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土地正義 沒有政治民主

愈先進的國家，愈少動用土地徵收，而且與民溝通的時間非常長，日本成田機場光是溝通就花了25年。或許有人會說，那大家都反對行政效率將不彰，但民主的可貴就是人民有權保有自己的生命財產權，否則就回到戒嚴就好了。

在台灣土地徵收效率奇高，一邊環評一邊就在土地徵收，中科四期二林園區2009年4月開始環評、區委會審查，11月完成，12月就動土。總統馬英九開心拿鏟子動工，阿公阿嬤冒著雨在場外哭喊救命，總統對他們一句話都沒有。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強調，土地徵收要符合下列前提要件：公共利益、必要性、最後不得已手段、合理的補償。而且他強調這四個要件缺一不可，而且是要走完前面三個程序，人民同意了才能討論補償金。

應符合「公共利益」前提

徐世榮表示，土地徵收條例雖要求要有公共利益的前提，但何謂公共利益卻由官方片面解釋，政府常要求人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人民反對，又醜化是因為徵收價格太低才不願被徵收。

他表示，公共利益是一個抽象、不確定性的名詞，應透過嚴謹的行政程序來體現，要公開、公平讓權利相關人參與，並資訊充分提供，讓政府與相關民眾共同形塑及定義。而不應由少數專家決定，也不是由所謂科學知識來裁定。

農村陣線去年提出土地徵收條例民間版，就要求土地徵收應舉行聽證會，而且要提公共利益的評估表供檢視。如果未來內政部修法沒有納入這個建議，徐世榮說：「我不認為台灣真正實施民主政治」。

應符合「必要性」前提

所謂必要性就是不得不用到這塊地的意思，去年內政部審查後龍科技園區案，委員要求苗栗縣政府應說明非用地不可的原因。因為依統計苗栗縣工業區閒置許多，徐世榮強調，當還有工業區土地閒置，就不能剝奪人民財產權。

他發現政府給企業的容積率都比量體大，為何工廠都蓋很低？因為只要不蓋高就可以畫更多土地進來，而這完全不符合必要性原則。工業局往往強調工業區的地都租出去了，但應進一步交代，租出去是否真的設廠？蓋多高？

應符合「最後不得已手段」前提

政府要地有很多方法，最後不得已才動用徵收手段。徐世榮舉例，德國開到市價五倍之多跟地主協商，但地主還是不賣地，整個道路計畫可能取消。而台灣卻是反過來，把土地徵收視為最優先、且唯一的手段。

應符合「合理的補償」前提

補償是最後的要件，走完前頭三個程序才來談價格。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但現在所謂的協議價購，卻是政府發個文或舉辦個說明會，會後即使民眾表達不同意，政府則片面指協議價購不成，只要寄個通知給地主就算通知協商破局。

徐世榮強調，這是一個假的協議價購，真的要協議的話，要一個一個去談。現在則是叫大家來開會，還辦摸彩，用意是要取得出席人數簽名。

而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已定了土地徵收價格或抵價地的計算方式，徐世榮說：「政府協議時已知道底價，還有什麼協議可言？」而現行補償方式只有相對補償，不是完全補償(市價)，民眾強烈感受到財產的被剝奪感。

土地徵收的程序不正義

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徐世榮說，這條是假程序，例如後龍科技園區要地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苗栗縣政府，又自己辦公聽會，球員兼裁判。

土地徵收條例15條：「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審議土地徵收案件」。但徐世榮質疑，內政部的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從未公開。而這個條例指出，地徵收的權限在中央、不在地方，但現在卻都由地方政府徵收。

土地是我們的家

土地是資產、環境生態，更是我們的家、有不可分離的感情、以及主觀認同的空間，不是只有價格。徐世榮要求，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時，要考慮人與土地的聯結、感情，而不是只看重經濟面向。

徐世榮以自己的外祖父為例，每天早起燒香、喝茶、吃早點後，一定要戴者斗笠、拿起鋤頭到田裏走一走，如果一天不做就不爽快。

專家決定的窄化

但徐世榮觀察，政府往往創造一些制度或迷思以排除權力弱勢者，把問題窄化到科技、經濟決定，而且由專家決定就好，因為專家最容易掌控，而這就是土地不正義的根源。

他強調現代社會是個「風險社會」，我們根本無法完全及精準預測未來的風險，前年內政部中科四期審查時，就有一位彰化高中老師說：「你們這些委員憑什麼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死？」

「最小抵抗原則」的不正義

為了減少土地徵收的阻力，政府多半採取「最小抵抗原則」，農村窮得只剩老人和土地，所以多數設施都選在弱勢地區，這是典型的環境不正義。

還有，相較於都市土地，農地變更的阻力較小，尤其是國家的地，這也是科學園區選擇台糖用地最主要的原因。良田都變成工業區，而較偏僻的農地就常見被棄置或旁邊被堆置廢棄物。

在糧食不穩定的現在，台灣的農地卻逐漸消失與劣質化，糧食自給率的問題難道只像農委會官員說的，每人多吃一口飯就能解決的嗎？

重塑公民社會的公共價值

徐世榮認為，土地徵收是政治問題，要用政治來解決。而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大家願意站出來表達不一樣的價值觀、創造不一樣的公共價值，同時設計一個不同於政府的制度。他再次強調，公共政策絕不是由專家制定，而應由全民形塑。

公民社會一定要聯盟，力量才能展現。一如各地農民發起的：「一方有難、八方來助」。徐世榮說，「如果政府總是跟資本家站在一起，我們就要創造不一樣的公共價值，然後在這個價值下來創造不一樣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