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政治現實大環境下，台灣的聲音在這場中日島嶼主權爭議中，受到限囿，並不特別令人意外；沈呂巡的思惟辯才和對史料的深研，只會拉高這場辯論的程度，至少不會犯下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把1943的《開羅宣言》，誤植為1945年的失誤。但這整個事件中，真正令人想要思考的是，今年適逢中日甲午戰爭120年紀念，中國人或兩岸的外交傳承如今到底何在？
以少勝多以寡擊眾
從中國近代史實中，不難窺悉優秀的外交人員（辦洋務的）對國家民族的影響可深可大。有「清華之父」之稱的滿清駐美公使梁誠即是一例。1901年清政府在八國聯軍後，被迫簽訂《辛丑合約》求和，未參戰的美國竟也獲得7%賠款，梁誠駐美期間聽到美國外交部長無意間說出「賠款過多」的話，於是和美國政府交涉退還過多的賠款，並在1907年面見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提出退款要求，獲得應允。而目睹國家殘破落後的梁誠，擔心退款會被國內貪官汙吏中飽私囊，上奏朝廷建議退款只能用於「設學遊學」之用。
清政府運用這筆退款於1909年設立遊美學務處，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並於1911年設立清華留美預科學校，即現在北京的清華大學前身。梁誠也被喻為「清華之父」。梁誠的影響不僅於此，由於美國退了過多的賠款，歐洲的國家也「象徵性」跟進。在台灣有「科技之父」之稱的李國鼎，當年便是拿著「中英庚款公費」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荷蘭則用賠款在萊頓大學建立了歐洲最好的漢學研究中心。
另一個例子，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1949年於聯合國提出的「控蘇案」，在聯合國控訴蘇聯侵略，以致大陸淪陷，中共政權成立。經過3年奮鬥，聯合國1952年通過第「505號決議案」。這項決議案保住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未來20年的會籍。而當年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在會場上宣讀了2小時45分鐘的「控蘇案」文本，也成了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最長最有影響力的文件之一。
沈呂巡常以「控蘇案」僅由蔣廷黻帶領陳之邁、賴家球、盛岳、胡駿5名外交官，3年努力，保住中華民國20年聯合國席位為鑑指出，「外交官中有一、二優秀者，即可改變事情。」
從知識菁英到實務官僚，沈呂巡此言，莫非心有戚戚焉？過去十年，扣除返國擔任兩年餘外交政次，沈呂巡在歐洲的3個職務：駐日內瓦代表處處長、駐歐盟代表、駐英國代表，在在印證了以少勝多、以寡擊眾的外交精兵策略。
困境中不倒的傳統
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成為觀察員過程中，沈呂巡始終戰力十足，老實說，能夠在陳水扁政府下，立足火線前端，打這場廝殺戰的外交官，恐怕不多；歐盟期間，他全力推動歐盟對台免簽，倡議強化對歐洲議會工作，為後來歐盟給予台灣免簽優惠待遇奠下基礎；駐英國後，英商林克穎一案，台灣與英國簽署「關於林克穎引渡瞭解備忘錄」，開啟台英關係先例。
沉潛不是沈呂巡的個性，制怒是他要修習的課業。但如果中華民族的外交傳承是一股在最大的困境中仍不被擊倒的傳統，是精兵主義，沈的身影中倒見一二。
