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夢魘才剛開始

文/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儘管從奧巴馬到默克爾，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到美聯儲主席，從索羅斯到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投票前夕都異口同聲警示英國“脫歐”的嚴峻後果。但這些西方社會主流精英已經徹底失去了基層民眾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說服與柔情呼喚，都勸阻不了心意已決的“疑歐”選民。

一個英國兩個世界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揭曉之後，許多西方主流媒體評論都責怪那些支援脫歐的選民不理性，認為他們根本不理解脫歐議題的複雜性，僅僅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誤導。看來，歐美社會主流精英真的與基層民眾脫節太久，他們事前無法預見公投的結果，事後仍無法理解“疑歐”選民的心思。

英國脫歐公投給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次重擊，這個右派思潮在上世紀90年代席捲全球，成為加速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指導思想。歷史的逆轉經常以極具諷刺的形式出現。英國是孕育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三十多年之後卻是由英國民眾首先發難阻擋經濟一體化趨勢，柴契爾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難以瞑目。

有三層因素激發英國民眾選擇脫歐。淺層因素是歐洲的長期經濟衰退，難民與非法移民問題侵門踏戶，以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分子趁機而入；中層因素是歐盟體制設計的先天缺陷，以及過去十年成員國擴張過於快速；而深層因素則是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讓所有歐洲國家都面臨社會裂解不斷加深的危機。

其結果是，一個英國分裂成兩個社會。一半的人擁抱歐洲一體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卻先蒙其害。在倫敦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享有優越的待遇與分紅，可以盡情享受倫敦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與異國美食，並充分利用歐洲一體化帶來的便捷與商機。

眾多中低層白領勞工卻被不斷飆漲的高物價與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他們被排擠到距離市中心一個半小時車程距離的遠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舊、常發生事故、票價又不斷飆漲的火車，上下班的交通支出平均高達上班族月薪的17％。幾條鐵路都是在柴契爾時代全面民營化，私營鐵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資回報率，完全無心于更新設備或確保軌道安全。

歐盟作為超主權管轄體制的一場巨型制度實驗，本來就成敗難料。歐盟架構為成員提供單一市場、統一貨幣、勞工自由移動、基本人權規範、生產與消費環節以及環保領域的大量統一立法，但是財稅權、金融監管，以及各類執法權仍歸各國所有。將傳統主權國家的職能進行這樣的分割，並無先例可循。

1991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亦即“歐洲聯盟條約”）簽署之初，僅適用於共同體十二個原始會員國，其中德、法、英、荷四國為歐盟初期運作的成功奠定基石。這四國經濟體系健全，工資水準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傳統，不需要強大的外部約束，即可自覺維持財政紀律與金融秩序。只有體質較弱的西班牙與葡萄牙需要西歐拉抬與布魯塞爾的督促。

2002年歐元上路，兩年內就在國際貨幣體系內坐穩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的寶座。歐盟實驗初期的成功，讓歐州政治領袖對於體制設計過於自信。

會員國體質落差大

從2005年開始，歐盟快速擴張，吸納了大量的南歐與東歐國家。但是，多數新會員國的勞動生產力水準與西歐差距懸殊、財政紀律不佳、金融監管鬆弛。在歐元幣值信用與歐洲央行隱性擔保的大傘掩護下，這些國家一度享受到借貸成本大幅降低，投資遊資大量湧入的甜頭。結果是消費信用急速擴張，資產泡沫加速膨脹。等到次貸危機爆發，金融海嘯降臨，體制設計的缺陷就暴露無遺。

歐債危機激化了成員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的矛盾。期待債務減免的南歐與堅持維護債權的西歐之間衝突不斷。經濟長期衰退也讓歐盟財政紀律規範難以執行，生硬追求財政平衡，反而導致經濟收縮變本加厲。尤其在被迫進行財政緊縮的國家，反歐與脫歐的聲浪節節升高。

會員國之間，生產力成長速度始終存在嚴重落差，導致歐洲內部結構性經濟失衡問題愈來愈嚴重。德國產業競爭力一枝獨秀，長期獨享巨額貿易順差，撐高了歐元的匯率，卻嚴重壓縮其他國家的潛在成長率。在全球經濟放緩之際，柏林仍一直堅持實施保守財政政策，更不斷加大歐元地區通貨緊縮壓力。

移民議題激化反歐

在各國失業率普遍攀高之際，東歐移民不再受到西歐歡迎；當北非與中東難民大量湧現時，開放邊境政策更飽受質疑；最後，一連串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更讓反移民的情緒瀕臨失控。

英國脫歐意味著過去三十多年全球化的進行方向與遊戲規則都將被迫修正，弱勢群體的需求必須得到更好的照顧。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的排外主張與孤立主義傾向已經讓西歐國家膽顫心驚；在英倫海峽對岸，長期高舉脫歐大旗的法國國民陣線躍躍欲試；在不少中歐與南歐國家，“脫歐”勢力也蠢蠢欲動，歐洲的夢魘正要開始。

歐洲要擔心的還不僅僅是歐盟可能解體的夢魘。隨著歐洲原住人口不斷老化與萎縮，而穆斯林裔居民人口數卻快速成長，帶來層出不窮的歐洲世俗化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融合難題，讓人開始擔心，歐洲文明本身的存續都可能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