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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凝視-有一種承擔,讓人徹夜不眠

楊渡

最近蘇起出版了兩岸關係的新書,正巧逢上選舉,掀起無端波瀾。然文中所談的「兩國論」頗長,讓我想起當年《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處理社論 的場景。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時候,次日早晨,余先生起來看報感覺不對勁,就召集了幾個主筆去家裡開會,我當時擔心中共會有強烈反應,他也覺得 有此可能。但如果太早為文批評,彷彿全天下都未說話,我們先出手,會被人扣上紅帽子。他決定先緩一緩,看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再說。可是到了下午,他愈想愈不 對勁,如果再晚出手,等中共寫出批評文章,我們再怎麼說,都會變成和中共唱和,那就更難說話了。是以此時不能不出手。

「李登輝這個說法,是典型的台獨論,中共會有強烈反應。我們不能不提防他們來真的,對台灣動武。所以我們必須寫出一篇不同政見的社論,不是為了批評李登 輝,而是讓中共知道台灣不是只有一種主張,全台灣還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中共不能因為李登輝的個人政見而對台動武。我們寫這社論,是為了要保護台灣,保護 民眾的安全。我們要在中共有反應之前,先寫出來。」余先生在電話中,如此明確的指示。

他請黃肇松寫初稿,晚上10點,我們在編輯部會合一起改稿。為了怕一時無法改好,他要我寫一篇有關社會福利的社論作為備份,萬一無法完成,可以應急。從 10時許開始,他一字一句的改。改了再念,念了再改,幾乎是完全重寫,可怎麼看他都不滿意。他的顧慮有好幾個層次:李登輝、老國民黨、本土國民黨、民進 黨、中共、美國等等,一層又一層,一旦顧慮到這麼多,文章就非常難寫了。從10點一直改到12點半,編輯部已經截稿,備份的社論也排好版,他仍兀自坐在編 輯部那大大的辦公桌前,低頭慢慢念稿,一字一字的斟酌。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1點,1點半,編輯部的工作早已結束,打字排版的工人早該上機器印刷了,只等這一篇社論。他仍不動如山,一個字一個句子的改動。

他是如此專注,沒人敢去驚動他。編輯部的人急了,叫我去提醒他,截稿時間己到,拜託,報紙明天要出報,一早就有發報工人在全國各地等候,不能沒報紙發 送。可我也不想去說。因為他是一個比我們更老資格的報人,每天晚上都得聽著機器開印才能睡著的報館老板,難道他會不知道整個流程嗎?

時間流逝。2點半,3點,3點半,4點…,此時有些編輯已經先下班,主要幹部坐在辦公室前等候,所有人的眼睛凝視著余先生低頭思考、沉吟讀稿,早已放棄 準時出報的想法。4點半,編輯部行政組有人建議去買豆漿早餐。而余先生還在看最後一次修改後送上來的大樣。5時許,他改了最後幾個字,望著把稿子拿走的編 輯背影,說:「就這樣吧,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了。」

改完稿子,他終於起身離開,雖然疲倦得身體微微搖晃,但高大的背影,筆挺的腰桿,89歲的高齡,竟能徹夜堅持,甚至報社發行系統開了天窗都一無所懼。我 靜靜看著大理街上開始發亮的天光,看見一種堅持,一種魄力,一種勇敢,一種承擔。

那一天,《中國時報》的派報系統全亂了,許多人無法買到報紙,但台北的文化圈已經傳開來,那一篇社論是余先生的手筆,代表著他的立場與原則。而大陸那 邊,也聽見了。但有誰了解那背後的苦心呢?

當初的社論對大陸與世局到底有多少作用,是否因此能改變中共的政策,影響美國的態度,當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我特別寫出這一則往事,實是因為在當今世道之 下,再也看不到有人願意以大視野、大承擔來思考,把國家前途、人民安全、社會福祉,當是最重要的事,願意徹夜的、即使犧牲報紙發行,都不惜一決的堅定來處 理。現在的世道,從兩岸、外交到食安,彷彿許多事,都只有一種應付了事的心態,不再有人想長遠的未來了。

在這樣苟且的亂世中,讓人更懷念余先生。(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