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金融
中國的經濟賭博：刺激增長和調整結構可兩全
金融寬鬆政策意味着更多債務，而目前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及決策者擔心中國經濟的總槓桿已經遠遠超過經濟產出。不斷增加的債務或許會幫助政府實現今年的增長目標6.5%-7%，但代價就是銀行為苦苦掙扎或者實際已經破產的公司提供更多貸款，因此承受更大負擔。該政策還可能淡化領導層的一項承諾，即關閉那些正在生產沒有銷路的工業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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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
從社會對於財稅改革的認識的來看，當前民眾對於通貨膨脹率、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生僻的貨幣金融概念已經不再陌生，而以預算為核心的財政歷來給人的印象是“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不清”，雖然一些財稅專傢具有較深的理論造詣，但能夠洞悉中國財政運行的專家為數不多，財稅改革的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的脫節難以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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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降準能否引領G20？
對人民銀行而言，降準一直是貨幣政策放鬆的一個最主要的常規工具。近期外匯占款的持續下降，以及國內經濟走低，工業生產品價格持續47個月通縮，央行降準的壓力在春節前便一直存在。然而，歲末年初，人民幣存在大幅貶值壓力，這使得中國央行對待常規寬松貨幣政策不得不採取頗為謹慎的態度。直至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後，各國提出提振全球增長，避免競爭性貶值的共識，中國也承諾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緩釋，結合當前資本外流渠道有所收窄，央行才再度開啟常規寬松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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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利率理論與實踐：對症下藥還是央行崇拜？
回顧經濟史，負利率受到如此熱捧還是第一次——不論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還是在經濟實踐中，關於負利率的討論都不多見。那麽，究竟什麽是負利率？五家央行為什麽會實行負利率？負利率政策對經濟和金融市場會產生什麽影響？這些問題亟需系統性地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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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三元悖論”最初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上世紀60年代末提出，這個悖論與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標有關。簡單來說，無法同時追求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只能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中國有固定但可調整的匯率，想要保持貨幣政策獨立，還承諾放開資本賬戶。這三樣裡面肯定得舍棄一樣，尤其是考慮到中國政府不得不將註意力放在貸款的快速增長上——今年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再次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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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退歐對倫敦金融城不利
在金融危機以來的幾年裡，這些擔憂不斷加劇。倫敦金融城與布魯塞爾方面發生了沖突，後者不僅希望在歐盟範圍內徵收金融交易稅，而且還想要限制銀行家薪酬。倫敦金融城還擔心，與銀行業聯盟相伴隨的監管變化可能最終證明是一個用繁文縟節束縛倫敦的計謀，侵蝕其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就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的重新談判，一直尋求建立“保護措施”防範這種感知到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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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仍是全球經濟鏈條的薄弱環節
更重要的是，慢性需求缺乏綜合徵正在惡化，中國經濟放緩可謂雪上加霜。可以認為不太可能發生金融危機，但之前市場中的欣喜情緒已經消失。一種可能的回答是，對中國的欣喜之情已經結束。然而，更好的答案是高收入經濟體尚未從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區危機中恢復過來，正如超低利率所表明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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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對高杠桿：一場剛剛開始的戰爭
為應對全球危機帶來的影響、維持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在2008年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一攬子刺激措施。自此，政府、企業和家庭紛紛舉債，將中國債務總量從2007年的7.4萬億元推升近三倍，達到2014年的28萬億元左右。同期，債務/GDP之比從158%躍升至282%。如果刨除金融機構借貸，則債務與GDP比率從134%升至217%。雖然中國人均GDP僅是美國的20%，但債務總水平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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