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近代兩個偉人說起：

第一個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是神學家及道德哲學家，也是亞當斯密的老師，後人都尊稱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之父」。他最傑出的乃是對教育思想的貢獻。他認為神學、哲學、科學與美學都是在探討世上道理不同方法，並不互相牴觸。因此在他的教育課程裡，神學、倫理學、修辭學與詩學，以及數學、物理學、醫學和機械學都等量齊觀，開創了現代教育的新境界；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了現代科學發明及工業革命的新時代。

第二個是威瑟斯朋（John Witherspoon）。他是英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和道德哲學家。由於聲名在外，一七六八年初，美國的普林斯頓學院特請他擔任校長，於是他偕妻子搭乘輪船，走了十一個星期，當年八月到了普林斯頓。他的到來，是美國教育史的里程碑，他把哈奇森的教育理念帶了進來。學風自由、努力求知、鼓勵創新等新的方法進入美國，使普林斯頓人才薈萃，政治家和科學家輩出。

由於普林斯頓傑出的表現，於是當時美國東岸的哈佛、耶魯等全都仿效。這種努力求知、探求根本的態度，從此以後，成了美國國民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威瑟斯朋在校長任內，基於他的道德良知，他也是美國獨立立憲時，教育知識界重要的領導者。

因此，可以說，哈奇森和威瑟斯朋這兩個教育界的偉人，真的掌握到了現代知識的樞紐。現代社會從十七世紀就已進入了知識社會的階段。而所謂的知識，並非只是哪一種技術，而是做為一個神聖個人，理解自己、社會和自然世界統一整合的思想方法，這乃是做為一個「全人」的人生目的。這種對人生目的之追求，不只是正式教育的目標，也是個人非正式教育日常閱讀的關鍵。西方世界雖然由於時代的變化，庸俗的成份有在增多，但西方社會那種拒絕庸俗的知識人口仍然強固的存在。這也是它們的出版界仍然旺盛，社會創新的潛力也仍然繼續的原因。根據我有限的訊息，英美每年出版品裡，來自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品即占了十五％左右，這些出版品裡多少都有些知識含金量，這也是我幾乎不是英美大學版社的書就不買的原因。

但台灣無論正式教育或非正式的閱讀，卻顯然離開這種知識社會的要求極遠。台灣的正式教育和職業訓練班無異。台灣的大學教育不重視每個學科的學術史啟發，不關心思想方法和興趣的培養，也不關心廣泛的人文與自然科學基本素質提高。這遂成了台灣重文憑、但人們除了教科書之外即不閱讀的習性。

除了正式教育缺乏了那種鼓勵人們對知識好奇的欲望之外，更糟糕的乃是台灣居然是個不閱讀的社會。台灣的國民平均每年閱讀兩本書，平均每年每人購書的金額只有一五三六元。今天台灣的人愈來愈聰明靈巧，大家都很會上網找資訊；當別人呼什麼口號時，我們也很快就學會這種口號。但資訊與口號畢竟不是知識，一個只看資訊但不閱讀的社會，就只能註定是個代工型的社會。台灣缺乏了創新的潛力，只會人云亦云的學舌，這真不是沒有原因的。

啟蒙時代的大師們鼓吹一種知識時代的新價值，就是要對各種人文及自然世界的知識充滿好奇和探究根本的熱情。就小處論，可以透過根本的反省，打磨個人的品質；就大處而言，可以反省社會和政治，創造更好的未來；而對自然世界的道理好奇，即可在科學上有所突破，克服自然對人類強加的限制。這種新價值影響到了整個時代，縱使沒念過什麼書的瓦特，也深受哈奇森啟發，發明了蒸汽機，對人類文明產生了重大的貢獻。那個時代，大家對社會及政治的根本問題都很關心，也造成美國的獨立建國和英國的社會政治大改革時代。一個大家都重視知識的時代，小者有助於個人幸福的創造，大則可以開創整個進步的時代。

但像台灣這樣的社會，人們不思不讀，對社會、政治的根本問題不能產生新的想法，因此對專制和民主的劃分，到了現在還在糾纏。整個台灣在程度上無法有真正的改革，而在經濟及產業上，別的國家都在快速的進步，台灣卻仍原地踏步，台灣不思不讀，這真是致命的文化疾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