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刊登】逆全球化 大國對峙 台灣角色定位(刊登於109.07.23中國時報A8.A9)

面對全球政經局勢多變，區域強權對峙升高，新經濟世代提前來臨。國家政策方向與社經考量，攸關當下的承擔，未來的發展，應聽取多元聲音。年輕世代必須及早體認21世紀全球化的複雜程度，已遠大於過往。世界各國政經、科技社會、金融貿易、環境文化，及網路的快速演變，影響全球規則秩序深遠。凡我堅信民主可貴，秉持認知研判，攜手建立共識，尋求解決因應。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中美對抗 新經濟冷戰下 台灣的生存發展考量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當前，國際秩序面臨最大的風險，就是美中貿易戰爭是否會繼續升級。若兩國全面走向戰略性的衝突對抗，其影響將遠大於保護主義，且會快速蔓延到科技、教育、金融、網路、軍事等領域，最終引發一場新的冷戰。美中兩大強權之間若沒有最基本的合作意願，戰後自由國際秩序就必然面臨裂解，現存全球治理機制將陷入癱瘓，人類面臨的全球議題難以找到解決之道，且會對全世界規則秩序產生重大影響。

可避免的修斯底德陷阱

修斯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敘述，崛起中的雅典與既有強權斯巴達之間難免一戰，被稱之為修斯底德陷阱。取材於此一教訓，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艾莉森在《命中註定的戰爭：美中能逃過修斯底德陷阱嗎？》一書中，分析過去五個世紀內既有強權與崛起中強權衝突的案例。最終，十六組案例裡有十二組衝突雙方爆發戰爭。中國是否會強大到威脅美國的安全，最終導致歷史悲劇重演？

事實上，中美可以避免「修斯底德陷阱」。兩國之間的對抗成本高昂，即使只是局部衝突，或者經濟金融方面的對抗，世界都承受不起；美中若要相互毀滅，世界經濟體系會先崩潰，從結構性角度來看，歷史不一定會重演。除了核子武器的恐怖平衡之外，中國沒有稱霸全球的野心、美中之間也沒有領土爭議，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不可化解的核心利益衝突。同時，中美之間有太平洋相隔，彼此在地理上並沒有直接的安全威脅。美國所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不適應與意識形態框架塑造的。

中美戰略 是美對中全面壓制

中美貿易大戰，就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面戰略壓制的一環，而這一波美中戰略對抗升高，是源自於四重矛盾與衝突的疊加。首先，美國國內社會正在面臨矛盾，高漲情緒極需宣洩出口，而中國是顯著目標。其次，美國欲維護自己在全球產業分工頂層地位，若中國不願維持在中高或中低端的分工鏈，就會繼續衝突。第三，美國佔據國際體系霸權地位已久，並從此獲得特權，在此與中國產生衝突。第四，政治經濟體制優勝劣敗的競爭，或稱美國模式與中國模式的競爭，中國打破美國在文明競爭上的優勢，對美國菁英而言難以接受。

中美連體嬰割離 進入新冷戰

在中美對抗的升級之下，兩強已經進入一場新冷戰。美國將動用所有戰略籌碼，試圖影響中國正常參與其所主導的全球與區域安全、貿易、科技與金融體系，並迫使依賴美國市場的跨國企業，將其全球供應鏈移出中國大陸，以打亂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攀升的趨勢。在新冷戰局勢之下，中美貿易戰將不可能太快落幕，即使民主黨籍候選人當選，也不可能馬上停止。對抗與衝突已經蔓延到各個領域，特別是在科技、軍事、網路議題上，美國對中國都會持續防範。貿易戰已經演變成經濟與政治耐力持久戰、也為中長期整體心理負擔的戰略較量。

中美經濟連體嬰時代已經結束，局部剝離已經形成趨勢，但全面剝離可能性不大，主因是難以獲得全面社會共識。科技封鎖會嚴重損傷美國科技競爭力與龍頭地位，美國企業也將不敢大量投資在科技創新上。封鎖的代價可能是美國給自己築一道高牆，卻無法完全阻擋中國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的佈局。況且川普團隊基於立即的政治計算，可能有認為科技業是民主黨大本營、金主來源。就長遠而言，科技業仍然是美國重要的競爭力來源。除科技封鎖外，金融封鎖也會加速損壞美元霸權體系。

鷹派經濟戰阻力浮現

縱然鷹派想對中國發起一場新經濟冷戰，阻力仍會逐漸浮現。除了美國絕大多數傳統盟邦，都與中國有緊密經貿關係，不會配合美國孤立或制裁中國之外，美國跨國企業與華爾街也不可能放棄中國的巨大市場，及其高效率的產業供應鏈。如果貿易戰僵持下去，過去三十多年美國享受的低通膨、低利率、生產力增長的全球化紅利將會消失。超級全球化已經讓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構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連體，若要動手拆解這個結構，將給美國與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後果。Ｇ２０高峰會前夕，股市向川普發出的強烈訊號，也就是華爾街的警訊。如果貿易戰不適可而止，將會導致全面股災與經濟衰退，這是Ｇ２０貿易戰休兵協議的重要背景。

美國想要遏制中國 將難以如願

中國內需市場龐大，而且仍有巨大經濟增長潛力。並且科技自主發展體系與產業生態，也足以支持高科技產業體系的發展，並持續吸引全球跨國企業搶進。同時，中國在2016年已取代美國成為最大貿易國，並且與其他國家形成經濟與軍事同盟，而大多數美國盟邦都拒絕選邊；我認為上海合作組織與一帶一路倡議，尚可以有效突破地緣政治上美國戰略圍堵；中國推進深化南南合作還有廣闊空間，引領新版全球化。

面對中美經濟連體嬰的結束，企業要設法適應全球經濟雙核心的裂解。第一種選擇是踏穩一條船：固守美國市場，或集中耕耘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第二種選擇是學會腳踏兩條船，針對生產線進行多元化佈局，或甚至直接拆分成兩個公司，一個針對美國市場、一個針對美國以外的市場，兩者分別是用兩套技術規格與產業標準，美方為主的ＧＡＦＡ（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體系與Microsoft（微軟），正強勢主導快速進化的數位社會。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向中國高科技企業供貨的亞洲廠商開始部署 ＥＡＲ Free ( Free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view ) 迴避美國出口管制審查的生產線。這種生產線不使用任何源於美國的設備、零組件、軟體、專利授權，完全繞過美國商務部「實體名單」圍堵政策的管轄。近期，前花旗證券亞洲首席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表示，台積電一定要在十年內扶植發展一條完全非美系的半導體設備產線，及使用非美認證ＩＰ來服務重點客戶。跨國企業將要同時適應分庭抗禮的兩套平行體系，兩者之間也並不見得互斥，可以相互平行競逐。

全球秩序重組趨勢不變 重心向亞洲轉移西方式微

後疫情時代，全球秩序重組的趨勢不變，而且可能加速進行。全球經濟重心將向亞洲轉移，西方為主的世界秩序式微；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化規則的改革，並為全球化輸入動力，將持續並接受考驗。美國霸權將衰落，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公共財提供者，並在推動區域經濟整合與制定科技規範的影響力與美國並駕齊驅。

全球化已到盡頭，區域強權主導下，風險倍增，新經濟時代提前來臨。台灣必須要留有自主迴旋空間，因應世界持續變動的政經態勢。

國際政經變局下 台灣總體經濟政策之因應

許嘉棟（東吳大學辜濓松先生紀念暨中信金融學院講座教授、前央行副總裁）

國人應正視的事實與問題

在進入台灣應如何因應當前的國際政經變局之議題前，容我先點出幾項國人應正視之事實。一是美中爭霸越來越熾烈，台灣夾在兩強中間；二是在兩強對抗中，美川普政府欲將台灣作為對抗中國的馬前卒；三是中國不容許台灣獨立的立場非常清楚：台灣若要進行台獨，將要面對的是中國的武統手段。大家心裡都有數，近期中國如何處理香港反送中的例子，似乎也是示警台灣當局。第四項事實事：兩岸的軍事、外交與經濟實力差距甚大。第五項是：兩岸經貿投資關係緊密，如今大陸可以脫台，但台灣的經濟不能沒有中國；回想二、三十年前，大陸不能沒有台灣；今日狀況已完全顛倒過來。第六項事實是：當前全球經濟金融陷入亂局，短期內很難期待可以振衰起敝。台灣必須靠出口貿易，依賴全球的市場，但現在很不樂觀。

以上幾項事實，衍生出了我們正面臨的三大問題：美中兩強爭霸過程中，台灣應如何自保圖存？台灣應發展何種有利、可行的兩岸關係？以及在當前國際政經變局下，台灣的經濟政策應如何因應？

台灣是小型經濟體，對國際與大陸市場倚重度相當高。我們雖有部分產業與產品，占有國際關鍵地位，但在國際政經圈少有話語權或影響力。因此，無論世界怎麼變，台灣在經濟層面都只能被動因應，難以尋找或創造自主空間，自己能夠自決的程度很低。從而，台灣在經濟面的因應原則，主要應是在維護國家安全之原則下，維持兩岸關係的和諧，趨吉避凶，自求多福。

台灣內憂外患的經濟處境

台灣目前的經濟處境，既有內憂也有外患。內憂的部分（我沒有政治立場，只反應事實）：台灣經濟鬼混20年，經濟成長率下滑，其中一個重要關鍵是投資率太低。由於國內投資環境欠佳，國人投資與外來投資意願不高。從主計處統計可注意到投資毛額占ＧＤＰ比率雖然看來不低，約占23％，但折舊率占17％相當高，故扣除折舊率後的淨投資毛額只剩5至6％。進一步檢討國人與外資，為什麼不願意投資台灣？政治紛擾與兩岸關係不睦是主因。另外，還有貧富差距擴大、薪資停滯，導致經濟成長無感。貧富差距過大，也導致反商仇富意識抬頭，強求齊頭式平等，民粹聲浪湧現。再者，資金過剩問題難解及政府財政困難，都是當前國內所面臨的挑戰。

外患主要在於當前國際經濟景氣不振。此外，台灣經濟與大陸關係密切；近幾年中國大陸經濟下行，不利對大陸出口擴張。中國的經濟下行，主因是工資上漲過速、環保要求提高，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同時還國進民退，也就是國營企業擴張，民營企業受抑制，如馬雲退出阿里巴巴；再加上中美貿易戰、金融問題叢生，以及中國整個體制調整不易不順等，都打擊了大陸經濟。

台灣雖然近期經濟表現相對亮麗，但那主要是受益於台商回流與轉單效應。而其成因是受益於大陸投資環境惡化、美中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近期的經濟脫中。這些都是台灣撿到，而不是台灣自己努力的成果，故基礎並不牢靠。

貨幣金融政策之省思

台灣在貨幣金融政策面，目前央行幾項做法值得肯定。第一，未隨歐美大幅採行寬鬆貨幣政策。面對疫情衝擊，短期紓困無可厚非；若如歐美國家一般，長期大幅降息，不只無助刺激投資，還將惡化所得與財富分配。第二，緩和短期熱錢進出對匯率之衝擊。央行只針對短期熱錢進出國境，進行匯市干預；而不針對經常帳盈餘，所造成的新台幣升值壓力。國際熱錢進出，對匯率衝擊是很大的。央行目前當熱錢進來時努力買匯阻升，熱錢撤出時賣匯阻貶，緩和熱錢所帶來的匯率波動；我認為央行的作為是應該的。第三，抑制包括台商回流在內的資金湧向房市。

即便如此，貨幣政策仍有幾點可努力之方向：一是央行在買匯阻升時，對放出去的新台幣要多收回一點，也就是應該提高沖銷比例。但加強沖銷將影響央行盈餘，因此，政府也應該放寬對央行應有兩千億盈餘可繳庫之要求，以增加央行調整匯率與貨幣政策的彈性。再者，應擴大國內剩餘資金之運用去路；應檢討、放寬相關法規，讓資金可以投資目前受限的養老、照護、醫療等產業。最後，目前股市與股價熱潮，是由資金堆疊而成，欠缺實體經濟基本面支撐，潛藏資產泡沫風險，故應該防範股市泡沫的發生。

對財政政策之幾點想法

財政政策方面，台灣仍具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之空間，應擴大公共建設支出。目前，政府未償債務餘額佔ＧＤＰ比例在國際間仍屬偏低，還在可控範圍；且政府債務都是國內債務，不會有主權債務危機。又台灣每年有巨幅國內超額儲蓄，故擴大政府公共建設支出沒有財源問題。擴大公共建設支出之政策，將有助提升景氣。

另外，增加稅源，擴大社會福利與安全支出，以改善所得分配，也是必要的。雖然在各國競相減低資本所得稅的趨勢之下，台灣難以單獨對資本所得增稅，但是取消不必要的減免稅、適度提高消費稅，並搭配提高對弱勢者之租稅優惠與社福補助，將有助改善台灣的所得分配問題。

最後，謹對國內的朝野政黨提出重中之重的沉痛建議：改善國內投資環境。目前影響投資意願的兩大關鍵，一是國內政治對立應該趨向緩和，另一是兩岸之間應維持和諧友善關係。投資環境若獲改善，經濟生氣方得維持，也才有實力自立自強。

美中貿易戰下 台港處境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中國崛起中 台灣在「中國製造」下 得失境遇

台灣製造業將生產技術、客戶關係和資金帶到中國，幫助中國複製台灣「加工出口」的經濟成長模式；在加工出口模式下，台灣、大陸、美國三方合作，彼此之間利益有所重疊，形成三贏局面。2005年以後，中國經濟成長模式轉軌，從粗放模式轉向強調自主創新、中國製造，加工出口比率逐漸下降。中國已然強大，台港有「狡兔死，走狗烹」的風險。在自主創新、中國製造政策之下，擁有核心技術的台商被要求把核心生產階段或研發活動移轉到大陸，以享受與過去相同的租稅待遇。另外一大部分的台灣企業則並不具有中國需要的核心技術，不再享有過去的優惠，在工資不斷上漲的壓力下，只能轉移陣地。同時，中國也扶植自有品牌，建立自主的供應鏈（紅色供應鏈）與西方供應鏈分庭抗禮。

東西制度歧異下 香港價值在資本市場

香港則是中國和世界連結的窗口，使中國在國內制度未完全改革的情形下，可以實施加工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香港是自由港，公司稅率低，而且經貿法規制度和英美系統完全銜接，使香港成為西方企業資金和貨物進出中國的暫時停泊處。香港的存在使資金進入中國的資金風險、匯率與外匯管制風險、主權風險大大降低；貨物進出中國的庫存和稅務成本下降。香港雖是西方供應鏈延伸至中國的節點，卻並非紅色供應鏈的節點，香港在中國技術自主工程中的角色不多，受到「自主創新」政策的影響並不大。除了是西方企業貨物與資金進入中國的中繼站，香港也是中國制度和世界制度的連結點和緩衝區，中國與世界制度的歧異性越高，香港的價值就越高。1979到2005年中國內部進行制度改革之後逐漸接軌西方，香港重要性式微，對大陸的依賴日深。今日，由於中國的銀行仍受國家控制，中國經濟制度和西方制度主要差異在資本市場，因此香港的價值依存也在資本市場。只要中國的資本市場一日無法採取和西方一致的制度，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在香港仍有重大利益，香港的價值就不會消失。

兩隻大象打架 港台處境變易

制度衝突、價值衝突，都涉及到國家核心治理的問題，也正是當前的美中衝突難以輕易消退的原因。美國認定中國不會是美國的戰略夥伴，主要是判斷中國終究不會成為古典式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是無形的手，終極目標是要讓個人福利極大化，而這卻並非中國關心的課題。中國要的是國家強盛，採行富國強兵的策略，因此政府一定要主導資金配置，不可能採取西方的資本市場，由股市控制企業興亡。同時，中國也充分意識到：產出大的國家充其量只是大國；中國要成為強國，必須掌握核心技術，不能以市場價值衡量、不能由市場決定成敗。因此，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也就是「國家隊」，必須由國家賦予資源配置的優先權，使中國達到核心技術與產業的自主，而不依靠進口與授權。美國的戰略，就是要阻止中國取得核心技術。

核心技術才是當今美中衝突的重心。對台灣而言，只有掌握核心技術的廠商會有「兩隻大象打架，夾在中間」的困擾，這類廠商事實上並不多。一般廠商面對的挑戰是中國不再是加工出口的天堂，或因成本、或因關稅，必須外移。至於移回台灣、移到第三國，則大都由品牌廠決定，並非台灣代工商需要煩惱。台灣的抉擇，是未來經營中國大陸市場的方式、兩岸分工的模式。當兩強和好時，台灣才能成為美中橋樑，現在的橋樑則失去作用。

台灣生產供應大陸 水平分工技術互補

中國市場已經很大，即使未來成長緩慢，也不能放棄；台商不能放棄、外商也不會放棄。然而，這些年來，經營中國市場的非中國企業成功案例很少，台商與外商皆然。最主要的原因仍是中國市場的主場優勢太強。在中國的品牌會被模仿、技術會被學習，大陸的廠商數量無邊界、資金無底線，正面作戰對於台商與外商都十分辛苦。兩岸分工在橋樑的時代，以垂直分工為主，未來兩岸應該走向水平分工，台灣生產和大陸異質，或技術產量較高的產品，追求互補性而非產量。以中國市場為主場的量產性、同值性產品都將面臨被中國廠商取代的命雲。兩岸之間應該平等對待，台灣既無能力接受陸資，就不要強求對大陸投資，而儘量以「台灣生產、供應大陸」市場需要為主策略，回歸比較利益：台灣做小量、微小細緻、累積性技術；大陸做大量、厚重長大、變動性技術。無論有無核心技術，台灣無法也不必拒絕供應陸廠的需求；要保持被需要，但不會被要脅的實力。在現今多變的國際局勢之下，只有實力才是王道，而實力要留在台灣。

香港法治、貿易已取决於北京 交易需透明化

至於香港，美國雖片面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實際上卻無太大意義，因為香港實際出扣到美國的產品很少。2019年，香港出口至美國僅47.3億美元；美國出口至香港則高達307.8億美元，其中有179億美元中轉至中國。香港的貿易仍以轉口貿易為主，約佔9成，而轉口貿易以服務中國之生產為主，特別是半導體，出於稅制、外匯風險管理，多以香港作為輸入中國的中繼站。在香港轉口，可以大幅節省加工貿易的成本、享受物流之便，可以服務一般貿易與內銷之客戶。美中貿易戰使出口管理複雜化，若香港不能保證交易的透明化，在香港服務中國一般貿易和內銷客戶的風險就會相應提高，轉口貿易的優勢將會衰退。而交易透明是否得以維持，則取決於香港法治的獨立性，也就是取決於北京；因此，香港貿易地位的命運，掌握在北京手中。美國對香港取消特殊關稅，雖然對香港轉口貿易的地位並無太大影響，但是在技術與半導體的限制上，仍會一定程度對香港造成傷害。

整體而言，香港最主要的價值仍在於資本市場。台、韓、日、美，都有很高比例的資金需要藉由香港進入中國。但是，美國也在此獲得大量商業利益，應不致破壞。

台港ＩＣＴ供應鏈 當今至關重要

台灣與香港相依。在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後，全球供應鏈大亂，台港之間的海空航線，是維持全球 ＩＣＴ 供應鏈不斷的重要路徑，使ＩＣＴ生產幾乎不受疫情影響。透過香港統計資料得知，2019年台灣經香港轉口金額達530億美元；中轉中國金額達469億美元，占轉口金額近9成，且皆高於韓、日兩國。在百業蕭條之際，資訊產品一支獨秀，生產雖仍集中在中國，但供應鏈的節點在香港，台、韓、日、星，則是主要供應源。若非香港物流機能運作正常，中國的資訊產品生產也勢必會中斷。即使將來貿易戰使ＩＣＴ供應鏈末端分散至東南亞與印度各地，香港物流節點的地位也不會受太大影響。

Q&A

復興高中顏組長：

如何讓中學生更加了解國際形勢？今日現實？

朱雲漢：

國際經濟競逐，真正決定性的手段都不是經濟手段。中國決策者是清楚的知道，以一個大國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在美國制定的遊戲規則底下勝出。從日本的經驗可見，美國用軍事保護、司法管轄，壓值日本經濟地位，也是用非經濟手段。美國現在打華為、孟晚舟，沒有一個是市場手段。大國有自己的決斷，與一般廠商的眼光並不相同。

陳添枝：

美國有非經濟政策，就像美國政府在80年代拒絕日本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野心作為。但美國很少用國家資金投資企業，至少與中國有程度上的差異。

朱雲漢：

那波音？因為美方企業已經站在尖端，只要確保規則有利。即如ＴＰＰ的細部規則皆是跨國大廠商的律師協同制定，提交給商務部。美國站在優勢地位，才會談開放、自由市場。空中巴士如沒有歐盟的政策談判支撐，也不可能追趕波音，有條件競爭。

許嘉棟：

川普個人特質是目前世界亂局的主因，但現在即使是民主黨，對中國態度也不友善。川普之後，美中關係會是什麼樣子？新的世代並不支持川普，有點像台灣面對的處境（年輕世代有自己的不同想法）？

朱雲漢：

川普的確並非傳統共和黨菁英脈絡下的政治人物，且與菁英圈並無密切關係，他的內閣多是來自冷凍庫。共和黨菁英不願意進入川普的政府團隊，找不到人，找了很多將軍、或在學術圈沒什麼地位的。

拜登若成為總統，應會重新連結菁英階層，將與川普有極大不同。美國外交的重要基本支柱、架構都會被盡可能地恢復，其他國家也希望盡快恢復原有秩序。美國現在要開Ｇ７，許多國家都給軟釘子，就是展現。拜登應會重視與歐洲傳統盟邦的共識和協調關係、重視國際組織和多邊關係，至少不會刻意破壞或者癱瘓，而會持續在其中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美國應該也會重回ＴＰＰ、巴黎協議，甚至伊朗核協議，用smart power應對中國的挑戰，依靠對於規則、制度、價值理念的影響力牽制中國，而非赤裸的對抗性手段。

余範英董事長：

台灣在世界市場的佈局，當下的階段，我們參加ＲＣＥＰ或ＴＰＰ可做何努力？

大陸仍然是重要市場，若沒有ＥＣＦＡ後的談判力量何在？抑或有ＥＣＦＡ但不被重視，是仰人鼻息？還是如何爭取平等合作地位，有可能嗎？

陳添枝：

要等美國回來，ＴＰＰ才會往前走，現階段ＴＰＰ並無太大的作用，不會形成未來有威懾力的主導者。歐巴馬當初是希望把新的貿易理念放進ＴＰＰ，逐步形成國際多邊可以接受的規則。美國如果不在ＴＰＰ裡，意義並不大。今後，以台灣目前的處境，仍然應該優先爭取加入ＴＰＰ，否則不可能談ＲＣＥＰ，更不要說ＥＣＦＡ。要先拿到一些籌碼，才有可能往前走。在這過程當中，台灣也不能不理性地討論核食、豬肉的談判攻防，豬肉有時還是要吃的，不要內戰、不要政治炒作，藍綠對抗一事無成。ＴＰＰ一定會跟歐洲連接，重要性會提高。ＥＣＦＡ的目的是讓台灣生產的東西可以賣到大陸，沒有關稅，而不必一定要到中國生產。如果障礙太多，就只能到對岸設廠。談判過程中有可以批評、爭取的地方；未來還是必會走到那一步，如要經營大陸市場，就要面對這議題。

朱雲漢：

自從台灣直接捲入香港反送中起，台灣就已在中國內政插隊，引禍上身已然進行，但台灣卻沒有風險意識，堅守民主人權不等於輕易選邊。最近很多人想押寶美國，軍事上想升級合作關係，但川普並不可靠，對你再友善都要警惕三分。波頓的回憶錄中川普說台灣只是筆尖、中國是桌子，代表台灣是可以交易的籌碼，台灣應該要給自己留下迴旋空間。

王伯元董事長：

今天的題目是台灣的角色與定位，跟兩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先說「角色」。台灣角色絕對不應該take position（選邊），表態、或選邊站。不應中國之鋒，不作美國之卒。現在台海很緊張，美國飛機、大陸飛機、台灣飛機都在用訓練的方式飛來飛去，實在是非常危急。蘇起提醒；四海皆有危險，南海、台海、東海、跟北海（也就是韓國附近）。而真正最危險的就是台海，一旦台海發生衝突的話，台灣就變成戰場，不管美國會不會出兵，不管打贏或打輸，必須承擔台灣為戰場的事實。我就兩件回顧歷史；珍惜台灣是個寶島，1945年二次大戰快結束時，美國打到關島，當時有兩個攻防idea，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澳洲說要打菲律賓，海軍的切斯特·尼米茲說要打台灣，兩個人吵半天，吵到喬治·馬歇爾協調，在麥克阿瑟有五星，尼米茲四星軍階下，台灣躲過那場戰爭。如當時聽尼米茲打台灣，將是損失慘烈。第二，要感謝金正恩祖父金日成，1950年6月25日的韓戰爆發，當時老共已準備65萬軍隊在福建渡海打台灣，因為韓戰爆發，毛澤東調移軍隊轉去韓戰，台灣又躲過這一戰，可見台灣是個寶島。范疇曾說，「老共有很多事情要做，台灣不要自己去插隊，我們應該不要備戰，而是要避戰。」備戰和避戰差很大，我覺得兩岸絕對不應該take position，扮演中間角色的最好。外交上扮演中間人的金正恩，對美國也好，對大陸也好，大家都敬他三分，所以我們絕對不應該take position。

再談「定位」，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重要，我是做產業的，產業界談到台灣都說有五缺：缺水、缺電、缺土地、缺人才、缺工人。但真正缺的應該是「兩岸的和平關係」，第六缺比上述五缺更重要。瑞士洛桑管理學院（ＩＭＤ）「2020年ＩＭＤ世界競爭力」，台灣排行第11名，四項評比衡量競爭力，「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基礎建設」、「經濟表現」，可是最重要的沒有談到「風險」。過去在美國的跨國公司我負責作全球各地投資評估，有的地方在人才、稅務、交通建設等各項都好，但僅有「區域風險」Regional risk就足以推翻前面所有條件。台灣在過去這幾年外商直接投資ＦＤＩ是非常少的，今年台商回流很多，如果台商回流扣除，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還是沒有很多，以2014年的數據來看，台灣是全世界ＦＤＩ倒數第二名，僅次於非洲的安哥拉共和國。應該要如何像許嘉棟部長所提，兩岸關係的重要性，為市場佈局、提升生產率與競爭力，讓更多外資來台投資，解決第六缺的問題應是非常重要的。

外資投資股市只是熱錢，賺了就跑，應該多點長期投資規劃。台灣的角色與定位非常重要。一是不要take position，尤其現在兩個大國在吵架，二為兩岸應該有個和平的關係。台灣更要投資教育、培育人才、重視文化。

薛琦教授：

如果美國有心，為什麼不跟台灣簽ＦＴＡ？

朱雲漢：

川普的團隊破壞公報，看似使台灣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但台灣不應該視為自己的突破，反而要更擔憂、更戒慎恐懼。未來，如果中美之間回到正常軌道，台灣不應該認為自己被綁住，小孩子就是需要規矩，有規矩就不會任意插隊。

美國政府與大學、金融業、科技業，都有非常緊密的連結，各種政策應該要與這些領域共同討論出更好的方式，很多政策會需要修改。最樂觀的情形下，美中會恢復原有的經濟連帶，至少會回到溝通機制，避免誤判、情緒性對抗。川普現在和中國對抗，除上談判桌外，並沒有定期的溝通，雖然仍有高峰會，會前一定需要幕僚團隊溝通，作為國家解決衝突的節點。美國已形成共識，中國是最大的潛在競爭者，而今對峙升高，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美國應該回到理性的政策討論當中。

陳添枝：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年代，我們不應該用冷戰經驗看現在。美中之間並沒有一條清楚的規範分界、局面混沌，不是單純選邊站就能解決的。

許嘉棟：

癥結仍在兩岸的關係如何改善？國內政治爭端如何面對？台灣未來年輕人的投票會如何？年輕人不看分析性文章，只喜歡看網路上消息，這種趨勢雖然難以改變，但關心時局、國政的知識份子仍要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