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水災與治水工程

台大土木系李鴻源教授指出，莫拉克颱風不會是讓國家防災機制全面啟動的第一個颱風，以國際級的國家防災應變能力而言，台灣欠缺長期以來的國土監測、災難預警預防、事故發生的緊急應變措施網絡、災後重建的社會心理輔導與民生支援；而這些需要長期耕耘與寂寞相伴的第一線工作性質，在世俗眼光下難以被看見與鼓勵。莫拉克不會是最後一個莫拉克，我們只是在向苟延殘喘的虛擬安全提款。

李鴻源教授無奈苦笑說：「毎當國家重大災難發生我只要拿出歷年的數據圖表、政府應變成果與災後檢討，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這只是不斷地惡性循環，自然災害導致人財損失，再引發民心媒體砲轟，緊接著會有一批論述與評論出現告訴大眾與政府應該如何如何…，很可惜地，類似情節年年上演，台灣永遠學不乖，不論是政府、NGO/NPO團體、法律制度與民眾心態思考邏輯都應該再教育與再調整。』」

1996年起台灣極端氣候成常態，面對災害該上緊發條

根據李鴻源教授長期收蒐集台灣氣候、水文、土石相關資料顯示：歷年襲擊台灣之颱風有暴雨集中與颱風數增多傾向。台灣年均有4-4.5個颱風，但莫拉克僅是今年第一個登陸颱風，李教授憂慮很難想像國土是否承受得起下一次風災？

而八八水災重災區的養殖業區，更完全突顯風災肆虐加總地盤下陷3-12CM不等的低窪地區、年抽61噸地下水的浩劫。山區地帶則因土石流、堙塞湖崩塌造成道路橋樑中斷與水患。這些災難在1980年代即以出預示警告，但救災、防災與重建在當時只是「少數專家說的語言」，並未獲得注意。

李鴻源教授說明：「台灣的自然治理總是放在『治理自然』而不是『治理人』，但人類行為聚沙成塔地轉化為吞噬我們生活的巨獸來源。想要去『治理自然』、『治理土地』、『治理山川』是狂妄的想法，真正該治理的其實是『人的思維』」

李鴻源教授說就像土石流與沖積扇是相輔相成，草嶺湖本身蓄水就如一小型水壩般豐沛。台灣國土體質已經是先天不良、後天又失調，未來面對災害該上緊發條。不只是自然災害，包括人為災害。而災害系統的重要性應該等同於國防軍事，我們的災害系統機制永遠只是任務性的、臨時性的，放眼國際間其他國家災害系統規劃之縝密與長期經驗累積更是讓多災多難的台灣島感到汗顏！

防災體制不是家家酒，根本在於跨部會整合

李鴻源教授談及嚴謹的防災體制，以國外而言必定有救災總署坐鎮指揮，諸如：災害即時資訊蒐集（包含地形、河川、土石、建築物）及各式災害分析、軍事演練、災害情境模擬…等即時資訊，救災不是憑著一股勇氣和大軍揮進就可以效率達成的。

防災總署必須掌握精確行政、數據、救災人數需求….等等，救災絕對是件不容小覷之事。如果只是「便宜行事」地因應成立「防災署」，這種看似名號端正，實際上漏洞百出的機制不如不要！

此次八八風災所造成之土地傷痛，從航照圖看高屏溪流域共有1490餘個崩塌點，崩塌面積高達6000公頃，如何減少二次災害，也關乎未來重建考量。

再者，同時從這些既有的圖層（諸如：淹水潛勢圖）觀看，套疊上土地利用、都市計劃圖層來討論，就可以發現哪些地方適合居住、重建與否？只是在開發、居住、建設的當下，卻從來沒有將此兩套模式系統討疊規劃以期尋求「一種相對的安全」。我們的跨部會整合永遠只是口號空談，於此次災變反應上更加一覽無遺。

李鴻源教授再次呼籲：國土規劃與重建、防災教育與救災技能都需要再教育。根據李鴻源教授說明過去水利署重建、整治、預算及計劃，如果有確實執行足以改善水利環境，但就是因為跨部會不但無法整合，反而淪為政治操作，將民眾生活中難以察覺的水利工程改善淪化為消耗預算，轉換成簡單不過但立即性的成果：公園路燈增設、水溝建設、甚至是蓋蓋幾座涼亭了事！政治過程的黑盒子抹暗了土地與人民應有的基礎安全，卻沒有人敢站出來說話。

台灣島所面臨極端氣候變遷與國土規劃和民眾生活，在未來至少200年內都深深地影響我們，同時也是在此世代必須預先準備之功課。工程手段固然是作為治水之基礎，但更需要「非工程思維導向的人治」與國土復育規劃。

台灣面臨嚴重環境考驗，轉換國土規劃思維

小小台灣島暖化速度是世界平均值之兩倍、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出世界平均值之三倍，而南台灣之都高雄更高達十一倍！治水根本最終極還是在於「節能減碳」，整體國土環境的改善，治水只是一小部分，農業、漁業、社會參與、國土計劃…等範疇都必須納入考量。

面臨嚴峻環境變遷，我們的國土監測系統機制根本尚未完備。台北市目前有洪水預報提前六小時之能力，同時也能知道水位高度。但離開淡水河流域這樣的機制幾乎是沒有。以致政府與公民對國土的了解資訊貧乏，國土監測系統同時也是一項得不到掌聲的工作，許多地方政府心態寧願將預算化作硬體工程「拚業績」。

1980年代發展國土監測系統至今，我們的資訊累積依舊不足。例如：高屏溪流域整治即關乎沿岸800多萬人之生計，國土規劃顯然必須將土地承載力與產業生態考量進去。加以台灣都市人口密集，鄉村逐漸都市化、行政區域劃分與北中南東離島和原住民…等層次，防災議題顯得更形重要。

舉台灣高山農業為例，農業上山在山頭形成縫縫補補的補丁地貌，敏感區的無管制開發、水庫淤積，某部分也是肇因於政府討好民眾地開放。國土規劃治理在於「對話」，與土地上的公民對話、與在地文化對話、與地方政府和地方組織對話，可以談論規劃治理中的可讓步與不可讓步之比例。讓政策辯論的空間擴大，而不是只有色彩，沒有是非。

例如：嘉義地區地層下陷議題，每年以12CM的速度下陷，抽取60億噸之地下水相當於150座水庫之水量。漁民在災害中算計之損失，即便帳面收入驚人，但扣除各項成本及災害損失，破產漁民在所多有。

李鴻源教授提出自己過去為嘉義養殖地區提出之計劃，幾個重點著重在與漁民開啟規劃對話、輔導在地人口生態休閒產業轉型、進行滯洪池規劃維護微氣候狀態。治水不是在斷人生路，同時要了解在地生產生態困境，將觀光發展與生計生態結合，進而找出多數認同之方案。

誠如先前所提跨部會整合之重要性，當一條流域動輒跨及四、五個部會、十個以上二級署局管轄，就能了解治水實在需要政府組織的再造創新！

李鴻源教授說國土計劃是「國王的新衣」，我們的耐災能力也相對疲弱。土地管制失靈、開發變得難以控制。「宜蘭桃園化」隨著優美農舍雨後春筍般生成，成了地景地貌上難以扭轉的痛。不論是國土規劃或水域治理，都不能只押注在硬體工程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是要去「治理」不是「管理」。

再度重聲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水平發展、教育的普及化實在沒理由在環境治理面向上有如此差勁表現，知識分子不應再沉默以對，公民亦同。從社會價值觀、法令規章修訂到實際行動方案，面對環境變遷從來就不只是「等待答案」，台灣島上環境問題層不出窮，我們永遠是在解決「昨天」的問題，更遑論處理「今天」和「明天」的危機。

從現在起，環境治理思維轉化，「創意」、「行動」、「參與」是另一個可能的開始！

治水政策，似乎應該從「治理自然」轉往為「治理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