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醫院我才知道，徐宗懋在最後清場時，被子彈射中，倒在廣場的血泊中，是一個從江蘇鄉下來北京做木工的盲流小邵揹起他，叫住一輛板車送他 到了醫院。而在他失血過多，即將失去意識的時刻，是一位北京護士，拚著一夜已經輸了一次血，再輸一次血，總算讓他穩住意識，而那時，整個醫院血庫的血，甚 至代用的血清都用光了。這兩個救命恩人不求任何回報，只要求一點：「你是台灣記者，唯一有機會把真相說出去的人，請你把這一切真相告訴世人，這就夠了。」
於是我決定用報導文學的長篇寫作，詳細報導這一切，因為，唯有把細節寫出來，人們才能感受著北京街頭的熱血、憤怒、絕望和悲哀。我更深深感謝那一位盲流木工和輸血的護士，如果不是他們相救，徐宗懋不可能活下來。寫作，是為了報恩。
現在坐在荷花池邊談及往事，才知道事隔八年了，余先生仍惦記著那兩個在亂世中救了宗懋的人。
「那 時候，剛剛看過軍隊的鎮壓，我對中國實在充滿失望，甚至絕望。可是，沒想到那兩個人，都只是平凡的小老百姓，卻救了宗懋。」我一直未向余先生談及此事，趁 這個機會說：「他們那種善良、堅毅，在危難的時候互相扶持的感情，讓我看到中國老百姓最偉大的一面，中國老百姓真的很了不起。我們看待大陸的事，要把政 治、政權和人民區別開來，不能一概而論，才會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中國老百姓，一直都很善良，很有韌性。」余先生說：「這一百多年來，中 國人經過這麼多的戰亂：列強侵凌、軍閥混戰、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一次又一次，這麼多艱難的挑戰，可是我們這個民族生存下來了。中華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 可是受列強欺負太久了，一定要自立自強，自己站起來，才不會被瞧不起。」
「以前我採訪過不少群眾運動，也有激烈衝突，可這一次採訪對我來說，真是最大的事件，幾乎不曾想像過。可是比起大陸上經歷過的戰爭，像抗戰、內戰那樣的慘烈，恐怕程度上還是差很多吧。」我有些好奇他的歷史，於是試探著問。
「呵呵，說起來，我年輕時候也是參加過學生運動的。」他自顧自的微笑起來，挺起身子，很有精神的注視著我說：
「那 時候在南京讀大學，我們一群學生，看外交部長王正廷那麼懦弱無能，對列強卑躬屈膝，我們憤怒起來，集體遊行到外交部去抗議，沒找到，我們就遊行去他家。一 群學生浩浩蕩蕩到了他家，卻發現人去樓空，先一步溜走了。我們在那裡搜尋了一遍，什麼都沒看到，只是我遠遠看去，很奇怪的是，部長官邸都沒人了，為什麼警 衛站崗的哨亭，還有好幾個警衛。我懷疑裡面可能有鬼，找了一群同學就走進去一看，才見到原來王正廷躲在那裡。堂堂外交部長，居然這樣躲起來，躲在警衛室， 真是好笑。」
他輕輕的哼哼笑了，帶著幾分年輕人的頑皮。
「那當場，我氣得不得了，拿起桌上的一個墨水瓶就丟了過去，灑得他一身都是墨水，狼狽不堪。可是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就要求他要堅強抵禦外 侮，不可以再軟弱，他也頻頻點頭同意。不料警騎已經派出來，四處巡邏要抓人了。學生一哄而散，我沿著河邊逃走，可是警察在後面追。眼看快無路可逃了，我趕 緊去敲一個人家的門，幸好他們善良，把我藏起來，才沒有被抓去坐牢，否則後來的命運就不會是這樣了。」他微笑起來說：「中國人看到愛國學生，特別有同情 心，總是願意幫忙的。」
我默默聽著，想到自己搞社會運動的時期，雖然擔驚受怕，被情治單位約談會很麻煩，但至少是報社記者，應該不至於「被 喝咖啡」後就回不來。現在聽他述說當年大陸的學生運動，那種抓到就要坐牢的情況相比，確實差太遠了。難怪野百合學生運動的時候，報社有許多記者都參與了， 陳守國他們還出錢買廣告去刊登批判文。而他也只是笑笑的對守國說：「我也曾年輕過……。」原來，我們搞過的這些抗爭，他早已經歷；我們熱血過的激情，他也 曾燃燒。
學校沒興趣，他決定投筆從戎。後來透過長輩何浩若的介紹，投到胡宗南部隊。胡宗南覺得他畢竟是一個人才，如果這樣就投入戰爭，訓練還不足，未免可惜，於是要他出國讀書深造，培養自己的能力，再回來報效國家。他則和胡宗南約定，只要國家有難，一定立即歸來。
對 日抗戰爆發的時候，他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讀書，一聽到消息，立即束裝回國。由於中國沿岸港口已經被日軍封鎖，他借道越南，再穿過廣西邊境回到家鄉──江蘇 常州，他變賣了家產，帶著母親家人，沿長江向西南撤退。等安頓好家人後，立即再出發，去西安尋找胡宗南部隊，他要信守最初的承諾。
胡宗南看他回來投入抗戰，非常高興，他未曾料到這個青年會千里迢迢從英倫趕回來共赴國難，立即安排工作，一面擔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編輯校刊，同時兼胡宗南的機要祕書，幫他撰寫演講文稿。就這樣，他立即投入抗戰。
「從英國回來共赴國難，確實是很不容易，在那戰亂中，遠渡重洋，要穿越重重險阻才能回國。」我感嘆著。
「沒什麼，我們那時候的青年都是這樣的，國家有難，拚了命也要回來一起抗戰。國家沒有了，我們在外國人面前根本抬不起頭來。」余先生淡淡的說。
雖然他說的內容如此激烈，他穿越戰火的歷程如此艱辛，他帶著全家流亡的道路危險無比，但整個敘述過程，他的口氣平和堅定，彷彿在說一件人要吃飯穿衣、孝敬父母一樣平常的事。
這一刻，我開始明白抗戰史對他們這一代是多麼重大了。因為，愈是死生以之而敢於淡然以對，便都是下了大決心的。如果中國人用這樣的心在抗戰，有什麼不能克服的戰爭？
抗戰勝利後，他本想回倫敦將課業讀完，不過中國內戰風雲密佈，他被派往瀋陽擔任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宣部東北特派員。東北行營新聞處長。為了強化宣傳，他利用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印刷機，創辦《中蘇日報》。
我 想起幾年前曾陪著余範英小姐去瀋陽探訪余先生早年住過的地方，當地面貌已經改變，但地方政府仍拿出一篇余先生寫過的社論影印本，送給余小姐當禮物，帶回來 給她的父親。那社論的題目就是〈總動員中的言論與新聞自由〉，在總動員的戰爭氛圍下，仍強調「言論與新聞自由」，他的自由主義本色顯露無遺。
我說起此事，他笑起來說：「辦報，就是要有理想，有理念，才能辦得起來。」
坦 然說，以前我對余先生的東北經歷毫無感覺，是直到那一次去了瀋陽，才知道東北面積是台灣的四十幾倍，而《中蘇日報》的創辦，適足以說明當時東北情勢之複 雜，有日本遺留的舊勢力，有蘇聯占領後的新勢力，和中國共產黨試圖接收蘇聯所遺留的軍事力量，再加上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確實很是難為。但那一年余先生才 三十六歲，就擔此重任。
「雖然情勢是很複雜，可是辦報還是要有原則，有理念，看大局。如果只是隨波逐流，失去原則，就沒意思了。後來我也覺 得政治局勢不自由，不能言所當言，就決定離開政府了。」他望著前方的荷花池，那些枯萎的荷梗，淡然的說：「來了台灣之後，他們雖然請我再回到政府工作，可 是我下了決心，不再回到政府裡面，就把辦報當這一生的事業，開始辦《徵信新聞》。」
「我們辦報，既可以提出建言，監督政府，幫助政府，更可以為老百姓說話，比在政府裡面有用多了。」
我唯有默然點頭稱是。
他 隨後談起中國時報曾打過的幾次筆仗，例如陶百川案、民進黨建黨新聞等，但最多是談兩岸關係，他對兩岸的未來深表憂心。因為在李登輝的主政下，獨派勢力日漸 抬頭，兩岸可能發生不測；而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萬一碰上困難，發生動亂，失去安定，台灣必定先蒙其害。他因此希望兩岸的政治大局應先定一個和平架 構，讓大陸了解台灣不會走上台獨，承諾不對台動武，如此台灣才可以長治久安。他所提的架構即是兩岸和平協議。和平協議中不免會定下未來的制度性設計，他認 為應互相尊重社會政治制度的差異，由寬鬆的「邦聯制」，像俄羅斯那樣，可以一起參加國際組織，經過長時間的磨合，等到大陸發展起來，再逐步過渡到「聯邦 制」。
「台灣現在還有這個機會，我們可以用三通當條件，要到更寬鬆的政治讓步。台灣應該要好好掌握這個時機。」余先生堅定的說。
隨後，他談起台灣的前途，有各種決定性的因素，主要還是得看美國（這是最重要、最具決定性的力量，他談起幾個見過的美國駐台大使）、大陸（它是台灣前途的關鍵所繫）、乃至於新加坡的李光耀所起的作用等等。
那一天到底談了多久，我未曾算過，只記得離開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來而自問：「他找我來談，到底是為了什麼？」然而，所有我的疑問，以及應問而未曾想及的，彷彿都已經回答了。
二○○八年冬天。
我 獨自到歷史博物館後面的荷花池邊，慢慢散步，懷想著與余先生當年面談的往事。時隔十一年，人事已全非。余先生過世，中國時報轉型跨電視多媒體，卻因美國雷 曼兄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拖累，不堪負荷，出售給旺旺集團。余先生建立的媒體王國，至此只剩下出版公司。而我已經離開時報一年多。原本我只是想離開時報去 外面「打一場民主選戰」，打完仗還會「回家」的，卻不料家已經沒有了……。
「如果你在，會怎麼打這一仗啊？」我在心中對余先生說。獨自坐在荷花池邊，我忽然無比的想念他。
想 起那時，我們坐在窗外長廊的茶座上，望著荷花池的殘枝枯梗，談著時報的歷史與責任、兩岸的前景、台灣的未來。如今這些淡然如水墨色澤的冬景依舊，而當時欣 欣然希望的未來，如今都成為歷史。曾經是政治資本的三通，反而變成台灣迫切的需要；大陸崛起成大國，台灣邊緣化，只能自保小確幸，時勢鉅變至此，竟如《教 父》第二集最後，艾爾帕西諾在一切已成定局後，對著鏡頭說：「哦，那時候，你們討論我的未來，我的未來……」
最傷感的是，當初他的教導，其 實是一種師父手把著手在教徒弟的一堂課。他想把辦報的理念、中國時報的理想與堅持，寫社論應有的世界觀等等，像武俠小說裡，用最短的時間，灌注「內力」般 的，可以傳給年輕一代。然而我是如此魯鈍，「內力太淺」，也太習於當一個流浪作家，竟無法體會他的苦心，平白辜負了美意。可是，由於曾和他共事過，至少曾 感受著一個領導者的風範，他有遠見、有胸襟、有謀略、有方向，更有堅強的意志，貫徹的執行力。後來我在其它地方工作，總是感覺不那麼習慣，彷彿少了什麼似 的。
後來我才明白，習慣了時報的自由主義風氣的自己，再也不曾見過一個地方，可以那樣自由交談，親近如同家人；這世界上，這樣的領導者也實不多見；能讓我碰見願意付出心力這樣教徒弟的「老師父」，其實是我此生的福份。
最遺憾的是：他那種文人辦報的知識份子氣度，培育了中國時報的自由主義風氣，也維持著一種「養士」之風，讓這些獨行俠（如徐宗懋、江才健等）繼續在時報工作，各自進行他們的長期調查報導。但現在，文人辦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只剩下商業與消費取向的新聞作業。
我想起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的時候，次日早晨，他起來看報，感覺不對勁，就召集了幾個主筆去家裡開會。我們當時都擔心中共 會有強烈反應，他也覺得有此可能。但如果太早為文批評，彷彿全天下都未說話，我們先出手，會被人扣上紅帽子。他決定先緩一緩，看美國和中共的態度再說。可 是到了下午，他愈想愈不對勁，如果再晚出手，等中共寫出批評文章，我們再怎麼說，都會變成和中共唱和，那就更難說話了。是以此時不能不出手。
「李 登輝這個說法，是典型的台獨論，中共會有強烈反應。我們不能不提防他們來真的，想對台灣動武。所以我們必須寫出一篇不同政見的社論，不是為了批評李登輝， 而是讓中共知道台灣不是只有一種主張，全台灣還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中共不能因為李登輝的個人政見而對台動武。我們寫這社論，是為了保護台灣，保護全民的 福祉。我們要在中共有反應之前，先寫出來。」余先生在電話中，如此明確的指示。
他 請黃肇松寫初稿，晚上十點，我們在編輯部會合一起改稿。為了怕一時無法改好，他要我寫一篇有關社會福利的社論作為備份，萬一無法完成，就以此應急。從十時 許開始，他一字一句的改。改了再唸，唸了再改，可怎麼看他都不滿意。他的顧慮有好幾個層次：李登輝、中共、美國、老國民黨、本土國民黨、民進黨等等，一旦 顧慮到這麼多，一層又一層，文章就非常難寫了。但又不能不寫，於是改了又改。從十點一直改到十二點半，編輯部已經截稿，備份的社論也排好版，他仍兀自坐在 編輯部那大大的辦公桌前，低頭慢慢唸稿，一字一字的斟酌。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一點，一點半，編輯部的工作早已結束，打字排版的工人早該上機器印刷了，只等這一篇社論。他仍不動如山，一個字一個句子的思慮。在他的眼中，一個平凡無奇的字，彷彿因為各方的凝視，變成其大如斗，重量逾石。
他 是如此專注用心，沒人敢去驚動他。編輯部的人急了，叫我去提醒他，截稿時間已到，拜託，報紙明天要出報，一早就有發報工人在全國各地等候，不能沒報紙發 送。可我也不想去說。因為他是一個比我們更老資格的報人，每天晚上都得聽著機器開印才能睡著的報館老闆，難道他會不知道整個流程嗎？他鐵了心要這樣做，天 皇老子也動不了。
時間流逝。兩點半，三點，三點半，四點……，此時有些編輯已經先下班，主要幹部坐在辦公室前等候，所有人的眼睛凝視著余先 生低頭思考、沉吟唸稿，而終於放棄準時出報的想法。四點半，編輯部的行政組有人建議去買豆漿早餐。而余先生還在看最後一次修改後送上來的清樣。五時許，他 改了最後幾個字，望著把稿子拿走的編輯的背影，說：「就這樣吧，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了。」
改完稿子，他終於起身離開，雖然疲倦得身體微微搖晃，但高大的背影，筆挺的腰桿，八十九歲的高齡，竟能徹夜堅持，甚至報社發行系統開了天窗都一無所懼。我靜靜看著大理街上開始發亮的天光，看見一種堅持，一種魄力，一種勇敢，一種承擔。
那一天，中國時報的派報系統全亂了，許多人無法買到報紙，但台北的文化圈已經傳開來，那一篇社論是余先生的手筆，代表著他的立場與原則。而大陸那邊，也聽見了。但有誰了解那背後的苦心呢？
二○○三年，余先生病逝前，報社安排各單位的主管去看他。那時他已經在榮總加護病房一陣子了，可他要編輯部為他準備的閱讀資料，是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最新情勢，他覺得這是一個大帝國衰落的開始，而中國應該趁著這個時機，保養生息，建設國家。
據說，他最後留給時報的只有一句話：「要勇敢」。
我在晚報寫了一篇社論，寫著這樣一個江蘇的孩子，渡海而來，為台灣辦一份報紙，成為自由主義的提燈，民主自由的堡壘，促進時代的進步，提筆記錄這個時代，也影響這個時代，值得讓人追念。
在參與編輯紀念集的時候，我看到一張他早年在倫敦的照片：那是划船時所攝，他戴著鴨舌帽，眼鏡，嘴上咬一根菸斗，英倫毛料獵裝，有一點叛逆的微笑著，那完全和我所見過的一些費邊社思想家的風格一致，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思想裡，那種自由主義、同情弱勢的根源了。
荷花池前的步道上，有一群小學生帶著畫板在寫生，有人對著池上的野鴨素描，有幾個帶了長鏡頭的攝影者在拍候鳥。一個安靜的婦人，穿著嫻靜的洋裝，推著看起來像她丈夫的男子，緩緩走過樹林的深處。
金融海嘯過後，這世界繼續著。
余先生五十幾年的奮鬥，最後留下什麼？
功名事業，最後只是像露珠，像寫在荷葉上的詩句，是一種美麗的幻影而已？或者，因為影響了許多人，它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人生啊，何曾不是這樣？唯一能留下的，只是一種典範，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生命該如何活法的典範。
那一年冬天，我所只能做的，也只是為他寫一首詩，作為最後的紀念。
荷葉上的詩
荷花早已輪迴過幾個人間，
殘梗，枯葉，孤影，寂靜的秋光，
帶來比死亡更茫漠的遺忘。
為什麼我還保留最初那一點惦念？
背影早已消失，茉莉花茶冰涼，
像革命青年的血，五十年之後，
落筆處只留下如石的一頁蒼黃，
誰還為你憂愁家國命運的圓還是缺？
這世界如此吵雜而荒涼，
帶過的兵將，各自歸鄉；
征戰的沙場，風塵迴盪；
傳說中的偉大戰役，有誰記憶？
甚至建立過的報業王國，
寫過的傳世文章，
都只是一句美麗的絕世詩篇，
像一片荷葉飄動，在雲影上。
繁華與寂寞，只及於此生，
成敗和功名，是誰的煙雲？
九十幾年的時光，
風吹過墨色淡然的迴廊。
這人生，或許只是更深更遠的長河裡，
一片荷葉上的露珠，露珠裡的倒影，
倒影裡的一個人和一本書，書中的一行字，
一行字之外，未曾被聽見的一聲嘆息。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