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年代」為什麼沒有用?

二○一○年底，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辦了擴大的公與義學術討論會，會議的全程後來輯成厚厚一大冊「實在年代」，該書出版時的新書發表會上，我應邀演講，我即表示該書極有時代價值，它相當於一部當代台灣一切重要問題的小型百科全書。舉凡台灣的政治、經濟、人口、環境、財政、住宅、綠能，沒有一個沒有觸及，而且都提綱絜領，討論的相當深入，不但對一般讀者有益，對當政者尤其有價值，因為它其實已為台灣的轉型定出了藍圖。

但該書出版迄今之，業已近一年，但令人非常扼腕的，儘管有了那麼好的改革框架，但台灣卻仍在原地踏步，「天下」雜誌已明言，台灣是四小龍裡唯一沒有轉型的。在政治上，台灣領導的平庸化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而政治鬥爭的卑鄙化和邪惡化則已成了體制的一部分，無能的責任可以很容易就以藍綠惡鬥為名推給了在野的對手。當領導無能，整個國家遂失去了方向感，於是國家認同日益混亂，國家施政也毫無章法，就以經濟而論，台灣目前已成了亞洲出口衰退幅度最大的一國；今年甚至連成長率能不能保二都有問題。至於社會經濟，則是國民的薪資每下愈況，大學畢業生只有台幣二萬五的水準，當台灣薪資無法增加；當然是還有點生產力的中級技術人力開始往中港星韓等地外流，比較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則成了沒有希望的一代。一個政府的責任乃是去創造良好的社經條件，讓國民滿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目標，但台灣的統治者們在最近一年多卻在散布台灣無人才之論，好像台灣經濟的崩壞不是統治者的責任，而是台灣沒有人才的責任。當今的台灣，似乎已不再有別的可資炫耀的事務，只剩下鳳梨酥和小吃。今天台灣在這個全球分工的時代，已沒有甚麼核心的製造業，只剩低科技的觀光及食品加工業。難怪已有愈來愈多人看壞台灣，認為台灣已菲律賓化了。面對台灣的困境，政府雖宣稱有「中長期振興經濟藍圖」，但至今談來談去都只是一些老生常談，而且議而未決。要期望台灣改頭換面，似乎真的不容樂觀。

因此，從「實在年代」出版迄今，已證明了「實在年代」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作用。當想到「實在年代」未發生作用，我就想到公與義的學術討論會儘管規劃周詳，但一定疏漏了甚麼最重要的課題。當想到這裡，我就不得不講幾句可能會冒犯到一些人的話，那就是那次討論會明顯的疏忽了當代日益重要的「新癱瘓政治」(new political of paralysis)這個課題。當政治癱瘓、領導無能，你給他再好的建議，他也不會採納和不敢採納。當別人的話全都白講，「實在的年代」當然因為無用，而成了「不實在的年代」!

近年來，我在許多演講場合都提到過當代政治的一種向下沈淪。在古奧時代從柏拉圖開始，一直到廿世紀中葉，都知道政治領導的重要。政治領導是一個國家的舵手，有了好領導，國家才會有方向。這也是現代化進步的國家得以循序漸進的主因。可是廿世紀，德國出了個希特勒，俄國出了個史達林，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們無疑的都是極壞的領袖，於是政治學家及現實的政治人物遂怯於自談領導。談領導就會被認為是在搞人治；而廿世紀後期，由於媒體的發達，民主的深化，人人都有話就說，進入所謂的「多元民主」階段，於是大家只談民主和民意，而不再談領導，並把政治表演和如何討好民意視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工作。於是只做秀不做事，只會講漂亮的空話以討好每一種人民的平庸無能人物遂告崛起。二○一一年七月份的「經濟學人」雜誌，就以「新的癱瘓政治」和「領導的缺席」做為封面故事，來談近代國家只是拖延問題，甚麼改革也不做、也不敢做的現象做了詳細的討論分析。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二○一一年上台，日本媒體即稱他的內閣是個「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就是在表示他的內閣之平庸無能。這種平庸無能的現象，其實非常普遍。台灣現在的內閣，就是個典型的「沒有金魚的泥鰍鍋」，對於這個內閣的經濟政策，已有評論家指出，它乃是「黑板經濟學家」的內閣，它對於教科書的經濟學很熟悉，但對產業這種實在的問題完全外行。難怪台灣經濟要每下愈況了!

除了不懂實務、只懂教科書外，當今的政府也完全的缺乏了主體性的思想，就以ECFA為例，我是從頭開始就反對，政府的打手還對我不斷人身攻擊，我認為ECFA完全缺乏了主體思維，只會把台灣的經濟被掏空；而且讓台灣在全球經濟秩序裡被邊緣化。現在我的觀點已被證明為真，但政府仍兀自在替ECFA大肆宣揚，認為ECFA是多麼偉大的政策，錯到底還不知道更改，台灣又怎麼會有未來?

當代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界已怯於談領導，於是「不領導的領導人」遂可以尸位素餐，而領導學遂往企管學轉移，這反而促成政治界出不了領袖，領袖往工商企業界移動的現象，企業界的執行長了解現實、敢做決斷，反而能夠產生真正的領袖。台韓對比，韓國的李明博了解問題、有目標、有方法，能把韓國帶到轉型的新方向，台灣則只有說空話、會做秀不會做事的政治表演家。「實在的年代」反而得不到任何實在的成績。

因此，此刻的台灣，百孔千瘡，有百科全書式的「實在年代」，卻做不出任何成績，因為人們已疏忽了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即就是民主形成不了國家的新方向，新方向的尋找需要有好的領袖，而台灣正好少了這種領袖。當沒有領袖，就甚麼也沒有。也正因此，公與義的討論，可能就需要補辦一次「重新尋找領袖」的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