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刊登】揭開數位面紗(刊登於109.10.28中國時報A8.A9)

前言

承擔與試煉系列座談一直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挑戰。來自時報出版公司趙董事長推薦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下冊，在資本主義作為全球化多年推手，哈佛社會學者祖博夫（Zuboff）出書，對當今資本主義提出挑戰，面對未公開揭露數位操控造成的不安與威脅，深刻且清楚的描繪發展趨勢，發出警訊。透過歷史追述和文化衝擊的解析，提醒大家思考未來。關鍵時機問世的新書，在新冠疫情加速「數位時代」來臨之際，舉辦「揭開數位時代 跨域知識交流」座談，為數位時代的屆臨，展開剖析與交鋒，也為數位工具化運行的現實環境，揭示數位化造成的生活衝擊和文化變遷。

三位董事，陳添枝教授、史欽泰院長、葉俊榮教授，無論就學術、從政經驗，擔負國事重任有年，皆允諾為此課題貢獻專研，邀請年青世代學者劉育成與曹家榮教授，以及資深媒體人趙政岷董事長，從變遷現象中提出觀點討論，跨世代對話，跨領域交流，投入與承擔。為了解影嚮全民切身生活之境況，與政府、民眾，加強認知、共研與準備。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主持

陳添枝：數位時代跨領域交流，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新冠病毒疫情還沒結束，大家都已感受到新時代來臨，我特別覺得不到一年間，因為疫情關係，做很多從來沒做過的事。我一向非常抗拒網路教學、打電話叫外送、去餐廳訂位、利用網路叫計程車等。已退休快七十歲，還能做過去沒有做過的事，覺得真的很棒。數位時代看來是擋不住，讓我們過去生活方法都在改變。能過新生活非常興奮，好像小孩子又新生了。快七十歲面臨完全不熟悉的時代，能跨領域討論數位時代議題是非常棒的，今天基金會聚集政治、法律、文化、出版、社會、心理各方專家看問題。我認為數位影響，應觸及每一個我們可以想像的知識層面，其中最明確的應是經濟層面，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就數位時代經濟挑戰與影響分享觀點。

數位經濟挑戰下政府、企業、產業的影響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

即時數據驅動的經濟

數位經濟核心，不是數位技術而是數據，以即時數據提供生產和服務，才稱數位經濟，以歷史數據規劃或指引生產已是舊經濟。整個經濟活動，最大變化其實是「數據」，過去數據在生產與交易中並不重要，現在變得非常重要。過去整個生產或是交易提及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數據在過去就經常被使用，如農業時代的二十四節氣、春耕秋收都是長年生活經驗累積的數據。隨著數位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生產與交易都是使用即時數據且範圍更龐大；舊數據價值有限，除非它是商業機密，或經過處理變成知識。如旅客通關時，即時知道新冠病毒帶原者有高價值，通關後才知道價值就遞減，過某時點後價值更為零。未來即時數據，時機點變得非常重要。

數據沒有排他性 跨域使用 價值不減

就生產活動而言，過去經濟學生產要素都有排他性，但數據沒有排他性，異於資本、土地、勞力等投入。數據也會有折舊但讓數據變成知識，就可免於折舊，甚至歷久彌新。數據可跨域、跨業、跨公司使用價值不減，讓生產活動本質產生變化。數位時代企業跨業經營、跨域經營將是常態，傳統產業領域概念將被打破。如Uber APP，包含駕駛、店家、消費者三種人使用同一套系統，要定義Uber為交通業？餐飲業？新型態產業分不清公司屬於誰、屬於那個國家，數據跨境串流到哪，都無法以舊概念明確區別。

數據轉譯成知識 才能創造價值

數位時代廣泛搜集數據，但只搜集數據並沒價值，要將數據整理分析，產生為有效知識；所謂「生」數據必須透過搜集、整理與處理，變成有用的「熟」數據。經處理的「熟」資料，結合專門領域的know-how，轉成為有用的知識，用於生產和服務，創造廠商競爭優勢。其優勢因廠商而異，不易模仿複製，且強者應用數據進行解析創造可持久的優勢。數位時代沒數據優勢難以競爭。數據驅動的經濟，基本是知識經濟。

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機器主義

資本主義出現就是因為機器，機器的誕生產生資本主義。以數據驅動的經濟，即是數位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也將完全改觀。機器出現產生資本，資本可以不斷被累積，累積越多，生產能量越大，財富越多。資本主義也帶來資本與勞動對抗，產生所得分配問題。現在數據變成重要生產元素，可無限累積，甚至跨公司、行業、領域使用，勞工價值就更低。以世界幾個市值超過兩兆公司的員工數比較，如Microsoft、Apple、Google都只雇用十幾萬人，Amazon為八十四萬人與AT&T為二十四萬七千八百人，數位時代的大企業與舊經濟時代相比，僱用人數與薪資給付相對稀少，幾個數位系統公司，如Uber，Uber Eats所提供的工作，也都是低薪工作。

新型商業模式 重塑僱傭關係

數據流通、數位平台串流，即時生產與即時消費是數位時代最佳商業模式，僱傭關係隨之轉變。未來僱傭關係可能呈現沒有雇主或沒有固定雇主的常態。勞動市場也將調整，對家庭、社會關係影響重大。農業時代僱傭關係，基本上是終身制；工業時代僱傭關係雖非終身但也穩定；數位時代僱傭關係是不穩定且多元化。勞工工作樣態選擇機會增加，保障減少。工作型態也可能使工作與家庭不必絕對分離。

過去農工時代，講求專業分工；數位時代下，都必須處理即時的跨領域問題，未來企業部門裡，相同知識背景人才組合將不再有價值，不同知識領域員工組合才有價值，整合多元知識人才為必然趨勢。未來擁有專門知識的人，也可以不再受雇於任何企業，在市場上獨立提供服務。沒有固定雇主的自由業者亦將增多，僱傭關係將改變。如Foodpanda與Uber Eats是創造外送服務媒合平台，製造工作機會，提供消費者與外送人員間供需選擇，消費者透過平台系統委託外送員送餐，外送員接受消費者委任，外送員不屬於外送平台公司的正式員工，形成新型態僱傭關係。

企業競爭力來自知識創新與應用，國家競爭力來自知識累積與應用知識能力，不只是數據累積。國家如果沒有好的企業，知識人才將不需跨境移動就可為外國企業工作。數位經濟時代大國具有先天優勢將是錯誤的假說，就好像石油儲藏量大的國家，也不一定有品質好的石油公司。政府沒有適當手段，防止人才外流，將影響國家競爭力。

政府角色 應做好數據治理

數位經濟時代，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數據治理，數據的搜集、管理、利用，包括公務數據與私人數據，政府搜集越多數據越好，無須反對政府，數據管理和利用才是政府重點。政府用數據造福人民，也可用資料監控人民，是「監控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若無法確保政府不會濫用資料，只好禁止政府搜集資料。研究經濟學的人，非常擔心自由經濟市場基本假設遭到顛覆，自由市場經濟是假設人民比政府知道的多，如果假設不成立，市場經濟優於計畫經濟的假說就不成立。

政府與人民應建立信賴關係，人民和政府信賴關係為之重要，否則國家無法運作，人民信任政府會善用數據，就會提供正確數據，人民不相信任政府，就會掩藏或扭曲數據，屆時數據雖多但品質不良，誤導政策發展。信賴關係也必須建立於制度法規之上，政府數位治理相關制度法規必須要謹慎規劃。政府擁有完整數據後，人民遵法成本降低，違法動機也降低，社會整體生產力上升。如歐盟制定的個資規範ＧＤＰＲ，認為所有數據屬於個人不是政府，政府只能保管、借用數據，政府永遠不會擁有數據所有權。

政府數據統籌 應設立專屬機構與數據長

依數據特性分成環境數據、個人數據、物品（商品）數據。目前迫切需要處理個人數據，政府需要設立專責機構，統籌管理所有數據資。台灣現行體制下，由各部會自行管理數據，衛福部有健保相關數據，交通部有交通數據，內政部有犯罪數據等。部會間數據資料因使用目的受限於法規，原則上無法相互流通。政府需要一個專責機構統籌所有資料管理，除因特定政策目的依法授權搜集，數據若不做水平整合，無法有效被利用，政府首先應處理數據整合問題，也應加速設置數位部整合所有個人數據，在法律授權範圍進行跨領域使用。並設數據長制定推動跨部門、企業的數據使用政策，如果政府合法搜集的數據無法統籌運用，將無法提高服務人民的效能。

科技加速器 驅動生活、產業、未來

史欽泰（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前工研院院長）

前端科技的研發，一是方便人類解決問題，二是用於高科技戰爭、擊敗對手。雖然戰爭也是驅動科技非常前端的誘因，但大部分是與影響人類生活較有關係。如核子武器發明，對人類毀滅性極大，會危害人類和平的生活，因此規範限制使用。而今日數位發展的影響（如ＡＩ人工智慧），還沒到毀滅性的疑慮產生，如果沒有毀滅性問題，將不斷發展被利用。

數位行動 改變生活模式

藉由全球化發展，科技與文明連结人類、區域關係頻繁密切，原本已加速發展的數位科技，在中美兩強關係惡化、疫情加劇時，數位應用發展更跳躍式成長。兩強為贏得科技戰領先，各自發展出一套數位系統相競合，更在疫情封鎖無法正常接觸下，透過數位行動方式產生新型態的工作、聯繫與購物商機。

然通訊科技發生於數位網路之前，從原本的定點通訊到手機行動，通訊不再受時間與地點影響，人與人距離經由手機通訊連結一起。現今的物聯網發展，更將人與物全部串連，真正的改變正在加速。當提到科技研究發展時，沒想過科技會用在那裡，都是依照人類生活基本需求及市場導向前進。數位行動發展也不斷演進，從２Ｇ到５Ｇ，再到雲端科技，這些科技發展都是物聯網開發很重要的進程。

科技驅動的野心與力量

一九六○年代美國學校就開始研究自駕車，利用大型電腦運算讓無人驅動車運行，當時的研究還很陽春，在車子後方接上大管子再接到大電腦房，傳輸距離限制車子不能走太遠，透過電腦運算讓車子起動，但走得很慢，每一步要算非常多次，並來回傳送運算資料，經由判讀下指令，光來回傳送資料就要2分鐘，當年機器人走路都像老頭子跺步。時過境遷，今日自駕車到處在路上跑，可人類仍對自駕技術不放心，有太多因素還需計算，如背景、光線等，都需再加強。

另外，醫療科技進步也非常快，這時代對身體結構了解絕對比上一代多，尤其上年紀都會感受醫療科技進步對人類的重要性。如看骨科時，利用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幾乎把每一寸神經是否受擠壓都看很清楚，如果將來人類大腦思考也都可看得很清楚時，到底會被拿來做什麼用？不只是人腦結構，連存在大腦裡的記憶，都能透過科技得知，會是什麼心情？科技進展不斷往前發生，無論是科學家的好奇、好勝，或工程師想要實際解決問題，又或者是野心家想要去統治別人，都是科技驅動的力量。

產業解構 商業模式須要改變

二○一九年至今，發生很多巨大變化，先是中美關係改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競合，過去經濟發展仰賴全球化所賜，原本相信經濟學家提倡的全球化與自由經濟最好，把資源有效利用、提升競爭力，但中美競爭開始後，又新冠疫情爆發封城、斷鏈等，全球化浪潮明顯改變。大部分產品組合製造物料還是需要靠外國輸入，當供應鏈斷鏈，人流、物流皆受到影響，也無法得知供應鏈順序如何重整。其次為科技主導權競爭，原先科技發展，因人工智慧演進，數據被充份利用，社會與經濟結構跟著改變，數位數據變成新的能源、物資。原本工業革命的社會衝突就已存在，至今產業開始解構，如Uber新興產業打亂市場管理次序，Amazon線上商店發展，讓傳統書店、唱片行面臨倒閉，數位時代新興產業正在解構市場原有商業模式，才短短二十年間，產業就已差不多變調，與過去經驗完全不同，如一台電動車把汽車之都─底特律徹底摧毀，底特律幾乎變成廢墟。所以產業完全改變，商業模式當然要變，就像現在如果不會上網可能就會餓死。

數位化 讓工作與生活分不開

危機是數位轉型關鍵，疫情將所有不同領域的科技加速整合。台灣SARS經驗，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加強境管防疫、強制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得以有效控制。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安全健康，當人類行為改變，產業也會跟著轉變。同樣疫情影響，過去認知工作是要到工廠或公司，疫情後已然不同，打卡在數位時代意義已經不大。網路技術發展至今日，生活跟工作已慢慢分不開，員工在工作時會順便訂午餐，也可以利用視訊在家工作，原本家庭必須提供的功能，如生活、工作、學習、休閒，通通在家裡面發生，但網路變成基礎建設後，家庭人員生活也隨之變調。再者，製造方式自動化、數位化，無論開發新產品或是原產品生產，因供應鏈裂解，令整個市場需求也快速因應改變。服務業也一樣，因顧客不上門，無論什麼生意都要上網行銷，顧客不上門後，甚至要有到家服務的概念，新模式、新產品的開發是數位時代所必須。然過去科技早已存在，全球數位化生活已是無可避免，數位行動與人工智慧時代，因疫情而提早來到。
民主治理還須量能建構

葉俊榮（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前內政部部長）

數位雙峰 等量齊觀

以往資訊監控老大哥直指政府，數位時代來臨，民間網路服務業者論實力，與政府也等量齊觀，形成「數位雙峰」大數據（如圖）。資訊搜集分為政府與網路服務業者兩個龐大主體，過去數位發展過程以政府為主，許多資訊、資料、數據，都會參照政府動態而作為。但如果有機會任職於政府機關，就會感到害怕，政府機關真的掌握很多人民的數據、個資，但資料從何而來？是否合法有待討論。政府有非常複雜的文官系統，不同專業因應不同需求，有些基於法律授權，有些基於不做不行，取得人民資料數據。

經濟發展最基本的金融交易秩序，也都需要信用數據，資料搜集程序在社會上形成社會公信，政府機關角色，無論於戶政、民政、地政、人民、土地、主權，牽涉到很多細節內容，若無完整掌握，無法成為共同體，連結基本經濟活動、社會互動，更無法確定資料的公信力。其他像治安、交通、環境、天氣、污染、水利、水文化等相關資料搜集也都要隨數位發展演進。

民主治理下 數位雙峰之差異化監督

網路服務業者呈現四個型態：網路接觸服務業者（IAP）、網路內容服務業者（ICP）、網路平台服務業者（IPP）、網路應用服務業者（ASP）。網路服務業者彼此間具有關聯，相較於政府機關資訊搜集更為複雜。政府機關以業管單位歸類，相互之間就有行政一體概念，政府要對資料搜集、處理、利用，須依個資法相關規定，資料搜集目的與使用目的之間須有相當合理關聯性，政府依法行政容易掌握動態。民間網路服務業者散佈甚廣，能否協調，相互之間有什麼樣關聯較為複雜。

政府是以高管制方式、運用公權力實施，需要時可以整合，雖受限於法規限制，政府在搜集資料以公權力得行使範圍為界，並經由法律授權執行，因此速度與數量皆較確定。民間網路服務業者範圍則遍佈全球，使用者自願提供資料，取得更容易串連個人意象的日常行為，構築使用者習性與足跡的資料庫，業者彼此間資訊串流，更能輕鬆跨境快速搜集個人資料。人民要求政府公開政府資訊，使人民便於取得。但如有涉及個人隱私應不予公開。人民也希望網路服務業者能公開數據，但必須對於個別使用者的網路足跡保密，並要求網路服務業者提出具體隱私權政策。實際上兩者受到的監督密度卻十分懸殊，網路服務業者受到監督穿透力過低，無法滲入繁複而龐大的資料搜集機器中。故兩者間資訊搜集方式、屬性、整合、速度與數量皆不盡相同，受到監督密度應有所差別。

基本上公民社會合法監督政府，對於監督網路服務業者可要求政府監督或是人民自己監督。一方面人民要監督政府也要求政府監督另外一個峰（網路服務業者），所以政府同時有兩個角色。若人民自己監督，與網路服務業者間存在不對等條件，永遠沒辦法保障使用者權益。

監督政府 落實管制網路服務業者

未來管制網路服務業者有兩個面向，一為人民要求並監督政府，強化對網路服務業者監督。政府搜集大量人民資料，人民要求政府不得過度搜集人民資料，也不得任意將資料傳輸給網路服務業者，現行是以「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行政對業者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監督之權責。訂有服務使用者向業者侵權請求損賠之規定，亦有損害賠償團體訴訟規定。未來須強化立法，授權主管機關對業者制定相關規範標準，讓行政機關與網路服務業者合乎標準作業程序，並降低人民透過法院尋求司法或行政救濟門檻。

二為人民主動集結監督業者。管制業者資料搜集、處理、利用與保存，過去著於重搜集方式與數量，數位時代下，人民高度使用並依賴網路服務，自主透過網路服務業者向其他服務使用者揭露私人生活及個資，業者更輕易搜集大量個資，在資料和技術不對等情況下，人民難以知道資料如何被處理使用。網際網路服務縱使極具公共性，業者與服務使用者仍被定位為「私人法律關係」。因此，在網路上經常心虛且快速按下「同意」鍵，對於同意的內容也不要太相信。人民可自主組織團體，監督業者，減緩不對等情況，面臨大型、跨國網路服務業者可能無意願與人民團體協商，人民藉由透過代議機制，亦即「國會」代表人民監督業者。

數位時代 量能建構刻不容緩

數位時代下，政府不會失去角色，反而角色越來越重，更須同時扮演推動與監管。高普及的網路資源，無法完全依靠政府公權力管制。人民的量能建構（capacity-building）、民主素養、媒體識讀都很重要，千萬不要認為只要監督出偉大政府就能安心無虞，政府政策與行政推動也必須積極有力。唯有不斷提升人民的量能建構，政府也有責任協助人民建立量能建構。人民更不能僅仰賴政府，民間社會活躍也非常重要，如民間基金會集結問題進行研討，台灣安全也是因為有活躍的台灣團體努力而來。

政府可藉由命令控制模式或協商模式管制網路業者。透過立法或行政權，要求業者配合管制措施，包括提供資訊、行為許可須符合標準配合監控等；但命令控制也有難處，政府對商業活動及網絡空間活動有過度介入疑慮，反而影響民眾隱私與言論自由，且許多業者是跨國企業，國家主權與法律要求也有其侷限；另外是透過協商模式與業者談條件，透過自我監管、後設管制、經濟誘因、市場管制、揭露規範等，彈性貼合市場需求管制措施，但民主社會競逐下，政府真的會為了人民最大利益進行協商模式成為難題。協商必須是「法律上授權」、「程序」、「公開透明」兼具，協商方向、主張與範圍不能違反既有法律，若僅採個別協商授權更是有疑慮。

國會角色也必須演變與翻轉，人民「直接」決定的空間擴增，傳統上政府與人民二元思考下，國會「代理」角色產生侵蝕，私部門快速崛起並成為威脅，人民自決意識高漲，影響監督與課責模式發生變化。國會既有行政權又有制衡關係，若轉由人民直接監督成本太高，何況人民連組成團體代表性都有疑慮。人民權益的守護，國會必須更關心，國會應積極透過聽證會來釐清問題，聽取業者、服務使用者（人民）與政府三方立場聲音，界定公共利益範疇，進而面對數位時代影響與因應。

數位民主 須跨平台溝通

現今很多議題走向公與私併存交雜，傳統民主正當性監督仍有必要，也必須改變。數位民主普及時，網路及資安議題，對代議制產生衝擊，國會反更可以扮演監督角色，發展國會監督可能性，國會必須擺脫傳統功能桎梏，蛻變成為監督並促進人民社會對話角色。數位雙峰掌握人民資訊，政府與民間都有相互監督的必要，除了行政機關不斷整合進步外，國會必須更努力，維持活躍的人民社會，及強化數位時代民主量能建構，更是刻不容緩。

台灣確實需要跨領域平台，集結產官學的聲音進行討論，從學術建構到政策實踐，以面對全世界變動的重要議題。任何一個討論平台都是讓大家來分享看法，進一步幫台灣發現新問題，提出方針或願景，發揮研擬作用。

社群傳播 真實性 知的選擇、限縮

趙政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董事長）

運用略奪行為價值 與再投資循環

一九九八年Google成立提供線上搜尋平台，實踐資訊解放的民主力量。對廣告排斥的Google不斷增加服務時，成為廣大新人類行為領域的中間媒介，每一筆搜尋指令都將產生大量數據，在數據不斷交換的系統裡，借助data mining搜尋辭彙數量、樣式，對使用者做行為分析，提升服務品質，經系統演算再把分析行為數據不斷循環交替、交叉分析，提升更精準服務品質。二○○○年網路泡沫衝擊下，Google面臨大轉折，將過去「數據廢氣」（data exhaust），看似不必要的資料，將用戶互動數據搜集分析賣給廠商，再利用系統與用戶互動產生副產品，使其改善服務或創造消費者新體驗。之後Google開始推出關鍵字提供分眾、分類販售廣告，對廠商尋找目標客戶也發揮效用。

在資料數據轉換過程中，最大的改變是循環，祖博夫所稱之行為價值再投資循環。數據轉換行為、來回修正改善循環。在循環運作中的數據廢氣，後來發現是最有價值，透過監控收益對未來行為市場做預測，並預測產品的提供，是數位時代全新生產手段，修出另一個棧道轉換產生很大的利潤。監控資本主義不是批判科技而是資本家，資本家掌握後面一大段並不知道的數據轉換，人類行為剩餘所產生的數據廢氣變成最大財富，而財富被資本家拿走。

引導的場域 操縱的行為

監控資本主義的真實案例─寶可夢遊戲（Pokemon Go），寶可夢遊戲出版後，入侵日常生活，有民眾遭闖入按門鈴四次，都是要到後院抓寶可夢的陌生人，來人甚至說「你後院裡有一隻寶可夢，那是我們的！我們可以到後面去抓？」。新北市也曾辦過寶可夢大會，帶動觀光、旅遊，只要在燈會放幾隻稀有寶可夢，大家都會去抓；台北街頭也有突然出現一群人，不是群眾運動是抓寶可夢。寶可夢遊戲發明，原是利用科技引導小孩到戶外活動，但現在寶可夢遊戲為誰服務？因為可以聚集人潮，遊戲帶來人流，卻改變人類行為，資本家與商人可利用數據，引導人類要去的場域，而不是人類自由意志下想前往的所在地。

祖克柏二○○七年五月推出臉書改變很多人行為。現在抖音也是，導致美國為什麼要去管制。韓國團體防彈少年（BTS）有二千萬粉絲，發動去川普的造勢大會，登記後不要去就少很多人，抖音也有類似情況，甚至影響你人民行使投票權的選擇。如果臉書可以操縱情緒、策動投票，那還有什麼做不到？臉書全世界有二十億使用者，影響之大該如何限制資料量使用，全球目前尚沒有完善機制、管制。機器會成為天才和專家的助力嗎？還是說，會反過來被聰明的機器奴役？監控資本主義就是在談論這樣的狀況。

監控資本主義豢養的人類行為

監控資本主義與過去的資本主義不同，監控資本主義的資本者享有知識和自由度極大的特權，無視消費者和生產者長期存在的有機互惠，所以消費者不是受益者。消費者提供資料、失去自主性的按讚，就會像蜜蜂在蜂巢裡豢養被監控，有可預測的集體秩序。祖博夫更提出警訊，蜂巢是被設計好的。

數位革命至今約二十年，監控資本主義如滾雪球般，侵入網路世界搜集使用者的行為剩餘，導致實體世界、日常生活、身體與自我的侵蝕，也改變人類過去行為。監控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經濟秩序、寄生式的經濟邏輯，當機器控制成為社會運動，人權會必遭受剝奪。數位使用已經離不開生活，人被機器哄騙後，就被機器控制，人類原有的經驗漸漸消失、遺忘；就像閱讀能力，現在只願意看二百字、二千字的文章內容，已沒有能力再看二百頁的書，不覺察下被榨乾、腐蝕的文明進程。現代人每天滑手機的時間比看書時間多，是身為一個出版人的感嘆！

公眾媒體到自媒體 都應客觀描述現象

從事媒體業三十年經歷，過去媒體講求真實權、選擇權、自由權，為呈現真相的媒體報導而奪鬥、為公平正義權衡掙扎、為讀者及服務大眾。嚴謹而中立報導，認為媒體是公器。反觀現今媒體，是為讀者、媒體、資本家、又或者是主政者？媒體現在可明目張膽順從老闆做新聞或為業主提供新聞。過去解讀新聞真實有三個條件：資訊有沒有障礙、時間有沒有落差、處理過程有沒有聽錯、認錯或意識型態，如今新聞真實已備受置疑，數位新聞傳播又快速即時，導致受眾誤判，如果流於意識形態就影響深遠。

更惶論的是如何從多元面看平衡報導，網路世界中網紅當道，社群媒體變成大眾媒體，大眾媒體也逐漸被社群媒體同化，受眾在接收推播，也只方便選擇愛看的網紅影片。點閱率也就等於成交率，造就現新型態的商業模式快速取得融資與獲利，但爆紅也爆落。

監控資本主義與行為未來市場

人類看到監控資本主義從矽谷成長，逐漸進入各個經濟領域。大量財富與權力都集中在讓人不安的「行為未來市場」。預測人類的行為，以數據拿來買賣，透過新的行為控制技術，生產各種商品與服務。過去人類的威脅來自於極權主義的老大哥國家，但現在轉移到無孔不入的數位設施：「大他者」操作著監控資本的龐大利益。前所未有的權力大熔爐，網路知識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且完全避過民主監督。祖博夫稱拒絕讓機器主宰世界，首先是要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學習分化，資本家同時握有知識與自由，加劇社會權力不對等；再來是互惠式經濟轉型，只求網羅更多使用者，不再為提供更好的服務；最後要求民主的法律管制。新法規將挑戰監控資本主義合法性，二○一八年五月，歐盟通過「通用資料保護規則」（ＧＤＰＲ），企業不再能輕易取得數據，同時讓民眾拿回刪除個人數據的權利。所以科技公司在網路上蒐集人們的資料，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時，管他是政府或零售商；利潤不僅來自預測人類的行為，更來自調整人類的行為，資本主義與數位科技結合，將如何形塑人類的新價值觀，重新定義未來是重要課題。

人工智能影響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人工智慧（ＡＩ）的應用領域為感知、思考與行動。ＡＩ可以進行人臉辨識、偵測聲音、情緒與行動、模擬人類思考、促使機械行動等表現。若結合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研究成果後，將面臨ＡＩ做到超越人類思考時，人類的本質與角色是否將得重新定位？當人的腦袋可以完全被拆解時，人類的價值又會以何種形式存在？當ＡＩ可以預測人類行為時，人類所獨有的自由意志，在演算法的挑戰下具有的意義為何？綜合以上問題，人工智慧在根本上，其實就是對人類本質一大挑戰。

ＡＩ發展對經濟的衝擊

人工智慧發展中，比較狹窄的觀點，稱之為「弱人工智慧（weak AI）」，基本上目前看得到的應用，都是此類人工智慧，諸如語音辨識、資料標記與分析、自動駕駛等。比較廣義的觀點，也就是「強人工智慧（strong AI）」，就是可以像人類一樣思考，也稱之為「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基本上都還未能實現，尚有爭議，但所有科學家都努力朝此目標邁進。

儘管如此，ＡＩ對經濟的衝擊依舊已存在，首先是工作種類，隨著資訊自動化及演算法發展，傳統產業、服務業，金融業或專門職業等，從基層到高階工作都有可能被取代，許多新的工作型態也會不斷被發明出來；其次生產數量與品質也可能因ＡＩ可介入進行調整。再者透過ＡＩ大數據演算可提供更好的經營模型，增加產量，同時也減少資源與時間浪費；經數據搜集可能的新營運模式，給予建議或行動方案；還有是ＡＩ完全自動化發展，都對社會發展與經濟都有一定的衝擊。

科技介入對社會正義的影響

從產業面談社會正義，大致可有幾個面向，第一是製造本身業，第二是公司、產業和國家；第三是勞動市場；第四是重分配的效果。當把科技放進產業時，財富、經濟，甚或糧食皆可能重新分配，這都可透過科技的介入，做更好的處理與計算。然而，如何處理、處理後會產生的結果，以及對政策的影響與衝擊，都必須周全衡量。

ＡＩ能增進或損害社會正義從三個面向思考：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對待。如最近流行ＡＩ面試官，有人認為可以消除偏見，排除人類在面試時的偏見，因為人類面試官多半會因為其文化、社會、訓練養成背景等，而產生偏見。但也有人會認為ＡＩ也會增加面試偏見，因為演算法有可能加重ＡＩ判別偏好。這固然是一種進步象徵也涉及人權問題，仍有非常多人抱持反對立場。

數據治理必須賦權於大眾意識

二○一九年GISWatch出版的報告中，提到數據的治理必須要賦權於大眾，除政府必須介入並扮演重要角色外，大眾的角色或許是更為重要的。該報告提出兩種方式，第一、資訊受託人形式，亦即以信託方式，改善線上平台或服務提供者的問責制，主要是針對平台端公司，應做好資料管理、數據保存的責任，以信託的概念進行。第二、資料信託，也就是成立一個信託單位，所有人的資料全部都交給信託單位管理，就像是現金資產交由銀行信託，信託後就會受到監督，資料信託概念也是用類似方式做所有個人資料管理。二○一九年英國政府的《數位憲章（Digital Charter）》中便將信託概念放進來，同年ＯＥＣＤ的ＡＩ原則也把資料信託概念導入，Ｇ２０在「以人為中心的AI原則」中也參考資料信託概念。

最後，大部分人使用數位資料都沒有意識與防衛，看見隱私權同意鍵就直接按下同意，很少對內容進行仔細閱讀或提出質疑。使用者看似對隱私權很在意，但行為上卻幾乎不在乎授權與使用，只會享有數位帶來的便利性。因此，提升大眾意識還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未來數據治理概念的成果表現、在共享權利下進行問責機制，且在發生問題後能快速彌補，這或許便能夠在經濟發展跟社會正義之間取得平衡，對其有比較規範性的處理，也就不會只是憑空討論數位時代的問題。

自由或不自由？社群媒體世代難題

曹家榮（世新大學社發所與社心系合聘助理教授）

最近Netflix剛播出一部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這部紀錄片探討現代這些社群軟體：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巨型的跨國企業、數位公司、監控資本主義企業如何影響了人類生活，引發了一連串問題可能導致民主崩塌和人民安全的崩潰。

資本企業巨獸的演算法與影響力

社群媒體世代面臨著矛盾處境，也是做網路研究、資訊社會研究經常看到的觀點。今天進入網路、資訊科技、社群媒體帶來更多自由、行動可能性、發生可能性的時代。當年輕人用手機、電腦，就可以自己的力量去面對群眾產生的影響力，這是今天社群媒體世代跟過去很不ㄧ樣的地方。然而，即便個人有再大的影響力，在臉書這類跨國資本企業巨獸面前都是微不足道，因為它可以很簡單的透過演算法，將它不喜歡的東西調降觸及率之後，想要再去影響別人，在這機制面前是完全沒有力量。

機器控制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今年七月時報出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主要張顯隨著整體科技與社會發展，已進入新形態資本主義體系，祖博夫稱為「監控資本主義」，其定義是透過各類資訊科技、社群媒體、普及運算、穿戴式裝置等，遍佈在日常生活周遭不斷使用的科技，搜集使用者行為與經驗數據，進行「行為剩餘」榨取，進一步實施行為預測、修正等，從中獲利的新經濟模式。除此之外，祖博夫其實不只在談新經濟模式，而是另一個新的控制、權利支配形式。

機器控制主義是監控資本主義催生的新權力支配形式，不同於傳統極權主義的權利支配跟控制，雖然目標都是全面控制生活形式，傳統極權主義使用恐怖的權力、暴力、武力進行強制統治，機器控制主義則是使用行為數據搜集、修正、導引、預測等控制，透過搜集與分析追求完全確定控制形式。社群媒體世代到底是自由或更不自由，顯然答案會是否定，在機器控制主義支配下，科技發展其實並沒有帶來更自由的生活。

誰知道？誰決定？誰決定誰來決定？

自由的喪鐘已被《監控資本主義時代》敲響，從中試圖思考出路，以三個關鍵問題：誰知道？誰決定？誰決定誰來決定？突顯監控資本主義內在邏輯，甚至用來批評史金納行為主義學說，即便接受史金納主張─人的行為總是刺激反應結果。甚至有人因此可以獲得巨大利益。

從另一個自由角度的思考，祖博夫將資料稱為文本區別；所謂第一文本就是在網路上讀的各種資料，第二文本就是只有資本主義企業能看到人類行為數據。誰決定誰能知道什麼？誰又決定誰來決定接下來怎麼透過經驗資料來影響、預測、導引我們的行動？誰來決定突顯監控資本主義問題，實際上就是有一些人佔據知道跟決定的位置。從《智能社會：進退兩難》紀錄片，能發現可怕程度超出想像。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麼人類甘願受到監控資本主義宰制，答案很簡單，是因演算機制太精細，連人類自己都不知道。

社群媒體時代 逃避的自由

二十世紀精神分析學家、心理學家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一九四一年大著作《逃避自由》，認為現代人確實是存在於自由與承擔自由的恐慌與矛盾中，現代人變成逃避自由、放棄積極自主選擇。逃避自由機制稱為機械化順從，意指個人放棄自我，接受外在給予指令與暗示，卻仍認為是自己做決定的自由主體。也許很怪異，但弗羅姆發現好像常常如此，如權威型人格就是逃避自由的典型。權威型人格就是把自己交付給外在的他者、或權利他人。

最後，到底社群媒體世代是更自由或更不自由？藉由弗羅姆的啟發，今天可能要去思考這世代是不是在逃避自由，更重要的是為了打破監控資本主義，有沒有可能去突破網路資料跟資本主義企業的學習分化狀態，有沒有可能試著去知道更多、奪回「知道」的權利。

本專輯文章同步刊登於「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yucc.org.tw （策劃、整理：陳東伯 攝影：陳信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