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歧路上的一隻羊 ──媒體在政治發展中的角色

媒體與政治彼此交錯，也相互滲透，但台灣現在的媒體角色功能，究竟有助於催化政治的進步價值，還是摧毀政治的進步價值？

二十多年前，當台灣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開放的鉅變時刻，沒有人會問這樣的問題；二十多年後，所有的人卻都在詰問媒體生態何以會惡化到這種地步。

曾經伴隨台灣政治社會發展一起鉅變，甚至曾經扮演民主政治先鋒角色的媒體，這幾年在各種調查中，公信力漸趨滑落。開放報禁、政黨解禁與國會全面改選，曾經是台灣政治民主的三大指標；如今，政客、政黨與媒體，卻成為社會最不受信賴的三大亂源，這樣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最大的諷刺。

但台灣媒體何以質變至此？何以會成為台灣政治進步的障礙？答案必須要從媒體的角色蛻變去尋找。

以報紙而言，從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以來，轉眼二十多年過去，曾經扮演民主改革火車頭的台灣報紙，除了陷入經營的困境外，更陷入了發聲的困境。過去，中立、客觀是台灣媒體基本的自我要求，這個自我要求，這幾年卻因為政治環境的兩極對立，或媒體自我催眠，被動或主動地被貼上藍綠標籤，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幾乎是同步「極化」，這個現象從二０００年政黨輪替後，更趨嚴重。

但台灣媒體何以變得如此的「政黨化」？在黨禁與報禁尚存的戒嚴時期，由於缺乏新聞自由，媒體記者淪為政黨的文宣員，以及黨政要人的化裝師和啦啦隊員，他們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新聞檢查和戒嚴體制。

但在組織性新聞控制力量日趨薄弱的後戒嚴時期，新聞自由是否已為台灣帶來了獨立自由的專業新聞媒體？從台灣媒體近二十年的表現來看，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而其原因可從媒體與政治交互影響的這個角度來觀察。

不管在哪一種政治制度中，新聞媒體總是權力結構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而且媒體的報導也主要是反映權力中心的制度與現實。因此，如何操控媒體便成了政治人物每日的重要例行工作之一。

政治人物由於位居社會的上層結構，在對外互動關係上經常會有高人一等的心態表現，有學問的難免有知識的傲慢，熱衷權位的難免有權力的傲慢，主觀強的難免有自我的傲慢。在有權力的政客心目中，媒體記者是低他們一等的社會角色，對政治事務，記者祇不過是一群「職業的業餘者」，政客或政治組織可以運用大量的資訊，甚至各種形式的置入性行銷廣告，來達到操控媒體或馴化甚至收買媒體的目的；在政客與媒體的「新聞柔道」競賽中，媒體永遠是被摔倒的輸家。

戒嚴時代如此，在後戒嚴體制的台灣，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中所殘留的戒嚴餘毒，其實也並未完全掃除。

新聞學有個理論：在比較開放的社會裡，新聞媒體除了要客觀反映既有的社會秩序外，還要盡可能主觀地影響社會力量的形成；也就是說，對社會進步力量的形成，新聞媒體不但要被動的反映，而且要相對主動地加壓、干預和影響。

尤其是當一個國家在政治意見上出現互相矛盾衝突的現象時，例如現在的台灣，藍綠楚河漢界，國家認同分歧，即使是「中立型」新聞理念的支持者，也不至於會贊成媒體刻意規避「觀點」。當然，媒體呈現觀點也有風險，但如果觀點是建基於民主與進步這一種較高的價值之上，觀點為惡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但觀點是判斷力的一種延伸，它並不等同於黨派色彩或意識型態。也因為如此，台灣媒體這幾年在政治新聞上的政黨化傾向，一則並未使媒體更開放，而是更封閉；再則也未使政治領域的衝突更降低，而是更擴大。

媒體在政治發展中扮演負面角色的嚴重後果，可以美國為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美國內部的政治意見矛盾紛歧，當時絕大多數美國的媒體都在缺乏判斷力的情形下，變成替極端右翼政治勢力敲鑼打鼓的應聲蟲角色，但多年後美國媒體自我檢討，卻認為當年他們為了維持「中立型」客觀新聞的傳統，卻不負責任地被政客利用，甚至誤導了社會價值；這是成就了一個價值，但卻犧牲了另一個更高價值的最佳新聞案例。

另一個類似的案例是九一一事件後的媒體角色。當時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都在所謂愛國主義的驅策下，幾乎無條件放棄了媒體監督政治的天職，政府決策人士「餵食」媒體的假資訊，例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經常以獨家新聞的面貌出現在媒體上。

由於媒體具有「合法化」的功能，政府操控媒體的假資訊，不但被形塑成「多數民意」，更影響了「國家情緒」；反恐戰爭的發生，也因此便成為美國媒體的另一個恥辱印記。

一個祇看到現象卻看不到本質，祇了解現在卻茫然於歷史，祇著眼於權力結構而無視於政治文化的媒體，不但無法挖掘到比較完整的真相，同時也無法替讀者找到新聞事件的歷史座標，甚至由於記者的無知報導導致了反民主效果，記者的短視報導帶來了反進步的傾向。

在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追求事實以外的更高價值」雖是媒體的一項高尚使命，但也是一項充滿陷阱的使命，它面臨的考驗也遠遠大於純粹的中立型媒體或或政黨型媒體。台灣媒體表面上看來是依違於「中立型」與「倡導型」兩種路線之間，但每逢重大政治爭議事件發生時，台灣媒體卻有略偏於「倡導型」的傾向，而且媒體自動選邊，藍綠涇渭分明，甚至嚴重到政治綁架了媒體，讓媒體上呈現的事實臣服於立場之下。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媒體，有什麼樣的政治文化，也就有什麼樣的政治新聞。新聞媒體無法脫離社會環境，或者自外於政治文化而存在，這也就是台灣媒體日趨「政黨化」的重要關鍵；但媒體如果變成特定政黨、派系和政客的部分機制，可以預言的是，那即將是媒體另一個黑暗中古時期的開始，其嚴重性比戒嚴時期猶有過之。

另一個讓媒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變成負面角色的原因，乃是媒體負責人角色的蛻變。

八年前，「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過世後，許多人稱譽他是台灣最後的報人，並且感嘆文人辦報的傳統從此將成絕響。

報老闆能被稱為報人，就像reporter能被稱為journalist一樣，都是角色價值的被肯定。但報人辦報與非報人辦報有什麼不同？簡單說，報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是文人以辦報的方式論政，就像張季鸞曾經說過的：「中國報紙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張季鸞當年辦「大公報」是這樣辦，余紀忠辦「中國時報」也是如此。而且這兩家報紙不但都曾執報業之牛耳，有一言而動天下的影響力，更曾大賺其錢，經營上並不輸商人辦報。

張季鸞的「四不主義」，曾經是台灣報業追求的最高價值，報紙負責人對這個最高價值，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但現在的媒體負責人，卻是黨、賣、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義」早已被「四全主義」取而代之。而且，報紙的「文人論政機關」角色也早已退化殆盡。

張季鸞的「四不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具體而微。他曾經形容自己和他的辦報夥伴：「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近年來研究「大公報」歷史的學者，也有許多人認為「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也是「西方新聞制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面，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在中國報業史上，從來還沒有一份民間報紙亮出這麼鮮明的旗幟」。

但張季鸞並不懂複雜的自由主義理論，他祇是一個「簡明版的自由主義者」。在他的字典裡，自由主義的定義很簡單：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求權、不求利、不求名、不畏強權、不溺富貴、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包容異己，如此而已。不論他當記者、寫社論、當報老闆、延攬自由派知識分子寫專欄以及與政治人物打交道，他都是用行動在實踐這麼簡單的一個信念。

而且，國共兩黨一向視自由主義者「非我族類」，毛澤東更把自由主義者說成是「民主個人主義者」，但張季鸞明知左右皆反自由主義，卻仍然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辦報，他的信念之強、勇氣之大甚至他的孤傲自負，都是不言可喻。

舉兩個較具代表性的例子，來作為張季鸞以自由主義信念辦報的註腳：

第一個例子是，一九三０年代在國民黨一片「剿共」聲中，張季鸞卻是最早就派記者到「紅區」採訪的報人。雖然當時的新聞檢查制度十分嚴酷，但「大公報」卻敢不聽黨意、不從流俗，從來不以「共匪」稱呼共產黨，而稱其為「共黨」、「共軍」。遠赴西北邊陲地區採訪的「大公報」記者，更在一系列的新聞報導中，讚美「紅軍紀軍嚴明，百姓擁護」，徹底顛覆了國民黨宣傳機器所塑造的「共產黨是流寇土匪」的刻板印象。毛澤東曾經很感慨地對一位「大公報」記者說：「祇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

蔣介石對「大公報」的「附匪」言論忍無可忍，有一天終於跟張季鸞面對面攤牌。蔣雖然氣得大發雷霆之怒，但張卻不懼不驚，從頭到尾祇是以不卑不亢的語氣，反覆重申「事實就是如此」，答覆言簡意賅，立場平和嚴正，十足報人風範。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事件」。張季鸞一向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大公報」開闢的專欄「星期論文」，曾經是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左中右各黨各派人士皆在其中寫稿。

因此當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等七人被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後，張季鸞的痛心不難想像。這七個人祇不過是組織了一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了一篇「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呼籲各黨各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釋放政治犯以及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而已，但國民政府卻羅織了一份罪行完全無中生有的起訴狀，企圖誣陷他們。

當時各家報紙對「七君子」案件都噤若寒蟬，舉國不聞異議之聲。但當張季鸞得知身陷牢獄的「七君子」寫了一份答辯狀，逐條逐項駁斥起訴書中各項羅織的罪狀後，他立即打電話給編輯部值班的同事，要求將答辯狀全文立即發排，隔日刊登，而且不必送審，責任由他自負。

以今觀昔，張季鸞當天的決定似乎平常至極，但在當時「國民黨任意捕人殺人的恐怖統治」政治氣氛中，舉國報人卻唯張季鸞一人有此勇氣。「七君子」日後全被釋放，雖有許多主客觀因素，但張季鸞和他的「大公報」能無愧於報人與媒體角色，卻絕對是關鍵因素之一。

余紀忠辦報的「脊椎骨」也是自由主義的信念，他在新聞史上的地位也可以用「台灣版的張季鸞」來形容。

在肅殺威權的戒嚴時期，在國民黨右翼極端勢力當道的年代，他在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警總圍剿陶百川事件，以及民進黨組黨等歷史性政治事件中的角色，都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也都扮演了媒體批判、監督並改變政治的角色，尤其是他對待民進黨，猶如張季鸞當年之於共產黨，他對待陶百川，也猶如張季鸞之於七君子，可謂與張季鸞當年的報人角色前後相互輝映。

張季鸞與余紀忠當年是因為「大公報」與「中國時報」的言論影響力，才逼得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蔣經國，不得不買他們的帳，不得不對他們以國士之禮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問政的權力與渠道，對他們進行「軟性的收編」。

文人辦報時代的報人與國家領導人的這種權力關係，雖然在骨子裡仍是不對等的關係，但在形式上起碼還能維持平起平坐的表相。但現在媒體老闆與國家領導人的關係，甚至與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關係，卻連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蕩然無存。

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公民社會裡，媒體本來應該扮演「不受國家權力控制」也「不被市場規則左右」的主體性角色，但當文人辦報的傳統被商人辦報的現實所取代，當報老闆不以報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響力為辦報的最高價值，既向國家權力屈服，又對市場規則妥協時，這樣的媒體其實已背叛了它在公民社會中應有的角色。

舉國盡是政客，舉目不見報人，這是台灣的政治現實，也是台灣的媒體現實。而且，當媒體與政治同步「極化」之時，也就是它們在專業上同步「弱化」之時，這是政治的危機，也是媒體的危機，而它們彼此交錯滲透的結果，當然就是台灣社會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