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國在歐債中的角色看全球金融連動

希臘左派聯盟領袖齊普拉斯接受華爾街日報訪談時聲稱「希臘金融崩潰，將會拖垮整個歐元區；歐元區如果不想落到這種地步，就必須幫希臘止住持續惡化的衰退。」他的警告顯然是針對「德國」而來。這樣情緒性的語言往往被視為選舉中的花招，而令人忽視其中隱含關於歐債問題本質的線索。

大家都了解歐元區的存續仰賴德國能持續援助所謂歐洲邊緣國家，但較少注意到德國的經濟命脈完全繫於歐元區的存在，一旦歐元區解體，將為德國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德國在兩德統一時曾付出經濟上慘痛的代價，之後藉著歐元區共同貨幣與自由貿易的優勢，運用強大的工業基礎，賺取了可觀的財富，也使得歐元區成為德國最大的出口地區，佔出口總額約42%。近幾年的歐債危機又造成了弱勢歐元與超低利率，進一步大幅刺激德國出口，使得德國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一枝獨秀，創造2010與2011年貿易順差皆超過1500億歐元的佳績。如果在歐元區中沒有這些邊緣國家的財經慘況，來「平衡」德國經濟的強勢表現，根據經濟理論，德國絕對不可能維持如此弱勢的貨幣與低廉的借貸成本，同時又不引發通貨膨脹。簡單的說，德國經濟有今天的成就，很大部份是由歐元區這些國家本身的購買力，與犧牲國家競爭力所補貼出來的優質雙率環境所支撐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假使歐元區解體，德國立即恢復馬克會是什麼樣的情境？以去年歐債危機時所的謂避險貨幣為例，瑞士法郎去年7、8月間對歐元升值將近20%，最後瑞士央行無限制拋出法郎才將匯率壓下來，日元相對歐元也在去年中到今年1月的一波走勢升值約20%。考慮德國長久以來被壓抑的匯率，加上市場避險與投機資金的流入，新馬克升值潛力絕對遠超於20%，必重創出口，連帶引發企業倒閉與銀行業危機，潛在損失的金額實難以估計，絕不是紓困希臘的1700億歐元或是西班牙銀行業的1000億歐元能相比較的。

雖然現在還難說歐債危機最終是否緩著陸，但是暫時緩解、以拖待變的作法的確可行。綜觀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財經官員以及許多經濟學家的看法，緩解的藥方不外乎以下三者：

1. 成立歐元區銀行監管機構，負責主持歐元區大銀行存款保障機制及問題銀行的處理

2. 成立財政聯盟，建立財政紀律制度，進而發行共同擔保的歐元債劵

3. 各國共同推出經濟振興方案，適度的修正單純追求撙節的現行作法

不論採取何藥方，都一定有代價，而德國將無法避免地負擔大部分的成本。考量德國的GDP規模約當是西、義兩國總和，如果加上IMF的協助，德國是足以在短期之內負擔這樣規模的成本。德國自己也很明白這點，只不過仍顧忌著這些邊緣國家終究難以自律，希望藉由制度上的設計獲得更多制約權力，避免負擔過重，甚至賠進自身的債信而造成難以控制的災難。

許多人責難德國，將紓困議題泛道德化，不肯共同承擔責任，拖延救援時機。其實德國基於本身的利益有充分的動機協助歐元區，緩解藥方也很明確，且最後一定會執行這些藥方，真正的關鍵在於談判需要過程。與典型的討價還價過程相同，買賣雙方都知道彼此非常需要這項交易，過程中還是反覆故作姿態，威脅交易可能告吹，雙方出價因此慢慢接近而最後成交。雙方談判如果是一對一闢室密談，比較容易以理性的態度來處理。現在德國必須同時且公開地面對希臘、西班牙與義大利，在圍觀群眾的指指點點與紛雜意見之中還要進行務實的協商，立場實令人同情。當初義大利國會與希臘公投決定是否採取撙節方案時，都是遵循相同壓力公式而最後達成共識的。

總之，德國需要歐元區存在的程度可能遠超過我們看到的表象，勢必採取適度的犧牲以換取長遠的利益，而討價還價需要時間，過程中難免造成市場的動盪，但針對短期緩解的對策明確且早晚會達成共識。雖然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與史提格里茲等，越來越多重量級人士公開反對單純的撙節，而呼籲採取刺激經濟的措施，將有效軟化德國立場加速談判進行，這仍然是單方面對德國施壓，完全無助於長期問題的解決。

歐洲問題的規模與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德國，甚至歐盟國家整體的能力範圍。如同克魯曼所指出『歐洲貨幣聯盟是一個命中註定的錯誤』，缺乏統一的財政與政治主權的事實，使得歐元區處理自身問題的能力遠遜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期待歐元區自我痊癒的機會實在渺茫。二次大戰後歐洲國家能如此迅速復甦的主要原因，是有一個兼具實力與使命感的超級強權—美國以驚人的規模與執行力實施馬歇爾計劃，而現在的世界情勢不存在這樣的超級強權，今日的歐洲各國也不可能無條件接受單一國家的擺佈。在全球經濟活動如此緊密結合的時代，歐洲的問題早已成為全球的問題，任何具規模的經濟體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藉由Ｇ20與ＩＭＦ等國際機構，以更大膽的注入資源與擴大事權，合力調整全球的經濟與金融秩序。

在全球金融快速連動的今天，台灣應該引以為鑑，保有良好的財政狀況與健全的金融體制，同時維持低失業率及控制通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