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在我國新聞媒體的貢獻

周校長、兆漢校長、中大各位前校長和貴賓；各位都是中大人，只有我不是中大人，謹以中大子女身份，在今天中央大學百年校慶『中大與民國』的回顧裡，就幾位中大前輩在台灣新聞史上的影響與貢獻作報告。也借此追憶父親--余紀忠先生得自中大自由學風薰陶，及對他一生的影響。

中大孕育下的愛國青年(1910-1949)

父親，余紀忠出生於民國前一年（1910年）；清末，列強侵凌中國，有識之士救亡圖存，康梁攘臂，倡維新之議；孫文揮戈，揚革命之旗。戊戌政變，六君子死難；十次起義，諸先烈犧牲，終致清室退位，建立東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然國家仍是列強瓜分、軍閥割據，兵連禍結，民不聊生。這就是父親出生的年代。

民國十二年，父親入東南大學附屬中學，民國十七年考上中央大學歷史系。時值日本侵略東北，”九一八事變”爆發，在南京中大自由開放的校園風氣裡，青年無不憤慨，首先發動學潮抗日。年青的余紀忠身為學生領袖，率同學吳健雄、江良規等好友，走出校園包圍外交部、教育部、趕走校長，上北京懇請蔡元培校長另外敦聘羅家倫出任校長。二十一年初，淞滬戰役爆發，父親與中大同學立即嚮應參軍，曾赴前線並負傷。民國廿三年，他赴英繼續深造，就讀倫敦政經學院，深受費邊社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深深體認中山先生”民生主義”與”博愛”思想的初衷，亦成為父親日後辦報”民主、自由、開明、理性”秉持的張本。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兼程歸國投筆從戎。父親稟明祖母儲太夫人，得手書：”國難當前，正是男兒報國之時，回國從軍，義所當為，余家亦絕不苟安於日寇鐵蹄之下。”

抗日期間在胡宗南將麾下，受任中央軍校王曲第七分校政治部主任，並兼機要佐幕五年。三十二年於重慶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結業致詞，獲蔣委員長介石重視，出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副處長，三十四年，派任青年軍二○三師政治部主任。

日本投降，三十四年，受命赴東北接收，出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宣部駐東北特派員。以中蘇友好名義，創辦《中蘇日報》；設置中蘇聯誼社，為接收工作奠定基礎。未料形勢風雲詭譎，國共內戰陡起，和戰反覆紛擾不休，慨歎時局，遂動歸與心念。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調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秘書，次年九月辭職，舉家遷台。

創辦中國時報--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1950-2002)

父親經歷戰亂到昇平：到台灣在威權轉折中，致力於追求民主、尊重人權，爭取新聞自由、言論報國。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年近四十，余紀忠創辦《徵信新聞》，竹棚裡的編輯部，沒有檢排、印刷設備，一張四開的油印報，以工商經濟消息，體現言論、資訊報國。從此《徵信新聞》到《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時報週刊》、《美洲中國時報》、《中時電子報》、《中天電視》。五十年歲月裡，《中國時報》報導立論伴隨著臺灣人與地，走過風雨，追求清明。

回溯創刊初期，時值國民黨政府遷台。是一個生存重於一切的年代，在追求新聞自由，挑戰《出版法》行政審查中，為雷震案發聲寫社論，無懼當局壓力，力邀自由中國總主筆戴杜蘅加入時報主筆群。為一介女子張韻淑在證據不足下仍被羅織罪行，為單薄無援的她爭取人權，中時主筆汪彝定與編輯部團隊歷八年採訪追蹤，保障小人物免於恐懼，豈能默不作聲。威權氛圍下的中國時報，於戒嚴時期即不畏強權挺身力爭，秉持「開明、理性、求進步，自由、民主、愛國家」的信念與堅持，落實人權法治。

早在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余先生便以《鍥而不捨  益新益進》為文勉勵記者、編輯：「報紙的印刷，不論好壞如何，終究是外形的軀殼，報紙真正的價值，是存在於它有沒有靈魂和特有的精神。......我願在未來久長的年月中，我們報紙的同仁，下筆落墨，都能循著一條路線：愛國家、愛真理，辨別人間是非善惡，為支持正義而發揚報人的人格與報紙的尊嚴。」

屢屢為新聞自由而奮戰，由李崇科「西北雨」文字獄、美麗島事件採訪報導、到監察委員陶百川言論，為軍情單位不滿，動員圍剿。在新聞封鎖壓力下，《中國時報》斷然將訊息披露，以社論建言。余先生與《中國時報》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堅持義無反顧，確立了其無可取代的地位。盛名之厄亦為後來種因，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美洲中國時報》成立兩年餘，在各界僑胞與知識份子愛護支持下，為中外主流媒體高度關切與重視，是專業水平及堅持報格廣受海外華人愛戴的新報紙。然影響力益增的同時，受到文工會極盡刁難的要求接踵而來，創業期間人力、設備尚需台北支援，管制外匯造成資金壓力，黨部更提出無理要求，撤換總編輯、總主筆、總經理。余紀忠作為一個報人、有風骨的知識份子，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壯士斷腕宣佈停刊。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正式宣告成立，當局要求封鎖新聞。余先生以為此一事件關係臺灣民主前途至鉅，次日新聞見報，發表社論，提出三大原則尊重「政黨政治、維護憲法、反對分裂國土」，促使執政當局謹慎處理，採取寬容政策。於蔣經國總統晚年，《中國時報》回應政府革新，努力化解偏見與障礙，支持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與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逝世，為權力部署與族群團結，順利完成新舊交替，為臺灣治亂安危謀長久計，余先生力主團結族群共維大局。《中國時報》發表社論，主張落實直接民權，實行“總統直選”，健全「憲政」。在幾階段「修憲」期間，呼籲“修憲不能逾越憲政禁忌”，為鞏固憲政基礎，杜絕強人政治，強調“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不能造就強人、不能助長金權政治、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

父親尊重知識份子、倡議發展經濟、重視文化建設，他辦的中國時報直言敢言，在五十年來歷盡嚴峻與蛻變的環境中，中國時報的言論總能走在時代前面，引導潮流、帶動方向。在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母校中央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典禮上，親筆撰寫《五十年來的理念與實踐——一個報人為歷史存證》，闡述一生辦報理念：”……過往半世紀辦報的艱辛與喜悅、痛苦與欣慰，實在很難用簡單數語形容。特別是創報初期的種種窘困，以及後來在威權的環境下，突破政治控制與言論束縛……支撐我個人及我的同仁排除重重的困難，始終維持樂觀奮鬥的力量何在？我以為主要是由於我們有一份對原則與信念的堅持。這份堅持就是我們一向主張的「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秉持這份信念與堅持，本人與所有同仁乃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發揮無懼無私的報人本色，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留紀錄。”

追求台灣社會文化安定與進步的過程中，父親的晚年裡，環顧這耕耘多年的台灣環境變化，時報周遭骯髒的淡水河，叮囑河川整治要多種樹，見多元化社會的來臨，良善風俗面臨新挑戰，積極推動社會參與，關注生命價值與責任承擔，打造公與義的社會。

終極關懷、兩岸和平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父親念茲在茲的問題，亦即他的終極關懷 這關係著中華民族的興衰起落與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福祉，曾參與籌組國統綱領小組，提出「中華邦聯」，反對國土分裂，為維護尊嚴與和平，促進簽訂和平協定架構。

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九日，余紀忠先生逝世於臺北，享壽九十三歲。

臨終之言仍是「我們報紙的言論維持三個原則，一是政治民主，再是民族認同，最後是安定大局，我們認為，應有民族大愛，也希望政府能一本民意所歸，為施政的基礎。」

現在就我了解的幾位新聞界先進，試談他們與父親相關的中大共通性。南京中央大學於民初以「北北大、南中大」享譽全國，南京中央大學風以學術自由、平民化教育著稱。中大扛起的國家時代責任感，引進國際視野師資，舉辦大師講座，邀約杜威、泰戈爾，自由風氣影響這些有抱負、有熱忱的年輕學子，在動盪的中國，他們刻骨銘心的知道要報效國家。

這幾位新聞界服務的前輩，是至今中央大學引以為榮的標竿。在台灣近50年的新聞史中這幾位，余紀忠，楚崧秋、王作榮、易勁秋、王成聖都是先後校友，個個在其崗位上，分別在黨、政、軍中服務，無論是學術風範、文人風骨、或是媒體專業裡皆克盡其角色與本份，在他們的時代裡叱咤風雲。

楚崧秋 父親傳承張季鸞辦報精神，言人所不敢言，報導美麗島大審，追蹤陶百川被圍剿事件，壓力備嚐。黨裡他的友人是楚崧秋先生，雖較父親年輕，我稱呼他楚伯伯。楚伯伯出生於1920年湖南湘潭，抗戰期間中央大學沙坪壩政治學系，中央幹部學校，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所訪問研究員，韓國檀國大學榮譽哲學博士。楚崧秋先生是唯一曾經擔任過蔣中正和蔣經國兩位先總統秘書之人士，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做過中央日報、中華日報、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晚年他也曾回校教書，執教政治大學、台北大學、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文化大學。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監事，在兩岸推動文化交流，尤其對兩岸老中大--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與中央大學特別關注。在兩蔣時代執掌黨媒體，一方面必須尊重黨意，又為爭取言論主張，期能在黨紀邊緣反映民意的新聞前輩，與父親相知甚深，理念相通。

王作榮 (1919年-2013年)，中央大學沙坪壩（重慶中大）經濟系，美范登堡大學經濟學碩士。是台大著名經濟系教授，在台灣培育無數傑出的經濟學子。在政壇上曾擔任經合會主任、考選部長及監察院長、總統府顧問；國際上曾任聯合國亞東區經濟事務主任，駐曼谷亞洲區總部。在中國時報擔任總主筆前，在尹仲容的團隊裡，少年得志為尹先生提拔、賞識，參與四次四年台灣經濟重大規劃，無論是對外匯、財政政策、或產業扶植皆有精闢見地、建言，於聯合國亞洲經濟計劃委員會回國後，為父親延攬自1964年起擔任主筆，先於中國時報主筆室，後領軍工商時報任總主筆十年，造就台灣政策規劃的後進不計其數。聲譽顯著的王蔣大戰，王作榮與蔣碩傑兩門派對經濟政策思辯的傳世佳話，在台灣經濟起步的關鍵時刻，規劃經濟大戰自由經濟的辯論、或被謔稱是「學院派與社論派之爭」。是台灣的經濟學家公開討論政府經濟政策的開始，也是市場經濟思潮衝擊台灣的開端，不同的思維都言之有物、有所本。當年引起社會與政府當局極高的注目，更影響台灣日後的經濟走向，為戰後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論爭紀錄。

易勁秋 (1918年-2006年)，四川富順縣人，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三軍大學、革命實踐研究院。 曾任青年軍203師中校督察員，第202師政戰部主任，三青團中央幹校校友會總幹事。民國四十四年任臺北“國防部”人事廳少將副廳長、人事助理參謀次長。四十七年任“國防部”人事行政局局長，五十二年晉升中將。六十一年任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任委員，後出任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總統府國策顧問，六十八年任華視董事長。易勁秋先生背景較特殊，少年從軍後也進入了新聞界，以軍方資格進入新聞界。於華視期間，催生華視新聞雜誌。於823砲戰後鄧麗君、崔苔菁赴前方勞軍，軍民一家相信都是他大力促成，首先啓用衛星少棒轉播，屢屢創新開風氣之先。

最後要一提的是王成聖先生，父親風趣博學的學弟。

王成聖 (1920年-2004年)，中央大學邊政系畢業，西康人，國民大會代表、中外雜誌創辦人，中外雜誌創刊於民國五十六年三月，迄七十年三月，發行一百六十九期，從未中輟。出版《中外雜誌》多年，匯集很多史料，由風土人情、學術研究、到體育、運動史料，收集文史檔案、政治秘辛、甚或口述野史，「中外」做了大量的採輯、補注，為史料提供寶庫。曾任教中央大學及中國文化大學，春風化雨，作育人才數十年。

結語

他們都是中大人，中大對他們影響甚深，既是相識相知的前後期中大同學，也都是民國人。父親是民國前一年生，幾位前輩亦是民國前十年光景出生，都經歷過抗日、國共戰亂，遷台後積極報效國家，他們的愛國情操在台灣生存重於一切的時代，為謀求安定發展，為新聞工作堅守各自崗位，自愛、自律。

緬懷中大新聞前輩，但見在歷史的流轉中，代代人才的功勳事蹟都已覆蓋於荒煙漫草中。前人高瞻遠矚，開風氣之先，在國家有難時承擔經世濟國，言人所不敢言，以折衝鼎鼐的真誠與毅力投身新聞工作，在歷史轉折中引領風潮，在時代脈動中扮演社會明燈。父親晚年提倡公與義，關注環境生態變化與文化傳承，這畢生的秉持與信念，透過一篇又一篇，字斟句酌、嘔心瀝血的針砭篇章，為愛國家、民族的摸索追求，承擔與試煉，希望在今天在媒體環境裡面，看到新的世代的傳承與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