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社會運動狂飆的那些年，我們彷彿都得到一種政治狂熱症，以為只要靠群眾運動，就可以打破禁忌，突破封鎖，開啟社會變革的無限可能。那些年最常用的語言，叫「自力救濟」。即政府無能，百姓唯有靠民間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命運。
一九八八年社會運動到達高峰，爆發了農民運動圍攻立法院、拆行政院招牌的五二○事件，農民運動隨後分裂為統獨二派，開始激進化。
隨後，工運延燒到了報社。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相繼組織工會，展開工運。鄭村棋與吳永毅結合報社工會，要求讓工會參與報社編輯與經營，勞資雙方鬧得非常嚴重。
工會事件未開始，我曾被鄭村棋邀去工會某一個幹部家裡參與討論。但我並不認同工會要求報社開放編輯權的策略。原因有二：其一，編輯內容敏感，最後的政治責任要由報老闆承擔，萬一出錯關門（如美洲中時），工會誰能負責？
其 二，中國時報在社會運動過程中，一直是站在弱勢者的一方，如今在報社搞工運，等於在自己家鬧革命，無疑會把中國時報推向保守對立的一面。當社會運動還弱小 的時候，我們本應結合更多同情者，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次要媒體，唯有如此才能慢慢壯大。如果一開始就把火燒回到報社本身，會失去一個開明派的助力，這對社 會運動是不利的。
但情勢發展已無法逆轉，勞資雙方爭執之下，報社資遣記者，工會運動宣告失敗。而在衝突最嚴重的階段，余先生甚至曾拜託軍方的報紙，如果工會罷工，請《青年戰士報》幫忙印報。一個開明的報紙，最後要請最保守的軍方幫忙，言論如何不倒退呢？
預 感到社會運動的倒退，我也已初步完成台灣社會力分析，寫完兩本書，遂決定趁著兩岸剛剛開放的時機，開始大陸的採訪。畢竟，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除了內部的 社會脈動，最重要的還是外部的力量：大陸與美國。台灣有許多留美學生，資訊量大，了解較多；但大陸是一個全然陌生的領域。這是新一輪的課題。
從 一九八八年冬天開始，我多次進入大陸採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當天早晨，我和同事徐宗懋發完報社的號外稿件，一起在廣場採訪到清晨，學生和工人離開後，部 隊開始清場，徐宗懋後來被子彈射傷，送去了醫院，生命非常危險。初步搶救後，余先生仍著急萬分，立即派香港特派記者到北京，緊急將宗懋送回台北治療。我是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整個北京大勢底定，進入沉寂狀態之後，才離開的。
從香港轉機回到台北，已經是晚上。父母親到機場接我，隨後回報社向余先生報到。他握著手直說：「好，好，都平安回來就好了。」那情態，有如家人。
後 來的幾年裡，我前往大陸採訪數十次。因為經過六四之後，我終於了解，大陸有一個看不見的民間社會，那是幾千年文化所孕育的基底，它和共產黨統治的政治上 層，也就是一般外國媒體所報導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要了解中國，得從民間開始，即使未來的中國社會要有所改變，也會從民間的底層開始。
我 的採訪時間拉長，在大陸往往一住就是一個月，到處流浪旅行，接觸各種民間底層社會，從盲流、安徽小保母、成衣市集、邊境貿易、北京的地下坑道非法旅館等， 到上層的政治人物（最高見過國家主席楊尚昆）、藝術家（如畫家吳冠中、吳作人等）、作家學者等等。感謝余先生的寬容，他沒有要求我天天寫新聞稿，還願意提 供長時間的旅費，讓我得以在大陸各地自由旅行，撰寫成較完整的長篇特別報導。後來將大陸採訪總結，寫成《大逆轉──世紀末透視中國》一書。
有人說，這是余先生最特別的地方。他是用古人「養士」的風格在辦報，養了一批頭角崢嶸的「今之俠者」。平時無事，採訪研究，看書寫稿，遇著大事，就可以打一場新聞大戰。他的慧眼和氣度，確實為台灣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
一隻水鴨子從右前方的荷塘邊游過幾枝荷梗，低頭在水中啄食，那身影灰灰的，眼睛怯怯的，並不像台灣綠頭鴨那樣多彩漂亮，野性顧盼，卻有一種初到陌生地帶的躑躅和觀望。
「可能是北方來過冬的候鳥吧。」我在心中猜想。
余先生也望著候鳥，說：「六四的時候，你寫的那一篇報導，寫得很感人，很多人看完都哭了。」他微笑說：「他們說你筆鋒常帶感情，這是你文章的特質。」
「啊，可能不是因為文章，而是因為那時候的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氣節，他們為了救一個台灣人──徐宗懋所付出的，真的太感人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回想著往事說。
「那救了宗懋的小邵，後來有聯絡嗎？」余先生問道。
「他 後來帶著余先生給他的錢，回到家鄉，結婚生了孩子，做個小生意，日子過得頂不錯的。」我笑著說。那小邵是一個來北京討生活的盲流，六四清晨在廣場上救了宗 懋。事後余先生為了表示感恩，也怕他為了救宗懋的緣故，在北京遭遇什麼麻煩，特地給了他一筆錢，讓他先回鄉下避一避風頭。他竟能靠著那一筆錢做起了小生 意。開始新的人生。
「那同仁醫院的護士呢？」余先生關心的問。
那護士在宗懋血流不止，昏迷危急的邊緣，自願輸血，終於救活了宗懋。
「還是在北京。她很重感情，北方人的個性，耿直豪爽，她總是說，她的血流在一個台灣人的身上，我們是血濃於水了。」
余先生細心的詢問，勾起我一九八九那一晚的記憶。
六 月三日晚上，我在廣場採訪到三點左右回到飯店，準備發明天晚報的稿子。看過了民眾被槍殺，用板車拖了拉到醫院去；也看到解放軍被民眾用磚塊砸死，部隊奉命 前行，那屍首就孤獨的曝躺於街頭。我傷心痛心到了極點。因我知道，人的互相傷害一旦開始，就無法停下來。民眾要為死者報仇，解放軍要為死去的部隊弟兄報 仇，這仇恨如何解消啊？
半夜時分，我獨坐在旅館，聽著遠遠的夜色中，傳來陣陣槍聲，竟不知如何下筆。
此時，徐宗懋趕回來了，我們住同一房。他整晚都留在天安門廣場，看了被包圍的情況，希望我寫一篇周邊長安大街的情況，協助發一份號外給日報。清晨四點半，我們發完號外新聞，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最新情況，電話確認台北已經收到傳真稿，再一起出發去廣場看最後的結局。
在 灰濛濛的天光中，我們和北京的民眾站在東邊靠歷史博物館的前方，一排矮樹叢的前面。憤怒的民眾對著廣場的軍隊大喊：「操你媽，法西斯，劊子手！」有些人呼 應，跟著怒吼起來。軍隊本來沒反應，後來看喊叫聲大起來，舉起槍對空掃射，後來看有人還繼續喊，就對地掃射。這樣輪了幾回，終至於不再有人大喊了。
我們看著學生互相扶持，哭泣擁抱，有幾個已經精神失控的學生大聲尖叫，嘶聲哭喊著不走，也硬生生被抬起來，帶離開現場。軍隊只留下廣場南邊的一個小出口，引導著他們離去。
當 學生和工人離去後，天安門廣場頓時安靜下來。一整排的坦克從廣場的北邊向南邊開過來，引擎發出低沉的吼聲。一整排坦克的共振，讓整個廣場的土地都顫抖起 來。我們站在歷史博物館旁邊，看著坦克慢慢開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學生都走了，只剩下這空了的廣場。我感到一陣悲傷，才忽然想到，那些哭著離開的學生，會不 會遭遇逮捕？
「宗懋，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學生的下落？」
「你去就好，我要看到最後一刻。」他說。
「要小心，那些子彈是真的。」我警告他。我想起他昨晚一直在天安門廣場採訪，這裡不像長安大街的其它地方，那些子彈都真實的射出來的，廣場上反而沒有直接的掃射，我怕他疏忽了。
「放心，我是採訪過菲律賓和中東的戰地記者。我會小心。」他說。
不料學生離開後的廣場南邊，出口已經封起來，只留下另一個通往小胡同的出口，那出口東轉西轉，這邊堵那邊堵，就和學生的出口隔開了。顯然，他們是要讓群眾散去。
我看時間差不多了，只有先回旅館給晚報發稿。今天有太多要寫的內容了。不管如何，我是一個記者，把真相告知讀者，才是最終極的任務。
然而過不久，我就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請問，這裡有住一個台灣人嗎？」
「啊，沒錯，我是台灣來的。」
「請問你，有住一位徐宗懋先生嗎？」
「有啊，我們一起住。什麼事？」我心裡立即閃過不祥的感覺，徐宗懋可能被逮捕了。不料情況更嚴重。
「他是不是個子高高的，穿一件黃色上衣？」
「是啊。」我說。出事了，我在心中暗叫不妙。
「你是他的什麼人？」
「同事。」我說：「請問，你是哪裡？」
「我這兒是同仁醫院，徐先生中彈了。他身上有一把飯店的鎖匙，寫著這個房間號碼，還有一些名片，我才會打這一通電話。」
「啊？他現在怎麼樣了？」我著急問。
「非常嚴重，有腦神經麻木現象，必須急救。你能快些趕來嗎？他喉嚨有一個傷口，血一直流不停，我們正在急救，要開刀，得要有家屬來簽字……。」
「好，我馬上到。不管怎麼樣，你先搶救啊！」我盡量穩住聲音說。
就這樣，我立即通知台北，一邊請同事趙慕嵩和台北保持聯絡，幫晚報發稿，我立即趕往醫院。
問 題是這大清早的，上哪裡找車？更何況，昨晚北京一夜如同戰場，民眾用公車把路都堵死，軍隊又為了進城打得一片混亂，如何找到車子去同仁醫院？天可見憐，我 在飯店的樓下，見到一個慢慢悠悠騎著過來的北京三輪車。那老頭子是老北京人，不知道為什麼竟一早起來幹活。他一見我，只問明了叫車是為了去醫院探同事的槍 傷，二話不說，立即蹬上。他一路騎車，一路看到軍隊在走就罵：「殺人狂，法西斯！」「你們還有人性嗎？」「你是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