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
二次大戰後，拉美經濟學家提出結構主義，強調結構變化的重要，建議政府透過干預來糾正市場失靈；許多開發中國家以政府主導工業化進程、直接配置資源進行投資，結果卻失敗了，因為其目標產業不符合國家的比較優勢。這一派的論點為「舊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強調遵循比較優勢的開發中國家，擁有最佳機會獲得競爭力，可成功提升其稟賦結構，利用潛在後發優勢維持產業升級，增加國民收入。
「新結構經濟學」強調要素稟賦，包括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在全球化浪潮下，為何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生產出更便宜的產品？答案在於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要素稟賦，一般而言，低收入國家在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上有稟賦優勢，而高收入國家在資本上具有稟賦優勢。（謝錦芳）
世界銀行前副行長、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暢談完成最新著作的心路歷程，同時針對台灣經濟低迷提出剴切建言。他建議政府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發揮因勢利導作用，企業加強開拓大陸市場，讓台灣擺脫薪資停滯的困境。
擔任世銀副行長期間，林毅夫不斷思索如何協助貧窮國家趕上富裕國家，為繁榮經濟擘劃一套具體可行策略，去年六月底卸任後，陸續完成《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等英文著作，繁體中文版近日由時報文化出版。
以下為訪談紀要：
新結構經濟學 為窮國謀翻身
問：卸下世銀副行長職務後，您一口氣完成《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等多本著作，你希望讀者從中學到什麼？
答：如何協助一個國家從貧窮邁向富裕，一直是我多年來的思考。《新結構經濟學》主要探討傳統農業經濟轉變為現代經濟的過程中，其背後的決定因素；為何有些國家經濟蓬勃發展，有些國家卻逐步衰退，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為何。
二○○七年，我赴倫敦劍橋大學擔任馬歇爾講座，當時已提出一個初步理論架構，但還沒有命名。二○○八年六月赴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有很多機會訪問開發中國家，並且與歐美頂尖經濟學家交流，加深了我的理論架構，一年後正式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名稱。
《新結構經濟學》以理論的形成、發展與實踐為主，適合對經濟學有興趣的研究者或學生參考，書中有三位知名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約瑟夫．迪格利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經濟教授安妮．克魯格、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等人提出評論，我分別予以回應。《繁榮的求索》以通俗易懂的筆法，把新結構經濟學的精神與意旨，透過各國的發展經驗加以分析，幫助政府決策官員或一般民眾深入了解。
加速產業升級 台灣當務之急
問：台灣經濟曾亮麗反彈，今年又陷入低迷，平均實質薪資倒退至十六年前，你能否從「新結構經濟學」觀點提出建言。
答：台灣的薪資成長停滯，顯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腳步太慢，應加速往「微笑曲線」兩端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有些低附加價值產業移出了，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沒有形成，於是陷入薪資成長停滯的陷阱。
韓國近年大幅超越台灣，因為韓國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有顯著成長，台灣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方面都太慢了。所謂產業轉移，是利用海外較低生產成本，創造第二春，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了，競爭力相對提高了。
其次，台灣把低附加價值產業移轉出去，可創造產業升級的條件，新機器設備可以在台灣生產。目前許多台商在大陸設廠，中間原材料和機器設備都從台灣進口，創造新的需求。因此，加速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是台灣擺脫經濟低迷的當務之急。
發展比較優勢 所得增長最快
問：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後，台灣服務業者感到威脅，引發不小反彈聲浪，你怎麼看？
答：這是台灣產業進一步升級的絕佳機會。在後工業化時代，服務業比重會越來越高，從金融、研發、法律等各層面都扮演重要角色，台灣製造業到大陸投資，同時需要相關金融、法律服務，「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台灣的服務業打開大陸市場，他們可以同時為台商與大陸廠商服務。
問：各國追求經濟成長時，主要以ＧＤＰ為指標，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利茲批評這項指標不完整，必須加以改良，台灣打算建立「幸福指數」，你的看法？
答：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一個國家依比較優勢發展，所得增長最快，創造最多就業機會，工資也會增加最快，與此同時，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收入水平提高之後，進一步注重生活品質，縮小貧富差距。新結構經濟學最終目標是提升民眾的幸福，此與建立「幸福指數」的目標是一致的。
中國時報【謝錦芳╱專訪】
儘管近期國際機構紛紛調降中國經濟成長預測，擔任大陸政協常委的林毅夫依然認為，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可以保持八％以上，到了二○二○年，人均所得可翻一番，前提是中國必須發展比較優勢，政府扮演因勢利導的角色。
林毅夫相信，中國積極運用後發優勢，可以保持超越已開發國家經濟增長速度。
過去卅三年來，中國經濟平均成長率達九％以上，未來中國是否還能維持如此高成長，許多人持保留態度。
世界銀行發表「中國二○三○報告」時指出，中國如果沒有積極改善政府干預、社會不平等、法治薄弱、環境汙染等問題，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先前高增長模式是無法持續的。
世銀同時預測，到了二○二一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腰斬為五．九％，二○二六年降至五％。
對此，林毅夫表示，從東亞經濟發展模式來看，中國若能掌握後發優勢，有潛力比已開發國家成長快數倍。他舉一九五一年的日本，一九六八年的新加坡，一九七五年的台灣，一九七七年的韓國，這四個經濟體維持了長達二十年的高成長，當年她們人均所得相當美國的廿一％，而中國二○○八年人均所得正好是這樣的水平，如果政府能發揮因勢利導作用，排除發展瓶頸，他相信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增長是樂觀的。
由於大量舉債投資，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成為一大隱憂，國際信評公司陸續調降中國的債信評等。不過，林毅夫認為，這些地方政府債務因有抵押資產，且大陸未開放資本帳戶，並擁有全球最高的外匯儲備，不致於引發類似歐債或亞洲金融風暴等系統性危機。
對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後推出的「安倍三箭」，林毅夫持保留態度。他表示，安倍經濟學主要靠央行擴大印鈔票，同時讓日幣大幅貶值，但日本利率已趨近於零，日本商品貿易部門主要與歐美競爭，日幣貶值能創造的空間相當有限。他認為，日本最大問題是產業升級，日本的金融、零售等服務業效率差，必須大幅改革，但目前尚未看到這方面的努力。
中國時報【謝錦芳╱專訪】
台、韓競爭激烈，韓國在面板、手機等產業均略勝一籌，台灣如何突圍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指出，韓國政府與企業積極耕耘大陸市場，不僅成立基金與北京大學合作舉行國際論壇，現代汽車、三星電子在西安建立生產基地，三星集團更考慮把總部移往大陸，相形之下，台灣應該加把勁，加強開拓大陸市場。
林毅夫指出，二次大戰後，只有二個經濟體從低收入進步到中等收入，現在是高收入國家，剛好一個是他的出生地台灣，一個是韓國，兩者都發展出符合比較優勢的經濟。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林毅夫指出，台灣與韓國最初均發展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的產業，符合其比較優勢，在推動市場經濟之際，政府均扮演重要角色，結果企業競爭力提升，累積大量盈餘，因此創造了東亞經濟奇蹟。
台灣的人均收入早期大幅領先韓國，二○○四年後逐步被韓國超越。林毅夫指出，韓國政府促進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方面採取主動積極態度，並調整策略使韓國進入與潛在比較優勢相符的產業。例如，汽車領域，韓國早期集中於進口零件組裝，屬於勞力密集；電子產品方面，韓國早期發展家用電器如電視、冰箱與洗衣機，隨後移轉到儲存晶片。經歷半世紀成長，韓國成功地升級到汽車製造與半導體等產業。你能想像，韓國早期人均收入曾低於埃及、塞內加爾嗎？
林毅夫說，台商赴大陸投資比韓商來得早，但後來台灣在政策上採取「戒急用忍」保守策略，影響台商西進的腳步。以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移轉大陸為例，當時政策上遲遲未核准，實際上阻礙了企業進行升級的速度。
台灣應如何加速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腳步呢？他指出，可以參考要素稟賦相同且人均收入高一至二倍的國家，例如某些產業在某些國家成功發展，表示這些產業符合該國的要素稟賦，究竟是那些產業符合自己的比較優勢，政府研發單位下功夫研究，「他國的夕陽產業，可能是我國的朝陽產業。」
對於新結構經濟學的實踐，林毅夫提出實用指南「二軌六步法」，包括選擇正確目標、排除產業升級障礙、吸引全球投資者、獎勵技術創新、創設工業園區、提供產業先行者足夠誘因補助等。這些方法許多是他早年在台灣向企業前輩請教的心得。
延伸閱讀：英國《金融時報》“林毅夫命題”關乎中國經濟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