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池畔長談─懷一代報人余紀忠（1）

「荷花都已經謝了，只剩下這寂寂挺立的荷梗和蕭索的秋意，他為什麼選擇來這裡？」我坐在他對面，心中浮起一團疑問。

「似乎，老外省知識份子對荷花，有一種的獨特的情懷。無論是荷花、蘭花，還是海棠，這些古典詩詞裡的意象，總是讓他們縈懷……」我試著給自己回答。但彷彿也不只是這樣。

「或者，什麼都不是，他只是尋找安靜的地方，好好談話？」

面前的余先生穿深藍色西裝，白襯衫和深紅細金條紋領帶，一如他每日在中國時報七樓辦公室的穿著，嚴肅莊重，典型的領導者風格。即使今天是星期日，他一樣沒有休閒的時刻。我忽然想到：他好像沒有穿過休閒服，不像我天天的牛仔褲和長袖襯衫捲袖子。

彷彿早晨有運動過了，他的臉色紅潤，精神奕奕，看起來完全不像一個已經過了米壽生日的人。記得幾個月前他過生日，同仁聯名送給他的卡片，還請我幫忙想想賀 詞。有人說他的面容長形，是「龍相」，有威嚴。現在，在白天戶外的光線底下，在秋天的荷花池邊，透過自然光看著他的臉，兩頰的法令紋和眼睛的魚尾紋格外鮮 明，反而有一種歲月真實的感覺。我想起來了，他和我同樣屬狗，但比我大了四十八歲，一九一○年生的。

「這裡風景很好，很安靜。我以前喜歡來這裡喝茶，和朋友聊天，有一段時間沒來了。」他望著微微蕭瑟的風景，帶著一種坐在公園裡的悠然。

這樣和緩的口氣，用感懷的口吻去描述風景，是他在辦公室未曾有過的，我有些訝異的望著。

「夏天的時候，荷花都開了，這邊的風景更漂亮。」他閒閒的，手指劃過前方，彷彿風景盡入眼簾。

我忽然想起他的夫人，余媽媽總是穿著旗袍，別著整齊漂亮的髮飾，如果坐在這裡，和余先生喝茶，應是很典雅，很合適的風景。

一種人物的風範，一個時代的典型。屬於民國時代，那種老派的風雅。

兩天前，他的祕書打電話來，告知星期日早上余先生約見。我隨口問什麼事。她只說，董事長要單獨找我談談。作為中國時報的大家長，余先生約談從來沒有拒絕的餘地，不管是假日年休，或者是遠在美國的駐外記者，一樣立刻坐飛機趕回來。

我一早起來穿上整齊的西裝，打上領帶，原本預期會在他的辦公室正襟危坐談公事，卻未曾料到被帶來這博物館的茶座，面向一池秋意蕭瑟的荷花。他的眼睛落在遠方蕭瑟處，我卻望著他感到訝異，不知要談些什麼。

我們坐在歷史博物館二樓展場外的長廊，隔著荷花池，面對依然綠意盎然的植物園。星期日的上午，植物園裡遊人不多，幾個年輕的父母帶了小孩子，像遛狗般的，讓孩子在綠園中奔跑追逐，幾隻水鴨子在淺淺的池中游動；幾對老夫妻相扶持，沿著池畔散步。

荷花謝了，一些荷葉也枯萎了，長長的荷梗露出來，在秋日的有些乾淺的池水中，映著枯瘦的倒影，和荷葉的殘影相映成趣，構成一種幾何的線條。而倒影中的天光點點閃動，彷彿有一種音樂感。我想起吳冠中的水墨畫，畫中那些隨興點染如音樂的彩色墨滴。

「一杯香片。」他看也不看單子，轉頭對年輕女服務生說。

我喝不慣香片，總覺得那是北方外省人的特殊口味，生活於南方的自己，嫌它只有花香，味道太淡，還是習慣台灣烏龍茶。「阿里山烏龍茶。」我說。

「這裡很安靜，空氣也很好，可以慢慢談。」余先生望了望前面的荷花池，有一種準備長談的興味。

2

今天一早起來運動的時候，我在河濱公園的步道上慢跑，一邊揣測他找我談什麼事。

這 是一九九七年深秋。該年初，媒體開始傳聞鄧小平病危消息之際，余先生命令主筆群撰寫好鄧小平過世的社論，以備萬一。由於我有長期在大陸採訪的經驗，寫過一 本《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的書，被指定寫作初稿。余先生似乎認為文章寫得不錯，並無太多改動，就通過了。或許還因為我擔任中時晚報主筆工作已有一段 時間，他將我從晚報總主筆的職務調到日報擔任執行副總主筆。由於日報的總主筆兼了幾個職務，這執行副總主筆會是社論工作的實際執行者，因此格外重要。或許 他因此找我談話吧。

依報館慣例，這樣的職務調動是升遷，本應是喜事，但我只有暗憂。因為幾個月前我離了婚，妻子離開，兩個孩子都歸了我，在 晚報上早班，我可以有晚上的時間陪孩子；但日報得夜間上班，和孩子的作息日夜顛倒，相處的時間反而少了。可是我不想讓人知道自己離婚的私事，就只好咬著 牙，沒吭一聲的同意了。這一切，都是我未曾想到過的事。但人生似乎只能這樣吧。一點一滴不著痕跡的轉折，在你不經意的地方累積起來，等你最後發現時，人生 的方向已經轉了大彎。

從一九八○年在大學時代，以一首長詩得到時報文學獎開始，我就和時報結下不解之緣。最初是時報周刊覺得我的詩文或許可 用，請我作為特約記者去寫一篇報導。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考試，總編輯簡志信認可了報導，很快刊登出來，還要我大學畢業後直接去上班。可是我正在準備考研究 所，就先回絕了。他很乾脆的說，那你沒考上，就直接來上班吧。

然而我考上了，他也沒放棄，要我去擔任特約記者。當時有一部搖滾音樂電影《礦 工的女兒》很紅，他們派了一個採訪任務：去撰寫瑞芳礦工女兒的故事，因為據說礦工生活艱難，有人將女兒賣給瑞芳的紅燈區去陪酒賣淫。為了了解礦工工作與生 活，我先跟著一個地方特派員去採訪礦坑，進入主坑道，也訪問了礦坑的經理。可是，終究覺得不夠，於是透過朋友的安排，進入一個更小的礦坑，而且與礦工直接 下到坑道底，爬行在黑暗無光、狹窄到不容身體彎行，只能匍匐前進的小片區裡，和礦工一起流汗，一起在煤粉炭塊裡跌爬打滾。

那一天的採訪讓我 體驗了礦坑裡的危險，更了解到沉埋地底深層的幽暗之中的恐懼與奮鬥，那未曾被看見的生命質地，真實，堅強，艱難，卻微笑以對，坦然面對危疑生死。然而礦工 的女兒確實並無被賣出的情事，無法寫作，於是我放手寫了一篇報導文學〈礦坑裡的黑靈魂〉，但文實在太長了，時報周刊無法刊載，我只好去投稿給另一家報導文 學雜誌《大地生活》，它非常喜歡，立即刊登外，竟乾脆問我能不能課餘去幫忙編輯工作。

我沒有太多猶豫。雖然它的薪水不到時報周刊的五分之 一，雖然它是一個黨外雜誌，雖然它只有四名員工，但理想性的召喚讓人無法拒絕。大約工作一年多以後，我寫了一篇揭發國民政府違法違憲，把白色恐怖時期的政 治犯關押三十幾年的報導，用真實的政治犯名單，逼使得當局從一開始的全盤否認，到無法逃避，最後只得開始釋放。但那一期也是雜誌的最後一期。

政治犯假釋出來的聚會中，他們介紹我認識了李明儒，他是美洲中國時報副總編輯。

「現在沒工作，想不想來報社上班試試看？」李明儒私下問我。我和他不熟，但他卻坦率的關心我的生活。

「或許可以試試看。」我回答。

他 是一九四七年後來台的青年軍，本是為了平撫二二八鎮壓之後民間對國軍的仇恨，特地挑選出較有文化水平的青年軍人，來台灣擔任守軍，加強民間交誼，聯絡情 感，平撫傷痕。他帶著年輕人特有的善意熱情，和台灣青年交往，幫助人們學中文。為了增加興趣，他特地介紹優秀的文學作品，一起閱讀沈從文、巴金、魯迅等人 的小說。不料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隔絕兩岸之後，這些作家的書都被查禁，他們讀過的書都成為罪名。他被一個台灣青年告密出賣，說他帶人讀禁書，思想有問題。

在那個風聲鶴唳、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的年代，他百口莫辯。但他沒有參加過共黨組織，甚至抗戰時期的外圍組織都沒有，最後仍以思想有問題，判他「感化教育三年」。三年後，他還是沒被感化好，又關了三年，最後實在沒理由再關，才終於釋放。

釋放後他孤身一人，無家可歸，經台灣朋友介紹，去李萬居的《公論報》擔任編輯，李萬居看他無處可去，就把辦公室讓給他住。白天李萬居上班，他打包好棉被衣物，塞到櫃子裡，晚上李萬居下了班，就在辦公室打地鋪。直到他有了一點積蓄，可以租到房子為止。

後 來李萬居和雷震等人一起組「中國民主黨」，他作為李萬居的兼職祕書，參與了會議，因此幾度被情治單位約談，限制行動，非得要逼他供出李萬居和雷震的會議內 容，他不說，就不放人，直到報社要截稿的子夜時分，才終於給釋放了。李萬居的《公論報》結束後，他轉入《台灣日報》，之後就被余先生相中，邀請他北上來 《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任職了。

事實上，在他職業生涯中，不斷碰到情治單位的騷擾，家中時常有警察去盤查，還有安全單位的人去暗 訪；辦公室則有人向余先生遞黑資料，密告他坐過牢，參與李萬居組黨，出獄後還與政治犯時相往來等等。但余先生一笑置之，只交代他自己小心一點，莫要落人話 柄。李明儒的職位雖然幾度起落，時升時降，但他只感謝余先生的知遇之恩，從無怨言，笑著說：我們都是他的棋子，該保守該開放，要進要退，人要怎麼用，都隨 他的意，他有全局的考量。

李明儒看過我編的《大地生活》雜誌，讀過三十年政治犯報導，知道我可以寫一點文章，當時沒工作，就找我去《美洲中國時報》。

開始上班不久，舉凡有飯局酒局，他總是把我帶著，當「徒弟」介紹給所有同仁。當時我不知其意，只覺得他這麼善良的信任了我，我得在編輯工作上好好表現，不能失了他的面子。

余先生是敢於挖掘人才、培養人才的領導者。雖然，他所培養的人才總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折衝裡，不斷耗損。有的脫隊出去，到其它媒體；有的成為政壇明星，轉換跑道……

在時報文化裡，余先生是大家長，是報社編輯方針與採訪方向的主導者。他是國民黨中常委，被外界視為黨內開明派，與被視為保守派的聯合報系，是非常鮮明的競爭對手。在蔣經國的手中，這兩者代表了開明與保守的兩股勢力，是權力平衡的槓桿。

這 是蔣經國用人的一貫哲學：平衡遊戲。權力者刻意讓兩邊互相競爭，彼此制衡，他只要在一邊稍稍施加籌碼，就可以時進時退，左右大局。這種權力遊戲的佈局，決 定了中國時報的定位，它被視為自由開明的一端。然而在時報老記者眼中，這不僅是蔣經國的政治手段，余先生也學得了精髓，以此管理時報的人事與經營。

但 基本上，余先生還是喜歡用有才華、有創造力、敢衝敢闖的年輕人。一九八○年美麗島大審的時候，他派出王杏慶（南方朔）、王健壯、林聖芬等年輕寫手，在法庭 旁聽紀錄，用詳實的報導，呈現事件的真相，也改變了人們美麗島事件的觀感。據說當時中國時報的壓力非常之大，但他總是以報導事實，記錄歷史，未來要禁得起 歷史檢驗來要求記者。

但有創造力的記者編輯必然頭角崢嶸，幾分叛逆；叛逆就不免於得罪舊勢力和既得利益者，於是帶來一些政治上的麻煩。如果余先生扛得住，就頂住；但扛不住的時候，就只好走馬換將，撤換主管，在政治上有所交代。

也因此，時報的人事更迭特別迅速。曾有一次才剛剛換了總編輯，他做了一個對仗漂亮、大快人心的標題，隔了兩天，政治壓力來了，就又換了總編輯。這些重要主管的起落都看余先生一人意志，不免心生不滿；但余先生承受外面壓力，要平衡內外，也不容易。

我 在《美洲中國時報》工作一年半以後，它卻突然宣告停刊了。這在當時是震撼文化界的大事。余先生宣佈的原因是不堪賠累，但實際的原因是：當時美洲中國時報創 辦不久，還在賠錢狀態，每個月的員工薪資、印刷紙張費用，都得靠台北匯出去，但當時外匯還受政府管制，每一筆錢的匯出，都要特別申請。余先生每個月申請都 得向國民黨中央管錢、管新聞的人低聲下氣，拜託放行，苦不堪言。而美國的新聞尺度又不比台灣，開放社會的新聞當然得更開放、更自由才有讀者。但台灣內部不 時有人拿著放大鏡檢查，時不時向蔣經國告狀，並且目標不是美州中時，而是台北本部，這讓余先生的經營更為辛苦。

然而一九八四年發生了兩件大 事，讓美洲中時的新聞變得無比敏感。第一是江南案，美洲中時從事件一爆發就斷定是政治謀殺，評論與新聞導向皆如此，事後的真相也證明這判斷是正確的。但此 種新聞處理與當時國民黨的政策背道而馳。有人因此拿著報紙去跟蔣經國告狀，這讓國民黨高層非常不滿。

第二是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台灣 運動員表現不錯，中國大陸隊表現更是傑出，旅美華僑不分新僑老僑，在美國人的愛國情緒激盪下，激發強烈的民族情感，華僑不僅為台灣加油，也為中國大陸加 油，一時間人不分兩岸，地不分南北，都為中國人加油。美洲中國時報呈現了這種情感，以顯著版面，報導兩岸運動員奪牌的消息。

然由大陸隊表現優異，就變成大量報導大陸球員，這讓一些人抓到把柄，以「為匪宣傳」的罪名，向蔣經國告御狀。那一段時間的外匯，很難匯出。余先生一次一次走門路拜託各方，已經非常厭煩，最後決定斷臂自殘，關門了事。他親自飛去美國處理，向同仁當面宣佈，難過得不得了。

我當時是美洲中時台北編輯部的副刊編輯，得聞此事，才真正感到小說《一九八四》那種老大哥無所不在的恐怖。但如果連余先生這樣的國民黨中常委都無法自主辦報，誰有新聞自由呢？

雖 然如此，中國時報仍是台灣自由主義媒體的指標，余先生仍是敢於挖掘人才、培養人才的領導者。雖然，他所培養的人才總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折衝裡，不斷耗 損。有的脫隊出去，到其它媒體；有的成為政壇明星，轉換跑道；有的不願忍受，成為反國民黨的大將；有的另起爐灶，成為一個新媒體的負責人；有人則流浪海 外，成為進修的學人。但也有人幾度進出，和余先生保持著互相欣賞，又互相矛盾的愛恨交織的夥伴關係。

一九八○年代，由於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改變，大量中產階級參與政治，民間力量崛起，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逐漸壯大，但戒嚴體制的壓制依舊。此時，從環保運動開始的社會運動，遂成為改變社會僵化結構的主要動能。

從黨外運動到社會運動，余先生依舊抱持著「開明理性求進步，民主自由愛國家」的原則，放手讓記者參與現場，寫作報導，而中國時報的新聞尺度之寬大開明，確實是當時的主流媒體所僅見。

當 時我在《時報新聞周刊》擔任採訪記者，寫作報導，私底下卻直接參與社會運動。我和鹿港反杜邦運動的領導人李棟樑私交甚好，在廟宇神明前下跪結拜兄弟，參與 諸多決策，還撰寫了環境運動應進行公民投票的第一張文宣，這是台灣首度提出環境公投的概念。在戒嚴時代，李棟樑帶領鹿港群眾赴總統府前高舉「怨」字的標 語，那簡直是破天荒的舉動。當時連杜邦的公關公司負責人都要找我溝通，何況情治單位的人怎麼可能沒有我參與的訊息？他們應該會把黑資料送到報社吧？但報社未曾對此多置一詞。

我也曾到恆春採訪核電廠內幕，寫完一篇調查報導後，決定要在恆春辦一場反核說明會。當時我是《時報新聞周刊》記者，兼柴松林與馬以工合辦的 《新環境》雜誌主編，卻主導了整個活動，從舉辦場地申請、主講者邀請（陳映真、柴松林、李棟樑、張國龍、施信民等）、串連環境團體、找宣傳車上街（邱連輝 提供）、召集群眾等，一手策劃。當時以朋友關曉榮在恆春國中的教師宿舍為聯絡據點，可是舉辦當天下午，南區警備總部竟然能夠打電話到曉榮家，直接指名要找 我溝通（他們明確知道我在那裡，顯然有盯梢），希望請我去南區警備總部「談一談」。

我怕一去被他們扣住回不來，沒有人指揮行動，於是請朋友李疾代為出馬。他上了警備總部的車，一去就是到半夜十點多，活動都結束了才回來。顯然，他們打算扣住李疾當籌碼，以避免我們搞過了頭，發生衝突。

一 九八七年底，蘭嶼第一次反核，我陪著郭健平，帶著抗議的布條和海報（蘭嶼沒得買）、準備辦說明會的幻燈片、以及一支蘭嶼首見的大聲公，一起從台北搭飛機到 台東轉蘭嶼，才開始那反核抗爭的第一聲。我記得很清楚，當夜我們正在海邊的海老人餐廳吃飯，台電核廢料儲存場的人打電話進來，指名找我說話，希望見面談一 談。那時還沒有手機，他們顯然一路監視，才那麼清楚我的行蹤。

這只是熒熒大者，不僅是環保，學生運動、農民運動、工運都曾密切往來，一起討論策略。我參與社會運動之事，許多媒體朋友都知道，當時是非常敏感的話題，情治單位不可能不往上報。而上級負責政治工作的人，怎麼可能不回報到中國時報呢？

當 時我也曾擔心時報受不了壓力，我可能得走人，才能給余先生交代。但一切平靜無波，除了《時報新聞周刊》對我稿子的某些敏感內容略做修改之外，幾乎照登不 誤，沒人來找麻煩。是因為當時的閱讀調查中，我算是受讀者歡迎的？還是因為余先生擔待了這壓力？還是有誰默默保護了我？我實在不清楚。

而他願意刊登這些敏感的文章，不是只有環境運動，還有日報從事工運報導的鄭村棋、吳永毅等。要知道在戒嚴時代，報紙只有三張，社運能見報公 諸於世，都是一件大事，他敢於用版面如此刊登，等於是在支持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得到媒體重視，尤其是第一大報的報導，等於在宣傳上取得支援的助力，這確 實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余先生是怎麼想的呢？我們作為第一線記者從未了解過，我們只是在文字被修改的時候，感到非常苦悶，總希望有一天可以無所禁忌的寫新聞，發評論。至於他對編輯部有沒有政策性指示，我們就無從知悉了。

從美洲中時停刊到後來對社會運動的報導看來，他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者，所以可以容忍我們這些叛逆的記者？還是他認為台灣社會的變化已經來臨，中國時報要迎向這變化的新時代？他自己是如何看待的？

在荷花池畔，他約見的那個早晨，這是我心裡非常想問的第一個問題。

記 者是一種容易遺忘的行業。因為我們總是從一個新聞點，跳到另一個新聞點，在事件之間來去跳躍；要不然就是在一個固定的部會、單位採訪，到最後就把那個部 會、單位的觀點不自覺的內化，變成自己的觀點。最明顯的採訪警政單位的記者，總是視社會運動的群眾如「暴民」，與警察沒有兩樣；而採訪群眾運動的記者則批 判警察是「暴警」，是國家機器的暴力。

新聞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做總體性的反省與思索。如果沒有任何思想的反省，新聞事件只是一個點，永遠無 法連一條線，線也無法連成一個平面的全景，讓我們更了解社會，更不必說立體的社會分析。為了分析台灣社會，我試著參與、採訪各種社會運動的現場，了解農 運、工運、環境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生運動、人權運動等各階級、團體的想法，想藉此分析社會力的變遷，並總結出一個社會變化的趨勢。

我寫過 兩本調查採訪的書，一本《民間的力量》，分析社會力的變化；另一本是《強控制解體》，分析國民黨的社會控制系統會如何「崩解」，但它不是「崩潰」，而是全 面控制的權力系統，解體為更多分散的小權力機制，它是一種權力從集中到分散的過程。但台灣不會解體，它只是更像歐美的資本主義社會。

坦白說，如果不是中國時報這種自由主義的新聞環境，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