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胡適通常被視為一體，屬於同一個學派。一般認為胡適提出「整理國故」運動，是以傅斯年所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心。在中共發動的批判胡適運動中，傅斯年也往往被並提。胡適與傅斯年的確有不尋常的密切關係。不過他們一生真正生活在一個地方得以時常見面的機會其實沒有幾年。胡、傅二人交誼可以大致分成幾段。第一段是自民國六年傅氏成為胡適的學生到傅斯年自歐洲留學歸國的民國十五年底。這一段時間傅氏從胡適所最看重的學生，到有一些失望。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傅斯年受胡適影響甚大，以致他後來留英時所寫的一封長信表示「在北大期間，以受先生影響最多」，並希望胡適能終身作為他的導師。可是傅氏在歐洲七年，從英到德，從心理學到物理學、數學，到歷史語言學，並未獲得學位，以致民國十五年九月間他們在巴黎再度見面時，胡適抱怨說傅斯年頗頹放，遠不如顧頡剛之勤，並深為傅氏在歐七年未得一學位感到不滿。這些不滿顯然記在日記中，所以後來胡適用墨筆將日記塗去了九行。連魯迅也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傅（斯年）近來頗罵胡適，不知何故。據流言，則胡適于他先有不敬之語言（謂傅所學名目甚多而一無所成）」。

但是七年不見，胡適卻又覺得以傅氏天資之高，古書之熟，在過去幾年中創發極多，以致日記中不斷有「談得極好」、「一時不能盡記」等話。

傅斯年回到中國，馬上被聘為等於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職位。從民國十六年起傅斯年千方百計想請胡適南下到中山大學任教，但未成功。不過胡、傅二人的交誼日漸親密，而胡適與顧頡剛原本密切的關係卻日漸疏遠。錢穆在《師友雜憶》上的觀察是有道理的。他覺得胡適始則依違於傅、顧二人之間，後則逐漸傾向傅氏，尤其以古史方面的見解為然。由於史語所安陽殷墟發掘的成果，使得胡適逐步放棄早年的疑古之說，而且還親自到史語所演講、對過去主張商代是銅器時代以前表示他的愧歉。此後，他對傅斯年領導史語所的能力極為肯定，並不斷地在日記中表示對傅氏在古史方面的精微見解表示讚嘆。而胡適的〈說儒〉這篇文字便受到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影響 

民國二十年代，中國政治上內外交困，內則國民黨獨裁之風興起，外則日本的入侵日急一日。胡適與傅斯年有一些共同的政治活動，但也有不少歧見。九一八事變以後，在「書生何以報國」這一前提下，胡適與傅斯年於民國廿一年合創了《獨立評論》。關於此事，胡夫人江冬秀不只一次表示胡適是被傅胖子所害。民國廿二年五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簽定塘沽停戰協定，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保全華北的重要〉，贊成華北停戰，傅斯年則堅決反對，胡、傅二人嚴重衝突，傅斯年甚至表示要退出獨立評論社，後來因為丁文江的緩頰才打消退意。此後，傅、胡還為類似問題持不同意見。不過當民國廿四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北平市長蕭振瀛舉行北平教育界招待會時，胡、傅堅持立場，傅斯年並當面教訓蕭氏，因為他們兩人堅決的態度，使得北平的空氣大變。

從民國二十七年胡適使美一直到抗戰勝利，可以說是兩人交往的第三階段。胡適之所以答應出使美國，據胡適自云，與傅斯年民國廿六年九月在中英文化協會宿舍為國事而痛哭有關。抗戰期間，傅斯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度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胡適曾表示對國內情形隔膜，必須有人冷靜為他分析，民國廿八年五月廿四日給傅斯年的一封信說：

國中形勢，我甚盼你多給我消息。此一年之中，全賴（翁）詠霓與我通電。徐新六與廷黻的信都很重要，可惜新六死了，而T.F.（廷黻）太多成見、太悲觀，所以我深盼你寫信給我。

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已收了傅氏在這個時期給胡適的信，此處不贅。

民國卅四年，日本投降，北京大學復校。蔣介石原屬意傅斯年出任校長，傅氏拒絕，推荐胡適之，在胡適回國前則由傅氏代理。傅氏在代理期間斥逐所謂偽北大教職員，廣延好教授，並為北大增設農、工、醫三個學院。用傅氏自己的話，他是在為胡適作清道夫的工作，以免胡適將來回國時做不了。此後，一直到傅斯年死亡，兩人始終保持密切的關係。

總括來說，傅斯年是胡適的保護者、支持者及諫諍者。何以說是保護者？胡適說他很久以後才知道當他以一個年輕留學生回到北大教書時，講哲學史將上古一段完全捨去，從東周講起，而竟未被虎視眈眈的學生趕走，是因為學生中的領袖傅斯年聽了幾次他的哲學史課後表示，胡適讀的書雖然不多，但是走的路子不錯，「你們不能趕」。有了這一護持，他才能在不少舊學根柢比他強的學生的環伺之下教書。當傅氏為胡適代理北大校長時，奮不顧身作了許多大改革，也是為了替胡適舖下坦途。他後來曾開玩笑地對蔣夢麟說，傅、蔣二人辦事才幹遠過於蔡元培與胡適，可是會辦事的是北大的「功狗」，而辦事令人不敢恭維的蔡、胡二君成了北大的「功臣」。

何以說傅斯年是胡適的諫諍者呢？傅氏是極少敢於對胡適大膽直言其失的人。從學問到政治皆是如此。如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傅斯年寫信提醒胡適國內對他的種種議論，說胡適到處演講，對大使正式職務興趣不大，縱容高宗武進出館中，大使與館員打麻將，大使只與親我人士交往而忽略爭取敵對人士，大使忙於到處領榮譽博士學位等。在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及胡適回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如何向關心他的傅斯年委婉解釋。

民國三十六年，蔣介石擬任命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斯年及北大教授皆極力反對，主張他續任北大校長。傅斯年似乎敏感到，對國府委員一職，胡適仍有所猶豫，故寫了一封措詞相當強烈的信。由胡適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強聒不捨使他相當的不快，但是事後證明傅氏這封直率的信，也正是促使胡適及時煞車的利器。

從史語所收藏的胡適信中，可以看出胡適與傅斯年在政治觀點上同中有異。他們二人皆被泛稱為自由主義者，但事實上，傅斯年社會主義的色彩相當重。可能是因為傅斯年幼年生活太苦，使他終生痛恨貧富不均。在《新潮》時期，傅氏寫過〈一段瘋話〉，主張將有小汽車的富人全部槍斃，並撰文提倡說社會主義革命是將來要走的道路。傅氏痛恨豪門資本主義，主張沒收孔、宋的家產，當時胡適便曾寫信質問他：「老兄主觀太強……試舉一例。如老兄主張現在改革政治之起碼誠意是沒收孔宋家產。我的Anglo-Saxon訓練決不容許我作此見解。若從老兄所主張的法治觀點看來，用法律手續做到沒收孔宋家產，在Anglo-Saxon國家裡可說是絕不可能。」傅斯年直到生命後期，仍舊強調，有平等而沒有自由的國家，他不住，可是有自由而沒有平等的國家，他也不住。相較之下，胡適雖然後來在台灣自承從民國十五年起到卅年左右信奉社會主義，可是胡適仍更接近於純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 

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傅斯年也顯得比較激烈。前面提到過，在華北特殊化事件中，傅、胡一度鬧僵。傅氏欲退出獨立評論，這件事陳之邁等人都曾報導過，但由《胡適日記》中可知道得更詳細些。民國廿一年七月十三日日記：

孟真為了我最近的文字（〈保全華北〉）大生氣，寫了一封信來說他要脫離獨立評論，但他希望主張的不同，不至於影響到私交。其實他當時不曾見我的原文，只見了日本新聯社發出的摘要，其中有一段話是原文沒有的，又是最容易使人生氣的（說「中日親善不至於被馮玉祥破壞了的」），今天孟真說他見了我的原文，他的氣平多了。 

過了三年，師生兩人再度為華北問題不歡。傅氏顯然不滿意胡適為了保全華北對日人妥協的態度。胡適則責備傅斯年不為國家利益小心謀畫，胡適民國廿四年八月廿日日記上說： 

獨立聚餐，我將昨與雪艇函意提出討論。孟真大不以為然。這個情形又與三年前無異……孟真說，這塊糕寧再切一塊去，不可使它整層的劈去。他的熱誠可敬，但他是不肯細細平心考慮的。為國家謀不能不細心，不能不遠慮 

但傅斯年是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當吳豐培提出史語所校《明實錄》應參考日本的版本時，傅氏竟答以日本有再好的書都不用。他不願在這類問題上作任何讓步。

胡、傅來往信件中還反映了兩人對當時國內政治人物的歧見。尤其是對宋子文與孔祥熙的看法。

胡適對孔祥熙素無好感，但是他後來任駐美大使辦理大借款時，得到孔氏舊屬陳光甫幫助極大，而且陳氏之能幹清廉很得當時美國朝野人士的敬佩，所以胡適逐漸改變他對孔氏的態度。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上說，他自己過去亦是「倒孔家店」的一員，但後來因陳光甫而改變了。胡適任駐美大使時，孔祥熙不時對人說「適之不如王儒堂（正廷）」，傅斯年在給胡適信中提到這一點，可能引起胡適的不快。後來傅斯年反「孔」時，胡適也轉而支持他。

宋子文原是胡適所欣賞的人。他們早年同任《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後來胡適在學界嶄露頭角，宋氏則掌握政經大權，宋氏每逢辭職，還常與胡適商酌辭呈文字。但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宋氏對他時有不滿之詞，甚至親自赴美坐鎮，儼然另一大使。凡此皆增胡適之不快。不過胡、宋二人之決裂，當因珍珠港事件後，國民政府因美方既已參戰，又覺得大使館無效率，決定撤換胡適而爆發。後來傅斯年痛批宋子文時，胡適來信表示支持。在民國卅六年二月二十日的信上說「今天收到你寄來的《世紀評論》第七期，已讀了你的大文（〈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痛快之至，佩服佩服」。

以上胡適、傅斯年一生交往的大概。傅斯年年紀比胡適輕，但卻比胡適早逝。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當傅斯年在台北猝逝時，紐約的胡適隨即在日記上寫著：「這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損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學問，又能治事，能組織，他讀書最能記憶，又最有判斷能力，故他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績都有開山的功用」。後來又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集中人世許多難得的才性於一身」，「像這樣的人，不但在一個國家內不容易多得，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容易發現有很多的」，「我總感覺，能夠繼續他的路子做學問的人，在朋友當中也有，但是像他這樣一個到處成為道義力量的人，還沒有」。最後他問：「中國今日何處能得這樣一個天才最高的人？」上引的幾段話，可以作為胡適對傅斯年的最後定評。

        綜觀胡、傅師生三十四年（1917-1950）的情誼，其中有相互保護與扶持，也有不假顏色的諫諍。傅對胡適如此，對蔡元培亦如此，都是一貫地以義相爭在前，不棄不離的相持在後，是一種值得稱道的交誼，至於傅斯年與胡適的學術因緣，我在〈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念的影響〉中已討論過了，這裡便不再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