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新華社雷天

问题一：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载，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之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当时虽有“临时约法”规定对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但实际上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利用各种立法对此打压得很厉害，报刊数目有很大缩减，章士钊1914年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甲寅》杂志就在该年被查禁，作为前《甲寅》的编辑，陈独秀怎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申请创办《青年》，有没有收到当时主管出版机构的刁难？《青年》的撰稿人都有哪些？办刊的费用来源？

答：

首先我想強調，在一個簡單的訪談中，不可能把與《新青年》有關的歷史談得太確切，所以以下的回答只是一鱗半爪之見。

您說得對，章士釗的《甲寅》與《青年》之間有密切的關聯，《青年》的編者、作者先前多與《甲寅》有關，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不過我認為《新青年》有一個特殊之處是《甲寅》所沒有的，《甲寅》太偏重在談上層政治及政治理論，但是1915~1916年的中國，政治及思想界之沈悶、徬徨，已到了足以壓垮人的地步。究竟解決當時中國的問題是不是要靠政治？這是陳獨秀他們與先前的思想家不同之處。《新青年》慢慢發展出一條新路，認為解決當時中國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藝、倫理、思想方面的變革，他們看待時代問題有一個「格式塔式（Gestalt）」的轉變。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徹底改造思想文化，則舊政治會不斷循環再生，會不斷地有袁世凱之類的人物出現。《青年》辦於袁世凱稱帝及廿一條之時，新文化運動則與張勛復辟的刺激有關，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您提到陳獨秀辦《青年》時，北洋政府打壓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非常厲害之時，確實如此。袁世凱在1914年4月所頒《報紙條例》規定非常嚴，比前清的報律還要落後，當時中國報刊往往噤不作聲，而洋人所辦的報刊則大加撻伐。袁世凱死後，報律曾短暫停止，後來又恢復了。從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運動，據統計，有29家報紙被封，16位記者或主筆被判徒刑或槍斃。不過，這些案例中幾乎都是因抨擊實際政治而起，《青年》或《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談政治。

當時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分裂的政治實力，官方壓力隨地方有所不同，陳獨秀是在上海辦《青年》，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或刁難。不過在當時，辦這類刊物還是需要相當的勇氣，因為沒有人知道底線在哪裡？

這裡我要順帶提一下，我認為近代中國有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租界」是國恥的象徵，但因中國政府力量管不到租界，所以租界反而成為保護批評言論的地方，我稱之為「獨立領域」，許多與政府唱反調的刊物多是設在租界。這一方面，只要讀讀像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之類的書，便可以了解了。

陳獨秀當時所擔心的，主要是經費與銷量。陳獨秀首先商之於安徽同鄉汪孟鄒，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擔印刷發行的事，後來找到群益書店的陳子佩、陳子壽兄弟，才得到經費來源。《青年》一開始只有一千多份的銷路。

《青年》時期的撰稿人很雜，有陳獨秀、高一涵、易白沙、劉叔雅、謝旡量等，與《新青年》時期筆陣之來源相當不同。等到它搬到北京易名為《新青年》之後，它有著一大批新的文化菁英為它寫文章，局面也大變。

问题二：您在《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将《新青年》的发展分过几个阶段，能否具体谈谈？

答：在“五四”之前，它的發展大約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開始，它強調“青年文化”，同時也介紹各國的青年文化，這與刊物的名稱相符。第二個階段則刻意批評孔教與軍閥因緣為用，並抨擊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的不合。第三個階段提出倫理革命及文學革命。而第四個階段則強調思想革命，認為文學本合文學工具與思想而成，在改變文學的工具之外，還應該改換思想。在“五四”前後，《新青年》中社會主義的成分愈來愈濃，1919年5月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即是一個例證。1921年以後，《新青年》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陣地。不過，這四個階段只是一個大概的劃分，不同階段之間的文章仍有錯雜。

问题三：能否分别介绍一下这几个阶段的《新青年》的代表人物以及代表文章？

第一階段的代表性文章像陳獨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自覺〉，高語罕的〈青年與國家之前途〉等。第二階段如陳獨秀的〈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還有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系列文章。第三階段最關鍵的是像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易卜生主義〉等文章。第四階段的代表性文章，可見魯迅、錢玄同等人的文字。不過我們也不能只侷限在《新青年》來看思潮之推移。1917年仲密（周作人）在《每週評論》上發表〈思想革命〉，主張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而且比第一步重要，是篇重要文章。傅斯年在《新潮》上的〈白話文與心理改革〉亦是。第五階段則從「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始，像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此後相關文章便連篇累牘地刊出了。

问题四： 1917陈独秀被聘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所议论的话题便逐渐尖锐，这种言论相对自由的空间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現象，即統治力衰微時常常是言論比較寬鬆的時代，這是消極的言論自由空間，至於積極的言論自由空間，還要靠人們去爭取。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正是積極衝撞爭取言論空間的人。《新青年》的時代，北洋政府對《新青年》的言論當然非常不滿，林琴南便出面痛批新文化運動，而林琴南後面有心儀桐城文派的徐樹錚將軍作後盾，但是《新青年》及當時新文化活動所受到的禁制並不厲害。我覺得北洋政府最在乎的是宣傳「社會革命」（所謂「過激派」），一到「社會革命」的言論甚囂塵上，政府便要出面了。

  问题五：《新青年》做到了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力量整合，其主要撰稿人内部观念之间有没有发生分歧？

民國初年的任何思想運動或刊物，大抵是一個調色盤，總是各種思想五彩紛陳，但是每一個階段有一個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論確實隨撰稿人背景及關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開始有一個基本方向，即倫理的、文學的、學術的、打倒舊傳統的，後來則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號「德先生」（民主）及「賽先生」（科學）。不過這裡想引用常乃惪《中國思想小史》中的一段話，他認為《新青年》以後並沒有切實往這個主張去發揮，新文化運動後來也沒有切實往這個方向走。我覺得他的觀察有見地，但也有不足。在當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未必切實落實了多少，但是它們形成了我所謂的：新建構的「價值層級」的最高層。即使它們實際上沒能被大規模落實，但是這個新標準懸在那裡，此後許多人心中不敢質疑它，或認為理想上應該朝它努力邁進，它的歷史意義即在於此。

《新青年》的作者之間，有三個人特別值得注意：陳獨秀、胡適、李大釗。我覺得在初期，陳、胡比較接近，共同宣揚文學的、倫理的革命，但是愈到後來則陳獨秀與李大釗愈近，所關注的重點轉向社會革命。而陳獨秀始終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對任何主張都要說到極端，說到讓人無可辯駁的餘地。譬如胡適只講文學改良，但陳獨秀易之為「文學革命」，改良與革命之間差別之大，影響之不同，我想大家很容易領略。

而《新青年》很快的由一個文化的刊物，轉向社會革命的刊物，其實也是不同重心的轉換，李大釗很早就已經在談社會主義、社會革命了。

问题六：从《新青年》的变化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某种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当时所存在的内忧外患的问题？

我覺得《新青年》發展到五四之後，逐漸出現希望通過某種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當時所存在的內憂外患的心態。他們似乎在多年徘徊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劑萬靈丹，一個「大小總匯」的藍圖，一個行得通的行動方案──即「社會主義革命」。討論這個問題，不能只看《新青年》一份刊物，當時許許多多刊物，譬如《每週評論》論調的起伏，都應考慮在內。

我最近在寫一篇近代思想中的「主義」，就是想比較深入地了解這個問題。1920年代左右以後，中國思想界進入了「主義」的時代，各種「主義」都在鼓吹一種「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

问题七：照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他认为当时如“自由”、“民主”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抽象术语、浮夸之词、文学句式）渗透到了政治语言中，从而轻易地深入各个阶层的国民。由于法国国民本身对具体的政治实践缺乏了解，政治教育却由同样缺乏政治实践的作家们来完成，最后酿成了一场以抽象思想引导的大革命。对于《新青年》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它的撰稿人多为文人和作家。这些撰稿人晚年有没有对此有重新认识和反省的？

嚴格說來，那是一個宣傳、鼓吹的時代，對西方的觀念拿來就用，即使是鼓吹自由、民主，對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真正深入了解的人並不多，所以這一大群文人、作家所作的鼓吹，確實有點像托克維爾所說的情形。

《新青年》剛出時，銷量有限，一度還想中止，張國燾還曾經在北京沿街叫賣，可是它很快的便成為搶手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響非常巨大，已經成了思潮的「總發動機」。如果我們翻看當時全中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各種白話刊物，或各種新興社團之間討論的話題，便可以看出這幾個領導刊物所激起的漣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撿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幾個觀念或幾個名詞，便沖泡成一大桶飲料。這幾個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調愈激越，主張愈決絕，影響愈大。

您提到撰稿人晚年是不是有對當年言論重新認識和反省的，當然有。譬如陳獨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所寫的最後文章和書信中所透露出對民主的新認識，就是一個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