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合作提振景氣

近幾年全球景氣始終陷於低迷不振狀態。少數地區與國家（如美國、歐盟、日本與中國），曾嘗試採取寬鬆貨幣或財政政策，希冀提振自身經濟景氣，但是除了美國之外，成效都相當有限，而且還衍生出了不少國際經濟金融的亂象。

意識到各國單打獨鬥不是正辦，近期國際組織呼籲各國應透過國際協商，通力合作，共同採取有效措施，一起使力來使全球景氣脫困的聲浪，越來越高。例如，2月底G20財長與央行行長在上海開會，IMF於會前即呼籲G20應通力合作，採取「大膽行動」支撐需求，提升景氣；會後主辦單位發佈之公報，也揭示「G20成員同意將各自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提振全球增長的共同目標」。

單一國家政策之所以成效有限，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全球化之影響。首先，就貨幣政策觀察。在金融全球化下，資金的國際流動性相當高，使得各國的股、債、匯市等金融市場緊密相關，股價、利率與匯率等在各國間產生連動現象。當單一國家採行降低利率、存款準備率或量化寬鬆等寬鬆性的貨幣政策時，其國內利率之下滑皆導致大量資金外流；一方面使留在國內的新增貨幣或資金量大幅萎縮，故在提振國內景氣方面所能發揮之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大量外流的資金，則對外國（尤其是金融市場規模不大或發展未臻健全之新興經濟體）的金融穩定（包括股、匯市）產生顯著衝擊。又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將導致本國貨幣貶值，進而誘發其他國家的貨幣競貶現象。

全球化下單一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成效之不彰，亦與全球化使各國的實體經濟透過貿易產生了高度的關聯性密切相關。各國在生產上皆使用了不少來自他國的進口原物料、零件與半製品，故而消費、投資與出口等最終需求支出，都含有相當比例的進口成分。許多國家的國內投資活動所需要的機器設備與技術專利等，更多為來自國外之「舶來品」。因此，凱因斯理論所強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透由對內需的提振，以及其隨後對所得所將引發的乘數效果，有相當比例（即進口占GDP比例）外漏至外國，未能在國內發揮作用。

此一外溢至外國的需求增加，有提振他國景氣的「外部經濟」效果，甚至還可能藉由外國所得因而提高、進口增加，終使本國輸出至外國的出口隨之上升，而使本國獲益。然而，此作用必難彌補原始乘數效果之縮小幅度。因此，財政政策效果的外溢，對實際負擔財政支出、希冀提升本國內需與景氣的的政策採行國而言，終究是政策效益的一種漏損，故而降低了財政政策的景氣擴張效果，甚至進而降低了各國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意願。

相對於一國的單打獨鬥，若是各國經由協商，共同採取適當的寬鬆貨幣政策，各國之利率水準將同時下跌，所引發資金在國際間流動，以及各國匯率相對波動之幅度，必將大為緩和，寬鬆貨幣政策在各國境內發揮的效果也將獲得強化。

又若各國共同採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各國除了可享受本國政策的景氣提升效果外，也可同享他國政策的外溢作用；換言之，對財政政策的外部效益，各國同有付出，也都有享受。如此，各國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負擔必要財政支出的意願即可提高；全球景氣在各國同時共同使力下，也必可快速復甦。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對國際經濟金融的衝擊相當鉅大，幸而當時各國共同推出強烈的寬鬆貨幣與財政政策，使危機在2010年即迅獲紓解。目前，欲使全球經濟重獲前進動力，所需要的就是類似全球金融海嘯期間的各國政策合作。故而，個人相當樂見G20在2月底的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已達成共同使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等工具，來提振全球景氣之初步共識。

最後，補充說明一點，在全球金融海嘯期間，一些國家的過當財政擴張，隨後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致使各國目前對寬鬆的財政政策多所忌諱。不過，個人認為全球仍有不少國家，其政府的累積債務占GDP比重仍不高；或政府的債務主要是內債，甚少外債；或是其貿易收支長期呈現盈餘，意即國內存在過剩儲蓄。這些國家若適度擴大政府公共支出，應皆不致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故都還有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空間。個人也認為，台灣同時具備以上三條件，故也應加入國際上共同擴大財政支出的行列。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11000089-2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