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歷史是什麼？─西方史學的新趨勢

一、前言

從史學發展來講，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與十九世紀末同樣發生鉅大的變化，而且二十世紀最後一、二十年史學典範動搖情形還比十九世紀末來得嚴重，後現代對歷史學造成根本動搖，幾乎完全否定史學這門學問存在的理論基礎，這是從希羅多德、司馬遷以來史學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

十九世紀末有歷史主義（historicism），把一切放在歷史發展情境下歷史化之後，也就沒有所謂永恆不變的真理，因此導致西方道德、宗教、倫理等基礎的動搖，但那次史學危機和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不能相比。

二十世紀末的史學趨勢或者危機在我看來，可謂聲勢洶猛。我在一九八五年進入中央研究院，八七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從八七年至九二年，我沒有強烈感受到後現代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普林斯頓歷史系可謂大師雲集，不可能對外面的變化毫無所知，但當時卻未深刻感覺到後現代來勢洶洶，可見其時後現代還未能動搖幾個老派的學校，這些學者還相信歷史有存在的根基，他們體現的史學風格與傳統史家不同，比較受人類學者Geertz的影響，傾向帶有人類學意味的歷史題目，完全感覺不到史學的根本動搖，如歷史究竟是什麼，歷史的編纂只能顯現一點點過去，把「過去」與「歷史」截然劃分，這種後現代觀點當時還未感受到。

但近年來，可謂面臨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史學危機，過去歷史危機發動者很少是文學家，但這次發揮重大影響的不是歷史研究者，而是一些哲學家與文學家。如果去完全承認他們對史學批判，我們所作的史學研究也就沒有意義了。

二、傳統史學動搖

一八二五年，蘭克寫了關於十五、十六世紀義大利國際外交、權力平衡的書，書後的附錄影響最大。他說在經過種種批判之後，連當時被認為最權威的著作都不可以被率然接受，結果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是強調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時是對外交史研究的重視，蘭克曾往來於歐洲各地發掘檔案，特別是教廷。在歐洲史上，教廷地位十分重要，各國大使頻繁進出，蘭克接觸到教廷各種檔案，而開啟了錯綜複雜的外交史研究。他的口號「寫歷史一如它所發生的」，對當時史學界有很深的影響。大概從一八四○年以後，德國史學界已經籠罩在蘭克的影響之下。

蘭克的口才非常差，無法吸引學生聽課，但他首創「seminer」的風氣，也就是歷史研究不再只是講述（lecture），而是一起討論、研判史料的教學方式，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一八七○年以後，蘭克治學典範特色，如講究原始史料、重視檔案、嚴格史料批判、職業史學家（professional historian）等風格散布至世界各地。亞洲國家如日本有蘭克學生到東京大學教書，影響日本史學界很大；美國早期許多傑出史家也多到德國取經，直接或間接受蘭克學派影響。蘭克學生所辦的雜誌是許多國家史學雜誌的典範，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回顧過去的史學史，一個最大問題是太多從里程碑式史學宣言來看歷史風格的變化。里程碑式文獻誠然重要，但歷史風格變化應從實際操作中顯現出來，過去史學史的毛病是太過重視思想性的、史學方法指導性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式的文字，而忽略了在那之後在某種氣氛之下史學著作所反映出來的風格。一八七○年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蘭克的史學風格在西方甚至在東方有一段長的時間都很有影響力。

其實早期美國蘭克學派的學生很少人真正讀過《蘭克全集》，多只是就各人興趣專長，讀個一鱗半爪。產生關鍵影響反倒是伯倫漢（E. Bernheim），他把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哲學（postivism）混合，其《史學方法論》一書影響很大，許多人透過伯倫漢的書而接受蘭克史學，如史語所創所人傅斯年被認為創辦了「中國的蘭克學派」，但實際上他一生只提到過蘭克兩次，他的藏書中也沒有蘭克的書籍，但是我注意到他把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書皮都讀破了。

但到了二十世紀蘭克的史學風格卻遭到挑戰，Georg Iggers在1997年出版的《二十世紀西方史學》（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一書談到二十世紀傳統史學典範的動搖，此書稍嫌簡略，但可提供一個輪廓。書中談到蘭克學派動搖的原因之一，是人們不再滿足於政治外交史、或以重要人物或以歷史事件為主的敘述方式。人們認為歷史應紮根於更廣泛、非個人的經濟社會基礎的瞭解。德國社會歷史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的歷史、法國年鑑學派基本上均代表對過去史學風格的修正，他們要求歷史的客觀與嚴謹和蘭克是相同的，但是認為歷史應有社會面貌，歷史的理解應奠基於社會經濟的基礎上。

三、年鑑學派

前面提到，德國社會歷史學派、年鑑學派、美國社會科學影響下之史學，均顯示傳統史學的動搖，而其中影響全世界最大是法國的年鑑學派。我個人寫過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一書的書評，後來中文翻譯者放入書中作為導讀，其中談到年鑑學派形成過程與發展等大概。

Burke認為一九二九至一九八○年代，年鑑學派經過三次變化，慢慢的從地窖升到閣樓，所謂地窖，是研究歷史底層、歷史結構、歷史整體長時段的變化，但到他們的第三代弟子卻又開始回過頭來研究人物，但他們研究這些人物的方式已與傳統人物史的作法不同。Burke分成三階段來談年鑑學派，有失之簡化之嫌，但不無參考價值。

過去三、四十年年鑑學派影響很大，深入各國歷史研究，如美國、日本，甚至在東歐即有一任波蘭總理是年鑑史家。年鑑學派的主要影響有：

（一）使史學界研究的題目與材料無限擴大，這是它對歷史最大的貢獻。過去被忽視的歷史角落，每天生活都要接觸的各式各樣問題都可作為研究題目，如年鑑學派研究生老病死，尤其是死亡，研究各種文明面對死亡的態度、面對死亡的方式等，所以百年之後回頭看二十世紀的史學，年鑑學派的許多主張或許會慢慢流失，但其使史學題目及材料解放，賦予題目及材料新意義卻有重要影響，他的材料包括各式各樣，如圖像、口供、日記、實物等。

（二）重視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如年鑑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認為應該寫「整體的歷史」，包括從地理、事件到個人，全部寫進去，所以布勞岱寫的《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只花七、八十頁寫最重要的那一場戰役，大部內容包括地理、空間、物質文化等，最後才寫到事件；他說事件只是泡沫，人只是泡沫，重要的是結構。

（三）布勞岱把歷史時間分成長時段、中時段（conjuncture）、事件（event）。研究歷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應還有長時段、中時段的思考。他的這三種時間觀念影響相當大，我認為這將來會成為歷史思考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布勞岱並未非常有力地把三種時間有機地結合起來。布勞岱的書《菲力普二世與地中海世界》、《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等書也因未把三時段串在一起，而受到一些批評。但他以這種時間觀念來看歷史，是過去少見的。不過，布勞岱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開啟無數題目，許多博碩士論文及各種討論會論文題目都可從其書中找到蜘絲馬跡，他告訴我們一種看歷史的新眼光。

（四）系列史（serial history）的看法：年鑑學派研究下層，講究整體（collective）的觀念，是受法國年鑑創始者布洛克（Marc Bloch）和費夫賀（Lucian Febvre）的老師輩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影響，涂爾幹重視整體（collective）觀念，年鑑學派認為許多材料無法從文獻中獲得，例如廣大人民何時放棄基督教信仰，是無法從文獻中看到變化過程，所以要用各種零星材料，放在統計系列，從中得到歷史發展趨勢。例如一個有名研究──去基督教化過程，到底法國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基督教信仰才逐漸流失，還是大革命是長期去基督教信仰之高峰？有一本書認為研究方法應從一些日常人們所不注重材料將之系列化，最後再看出其趨勢，因此統計許多遺囑中捐錢給教會數目變化、教堂神像蠟燭重量、建築空間布置等傳統史家毫無興趣的問題，但這些研究方法確實可看出長時段演進趨勢。這是一般老百姓想法，老百姓沒有聲音，必須靠迂迴方式去了解老百姓心態的變化，建構系列，而得出歷史發展，年鑑學派把這些研究方法用到相當精巧的地步。

（五）心態史：將來回顧二十世紀史學，心態史也必然是年鑑學派留下的重要遺產。過去研究重點基本上是思想史，重視思想家、思想運動與社會和歷史的關係；哲學史研究哲學家或重要哲學論題的歷史形成過程。可是年鑑學派提出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這與前述整體的觀念亦分不開，認為我們不只要研究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要研究一個時代下階層的百姓心態，如他們對生老兩死、對神、對權利、對國王看法等集體心態。他們認為凱撒時代一定有一些心態是從凱撒到他手下的士兵所共同擁有的心態，是集體的、整體的。

用心態史角度研究最有影響的是年鑑學派第一代創始人費夫賀，他現在雖然不如布洛克那樣受人敬重，但他其實是年鑑學派形成的最關鍵人物，既有學問，也有政治手腕，善於掌握權力與組織。他有一本重要的書談論十六世紀不信仰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法國通俗喜劇作家拉伯雷是無神論者，可是他由心態史的角度來看，發現十六世紀根本不存在不信仰的問題，因為當時思想概念的工具中根本不在有不信仰，從整體心態看都沒有後人爭辯信或不信的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是後來人加上去的，而他舉例都從一個時代集體心態史角度方法來論證這個問題。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書，可以看到思想不再只是研究個人，而是研究集體的心態，論證的方式相當有意思，這類作品在後來年鑑學派相當多。如杜比（Georges Duby）說法國把人分成三層，為什麼大家甘於這麼被劃分，如中國分成士農工商的區分法，這種心態一般思想文獻未提，但透過心態史重構，而了解一般百姓想法，故心態史研究是注重廣大下層人民的。但心態史也有其弊病，用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則完全不行，與年鑑學派關係密切的一位史家曾用這種方式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結果看起來非常貧瘠，其最大問題是沒有辦法解釋變化，既然是結構的東西，持續時間相當長，但變化很少，也難以鉤勒出來。總之，年鑑史學相當豐富，幾代的史學家非常活躍，中間也有許多曲折。 

四、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

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學也是二十世紀影響重大的史學派別。馬克斯主義史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教條的、官方的史學，按照黨義在寫歷史；一派是接受馬克斯主義部分思想又加以修正的，著名的史學家多是先受其影響而後修正其思想，如Cristopher Hill、E. P. Thompson、Hilton、Hopsbawn等人。

其中我最注意的是E. P. Thompson，其著作和論文開啟二十世紀下半期許多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式，影響很大。Thompson並非是十分專業的史家，他原先在勞工學校教授歷史，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卻又修正馬克斯主義的看法，最有名的書是《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我到美國唸書後發現這一本書竟然出現在許許多多課的書單內，這是非常令人驚訝的。這本書已經有中譯本。英國的馬克斯主義的史學透過他們所辦的《過去與現代》（Past and Present）雜誌發表，是西方語言世界聲望最高的歷史雜誌，和美國歷史學會辦的《美國歷史評論》地位在伯仲之間，只是這幾年目前隨著馬克斯主義史學大師的凋零，而有些式微。

以《英國勞工階級的形成》一書為例，他改變馬克斯主義認為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的說法，以階級意識為例，他說並非身為勞工即有勞工的階級意識，沒有天生的階級意識，而是靠文化不斷運作而產生，下層經濟結構不能決定上層文化結構，階級意識是歷史、文化、行動等等創造出來的，這大大地改變一般人對馬克斯的看法。當然他的關懷勞工階級形成，提倡歷史要由下而上，這些觀念均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另外，如Cristopher Hill主要偏向思想，最有名的研究是《清教思想和英國革命》。他們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歷史是由下而上，要使過去長期被忽略的那些貧窮百姓、勞工等都有其歷史。他們不像一些正統史家所認為的勞工階級文化是菁英文化的乖離，因為過去未把下層百姓看成是主體，所以會把他們的風格文化看成是正統文化的偏離，其實如果將其看成是主體，則其風格文化則是他們的創造，這種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Thompson的幾篇論文，如講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講工人的時間觀念，幾乎都引起很大的迴響。

所以回顧二十世紀的史學，絕對不能排除英國馬克斯主義的史學，他們基本上也是偏重社會史，尤其如E. P. Thompson、Hill、Hilton等馬克斯主義史家的影響深遠，使人們看歷史的方式變了，要由下而上，要正視下層階級產生的文化習慣，不把他看成偏離正常軌道，需要校正，其實下層階級自有其一套風格，與年鑑學派不同的從另一方面改變了歷史的看法。

五、史學的幾種新視野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二十世紀發展到最後這一、二十年來，史學界流行的幾種趨勢，以下的內容部份參考《史學寫作的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Writing）。這些新視野提醒我們在二十世紀，有這些新的角度與作法。

（一）政治思想史

二十世紀下半段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隱然分成兩派，一派以對文獻思想內部精讀，作最深入詮釋與精細的發揮，以芝加哥大學的Leo Strauss及其學生為代表，他們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馬基維利《君王論》，就文獻每個字眼、內容、思想作最精細的推敲發揮；另一派以Quentin Skinner、John Dunn等人為代表，認為思想史要放在歷史的脈絡裡面，兩派中以此派站上風。Quentin Skinner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他的《西方政治思想基礎》兩大冊影響很大。Skinner在二十八歲時曾寫過一篇文章痛批Leo Strauss等思想文獻內部學派，影響亦大。

兩派各有優缺點，他們都做過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研究。Leo Strauss寫成六百頁的書，包括章節安排、任何細微思想均作發揮；可是Quentin Skinner講馬基維利，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聯經西方思想譯叢有翻譯，其中有許多殊勝之處，讓我們覺得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飄浮，而是放進社會政治脈絡中，馬基維利的話不單只是思想的話，而是有所指的，如馬基維利提到君王須知道在適當時候不道德，照Leo Strauss的解釋，可能純從思想去講思想體系概念意義，但Quentin Skinner則會說這句話是有所指的，針對當時義大利的政治環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兩種詮釋方法相當不同，卻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對政治思想詮釋雖然掀起這麼大的波瀾，但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會政治脈絡上看，使《君王論》本身思想的豐富性消失了。因為能放在政治社會脈絡的部份並不很多，我們反而要看Leo Strauss對《君王論》的闡釋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豐富、多彩多姿與變化萬端。所以Quentin Skinner的新政治思想史雖然席捲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東西，如果這些思想家不是因為他思想的豐富與深刻，為什麼還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學派還因一套書《在脈絡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影響非常大。Quentin Skinner曾說你如果要研究馬基維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講什麼，你還要把當時時代的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來，因為他們都受後期的維根斯坦的影響。後期維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語言本身並沒有他超越的、不變的意義，語言是在日常使用中產生他的意義，語言產生的是language convention，一個時代共認的、約定俗成的概念。Quentin Skinner受到這影響，認為要找出思想家在那個時代的地位，必須看在language convention的《君王論》某些思想到底在哪裡。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思想，他們會先把二流三流的書或手冊找出來看，找出language convention後，再把思想家放在裡面，看出有多少部份是與那時代的convention是相同的，有多少是他邁越同時代其他人而展現獨特性的部份，如此才能評估時代的思想狀況和思想的特殊性。

（二）小歷史（micro history）

小歷史在西方史學界也有相當影響力，重要的為幾位義大利史家，如Carlo Ginzburg的《乳酪與蛆》（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他們基本上是對美國過去幾十年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或年鑑學派動輒處理幾百年的反撲，認為歷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因為有如從十二樓高看下來的世界，看不到什麼，美國社會科學要找出規律量化曲線，需要用到多少電腦，累積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結論。他們人類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和精采性無法從高處俯瞰到，而應該在適當時間把史學規模縮小，所能看到的意義和豐富性有時是其他從宏觀的講整體的幾百年歷史所看不到的。

但micro history也面臨到「零碎化」的批評，因為要處理某世紀某個小鄉村的某個人的世界觀，與整體的大歷史圖像似乎沒有什麼關聯，要用很多過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階層的小規模的如村莊史料很少，例如前進的史學家也希望在中國歷史材料找到非常具有意義的小歷史材料。幾部micro history有名的書所根據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會審判的材料，因為西方在中世紀以來對異端的審判，所問的問題非常細微，從外表生活到內心世界，因此留下許多好的歷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在《蒙他猶》一書中所使用的史料，一九三○年教廷已將它們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它。而且用過去觀點來看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歷史，就審判材料來講，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在審判時，並不一定代表其真實想法。至一九六○、七○年代以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材料，就像田野調查報告，很多micro history史家都用這類材料來重建小規模或下階層的某個人的思想、世界觀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歷史之缺失，但也幫助我們在一個時代大規模過度通論化（generalize）敘述下，去了解細部歷史如何運作。 

（三）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

幾十年來西方史學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趨勢為把過去無名的沒有記錄的下層民眾的歷史作一些研究，而這是過去史學家所比較不注意的層次，馬克斯主義和西方的勞工運動對下層歷史影響很大。有一部很有名的Eric R. Wolf寫的英文書《沒有歷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是這方面的經典之作。

（四）日常生活史

目前，日常生活史研究有方興未艾之勢，年鑑學派後期有些一流的史家轉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Duby編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即是一例（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同時也有一些過去默默無聞的書籍重新被挖掘出來，最好的例子是伊利亞斯（Elias Norbert）所寫《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ation Process），此書在幾十年前已出版，但在當時學術風氣之下，感覺太平凡、沒變化而且沒有意義，所以不受重視，可是隨著大家對日常生活史的重視和興趣而復活，裡面討論西方文明禮儀如現在那套正襟危坐、餐桌禮儀等如何形成等。其實包括中國歷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們了解很少，其彰顯一個我們過去不重視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無數的，可是過去史學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這方面寥寥可數的書如《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份其實很少。但這方面材料很多，史學眼光改變了，才會從這些史料看到意義。

（五）閱讀的歷史

過去史學界較少人研究閱讀的和書籍印刷的歷史，以前這是圖書館系的範圍，但二十世紀最後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為十分熱鬧的一支，而且近十年來，已大幅影響到中國史的研究，有幾本受到相當重視的書都與印刷史有關，或至少在背景部份大量運用古代的印刷和書本流通，說明文化學術的關係。美國史家如Robert Danton一生均從此題目入手，他發現一個十七世紀出版社檔案，有五萬多封通信，鑽研久了之後，看出一些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對整個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歷史詮釋都有幫助。在法國也有史家像Roger Chartier研究書籍歷史，包括印刷材料、傳單、閱讀的歷史，他的一本《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根源》是大家所熟悉的。回頭看中國古代經典的閱讀詮釋發展史，是很有意思的角度，看詮釋如何形成，如何改變人們對經書的詮釋，形成支配力量，如乾嘉考證形成過程可看其閱讀變化、立下的標準與限制。過去的人不會以這種方式來研究。

（六）婦女史

在六○年代的婦女運動盛行影響下，婦女史先是流行婦女主義（feminism），接著是婦女史研究，至近十多年流行性別（gender）歷史的研究，一波接著一波而來。人們在婦女史研究之後認為history應改為herstory，因為過去婦女沒有歷史，認為如果用婦女史角度來看歷史的話，文藝復興、宗教革命都不會有，而婦女歷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七）身體的歷史（history of body）

研究為什麼靈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靈就那麼重要，精神也永遠比物質好，這種歷史是如何形成的；研究發瘋這個問題，在弗洛伊德之前和以後解釋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釋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後認為這是精神問題，這些部份在過去很少人注意，但在過去幾十年來成為相當重要的一股潮流。

（八）敘述體（narrative）的復返

在一九七○年代有人開始反省，二十世紀追求的新史學竟然如此玄妙，寫出來的書沒人讀，裡面沒有故事，從希羅多德以來大家均認為史學家的基本任務為講故事，但是不管年鑑學派、馬克斯主義史學或新經濟史學派等等都沒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Lawrence Stone在一九七八年寫〈歷史敘述體的復活〉（“The Revival of Narrative”），震動西方史學界，文章其實並沒有太多創見，但它說中大家心中一件事：專業的歷史著作已經沒人讀了。他批評三派史學：一是年鑑學派的「整體史」，布勞岱建構那麼大的七寶樓台──菲利浦三世與地中海世界，但是除了最後幾十頁外，幾乎沒有「人」在裡面，他的「整體史」與人沒有產生直接聯繫；二是批評馬克斯社會經濟史，也很少「人」在內；三為批評美國新經濟史學派，一九八九年諾貝爾獎得主的新經濟史派學者（Joseph Fogel, Douglas North）被他嚴厲批判，因為他們花了幾十年用了許多助理作了許多計量工作，但他們的書沒有人看得下去。曾任法國國家檔案館館長的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勒．華．拉杜里一九七○年代出版了《史學的領域》（The Territory of History），書中提到至遲到一九八○年代，如果沒法設計電腦程式，就不能成為史學家。Lawrence Stone即針對這點批評說，作了這麼多問卷統計，但最後所得答案常常沒有意義。Lawrence Stone寫這篇文章與他個人的研究經驗有關，Stone從牛津大學到普林斯頓，受當時流行的計量史學影響，用了大量助理，統計大量電腦資料，大費周章的研究英國中產階級開放性或者封閉性的問題，結果大病一場，只寫成一本小書。當他在醫院養病時看一些十六世紀的小說、日記、書信集消遣，後來寫了《十六世紀西方家庭的性生活和婚姻》，反而成為很重要的書。他之所以寫了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一文基本上也是他個人的反省。

六、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是近十年來最當令的史學派別，對新文化史有興趣者可以看Lynn Hunt所寫的《歷史的真相》一書，中文翻譯由正中書局出版，解釋為何會有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基本上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種種現象都是文化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許多我們研究的經典在當時都不是經典。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開始時不是經典，它有一個被經典化的過程，一個文化選擇建構的過程。包括男女性別也是文化建構，西方對女人的要求期望與東方不同，對性別態度也受到文化的建構。所有的界域（boundary）隨時代社會變遷而變化，包括性別、身體、瘋狂或正常、有罪或無罪的看法，是社會和文化建構的結果，任何約定俗成或以前認為不變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都是流動的和建構的，由此而開啟的史學問題很多。新文化史處理的許多體裁其實在年鑑學派已經處理過，但方式不同，他們重視文化和社會的建構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緊張感覺也都是文化建構。馬克斯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經濟決定的，新文化史則認為一切都是文化社會建構的，既為建構的，就不是永恆不變的，也不是被社會經濟所決定的。

七、史學典範的危機

近十年來，後現代理論對史學的挑戰最大，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文本」。「作品」是人的意圖之下所寫出來的，後現代認為沒有作品，全部都是文本，與作者意圖無關，是語言的力量，語言可以顛覆人的意圖，人其實是在語言的牢房裡面。後現代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是上世紀末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所提出的語言學觀念，認為語言可以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在各種語言中能指與所指沒有固定的一對一的，而是任意性的關係，他認為語言所講的與所指的東西是無法復原，看到的文本這些語言後面所指的signified無法復原，既然都是讀文本，則我們了解是一樣的。語言和其所指的東西是任意性關係，百年之後讀此文獻，大家解釋都是一樣的，因為後面指涉的東西無法復原，都是某種程度的物事，所有人都是同樣的對同一東西的再現。既然你的是再現（representation），我的也是再現（representation），那麼我們之間有什麼高下之分？所謂歷史真相到底又在哪裏？

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也產生相當影響，書中講西方早期到東方（指中亞或西亞）來的了解都帶上白種人的眼光，無法說他們represent的oriental是真實的，他們的representation只是各種representation中的一種，則何者客觀？歷史的真到底在哪裡？

英國一業餘史家Keith Jenkins所寫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這本小冊子，把「過去」和「歷史」截然二分，「過去」無法由「歷史」完整呈現，而且每一個人在呈現過去時都有許多主觀見解夾雜其中，有各種偏見和各種考慮，所以歷史的objectivity是什麼？這個影響一開始只是水壩的一個小洞，只是「能指」和「所指」沒有固定對應關係，變成「文本」，到後來「文本」後面的東西無法復原，到最後是歷史的客觀性是無法追求的。

孔恩（Thoma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對歷史的objectivity挑戰也很大，這本書有將近二十年左右期間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影響很大。談歷史客觀性時有的一個重要模範（model），那便是自然科學，但孔恩的科學革命結構說科學不是客觀的，而是很主觀的東西，不是具有懷疑精神的，科學家是很保守的，而且科學理論不是如Karl Popper所講的，先有理論，再不斷有事實來測試理論，事實可以修正甚至推翻理論。

孔恩反過來認為是理論把科學事實掃進垃圾桶，是先有理論，然後才把發展的事實塞進理論的典範（paradigm）裡面，等到有一天，產生很多非典範所能解釋的變異現象的時候，人們才開始慢慢思考這些典範所不能解釋的變異可能必須尋求另外的解釋，於是有人提出新理論，然後透過「科學社群」中的說服工作，慢慢形成另外的一個典範，所以是先有典範，再有科學家在裡面作拼圖填補的工作，而孔恩說典範是由科學家社群所決定，受種種政治社會經濟原因的影響，使得人們會放棄原來的典範，尋找另一個典範。既然科學也是由科學家社群決定，受種種社會政治經濟等影響，才能使科學家形成共識，既然典範先於科學家所講所做的實驗發現，如此科學的objectivity在哪裡？孔恩說每一個典範都不能解釋所有大自然現象，新的解釋一部份，也丟棄了一部份，所以客觀在哪裡？

傳統史學的客觀建構的真受到挑戰，不只後現代，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力量的促成，這是我們面臨二十世紀末的史學危機  

八、重新思考E. H. Carr的What is History

四十年前英國的俄國史家E. H. Carr寫了一本《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這本書是所有西方大學歷史系的入門書，雖然後現代史學挑戰那麼厲害，但近年來此書仍經久不衰，可以在美國任何書店買到。此書是一九六一年寫的，在準備這個演講時，我第一個想法是我們可以回顧，在經過四十年的變化後，人們對歷史究竟產生什麼不同的看法。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如果照後現代的看法，此書可能從第一句錯到最後一句。E. H. Carr在一九六一年寫此書時，絕對不會想到史學會面臨這麼大的挑戰，所以在書中完全嗅不出這種味道，照後現代角度來看歷史的真相是不可能得到的，連最謹慎的史學家Iggers在《二十世紀史學》最後一章也講，我們雖然不敢說可能得到絕對客觀，但是我們能做到儘可能趨近客觀。E. H. Carr已經是他那個時代相當前進的史學家，書中有許多部份回顧起來仍然相當新，但他決不會想到後來從文學、語言、哲學跑出一些人對史學做出致命的一擊。如果要從這麼激烈角度來看這本書，它有許多部份仍能站得住腳，但有相當多仍然需要修正：

（一）什麼是歷史事實：

E. H. Carr說歷史事實與一般事實不同，一般事實很多，而歷史事實是歷史學家挑出其中一部份。但E. H. Carr絕對沒想到歷史研究範圍可以如此寬廣，如身體的歷史、圖像史、感覺的歷史、心態的歷史、下層百姓的歷史、婦女的歷史，另外如傅柯（Foucult）所寫的瘋子的歷史、診療院的歷史、法國公共衛生的歷史等等，這些都是E. H. Carr所沒想過的。

（二）社會英雄與個人

E. H. Carr在書中談很多個人和社會關係，對此他持調停之見，認為個人和社會都很重要，可是過去幾十年歷史的發展，似乎認為個人並不重要，尤其是年鑑學派幾位大師認為個人只是泡沫，個人是被整體結構決定的，甚至於如後來日常生活史、小歷史宣稱要擺脫布勞岱那麼大的歷史架構的這些史家，其實也沒有真正如E. H. Carr所討論到的對歷史有舉足關鍵的英雄或重要的政治人物。E. H. Carr只在講個人與社會時，重視的是大人物，對下層百姓很少談到。

（三）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對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討論，也是E. H. Carr書裡重要一章。他寫此書之前在史學理論方面有一篇Isaiah Berlin所寫的影響重大、轟動一時的文章──〈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E. H. Carr對這篇文章非常反感，不過現在看起來，Carr對Berlin有很大的誤解，在What is History書中凡是提到Berlin〈歷史的必然性〉時，他總是有意無意地爭辨說Berlin是主張偶然論，但閱讀Berlin那本書和其他相關著作的會了解，其實Berlin只是認為人在歷史發展中有相當大的自由性與主動的角色，人並不是如馬克斯所講是歷史定律的囚徒，一定按幾個階段論發展的，Berlin認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左右歷史，但那並不一定就是偶然論。

（四）因果觀念

E. H. Carr提到很多因果觀念，可是他的因果觀念多是一對一的因果觀念，從年鑑學派以來講的是結構和個人的關係，結構式的因果觀在E. H. Carr是沒想到的。E. H. Carr沒有意識到可以有結構和個人的因果關係。

（五）歷史的客觀性與歷史是否一直在進步

人是否能擺脫成見來研究歷史？但是看過去幾十年流行的詮釋學或後現代對人的先入之見或偏見的反省或批判，尤其如Gadamer的詮釋學認為沒有preunderstanding，沒有prestructure，沒有這些先入之見，要了解一個東西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如同笛卡爾的理想澄清到如同一面光明鏡子般去看一件東西，而E. H. Carr還留在過去傳統中，雖然相當有保留，可是他似乎沒法了解歷史研究要在承認人不能如笛卡爾講的像清澈的鏡子的前提下，而且是因為有那麼多先入之見才能了解歷史。 

過去幾十年，史學的發展使人們思考歷史的因果和客觀性都產生巨大變化，對照E. H. Carr的書，許多是他所沒想到過的，所以有很多想法要變。變並不一定是對的，但是可以做為一種對照。

現在批評後現代的書越來越多，因為在其形成風潮時沒有人敢攖其鋒，反倒是一位澳洲史家寫《The Killing of History》最先痛批後現代，逐漸形成風潮。我們不知道後現代究竟還會流行多久，但它有其正面意義，那就是提醒我們，作為一位歷史家，承認人的有限性。我們反省近百年甚至數十年來的歷史，後現代提醒我們一件事，他是這麼多東西下的產物，有這麼多的先入之見、背景、權力、政治、文化社會因素支配他的寫作，所以史家是極為有限的，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要時時以此提醒自己，這是本世紀末這麼風行的後現代所要流傳久遠的部份。

2000~2002年之間，國史館學術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