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文關懷到史學研究

興趣緣起

　　受到父親的培養，王教授從小就對人文領域十分感興趣，但到高中甚或大學時仍只是比較廣泛地閱讀，之後才漸漸將歷史作為畢生職志。早期閱讀經驗中，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等三本史著（中譯本）的宏觀視野、磅礡氣勢，讓他留下深刻印象，天真的心靈中隱然認為自己將來若以歷史為職業亦應如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嚮往著將來要花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寫一本大書。
　　但是這個天真的夢很快就醒過來，他很快便察覺這種「豪華」的夢想很難達成。因為現今學界的規制已不太容許一個人耗費數十年撰著一本關照面廣泛的書。其次，他表示自己能力不足，不擅於「綜述」 (paraphrase) 別人的觀點，而目前寫這一類大部頭的書大多得依賴他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早已不做此想了。
　　不過王教授強調：「這種『豪華』宏觀的史著仍有其價值，我一向覺得不能因那本書是否流行而立斷其評價。」過去西方許多史學家的著作或理論曾流行一時，但也迅速地退潮，猶如風捲殘雲，如今已少有史學系學生閱讀湯恩比的《歷史研究》，或將其視為重要史書。然而王教授說：「有時我回過頭去翻閱，還是覺得裡面有很多好東西，至少這些歷史巨著裡面有許多震動力 (vibration) ，從中還感受到歷史工作的莊嚴感，也能刺激思考——我想我已沒有能力從事這種工作，但我從中確實得到研究的動力與刺激，願意將觀照層面拉長。這也就是為何我的研究興趣從明、清一直延伸到民國時期。」


受陳寅恪先生、余英時教授的影響轉往思想史

　　在台大求學時，王教授原本對先秦到戰國及魏晉南北朝史感興趣，當時深為陳寅恪、錢穆、唐長孺等學者的文章所吸引。而真正投入思想史研究，則主要受余英時等幾位研究思想史的學人影響，尤其當時余英時教授的論著吸引、帶領一代年輕學者，從中獲得啟發，並尋找自身追求的方向。


對明清到民國五百年間的思考：學術史的興趣

　　習慣將研究視野拉長而俯視歷史的王教授，在思想方面，同意南宋以下是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南宋以來儒學的內涵通過《四書》而展現，佛學的影響以及理學的興起，對古代經典形成新的詮釋，影響近世中國文化至深。故清末梁啟超、嚴復等人都曾有「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另成一個格局」的觀點。王教授基本上同意此一觀察，並認為其上承中古、下開近世，又與近世文化交互影響。同時王教授也借用黃仁宇曾經在《中國大歷史》或其文章中提到過的「五百年成一格局」的觀念。也就是明代中期以降到清代以迄民國這五百年間，隱然成一格局。
　　他說明中期以後，思想上有陽明心學出現，明中葉後社會各層面亦有大變動，隱然呈現一個交互、相關的格局，觀察這五百年光景之變動與其中隱然的關係，特別具有研究意義。但王教授也強調，其間的關係不是單純延續，而是「常」與「變」的交光互影，希望將來終究能將現行的研究範圍上推到南宋以降的所謂「新傳統時代」。

對歷史研究的觀察與反思

　　訪談中，王教授也提出幾點其由史學研究中，長期體認的心得以及目前主要思索的方向。
　　首先是對「歷史實作」之反思。碩士班時代，王教授頗沉浸西方史家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脈絡分明、綜覽一切的寫作與思路。柏林往往能聰明地用幾條大脈絡，講出西方近代思想的若干重要歷史問題。不過當自己真正接觸大量史料後，才發現歷史知識與證據的高度複雜性，往往很難以一、兩條清楚的脈絡概括全局。王教授解釋：「人需要在一個複雜情境裡，重新摸索、重新觀看各種證據，再給予解釋。由於歷史材料的複雜性，新的想法往往都是重新摸索各種紛繁的證據而來，通常這個新的解釋，會比原有的從外求索而來的大脈絡更好。」
　　再則，王教授說明自己反對史學著作太過貼近現代人的想法，也反對過度以現代情境投射回去選擇歷史證據。他認為，若研究歷史只為了滿足現代人的「喜聞樂見」，總選擇現代人喜歡見到的主題或歷史現象，將會造成以管窺豹的失實。王教授說明：「雖然當時社會的那些層面確實存在，但研究歷史是要認知整體時代的現象，主、從為何，如果將主、從倒置，將旁枝末節易為主流的詮釋，那不就失焦了嗎？」
　　他強調要避免從事歷史研究時「後見之明」的情形。王教授提及，歷史家與歷史事件的發展，兩者最大的差異是「因果組合」相反：歷史事件的發展順序是由 A 到 Z ，由已知向未知邁進；而歷史家則從 Z 到 A ，由已經知道歷史的結果之後，再倒回去研究它的發展。兩者為截然不同的邏輯順序。王教授說道：「要冒充不知道一件事情非常困難，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過去那些歷史事件的結局與答案，所以我們在重建它們的歷史時，已經受到這個已知的結局的影響。研究歷史應該試著回到過去那個場景，找出當時情境為何，未來的可能發展選項為何，歷史行動者如何思考、如何抉擇等等。」
　　其四為西方詮釋學裡的「視域」概念 (horizon) ，或譯為「境域」。王教授說道：「人們如何注意到一件事情？若沒有『視域』，就算看到材料也視而不見，打開『視域』，才會有機會看到以前根本早已存在的東西。」
　　最後，他強調研究每一個時代的思想，要注意各種思潮互相競爭的現象。以往描述思想、學術史，往往習於歸納出一個主流，而不顧當時還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論述；或是，找到一條與主流論述不同的線索，便引為新說，駁斥原有論述。王教授認為：「每個時代的思想世界本來就是多元競爭的關係，雖然某一時期有一個主流論述，但主流的位置時有更替，其他旁流、支流仍存在並與主流競爭，應從這種競爭並存的角度看待思想學術史、文化史。歷史上從未有眾人想法都一樣，或是只有一個主流的時代。

貳、未來欲開展的研究方向

　　王教授從美回國後不久便擔任史語所副所長，歷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有段時期更同時擔任史語所所長與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史語所所長卸任後兩個月後，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長期忙碌。未來幾年的研究規劃為整理「積稿」，大致上有五個主題：

對於明清思想的轉型、晚明文化作一整理

　　王教授對這個時段長期有所關注，認為晚明文化之複雜、有趣、變化萬狀，與義大利文藝復興頗為相似，其間創新與保守，解放與拉回的兩股力量並存競爭。

嘉、道、咸間的思想與學術

　　王教授說，嘉、道、咸時期正是西方變化非常劇烈的時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撰寫（1867 年初版）、達爾文《物種原始》均在此時期產生，近代西方文明大受其影響。以往中國研究思想、學術、文化史者卻多不深入探討這一段歷史，在論述乾嘉考據之後便直入洋務運動，彷彿期間未有值得討論之處。此半世紀時期剛好可與西方的發展作對照。


清代的政治壓力對思想文化的影響

　　此為王教授十幾、二十年來斷續進行的一個計畫。今 (2010) 年一月史語所的講演〈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便是其中一個章節。今年十月，王教授也將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作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紀念講座」的演講主題。

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之所以關注此議題，可以溯源自王教授少年深刻的記憶—— 1966 年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日後他便特別關注文革相關事物，尤其是，人們要不斷自我坦白、自我交代、接受批判，並將他人的批判視為對自我的幫助等等面向，致使王教授關注近代中國逐步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歷史過程。王教授已針對相關議題發表過幾篇文章，如明清的省過會等，[1]都是為舖陳此現象的背景，但未加延伸論述，尤其是近代思想中「主義」與私人領域政治化的問題等，尚未能統整成冊。

執拗的低音

　　此為王教授近期的構思，「執拗的低音」一詞借自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 (1914-1996) 。當下一波漢學轉變浪潮來臨時，他認為應該對近百年來被新思潮所遮蓋或吞沒的許多歷史見解，重新檢視並加以理解。
　　一些隨著新文化思想的當令，而被掃到一邊的歷史見解，其中不少仍深具價值，或較符合歷史本貌。如古人將哲學、經學視為不只是學問，同時也是一種生活的實踐，而現代人則將哲學僅僅當作是學問。王教授說，百年來，我們用力學習西方學術文化，倒遺忘了這些低沉的呼聲 ——「執拗的低音」即為重新思索古代文化研究或歷史的詮釋。 


參、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規畫與願景

　　王教授在今年一月就任中研院副院長當日，已對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的未來擘畫做過一些簡單說明。
　　首先，他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的學風傳承，即「任何在你領域內言之成理的問題，都可專注去研究，沒有人會去干涉」。從 1928 年中研院建立以來，蔡元培先生所言「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即為當時許多創院者共同的看法。陳寅恪先生也曾說「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胡適、傅斯年也有相同的見解。此信念一直是中研院傳承的精神。王教授說自己在史語所工作二十多年，從沒有人指導或暗示研究方向，他以自己常用的「水龍頭理論」作說明：「當研究人員需要幫助之時，水龍頭打開，水就流出來——在最需要時給予支持，這便是院方、所方要扮演的角色。」
　　其次，各所每隔一段時間須回顧「大方向」，發展有重點、有特色的領域，但並不干涉個別研究人員具體的研究內容。由於中研院研究人員的工作便是研究，比起大學教授的時間多而且完整，故有條件而且應該抓住重要問題，投入長時間深入研究，進行有意義、有挑戰性的耕耘，形成大規模的成果。
　　學問需長時間下苦功才會有成果，無論人文與科學研究均然。王教授猶記某次與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崔琦院士談論學問的方法，崔院士表示一個題目沒有六、七年的研究不可能有重要的 impact 。王教授舉例說，像嚴耕望先生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或《唐代交通圖考》，前後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累積資料、深入研究，就能對大問題得出重要成果。
　　在實務方面，王教授有幾個構想。
　　一是希望近期能辦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專書的獎，希望鼓勵專書寫作風氣，扭轉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過度偏重論文的毛病。
　　二為這兩年將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與「第一屆國際台灣研究會議」兩個國際型大會，藉此國內學界得與世界漢學界交流，與這十年內浮現的新興學人切磋。另一方面，藉由舉辦會議能使中研院內與這兩個大會有關的研究單位盤整聯繫。國內先前未曾辦過「國際台灣研究會議」，中研院內研究台灣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學各方面的學者陣容堅強，位居多所，藉此大會不僅能與世界學界切磋連絡，也有助於聯繫院內各所同仁，讓大家更瞭解彼此的議題，規劃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三是規劃人文講座。
　　最後，王教授表示：「如何能讓院內每個人充分發揮、作出他最滿意的成果，是我們不可迴避的責任。」希望一般研究員視中研院為安身立命之處，但亦須有些壓力，處理一些有挑戰性的議題，方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

肆、對中研院明清研究學者的建議

　　王教授引述張光直院士、杜維明先生的高論。張光直先生當年回中央研究院擔任副院長時，曾表示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漢史學者的地方。而幾年前，杜維明先生曾在學術諮詢總會中說，中研院是全世界最多明清研究學者聚集在一處的單位。這十多年間全球明清研究蓬勃發展，藉由此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籌備，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更可藉前述本身已有的優勢作為一個基地，與世界明清學人交流。
　　其次，院內明清研究學者應將自己專門研究的優勢發展出「可辨識」的特色，深入掌握史料並以帶有世界史的視野切入、比較與研究。他認為台灣的學者應「找出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獨特的生命力」。他說：「我們一方面要『預流』，同時我們也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東西來！」
　　王教授也提及必須注意到「東亞視野下的明清」，即明清研究應放在整個十四世紀以降的東亞來看，其中奧妙就「如同陳寅恪先生論證的『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般有其環環相扣的聯繫」。[2]近年來，人們慢慢注意到早期東亞各種來往、文化交流等，這些連環部分正是前人論述不足之處。
　　另外，他也提到歷史工作者應充份吸收各學科的成果，也要充份關注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成果，從中培養一種視野，進而充分發揮並培養自己的研究特色。目前明清史流行的各種主題，不管是新文化史、物質史等，都應與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等領域結合，不僅只是「復活」制度史、政治史、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是將所有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研究。
　　此外，王教授表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學術交流平台。他一直有籌辦明清研究刊物的想法，刊物或可定名為《明清研究》，由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籌辦、主編，一年兩期較為適當，雖然稿源會是項挑戰，但不失為中研院明清研究提升能見度 (visibility) 的辦法。

[1]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3.3 （1993），頁 679-712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頁 245-294 等文章。
[2] 參見陳寅恪：〈下編：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台北：里仁書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