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與永續》經濟全球化:貿易戰與國際秩序(二)

六、全球化經濟帶來的不公平問題似乎產生效應。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者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便認為我們已經進入「逆全球化時代」。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逆全球化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從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來探討:

根據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近年於清華大學作的演說，近兩年來全世界反全球化社會運動可謂風起雲湧。這裡面當然夾雜著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有宗教問題、認同問題等，不過根本上還是全球化的成果與風險分配極端不均的問題，所以就出現了逆全球化這樣一種社會反撲行為，在工業先進的西方國家這種反撲尤其劇烈。

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傳統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川普會不會肢解戰後美國一手建構的自由國際秩序？川普的理念可以說十分樸素，在他看來美國過去制定了規則，結果美國人並沒有從這些規則中獲利，至少美國基層人民存在著諸多不滿，所以他要全面檢討，不管以前美國做出過什麼承諾、相信什麼樣的價值理念，現在都要重新予以考慮，一切都要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在這種理念的主導下，美國可以拋棄過去所謂的領導責任、政治信用，所有的國際承諾、多邊體制、外交政治框架都可以推倒重來，一切都要以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至上，因此也要把自己手中的談判籌碼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確保給的更少、拿的更多。這就是川普上臺後留給全世界的深刻印象。

從全球勞動分工與經濟的角度來看，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者拉娜福魯哈爾(Rana Foroohar)認為逆全球化出現的原因在於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均勢被打破。這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一方面，過去全球化累計的國際分工使得勞動密集的低技術就業機會全面向發展中國家集中，使得部分發達國家的下層勞工面臨失業威脅；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逐步進入高新技術和創新型產業，使得國際分工高端鏈條不再集中於發達國家。這就使得過去全球化的倡導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在新的利益分配下轉而成為當前「逆全球化」趨勢的主力軍的原因。

七、 關於貿易戰甚至是中美兩大國的角力在政經界也引發討論，在整個局勢下，世界是否會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概念?

“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概念是哈佛大學著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約瑟夫·奈伊提出的。奈伊最近拋出了一個話題：在21世紀國際關係、國際體系中，中美兩國最後是否會像當年斯巴達和雅典一樣，有一個戰略的攤牌？也就是說，中美關係是否會像當年的希臘悲劇中描述的一樣，掉入“修斯底德陷阱”？一個處於防衛霸權階段的國家，看到另一個興起中霸權國家的實力正在慢慢接近自己，最終就有可能提前出手，以免自己被對方取而代之。過去有很多國際關係學者都在辯論，中國和美國之間是否終究難免一戰。不過奈伊認為這個命題可能是一個假命題，因為這種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太低。

奈伊認為今天我們真正要問的是另一個問題，即“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說，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提供者的角色的時候，中國是否有能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可能會出現國際公共財供給嚴重短缺的危機。這一分析是以馬歇爾計劃的思想構建者之一的金德爾伯格一部著作——《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為背景的，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也是金德爾伯格的成名作。書中認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條件下，國際經濟體系難以長期穩定運行。而要想使國際經濟體系穩定運行，就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以便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財。否則，這一體系將極難保持穩定，貿易戰和貨幣戰將難以避免，並進而走入一種惡性循環。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對於奈伊的說法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反駁:

今年1月，中國大陸人民日報針對奈伊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提出討論，復旦大學教授陳志敏便挑戰奈伊的觀點，“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個命題，認為西方學者的世界觀中仍然存在種種思維誤區。“金德爾伯格陷阱”論與“霸權穩定”論一脈相承，都認為世界秩序的維持需要某個國家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但在今日權力更加分散的國際體系中，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為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反倒美國更應反省並承擔其國際責任。中國大陸相關學者也認為中國已在促進世界和平的發展進行努力。

也有學者提出論駁認為，堪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公共品——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就其戰略理念和運轉模式來說，本身就是許多國家決策者和學者所詬病的對象。一方面，它們沒有給所有國家和所有人帶來所承諾的利益，如幫助窮人擺脫貧困，促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增長；另一方面，這些機構實施的公共品供給，本質上是使用各國納稅人的錢，由部長和央行行長在少數發達國家甚至單一霸主國家的主導下進行決策，輸出的是未必適用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和政策。

但中國要避免陷阱也是有挑戰，國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便表示，中國要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深度融合。如果能夠社會融入，並且讓其他國家確信，那麼中國會比較容易擔負全球化領頭羊的責任，不僅自己可以，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果不能，那麼中國的外部崛起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甚至會和西方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態。

八、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的出現有其背景與脈絡，我們要如何認識當前的局勢，而中美兩大強國角力是否會真如奈伊教授高度擔憂的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呢?

從1945年到1980年，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及其盟國推行自由國際秩序，雖然沒有覆蓋全世界，但依然成為了世界秩序的主體。當時很多西方國家都有一套機制與這一國際秩序相搭配，因為這些國家大多都吸取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慘痛教訓，認識到了保護主義，不相互放開市場的危害。同時，這些國家也知道放任資本在國際上自由流動會帶來系統性風險，而且不是所有的社會群體都能在市場自由競爭中得到生存機會，所以國際上形成了一種共識——以國內相應的機制來調和資本主義破壞力量和社會保護需求之間的矛盾。否則，維護開放經濟體系的合法性、正當性的社會基礎就會動搖。

當時的反週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成為了主流，各國普遍推行社會保障體系、福利國家體制、累進課稅、財政移轉性支付、勞動條件管理、市場秩序管理、金融防火牆。這種體系被稱為「鑲嵌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而不是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鑲嵌自由主義已經儘量削除了可能產生危害的東西，同時又大力保護應該保護的群體，使國際經濟秩序既能激發市場活力，但又避免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均，以維持社會內部的凝聚力。這些國家對於自由貿易原則也不是毫無保留地貫徹到底，而是排除了一些敏感部門，例如農業，並對這些部門予以特殊的保護，對於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允許短期的進口限制和產業救濟等措施，以便讓社會適應這一開放遊戲規則。

當時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分國家都採取有限度資本管制，90年代開才始解除這些限制。之所以會解除限制，就是因為美國出現了產業空洞化趨勢，所以要靠服務業來賺錢，華爾街作為美國政治遊說中最有勢力的團體，它自認為它的金融服務業是最先進的，把所有國家資本市場與保險市場打開，它就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機。另外一點，也是因為歷史教訓已經過於遙遠，美國被蛇咬是幾十年前的事，疼痛早已被遺忘，華爾街也相信自己的避險數學模型已經十分精緻成熟，可以遊說監管機構放心拆掉防火牆，衍生性金融工具可以成功轉嫁與分散風險，因而才毫無顧忌地以高杠杆從事金融交易。

然而，此時此刻我們卻看到了很多不協調現象，舊秩序的根基在眾多衝突中已經開始動搖，國際體系已經進入了秩序重組時期。

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認為，人類正在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過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階段，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清晰。2004年他便提出過這一觀點，不過當時沒有人肯相信，而現在相信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因為這種趨勢已經十分明顯。第二個過渡是，從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逐漸轉軌到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一帶一路”就是中國推進的全球化方案的代表作，雖然一帶一路方案在推行上仍遇到困難，如馬來西亞便在8月21結束中國訪問之行時宣布終止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工程計畫。舊秩序不是一夕之間崩解的，新秩序也不是馬上就能確立，新舊秩序還會並存很長時間，各國的角力還會形成一個很長的過渡期。正因如此，局部的失序是在所難免的，而我們正處於這樣的時刻。

基金會董事朱雲漢老師也不同意奈伊對“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高度擔憂，他認為奈伊高估了美國對當前的全球化基本架構的領導作用，其實美國的作用是正負兼有的，美國霸權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它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既是世界穩定的基礎，也是世界不穩定的根源。奈伊出於愛國情操避而不談美國的負面作用，只是選擇性地談美國的正面積極作用，這樣必然會高估美國的作用。此外，他也忽略了西歐國家的建設性角色，以德國為首的歐盟有時也會牽制美國，部分性地填補它的作用和角色。比如，現在對於世界上的科技巨獸，尚且沒有人可以解除它們的壟斷權力，美國對它們持一種放任的態度，甚至還在維護這種放任的原則。但是歐盟有時候卻介入其中，給這些科技巨獸制定一些新的遊戲規則，雖然孤掌難鳴，但是畢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奈伊還有一個最大的盲點，他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支撐全球化的能力和意願。

九、 在提到國際秩序時，除了中美兩強國的角力之外，在此次貿易戰，以往擔任國際貿易協商的組織WTO的角色與聲音似乎被淡化了，甚至有許多聲音認為WTO的功能不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中國大陸在貿易戰興起時，第一時間是訴諸WTO，希望透過WTO協商機制解決。但WTO協商機制目前是否有效運作?

多名觀察人士認為，中美貿易戰規模龐大、涉及產品眾多，世貿根本難以解決中美貿易爭端。中國訴諸WTO一舉似乎是一種國際發聲的展現。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接受BBC採訪時表示，中國是透過世貿擺姿態，面對美方的舉動，中國要找渠道在國際間發聲。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國際關係副教授阿布哈博 （M. Rodwan Abouharb）也認為中美兩國把貿易議題放在世貿，是要面對國內的聲音，要告訴國民正在為他們著想，爭取最大的利益，特別是美國即將面對中期選舉，特朗普政府把焦點放在鋼鋁，也是有選票上的考慮。

根據WTO的程序，有國家作出起訴後，首先會是30至60日的要求諮詢階段，投訴方可以要求設立委員會，委員會召開聆訊、搜集證據並就爭端作裁決，由搜證到有結果，過程大約需時180日。這個委員會的決定只有在所有成員國同意，才可以推翻，否則將自動生效。世貿目前有160多個成員國，大多數情況下，國家會遵循世貿的裁決，但更多時因為程序需時，許多爭議自行解決。

事實上，美國對世貿愈來愈不滿，甚至一度傳出美國計劃退出世貿的消息。美國駐世貿大使習達難（Dennis Shea）早前在世貿會議表示，世貿難以處理中國「不平等」貿易政策的重大問題，指中國對經貿投資實行「重商主義」，嚴重傷害貿易伙伴。他舉例，中國政府向華企提供扭曲市場的巨額資助，外國企業要在中國國內面對很大的困難。

英國學者阿布哈博指出，美國一方面透過不任命法官來阻止它順利運作，一方面向世貿起訴其他國家，有意搞亂世貿，也顯示美國在世貿上有很大權力。

他引述研究稱，由於世貿仲裁費時，需要大量法律知識，一般而言很少有小國能夠從中獲利，美國是積極使用世貿平台的大國，一直以來在制度中獲利，並非如美國所言，對美國不公平。

WTO應該如何改善?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中國出席中歐峰會時，敦促世貿組織改革，就強制技術轉移和產業補貼問題提出新規範。這番言論被解讀成針對中國。

北大學者梁雲祥認為，美國的不滿是因為世貿視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優惠待遇，例如關稅問題上，中國可以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向外國進口產品徵收更高關稅，但自己出口則享有較低關稅。

港大法律學者弗萊認為，世貿需要提高其效率和認受性，包括要重新審視「國家安全」是否提高關稅的理由，並且在仲裁平台上加入金額補償，以免敗訴國過於強大，拒絶遵循世貿裁決。

世貿總幹事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曾表示，認同世貿有需要改革，更有效去解決當前的貿易挑戰，並按美國要求展開斡旋。

十、全球化帶來的成本與問題，從理想的經濟政策運作上而言，應該如何被降低?

針對這個問題，劉遵義教授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課徵進出口稅

輸家必須受到補償，建議由贏家付稅，針對所有出口貨品，加徵0.5%或者是1%的稅；對所有進口貨品也是一樣。總之進、出口都課同樣的稅。出口商當然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口商也是進口利潤受益者，所以要他們付一點稅，其實很公道，進口商也可以把稅轉嫁到進口貨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身上。這些稅收就拿來補償那些因為國際貿易喪失就業機會或薪資降低的人。假如是年輕人，就重新培訓他們，增進及加強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再就業；而55歲之上的中老年人，反正到65歲就要退休了，因為他們年紀大，重新培訓不一定有效，也只能再工作幾年，建議讓他們拿長俸。要這樣做才能把輸家變成不輸，可能讓他們贏一點，不然全球化可能走不下去了。進出口同時都課同樣的稅，可以避免造成價格的扭曲。

第二：課徵托賓稅

減少短期資本流進流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教授提出的托賓稅(Tobin tax)。他在1972年提出建議，針對跨境資本流動課稅。例如國外資本匯進台灣，課1%的稅，匯出也要課1%。如果是長期投資，例如要來台灣投資五年，一進一出總共課2%，經五年分攤後每年成本只有0.4%，可以承受。反之，打算短期進來炒台幣匯率升值，一個月就走，年利率就變成是24%，如此投機者就不會選擇來台短線炒作。所以徵收托賓稅可以區別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長期資本的流入是長期的而且相對穩定，而投資者亦希望這個經濟體可以繼續增長發展，這對被投資國是有利的。短期資本流入基本上是投機，匯率炒高一點便離場，或是賣空被投資國的匯率，賺了錢就走，會影響該經濟體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會對其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其實利用外國短期資本的風險是很大的，東亞國家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吃過很大的虧。所以我們應當鼓勵長期資本流入（或流出），不鼓勵也不歡迎短期資本流動。

第三：強化社會安全網

在全球化下，和進口產品與服務競爭的產業可能會萎縮，甚至要裁員；其次，經濟和國際連動愈密切，一旦國際經濟波動，便會受影響，例如美國不景氣，台灣對美國出口便馬上降低，要協助這些週期性失業的人，就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更需注意，在今日這轉變迅速的社會，不可能一個人21、2歲找到工作便終身做到65歲不變，每個人都需要終身學習與再訓練，社會有提供這些機會的責任。

第四：投資無形資本

無形資本是指人力資本與研發（R&D）資本，它們是創新最主要的元素，而創新則是驅動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已發達的經濟體。在R&D投入跟GDP的比例，相對其它國家，台灣的研發投資算是高的。全球化競爭激烈，不持續創新就會落後，落後之後就不太容易再趕上。例如台積電一直很重視研發，是台灣研發金額投入最高的企業，所以它能穩坐世界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根據資料顯示，不同國家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權，美國是第一、日本是第二，台灣、韓國都相當高，中國大陸也在趕上。如果把投入研發的資本，跟獲得專利權的數位來參照，可以發現研發投入越多，獲得的專利權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