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的面具－漫長的告別
王 健壯 — 2012年11月15日
我是個老派記者，相信老派價值，寫了三年九個月共一九四篇的《凱撒的面具》專欄，就是一個老派記者信守老派價值所留下的紀錄。
我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包括：評人應「筆則筆，削則削」，論事該「是其是，非其非」；不但「成見不能束縛」，也要「時髦不能引誘」；對有權力的人要「以道抗勢」，要做個「永遠的反對派」，絕不能擺出「依附的姿勢」；當然，更要心中常存「不黨不私不盲不賣」那一點點星火餘苗。
有人或許視這些老派價值為落伍八股，我卻信之奉之始終不移。但說來慚愧，雖然我每次下筆總自認心有所憂而不得不言，但因字裡行間經常冒出幾絲火氣，卻不知不覺得罪了許多人，不是出現「一個人的抒情詩卻是另一個人的粗俗之詞」的意外結果，就是像龔自珍所寫的那兩句詩：「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以至於常讓我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無奈與挫折。
但即使如此，我卻從未有過放棄那些老派價值的念頭。過去一年因為教書需要，我又重新翻閱擺在書架上層多年不曾碰觸的幾本老舊雜誌，三○年代的《獨立評論》，五○年代的《自由中國》，每讀一篇就被那些早已變成古人所寫的文章震懾：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那些人不但有道德勇氣，燭照當代，更有進步意識，引領後世；而他們奉之行之的正是我所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他們不走依附權勢的政治正確路線，更不媚俗迎合博取大眾喝采。
我雖魯鈍識淺，但面對那個時代那些人的那些文章，卻也經常戰戰惶惶汗顏不已。我們這個世代寫評論的人雖因言禁大開而筆沒遮攔，評詆之激烈幾近張季鸞所說的「盲爭」，甚至常在落筆剎那產生指點江山的幻覺；但與八十年前的胡適與張季鸞相比，跟六十年前的雷震與殷海光相比，現在的評論文章通常是氣勝而理弱，少了點知識成分，也少了點文明成分；我寫的文章當然也愧列其中。
我雖然從未奢想能有一言而動天下的本領，卻也從未消極悲觀到自悲自嘆「一管書生無用筆」，面對滔滔世變冷眼袖手而不置一詞，即使祇是「紙上蒼生」，卻也總是勉力為之，當言則言，直筆無諱，縱使引來當事人白眼相向甚或惡言相加，卻也心中坦然：寫評論的人本該接受別人評論，這是行規也是基本倫理。我也常自嘲是個「初階版自由主義者」，所寫文章雖卑之無甚高論，但卻無時無刻不以「四不主義」相繩自期，筆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這幾年台灣早已變得像個超大型的聲音競技場，但即使各種雜音此起彼落，弔詭的是，台灣現在卻也是個知識分子失語的年代。大眾聽到的都是從立場出發的噪音，而非來自知識高度的聲音，原本應該站在評論階層前沿的知識分子，不是選邊依附而忘了本色，就是躲進書齋不問世事，更多人則是因懼於被貼標籤而依違兩端；萬馬齊鳴卻無異於萬馬齊瘖，詭異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這樣的現象出現在政治領域，也常見於傳播領域。台灣現在的媒體環境可用「顛簸蹇滯」這四個字來形容，顛簸的是媒體變局與亂局接續動盪，蹇滯的是媒體已日暮途窮卻又無計可施；更嚴重的是，這是一個「泡麵與牛肉麵一樣」的媒體年代，即使《衛報》與《紐約客》來台，其結果也一樣會被人以泡麵對待；當然最令人憂心的則是，這是媒體統治的年代，卻也是安伯托.艾可所形容的媒體倒退的年代。
我在二○○八年最後一夜離開《中時》後，迄今從未斷過心繫報館之念，老報館的舊事縈之繞之，新報館的新局念茲在茲；近四年所寫大約二十五萬字的專欄，祇是我把一身功夫（如果還有一招半式的話）還給少林的回報心情使然。但專欄從今天停筆那刻，也是我跟現在《中時》告別的一刻，爾今爾後結束了那段牽牽絆絆若即若離的關係；有朋友因此開我玩笑：「這真是一場何其漫長的告別啊！」
終於告別了，告別了凱撒。老派記者相信的另一個老派價值是：既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於江湖吧。（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