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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中心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嚴震生
幾個月前,和韓國的一些學者接觸,他們深信韓國最近十多年來整體表現超越台灣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智庫角色的充分發揮及政策研究的落實,讓政府可以有全面性的思維,並且每個重要的政府單位都有能夠作政策規畫的智庫,讓它們的政策推出時,就掌握到該有的資訊和作判斷所需要的沙盤推演。國研中心未來不僅要在學術和政策研究中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帶領國內政策研究的質量,讓政府重視這個領域對其政策考量和制訂的關鍵角色。

 

國研中心一甲子,政策研究何去何從?

一九五三年四月,個人服務的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研中心,但外界習慣稱之為國關中心)正式成立。九○年代中期以前,它是政府重要的智庫,近年來的工作不再侷限於政策建言,更多的時間在於從事學術的理論和辯證,現在已是國際著名的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機構。在它成立一甲子之際,它的智庫角色和政策研究功能是否式微,值得深思,這也是為何國研中心將以《介於權力和知識間:轉型中的智庫》為本月十一、十二日舉行的六十周年研討會之主題。

它成立之時,事實上是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研究室,但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國研會)的名義對外,在政府內部的代號為「遠廬」,因此具有雙重身分,以學術活動名義協助蒐集並分析中共、蘇聯及國際冷戰發展的情報,直接向資料組的主任—蔣經國先生報告,因此也成為他所倚重的國安情報研析幕僚單位。

隨後政府改組,資料組研究室改編為國家安全局政策研究室。民國四十七年,為了方便對外的學術聯繫,政策研究室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義,向內政府登記註冊為人民團體。民國五十年國研會改組為私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研所),並轉向教育部登記為教育研究機構。

國研所在民國六十四年由忠孝東路遷到政大校園現址,更名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為政大的一個自治機構,因預算與人事仍由總統府直接負責。在台灣解嚴及民主化後,國研中心於民國八十五年脫離與政府、政黨及國安局的從屬單位,併入政大,成為一個校級的實體研究單位,由政府智庫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

在成為學術研究機構之前,政府對於國研中心的政策研究極為重視,經常諮詢,歷屆的國研中心主任都有從政經驗。杭立武曾擔任教育部長和駐泰國及菲律賓大使;吳俊才是印度史專家,歷任黨政要職;蔡維屏是傑出的外交官,歷任外交部次長和駐美代表;張京育先後擔任新聞局長和陸委會主委,邵玉銘曾擔任新聞局長和國民黨副秘書長,林碧炤則是卸任後轉往國安會和總統府擔任副秘書長。由於大部分行政主管對政府較為熟悉,因此比較能掌握政府的需要,在威權時代指派及協調中心人員的政策研究,甚至主動提供建言。

從智庫轉型為學術機構後,學術期刊論文取代政策研究和建言,成為研究人員是否能夠升等和續聘的指標。深厚的學理基礎有助於政策研究,而實務的考量,也可檢驗學術研究的應用價值。遺憾的是,在全台灣高等教育唯「i」是瞻的情況下,政策研究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主管要求的是滿足學術評量的成效,而不是協調或整合政策的研究。個別研究人員不時仍會提出政策建言,但它缺乏過去的整體感和全面性。由於政策研究完全不屬於升等或是學術評量的一部分,因此中心主任也難要求同仁在這方面投入時間,當然也影響到智庫角色的扮演。

幾個月前,和韓國的一些學者接觸,他們深信韓國最近十多年來整體表現超越台灣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智庫角色的充分發揮及政策研究的落實,讓政府可以有全面性的思維,並且每個重要的政府單位都有能夠作政策規畫的智庫,讓它們的政策推出時,就掌握到該有的資訊和作判斷所需要的沙盤推演。國研中心未來不僅要在學術和政策研究中找到平衡,更重要的是帶領國內政策研究的質量,讓政府重視這個領域對其政策考量和制訂的關鍵角色。

 

(作者為政大國研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引用來源: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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