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克風災三周年 從黃河看台灣治水

台灣關心流域治理與水資源的環保團體8月1日至10日間，應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的邀請，到中國黃河中上游進行水資源議題考察；這次考察的目的，是希望兩岸在ECFA等貿易往來之餘，民間也能多考慮兩岸經濟發展背後所犧牲的環境價值。環團走訪期間適值莫拉克風災三周年、又逢蘇拉颱風和海葵颱風肆虐，此時他們已考察了距離黃河源頭不遠的甘南藏族自治區瑪曲，以及河南境內沿著洛三門峽、洛陽、小浪底、鄭州、會盟、桃花峪等中游河段的溼地和人工攔河設施。

看到黃河幾千來年不斷改道、築堤、潰壩、洪災，到如今因河堤圍堵，河砂持續在河床墊高到高出平原海拔高度，黃河成了「懸河」的現況；以及上游牧民和水土的關係如何因著決策著由上而下的管制方式而改變，請讀者來聽聽這些水資源關懷人士怎麼說：

過度強調「快速重建」  失去學習機會

高雄市綠色協會魯台營：莫拉克風災經驗顯示，土石不段崩塌和河床不斷墊高，在高屏溪水系對人們已是重危機，這危機以後會不會在濁水溪或北部水系發生？慈濟大愛村永久屋的爭議，是不是缺乏由下而上的參與？還有越域引水的爭議，是不是我們對環境的理解還不夠？如果沒此學習經驗，非常可惜。

災後重建最大的敗筆，就是以為很快做重建就是進步，如果我們在這次災害當中沒有比較正面的學習，都是因為有這個心結。

我相信災害還會再來，在這次災害的學習之後，我們是不是可以學到由下而上的機制？NGO是否可以倡議不要那麼急，寧可穩定下來，停下來？

我常說，「不是災害治理，而是在災害中學習治理，我們真正做的是好好的檢討，政府要好好為以後對災難的準備，得到真正好的經驗。」

從水的觀點來看，從事水利或治水的人員，「應該從這次災害發現原來不知道的地方，但他們還是用原來的方式來做。」例如在高屏交界一處兩公里方圓的基地，水利單位往岩盤以下打18公尺，花20億建了超級大埤塘，只是保全兩三百戶而已，號稱可防止100年甚至150年一遇的洪水頻率，但水利署長卻又公開表示，如果大雨來了，不敢保證不淹水，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我發現很多工程，都會把責任推給氣候變遷，真的是誰都不敢保證嗎？」

紐奧良大洪水後，美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如何整體避災，「我們馬總統剛上任時雖有說要考慮避災，但還是做得不夠，一直在抗災，在這樣的矛盾下，我們跟子孫借的錢的花掉了。」

根據河川演育專家的說法，全世界單位面積輸砂量最高的兩條溪流，是陳有蘭溪（濁水溪上游）和荖濃溪（高屏溪上游），黃河也是單位輸沙量很大的河川，也跟我們依樣，主要都用人工的方法，表面上是順應自然，但還是太多人工，這是人的想法太天真了。

兩岸應該都要做更多反省，對待輸砂量這麼大的河川，蓋堰壩的考慮應該怎調整。我多次和兩岸民間交流發現，中國很民間人士也在做這樣的反省，甚至還有部分官方支持拆壩、恢復自然河川的思考。在這樣的情況下回頭看台灣的水利部門，他們是否應該有更多元的方式和考量，值得深省

例如，台灣很多水利工程單位去看「小浪底排水調沙樞紐工程」如何排砂，我很擔心，這只是去學到人家已經有隱憂的東西。

由上而下單方面決策  破壞原住民與水土互動的傳統智慧

台灣原住民政策協會拔尚（蕭世暉）：台灣的地質條件等各方面狀況，其實是比黃河更嚴重，但因為黃河長期就有旱澇危害，國家很明顯重視和投入，但台灣沒感受到我們的壓力其實更嚴重，我認為，台灣的備災和防災還有待加強。

不過，中國決策者的關注還是「中原觀點」，是國家由上而下的處裡模式，比較沒有落實到在地跟社區，甚至一些社區，他們傳統和河川的關係，往往因而犧牲掉了。

台灣和中國比起來，因為規模比較小，應該是更能夠做到在地參與和治理，但現在看來並沒有，並沒有關注到在地人民在治理過程中主動的位置。

所以像莫拉克風災這樣的災害發生了，就把住在環境敏感地區的人當作治理的對象；或在復育計畫中，要把原住民從森林、從水土敏感區域中遷出；卻沒有注意到長期來原住民和這個地方存在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關係所來函有的防災、備災功能。

我們應該讓水土災害的因應更為在地化，我們必須更了解台灣的特色，更努力結合在地人民、以及在地的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和在地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再用國土規劃這樣大空泛的角度來處理問題，站在非常抽象的治理立場。

以高屏溪流域來講、荖濃溪、楠梓仙溪這兩條流域所包括的治理，我們還是只著重在計算如何防堵水土，而不是從原住民和在地互動的關係來考量。

從甘肅瑪曲藏族牧民的經驗來看，也是類似這樣的情形。政府以從上而下的觀點來規劃「包產到戶」，讓每個牧區「定牧化」，打破了他們幾千年來逐水草而居、與在地水土狀況的互動而具備的在地知識。

我曾詢問甘南瑪曲縣道爾加社五隊隊長阿旺，「包產到戶時事後，產量有比較好嗎？他想了很久，似乎不太能肯定。」

只想防堵  黃河才有毛病

中國在1961年建成三門峽水壩，當時號稱是為了解決黃河氾濫的問題，但從規劃時期到現在，一直有反對的聲浪，尤其已水壩上游的陝西省渭河流域，以建壩之後渭河河床不斷墊高，造成河水倒灌風險增大的疑慮，反對最力；形成河南省看似少了氾濫危機，卻犧牲了陝西省的長久爭論。

不過，長期看來，只想依賴築壩築堤來解決河水氾濫隱患的想法，已經受到很多批判，這和台灣工程至上的水患治理思維受到批評的情形相當相似。

自然之友河南小組崔晟帶著考察團參訪三門峽時，對黃河不斷修壩攔河非常有意見，他指著三門峽展示廊上的黃河水系圖，激動的說著，「他本來就有毛病了，你現在又只有修壩，他才有毛病呢。這直觀上就能看出來吧，黃河到這（三門峽以東）就剩個河道…河堤在這…他沒有支流了，沒有辦法調節了，他只有崩潰，只有一次次的崩潰、崩潰、崩潰…我們今天怎麼辦？」

「我們今天能怎麼辦？」或許答案就在魯台營和拔尚長期倡導的公民治理和在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