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的塵埃

第一次見到高信疆先生是在高一那一年，那天他在羅斯福路的「壽而康」請我們吃了一餐中飯。記得當天正是他所編「海外專欄」結集成書出版的日子，書名叫做《春來燕歸人未歸》。高先生將手頭那一本樣書送給我，並一再對書的某些部份表示不滿意。

高先生當時引進海外的一大群學者、文人為台灣的副刊寫文章，是台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些海外學者與文人為七○、八○年的台灣文化界帶進許多原來沒有的內容與觀點。高先生英文不算頂好，但是在當時居然能與大量海外學者文人取得連繫，而且以最大的努力邀稿，確實是一件極不容易之事。而當時人們對這一個全新的網絡也非常矚目，我記得高先生有三大本地址及電話號碼簿，曾經有一位資深文化人進入人間副刊辦公室看到這三本通訊錄時，大呼「原來秘密武器在這裡」！

一九八一年，我應高先生之邀到副刊當編輯，到班一個禮拜左右，便因研究所課業繁重，開始向高先生請辭。高先生為我的上班時間作了種種調整，事實上等於是半捐助那份薪水給一個正在讀書的年青人，今天想起，依然感到相當慚愧。即使這樣，有一次我還是堅決想走。當時高先生似乎受到報方很大的壓力，要他將副刊通俗化，並交來兩份他不大以為然的小說稿。而我適在小說開始連載時再度提出辭職，我記得高先生問我的第一句話是：「是因為我們最近刊登的小說嗎？」三十多年後回想起這一刻，讓我警覺到當時他在報社的境遇相當不穩，而他又有很強的尊嚴感，未必看得上那兩部小說，所以自然有此反應。

到人間副刊時我很快發現高先生對知識的渴求。當時我正在精讀清代大儒戴震的幾種著作《緒言》、《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正在思考「善」的社會後果與原初意圖之間的出入，或者說是「善的弔詭性」。我當時始終認為《孟子字義疏證》精微的文字中充滿這方面的訊息，而且這個路數是從戴震早年相關著作一路發展過來，宛如一條河流，在《疏證》一書得到最具體的表現。戴震想區分出社會性的、物質性的、經驗性的善，以及過度抽象的、過度超越的而在他看來最終反而沒有實質性的善。這是我當時每天在想的問題，因此不自覺地常與高先生談起。他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而且不只一次鼓勵我將它寫出來，但是很慚愧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曾動手。

有一段時間，我對西域史地興趣非常高，所讀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高先生聽我談起，竟也要了幾本書去讀，記得其中包括一本馮承鈞的《西域地名》。

因為高先生對學問深厚的興趣，我曾一度建議他，時報出版公司應該編一本國際性的中文學報，但每次高先生都苦笑搖頭。後來我每次想起這個提議，就覺得幼稚。這個幼稚的提議其實也反映了一九八○年代副刊的一種氣氛，那種氣氛現在已經不大存在了，那就是文化與學術還同在一個平台上，兩者還不是橋歸橋、路歸路那樣涇渭分明。當時余英時、林毓生、張灝、杜維明等先生的學術性短文（有時甚至是長文），就常常出現在副刊，所以副刊既是文學的，也可以是學術的。

當時副刊的這種獨特風格，使我想起一件佚事。那就是當我第一次與高先生見面時，聯合報副刊正在連載余英時先生〈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文章在當時台灣知識圈中引起極大的震動，人們被它的內容、文筆及表述方式所深深吸引，「反智」這一點又好似針對台灣的戒嚴而發（雖然多年後余英時先生告訴我，他的文章針對的是文革），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時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副刊正在激烈的競爭中，在「壽而康」的餐桌上，高先生很沉痛的告訴我，因為沒能約到〈反智論〉這篇文章，感到非常洩氣。我覺得在這一波紀念高信疆先生與「人間副刊」時，稍稍忽略了副刊的學術面，事實上當時連篇累牘的大塊文章給年青人的啟發或暗示是非常強烈的，很多年青人透過副刊認識到學問的一個新天地。

當時「人間副刊」舉辦的一系列公開講座空前成功，使人覺得空氣中有一種動盪。我還記得在空軍新生社的一場相當嚴肅的演講，居然吸引了上千聽眾，坐在一旁的陳浩兄說：「這實在很不正常！」我當時對此言感到相當詫異，可是多年之後，當我再也看不到超過百人的學術演講、或是大部份只有十來個聽眾的時候，便開始回味陳浩的那一句話了。

高先生後來投閒置散，開始有許多時間讀書。在他租來的書房裡，我看到數目龐大的書刊，其中有一些我並不熟悉，譬如有一天，他手上閃過一本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家庭經濟學》的中譯本，並告訴我其中所探討問題，我深為震驚。我當時只知道貝克的一些頗為驚世駭俗的經濟思考（譬如說「孩子」是父母的「消耗性耐久財」），真想好好讀一、兩本他的書，沒想到高先生已經先我一步得之矣。

高先生最後八年隱居北京，根據到北京拜訪過他的老友所述，他北京的房子到處是書，我想高先生終於享受「萬卷書海任遨遊」的日子了。這萬卷書中居然還有一本我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而且一如往常的，高先生對此書竟有過份的稱許──這是他鼓勵人們的方式，也是一種激勵的方式。

從我當年親身的觀察，我覺得高先生永遠不以所完成的東西為滿足，內心總是緊張、掙扎、不滿意，時時刻刻在摸索，希望做出最好的東西。我的觀察或許只是片面的，但從這些掙扎，我見識到：一個成功文化人的摸索與努力，和一位偉大的學問家面對研究課題時的奮不顧身，完全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