鞏固自己權位的工具，台灣政爭的內外分際首度遭受破壞，而藍軍的反擊往往更不顧台灣死活，把友台的夏馨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等等。最嚴重的則是中國制定《反分裂法》時，國民黨宣稱國共聯手反獨，內外分際從此完全顛倒。為了和中國聯合，把國民黨堅守了十多年一中各表的立場都讓掉了。馬上台後雖還心懷一中各表，但在陳雲林訪台的取締國旗事件上可見他同樣已在一中各表上棄守。

最詭異的是陳菊訪問北京，稱「我們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又運作高雄世運會讓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上台致詞及首度讓國旗在世運會，所謂一中各表才正式在國際和兩岸場合出現，若此，所謂一中各表和國旗就只成了國民黨內爭的工具而不是對外保護國家主權的策略和符號，只有在綠營主導下才會意外地，零星地，偶然地出現在兩岸和國際之間。

馬上台後有如扁上台，扁以四不的主權讓步來換取積極西進的空間。馬則以外交休兵，兩岸關係高於國際外交關係，參與WHA跳過國際先行和中國協商，取締國旗等等作法，使他雖名義上主張一中各表，實已放棄各表的對等立場，而自居為中國的準附庸國以換取經濟全面依賴中國的空間。

不過連推動的國共論壇就成了國共聯手反綠的政治協商平台，但馬英九顧忌兩岸決策權被論壇架空，便自任黨主席的策略予以反架空，國共論壇做為國共聯手反綠的角色才告一段落。

大抵，馬在2009年中以後發現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不可靠，期望一再落空，胡六點又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完全拒絕一中各表後，似乎在政策上開始做調整，例如，一改參與WHA時透過與中國協商的作法，在有人建議應在ECFA協商時要求中國答應協助台灣和其他國家簽FTA時，國安官員高朗說，這會使台灣成為中國附庸，說法前後大不相同。

無論如何，再加上和平協議、CBM等都暫打退堂鼓，軍購又引起中美緊張，經濟對中國依賴效果不如預期情況之下，藍軍目前戰略不明。

至於綠軍，則雖然2009迄今選舉連選皆勝，而扁對黨的干擾力量也大幅減退，但兩岸政策上似乎仍未擺脫舊扁游時代的陰影，除了對所有藍軍政策權都反對外，仍未見提出明確的新願景和戰略。

五、民意與政策

1990年代之初台獨的民意支持度在5%左右。面對這樣的現實，綠營有兩個爭辯的不同策略，一如陳水扁、謝長廷認為應淡化台獨才有助於民進黨發展，另外更多的人則認為民進黨應扮演推昇台獨民意支持度的使命政黨，才是長久之計。基本上各項台獨文件，台獨黨綱的通過是後者意見得到多數支持的結果，而台獨的支持度也在1997超過統一（聯合報）成為扁2000當選及2004連任的基礎。在台獨支持過半後，陳水扁認為可以利用，便改變路線，在2004年之後走上冒進，雖達到鞏固自己在綠營領導權的效果，但反而使綠營失去更多的社會信賴，而成為2008大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於藍軍在2000年失去政權後，認為既然李登輝對本土化和台獨推波助瀾是藍敗的原因，便在連戰領導下大力「反獨」、「反去中國化」，甚至反「文化台獨」。

然而在2008台獨支持度已逼近七成（TVBS民調），連這策略顯然不智，因此馬英九、金溥聰在競選2008總統時大力予以調整，馬當選後甚至大量起用綠色色彩的人士任國安局及兩岸事務主管，但終於在經濟依賴中國的戰略下，走上準附庸國路線，甚至並在一中各表上都棄守。如今民意對其兩岸、外交政策滿意度都降到了四成以下（研考會）。

面對南部政治版圖的綠化，藍綠基本上都認為省籍因素。然而事實上這是台灣全球化的效應，當產業出走及中國農產品進口造成對中南部的社會衝擊時，藍營積極西進的政策自然受到中南部民意強大的反彈。

奇特的是對這些民意反應的瞭解，擁有強大地方派系基礎的藍營有時反而不如在思維上強烈的政治經濟學傳統的中國紅軍。中國注意到台灣民意走向後有兩個重要政策：對台灣文化、台灣意識立場的改變，和對中南部農村經濟的重視。

中國開放台灣水果零關稅入口，及宣布ECFA談判上「讓利」，都是在這種改變的基礎上提出的。其中對台灣文化及台灣意識立場的轉變值得一提。

【圖1】1989~2008民眾統獨立場

胡六點提到「台灣文化可以豐富中華文化」一項。這一項，既承認了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又肯定既不與中國文化衝突，還有正面貢獻。

中國當局開始關心台灣文化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事。當時跟著國民黨右翼的路子走，對文化本土化採取負面立場。如今胡對這一個討論做了政治性的決定。

直到90年代，本土化才伴隨民主化、自由化衝擊到國家政策決定，1990年代鄉土教材，母語教學的推動也在爭論中顛跮前行。

2000年後，失去政權的國民黨在痛定思痛之後，對文化本土化進行批判，把文化戰略定調為「本土化就是去中國化」應予撥亂反正。過去並不在意台灣文化論爭的中國，為國民黨失去政權也驚訝不已，2001年廈門大學舉辦《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論壇》的學術會議，跟隨深藍看法，批判《文化台獨》就成為會議的主軸。

如今這種對台灣文化、台灣意識肯定承認的說法由政治掛帥的中國領導人提出，當然政治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對台灣事實存在的主權仍未絲毫放鬆打擊的立場，但在文化上已尋求和解，並予以納編，以為政治的統一創造基礎。

這一個有相當的進步性的策略，固然令國民黨十分的尷尬，但明顯的顯示出中國對文化上的台灣主體意識的繼續成長，已體認到不是馬政府正名等一連串的復辟工程可以壓制下去的。中國過去完全訴求中國文化的普同性，轉移到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後，也明白地顯示其統戰對象是鎖定民進黨，綠營的群眾。

六、結論

從民進黨成立到現在20出頭年的期間。在國內外政、經巨大變遷的衝擊下，兩岸紅、藍、綠政黨，在國家定位上或在基本立場上，或在階段政策上，「未定論」的色彩都走向濃厚。但是弔詭的，兩岸法律管轄的問題反而得以被處理，於是兩岸在法律上愈來愈「分立」，也愈「定」；往來秩序也因此逐步建立，而有利於經濟走向統合。

三黨中，綠是唯一明白承認在主權上，國際各國立場的現狀是法律地位未定的，但他自己的立場是脫離未定走向獨立；紅黨否認未定論，他統一的終極目標也未變，但其階段性政策則走向未定論；至於藍則口頭堅決反對未定論，但不只政策甚至立場都因選舉壓力不得不與民意妥協而走向未定論。

全球化後，美台中在經濟（尤其是資訊電子產業）上形成了Chiwanrica架構，既造成了三方互惠互賴；也造成了三方緊張的關係，但無論如何這架構侷限了兩岸各主要政黨政策選擇的空間，以致於迄今緊張都還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這樣的架構使緊張有時出現在（台＋中）V.S.美的面向上，有時是（美＋中）V.S.台，有時則是（美＋台）V.S.中，其複雜的程度恐已非過去任何理論所能解釋，本文只提出一個初步的觀察。假使議題涵蓋到經濟之外的範圍，則可舉例如下：

（台＋中）V.S.美：美301條款；人民幣匯率……。

（台＋美）V.S.中：智財權；軍售；台灣加入WTO；台入聯功能性機構……。

（美＋中）V.S.台：台灣公投；制憲；入聯……。

無論如何，兩岸三黨的政策選擇雖都在結構的制約之下，而且已看到許多正面發展，但顯然三黨都還沒有從長期、宏觀的角度觀察現狀，並規劃政策，多半只是「摸石子過河」的反應，這既使得兩岸間整合過程中緊張磨擦不斷，而藍綠更長期處在不必要的互耗之中，兩岸間,乃至台灣藍綠間距離正常、互惠的關係，仍非常遙遠。

本文指出了幾件事實：1.綠藍紅走向都實際上愈來愈承認現狀，2. 中共開始現實面對台灣主體意識。3.兩岸經貿關係實際上愈來愈緊密整合，包括綠執政時期在內此趨勢亦絲毫未減緩， 4.馬在對中談判上進退失據。

這些看來似不相關的變化，實際上既涉及到兩岸分立和台灣地位未定狀態的現實，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結構下，兩岸都沒有改變的能力; 更涉及到在這樣的現實下兩個影響到兩岸彼此如何建立關係的主權邏輯。

首先，分立而互不隸屬的現實下要往來，分立的雙方不得不依據現代領域國家，主權國家，這一個直到十九世紀才被引進到東亞的西伐里亞的世界秩序劃定法律的管轄領域，在這同時，台灣意識也必定隨著領域的不斷被界定而成長，以致於北京無法置之不理；其次，在西伐里亞秩序還沒在東亞妥當建立時，東亞已被全球化推到後西伐里亞秩序的面前。在這樣的新世界中，傳統的國家主權受到愈來愈巨大的跨國商業行為所侵蝕，結果國家的政策目標遭受到了兩個不同甚至相反的秩序邏輯夾擊和限制，以致於無論亞太營運中心，戒急用忍，甚至馬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等策略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幾乎完全不能生效。在這樣的情形下，兩岸各政黨最後都不得不進行政策調適。

兩個主權邏輯對政策選擇的效應也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議題，本文僅列表如下，略作說明：

【表1】兩種國際政治邏輯對政策的正向影響、衝突或杆格

考慮到兩岸的現狀，兩岸任何一方都還沒能力改變，而且考慮到兩岸同時受到西伐里亞邏輯和後西伐里亞邏輯劇烈的牽動，因此一個最佳的雙贏的策略是：

中國應進一步從西伐里亞的邏輯出發來面對分立的事實；而台灣尤其是綠營則可以用更符合後西伐里亞的邏輯來面對兩岸的經濟; 同時各方應共同體認一個吊詭情境___當法制愈依西伐里亞邏輯建立則後西伐里亞邏輯愈能在雙方間創造互惠。當然，一個新價值秩序的建立無法一蹴可及，因此穩健耐心是最應採取的態度。

[1]林濁水，〈兩個競逐的經濟想像共同體〉，2008。

[2]民進黨政府內閣陸委會和原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則認為台灣要先建立配套措施，主體健全才宜開放三通，基本上採穩健立場，於是在具體政策上對扁的積極開放以「有效管理」加以平衡，可說是台灣主體立場的穩健開放政策，大體上可說仍是強本西進。（林濁水，〈競逐的兩個經濟共同體想像〉）

[3] 2004年後品牌和創新的觀念開始在媒體流行起來，2007年一個由謝金河主持的電視財經節目蕭萬長和「趨勢科技公司」張明正談台灣商品創新研發和國際品牌。張說趨勢之所以股票在東京上市掛牌，成為國際品牌，是因為當時(1998)你們不給我在台灣掛牌！199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科技產業政策獎勵硬體代工製造，而苛待創意軟體和研發。lC設計公司或軟體公司股票上市上櫃備受刁難，科學園區都無法進駐。

[4]根據2010/01/06《經濟日報》報導。

[5]童振源

[6] 2009 , 林濁水,〈兩個競逐的經濟共同體想像〉2009

[7]林濁水，《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

[8]林濁水，〈華聚掛羊頭賣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