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研中心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嚴震生 — 2013年04月09日
國研中心一甲子，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一九五三年四月，個人服務的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研中心，但外界習慣稱之為國關中心）正式成立。九○年代中期以前，它是政府重要的智庫，近年來的工作不再侷限於政策建言，更多的時間在於從事學術的理論和辯證，現在已是國際著名的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機構。在它成立一甲子之際，它的智庫角色和政策研究功能是否式微，值得深思，這也是為何國研中心將以《介於權力和知識間：轉型中的智庫》為本月十一、十二日舉行的六十周年研討會之主題。
它成立之時，事實上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研究室，但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國研會）的名義對外，在政府內部的代號為「遠廬」，因此具有雙重身分，以學術活動名義協助蒐集並分析中共、蘇聯及國際冷戰發展的情報，直接向資料組的主任—蔣經國先生報告，因此也成為他所倚重的國安情報研析幕僚單位。
隨後政府改組，資料組研究室改編為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民國四十七年，為了方便對外的學術聯繫，政策研究室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義，向內政府登記註冊為人民團體。民國五十年國研會改組為私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研所），並轉向教育部登記為教育研究機構。
國研所在民國六十四年由忠孝東路遷到政大校園現址，更名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為政大的一個自治機構，因預算與人事仍由總統府直接負責。在台灣解嚴及民主化後，國研中心於民國八十五年脫離與政府、政黨及國安局的從屬單位，併入政大，成為一個校級的實體研究單位，由政府智庫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
在成為學術研究機構之前，政府對於國研中心的政策研究極為重視，經常諮詢，歷屆的國研中心主任都有從政經驗。杭立武曾擔任教育部長和駐泰國及菲律賓大使；吳俊才是印度史專家，歷任黨政要職；蔡維屏是傑出的外交官，歷任外交部次長和駐美代表；張京育先後擔任新聞局長和陸委會主委，邵玉銘曾擔任新聞局長和國民黨副秘書長，林碧炤則是卸任後轉往國安會和總統府擔任副秘書長。由於大部分行政主管對政府較為熟悉，因此比較能掌握政府的需要，在威權時代指派及協調中心人員的政策研究，甚至主動提供建言。
從智庫轉型為學術機構後，學術期刊論文取代政策研究和建言，成為研究人員是否能夠升等和續聘的指標。深厚的學理基礎有助於政策研究，而實務的考量，也可檢驗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遺憾的是，在全台灣高等教育唯「i」是瞻的情況下，政策研究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主管要求的是滿足學術評量的成效，而不是協調或整合政策的研究。個別研究人員不時仍會提出政策建言，但它缺乏過去的整體感和全面性。由於政策研究完全不屬於升等或是學術評量的一部分，因此中心主任也難要求同仁在這方面投入時間，當然也影響到智庫角色的扮演。
幾個月前，和韓國的一些學者接觸，他們深信韓國最近十多年來整體表現超越台灣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智庫角色的充分發揮及政策研究的落實，讓政府可以有全面性的思維，並且每個重要的政府單位都有能夠作政策規畫的智庫，讓它們的政策推出時，就掌握到該有的資訊和作判斷所需要的沙盤推演。國研中心未來不僅要在學術和政策研究中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帶領國內政策研究的質量，讓政府重視這個領域對其政策考量和制訂的關鍵角色。
（作者為政大國研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