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新學術運動」與人文學

 承成均館大學之邀，參加大東文化研究院創立五十週年的盛會，本人感到非常榮幸。如果我的了解沒錯，大會是希望我對近代中國的學術歷程作一個回顧，並對目前的狀況及未來的方向作思考，所以以下我將分成三點來談：第一、中國近代新學術運動的歷程；第二、中國近代新學術運動所產生的若干問題；[1] 第三、我將簡單談一下人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

一、近代中國的「新學術運動」

在本文的一開始，我想強調一下，近代中國有一個「新學術運動」。經此運動，經史子集轉化成現代人文學科，並出現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面目。所以在這裡，我要花費相當的篇幅討論這個「新學術運動」及「新人文學」。

晚清以來，中國因為被西方一再地擊敗，許多人開始認真思考救國的道路，主張向西方學習，以期最後能迎頭趕上西方。他們先在器物層次上努力，接著在政教制度上努力，但是慢慢地發現這些都不是治本之道。他們開始了解到，西方富強的秘密是在其思想、學術、文化，因此，有一批人立志要為富強找到非物質的基礎。他們領略到，中國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學術不如人，其餘是枝節。我把這種自覺意識及後續發展籠統地稱之為「新學術運動」。

「新學術運動」與清末以來逐漸形成的一個新知識階層分不開，它有許多特徵，此處我只舉出與本文比較有關的幾點略加說明。第一、一九○五年廢科舉之後，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學問」與「作官」變成兩回事，學問的性質遂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學問不再需要與現實致用緊密相聯，而且擴大了無限的天地。第二、新知識階層的成員，漸漸對傳統文化採取疏遠或決裂的態度，所以他們傾向於站在一個比較批判的角度對待傳統學問。第三、新知識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在科舉廢止之後，他們往往依恃對西方的了解而得以保持其社會菁英的地位。在新學制建立之後，新知識階層的組成份子主要是各級學校的畢業生。

「新知識階層」的出現，並不必然與現代學術研究社群的形成有最直接的關係。事實上，要等到蔡元培（1868-1940）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執掌北京大學以後，他才有機會開始為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學術的社群。蔡元培是晚清翰林，以翰林的身份參加革命，在當時的革命團體中可說是非常罕見，但是他還有一項令人矚目的行動，即在一九○七年，以翰林的身份赴德國留學。

「新學術運動」的領導者們如蔡元培、胡適（1891-1962）等人，對西方學術的了解，主要是受到德、英、美、法的影響，但是美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把大學看作研究院的思想源頭還是來自德國，[2] 所以十九世紀初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進行大學改革以來的發展深深吸引蔡元培。蔡元培在清末曾經說過：「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于德。」他先赴青島學習德文，然後前往德國。[3]

現代大學的「研究」、「教學」雙元標準是十八世紀後期、十九世紀初期在德國產生的。依據近人研究、在十八世紀前半葉，德國大學教師的聘用、升等，相當依賴人際關係，在十八世紀後半，開始有一些大學（如哥廷根大學），及一些大學制度的改革者強調研究出版，以增加學校的名聲。但是鼓吹研究出版的人往往也認為，教學才是教授的第一要務，而且當時所謂的「研究出版」，包括教科書、通俗讀物，與十九世紀的高深研究並不相同。在十八世紀末，即使提倡研究出版，仍有人認為教授主要的工作不是發現（discover）。他們認為「發現」是少數天才的工作，而且常常帶有偶然性，並非每一個教授都能夠「發現」一些新東西，所以用「發現」來衡量一般大學教授是不切實際的。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尤其是洪堡德改革之後，大學在聘人及升等方面，才敢普遍地採用現代人所熟悉的「研究」及「教學」二元制，而且把「研究」擺在第一位，認為大學除了教學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從事高深且具創造性的研究。當時所謂的研究出版，不再是教科書之類的東西，而是指只有同行才能欣賞的窄而深的研究。[4]

蔡元培到德國求學時已經遠在洪堡德大學改革近百年之後，[5] 他進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一直到武昌起義後才束裝回國，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同年七月去職之後，再度遊學於德、法兩國，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冬才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當時中國學界中，他應該算是對西方學術研究精神與高深學術建置領略較深的人，所懷抱的理想也與他人有所不同。他執掌北大後，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說，「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故大學不是京師大學堂一般的官僚養成所，也不只是在課堂上聽受知識，也不是為了「學成任事」，而是為了創造知識。[6] 這幾句話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但是若對照傳統中國的學問觀，及民國初年的整體社會文化環境，卻是非常突出的宣示。

蔡元培的學術態度是對於各種學說，依世界各國大學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兼容並包。他並強調以大學為全國文化的中心：

自今以後，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7]

吳稚暉（1865-1953）形容蔡元培一生的獨特懷抱時說：他最大的理想是中國要出幾個大學問家，認為如能出幾個大學問家，則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必然不被輕視。[8]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深信道德與學術可以救國這個信念，臨終遺言便是「道德學術可以救國」。[9] 蔡氏屢屢提出「讀書救國」，或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把讀書與救國相提並論，其意態是非常清楚的。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為了鼓舞學生潛心研究高深學問，創立了各種研究所，作為高年級學生研究的場所，同時辦了不少「研究會」，提供學生研究切磋的機會，這些作為在當時都是非常具有創新性的。[10] 我們如果翻開《北京大學日刊》，便可以看出當時北大教師、學生，嘗試推展各種研究的蓬勃氣氛，而北大的模式成為後來中國各種高等學術機構的模範，它標誌著一種與傳統中國知識生產模式的斷裂，及研究、創新知識的新機制的形成。

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張靜江（1877-1950）等辛亥革命的元老，懷抱相當接近；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看似成功其實失敗，並認為學術不發達是一切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們所嚮往的境界是由一批學有所成的專家來領導社會。他們強調一種新的「社會中心論」，認為以當時中國的空虛、混亂，如果能有幾十個大學問家作為社會中心，則國家可以得到比較健全的發展。[11]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後來都是成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或其他高深學術機構的熱心支持者。

胡適並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他的科學知識也相當有限，但對西方科學的活動有相當的了解，他是「提高學術」的一個非常有力的提倡者，而且在五四運動之後面臨「主義」及學生運動挑戰時，態度始終不曾動搖。胡適這方面的言論相當多，從早年的〈非留學篇〉，到〈提高與普及〉、〈學術救國〉、〈論學潮〉等大量文章中，反覆陳明這個宗旨。胡適反對當時「普及學問」的思潮，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還沒有東西可以「普及」，他反覆強調要「提高」──「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12] 又說：「你們知道無論我們要作什麼，離掉學術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張要以人格救國，要以學術救國」。[13] 一九二二年他們辦「努力社」時，社員的標準是要有操守，要在自己的職業上佔得住，[14] 所嚮往的是形成一批有學問的專家來領導社會。

在略述清末民初以來，由新知識階層所主導的「新學術運動」的源頭之後，我們可以將「新學術運動」所領導的學術研究之特質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對「知識」的看法與傳統有所不同，傳統士人認為重要的知識帶有濃厚的求道或致用的性質，但「新學術運動」認為應該由「求道」轉向「求知識」。我們不能忽視這種新知識觀的解放作用，它使得追求學問的態度、學問的價值層級及學問世界的範圍產生極大的變化。第二、他們並非不理會學術致用的問題，而是主張提高到另一個層次來看「用」，「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莊子》），刻意求立即可見的「用」，反而無用，或只能有小小的用處。[15] 第三、「大學」性質的變化。晚清以來的「大學」觀，經歷過一些變化，最早期如熊亦奇的〈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中所設想的大學，基本上是最高一級的學校，並沒有從事高深研究的意涵。[16] 但到了新文化運動前後，「大學」逐漸脫胎成為一種追求高深學問的機構。第四、他們刻意提倡「教育獨立」與「學術獨立」，用蔡元培的話說是「超軼乎政治」之教育，[17] 陳獨秀（1879-1942）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一則〈學術獨立〉中說：「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18] 這些口號一方面反映西方學術的實況，另方面是對聖道王功、倫理教化的傳統宣告獨立，同時也是為了與民初混亂黑暗的現實社會保持距離。一九二○年代中期，尤其是北伐以後，則是不想受到來自左（馬列）、右（國民黨）兩種主義及政黨的干擾。他們在學術研究、藝術、文學等方面皆提倡不問現實只問真理，比較常見的口號是「為學問而學問」。第五、他們認為，中國的最根本問題是沒有人才，應該由潛心於各種專業的現代專家來指導社會，而不是由舊士大夫或革命家來指導社會。

我認為上述的特質基本上成為近代中國學術發展──尤其是人文學發展的基調。不過，至遲從一九二○年代後期開始，左右兩種政黨逐漸形成極大的勢力，共產黨與國民黨都希望儘可能作到以「黨義」領導學問，因而也對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造成許多干擾。[19]

 二、「新學術運動」的嚴厲批評者

我們仍然必須承認，前述「新學術運動」對推展中國現代學術的貢獻最大。中國大陸在經過幾十年的共產革命洗禮，在改革開放、學術研究風氣復甦之際，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學術發展的議題，所看重的仍是民初以來這個學術傳統。

不過，清末民初以來的新學術始終遇到強勁的批評者，除了來自左、右兩個政黨的政治意識型態的批評與干預之外，還有來自傳統學者的評論，這些評論觸及學術與價值世界、學術與時代方向、學術與實用等問題。前面所提到的「新學術運動」對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是一體適用的，因為「新學術運動」的理想模型是現代「科學」，「科學」的思考方式擴散到人文學科，所以造成人文知識的庸俗性「科學化」。而當時所謂的「科學」往往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或實驗主義（pragmatism）分不開，所以當時人文學科帶有濃厚的去除形上、心性、道德的意涵。「科學」又與客觀徵實之學相近，所以史學中蘭克學派與實證主義混合的學風獨擅風騷，而又與清代乾嘉考證之學合拍，當時最常見的口號即認為清儒之學合乎科學精神。

以上的治學態度無疑地是促使近代學術進步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在當時便受到一些傳統學者的嚴厲批評。這些學者對於自然科學並無意見，但是他們對當時流行的「科學化」的人文學卻有諸多不滿，認為新人文學有幾種缺點。

第一，前面已經說過，近代中國新學術運動極力步趨西方科學，人文學也不例外。我們知道「科學」一詞是從日本借來的，其原義是分科之學。日本明治初年，尚未使用「科學」一詞，用的是「學域」，並且清楚指出「中國舊學無學域」，福澤諭吉（1835-1901）在明治五年使用「一科一學」，而明治七年《明六雜誌》中正式使用「科學」（kagaku），「科學」一方面是「追求一貫真理」之學，另一方面是分「科」之「學」。[20] 晚清中國的思想領袖們認為，因為中國沒有分科之學，所以學問發展遠遜歐西，用薛福成（1838-1894）的話說是「分之愈多，術乃愈精」，用梁啟超在〈格致學沿革考略序〉中的話說：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群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學科，「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於歐西」。上引的話充份顯示出當時人對分科之學的羨慕，於是逐漸產生由四部（傳統的經、史、子、集）到各式各樣分科之學的轉變，譬如常常被提到的「七科」之學（張之洞提「七科方案」，包括經學、史學、格致學、政治學、兵學、農學、工學）。[21]

分科之學確實使得「術乃愈精」，但它也讓許多人認為割裂了傳統學門之間的有機關聯。而且在把一切化為「研究」的「對象」之後，一切力求「客觀化」（objectified），人文世界中有許多涉及價值層面的東西，有許多與現實實存有關的，在現代分科專業之中被遺忘或是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總括而言之，是「價值層面的遺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用David Hume（1711-1776）的「價值與事實的分離」說明這個發展。近來，我注意到國學大家黃季剛在一九三一年所發表的一段話，這一段話相當深刻地說明了傳統的經學與現代人文領域的分科之學──不管是文學、史學、政治學、哲學的根本不同處。他說：

經學者，中國特有之大本學說也。毀之無傷，尊之無益。……故治經為四字訣，曰文、曰義、曰制、曰事。蓋明文以通其詞法，知義以宣其意理，核制以觀其典章，稽事以研其故實。然經書文采，不必盡善，制度不必盡備，史事不必盡詳。故治經者，不可以史事求之，不可以制度求之，不可以文采求之。惟經有制度，其制度可考，經有文采，其文采可法，經有史事，其史事可信耳。

前述這一段話說明了經學可以由現代的人文學科出發進行研究，但不可以僅僅化約為「研究之材料」，因為經學原是「大本學說」，提供「大經大法」。用黃季剛（1886-1935）的話說：「中國學問，有三大特質，不可不知，即實、有、生是也。試觀古聖先賢立言，無不以實用為歸，雖老莊之徒，道法玄虛，亦由有而來，非全然無稽。至于中國以農為本，生活極艱，徵之史事，種族之得有今日，努力求生，良非易易。」[22] 這裡說明了經學是實存的、活的知識（「實」、「有」、「生」），不是只供文學、史學、哲學來研究及解析的「材料」。

第二，從蔡元培以下的理想是將大學變成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大學與研究機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群，獨立於社會之外，有自己的經費來源，盡可能不受外在環境的干擾。同時，他們也相信「應用」是由研究自然而然帶來的結果，不必刻意在研究的過程中隨時求應用，故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學者，並不以著作之暢銷與否或立即應用的程度為首要考量。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是提升學術水準，貢獻於本國及全世界的學術界。新學術建制這種「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招到不少傳統學者的批評。王國維（1877-1927）以清代遺老的身份隱隱然以大學為敵國，在王國維這位清代遺老來說，因為大學是民國教育機構，故不與大學接觸還可能意味著不與民國發生任何聯繫。[23] 但是像熊十力（1885-1968），他參加過辛亥革命，自己也在大學教書，卻仍然與當時許許多多人一樣批評大學，則其用意當另有所在。《十力語要．初續》說：

今日各大學文科，皆習為雜碎考據，哲學與文學方面，既不足言思想，歷史為民族精神所繫，前代大政治家，其涵養身心之道，與經綸世務之策，多由精研歷史……吾在清末，見革命黨志士，實未有以反己之意，去研經史者。蓋清代漢學家，純是考據風氣，治學與其作人無關，其治史，不過以考定故事，自務博雅而已。[24]

由這段話看來，他不滿清儒研究歷史的態度，並認為當日之大學文科，實承襲清儒。他並非不滿「大學」這個建制，但是對當時「大學」中人所從事的人文之學有極大的不滿，認為當時主流的人文學研究使得學術脫離了社會，不足以言「思想」、「民族精神」、「身心之道」、「經綸世務之策」等重大而實際的東西。

第三，他們批評新人文學刻意把價值與心性從研究中去除，熊十力說：「清世考據家，將反己一路堵塞盡矣，今猶不反諸，漢學之焰，至今盛張（托於科學方法及考古學），毒亦彌甚，全國各大學文科學子，大抵趨重此途，高深理解，斷絕其路。」[25] 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人文學術是於己無益，於人有害，與社會國家也扯不上關係。熊十力認為，各大學及中央研究院這些新學術建制應該是「高深思想之發生地」，但是因為他們竟為考據，又堵塞靈明，所以完全不能克盡厥責。[26]

他們認為人文研究不僅要豐富人們的知識，還要教人如何做人，引導社會，而且與國家民族的發展相關，而不只是講授中性的「學術」。他們不屑與現代專家為伍，也不認為學問的提升是從事人文學的唯一目的，他們基本上認為人文學問是「為己」之學，所以不應取不動感情的旁觀者的態度，也不應將人文知識看做一堆材料加以分析研究。

以上那些評論，大多是七、八十年前的舊說。其中有一部份評論被「新儒家」延續下來，一直到今天，在台灣、香港的學術圈中仍然常常可以見到類似的意見。我特別提到它們，一方面是想突顯近代新學術發展歷程中始終有兩派觀點，一方面是認為這些評論雖然往往有言之過甚之處，但其中一些看法，對反思未來的人文學的發展，仍有部份參考價值。

在進入下一節討論時，我想再三強調一下：我並不認為新學術運動是錯的。前面已說過，近代中國學術的進步，它的貢獻最大。但是以台灣為例，今天人文學研究已發展到一個相當的高度，已經有餘裕回過頭想想過去對它的批評了。

 三、人文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中尋找生機

今天東亞人文學的處境與上一個世紀初有些差異，上一個世紀初最重要的課題是「科學化」的問題，現在則是「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問題。由於我對亞洲各國的學術狀況並不熟悉，所以不敢進行任何評論，但是我感覺到，近幾年來，東亞幾個國家都在追逐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界所定下的一些潮流與標準，而且很有成績。以台灣為例，最近二十年台灣的人文學界已經與西方主流學術形成相當緊密的接軌，尤其是過去十幾年來，在SSCI、AHCI兩面大旗的號召、鞭策下，台灣的人文學者在國際期刊發表和有能力在很快速度接上國際學術主流的人數劇增。

如果以表面的數字去看，台灣2005年在全世界SSCI居第十八名，而人文方面的AHCI則居於三十名左右，以台灣的學術規模而言，這樣的成績是相當不錯的。我常常在翻閱一篇人文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論文時，發現最開始的部份往往很吸引人，因為那是理論介紹、文獻回顧的部份，在這方面通常有許多西文的研究，所以綜述它們時可以很新、很引人入勝，可是要進一步碰觸自己正在處理的主體時，常常見到不合身地套用流行理論框架，或是用盡力氣只是對主流理論作一個小小註腳，成為國際學術代工體系的一環，缺乏在自己研究的主體問題本身發展出具開創性的看法，足以修正主流理論、或是進而創出自己的一套東西。

台灣人文學界最大的隱憂是在趕上國際潮流之後，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如何產生原創的生機？如何充份運用本地材料及問題的特殊性及豐富性，發展出別人所沒有的東西，進而創造議題，領導議題？（譬如台灣語言學中南島語族，政治學中台灣的民主轉型，宗教學中台灣的新興宗教等，都是世界少有的好題裁）學界往往不會因為主題所在的地域而有價值的軒輊，關鍵在於處理得深入細緻，提出高層次的理論建構。事實上許多世界級大師賴以成名的是在現實上非常落後、非常微不足道的地方，像Clifford Geertz之於峇里島，像Benedict Anderson之於南亞，關鍵不在田野的所在地，關鍵在於作品的品質與層次，我想這個觀察對東亞其他國家的人文學發展都有參考價值。

 （二）人文學具有精神、價值、引導方向的任務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在全球化之下，人們得以體驗到「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的真實」[27]，一個是全球的，一個是在地的。對於人文社會學者而言，「兩個世界」指涉較寬，人文學者除了在國際學術社群中與同行角逐之外，所處理的問題離不開本土；所以他們不但需要展現精深的研究成果，社會也希望他們的工作能對本土的發展有所滋養、有所指引。「學術社群」與「本土社會」這兩個世界在現代專業化的新學術尚未興起之前，本來不是截然二分的，但在專業化之後，卻變成兩個獨立世界。傑出的人文學者通常只在意他們所屬學術社群中的評價，而不再承擔與本地文化的關係。

人文學與自然科學有所不同，人文學與在地生活有比較密切的關係，與人們的精神、思想世界，尤其密不可分，所以在發表論文、專書之外，人文學術的發展固然以「研究」為最重要，但同時也應儘量照顧到當地社會的意義、思想、精神、價值等層面的要求。

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我的工作單位、我所研究的人物，都是飽受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批判的對象，何以我的口氣中似乎還認為批評者也不是全無道理？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在他們那個時代，世界整體學術的氛圍與他們在中國建立「學術社會」的決心，使他們選擇那樣一條路。不過，人文學科發展到今天已經粗具規模，人文學與社會、國家、人民生活之間的關係，是應該再回過頭想一想了。

 （三）跨科際的新發展

目前人文學知識體系所面臨的一個新變化，是由原先的分科、再到跨科際的發展。我們目前所熟悉的分科，大多是在十九世紀逐漸成立的，隨著學術的發展，人們愈來愈發現近幾十年來，學術上最重要的突破往往出現在各學科的交界之處，譬如諾貝爾經濟獎近年來往往由數學、心理學、政治學等方面的學者獲得即是一例。由這些事例可以知道，在近代中國建立新學問時所持的「分之愈多，術乃愈精」的觀念必須加以調整。未來的方向應是儘量在學科間創造疊合、溶會的可能性，以求迸出創新的火花。

[1] 由於在第一、第二方面我曾發表過一些文章，所以本文有一部份是對先前文章的綜合，特此聲明。

[2] 胡適，〈美國大學教育的革新者──吉爾曼的貢獻〉，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冊二○，頁310-313。

[3] 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在陳平原、鄭勇主編，《追憶蔡元培》（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頁116。

[4] 關於德國洪堡德大學改革的研究，著作非常多，此處根據這個課題的名家Steve Turner, “University Reformers and Professorial Scholarship in Germany, 1760-1806,” in Lawrence Stone 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2, pp. 495-531。

[5] 傅斯年一生最心儀的也是洪堡德式的德國大學，他最心儀德國大學的講座制，並不欣賞美國的大學，並且認為台大從日本人手上接收過來時，最大的遺憾便是破壞了原來台北帝大學自德國的講座制，而改用了美式制度。

[6] 以上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沈善洪主編，《蔡元培選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冊一，頁490-492。蔡在各種場合皆反覆強調此點，如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也重複強調大學不是按時授課而已，「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同前書，頁528）。又如〈學術是為研究學術而設〉（同前書，頁638-641）。

[7] 沈尹默，〈我和北大〉中的記載，《追憶蔡元培》，頁139。

[8] 吳敬恆，〈蔡先生的志願〉，《追憶蔡元培》，頁26-27。

[9] 陳良猷，〈追悼蔡先生我們應有的認識〉，《追憶蔡元培》，頁386。

[10] 吳家瑩，《蔡元培與北大校務革新》（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2），第二、三章。

[11] 吳敬恆，〈四十歲日記選錄〉，《吳敬恆選集：序跋．遊記．雜文》（台北：文星書店，1967），頁221。

[12] 胡適，〈提高與普及〉，《胡適全集》，冊二○，頁68-69。

[13] 胡適，〈學術救國〉，《胡適全集》，冊二○，頁142。

[14]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胡適全集》，冊二○，頁604。

[15] 丁文江，〈中央研究院使命〉把這一潛在的思想講得比較清楚，收在《中央研究院史初稿》（台北：中央研究院，1988），頁28-33。

[16] 鄭振鐸，《晚清文選》（上海：上海書店，1987），頁566-569。

[17] 蔡元培，〈對于教育之意見〉，《蔡元培選集》，冊一，頁395。

[18] 陳獨秀，〈隨感錄：學術獨立〉，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冊一，頁389。這方面的文章沒什麼斷過，如蔡元培的〈教育獨立議〉、王世杰〈學校與政治〉、董任堅〈大學的學術自由〉、張東蓀〈知識份子與文化的自由〉、潘光旦〈讀書的自由〉等，見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冊三《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

[19] 請參考我的〈「主義」與「學問」：一九二○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台北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2月），上冊，頁123-170。

[20] 鈴木修次，《日本漢語と中國：漢字文化圈の近代化》（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

[21]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22] 以上見尚笏、陸恩涌，〈季剛師得病始末〉，《量守廬學記：黃侃的生平與學術》（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94。

[23] 王國維一再表示，「不願與大學中人多照料」，「亦不應學校之請，則心安理得矣」。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378、423。

[24] 熊十力，《十力語要．初續》（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頁149。

[25] 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廣文書局，1960），卷二，頁142。

[26] 熊十力說：「國內各大學文學院，及文科研究所，本當為高深思想之發生地，而今則大都以無聊之考據為事。」同上書，頁118-119。

[27] Robert van Krieken, Norbert Elias (London, New York: Routlege, 1998), pp. 179-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